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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病_对当代中国教育的拷问-第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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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蓝田，这个响亮的名字曾经在“洪湖水浪打浪”的歌声中风光一时。然而谁也不会知道，就在这优美的歌声中，就在这波光粼粼的洪湖水中，暗藏着一场巨大的骗局。2001年10月26日，在一份《金融内参》上，一篇仅600字的文章引起了高层有关领导的关注。然而就是这篇600字的文章，从而揭穿了用谎言构筑起来的“蓝田神话”。2001年12月13日，洪湖市人民法院给这篇600字文章的作者…………中央财经大学的刘姝威老师，发来了一张紧急传票，起诉她侵犯了中国蓝田集团的名誉，并将于2002年1月23日进行开庭审理。然而就在法院即将开庭审理的九天之前，也就是2002年1月12日，蓝田集团中三名高层领导以及七名中层干部被司法机关依法逮捕。至此，蓝田“真实造假”的最终内幕大白于天下。对于刘姝威老师来说，她的行为不仅为国家挽回了巨大的经济损失，同时她也挽救了成千上万的股民。2003初，在每年一度的经济年度人物的颁奖典礼上，这位勇敢的揭发者刘姝威老师坦然地说：“我在北大读书的时候，陈岱孙和厉以宁老师教导我们，只要你认为你自己是对的，你就要坚持下去，我想这是一个基本的要求。”
这，就是教育的力量！
我想，不论是刘姝威老师，还是本章在前面提到的那位涂迁的同学，他们之所以能够最终站出来揭穿谎言，说明了在他们心中依然存在着一种对诚信的坚定执著。同时，老师对他们的教诲也在他们心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迹。所以，一种成功的教育之所以伟大，原因就在于此。然而，我们当下对诚信的教育显然是十分欠缺的，尽管我们并没有忽略它，但我们似乎并没有把诚信来作为一个人的必不可少的信念要求和行为要求来进行教育。我们对诚信的教育似乎是雾里看花式的，仿佛“诚信”只是一种美，它是让人观赏的一种非现实的品格。诚信似乎总是处在一种遥远的理想状态，它似乎让人感到这个本来就应该成为人之秉性的东西看起来却像是一种外星人般的稀罕和少见。所以，如今当我们表现出一种诚信的时候却时常被视为像英雄般的见义勇为。这实在是一种让人感到十分尴尬和可悲的事情。假如这种状况继续蔓延下去，假如我们的教育依然视“诚信”仅仅是一种正餐的调料品；假如我们的父母把“诚信”依然视为与自己的孩子考北大清华毫无关系；那么我们终将会有一天，当我们的“诚信”消失遗尽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那些用丰富的知识堆积起来的更大谎言将会以一种核武器般的力量，把人类尚存的最后一点尊严，彻底击毁！
