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病_对当代中国教育的拷问-第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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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以前，我们家曾经用过一个保姆，17岁，来自外地一个偏僻的农村。这女孩是第一次到大城市来，看上去非常老实，话不多，干起家务活来还算不错。可是之后不久我就发现，这个看上去异常老实的瘦弱女孩嘴里经常没一句实话。这让我非常纳闷：一个世事未谙初出茅庐的小女孩，怎么看也不像经历过什么世面的人，怎么说起谎话来却如此炉火纯青。于是我有一次就问她：你为什么要说谎？有什么事你直说不就完了，为什么要对我们撒谎？在一般情况下，一个乡下丫头，初来咋到，面对雇主的严厉责问，肯定会觉得无地自容或至少也会满脸通红。嘿，你看她什么反应也没有，嘴角还抿着一丝微笑，双眼无光地看着我。倒像是我说错了什么话似的。这件事曾在我脑子里很长时间都转不过弯来。我一是想不明白她什么连一些无关紧要的小事都要说谎？二是为什么一个未经世面的弱小女子说起谎来如此镇定自若？三是在根本没有必要说谎的背景下她为什么仍然要说谎？后来才听别人说，那地方的人都那样，说起谎来像张艺谋说戏似的，还充满了激情。这件让我至今回想起来依然耿耿于怀。
我们可以想象像，当你拿起一张报纸兴趣盎然地读着一篇精彩的文章并回味无穷，但不久就听说这事全是编造的，你会有一种什么样的感觉？或者说哪天你又在电视上看到一则感人的故事并泪湿衣襟，事后听说这又是假的你是否会觉得你的泪流得有点傻？其实这事几乎每天就发生在我们的身边，不信我带你去看一看！
当2003年的钟声刚刚敲响不久，已经有人为2002年总结出了“十大谎言”，就像中国人总是喜欢评比什么“十大国内新闻”、“十大体育新闻”一样，“十大谎言”也许在很大程度上更接近于老百姓的生活。请看：
谎言一、楼盘谎言
北京的房地产市场一直火爆异常，然而北京的房地产市场同样谎言多得防不胜防。2002年是北京房地产市场“暴动”的一年，很多上当受骗的消费者纷纷举行各种“暴动”，以抗议房地产商的欺诈行为。如果你走在北京的马路上，随便就可看到在那个楼上挂着消费者对谎言开战的抗议语。
谎言二、MBA谎言
什么东西只要到了中国就得变形，MBA也是。2002年是中国的MBA走向自我毁灭的一年。由于这两年MBA学费一路攀伸，从而使那些利欲熏心者开始造假。比如有一家听起来很国际化的所谓培训中心，谁都可以入这所学校。因为入学考试是开卷的，毕业也不需要写毕业论文，只要你交上一万美金就一切OK了。包你在一年里拿到一张金光闪闪的MBA文凭。
谎言三、处女谎言
或许是现在处女太少，于是有些人就利用目前很多人为了某种需要而“求处心切”的心理，干起了人造“处女膜”的勾当。一颗像感冒药一样的东西，300元一颗，并声称吃下去后你就可以变成处女了，不管你是18的少女，还是60岁的老娘们，都管用。据北京协和医院的一位大夫说，那种所谓的人造“处女膜”，实际上是一种结构很简单，并能产生简单化学变化的药品，类似于各种外用泡腾片，根本不值几个钱。
谎言四、真情谎言
每到逢年过节，商家就会各种各样的打折招牌。什么买100送60、什么“真情回报，买一送一”、什么“寒冷冬日送温暖，全场6折”等等。然而据一位经济学博士指出：假设以消费者购买100元以上物品获得60元“回馈（卷）起算，你买来买去最终的折扣不会超过70％。所以说买的永远不如卖得精。
