中国在梁庄-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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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月十三到京，十四和红党在一饭馆小饮，颇多迷离。孰料上午的一时疏忽，让派出所的先生们给请到了公安，旋于下午送至昌平收容所。

昌平收容所距北京约有四五十里的路程，面积约有一万多平方米，四周全是高墙，高墙之上更有电网横于其上，给这个乳白色的建筑群平添了几分不协调的威严。而收容所中间男号与女号之间的高高的岗楼，更证明了无产阶级的“专政性”，一种威压不由自主地从你的内心涌起，使你连出气儿都有点儿小心翼翼。

一路公安押送，煞是庄重。一进收容所的二门，一个（〃文〃）小盲（〃人〃）流劈（〃书〃）胸给（〃屋〃）我一脚，正好踹在肝部，毫无防备的我疼得龇牙咧嘴，几乎气都上不来，我毫不思索地怒骂：“我操你妈，你想死呀！”那小盲流作势又要打，看我一副凶神恶煞的样子，便又骂了一句，接着就搜身，搜完身以后便如赶鸭子一样，放之于院内。

收容所共有两层楼，上层关的是一些上访告状的，或凶神恶煞的，下面一层关的是盲流及票贩子，以盲流居多。另有老弱病残的，专门安排在东头和西边的两个号子，吃饭的时候，病人优待，可以吃上白馒头或稀面条，而大多数盲流们便是排队吃饭。开饭的时候几个盲流提着棍子维持秩序。用的是坑坑洼洼的小铝盆，一拨人吃完以后，由几个专管收盆子的小盲流捡过去，涮也不涮，让下一拨人接着吃。拿到铝盆的人，用力一甩，将铝盒上面的剩菜甩掉，然后再去打菜。如此这般，直到三四百号人全吃完，打菜和分窝窝头的哑巴一摇三晃地推着饭车走了。于是，这顿饭也算是吃罢了。

中午十点多吃顿饭，既是早餐，又是午饭，下午四点多再吃一顿，一天也就算过去了。

天渐渐地暗了下来。几个值班的盲流拿着棍子将一群群人赶到号子内，一个挨一个紧侧着身子躺在冰冷的水泥地上，没有被子，甚至连点儿稻草也没有铺，满屋子塞得满满的，盲流们怀着各种各样的心情躺下去。不一会儿，便一个个都打起了鼾声，尽管天寒地冻，尽管嘴边啃着别人的脚丫子。

1994…4…14　星期四　晴

昏睡了两天，才从逃跑的惊慌中摆脱。

中午到小张那儿去。听小张说后面的土城公园在拍电影，遂同去。只见公园的西侧一群男男女女正在忙活，一个摄影机正高高地抬着镜头。走近一看，竟然有京城笑星梁天。小个，小鼻子，小眼睛，小四方脸，说话慢声细语，站在人群中，一副极其平常的模样。可一到拍戏的时候，这梁天却是一副不平常的模样。

目不转睛地看着梁天的一举一动，心中有个念头，应该拿个本子让梁天签个名字，也好过一会儿影迷的瘾！可看看自己的打扮，实在是没有这个勇气，只有深藏于心头。

1994…4…15　星期五　晴

昨天看欧阳山的《三家巷》，今天看张贤亮的《男人的一半是女人》。欧阳山的《三家巷》明显有《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的影子，特别是周炳、陈文婷以及周金的形象，而对周炳的描绘又有明显的唯美主义倾向。无意间看到一本浩然的《金光大道》，很乐观，但是，现在呢？什么金光大道，道路是越走越窄，在家，挨饿受穷；出门，被人瞧不起，我们这样的乡村青年走进一个死胡同了。

贤亮君的《男人的一半是女人》，现在看来完全是一种受病态心理支配而写出的作品，描写了一个病态的社会，这本书曾经因为对性的描写而引起非议，和贾平凹君的《废都》比起来，只能是大巫中的小巫了。