2001年9月11日，在美国纽约上空，一场恐怖分子的惊世之举，震惊了整个人类。在两座象征着一种自信和力量的世贸大楼顷刻间倒塌之际，在美国人的内心，正经受着一场空前的心灵震颤。一种从未有过的权威性危机，使美国人感受到一种前所未有的人格虚空。然而就在一年以后，一场更大的危机使美国人的精神几乎崩溃。2002年，在美国商界相继爆发出一系列商业欺诈丑闻，安然、安达信、世通、环球电讯、施乐以及默克等一大批声名显赫的公司纷纷爆出会计丑闻。从而使美国发生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诚信危机”。这场危机对于美国人来说，它对心灵的震撼程度以及财物损失已经远远超过了“9·11”事件。事后，一向老谋深算的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痛心疾首地向世人宣布：由于一系列此事件的发生，美国股市市值已经蒸发了八万亿美元！八万亿美元是个什么概念呢？也就是说把全中国的家当包括整个国家的、老百姓的家当全部凑到一块，也只是它的几分之一。
这就是一种毁灭！而这种毁灭就是因为缺乏“诚信”所导致的。此事发生后，美国参、众两院紧急制定并一致通过了《商业欺诈法》，该法明确规定以后对那些财务欺诈行为将采取严厉的惩罚。至此，一场大规模的拯救“诚信”的运动在美国展开。而与此正相反的是，由于美国通用公司基于一贯的诚信原则，它已经连续五年被评为全球最受尊敬的公司。
信任也是一种约束
一位叫黄晓南的中国访问学者，他在一篇题为《信任也是一种约束》的文章中，讲述了他对美国社会中“诚信”的一种认知：
……当然美国这个社会有很多不好的东西，但撒谎在美国人看来是最要不得的恶习，犹如我们中国人看待偷盗一样，为人所不齿。正因为如此，美国人不轻易怀疑别人撒谎，正如我们中国人不轻易怀疑别人偷盗一样。所以，一般说来，你说什么，人家就信，除非有规定须出示证明……
美国是个提倡“信用”的社会，无论在日常生活中，还是经济活动中都离不开信用。申请家用电话、管道煤气、电、水、租房等等，都需要个人信用。公司贷款、贸易资金往来等，更要资信担保。但所有的信用都表现会永远记载在每个人的社会保险号底下。人的名字可以更改，但个人的社会保险号却是从一而终。一旦发现作假或诈骗，个人信用就彻底砸锅。到那时，在生活和事业中便会处处遇见”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的窘境。正因为如此，人人把个人信用看得高于一切。
记得1994年我在加拿大渥太华的卡尔顿大学做访问学者时，夏天到纽约旅游。那天特意去参观仰慕已久的大都会博物馆。门口售票处的牌子上明码标价成人票价——16美元；学生——8美元。
尽管我很清楚，美国人指的学生，不仅仅是在美国学习的学生，而且是来自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的学生，但我还是吃不准自己算不算学生。访问学者平时也与研究生一起听课。可以说是学生，但又没有像学生一样交学费，也没有学生证。我有心省下8美元，可又怕售票员要我出示学生证。万一弄得让人家怀疑咱撒谎，既丢“人格”，又失“国格”。
踌躇良久，我想了个两全其策。我向售票小姐递出16美元，同时又对她说，“我是从加拿大来的学生，如果……”我的下半句话是，“如果访问学者也能够算的话。”
可她还没等我把话说完，就面带微笑地问：“几个人？”
“一个”。我回答说。
她很快递给我一个做通行证用的徽标和找回的8美元，并笑着说，“祝你在这里度过愉快的一天。”全然没有顾及我一脑门子的“思想斗争”。
的确，那天我的心情一直很愉快，不仅仅是因为欣赏了大都会博物馆精美的艺术和省下了8美元。
有了这种愉快的经历后，心里就时时想着珍惜它。就像一旦得到别人的尊重，就会加倍自重自爱一样。
