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在梁庄-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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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得最狠。

1960年2月死人最多，原来每天人均口粮是“四两”，后来变为“二两半”，根本吃不饱。后来刘少奇下命令“七大两”（十两秤），这样人才少死了很多。当时的粮食都控制在各大队的粮仓里，都放坏了，也不让吃，梁光明死死地看着。麦收之后，又死了一批老年人，因为饿的时间长了，肠子饿细了，一吃多，就撑死了。就王家那棵歪脖槐树，还记得吧，就是每次下地干活从公路下去拐弯的那个地方，大炼钢铁时为了炼钢，留下一个大坑，后来就埋人了，堆的全是死人。人们烧纸时，有的哭爹，有的哭妈，有的哭娃。

1962年“四清”，清理贪污的农村干部，也是走形式，没清出任何人。家里没吃没喝，我没办法，就弄些碎烟叶，挑着担子，上山去换粮食、换柴，山里人喜欢吸烟。没成想，走到另外一个县，换的推车、粮食被“大办室”没收了，当时允许拉柴，但不允许换粮食。我哭一路，两手空空，半夜就赶回来了，你妈也没怨我。

浮夸风延续了很多年。那时候说产量高是因为种得密，说是密得兔子都钻不到麦棵里。一听就是假话，兔子钻不到麦棵里，那这麦苗还能结出麦穗吗？开会报产量，谁第一个报整谁，大家都顺着他往上报。“没胆量，没产量。”

我从小就讨厌“假大空”，不喜欢敲钟上地磨洋工。那时候提倡深挖地，西坡挖幸福渠，找幸福，实际上就挖个干沟。

不管讲什么，只要是“念古经”，父亲都会从爷进养老院开始。父亲断断续续地讲，虽然已经到了古稀之年，但他的记忆力却是惊人地好，对四五十年前每一年提倡的政治口号和政策指向还能够清楚地复述下来。不知不觉间已到了中午，嫂子催了几次饭，父亲却仍沉浸在回忆中。

中午吃饭，做的是家乡的糊涂面，父亲不顾我们的坚决反对，执意要往里面放上好几勺辣椒。他的胃黏膜是无法承受这些刺激的。父亲却说：“不让吃辣椒，活着还有啥意思？还不如早点死了算了。”少年时代，家里缺菜少油，全靠辣椒下饭。冬天的时候，辣椒吃完了，无论如何努力节约，储存在沙里边的白萝卜也吃完了。父亲就把辣椒杆弄成粉末，撒到碗里，吃得满头大汗。村里许多人家都是这样。有时候，习俗是与贫穷相关的。

吃过午饭，父亲又开始絮絮叨叨了，村里的姓氏结构及大致的家族历史在他的叙述中也逐渐变得清晰了：

要说咱们梁庄，那可算历史悠久。咱们国家，民族迁移由来已久，战乱，水淹，移民不断。梁庄三大姓：韩、梁、王。韩家是嘉庆年间形成的，从郭韩湾过来。梁家是明朝山西移民那次过来的，就是人们说的山西洪洞县大槐树下过来的，其实河南许多地方的人都是那次移民过来的，中原战乱，死人最多，所以，全是移民。

韩家人文化水平可以，知识品味比较高。韩家几大家族都很有能耐，韩立阁开封大学毕业，韩立挺信天主教。土改期间，地主、恶霸、富农都出在韩家。

韩立阁大学毕业之后，任国民党县兵役科科长，后来是庞桥二区区长，大致是1941年、1942年干起，干了七八年。他回来探家时；我已经记事。那人相貌黑黑的，长方形头，有杀气，有威严，对人很恭敬。离家还有十里地，就下马，步行到家，见人就欠头问好。回村之后，韩、梁、王家挨家都拜。国民党倒台后，他逃跑到北京，1950年“放匪”，政府宣传宽大处理，韩立阁一定要回来，争取重新做人的机会。再说他母亲一直在家被斗。1950年秋回来后，在家从事生产，年底把他逮住。1951年初开公审大会要枪毙，村里人都哭着保他，说他人好，到底还是被枪毙了。