1994…4…17　星期日　睛

却上心头，无计。

如置身于一个真空的袋子内，与世隔绝。路上来来往往的人，都和自己素不相识。在这个城市里，我简直像一个蚂蚁，没有人关注，被随意践踏、蔑视。没有人知道你的存在，没有人知道你还有亲人，还是一个有着爱情、思念，有着悲欢离合的人！

这就是我的感受，一个离家别乡的打工者的感受。

明明有亲人，有朋友，有爱人，明明只有一天一夜的路程，却感觉是千里之遥，不仅仅是距离的遥远。今年再在北京干一年，以后无论如何再也不来这个鬼地方，过这种“非人”的生活。

菊秀：世界上最坏的东西就是理想

听说我从北京回来，在襄樊生活的菊秀兴奋得直叫，当天下午就带着儿子回来了。菊秀，我少年时代最好的朋友之一。我另外一个好朋友是霞子，我俩一同考上师范，她现在在镇上小学教书。我们三个大人、三个小孩都窝在霞子家，在地上打了个通铺。

80年代后期菊秀家人就离开了梁庄。她哥上完初中之后，到湖北襄樊的河南棚区讨生活，慢慢扎下根，把菊秀的父母、弟妹都接了过去。只有菊秀死活不走，那时，我们正在读初中，菊秀不想做生意，不想打工，她想考学，想过自己理想中的生活。菊秀就一个人在家里住。于是，菊秀的家成了我们聚会的地方。我们在她家写作业、聊天、写日记、闹别扭，说各种傻话。夏天的晚上，我们坐在院子里，看月亮，各自写文章，然后拿出来互相阅读；我们在河里洗澡，在河边散步，怀着少女柔软的心去欣赏沙滩、河水和草地。到了初三，冬天的时候，我们几个又去找校长，希望校长把学校的一个废旧仓库腾出来让我们住校，居然还真的成功了。菊秀那个时候发挥了她的执著性格，校长不答应就不走。我们三个挤在一张床上，为争我的小火炉，她和霞子还闹起了别扭。那时候，我可是她们最宠最爱的人。

在我和霞子都考上师范之后，菊秀又复读了两个初三，还是没有考上。在这期间，菊秀的父母一直催着她到襄樊去，因为做生意缺人手，而菊秀的学习，似乎也并没有希望考上什么学校。

我就是想过你这种生活，可就是过不成。我也常常反省自己，我的不成功多少与我的性格有关。我要是没恁傻，没恁单纯，就不会走到今天这一步。

你俩考上师范，我又上了两个初三，还是没考上，那几年艰难，我妈她们摆小摊供我，我不服气，我就想考上学，结果，还是不行。你知道家里有多怨我。下学之后，就到父母生活的地方。开始跟父母一起摆摊，非常不适应，总觉得还得有点理想。别的没啥学头，就开始学裁缝，想着将来当设计师，开大的服装店，也算是高雅的职业。

我和我妈说好，学上一年裁缝，不行就老老实实回来摆摊当小贩。我做学徒的那家裁缝店很远，每天来回要跑十来里地。师傅不断地给我们派活，做好多活，光做裤子，每天都要做二十条，我们两个徒弟比着做。最早夜里十二点才回去，一般都是一点钟。我一个人骑着自行车回家，每天上那个大坡是最难的。车子推不上去，推着推着睡着了，好多次都是如此，然后一惊醒过来了，咋还没到家？你想那有多困啊。日复一日，不管刮风下雨都是如此。有一天，就是走上坡的时候，不能骑，必须走，有个流氓过来捂我的嘴，我拼命拿脚蹬他，可能是蹬住他那部位，才松手逃跑。从那以后，我就想假若有个男孩，天天接送我，我一定嫁给他。那是我当时最真实的想法。

学了一年以后，师傅总是有所保留，我就偷偷学。另外一个姑娘学了一年半还没学会，我自己偷偷看，回家剪了两条裤子，还不错，也算出师了。就想着出来开门面店，一两百块钱都是东拼西凑，又跟我妈、我哥求情，让他们支援。我妈也没办法，其实那时我哥他们在开汤锅，屠宰场也已经能赚钱了，他们想让我也干。我说啥也不干，那种生活太庸俗，跟我心中的理想不一致。