时隔6年，去年夏天我带妻子和女儿参观纽约大都会博物馆。门票价格依然如故，但我的身份已不再是当年的访问学者，而是挣工资的驻美记者。尽管我和我妻子从外表来看要充当学生仍绰绰有余，但出于对“信任”的珍惜，也为了自重自爱，我毫不犹豫地买了两个成人、一个儿童的门票。尽管多花了16美元，但心情与上次一样愉快，因为我没有辜负别人的信任。
从此，我在心中形成了一种固执的想法：信任也是一种约束。
——引自《读者》杂志2003年第3期
通过这篇文章我们可以看到，一种由“诚信“所导致的彼此“信任”，成了美国社会群体生存的一种纽带，同时也是一种约束。这种约束一方面来自于彼此真诚的互信；另一方面也来自于一个人生存所必须的道德要求，否则这个人将难以生存。当一个社会中一个人生存的状态完全取决于一种“诚信”的时候，那么一旦“诚信”被毁坏，其结果就可想而知了。这也就是为什么当美国发生一系列商业欺诈事件之后，就如同在美国本土引爆了两颗“精神原子弹”一样，美国朝野上下那种世界末的灭亡感也就不足为怪了。
这使我想起曾经假冒伪劣盛行一时的中国温州。大家都还记得，当时只要一提起温州，那么它的形象就如同在一片谎言汪洋中的一艘假船，而从这艘假船上卸下来的无一是真货。这种结果导致了温州经济的几近崩溃。后来温州政府下决心搞了一个“重塑温州形象”的诚信运动，并取得了很大的效果。若不是这样的话，我看如今的温州或许就成了一个假冒伪劣的历史博物馆了。
石家庄有一位12岁的小学生，有一天向他的父亲要15元钱，说是他有一篇作文在最近一个所谓的全国“新星杯”作文大赛中获了个“二等奖”。按理说，这位父亲听到此消息应该是很高兴的。但这位父亲却高兴不起来，因为在此之前，类似的作文比赛孩子已经参加过很多次了，而且全部都获奖。这就使这位父亲对这种所谓的比赛产生了怀疑。据自己的儿子说，他们班上有77人，其中参加这次比赛的共有21人，并全部获奖，一等奖4人，二等奖3人，剩下的全部都是三等奖。父亲的犹豫，让孩子有点着急了：“爸，要是不交钱，就不给发获奖证书，没有证书做凭证，就等于白获一次奖。”此刻，父亲与孩子之间，其实心里谁都清楚这种奖意味着什么。但，一种虚荣成就了谎言的一次次得逞。于是，儿子又一次“获奖”。有记者调查发现，在这种铺天盖地的谎言“大赛”中，很多父母是知道其中原委的，但是他们却依然鼓励并推动着这种谎言的成功登陆。一个孩子是这样说的：“如果我没有这种获奖证书，那么以后老师就会看不起我，爸爸妈妈也会觉得很没面子的。其实我们都知道只要交了钱就行了，但别人都这样，我们也只好这样了。”于是，我们大家也就只能这样了：这是假的没错但你不是照样乖乖地自投罗网么？这就是假的但你寄给我们的人民币可千万不能是假的啊；这就是假的但记住那“获奖证书”可不是假的，这上面可是有国家级协会的印章啊；谁说这是假的如果真是假的我连获奖证书都不会寄给你，所以以后不要再说我是假的了……
中国式的造假逻辑
这是一种逻辑，一种中国式的造假逻辑，很多时候当你面对这种逻辑的时候，你会脑子发硬，思维堵塞，你有一种渴求让黑格尔活过来的强烈愿望。因为你解构不了这种逻辑，于是你企图让世界上最伟大的哲学家来帮你。但我要告诉你的是，这依然无济于事。就在前不久在达沃斯刚刚结束的世界经济论坛年会上，一位素称对亚洲经济有深入研究的美国著名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当他面对中央电视台记者要求他回答有关中国经济问题的看法时，这位著名的美国经济学家竟尴尬地坦言道：“我还没有做好关于中国的功课，目前还没法回答你的问题，请给我时间。”
这位美国的经济学家是诚实的。因为他还没有做好关于中国的功课。所以他宁可保持缄默也不虚张声势。因为任何一位“做不好关于中国功课”的人，假如他开口就一定是胡说八道。为了避免这种信口开河，保罗·克鲁格曼选择了沉默。