还有“挖底财”，就是逼着地主交私藏的钱，地主也到处跑着找亲戚借钱。韩立阁的爹也被杀一儆百。他妈与他婶一看没什么过头，穿得整整齐齐就上吊了。死前还吃的油旋馍。原来还有人可怜他们，一看人家死前还吃油旋馍，就骂起来。他叔叔早就坐班房去了。叔叔的儿子是仓库主任，也被枪毙，说话不好听，有男女关系，收粮食大斗进小斗出，有点民愤。那时候枪毙人都在镇上二初中大操场那儿，现在走到那儿还有一股子阴气。

韩立阁的弟弟韩殿军也是开封大学毕业，还没等到就任，国民党就倒台了。1957年回来，也被批斗，跑到甘肃被逮住。韩立阁的老婆被逼财＇1＇、打拐了腿，很快就死了。儿子韩兴荣，没找来老婆，前几年死了。这一家算败了。

韩立挺，在福音堂自学医生，跟着他妈信主，信基督教，后来做到教主、长老。以前的时候，信主的非常多。八几年的时候，信主的又红火一阵子，大量发展人员，印发小册子。韩立挺生病瘫痪，家里没人来照顾，福音堂信主的人轮流照顾。儿子在葬礼上念祭文的时候，村里人起哄，骂他儿子，老子生病了，连看一眼都不看，算啥信主家庭。

另外一大家是韩建文家，全家都信主，都是医院医生。韩家算得上是儒雅之家。从我记事时，过春节时，全梁庄的对联都是韩家人写的。

韩家人脉旺，家家都是好几个儿子，但就是不团结。几个儿子之间打、闹，争小利益，上法庭，不赡养老人，正常得很，所以，也不受尊重。

梁家一开始是两兄弟，后七个儿子各自成家，所以梁家共七门，第五个和第七个兄弟人脉少，早绝了。现在梁家这几十家都是剩下这五门的后代。

相比之下，咱梁家人就没有那么多知识。有“光棍儿”＇2＇，也有“老鳖一”＇3＇哩。但是，梁家人会政治斗争，也会窝里斗。所以，土改后梁家比较兴旺。梁家当权，三朝元老，也出过县委书记。咱们以前的支书梁兴隆的坏劲儿就不用说了，当大队支书几十年，整个梁家的人都被他欺负遍了。那年，梁清立拿着刀满村追着砍他呢。那是把人家欺负急了，狗急了还要跳墙呢。

保管梁光明也是个坏货。他兄弟三个，梁光富单身汉，梁光怀被饿死，嫂子被打死，所有宅基地都归梁光明。杜家玲子，爹妈死后，由她婶说给梁光明的一个儿子，后来玲子不愿意了，玲子家的房子就被光明家霸占去了，说是玲子欠了他家多少彩礼钱。

梁家光出那鲜点儿＇4＇人物，梁光基，干过县武装部长，退休后人事档案丢了，连基本工资都没有。可梁家没有一个人同情他，为啥？不养生病的老父亲，他哥半夜把老父亲拉到县城他家院子里，清晨起来一看，以为是谁送的粮食，结果是老父亲。看这咋办？他就去找亲戚，亲戚讽刺他说：“那咋弄？你去问邮局邮寄不，把人邮寄回去？”结果，父亲连车子都没下，当天又被送回到了村里南菜园子那儿。还告诉乡亲传话给他哥，老头儿在南菜园。

王家就不说了，都是些歪脖儿树，不成才。梁庄人也不把他们当回事。

咱村里的那些小姓，有钱家、周家、张家、袁家、刘家。老钱，一辈子没说过话，没人记得他长啥样儿。他老婆花儿，相貌很差，病歪歪的。家里四个孩子，日子没法过，花儿就跟张家、周家几个单身汉鬼混，给家里弄点吃的。全村人都知道。

