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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在梁庄-第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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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梁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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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作者多年深入农村，用自己的脚步丈量家乡的每一寸土地，用自己的眼睛记录下那些惊人的故事：王家少年强奸了八十二岁的老太、昆生把自己的家安在了墓地里、即使火化了，也要把骨灰在棺材里撒成人形……通过这些真实的“个人史”，展现了中国农村在城市化的进程中的现实危机。
《中国在梁庄》再现了一个真实的乡村。农村留守儿童的无望，农民养老、教育、医疗的缺失，农村自然环境的破坏，农村家庭的裂变，农民“性福”的危机，新农村建设的留于“形式”……当代中国农民的生存现状在作者的笔下一一显现出来。
通过《中国在梁庄》，村庄的过去与现在、村庄所经历的欢乐与痛苦、村庄所承受的悲伤，都将慢慢地浮出历史的地表，我们会由此看到一个真实的中国。
作者简介
梁鸿，女，2003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文学博士。致力于中国现当代文学文化研究、文艺思潮研究。发表学术访谈著作《巫婆的红筷子》，曾在《文艺理论与批评》《当代作家评论》《文艺争鸣》《南方文坛》《上海文学》《中国图书商报》等学术期刊、报刊发表论文和专栏文章多篇。获“2008年度《当代作家评论》奖”和“《南方文坛》2009年度优秀论文奖”。现任职于中国青年政治学院中文系，为人民大学文学院博士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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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从梁庄出发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我对自己的工作充满了怀疑，我怀疑这种虚构的生活，与现实、与大地、与心灵没有任何关系。我甚至充满了羞耻之心，每天在讲台上高谈阔论，夜以继日地写着言不及义的文章，一切似乎都没有意义。在思维的最深处，总有个声音在不断地提醒我自己：这不是真正的生活，不是那种能够体现人的本质意义的生活，这一生活与我的心灵、与我深爱的故乡、与最广阔的现实越来越远。
我的故乡是穰县梁庄，我在那里生活了二十年。即使在我离开故乡的这十几年中，我也无时无刻不在牵挂着它。它是我生命中最深沉而又最痛苦的情感，我无法不注视它，无法不关心它，尤其是，当它，及千千万万个它，越来越被看成是中国的病灶，越来越成为中国的悲伤时。