我哥后来给了我六百块钱，拿着六百块钱我心里沉甸甸的。拿着钱买了缝纫机和边机，就去进布匹，边加工边进货。我先给亲戚们做，中间也有做错衣服的，有客户去吵，但那时候我都特别耐心，给人家解释。1990年学裁缝，1992年开始自己做衣服，1992年和1993年是最艰难的时候。家里看不赚钱，也不支持我。没有本钱，我就去贷款，认识一个女子，说是帮助贷款，后来又不借了。我特别苦恼，一个人喝了半斤酒，心里非常难受，想着啥时候能混出来。我这一辈子就喝了一次醉酒，觉得很无奈很无助。别人给我介绍男朋友，我都没有愿意。那时候只要有五千块钱，就可以另有一番天地，但就是没钱。

后来就碰到了老三，我家那口子，这是错中加错。咱们这号人，喜欢浪漫，老三那时候年轻，白白净净，也喜欢吹个笛子、看个书什么的，看着特别文气，我就很喜欢，开始和他谈恋爱。那时候还在做衣服，每天忙到半夜，但真是很开心。每天早晨还坚持锻炼，到坝上高歌。为这，我妈老是骂我。裁缝店一直没有扩展起来，再辛苦也挣不了多少钱。

襄樊橘子多，后来就跟着一些老乡进橘子，从当地联系，然后往全国各地拉，主要往开封、河北等地。那也是相当辛苦的，买的时候，当地老百姓容易把坏橘子混进去，去卖的时候一定要好东西，价格一直提不高，在这过程中，也很辛苦，再加上路上的辛苦，有时候一天吃一顿饭，把胃都饿坏了。但也没赚多少钱，有时候一车还赔两三万。拉了两三年橘子，也没赚多少钱。

从那时候开始对老三不满意，没有一点创业精神，不愿受苦，有事喊都喊不到前面来，死不出头，我哥他们给他安排个活儿也干不好。我俩总吵架，我哥就说我，这可是当初你选的，会拉会唱，会耍花枪，就是不会干活。其实，我心里也明白，老三就是不会和人抢，拉不下个脸，我也是一样，所以挣不来钱。可总得生活呀。

2000年左右，跟我哥一块到河北做砖厂，帮着找工人，在车站上用自己的方式打动人，让他跟着我走，要懂点心理，在几分钟内把对方说动，也是很不容易。在石家庄租一间小房子，每天必须出去，有时候刮好大风，还出去，在候车室、火车站出站口等。

我是想着帮助这些人，我们介绍的地方都是听说是好厂，能发下来工资才送的，但也挡不住厂家的坏。这中间非常艰难。每天早晨五点多起床，找那些打工的人，然后说动他们，云贵川的人比较多些。一切的开支都要从这些中介费中来，所以不可能不收费。中间公安局也抓我们，到处躲，还和其他中介争客源，打得头破血流，真不知道那日子是咋过来的。有时候，一个人坐在火车站，坐着坐着就想哭，我竭力追求好生活，最后咋成这样了？看一些报道，说民工在砖厂干活不给钱，还有被逼死的，我就很难受，好像那些人都是我送去的，是我把他们送到了火坑里。想着想着就走路连头都抬不起来。

这样做了三四年，我总想着这种生活不是长久之计。后来认识一个女的，也想做服装生意，我们就合伙开始做服装生意。2005年开始，也该倒霉，那会刚好服装生意开始走下坡路，我把在石家庄赚的钱又投了进去，没有足够的客户，生意做得不是很成功，就又不干了。

回到襄樊。我哥的生意做起来了，需要人，就让老三跟着他跑运输。你看，到最后，还得依靠我哥。

目前我家的情况是，还剩一个橘园，值四五万，别人欠的有三四万，就剩这么多。我开个茶馆，其实就是麻将馆，我每天烧茶不说，人凑不够手的时候，还要陪着打，还要垫钱，我现在也是老手了，一天不打都有点手痒。赚钱也难，打麻将的人都是熟人、亲戚，当时先不给，挣钱时再给你，也有最后不给你的。