周家那几家也都很有特色。周利和当过会计，周利忠小巴结，父子三人，外号“大积极”、“二积极”、“三积极”。周利和是个私生子，那真叫个勤快，他做的庄稼，连棵草都找不到。勤快得很啦也不都是好事儿，种麦冬，上肥太勤，结果只长苗，不结籽。后来得胃癌，去安阳做手术，去之前还在晒麦，把麦晒晒装装才走，手术后还没出院就死了。村子里有人编顺口溜：“去的时候活蹦乱跳，回来响支鞭炮；去的时候能吃馍，回来抱个骨灰盒。”

周利忠的闺女春荣出嫁前半夜翻墙头跑了。梁家拐子常，别看大字不识，最会编顺口溜，在村里唱：“二月二，龙抬头，周家姑娘翻墙头。周利忠，抬起头，看看床上有人头，袄子搭在被子头，里头盖的是枕头。撵到灵山头，相遇在桥头，结婚证一看，垂头丧气转回头。”

八几年，我和拐子常几个人去弄烟苗。到岗上歇，都在闲说话。拐子常就说：“二哥，你现在不如我，欠人家钱，老婆还有病，六七个娃儿，你啥什么时候能超过我？”那意思是笑话我，日子过不成哩。旁边有人说：“你可别说，龙爬一步，鳖移十年。”现在，拐子常还是拐子常，几个娃儿，没一个成样的，大娃倒插门，就没回来过；二娃儿出去打工也不回来，拐子常四十八岁时又生两个小娃儿，后来有一个淹死了，另一个天天出去上网，打游戏。

总结来说，咱梁庄的情形，就是那个顺口溜：韩家人尖，王家人憨，梁家光出些二货山＇5＇。

天色渐渐暗下来，父亲却毫无倦意。在父亲那里，所谓村庄的整体面貌，就是一个个生动的、相互纠结的家庭故事，是一个个鲜活的生命。每一个村庄都是一部历史，每个家庭都是一个独特的人生类型。

当父亲讲到钱家女人花儿的时候，我忽然想起，和对待王家的态度一样，我小时候几乎也没有真正意识到他们的存在，虽然钱家就住在离我们家不远的坑塘的另一边，他家的女儿和我们姊妹也几乎同龄，但我们很少到她家里去玩。她们也似乎以一种自觉状态，从来不提起自己家里的事情，从来不邀请别人到她们家里去玩。

一个村庄就是一个生命体，一个有机的网络，每个家庭的运动看似不相关联，但却都充满着张力和布局。费孝通认为乡村的社会结构是一种“差序格局”，以“己”为中心，和别人建立联系，大家不是在一个平面上，而是像水的波纹一样，一圈圈推出去，愈推愈远，也愈推愈薄。因此，在一个村庄里面，大家族的人总能够通过各个层面的亲属关系推出较大的势力空间。那些小姓，或独姓，因为缺乏基本的私人联系，也很少有机会通过婚嫁这一渠道进入大姓的亲属范畴中，很难推出大的波纹，难以进入村庄的内部空间，获得更多人的认同。也因此，他们的言、行、道德总是被另眼相待。正如费孝通所言，在乡土社会这个亲密的社会中，他们是村庄的“陌生人”，“来历不明，形迹可疑”。钱家在梁庄就是这样的典型形象。

对于梁庄的两大姓——韩姓和梁姓而言，他们是梁庄的主人。但是，也有不同角色的定位。两百多年来，梁姓和韩姓一直处于明争暗斗的状态。梁姓在文化上始终落于下风，韩姓信主的家庭特别多，读书的人很多，在气质和修养上，甚至在相貌上都显得超凡脱俗，但也因此而在背后遭到很多诋毁。梁姓一直以来对信主很排斥，也许他们觉得跟着韩姓人到处跑太丢人。在政治上，梁姓则一直占上风，两百多年来都是梁姓做族长、支书，掌管村里事务，直到最近十几年，才被韩家人夺了过去。梁家人虽然会政治斗争，但是，经济上却一直都不行，在改革开放时代，顺理成章地被赶下台去。

已经夜里十一点了，父亲几乎说了七八个小时，连晚饭都没吃。哥哥、妹妹、嫂子，还有下午从县城回来的二姐、三姐、姐夫也坐在一旁静静地听着，只听得见我在电脑上啪啪打字的声音。全家人都沉默着，似乎在为整个梁庄思索，带着一种很明显的神圣感，这让我很震动。