因此，假如有朝一日黑格尔真的活过来的话，我看还是无济于事。因为关于中国的这种功课是很难能做的，这是一种复杂的、系列的、组织结构严密的“产业链”。现在我们再接着上面所说那种“假”作文比赛继续说下去，看看我们还有什么未解的方程式：有一位记者他在调查此事中看到了这样一个“大赛通知”，上面这样写道：“通过对组织参赛的稿件继续严肃、认真的评选，大赛办准备为获奖者颁发获奖证书，获奖证书有国家级协会颁发，层次高，在业绩考核、升学谋职时，是一个有力的证明。但是，由于大赛办各种经费开支较大，请获奖者将每证的制作、包装及挂号邮寄费共计18元汇至大赛办。”除此之外，通知单还对学生的班主任承诺：“于您为大赛作出的贡献，18元中可提留3元作为奖励，并向您颁发‘优秀组织奖’证书，免收证书费用……”
我们现在就来做一做这门“中国的功课”。
这份“大赛通知”无疑是“大赛办“写给学校老师的，而老师呢，再把这消息告诉班上的学生，于是学生就知道了有这么一回事。所以，事实上老师是这种所谓大赛的实际组织者。那么老师为什么要这么积极呢？一是他（她）每让一个学生去参加这种大赛，他就能从中得到三元钱，这就是所谓的利益驱动；还有一个原因是：“如今有的学校对老师的评价体系就是把学生的获奖数量、获奖级别当作‘硬性指标’，这无形中也使老师热衷于让学生参加各种‘赛事’。”这是北京一所实验小学的老师对记者说的。
好，现在我们基本上已经清楚了：这就是，“大赛办”通过学校和老师来作为实施者，让学生们参加这些所谓的作文大赛。于是学生们就把作文连同钱一块寄给大赛办；“大赛办”收到钱后，就按照比例装模作样地评出所谓的“一、二、三等”奖来，而后，又跑到“国家级协会”盖个章，顺道就把这“获奖证书”给这些参赛者们寄去；于是，收到“获奖证书”的同学们兴高采烈，因为他们又获了一次奖，又多了一项资本；当然父母也高兴，咱孩子又获奖啦，随后把获奖证书高高挂在庭堂中央以便让邻居家来串门时一目了然；而老师呢，也不错，先数数这次一共赚了多少钱，同时还完成了学校规定的任务，喜哉喜哉；最后学校呢，看看这次我们学校又有多少学生获奖啦，这样校长到教委去汇报工作时也挺有面子的，没准这样的奖获多了以后还能升为重点学校呢……就这样，一场“骗局”在这样一种各自所需的心照不宣中潇洒完成。有趣的是，在这场“骗局”中，学校领导、班主任老师、家长、学生以及骗子们都既是参与者又是同谋犯，更让人吃惊的是在这场“骗局”中竟没有输者！欺骗者与被欺骗者都高高兴兴地共同来为这场“骗局”作最后的庆典。
这就是这门“中国功课”的全部答案！
这就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双赢”！
这就是中国逻辑的非逻辑解构方式！
保罗·克鲁格曼一再希望能给他一些时间来解答“关于中国的功课”，老实说，不是我瞧不起他，没戏！
同样，假如有朝一日黑格尔真能活过来让他来对中国的逻辑作解构，老实说，不是因为他没有这个能力，而是他根本就连“北”都找不到！
孩子对虚伪的控诉
有一个原本对人生充满希望和幻想的中学生，随着她在一个虚伪的环境下茁壮成长，终于有一天，当这位孩子长到13岁零两个月的时候，她突然发现：这世界变了。变得如此虚伪，变得当她用真诚去面对这个世界的时候，她无奈地选择了沉默：
