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喋血刀锋-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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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庚子”之后，全国学风日盛，办学救国
·从维新到革命的思想转变
·深受革命志士赵声的影响
·建立北方暗杀组织
·舍生取义，喋血车站
在安徽省安庆市，很多街名都是辛亥革命以后取名的，吴越街便是为纪念革命烈士吴越而命名。在安庆市西门外平头山畔，还矗立着一座烈士陵园。这里安放着9位辛亥烈士的遗骸。孙中山先生亲题“皖江烈士墓”，并亲撰祭文。文中有“爰有吴君，奋力一掷”句，就是颂扬著名烈士吴越为揭穿清廷“预备立宪”骗局，在北京车站谋炸清廷五大臣而英勇献身的革命壮举。
办学图强
吴越，字孟侠，一作孟霞，安徽桐城县高甸人，出生于1878年，其父是一位塾师，家境清贫。吴越8岁丧母后，随父就读。他在少年时期就表现了见义勇为的品质。吴越天资聪颖，又勤奋好学，所以进步很快。时值戊戌变法前后，学习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的文章和光绪帝颁发的一些变法谕旨。虽然戊戌变法、百日维新很快就被以慈禧为代表的顽固势力镇压下去，但在一段时间内，吴越把康梁主张看成是黑暗中的一线曙光。
吴越年岁稍长后，曾一度在清苑县支应局担任司事。不久由吴汝纶推荐，进入保定高等师范学堂读书。吴汝纶是清末的一个著名学者，桐城派后期作家，曾任京师大学堂总教习（相当于现在的大学校长）。他是吴越的堂兄，对吴越的影响很深，特别是他的教育思想，深为吴越所推崇。吴汝纶曾经对吴越说：我们国家所以如此落后、贫穷，不如西方国家，主要是没有新式教育，培养不出适合时代需要的人才。他告诉吴越：创办新式教育，是救国强民之道。
吴越在高等学堂读书时非常刻苦、认真，是个品学兼优的学生。学堂曾叫他充任学长（相当于现在的班长），并发给“品端学粹”的牌示，以资鼓励。他在积极完成学习任务的同时，按照吴汝纶的教诲，用很大的气力来创办两江公学。当时，两江（指清初的江南省和江西省，那时安徽属江南省，康熙六年后安徽虽独立建省，但统辖江苏、安徽、江西三省的总督仍称两江总督）在保定的子弟不少，人们酝酿成立一所两江公学。吴越同保定高等师范学堂的几个同学积极参与学校的筹备工作，并不遗余力地为之奔波劳碌。
办学的校舍定在两江会馆。但会馆为当地驻军所盘踞，而且态度蛮横。吴越找到直隶布政司杨士骧（安徽泗县人），经吴越恳切陈词，杨始出面交涉，又花了不少钱，才设法把驻军从两江会馆迁出。校舍落实后，吴越起早摸黑地筹募基金，修葺房屋，添置教具、图书、桌椅。一次，几个同学来访，吴越正在粉刷房屋，满头、满身都是石灰，大家笑着说吴越成了个“粉人”了。经过紧张的筹建，两江公学开学了，百余名学生得到了就读的机会。
两江公学开学后，吴越和几位同学分别担任了国文、数学、地理、历史等教学任务。吴越搬进公学，朝夕与学生相处，以全副精力管理好学校。他还同一位叫金慰农的同学共同主办了《直隶白话报》，用以传播革命思想，扩大革命影响。在两江公学的影响下，保定私立学校发展很快。当时人们评论说：庚子（1900年）以后全国学风日盛，保定一直走在前面，保定办学又自两江公学为发端。
从维新到革命
早期的吴越一直身受康有为思想的影响，不放过任何学习康有为思想的机会，他如饥似渴地阅读维新派办的一些杂志，深信康有为提出的：“东西国之强，皆以立宪法，开国会之故。国会者，君与国民共议一国之政法也”及发展工业，振兴商业，保护民族资产阶级利益、“开民智”、“兴学校”、“废八股”的主张。