对于他们来讲，日常生活只是一种无意识的生活，柴米油盐，吃喝玩乐，好像没什么大的追求。但一旦有某种契机的时候，他们也很愿意去思考，也理解其中的意义，并试图进入到这一境界之中。只是生活很少给他们这样的机会。

一个村庄的生存镜像

几百年前，梁家两兄弟带着七个儿子来到这里定居，并繁衍生息。其中五门人丁比较兴旺，另两门逐渐消失。到目前为止，从大家庭来看，梁家几门共有五十四户。兄弟几个，结婚后，两口子都出去打工，父母在家帮忙看孩子。无所谓分家，但从经济实体来说，应该已经算个体小家庭。从这个角度算，应该有一百五十户左右，共六百四十多口人。

从家庭居所来看，其中有两家完全离开了村庄，搬到了打工的城市生活（把村里的宅基地卖了）；一家不知所终，与村里人没有任何联系；七家在外打工，孩子也在外地上学，家里房子封着，几年没有回来，短时期内应该也不会回来；一家在镇上生活，但村里还有宅基地，马上要盖房；还有三家在外地做生意，隔一两年回来一次，家里的房子盖得非常好，显然是在为将来回来做准备；其余几十余家都仍在村庄生活，家里的年轻人常年在外打工，老年人、家庭妇女和小孩留在家里。还有八九户，就在土地里讨生活，从来没有出过远门。这一类人，在村里是最老实也最被人看不起的，所以，他们经常被大家忽略掉。

20世纪80年代后期至90年代初，梁庄人大规模地出去打工，早年主要集中在北京和西安。去北京的多在工厂做工人、保安，或在建筑工地当小工，据说有一段时间他们还聚集在北京火车站倒票；去西安的多是在火车站周围拉三轮车。后来，才有到青岛、广州一带去打工的。极少数人在外做生意，如校油泵、在城乡结合部卖菜等等。大家出外打工都是以家族为中心，相互传带。在外打工的梁家人有三百二十余人，年纪最大的六十岁，在新疆当建筑工，最小的十五岁。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最早一批出去的打工者，现在已经人到中年，四十多岁将近五十岁的样子，有些人又回到了农村，在家种地，间或在镇上或周边打点短工。还有一些仍然在外面打工，但显然他们已经坚持不了几年。有些人不想回来，但身体已经干不动了，只是在那里撑着。譬如我一个堂哥，早年从部队复员回来，娶妻生子后就出门打工，是村里最早一批出去的打工者。他先在北京当保安，后来到西安蹬三轮，每年就只有春节回家。前些年在村里碰到他，说话打扮很有城市味儿，非常看不起自己从没有出过远门的老婆，总喜欢显示自己的优越感。他已经习惯了城市生活，哪怕在那里他只是一个蹬三轮的。这几年年龄大了，干活渐少，住在了西安的儿子那里。但很显然，他终究是要回来的。

有少数在外面过得不错的，就离开了村庄，如小名叫“坏蛋儿”的村长弟弟，当年，他是村里有名的捣蛋鬼，差点被送进监狱。现在他在内蒙开了一家校油泵厂，因为起步比较早，挣了不少钱，就在内蒙买了房子，将两个孩子也接了出去，已经四五年都没有回来了。村长曾经把俩儿子送去跟着叔叔干，结果，叔叔太抠，不给侄儿工钱。后来村长的两个儿子在同一个城市也开了一家校油泵厂。

一些中年妇女农忙时组成“打工队”，给村里人帮忙种地、除草、收割，一天也能挣三十来块钱；青年夫妻则是候鸟式生活，两口子都出去打工，用打工的钱在家里盖房子，孩子由爷爷奶奶带着，春节或农忙时回来。村长说，这两年春节回来的也逐渐少了，暑假、寒假时，家长会让孩子去他们打工的地儿，假期过完，孩子再回来上学。当然，这只限于夫妇在一个地方打工，并且有条件住在一起的。也有少部分比较能干的青年，在外打工挣到较多的钱，回来在本地做生意，卖沙，做商品批发。但这只是极个别现象。梁家清保就是其中一例。前年回来，他想在镇上做太阳能生意，这是近几年农村新兴的一个家庭装备，盖新房的人家都会买，市场应该不错。但是，店只开了一年，他不仅没有赚到钱，反而把打工几年赚的钱全赔了进去。清保准备今年再出去打工。