从什么时候起，乡村成了民族的累赘，成了改革、发展与现代化追求的负担？从什么时候起，乡村成为底层、边缘、病症的代名词？又是从什么时候起，一想起那日渐荒凉、寂寞的乡村，想起那在城市黑暗边缘忙碌、在火车站奋力挤拼的无数的农民工，就有悲怆欲哭的感觉？这一切，都是什么时候发生的，又是如何发生的？它包含着多少历史的矛盾与错误？包含着多少生命的痛苦与呼喊？或许，这是每一个关心中国乡村的知识分子都必须面对的问题。
也因此，一直有种冲动，真正回到乡村，回到自己的村庄，以一种整体的眼光，调查、分析、审视当代乡村在中国历史变革和文化变革中的位置，并努力展示出具有内在性的广阔的乡村现实生活图景。我希望，通过我的眼睛，使村庄的过去与现在、村庄所经历的欢乐与痛苦、村庄所承受的悲伤，慢慢浮出历史的地表。由此，透视当代社会变迁中乡村的情感心理、文化状况和物理形态，中国当代的政治经济改革、现代性追求与中国乡村之间的关系。一个村庄如何衰败、更新、离散、重组？这些变化中间有哪些与现在、未来相联系？哪些是一经毁灭就永远不会再有，但对我们民族来说又非常重要的东西？
2008年和2009年的寒暑假，我回到了偏远、贫穷的梁庄，踏踏实实地住了将近五个月。每天，我和村庄里的人一起吃饭聊天，对村里的姓氏、宗族关系、家族成员、房屋状态、个人去向、婚姻生育作类似于社会学和人类学的调查，我用脚步和目光丈量村庄的土地、树木、水塘与河流，寻找往日的伙伴、长辈，以及那些已经逝去的亲人。当真正走进乡村，尤其是当以一个亲人的情感进入村庄时，你会发现，作为一个长期离开了乡村的人，你并不了解它。它存在的复杂性，它所面临的问题，它在情感上所遭遇的打击，所蕴含的新的希望，你很难厘清，也很难理解。你必须用心倾听，把他们作为一个个体，而不是笼统的群体，你才能够体会到他们的痛苦与幸福。他们的情感、语言、智慧是如此丰富，如此深刻，即使像我这样一个以文字、思想为生的人也会对此感到震惊不已，因为这些情感、语言、智慧来自于大地及大地的生活。
海登·怀特在谈到历史学家所陈述的“事实”时认为，历史学家必须认识到“事实”的“虚构性”，所谓的“事实”是由论者先验的意识形态、文化观念所决定的。那么，我的“先验的意识形态”是什么呢？苦难的乡村？已经沦陷的乡村？需要被拯救的乡村？在现代性的夹缝中丧失自我特性与生存空间的乡村？我想要抛弃我的这些先验观念（后来的调查表明，这是非常艰难的事情，你的谈话方向无一不在显示你的观念，并试图引导你的谈话对象朝着你的方向思考），以一个怀疑者，对或左或右的观念保持警惕，以一个重新进入故乡密码的情感者的态度进入乡村，寻找它存在的内在逻辑。当然，这仍然只是一种努力，因为你必须要进行语言的“编码”，要把许多毫无联系的、没有生机的材料变成故事，要经过“隐喻”才能呈现给大家。这一“隐喻”的过程本身已经决定，你的叙事只能是文学的，或类似于文学，而非彻底的“真实”。
当有人问我，你到底要完成一个什么样的任务？你的观点是什么？我顿时茫然且有些害怕起来。我的观点是什么？我努力地在脑海中搜索，乡村在今天究竟是怎样的存在？它折射出怎样的社会问题？我并不认同乡村已经完全陷落的观点，但是不可否认的是，乡村的确是千疮百孔的。我也并不认为农民的处境已经到了最艰难的地步，但是，整个社会最大的问题又确实集中在农民及乡村那里。与此同时，政府对于农民工，对于乡村的种种政策和努力似乎都无济于事，乡村在加速衰落下去，它正朝着城市的模本飞奔而去，仿佛一个个巨大的城市赝品。我反对那种带有明显倾向性的话语，那种仿佛不如此激烈，就不能体现一个知识分子良知式的愤激话语，但同样，我也深知，我这种试图以相对冷静、客观的立场来呈现乡村图景的方式，也是一种温良的立场，它显示出一个思考者的早衰与某种同化。因为学术及学术式的思辨在我们这个时代，早已被置换为与主流意识形态相妥协的存在。无论如何，我警告自己，不要陷入某种潮流或派别之中，我宁愿是一个怀疑者，以自己的眼睛和有限的知识去亲历某些东西。我害怕我的判断蕴涵着某种偏见，而这种偏见总是以真理的面目出现。