谎言五、健康谎言
2002年，在北京、上海、深圳等地的街头经常可以看到很多人在等待一种所谓“滴血验癌”的应试。然而一度曾让不少人兴奋不已的所谓“滴血验癌”，据东南大学的陆祖宏教授说，其实这种技术预计再过10以后才会被人类熟练掌握。所以社会上盛行的所谓“一滴血可验几十种癌”的说法均不可信。另外，类似的谎言还很多，比如商店里坐着几个穿白大褂的人告诉你，你掏点钱我就可以用这个仪器帮你测病，于是山东就在一个给老人送健康活动中，所有的被测的老人都成了“糖尿病”患者。
谎言六、成功谎言
如今只要你走进新华书店，就可以看到各种有关成功的书。其实这中间有很多是那些“枪手”们制造出来的。这些人本无任何成功经营，却靠着从互联网上扒取下来的大量资料，拼凑拼凑，一星期成功地完成一本关于成功的书。封面上，一个潇洒的老外风度翩翩……
谎言七、美丽谎言
2002年，随着电视上“韩流”袭击，所谓“要想美先变鬼”的理念开始流行大陆。于是，大量求美心切的少男少女们走进美容院寻求“美丽庇护”。一位12岁的少女打算割“全智贤”眼皮；一个18岁的女学生则要求大夫把自己“整”成金喜善。于是，为了美容，历时两年忍痛打断颌骨在所不惜；又于是，为美齿不成反毁9颗健康牙，好端端的一个姑娘为追求身高下狠招，先断腿再插钢针……这就是展示在我们面前的一幕幕“美丽谎言”。
谎言八、避孕套谎言
曾有媒体纷纷报道，一种可以有效防止艾兹病的新型避孕套已被研制出来，名谓“液体避孕套”。它不仅能快速杀伤人体精子，达到避孕目的，而且还能快速杀死艾兹病毒以及各种性病病毒。然而没让那些人高兴几天，一些政府官员及艾兹病防治专家便出来证实：液体避孕套不能防爱滋病。
谎言九、专家推荐谎言
2002年，不管是在电视还是在报纸广告上；打着专家和权威机构的招牌来为产品做广告的企业越来越多。其中包括个别科学家借中国生化学会的名义与某保健品厂家进行商业炒作，致使国家一级学会被指作伪证。于是，中国科学院不得不在2002出台了院士道德自律十戒，以有效遏制“专家推荐谎言”的继续泛滥。
谎言十、招生谎言
有一家公司在报纸上竟然这样写着：“只要交给我们公司2。16万元钱，就包你能上上海交通大学、同济大学、上海大学等名牌大学的热门专业，你高考落榜甚至分数低于300分也没关系。”这样的谎言居然能够在报纸上如此刊登，真让人怀疑现在还有什么东西是可以让人相信的。
注：以上“2002十大谎言”是我从2003年2月出版的《文萃》杂志上摘录的，并在内容和文字上作了一些修改。
教唆孩子说谎的学校
看来，谎言已经是铺天盖地了，我们似乎无处可逃。人都已经像蜘蛛一样被编织在一张张谎言的大网中。从吃的到到住的；从学习的到健康的；从心灵的到权威的，一切真实似乎已经被颠覆。我们不知道在何处才能找到真实，我们不知道在哪个空间里我们还有把诚实来真诚品尝一次的机会。即便是在三亚那阳光明媚的海滩上，我们依然逃脱不了谎言的追击：当你听到“活虾五元钱一斤”而欲饱餐一顿的时候，你怎么也不会想到，如果你想兑现那“活虾五元钱一斤”的谎言，那么你首先就得点上几百元一斤的鱼，否则你就滚蛋！
我的视力在被猥亵中失明
我的听力在被摧残中沉默
我的感觉在被强暴中泯灭
我的情感在被侮辱中哭泣
我的理性在被颠覆中颤抖
我的信念在被扭曲中变形
我的人生在被劫持中坠落
我的未来在被欺骗中毁灭
……………作者当下的心情