有三十多个少年在镇上读初中、高中，基本上是寄宿在学校，星期六、星期天回家。三十多个儿童在镇上小学读书，爷爷奶奶照顾起居，每天接送。村庄的老人有百余人，基本上都在五十岁以上，在家种地、养孙子，还有的在镇上做点零活，在本地建筑队当小工，或在村里石灰砖厂干活。

“人去楼空”是乡村日常生活的景象。大部分在城市打工的农民都在家盖有新房，并且，他们也是为挣到盖房的钱或为子女挣得学费而奔向城市去的。他们并不认为自己能在城市扎根、养老（也许是他们根本看不到有这样的可能性），他们最大的希望就是在城里打工，挣一笔钱，在家里盖栋像样的房子，然后在本地找个合适的生意做。

夫妻分离、父母与孩子分离是一个家庭最正常的生存状态。即使夫妻两人同在一个城市打工，他们也很少有机会能够同吃同住。如果他们在不同的工厂、建筑工地干活，吃住在厂里，他们甚至连见面的机会都很少。

梁庄一直是“人多地少”，20世纪五六十年代人均一亩半地，现在人均八分地。庄稼一年种两季，小麦一季，接着种绿豆、玉米、芝麻、烟叶等经济作物。由于地少，这些农作物的收成都不够养家糊口，因此，20世纪80年代之前梁庄几乎家家挣扎于贫困线上，一到春天就断粮，闹“春荒”。

改革开放以后，到城里打工为人们打开了新的挣钱门路，不管在城里干什么活，每年都能拿回家一些钱，供人情世故开销和日常开支。因为种地要交税，还要在麦忙秋收时回来，许多人家干脆把地租给同村的人，条件就是租户替自己交税，每年再给自己两百斤麦子。留在村庄的家庭也多了一项租地经营，麦季收入只够交税和给户主的那一部分，秋天那一季算是获利。

到20世纪90年代，村庄缺吃少穿的现象已经非常少见，但是，真正能够轻松地盖新房，生活过得比较滋润，还是村干部、村庄里的能人、少数经商的或者有吃商品粮的家庭。据村长讲，这两年因为国家免税，有许多人家又把多年不种的地要回去，种点麦子、玉米等，自己并不回到村庄，托亲戚代种代收，工钱照给。但是，也有人家不愿意把种了多年的地再还回去，为此还产生了纠纷。当然这不仅仅是因为农民与土地之间的情感联系，还有经济利益关系。

村庄里的新房越来越多，一把把锁无一例外地生着锈。与此同时，人越来越少，晃动在小路、田头、屋檐下的只是一些衰弱的老人。整个村庄被房前屋后的荒草、废墟所统治，显示着它内在的荒凉、颓败与疲惫。就内部结构而言，村庄不再是一个有机的生命体，或者，它的生命，如果它曾经有过的话，也已经到了老年，正在逐渐失去生命力与活力。

而城市里却拥挤着无数的农民。每年春运高峰期，火车站里肯定有梁庄打工者的身影，而那无数拼挤的身影也分别指向中国的无数个村庄。当成千上万的农民几天几宿在全国各地的火车站等待，在风雪里吹着，在广场里蜷缩着，他们会是一种什么样的心理状态呢？幸福、渴望？焦灼、愤怒？对于那些打工者而言，一年之中仅有的几天相聚、几天轻松也是如此地艰难，对于遥远的村庄而言，那也是一年中仅有的热闹、充实、满足的时刻。