因此，如果说这是一部乡村调查的话，毋宁说这是一个归乡者对故乡的再次进入，不是一个启蒙者的眼光，而是重回生命之初，重新感受大地，感受那片土地上的亲人们的精神与心灵。它是一种展示，而非判断或结论。困惑、犹疑、欣喜、伤感交织在一起，因为我看到，中国现代化转型以来，乡土中国在文化、情感、生活方式与心理结构方面的变化是一个巨大的矛盾存在，难以用简单的是非对错来衡量。
或许，我所做的只是一个文学者的纪实，只是替“故乡”，替“我故乡的亲人”立一个小传。因为，很快，我所熟悉的这一切，都将消亡。同时，故乡只是对于成人或时代而言，而对于正在成长的儿童来说，我所谓的现在，我所谓的丧失，正是他们的故乡。
对于中国来说，梁庄不为人所知，因为它是中国无数个相似的村庄之一，并无特殊之处。但是，从梁庄出发，你却可以清晰地看到中国的形象。
第一章 我的故乡是梁庄
引言
梁庄位于河南省西南部南襄盆地中部偏西地区的穰县，距城区40公里。穰县南北长96公里，东西宽67公里，总面积2294。4平方公里。“山少、冈多、平原广”为穰县的地貌特点。地势西北高，东南低，地面平均坡降在1/800~1/1200之间。境内有大小河流29条，较大的河流有湍水、刁河、赵河和严陵河，分别从北部或西部入境，汇集于东南部，注入白河，流入汉水。河流之间，自然分割成扇形冲积平原，在北部、中部和东部形成大面积的肥沃土地。土层深厚，土质为保水保肥性能强的潮土、黄老土和黑老土。属亚热带季风型大陆气候，受季风转换影响，寒往暑来，四季更迭分明，温暖湿润。
——《穰县县志·概述》
回到穰县
昨夜几乎没有睡觉。火车的颠簸使得才三岁两个月的儿子睡得很不踏实，稍不舒服他就把胳膊抡起来，翻几个来回。怕他摔下去，我躺在他的脚头，用两腿圈着他，却不时被睡梦中的他给推下去。我只好坐起来，打开床头小灯，看随身带的一本小书——《遥远的房屋》，这是美国自然文学作家亨利·贝斯顿于1920年在人迹罕至的科德角海滩居住一年后写的一本散文集。作者和壮丽的大海、各种各样的海鸟，和科德海角变幻莫测的天气，和无所不在的海滩亲密相处，你可以感受到他目光所及之处的丰富、细致和深深的爱意。
在这里，大自然和人类是合二为一的：“无论你本人对人类生存持何种态度，都要懂得唯有对大自然持亲近的态度才是立身之本。常常被比做舞台之壮观场景的人类生活不仅仅只是一种仪式。支撑人类生活的那些诸如尊严、美丽及诗意的古老价值观就是出自大自然的灵感。它们产生于自然世界的神秘与美丽。羞辱大地就是羞辱人类的精神。以崇敬的姿态将你的双手像举过火焰那样举过大地。对于所有热爱大自然的人，那些对她敞开心扉的人，大地都会付出她的力量，用她自身原始生活中的勃勃生机来支撑他们。抚摸大地，热爱大地，敬重大地，敬仰她的平原、山谷、丘陵和海洋。将你的心灵寄托于她那些宁静的港湾。因为生活的天赋取自大地，是属于全人类的。这些天赋是拂晓鸟儿的歌声，是从海滩上观望到的大海的黄昏，以及海上群星璀璨的夜空。”我被作者的抒情深深吸引。只有和大自然融为一体时，生命的意义、人类生存的本质形象才显现出来，在那里，人是渺小的，也是伟大的，更是恒久的，因为人就是其中的一部分。