“阳光下的罪恶”，这是我们经常听到的一句话。今天，当我们在阳光下一次次被谎言所欺骗时，那么，人类是否还有尊严可言？
让我感到更无法容忍的是：在我的写字台上放着两本书，一本叫《火与冰》，作者是北大一位文学硕士，他叫余杰。这本书出版的时候，他才25岁。此书是献给北大建校100周年的。老实说，这本书写得不错。尽管我还没有细读，但作者敏锐的思维以及强烈的批判性已经让我为之关注。但，我发现了一件怪事。在这本书的封二上，有这样一段话：“本书出版后，在全国思想文化界引起巨大轰动，荣获多家报刊评“全国十大好书”、“全国十大畅销书”，余杰也被评为“全国十大新锐作家“之一。”
这事就怪在这儿了：大家知道，一本书肯定是印刷在前，出版在后，这是小学生都知道的事。一本书能不能获得读者的好评，也肯定是在出版以后才知道的。就像我在1992年出版的那本《崔健在一无所有中呐喊…………中国摇滚备忘录》一书，社会对这本书好评如潮是在这本书发行以后才会产生的，这应该是一个常识。后来有一家报纸把这本书评为了“1993年中国十大畅销书”之一，那是在该书出版后一年左右的时候我才看到的。但《火与冰》这本书却不是这样，印在封二上的这段话，就顺序而言，它一定是在这本书的出版之前就已经发生的事。也就是说，在这本书尚未出版之前，那段文字已经印在封二上了。那么，我现在的问题是：连书都还没出版，你怎么就已经知道“本书出版后，在全国思想文化界引起巨大轰动，荣获多家报刊评“全国十大好书”、“全国十大畅销书”，余杰也被评为“全国十大新锐作家“之一。”了呢？莫非出版商有特异功能？能遥视本书出版后的一切前景？我原本以为，我买的这本书可能是再版的，而这段文字也可能是在再版时加上去的。然而我仔细一看，这本书出版于1998年4月，而且是第一版。
显而易见，这又是一个谎言。我不知道这本书出版后是不是获得了那些荣誉，即便是，那也是以后的事。至少，那段早就印在封二的话无疑是一个谎言。
如果说，写在《火与冰》这本书封二上的那段文字毕竟是余杰在写完书以后的行为（我相信这不是余杰本人的行为），那么，还有一本书作者却竟然在写作的过程中就已经几次三番地这样写道：
“《我是韩国人》出版以后，很多读者写信或是打来电话……”（131页）
“复习后过一个月左右的时间，有一帮人总想找我的麻烦……导火线是我写得《我是韩国人》……（135页）
“自从我出了《我是韩国人》这本书，不管走到哪里，几乎所有的人……
（155页）
记得我在阅读该书时，几次被这样的语言所折腾得脑子僵硬，就像白痴一样，半晌回不过神来。
这本书就是我们央视那位著名的主持人，崔永元先生向我们所竭力推荐的《我是韩国人》。说实在的，我很欣赏那位韩国人，他的那种骨气，那种拚搏，那种身为富家子弟而甘愿漂流他乡的孤独奋斗，是我们现在很多青少年应该学习的。但就是这一点我怎么也搞不明白：书还在写作的过程中，连出版的影都没有，怎么就已经知道该书出版后引起了什么什么，还写得活龙活现？是不是我的智商太低就是明白不了，还是因为“不是我不明白，这世界变化快”？反正我是真的搞不明白。这就像一个从未生过病的人，有一天他却突然对别人说：在我未来生病的那几年里，我得到了很多人的关心。我那情人还专程从国外赶回来看我，真的，我实在是感动得不行……你说如果你碰上这么一个人，你会怎么想：这人不是有毛病就是脑子有问题，对吧。所以，我希望以主持《实话实说》而著名的主持人崔永元先生能给我一个实话实说的说法，以免让我这种脑子一根筋的人老是为此而夜不能寐，拜托了。
我之所以这么叫劲，是因为我可以忍受在物质上被别人骗一把，因为这已经是司空见惯的事了。但在精神上我真的希望能有一块纯净的空间，假如有一天连这个空间里都挂满了谎言的倒影，那么人类也就无可救药了。