20世纪90年代初期，农民刚刚大规模离开土地进入城市，政策研究者，包括国外的中国问题专家被这巨大的“流民潮”惊呆了，并认为对农民的“释放”将成为社会问题的一个“火药筒”。德国学者洛伊宁格尔认为有三个因素会使得中国流民问题暗藏凶险，在著名的《第三只眼看中国》中他写道：“农民的庞大数量与经济建设的发展速度不成比例，不是城市经济需要吸引农民劳动力，而是农民劳动力需要挤入城市；农民的综合素质远远达不到城市经济生活对他们提出的要求，因此，农民与法律的冲突将更为激烈、经常；中国城市居民生活水平提高的速度几乎与经济增长速度持平，而与农民的收入水平形成巨大反差。因此，农民在进城伊始就会产生嫉妒、自卑、急迫甚至仇恨心理。这种心理不仅妨碍他们逐渐成为城市人，而且会以犯罪形式表现出来。”

二十年过去了，今天我们依然会听到不少城市人对农民工的抱怨，我们依然能看到农民工在城市生活的尴尬。进城的农民打工者逐渐明白了这样一个事实：城市，只是自己讨生活的地方，不能指望它们给你留下真正的生存空间。他们变得本分、安分、守成了，他们认同自己的命运，不再抱怨。并且，通过婚姻、言传身教等方法，他们也竭力抑制他们的下一代——第二代打工者，被政府称之为“新生代农民工”的孩子们——做过多的非分之想，因为他们有过痛苦的经验。

＇1＇　逼财：当年农村清算地主时的一种说法，即“要彻底清算地主，把地主家隐藏的财产也逼出来”。

＇2＇　光棍儿：有头有脸的、耍得转、耍得开的人。

＇3＇　老鳖一：老实人，在农村总是被人捉弄、被人欺负。

＇4＇　鲜点儿：有代表性的。

＇5＇　二货山：耿直、倔强，不懂人情世故。

第二章　蓬勃的“废墟村庄”

引言

1990年始，穰县开展“以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为重点的村庄建设，以点带面，整体推进，村庄建设迅速发展。在道路建设方面，群众按照“想要富、先修路”的思路，投入大量人力物力，打通所有村庄的主次干道和进户道，实现了村村通汽车。随着农民对改善住房条件的要求日益提高，建设局村镇办在各乡镇推广农村建房通用图纸，实施村镇规划，建起排房，修通了村内道路。群众住房结构由过去的土木结构变为砖混结构，不少农户盖起了楼房，部分农户还建起了商业用沿街门店房。

——《穰县县志·村镇建设》

第一代打工者：在村庄盖房子，那里才是家

从梁庄到吴镇学校的路，我走了整整五年。沿着村里坑塘边的道路走出村子，上公路，公路入口处是梁光栓家盖的一个小土坯房，极小极小，也没见用过，却成了梁庄村最显在的标志；经过吴镇北头回民区，沿路有茶馆、羊肉店、小百货店；拐进镇上许家那条小道进镇子里面，路边有一个厕所；在其中一个小路口，有一大片半人高的刺玫花，每年夏天，它都开出粉白的花，香得刺鼻，但很美。然后，就是吴镇的主街道，新华书店、供销社、五金店、乡政府，紧接着就是乡中心小学和中学了。这条路一共有两公里多，我每天都要来回走六趟。

现在，和父亲从吴镇沿路走回来，我一直分不清东南西北。父亲说，那是镇子南头，这是镇子北头，那是街上许家……我很茫然，虚飘飘的，脚仿佛悬在半空中，怎么也不踏实。

到了新公路的交叉口，父亲说，这算到咱村了，这沿新公路的房子都是咱梁庄盖的。一排排崭新的房屋，有两层小楼，有平房，屋前都是水泥浇铸的大院子，高门楼、卷闸门，非常气派，中间夹杂一些旧房屋。父亲说这些都是新宅基地，留在村里的那些老宅基地要么便宜卖给了别人家，要么干脆就不要了。