进入保定高等师范学堂以后，他阅读了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派的许多著述和论文，思想起了很大变化。后来在《暗杀时代》一文中谈到自己思想转变过程时说：看到立宪派主办的《清议报》后，受到立宪派的影响，盼望早日实现立宪。有人对康梁非议，他还站出来为其辩护。他读了许多革命者的著述，如：《中国白话报》、《警世钟》、《自由血》、《黄帝魂》、《广长舌》、《攘书》、《近世中国秘史》等，认识到救国图存，必须首先坚决推翻清政府，中国再不能走改良主义的道路，因而深恨康梁之说误国害人。
第三章 革命志士吴越喋血京城（2）
在两江公学宿舍里，每天深夜，一灯如豆，吴越埋头书案，用心阅读鼓吹革命、强烈反清的图书报刊。《嘉定屠城记》、《扬州十日记》详尽具体地记载了清军入侵时在嘉定和扬州两地所施行的令人发指的暴行。清军在攻占扬州后，10天内屠杀人民达80万人。吴越读后拍案而起，发誓要推翻建筑在千百万人尸骨基础上的清政府。《革命军》的青年作者邹容，在这部震撼华夏的巨著中怀着满腔悲愤，无情揭露清廷罪行，沉痛陈述“十年灭国，百年灭种”的危险，大声疾呼地号召亿万民众不惜掷头颅，洒热血，与清廷决一死战，“把中国大陆变成干净的土地，达到至尊极高，独一无二，伟大绝伦的目的”。邹容的这些话使吴越革命激情汹涌澎湃，他深深叹服这位年轻作者的革命胆略和绝顶才华，又为清廷勾结帝国主义将他瘐死狱中而切齿痛恨。《猛回头》作者陈天华，为了抗议清廷勾结日本政府压制中国留学生革命活动，愤而投海自杀，以唤醒国人的壮举，使吴越激动不已。他决心以邹容、陈天华为榜样，必要时以身殉国来唤醒民众。
会晤革命志士赵声
吴越革命思想的萌生和发展，除得助于进步书刊的引导外，著名革命志士赵声对他的影响，在他短暂的一生中起着特殊的作用。
赵声（1886—1911）民主革命党人。江苏丹徒人。1905年任江阴新军标统。1906年在南京加入同盟会，在士兵中宣传革命思想。1910年任香港同盟会会长。1911年4月与黄兴领道广州起义，失败后撤退香港，忧愤成疾，5月18日在香港逝世。民国建立后追赠上将军荣衔。
1904年赵声北上保定，投新军从事革命活动，经革命党人潘赞化的介绍，得以会晤吴越。两人志同道合，一见如故，食则同桌，卧则同榻，推心置腹地倾心相谈了几个昼夜。赵声的到来，使吴越眼界开阔，革命志向更加坚定。赵声也为吴越的气概所感动，两人很快建立起亲密的友谊，并以兄弟相称。他们在一起谈论得较多的是革命道路问题。他们都认为康梁的保皇立宪主张是一种误国误民的反动主张，只有通过革命的手段，推翻清王朝的统治，才可以救国家于危难之中。但在具体走什么道路的问题上却有不同的看法。吴越主张暗杀，就是以突击的方式杀掉清廷反动统治阶级的头面人物，如慈禧、铁良等，借以达到革命目的。赵声则主张采用发动武装起义的办法来实现革命目的。他恳切地劝告吴越：纵然冒着生命的危险，杀掉了一两个满清贵族，还会有其他的人来代替，所以暗杀并不能解决革命的根本问题。吴越虽然觉得赵声说得有理，但他认为在当时政治气氛沉闷的情况下，暗杀与革命比，暗杀易，革命难。他对赵声说：今后我从其易，你为其难，我搞暗杀，你搞武装。至于说到进行暗杀会遭致杀身之祸时，吴越慨然地说：我已将此身许国救民，为革命事业即使是赴汤蹈火，也万死不辞。今后提大军北上为我报仇雪恨的，必定是你。赵声虽然不同意暗杀主张，却为吴越这种慷慨赴死的精神感动得热泪盈眶。当下两人挥泪告别。
赵声到达天津之后，赋诗寄赠吴越：
淮南自古多英杰，山水而今尚有灵。相见尘襟一潇洒，晚风吹雨太行青。
双擎白眼看天下，偶遇知音一放歌。杯酒发挥豪气露，笑声如带哭声多。
一腔热血千行泪，慷慨淋漓为我言。大好头颅拼一掷，太空追攫国民魂。