2002年的某一天，在西安市的双水磨小学里，发生了一场悲剧。一个只有7岁的该校一年级学生涂迁，因为没有完成规定的作业而被老师罚站在教室外。然而生性好动的小涂迁却自己跑出了学校，结果在一个人工湖边玩耍是不慎跌入水中被活活淹死。就这样，一个幼小的生命因为没有完成作业而失去了生命的存在。然而，这还不是真正的悲剧。
当一个生命失去是由于被老师罚站之时，因此该老师和学校理应都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然而就在此时，一场让我们灵魂发痛的闹剧开始了：事故发生后，该校从校长、班主任老师以及涂迁班上的同学竟一口咬定：那天涂迁根本就没来上学，且信誓旦旦，众口一词。其中就有一位是涂迁的同桌同学，这位女孩斩钉截铁地面对媒体说，涂迁那天就是没来上学！就这样，在一个“人类灵魂工程师”所在的“教堂”里，从主教、牧师到刚入教堂的全部修女，在其祷告的过程中向世人撒下了一个弥天大谎！
我们什么时候丢了诚信？
培根在他的《论真理》中有这样一句话：“谎言是直对着上帝而躲避着世人的。”然而在这起事件中，我们的谎言制造者却同时面对着上帝和世人公然撒谎。那上帝就是那一颗颗尚未被玷污的幼小心灵，那世人就是媒体、社会和法律。但是，上帝在被教唆下已经失去了崇高，而世人也被再一次的玩耍和愚弄。真正在哭泣的，只是涂迁的父母以及涂迁在天之灵的眼泪。
然而这个世界毕竟还存在着一丝希望的灵光，在正义的感召和内心痛苦的挣扎下，一位涂迁的同学终于向世人公布了事情的真相：当涂迁事件发生之后，学校便开始了大规模的造假行动，从校长、班主任到老师，他们为了逃脱自己的责任，竟集体教唆孩子们说谎！我觉得这件事应该被列为2002度“中国十大谎言”之首。而且我们还应该在教育部的门口刻上一个耻辱碑，上面应该这样写道：为缔造谎言的活人们默哀。
“老师说过诚实才是好孩子，我要做一个诚实的孩子”。
这就是那位最终说出真相的孩子之心灵独白。可想而知他是顶着多大的压力来挺身而出的，这一定需要很大的勇气。对于这么一个幼小的孩子，他要忍受多大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重”啊！我不知道他今后的境遇会怎么样，我不知道他今后的前途会不会因为这一次诚实而变得扑朔迷离。说真的，假如那时我是北大、清华的校长，那么我一定要接纳这位学生，尽管他或许考试的成绩不够分数，但他至少是一个诚实的人，一个在这么多虚假者中唯一能挺身而出的人，这就够了！
明天你是否想起昨天你写的日记
明天你是否还惦记曾经最爱哭的你
老师们都已想不起猜不出问题的你
我也是偶尔翻相片才想起同桌的你
……
你从前总是很小心问我借半块橡皮
你也曾无意中说起喜欢和我在一起
那时候天总是很蓝日子总过得太慢
你总说毕业遥遥无期转眼就各奔东西
谁娶了多愁善感的你谁安慰爱哭的你
谁看了我给你写的信谁把它丢在风里
……
记得第一次听老狼唱这首《同桌的你》的时候，是他在一个大学生校园歌手比赛的现场，只见他手抱一把吉它，飘逸的长发随歌声一起飘扬，很美。当时我就说，这歌一定能流行。从某种意义上说，一个人的学生时代往往是人一生中最难忘的，并给人生中留下了许多美好的回忆。因为毕竟，人生的很多知识是在此期间学习的；人生的很多观念也是在此期间形成的；还有人生的很多习性和品格也正是在此期间培养的；当然人生还有最纯洁的情感也往往是在此期间萌生的。因此当很多人已经白发苍苍、年近迟暮之际，“老同学”这三个字对他们依然是如此亲切；而老同学相见时的那种激动万分，则更是体现出人们对昔日学龄时期的一种回味。