记得一位同龄人曾说过这样的话：“谁也没讽刺我什么，但他们在无意中流露出的淡漠却分明在提醒我：你无足轻重。”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我突然感觉到身边的人不一样了，不是他们变了，而是我变了。我开始发觉那些班级职位的魅力是那么小，班委们大多数都是那样地虚伪——他们在利用老师。在小学，我是老师的“宠儿”，我是班委，一切课余活动都有我的份儿；现在想起来，真不知道那时的我是怎样度过光阴的，只知道那时每天做的事都是为了讨好老师。上了中学后，我却愕然地发现我变了：老师问谁在小学有过职务？谁想当课代表？……我对这一切都不感兴趣，或许，这是因为我在小学已经得到了满足。但是当有一天，在一次大选中，我突然发现自己才有那么少的票数，发现班里的同性都不爱接近我，发现班里没有一个人称得上是我的知心好友的时候，我才发现，他们讨好的，都是老师的宠儿。宠儿们做错了事，大家一定会用一切理由变成好事，宠儿们偶尔没写完一次作业，大家一定会以一句“下次注意”一笑了之；宠儿们有时没有考好，大家一定会认为是“笔误”。可相反，如果这事情不是发生在“宠儿”身上呢？换来的是沉默的嘲笑、沉默的讽刺……没错，我也知道怎样便可以讨好老师，但我觉得那样好不要脸，好不要脸。
曾经有一次，我做出了几个宠儿没做出的证明题，她们以一种含着惊讶、蔑视的眼神望着我。还有一次，语文的月考我考了全班第一，一个宠儿居然用那样蔑视的眼神问我：“抄谁的？”我感到莫大的耻辱！虽然我早在不经意间学会了忍耐，但是我受不了，受不了！我本可以对他翻脸，本可以狗血喷头地骂死他，但是我没有，只因为他是宠儿，没有人会帮我。就连评分的时候，宠儿们都说我不好，我差，我什么都差。他们不想与我做朋友可以，但是他们不能贬我！并且是以这些方法来贬我。我很窝囊，对吗？被宠儿贬的，不只我一个，但是，不是所有被宠儿贬的都像我一样沉默着。记得一次上音乐课，老师让每人唱一支歌，轮到一个宠儿的时候，很多人开始小声聊起天儿，然后声音越来越大。最后，宠儿一下子回到座位上哭了。“反动派”们，抓住了女宠儿的最大特征：自尊心极强，承受力极差。看到这一切，我本应该高兴才对，但我此时却有点辛酸的感觉。我理解宠儿，是因为我当过宠儿。这件事的结局可想而知：宠儿把一切告诉了老师，老师占用了一节课的时间解决这件事。虽然没点名没点姓，但这种“笑里藏刀”
的训斥使宠儿更加得意……
13岁以前，我是一个天真无邪的女孩，我相信所有人的每一句话，直到我上了那不仅几次的当，我才开始在13岁零两个月的时候仔细透视这个世界，可我换来的是什么？得到的又是什么？我不敢想象这就是生活，所有的人际关系是这样的复杂，我变了，开始彻底的变了，由一个活泼的女孩变得沉默寡言，独来独往。我开始记起一个朋友对我说过的话：“你太天真了”，和一个很好的朋友对我的忠告：“以后不要那么天真”。现在的我好感谢他们，但他们已经离我很远很远了——我们已经有一年两个月没见面了。也许他们也不会知道那偶尔的一句话会令我这样感动，而且不会知道今日的我真的不再是一个天真的女生了。
结尾是这样的。生活在这个世界上，你不仅要面对虚伪，还要支持虚伪发扬光大。宠儿们不就是靠虚伪成名的吗！如果你不会虚伪，也就会像现在窝囊的我一样，哭天喊地呻吟着。
我们应该为这位孩子哭泣，因为她过早地承受了一种虚伪对她的折磨。原本应该享受一个天真浪漫季节的她，却被无情地抛在了一个虚伪的剧院中独自呻吟。在她那哭天喊地般的呻吟中，我们听到了什么？我们听到了一种控诉，一种对虚伪、谎言以及这个不真实的世界的一种控诉。同时，在她的控诉中我们似乎又听到了，她对诚实和真诚有一种深深地眷恋……
真实如此不易
著名作家韩少功先生曾经写过一篇很有意思的文章，题为《伪小人》。该文章给我们讲述了在如今这个年代里，即便你想真实一回，也竟是如此的不易，请看：