临歧握手莫咨嗟，小别千年一刹那。再见却知何处是，茫茫血海怒翻花。
建立北方暗杀团
赵声辞别吴越在回南京时，绕道北京，找到革命党人杨守仁，将吴越情况向他作了介绍，希望他能去保定帮助吴越建立革命组织“北方暗杀团”。杨守仁也主张进行暗杀活动，在日本横滨留学时学会了制造炸弹的技术（革命党人能制造炸弹，从杨守仁开始）。杨守仁遵照赵声的嘱托，专程从北京秘密赶到保定，找到吴越。他们商定，第一批参加的有吴越、金慰农、杨醒余、马鸿亮、金燕生、张啸岑6人。
第二天的深夜，在两江公学翠竹轩内举行了庄严的歃血入盟仪式，杨守仁对大家说：今天我应赵伯先、吴梦霞两位的邀请前来保定，为大家主盟，成立“北方暗杀团”。我们的最终目的是推翻清王朝的统治，挽救民族危机，建立民主政治的国家。参加组织的成员都要忠贞不渝地为我们的宗旨努力奋斗，不泄密、不叛变，为了革命事业不惜献出自己的生命。他问大家：“能做到吗？”6人齐声回答：“能！”声音虽然很轻，但语调沉着而坚定，反映了6位革命者为革命贡献一切的坚强决心。在举行入盟仪式的次日，杨守仁就秘密地回到了北京。
第三章 革命志士吴越喋血京城（3）
从此，吴越经常同北方暗杀团的同志研究如何开展革命活动。他们分析：慈禧深处内宫，奕勖深居简出，暗杀不易得手，唯有铁良掌握兵权，又经常外出，防范也较松，所以他们决定把铁良作为主要暗杀对象。吴越购买了一支日本产的小型手枪，又购买了一张铁良的画像。挂在翠竹轩里，早晚把他当作靶子练习瞄准。这一时期吴越还把自己的革命思想随时记录下来，汇集成一篇万言书《暗杀时代》，其中包括《暗杀主义》、《复仇主义》、《革命主义》、《揭铁良之罪状》、《杀铁良之原因》、《预计杀铁良的效果》、《敬告我同志》、《敬告我同胞》、《复妻书》、《与章太炎书》、《与同志某君》等12篇。在这些著述里，吴越表达了他为国除奸、舍生取义的耿耿丹心和铮铮铁骨。吴越壮烈殉国后，《民报》的增刊《天讨》全文刊载了这篇文章。
试验土制炸弹
当吴越等人正在积极准备进行暗杀活动的时候，杨守仁再次从北京来到保定。吴越向他汇报了准备的情况。杨守仁问：你们打算刺杀铁良，用什么武器来进行呢？吴越出示日本制造的小手枪。杨守仁看了微笑说：这是东洋货，用它来打狗，尚且打不死，何况是要刺杀警卫森严的铁良？他说着从包里取出一个大纸包，对大家说：我带来了一件利器，比手枪厉害万倍。他打开报纸，露出一个铜的圆罐，直径约3寸，四周固封，像一个食品罐头。大家都不认识这是什么东西。杨守仁说，这是我自制的炸弹，明天到郊外试验，大家可以看到它的威力。
次日，杨守仁、吴越和北方暗杀团的成员来到保定城外数里的一个山谷中，这里树密草深，乱石嶙峋。他们安排两个人坐在高处山石上望哨，其他人在一块巨石下面刨了一个洞，把土制炸弹埋在洞里，将炸弹引线牵出来，又找来一些易燃的枯枝，摆成几米长的一条导火线。并同炸弹引线相联结，而后让大家在安全的地方隐蔽好。杨守仁和吴越点燃枯枝后迅速跳到附近的一个土坑里。枯枝在燃烧，眼看就要烧到引线了，但奇怪的是炸弹并未引爆。又等了一会，还是无声无息。于是吴越、杨守仁奋身跃出坑外，跑到埋炸弹的地方察看，原来枯枝在中途熄灭了。他们赶快将枯枝重新点燃，迅速转身跃进土坑，就在这时，“轰”的一声巨响，土石飞扬，浓烟弥漫，炸弹成功地爆炸了。炸弹周围的石头被炸成碎片，飞向四边，弹坑旁边的树枝也被弹片削去很多。
土制炸弹的引爆成功，给暗杀团成员以很大的鼓舞，吴越尤为高兴。他向杨守仁及北方暗杀团请求了暗杀铁良的任务，离开保定，来到北京，寄居桐城试馆，经常怀揣炸弹，寻找铁良。然而铁良曾在一次遇刺中几乎丧命，因而经常居家不出，而且防范甚严，以致无隙可乘，吴越只好滞留京城。
喋血正阳门车站