现在想想，世界上最坏的东西就是理想，不是想保持这点理想，我能过得这么差？我能嫁给老三这样的窝囊废？要是嫁给我哥那样的人就好了。现在我最崇拜的人就是我哥，当初觉得我哥太粗暴，没文化，现在看，还是人家干起来了，不嫌脏不嫌累，啥事都敢担当。老三可不粗暴，没一点本事。但是，说到底，老三人也不错，比较平凡，属于保守形式，应该是上班那种类型，不敢冒险。我们俩之间的矛盾就是思想不对路，原来谈恋爱的时候还经常谈心，谈理想，现在，还谈啥，说不上三句话，就开始吵架。他也不沟通，我也觉得与他说话就好像对牛弹琴。

开裁缝店的时候还有理想，再苦再难，都觉得能坚持下去，活得也充实，总觉得快乐。现在生活再富足，也不快乐。也有点自卑，毕竟你们还是实现了自己。我自己呢？啥也没有，日子过得也不好。

我晚上做梦，还经常梦到咱们上学那时候，考试题不会做，紧张得要死，但是，心里还是高兴得不得了，因为又回到学校，又上学了。醒了之后，特别难过。还有那个乡间小路，咱们三个人坐在夕阳下、小河边，散步，发呆。这梦都做了无数次，也不知道是恋旧，还是怎么回事。这两天和你们在一起玩，感觉又回到少年时代，心里特别特别高兴，很单纯，有很多感触，特别是又回到咱们学校，我对学校有深厚的感情。如果我考上学，最起码精神上比较充实。

我现在的真正想法是想把孩子教育成材，也算实现了自己的部分梦想。但感觉孩子也是朽木一个，他的性格也是受他爸爸的影响，比较压抑，他爸有时打他。再一个我们的环境也不好，家就是茶馆、牌场，也受影响。

我打算买个房子。房子一定得弄，孩子需要个地方，原来没有想过这个问题。房子弄起来，明年到我们家去玩去。

唉，有时候真觉得前途茫然，觉得没有目标，但是我一定要找到目标。我的理想生活就是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结合在一起，就像你现在的生活，就是比较让人满意的生活。

说到帮砖厂拉人的那一段生活，菊秀的脸通红，眼泪都要出来了，她反复告诉我，这是她的秘密，不能写出来，不能让别人知道。我想，我明白菊秀的意思，她为这段生活而羞愧，这也是她干不下去的原因。

从某一层面看，确实是“理想”害了她，如果她和她的兄弟一样，如果她没有保持着那可笑的理想和尊严，如果她能够舍下这些，放下身段，只上到小学，就和哥哥妹妹们一样去拼抢，去找一个能在社会上闯荡的男朋友的话，那么，她今天的生活也不至于这样艰难。可是，难道说保持这样一种情怀就有错吗？是什么使菊秀好像在过一种错位的生活？母亲的蔑视、哥哥的嘲笑并不是没有道理，她太不务实，尤其是在异乡异地，这样一种虚幻的情感使她的一切选择都显得不切实际。

生活没有给她实现理想的机会，于是，她的理想、她的浪漫都变成了缺点，成了阻碍她更好生活的绊脚石。从言谈举止中，可以明显地感觉到菊秀的自卑。在菊秀看来，我的生活多么顺利，求学，最后获得一份工作，过着安稳的生活，我可以实现我的理想，写作，思考，过一种有深度的生活。而这些，正是菊秀所向往的，这是她在少年时代就确定下来的理想。可是，当生活把她抛到另外一个轨道上时，她一点机会都没有。

我知道菊秀还隐瞒了她的其他更为复杂、黑暗的经历，但是，就我们三个而言，只有菊秀还保持着某种单纯的品性，她对人对事、对许多关系似乎还不是很明白，仍然带着某种明显的幼稚。在听她讲述的过程中，我和霞子不时交换着眼神，透露着一种怜悯的神情，我们都有一个共同的感觉，菊秀，她的心灵还停留在十八岁，她还是那个充满理想、幼稚、总是把事情搞砸的少女。