掀开窗帘，火车在朦胧的夜色中疾驶，大地、树木、庄稼一掠而过，掩映在树木中的房屋沉默着，隐约可听到夜晚的呼吸。我不禁对即将展开的故乡之旅充满了向往。我的村庄、我的亲人、我的小河，还有小河中那刻有我青春记号的大树……我想象它们也有如是壮丽的风景，能给人带来如此庄严的思考。
清晨，火车缓缓地驶向县城，看到县城里那座桥的时候，我知道，穰县就要到了，这是我旅程的第一站。我曾经在这座桥上看到了世界上最美的月亮。那个黄昏，天色只是将暗，月亮已经升上天空，是一种奇异的淡黄色，如宣纸，中间一抹轻淡的云，清雅圆润，恰如青春的哀愁，有着难以诉说的细致。那年我十三岁，那是我第一次进县城，第一次见到火车，县城给我留下的第一印象就是那轮月亮，有一种难以企及的美感。但是，天色将黑，当我走进县城，在纵横交错的马路上寻找大姐的单位时，我开始惊慌、害怕，我不敢问路，那些悠闲的行人身上有一种陌生的东西使我不敢走上前去。在一座楼面前，我徘徊了好长时间，我想进去，我隐约感觉，那应该是姐姐单位附近，或者，那就是姐姐的单位，但是我不敢问。现在想来，那虽然仅仅是一个小县城而已，而它所展现给一个乡村孩子的形象却有着明确的阶层与距离。
穰县，曾经是“逐鹿中原”最重要的战场，历史上这里发生过许多残酷的战争，遭受过许多严重的自然灾害，穰县人一次又一次地几近灭绝。但由于地理、气候与交通上的优势，每当穰县人口几乎出现空白时，很快便有移民迅速补充过来。据史料记载，秦昭襄王十五年（公元前281年），即迁“不规之徒”于穰。唐开元十年（公元722年），迁河曲六城“残胡”五万余口于许、汝、唐、穰等州。其中，规模最大、在民间流传最广的移民迁徙便是明朝洪武二年（公元1369年），迁山西、江西、福建等省人口至穰。穰县人皆说自己的祖籍是山西洪洞县人，即起源于这次移民。
穰县经济以农业为主，盛产小麦、棉花、烟草、小辣椒、花生等，素有“粮仓”之称，是国家粮食、黄牛、外贸烟的生产基地，也是棉花、芝麻生产的重点县。这里几乎没有大型企业，没有工业支柱产业。经济不发达、民风保守、观念落后是官方对穰县的基本概括。
火车终于停了下来。车窗外，我的亲人们浩浩荡荡站了一大群，父亲、大姐、二姐、三姐，还有妹妹一家，总共十几个人。车门打开，早已站在车门口的儿子却突然哭着不愿意下车，他指着地面说：“脏，太脏了。”大家都哄堂大笑起来。昨夜穰县下了一场雨，车站的地面有点湿，地上有泥水，被雨淋湿了的瓜果皮、纸屑和垃圾裸露在地面上，苍蝇在上面忙碌着。儿子显然有点被吓住了，他不知道，这是内地县城最普通、最常见的一个场景。外面的世界在不断“提速”，生活节奏、城市建设，包括火车的物理速度，但是，对于穰县来说，那些只是风景而已。县城火车站的落后与肮脏最典型地体现了这个保守小城内在的顽固性格，它也是中国内陆县城的基本缩影。
中午，一家人到饭馆吃饭。当年的一家九口，父亲母亲，还有我们姊妹七个，如今已经衍生为二十几口的大家庭。一桌根本坐不下，大大小小的孩子们在另一桌吵吵闹闹，大人们这一桌也是高声阔调，笑声不断。在外人看来，这应该是一个幸福的大家庭，最起码，从物质上而言，这个家庭终于度过了漫长的贫困岁月，可以体面地到餐馆吃饭。面对这样热闹的情景，儿子显然有点害怕，他赖在我身上，不肯下来。在城市生活的孩子，几乎没有经历过这样热闹的大家庭场面。
晚上，所有家庭成员照例聚集在妹妹家。父亲、姐姐和姐夫们没有如往常一样去“斗地主”。这是七八年来他们最热衷的娱乐，也几乎是北方小城人们共同的娱乐活动。大家聚在一起谈论村里的事情，姐姐们早年出嫁，后来又逐渐移居城里，老家对于她们而言也已经是“故乡”了。因此，说起村里的故事，大家都十分兴奋。