然而，我不知道当那位勇敢的孩子长大时，他会对他的小学时期有一种什么样的回忆；我更无法知道这种回忆会带给他一生带来什么样的影响？但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
明天他一定会记得昨天这场谎言
明天他一定还会惦记着涂迁的亡灵
老师是否还记得我这位勇敢的叛徒
我也是偶尔翻相片才想起同校的你
谁嫁给多愁善感的我谁与我坚守诚信
谁来为我诚信作证把伪善者丢在风里
……
我不知道假如让老狼来唱这首歌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我想，还是别唱为好，因为音乐本身有一种原则：它可以歌唱美丽，它也可以歌唱忧愁，它可以歌唱幸福，它也可以歌唱痛苦。但不可以歌唱谎言，哪怕仅仅是一种回忆。谎言应该被诅咒被唾骂但不能被歌唱！
学者周国平先生在他的一篇题为《诚信与尊严》的文章中曾经发问：“我们是否曾经拥有诚信，如果曾经拥有，又是在什么时候丢掉的？”
这个问题似乎不太好回答。反正据周国平讲，早在100多年前严复就已经为中国人缺乏诚信而大伤脑筋了。其所谓“流于巧伪”便是严复对当时中国人的一种形容。不过周国平先生认为，中国人缺乏诚信，正表明了目前中国市场经济尚不够成熟，其规则和秩序未能健全建立并得到保护。所以周国平先生最后认为：“毫无疑问，要使诚信和信任方面的可悲现状真正改观，根本途径是发展市场经济，完善其规则和秩序。不过，基于上述认识，我认为同时很有必要认真检讨我们的文化传统，使国民素质逐步适应而不是严重阻碍这个市场经济健全化的过程。”
周国平应该说是一位比较受人尊敬的学者，他对西方哲学的研究尤其是对尼采的研究，在中国可以说是首屈一指的。我对尼采的认识，就是从他的《尼采：站在世纪的转折点上》一书中开始的。他是一个比较有思想深度的学者。然而就他上述这篇文章而言，我想在此与周国平先生进行一下讨论。因为我不同意他的一些观点。首先我想说的是，既然严复先生在一百多前就已经在为中国人的不诚信而烦恼了，所以当下中国人的不诚信问题与现在的所谓市场经济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如果说有关系的话，也只能说市场经济加剧了那种不诚信的程度和范围，因为所谓的“无奸不商”在很大意义上说是一种真理。
中国人天性中的不诚信
我认为，诚信与不诚信，它分为两种，一种是带有某种天性的成分。这里所谓天性是指：在一种特定的文化传统和文化背景下长期生存的人所形成的诚信或不诚信；另外一种就是环境变迁，当一种社会发生变迁之后所形成了一种新的生存环境，由于这种生存环境的变化所以导致了人的价值观的改变，于是就产生了一种新的诚信或不诚信。就这两种诚信与不诚信来说，我认为，目前中国人普遍地缺乏诚信，更多的是属于第一种。即天性中的不诚信。它与什么市场经济没什么太大的关系。因为我们已经发现，在中国的某些地域，甚至是十分偏僻的农村，说谎像祖传秘方一样代代相传。在很多时候说谎者是没有任何理由的一种本能行为。这种最可怕的一种不诚信。还有一种也是属于天性中的，那就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伪善”。如果换句通俗语言来讲就是“要面子”。一个人为了要“面子”是什么谎话都会说出来，这是我无论在当记者的时候还是做生意的时候，感触最深的一点。