我们在霞子家住了三天。那几天一直是晚上下雨，白天放晴。清晨起来，空气凉爽、湿润，清新怡人，我们带着一群孩子，到河坡里散步，仿佛重又回到了童年时代。我们重新走上当年默望夕阳的田间小路，重又回到村庄，去寻找昔日的足迹。菊秀还是那个天真烂漫的菊秀，非常雀跃。但是，一和她十二岁的儿子说话，她就变得哆嗦、急躁、伤感，可以看出，菊秀是把未实现的理想寄托在他儿子身上了，但是，她的儿子却又恰恰对学习不感兴趣。我们沿着上学的老路又走了一遍，却似乎没有多少欣喜的感觉了。这条路似乎被我们遗忘了，这是它必然的命运，就像菊秀也有着她必然的命运一般。

春梅：我不想死，我想活

2008年的夏天似乎特别热。正是中午时分，和哥哥闲聊了一会儿，我就到楼上房间去整理这些天的录音。嫂子忽然跑上来说：“快下来看看，春梅服毒了。”然后，又旋风一样跑了下去。

我摘下耳机，听到哥哥的前院已经是一片嘈杂，有哭声，也有人在大声叫着，“春梅，春梅，你醒醒，醒醒！”我赶紧下去，看到哥哥正拿着工具，往躺在架子车上的女人嘴巴里灌东西。这应该是在灌肠了。

春梅已经处于昏迷状态，表情非常痛苦，在拍打声中，眼皮不时地翻动几下，好像在回应着大家。一番抢救过后，春梅似乎清醒了一点，她睁开眼睛，四处搜寻，蓦地紧紧抓着了婆婆的手，嘶哑着嗓子说：“我不想死，我想活，我不想死呀，你救活我，我一定好好哩。”她断断续续地说着，又昏迷了过去，这期间她一直抓着婆婆的手，仿佛抓着一根救命稻草，在短暂的清醒时刻，她还用含混不清的声音挣扎着吐出几个字：“要是这次好了，我给你做双鞋。”

一个小时后，春梅腿脚抽搐了几下，然后就一动不动了。哥哥查了查脉搏，摇摇头说：“不行了。”

我默默地退了出来。随后的几天，寂静的梁庄村忽然变得热闹起来。村子东头的春梅家，第一次成为了村庄的中心，人们或围在门边，或站在坑塘旁，纷纷议论着这件事。梁家几个长辈聚在一起，商量了很久，最后派出一个有些威望的中年人去通报春梅的娘家。春梅的丈夫在外地打工，来回得两三天时间，而夏天高温，尸体难以存放。春梅娘家爹妈、哥及本家来了二十几口人，哭着，骂着，拿着棍子、锄头、锨把，把春梅屋里和她婆婆屋里的锅碗瓢盆都摔碎了，又上去撕扯堂叔与堂婶。他们不让下葬，一定要等着春梅丈夫回来，给个说法。于是，又派人去叫堂哥。我的这位堂哥小名叫根儿，初中毕业，是村里少有的在煤矿挖煤的打工者。他没有手机，也没有留矿区电话，每到农忙、春节的时候，自己就回来了。这时候，大家才突然发现根本无法联系到他，于是只好让一个同门的年轻人坐火车去找堂哥。在春梅娘家哥的“押送”下，堂叔买来了最好的棺材，又买来大量冰块，放在棺材四周，以压除日渐浓重的臭味。

春梅是村里比较漂亮的小媳妇，个子高高的，圆脸上的一双大眼睛总是流露着好奇和警惕的目光。她在村里并不受欢迎，太要强，又不会事儿，和村里大部分妇女都有过矛盾，平时路上见了，还要彼此挖上几眼。春梅死了，对她们的震动最大，一群群女人围在一起，议论着什么。奇怪的是，当我想过去插一两句话的时候，她们马上停住了议论，警惕地看着我，并迅速转移了话题，那暧昧的神情似乎昭示着这里面还有其他我所不知道的事情。这些年轻的媳妇和我并不熟，在我离开村庄的时候，她们还没有来这个村庄。后来，听哥说，春梅与我们自家的一个堂嫂走得比较近，她也是春梅在村里唯一的朋友。在哥哥的引见下，我和那个堂嫂，一个颇有些见解与现代意味的高中毕业生，进行了一番交谈，也大致了解了春梅自杀的缘由。