大家兴奋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我终于可以在家里住上一段时间了。从二十岁出外求学到现在，每次回家我都只是短暂停留，这次，我终于可以长时间地和他们在一块儿生活，一起重温过去的温馨，回忆过去的那些艰难岁月。
“迷失”在故乡
出城的公路依河而建，其中有一长段高出河平面十多米。坐在车里，可以看到河里的情景：挖沙机在轰鸣，一堆堆沙高耸着，大型的运输卡车在来回奔忙，一派繁荣的建设图景。只是，十几年前奔流而下的河水、宽阔的河道不见了，那原本在河上空盘旋的水鸟更是早已不见踪迹。
改革开放这三十年，整个乡村最显在的变化就是路的改变。道路不断地拓宽，不断地增多，四通八达的公路缩短了村庄之间、城镇之间的距离。在我的童年和少年时代，坐公共汽车进城至少要两个小时，还不包括等车的时间，一路颠簸，几乎能把人颠到车顶上去，头撞得生疼。那时候人们很少坐车，一趟两块钱的车费几乎相当于一家六口人一个月的生活费。我在县里师范上学的时候，大多都是借自行车回家，两个同学互相带着，骑上六个小时才能够到家。每次屁股都被磨得生疼，但是，青春焕发的少年是不会在意这些的。沿河而行，河鸟在天空中盘旋，有时路边还有长长的沟渠，青翠的小草和各色的小野花在沟渠边蔓延，随着沟渠的形状高高低低一直延伸到蓝天深处，有着难以形容的清新与柔美。村庄掩映在路边的树木里，安静朴素，仿佛永恒。
但是，我知道，这只是我的回忆而已。永恒的村庄一旦被还原到现实中，就变得千疮百孔。就像这宽阔的高速公路，它横贯于原野之中，仿佛在向世人昭示着现代化已经到达乡村的门口。但是，对于村庄来说，它却依然遥远，甚至更加遥远。前两年，也许是高速公路刚刚开通，乡亲们还没有足够的安全意识，公路上有骑自行车的，有走路的，有开小三轮的，逆行的、横穿马路的，原野上空不时响起刺耳的喇叭声和刹车声。我故乡的人们却置若罔闻，依然泰然自若地走在高速公路上。
今天路上已经不见行人了，想必他们是接受了足够的教训：他们必须回到他们的轨道和指定的位置。那一辆辆飞速驶过的汽车，与村庄的人们没有任何关系，反而更加强化了他们在这现代化社会中“他者”的身份。被占去的土地且不必说，两个曾经近在咫尺、吃饭时就可以串门儿的村庄，如今却需要绕上几里路才能到达。乡村的生态被破坏、内在机体的被损伤并没有纳入建设前决策者考虑的范围。高速公路，犹如一道巨大的伤疤，在原野的阳光下，散发出强烈的柏油味和金属味。
吴镇渐行渐近。
我们的落脚点是在吴镇做生意的哥哥家。吴镇位于县城西北四十公里处，曾经为穰县“四大名镇”之一。集市非常繁荣，以主街道为中心，呈十字形朝四面辐射。少年时代，每到逢集时候，尤其是三月十八的庙会，镇上可谓是人山人海。我们从镇子北头往南头的学校走，几乎可以脚不沾地地被推到那边。过往的汽车更是寸步难行，喇叭按得震天响，可是，似乎没有人听见，更没有人朝它们看上一眼，所有人都沉浸在熙熙攘攘的热闹与繁华中。镇子北头是一片回民聚集地，上学的时候，我每天都从他们的房屋中穿过，看到过杀羊、出殡、念经。对他们的生活方式，我始终怀着一种陌生和敬畏的感觉。镇里没有工厂，没有企业，除了必要的政府公务员和一些极少的商人之外，镇上的居民大多以种地为生，间或充当小商小贩，将自家的粮食、鸡蛋、水果带上街以物换物。