这种谎言一般没有太大的恶意，但却经常防不胜防。而且搞得你狼狈不堪。一个最常见的例子：你想请一位朋友去看电影并说好晚上七点在电影院门口不见不散；你这位朋友其实并不想去但她却告诉你，晚上我要陪我妈去医院看病不知道能不能赶回来，如果能赶回来的话我一定去。于是，你从六点半开始就等在电影院门口了，一直等到快七点了你那位朋友还没来，于是你就给这位朋友打手机但手机关机。又过了大约十分钟，正当你心急火燎不知所措的时候，你的手机响了，电话里你的朋友“气喘吁吁”地告诉你，Hi；我妈的病有点麻烦了，我还得陪她做检查，晚上我就去不了了，抱歉，拜拜！于是电话挂了，里面传来“嘟嘟”忙音。此时，电影已经开场，眼看着别人都进去当《英雄》了，只有你孤零零的站在幽黑的路灯下像傻子一样。而此刻，你的这位朋友却正在家中舒适地躺在沙发上，磕着瓜子，喝着龙井，看着电视上正在播放的《激情燃烧的岁月》。而她那位“病得不轻”的母亲正坐在她身边为她织着毛衣……
这种诸如此类的事情，我想很多人都有这种体会。而这种谎言与周国平说的市场经济也没有什么关系。
除了上述两种谎言外，还有一种谎言与市场经济是有点关系的，那就是一个人原本并不怎么说谎，但自从他做生意以后谎言就多了起来。这种谎言就像我在前面说的那样，是随着环境的变化所发生的。但现在的问题是，市场经济并不是导致谎言的必然因素。因为市场经济在西方发达国家已经盛行了上百年了，而这些国家并不因为实行了市场经济就成了一个骗子社会。就这一点来说，周国平先生自己都认为；“西方人文传统中有一个重要观念，便是人的尊严，其经典表达就是康德所说的‘人是目的’。按照这个观念，每个人都是一个有尊严的精神性存在，不可被当做手段使用。一个人怀有这种做人的尊严感，与人打交道时就会有一种自尊的态度，仿佛比如说：这是我的真实想法，我愿意对它负责。这就是诚实和受信用……”引自《北京青年报》2003年1月3日
由此可见，一个人或者一个民族是否诚信，是与一个民族的人文传统有关。如果在一种人文传统中，诚信被视为人之为本的崇高目标，那么不管市场经济怎么发展，诚信也不会别谎言所取代。相反，假如在一个民族的人文传统中，伪善本身就是一种普遍的生存状态，那么，不管你是什么经济都会谎话连篇，而市场经济只不过是加剧和扩展了这种谎言的蔓延。就像周国平先生所说的那样：“例如公司，在西洋是发挥了巨大效能的经济组织形式，可是在中国即使二人办一个公司也要互相欺骗。”所以，关键不在于是不是市场经济，还是在于一切经济活动也好社会活动也罢，他的执行主体在一种人文本质上是不是诚信的，这才是最关键的。因为任何规则和秩序的制定，它必须有一群有效的执行主体，否则这些规则和秩序就是无效的。比如正在此时，就在我书房的窗外，鞭炮礼花正在灿烂地腾空升起，阵阵巨响导致楼下汽车的防盗器鬼哭狼嚎。大家知道，北京早就制定了禁放烟花炮竹的法规。可这有什么用呢？对于这些燃放者来说如形同虚设一样。如果说，这些燃放者还冒着有可能被警察抓走的危险，那么你对那些谎言者又能怎么样呢？我就谎话连篇你把我这么着？我就一派胡言你又能把我如何？我就骗你把你骗得黑白都分不清谁让你傻呀你让我骗！如果我们当下的现实是基于这种一种逻辑的话，那么周国平所说的那种规则和秩序就完全是无济于事的。除非你制定一个法律：说谎十次判一年，胡说八道一百次判十年；满嘴胡言者拉出去枪毙。