1905年，当时革命运动风起云涌，维新舆论遍及朝野。清廷为了缓和革命气氛，愚弄人民群众，放出“预备立宪”的空气，并派镇国公载泽、户部侍郎戴鸿慈、兵部侍郎徐世昌、湖南巡抚端方、商部右丞绍英等五大臣出洋考察宪政。清廷的这一骗局，容易蒙蔽群众，松懈斗志，影响革命运动的发展。在这种情况下，杨守仁同吴越进行了商讨。杨守仁说：如果清廷的骗局麻痹了民众，清廷的反动统治就可能继续下去，我们的国家恐怕就永远没有重见天日的时候了。吴越听了心情也十分沉重，他思索片刻后慨然地说：我用你制造的炸弹去把五大臣炸死、，以此唤醒民众，粉碎清廷阴谋。杨守仁听了心中为之一震。因为当时土制的炸弹没有电器装置，引爆的线头又不能过长，点燃后来不及掷出去就可能爆炸，投弹人就会首先牺牲。杨守仁十分为难，觉得那样太危险了。吴越急切地说，现在事情迫在眉睫，顾不了许多了，只要我能炸死五大臣，使清廷立宪骗局破产，使天下志士和百姓坚定倒清信念，我虽死无憾。杨守仁为他这种舍生取义的精神所感动，同意吴越的意见，并就如何接应吴越行动作了具体部署。
1905年9月24日，这天是五大臣出国考察宪政的日子。天刚亮吴越就起身，打扮成仆人的模样，怀揣炸弹来到正阳门车站。这里岗哨林立，警戒森严。吴越夹在仆人中间大模大样地混进了车站，走上站台，踏上了五大臣乘坐的高级包厢，急急地向车厢里走去。这时一个卫兵拦住他问：你是跟哪个大人的吴越回答是跟“泽爷”（即载泽）的。恰好这个卫兵是载泽的侍卫，觉得面生，顿生怀疑。又问：你是几时跟泽爷的？吴越说：最近才跟的，边说边往里走，这个卫兵拦住了他说：且慢，待我问过泽爷。吴越恐怕事情败露，急忙从怀中取出炸弹，用火柴燃着引信，他正要把炸弹向车厢内掷去，不料列车已经发动，车厢砰然相撞，随着一阵剧烈震动，炸弹被震落在他的脚下，并且迅速猛烈爆炸，只听“轰”的一声巨响，烟雾弥漫，车穿地陷。吴越壮烈牺牲，盘问他的卫兵身受重伤，五大臣中的绍英伤了右股，端方、戴鸿慈受了轻伤，载泽在慌乱躲藏时擦破了头皮。当时正阳门人喊马嘶，一片混乱，各大臣官吏魂飞魄散，狼奔豕突，五大臣被吓破了胆，逃回府邸后龟缩不出，哪还敢去出洋考察？连慈禧得知正阳门消息后也惶惶不安，一度躲进地下密窖。
吴越这次英雄壮举产生了极其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北方暗杀团”成员、吴越好友马鸿亮事后撰文写道：这次事件“虽荆轲之匕，力士之锥，未能命中，然已夺祖龙之魄，振志士之气，声闻全国，名震环球。徐烈士锡麟、熊烈士成基，相继起于皖，黄花岗诸烈士发于粤，武昌举义遂覆清祚，皆此一弹首发其难，有以速之成也。”
吴越壮烈牺牲的消息传到南京，赵声痛哭失声，几天茶饭不进，发誓要为吴越报仇雪恨。消息传到东京，著名革命党人、鉴湖女侠秋瑾怀着沉痛的心情，写了《吊吴烈士越》的诗一首，诗中有：
皖中志士名吴越，百炼刚肠如火烈。报仇直以酬祖宗，杀贼计先除羽翼。
爆裂同拼歼贼臣，男儿爱国已忘身。可怜懵懵天竟瞽，致使英雄志未伸。
电传噩耗风潮耸，同志相顾皆色动。打破从前奴隶关，惊回大地繁华梦。
死殉同胞剩血痕，我今痛哭为招魂。前仆后继人应在，如君不愧轩辕孙。
辛亥革命后，中华民国成立。1912年5月26日，在北京桐城试馆的礼堂里隆重举行了追悼吴越的大会，著名革命活动家徐谦、章太炎、蔡元培等讲了话。吴越的遗体被送回安庆，举行了隆重的葬仪。同熊成基领导的马炮营起义时牺牲的8位烈士一起安葬于“皖江烈士墓”。1929年安庆市将最繁华的一条大街命名为吴越街。在吴越的故乡桐城县，建立了吴越祠，办了吴越中学、吴越小学。吴越的名字将流芳千古，永垂不朽。
参考文章：
《吴越：喋血京城的烈士》，作者：成惠
第四章 女中豪杰郑毓秀传（1）
·一位叱咤风云的女性，是女性拥有中“第一”最多的一个
·少年叛逆，拒不缠足，自解婚约，远赴日本，加入同盟会
·多次为革命党人秘密运送军火，传递情报
·两次冒死参加刺杀清廷官吏的活动，成为革命党人的女中豪杰。