现在，吴镇已经成为了新的集市中心和贸易中心，一排排崭新的房屋矗立在道路两旁，全是尖顶的欧式建筑，很现代，却显得有些不伦不类。镇子原来的主街道被周边新兴的街道和新建的房屋所包围，更加显得破败不堪，荒凉异常。原来的一些房屋、商店都还在，甚至连店主都没变，但是，由于整体方位的变化和房屋的破旧，他们的存在却给人一种奇异的陌生感和错位感。我始终无法适应这一错位，每次走在路上，都有强烈的异乡异地之感。
哥哥、嫂子在镇上开了一间小诊所。哥哥还顺应潮流地做过一些别的生意，承包过土地，开过游戏厅，但似乎都以失败而告终，最近他又和同学做起“房地产”的买卖。哥哥家的门口堆满了沙子、石子、钢筋，混凝土机轰隆作响。他准备把原来买的一整幢房子分割开，一分为二，卖掉其中的一幢，还掉买房时借下的大量债务。但是，重新修房的投资也需十万元左右。我一听，有点紧张，对哥哥说：“盖好了赶紧卖，房子正处于高价，估计马上市场就要不好。”哥哥自信地说：“没事，现在镇上盖房人很多，想买房的人也多。再说，小镇毕竟还是偏僻，即使房地产业有什么大的波动，也不会很快影响到这儿。”我仍然有些忧心忡忡。
在哥哥家稍作停留，买了鞭炮、火纸，我们到村里边给爷爷、三爷和母亲上坟，这是我们每次回家做的第一件事。经过二十几年的扩建，村庄和镇子几乎已经连接上，哥哥家的房子离村庄只有五百米左右。少年时代，晚上夜自习从镇上放学回家是我最恐怖的经历。空寂的道路，两旁是黑黝黝的、高大的白杨树，一阵风吹来，树叶飒飒地响，那种害怕，连后脑勺都是冰凉的。那时候觉得从镇上学校到村子里的这段路，是世界上最漫长的路。当然，也有美好的事情，那时候正流行琼瑶、金庸的小说，我曾经疯狂地阅读所有能找到的他们的书。于是，在那段我最害怕的路上，我常常想象有那么一个白衣少年，从远方飘然而来，俊美羞涩，深情地拉着我的手，把我送回家。
而如今，如果不是有家人、有老屋、有亲人的坟在这里，我几乎不敢相信这是自己生活了二十年的村庄。走在路上，我总是有“迷失”的感觉，没有归属感。
死去的爷爷和三爷埋在老屋的后院。说是后院，其实院墙已经坍塌，里面长满了荒草，差不多有半人高。清脆的鞭炮声响起，在村庄的上空炸响，打破了沉默，似乎也惊醒了那边的魂灵。我们磕头，烧纸。父亲揉了一把眼睛，说：“你爷，1960年让集中去养老院养老，去的时候好好的，能说能唱，还提着个小夜壶，去了四天，躺在席上回来了。人死了，硬生生饿死了。”这是每次上坟父亲都要说的话。虽然没有见过爷爷，但经过父亲这么多年的叙述，在我脑海中，那是一个戴着瓜皮帽、因长年担豆腐挑子卖豆腐而腰已经半弯的老头。他一手抱着铺盖，一手提着小夜壶，正蹒跚着朝离村子五里地的养老院走去。
听到鞭炮声，村子一些人走出来，客气地看着我，问父亲：“光正，这是几闺女？不是四闺女吧？咋胖成这样？”看着这些依稀熟悉却突感陌生的面孔，我清晰地感受到岁月的痕迹，才发现自己原来也有了触目惊心的变化。
后院的右边是一座刚建起的二层小楼，父亲说那是张家道宽的房子。道宽的几个兄妹全都考上大学走出了村庄，只有他还留在这里。道宽不善言辞，干活也不是能手，当年娶了一个漂亮的四川蛮子做媳妇。媳妇脾气火暴，几次离家出走，又被道宽追了回来，最终还是走了。道宽因此而受尽了苦头，也成了全村人嘲笑的对象。
道宽家的新房和我家的房子形成了触目惊心的对比。扒开及膝的杂草和灌木，来到我们家的老屋。我在这里整整生活了二十年。院子里同样长满了荒草，那倒塌了半边的厨房被村人当成了临时的厕所，还有家畜拱过的痕迹。正屋的屋顶上到处都是大洞，地基已经有些倾斜。哥哥前几年把这里收拾了一番，但是，因为没有人居住，很快又开始破败。外面的墙面上依稀可见妹妹当年学字时在墙上写下的诗，错字连篇。每年回来，我们都要再读一遍那些诗，姊妹几个笑成一团。