拿着老屋的钥匙，我和父亲准备再次回去“寻宝”。每年回家我们都会回老屋一趟，奇怪的是，每次都能在这里发现一些宝贵的东西：一张旧相片、小学的作业本……有一次居然找到了初中一年级时的一个日记本，我甚至已经完全忘记了它的存在。通向老屋的路几乎被杂草封住，我们蹒跚而过，有几次差点被草绊倒。打开老屋的门，灰尘扑簌簌地往下掉。站在堂屋中间，看着一件件熟悉而陌生的物品，我百感交集。靠后墙有一个泥糊的长条几，上面摆放着许多东西，中间是毛主席像，配在两旁的是挂在墙上的对联，两边是放有家庭照片的镜框。条几下面是一个个小格子，里面可以放各种物品。条几前面是一张高高的大桌子，春节这里会摆放供品，平时会放一些杂物，这里也是我们写作业的地方。北方农村家庭大多有这两样东西。大桌子的正上方是顶棚，为了防止房屋梁上掉的灰尘落到人的身上，父亲便用竹子和硬纸糊了这个顶棚，上面还扔着至今让我们心痛的连环画册。

我在条几和大桌子上仔细翻捡，又在条几下的格子里摸了又摸，没有找到任何东西。难道老屋已经找不到任何回忆的凭证了？我不甘心，又拿棍子用力捣顶棚，也没有连环画册掉下来，反倒是成堆的灰尘“簌簌”地往下掉，里面夹杂着无数的老鼠屎粒。东屋和西屋的屋顶上有两个大洞，地面有两个常年滴水而成的大坑。东屋靠后墙的角落里还放着那张大床，床的木头已经变成黑色，落满了泥和灰尘，从下面露出一角破旧的棉絮。这是父亲母亲结婚时用的床。床头放着一个木箱子，那是母亲的嫁妆之一，也是当年全家唯一上锁的地方，这箱子里面曾经放着家里最贵重的东西。就是在这个箱子里，我曾经摸到过一个煮熟的鸡蛋，发现时惊喜异常。我拿着鸡蛋偷偷地吃，吃一小块儿，就到院子里看一下。那时，家里人都陪着母亲坐在院子里晒太阳。许多年之后，大姐告诉我，我一从里屋出来，大家就看到我嘴巴上沾有蛋清，我再进屋，大家都知道我干什么去了。这样几进几出的，所有人都憋着笑。西屋是放粮食的仓储，也是我们姊妹长大后住的房间。后来哥哥结婚，我们又重新回到东屋，西屋成了哥哥的婚房。那夜晚的“吱呀”声现在想起来还让人有点心跳，北方乡村的房屋并不隔音，三间房屋之间只有一个高高的隔断墙，旁边房间的任何声音都能听得一清二楚。隔断墙上还挂着各种各样的农具。

院子里的老枣树见证了我们的成长，也见证了老屋的颓败。它与我们的记忆，与故乡的时间、空间一起存在，与家里的每一个人、每一个场景一起存在。每年枣子上市的季节，不论身在何地，我都会去买枣吃，并且告诉卖枣的人和一起买枣的人，我家院子里也有一棵老枣树。每年暑假，正是枣花盛开、青枣初结的时候，我们睡在枣树下，吃在枣树下，玩在枣树下。到8月中下旬，树上半青半红的枣子，吸引了无数顽皮的少年。时不时有瓦片、土块落到我家院子里，“蹭”地蹿出一个人影，捡几个枣子，又迅速蹿了回去。那时，我和妹妹总是和一班孩子斗智斗勇。9月中下旬，选一个中午村里人睡午觉的时候，哥哥会和他的几个好哥儿们上树，拿着棍子打枣，或是爬到最高的树枝上，拼命地摇树。“哗啦啦”的枣子落地蹦跳着，那满筐红色的、饱满的枣子，让人充满了无限的喜悦、满足和幸福。不知为什么，几年前，老枣树不结枣了。现在，正是夏天，老枣树大半的身躯干枯着，只有一些稀疏、泛黄的叶子证明它的生命还存在着。我们都离开家了，枣树那白色的小花、青色的小枣，那泛着诱人光泽、圆润饱满的红枣，给谁看，又给谁吃呢？

望着院子前方大片的断壁残垣，我第一次以有意识的眼光去观察村庄，惊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