说真话不容易，让人相信真话也不容易。如果我说不喜欢名牌西装，这话就很难让人相信。很多人惊诧之余，总是从狐疑的笑目中透来诘问：你是买不起就说葡萄酸吧？你是腰缠万贯不想露富？是不是刻意矫俗傲物装装名士？是不是故作朴素想混入下一届领导班子？……他们问来问去，怎么也不觉得这只是个服装的问题。我无论怎样真怎样实地招供，也不会得到他们的核准。这些人不相信也不容忍现在还有人斗胆不向往不崇拜不眼睛红红地追求名牌奢华，他们已经预设了答案，只需招供者签字画押。他们不能使招供者屈服的时候，就只能瞪大眼恍然大悟：世故，见外，城府深，这号人太爱惜自觉的羽毛了哈哈哈。
他们宽容地大笑，拍拍你的肩膀，表示完全理解并体谅你的假话…………因为他们也经常需要说假话。这没什么。
在这种情况之，你还有勇气说真话吗？你是否敢冒天下之大不韪，说你不想当局长不想贪污公款不愿意移居纽约不喜欢赴宾馆豪宴不在乎大众对文学的冷落没兴趣在电视台出镜头也没打算调戏法郎廊小姐？这当然不是真话的全部。这些真话也不像交通规则可以舒用所有的人。问题是这些话在很多人那里，已经排除于理解范围之外，你能向他们缴出怎样的真实？
……
时尚握有定义真实的强权，其实总是被某种社会潜意识来选择或塑造。革命的辉煌已经落幕，天行健君子自强不息的真实性不再是无可怀疑。在这个某些人心目中金钱至上的世纪末，当然是俗人庸人小人最能成为真实的标准蓝本。为了活得被别人认可真实，为了获得围观者赏赐的“真实”桂冠，很多人忙不迭地躲避崇高，及时热爱大街上热爱的一切，及时羡慕大街上羡慕的一切，就是说，必须操着流行的词语一脑门子官司地非礼勿视非利勿听非利勿为，用失血的假笑的填满每一次交际……
这样看来，当一个真小人还不是件太容易的事，当来当去，一走神就还会怀念当君子的虚荣，还会鬼使神差往君子的神位上川。落下一个“伪”字。这正如某些伪君子一不小心就会暴露出小人的嘴脸，是同样的道理。伪小人作为伪君子的换代产品，是对伪君子的逆反和补充，也是一种文化敌伪势力，伪小人从根本说与多数人一样，不那么坏也不那么好，不值得大惊小怪。可惜的是，有一样东西失去以后就永远不可复得，那就是他们最常在流行歌中宣言要得到的：真实。
真实是现代人最为困惑的问题之一。
——引自《读者》杂志1994年第9期
“用失血的假笑填满每一次交际”，这是韩少功对如今真实被流放后的一种绝妙的形容。在一个到处都充满虚假的年代里，一个人想真实一回竟如此之艰难！
在这里，真实被视作一场更大骗局的一种城府，不露声色。在一片狐疑的笑目中，真实如同一个裸体少女，在一个无处藏身的旷野中被公然示众。于是，所有的人便一同带上假冒的太阳镜，把真实的眼睛隐藏在黑暗的一角，向隅而泣。
面对满目虚假，几年前就写了这篇文章的韩少功先生当是的确感到了一种绝望。但真实的灵魂毕竟尚存余息，今天，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真实与诚信”的重要性，因为假如谎言和虚假再继续铺天盖地，那么人类终究会有一天把自己都骗得死无葬身之地！
2002年12月份，武汉的一家大型超市在招收新员工的时候，破天荒地要求应聘者必须具有当地居委会开具的所谓“品德证明”。否则一概不予录用。这件事引起了社会的极大关注，全国多家有影响的媒体纷纷对此事进行了报道。因为这是至今为止，国内第一家企业公开把一个人的“品德”记录，来作为是否录用该人的首要条件。对此，我表示由衷的赞赏。因为这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实现了我在本章中曾表述过的梦想。不管这种“品德证明”在实施上存在着多少困难，但至少，如今我们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了一个人具有良好的品德是多么重要。我认为，这在很大意义上来说，比我们目前只关注GPD每年增长几个点要重要得多！因为仅仅代表物质生活水平的GDP，它无法从根本上来成就人类的幸福。因为幸福不仅仅是一种物质，更多的是人对一种生活状态的精神满足。