母亲的墓地在村庄后河坡上的公墓里。远远望去，一片苍茫雾气，开阔，安静，有一种永恒之生命与永恒之自然的感觉。每次来到这里，心头涌上的不是悲伤，却是平静与温馨，有一种回家的感觉。母亲是我生命的源头，而那坟地也将是我自己最后的归宿。烧纸，磕头，放鞭炮。我让儿子跪在坟前，让他模仿我的样子也磕了三个头。我告诉儿子，这是外婆，儿子问我外婆是谁，我说，是妈妈的妈妈，就是妈妈最亲的人。我们又如往常一样，坐在坟边，闲聊一会儿家里的事。
每次一到这里，大姐总是唠叨：“要是妈还在，那该多好啊。”是啊，“要是妈还在”，这个设想过无数次的场景，成为全家人永远的梦想和永远的痛。看着坟头的草和鞭炮的碎屑，回想母亲的一生和我们曾经的艰难岁月，家庭的概念、亲情的意义总是在瞬间闪现出来。如果没有这些，没有故乡，没有故乡维系、展示我们逝去的岁月和曾经的生命痕迹，我们的生命、我们的奋斗、所有的成功与失败又有什么意义呢？
梁庄往事
父亲是村里的“活字典”，今年正好满七十岁的父亲，对村庄的历史，对三辈以前的村民结构、去向、性格、婚姻、情感都清清楚楚，如数家珍。虽然父亲一直在我们身边，他的秉性、脾气、为人我们都再熟悉不过。但是想起父亲，想起他的一切，却还是有支离破碎的感觉。那模糊遥远的岁月，还有与之相关的历史，将随着这个人的逝去而消失。看着他摇摇欲坠的身体，我总有一种来不及的感觉。
被称为“刺头”、“事烦儿”的父亲，一生没有当过一天官，却一直和当官的斗争，我们家也因此而遭了不少罪。父亲对建国以后村庄的权力纷争与更替了然如胸，因为他就是参与者，而且他是以一个“破坏者”和被批斗者的形象而参与的。
梁光正，七十岁，瘦骨嶙峋，颧骨高耸，双颊下陷，两眼混浊，佝偻在圈椅里，连轮廓都有些模糊了。他坐在这里，沉默不语，从他的身上，似乎能感觉到死亡的巨大阴影在迫近。但还有一种顽强的气质也从这一衰老的躯体上展现出来，那是苦难命运塑造的乐观与豁达。它告诉我们，眼前这个人不会轻易屈服，哪怕是对于死亡。
你爷是1960年的春上二月十四死的，你三爷正月初七死的。你爷在养老院挨饿死的，那时候只要是老人，不管有后没后，有家没家，都要集中在养老院集中供养。去（养老院）的时候，你爷精精神神，手里提着夜壶，背着被子，是最健康的人。结果去了四天，饿死了。
当时，我在黑坡周营修水库。随便炸，炸到哪儿是哪儿，说起来是在搞工程哩。那时候人都饿得迷三道四，谁也顾不得谁。回来了，发现你大伯全身浮肿，都发亮了，腿上还有一个大疮，饿得都哭不动了。看见这情形，我心里难过，那也顾不得哭，得先找东西吃。“1960年都是贼，谁不偷饿死谁”，一切东西，只要不是生产队分的，就算树上的树叶都被吃光。其实，那时候哪有树叶，1958年树都放光了，农村连一棵树都没有，所有能烧的东西都拿去炼钢烧了。人们都饿得像鬼一样，到处烧东西。
咱们梁庄的梁家人1960年前有两百多人，1960年饿死六七十人，几乎是挨家挨户都有人死。梁光明那时候是村里的保管员，他家饿死的人最多，爹妈、嫂子都饿死了。他二嫂半夜去偷麦子，被人打断了腿，他也不管，最后饿死了；侄女没人管，也饿死了。那是个无情无义的人，谁都整。批斗人时，就他最积极，打得最狠。
1960年2月死人最多，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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