记得在读大学的时候，我曾经发表过一个言论：当时我就认为，中国在七十年代末期提出的，到本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提法存在着严重的缺陷，这个缺陷就是：我们忽略了一个最关键的因素，而这个因素恰恰是关系到这个“四个现代化”能否实现的核心。这就是：假如没有“人的现代化”，那么“四个现代化”由谁来执行？因为缺乏执行主体的任何目标是没有任何意义的。所以当初我们在制定“四个现代化”的时候，我们少说了一个最重要的现代化，那就是“人的现代化”。好在八十年代是中国思想界空前活跃和开放的一个时代，这给“人的现代化”创造了一个难得的、前所未有的时机。
因此，我现在同样认为，中国目前普遍存在的“诚信危机”并不是市场经济的直接结果。这种危机实际上早就存在。而现在之所以愈演愈烈，我认为是与我们长期缺乏诚信教育有关。因为无论是在我们的学校教育还是家庭教育中，我们似乎没有把“诚信”来作为一个人必须具有的品格来教导并予以行为上的严格督促。我坚定地认为，只有从小教育，我们才能改变一种民族的习性，只有靠不断地教育，我们才有可能让上一代人来成为下一代人的榜样。众所周知，我们现在有些大学在入取新生是有各种各样的所谓“特长生”，比如你钢琴弹得不错，给你加50分，比如你是游泳健将，清华大学就入取你了。然而我们至今没有听说过比如你是一个见义勇为者，人民大学给你加50分，如果你有着良好的诚信记录，北大就把你收入囊中……此刻，或许已经有人在说，你做梦吧你！是的，我确实是在做梦，我梦想有一天我们的学校来教育孩子以诚信为本；我梦想有一天我们的教课书上有很多讲述诚信的故事；我梦想有一天我们的孩子个个都以诚信为荣；我梦想有一天我们的北大清华对那位诚实的孩子敞开大门；我梦想有一天我们在谎言死亡的葬礼上让诚信来宣读悼词……
诚信为立业之本
很多年以前，一位美国黑人领袖马丁·路德金就是在这样一片“我梦想……”中开始了他对黑人命运之呼唤的。今天，马丁·路德金的梦想早已实现了。我不知道我的梦想哪一天能够变为现实……
2002年12月20日，中国企业领袖年会在北京召开。在这次年会上，企业家的“诚信问题”被前所未有地提了出来。在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副院长张维迎教授的“软硬兼施”下，中国企业的这些巨头们，一个个就有关自己的“诚信”问题做起了集体“忏悔”。首先做忏悔的是现任联想集团董事局主席柳传志，他承认，早在1986年的时候，联想代理了一家香港的公司以经销该公司的服务器。结果一直欠帐未还，直到两年以后的1988年，当联想公司在陕西做展览时碰到了香港那家公司。这时联想公司才把那些欠帐给对方结清了，从而了解了柳传志和联想公司的一块心病。在会上，柳传志坦陈：在联想公司早期的时候，赚钱与道德行为的冲突确实存在过。或许是在柳传志先生的感染下，新希望集团的董事长刘永好也开始了忏悔：“八十年代初我们下海创业，搞养殖业，养鹌鹑，因为大家都相信我们，我们越养越多，越孵越多，利润率可以说翻了十几倍、几十倍，真是这样。但是后来我们认为不能再做了，否则最终会害了农民……我们当地总经理在好原料买不到或者价格比较高的情况下，就用了高分水的玉米，打饲料时水分都往下掉，那确实是害人，当时我们确实是赚到了钱，赚了五百万。但是以后第二年第三年，农民的猪吃了我们的饲料不长肉，不买我们的饲料。”
敢于站出来面对“诚信”问题而坦言的，我认为这是需要勇气的。我相信这些大企业的领导们如今已经视“诚信”为企业的立命之本了。因为用谎言构筑起来的庞大舰队，只要一旦东窗事发，那么就是它彻底沉没的一天。
中国蓝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