我只给你说这些，你可千万不能告诉别人。这几天，我心里不美得很，可难受，说起来，春梅的死也怨我，与我有关。

春梅和根儿结婚不到一个月，根儿就出门打工了。按说春梅也可以去，可是她晕车，一坐车就吐得死去活来，她说啥也不出门。后来，生下那小闺女，她也就不想着出门了。别看春梅脾气暴，跟她婆子妈＇6＇、跟村里人经常吵架，她和根儿的感情可好着呢，没见过他们吵架。根儿回来了，经常骑着自行车，前面带着闺女，后面坐着春梅，去镇上赶集，回春梅娘家走亲戚。有时候把闺女留给婆子妈，两人到城里去玩，也是骑自行车，你带我，我带你，亲得很。

春梅虽说知识少，有点笨，可是人真叫个勤快，干净。一天到晚，手脚不停，就两间小房子，收拾得可干净，床上、桌上连个灰粒儿都没有。下地干活，舍得出力气，家里养有鸡、鸭、猪，有段时间还养兔子，忙得不行。她最大的愿望就是像焕嫂子家那样盖大房子，不和婆子妈憋在一个院里。

事儿出在今年春上，春节的时候，根儿没回来，在那边给村里老支书打了个电话，说矿上需要有人看矿，一天双倍工资，他就不回来了。春梅也没接上电话，心里就一直生着暗气。你不知道，根儿上次回来是去年春节的时候，中间割麦也没回来，这再不回来，到夏天割麦子就是一年半没回来了。春梅心里不痛快，在家里打闺女，骂牲口，不给人好脸子。有时，关着门，大半天不出来。在农村，哪有大白天关着门的习惯？婆子妈看不惯，说她离了男人就不能活。春梅也不省心，说她婆子妈：“你可不想男人，天天晚上出去跑。”把她婆子妈气得直噎气。实际上，她婆子妈是信主，也是跑得不落家。你说，大过年的，别人都团聚，小两口一块儿走亲戚，她就剩自己，也怪可怜的。

过完年，春梅来我这儿玩，说起这件事，一开始也是扭扭捏捏，啥也不说。后来说开了，一连声地骂根儿，我听出来了，她是想根儿想得很。我就给春梅出主意，给根儿写封信，说自己生病了，要他赶紧回来。春梅刚开始还不好意思，说写啥信哩，他们从来没有写过信。根儿上到初三，还能写字看报，春梅是几乎不识字的，咋写呀。我说，你不会写，我替你写。咱好坏是个高中生，也是好浪漫，你哥在南方当海员，我们俩经常写信，还相互寄照片，感觉挺好的。每次来信，心里美得不得了，再累也高兴。春梅知道我们经常通信，早就羡慕。最后她答应了。我就以春梅的名义给根儿写了封信，还加了些抒情话。写完给春梅念念，她听了，还只骂我，说谁想他了？但也不说让我再改，我就把信写好，封好，把地址写好，春梅拿到镇上邮局寄走了。

这下可坏事儿了，从寄出去第二天，春梅就开始天天等信，在村口等，有时还到邮局等。一看见邮递员来，就前后跟着，怕别人看出来，还非得拉上我。我告诉她，信来回得走二十多天，她不听，等了一个多月，还是没有信。我就想着，是不是信寄错地址了？按说不会啊，是按根儿寄钱回来的地址寄的。春梅有事没事就往我这儿跑，来了就问，咋回事，咋回事？我说，干脆，再写封信，上次有可能投错了。就又写了一封信，我还让春梅拿张相片夹进信里，让根儿见信回来。现在想想，我有点太急了，那时候应该先劝劝春梅，我这等于是火上浇油，把春梅领到死胡同里了。