此事件发生以后，《北京青年报》与北京勺海市场研究公司就此问题，在北京、上海以及广州展开了一次民意调查。该调查显示，在一个人的品德构成中，“诚信”被普遍认为是一个最重要的因素。其中上海的的比例最高，占91。5％，北京占78。8％，广州占63。2％。与此同时，该调查同时显示，总体有87。4％的被调查者认为现在社会普遍缺乏“诚信”。（参见《北京青年报》2003年1月11日）
由此可见，“诚信”问题已经成为目前国人所普遍关注的一个问题，因此我们必须予以首要的关注。而其中，我认为最重要的是我们对“诚信”的关注一定要从“娃娃”开始，也就是说，我们的教育必须要把“诚信”来作为一个学生所必须具有的品格来教育；我们的学校应该要把一个人是否“诚信”来作为录取该生的重要“分数”；我们的教育部门也应该要把“诚信教育”来超越“知识教育”而作为一个人基本的教育内容。因为我们只有这样，我们将来才有可能生活在一个面具稀少的社会中尽情沐浴着真诚的阳光；我们才有可能不必小心翼翼的在“诚信”的大道上如履薄冰；我们才有可能大家在彼此真诚的面对中不必恐惧谎言的劫持；也只有这样，我们最终才有可能堂堂正正地站在那里向上帝作出庄严的承诺：从今天起我们不再为人类的谎言而忏悔！阿门！
第六章 道德钟声，应敲响在人生的第一声啼哭
虚空的共产主义道德
北京的长安街；气派辉煌。在这条著名的街上有一条著名的商业街，叫王府井，这里是北京的商业中心。它繁华、悠久且流光溢彩。香港巨贾李嘉成投资兴建的新东安广场像一艘巨大的航母，矗立在长安街与之相交之处，似乎标志着作为一个现代化城市的不凡风骨。
然而就在这个地方，曾经发生过这样一件令人毛骨悚然的事情：一个衣着时髦而艳丽的年轻姑娘，此时她不是在选购”夏奈尔”牌皮包，也不是站在化妆品柜台前品味着“资生堂”的美丽；她在干嘛呢？她正跪在地上伸出舌头舔别人的裤腿！为什么呢？为什么这么一位漂亮迷人的小姐会有如此人格丧尽的行径呢？这是因为她吐出了一口浓痰而且正好“啪”一下落到了一位男士的裤腿上。于是这位男士便愤怒地、失去风度地把那位小姐摁到了地上，随后强令其将这口痰舔干净。当时，众多围观者目睹了这件让人心惊肉跳的事件，其中就有著名画家韩美林。
我是在一个深夜看电视的时候，从电视上知道这件事的。画面上韩美林正在接受一位记者的采访，他通过举上述这个例子，正在阐明他对目前中国现代化建设过程中缺少一种文化的培育而忧心忡忡。韩美林说：现代化不是仅仅多盖几个高楼，国家应该要有一种长远的眼光，要把文化的建设来作为长远的战略来制定。
韩美林先生的话无疑是中肯的。因为即使在新东安广场这样如此现代化的高楼大厦旁边，如果依然有这么一种缺“德”的人和事情经常发生，那么我们的“现代化”就只能是对自我的一种嘲讽。因为一个缺乏基本道德和教养的民族，不管他经济如何发展，也不管他的生活水平有多高，他最终只能成为一个“三等公民”！我相信，那位男子之所以会如此地失去风度，一定是因为他无法容忍这种事情发生在这样一个环境下；一定是他无法容忍这种事情发生在眼前这样一位衣着时髦的年轻姑娘身上。他之所以愤怒地让她舔去这口痰，或许是因为他要让她一辈子都记住：人一定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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