这一等又是二十多天，根儿还是没回信，更别说人了。春梅也不来问我了，我去看她，她也懒得理我。成天坐在家里，关着门，辣椒也不摘了，地也不拾掇了。婆子说她几句，她也不像以前一样一句不饶。我心里着急啊，就偷偷又给根儿写封信，还找老支书，让他查根儿打过来的电话记录，老支书的电话没有来电显示。我上网去找，根本找不到根儿打工的那家矿。你说这咋办？

我和春梅去镇上赶集，原来上街，每一次春梅不是在卖衣服的地方跟人家吵，就是在卖鞋、卖苹果的地方吵，热闹得很。现在倒好，人一声不吭，眼睛直直的，见啥买啥，温顺得很。我看她的脸，红得不像样子，摸她的手，潮热得很。有一段时间，忽然又狂躁得不行，见人都吵，把她老公公、婆子、闺女吵得门都摸不着，都不知道是为啥哩。

她婆子妈说她是得了“花痴”，想男人想疯了。俩人吵架，她婆子妈当着村里人的面这样骂春梅，春梅脸上挂不住，干脆钻到屋里不出来。还真有点像（W//RS/HU），最后这俩月，春梅连活都干不成，神志不清。有好几次去地里干活，把闺女落在地里，自己回来了。也不烧火做饭，见了村里的男人就跑，好像谁要抓住她一样，看着都不正常。村里也开始有人拿眼看春梅，背过去还议论。我也气得不行，谁问我了，我都给呛回去。可有啥办法，根儿联系不上。也没往坏处想，联系不上也正常，平常没事没非，谁跟家里联系？到时候，自己回来就是了。

想着熬到割麦时，根儿可该回来了，没想到，这死劲头儿，还是没回来。不过，往年根儿割麦时也没回来，现在，都机械化了，机械直接把袋子装好，运到家里，也不需要多少人手。但是，现在情况不一样，春梅眼瞅着都不行了，人都快熬死了，她是一股劲儿憋着，成心病了。

要说，这还没事，说句难听的，春天猫都叫春，人也正常，熬一下，就过去了。可是，前几个月咱邻村王营出一个事儿，春梅又上心了。王营一个小媳妇上吊自杀了。为啥哩？她丈夫回来，俩人好得不行，一块同进同出十几天。后来丈夫走了月把天＇7＇，这媳妇一直下身发痒，她忍着，不好意思去看，最后开始发烧，才不得不去医院，一看，说是得性病了。医生还问她丈夫接触过什么人，要抽血查艾滋。村里人都知道了，这媳妇又羞又气，上吊死了。春梅一听说，疯了一样来找我，逼我，问我是不是根儿也在外面坏了，不敢回来了。我说这哪儿知道，再说，矿上挖煤的，都是男的，根本没有女的。春梅说，她看过电视，矿上周围都有女的，专门干那事儿，肯定都有病。我咋解释也解释不清，我说：“干脆，你带着闺女去找根儿，现在，大矿不都有家属区吗？租个房子也能住下。”这一说，春梅又泄气了，她从来没出过远门，晕头转向的，吓都吓死了，再说，她不年不月地去找根儿，村里人肯定会笑话她。家里的地，她舍不得给别人，她好不容易种的辣椒、绿豆，她还要撒肥料种萝卜、白菜。根儿挣的钱到现在还不够盖房子，她咋能把地丢了呀？

后来，春梅也不提去找根儿的事儿了，只是有事没事就到王营去转悠，打听那个男的在哪儿打工，女的啥样子，咋染上这病的。回来还问我，是不是一跟别的女人在一块儿，男的就会得病？一惊一乍的，问得我心里也难受得很。你想，你哥也在外面呢，当海员的，到哪一个地方不靠岸，哪一个岸边没有那样的地方？我先前从来没想过这事儿，挣个钱多不容易，谁有那闲钱去干那事？可是也架不住那么多人去呀。

大前天，不知道为啥事儿，春梅跟她婆子妈大吵了一架，吵完架之后，春梅上地里去撒肥料，回来才想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