·1914年赴国外留学，巴黎华人女性的杰出代表，“玫瑰枝事件”名扬巴黎
·1924年，取得巴黎大学法学博士学位，成为中国第一位获此殊荣的女子
·1920年回国，致力于推动法制建设和女权运动，担任过多项重要的社会职务
·1929年作为起草《民法》的委员之一，将婚姻自主权利第一次写进中国的法律条文中。
·1948年移居美国，晚年落寞，漂泊异乡
清末民初的中国，正是处在一个社会动荡的多事之秋，政治体制上的重大的变革，同样带给了社会以深远的影响。近代启蒙思想家和革命家在解放妇女方面所作的宣传倡导和实践，使得传统中国妇女在思想观念和社会地位上也进入了一个重要的转折时期。女学的问世，各种维新报刊的出现，大大拓宽了一些思想活跃的女性们的眼界，引发了她们思想上的巨大变化，真正认识到了自身的价值所在。于是，越来越多的女性冲破旧式家庭的束缚和传统社会的偏见，投身到火热的运动中去。这一时期，反对男尊女卑，主张男女平等，维护妇女权利的女权运动高涨，涌现了一大批思想活跃、才貌双全、勇敢顽强的杰出女性，如秋瑾、陈撷芬、何香凝等烜赫一时的代表人物。在众多的杰出女性之中，有一个集诸多“第一”于一身的女性，特别引人注目。她曾经是民国政府时期第一位省级女性政务官；第一位地方法院女性院长与审检两厅厅长；第一位非官方女性外交特使；第一位参与起草《中华民国民法典草案》的女性；中国第一位获得博士学位的女性律师……这位拥有众多“第一”、可谓开风气之先的女中翘楚，就是民国时期著名的社会活动家、出色的革命家和女权运动的鼓吹者郑毓秀，她参与过政治活动，甚至参加过暗杀行动，是那个时代上流社会闻名一时的女人。
郑毓秀的一生颇富反抗精神和传奇色彩，同时也是求学救国的一生。作为中华女杰，郑毓秀是当之无愧的，在海外为祖国树立了中华民族女性的典范，在国内，为妇女解放，男女平权作了不懈的努力，为国人树立了楷模，为社会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一
郑毓秀，清光绪十七年（1891年）出生在广东广州府新安县西乡乡屋下村（今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西乡镇乐群村）一个封建官吏家庭。祖父郑姚，穷苦出身，后在香港发迹，成为大商人，曾赈济黄河水灾，受到慈禧太后的封赐。父郑文治，是清末户部一官吏。郑毓秀上面有两兄一姐，她是其父最小的一个女儿，在女孩中排行第二，人称郑二小姐。
郑毓秀在宝安西乡屋下村的“绮云书室”完成了她的启蒙教育。她自幼聪明伶俐，母亲为了让她有一技之长，常常教她诵读经文。她天性叛逆，对“三从四德”的封建规训置之脑后。当时裹脚之风犹存，家人忧其不缠脚，将来大脚女难嫁人，然而任凭家人软硬兼施，年仅五六岁的小毓秀死活不让缠脚，家人无计可施只好作罢。
光绪三十年（1904年），郑毓秀年方13，初涉人事，当她得知祖母在她年幼时，就把她与当时两广总督的儿子定了婚约，颇为不满，性格叛逆的郑毓秀竟亲自写信给男方，自作主张解除了这个未经其同意的婚约，为此她惹了一场风波，只好离家出走。
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郑毓秀进入了天津“崇实女塾”教会学校，接受西式教育。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她随姐姐东渡扶桑前往日本留学。在日本期间，郑毓秀接受了孙中山反清革命思想熏陶，认识到要想救国救民于水火之中，只有打倒腐朽无能的清政府。次年，经廖仲恺介绍，她参加了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革命党——同盟会，正式参加革命，成为反清反封建的一员猛将。后来她认识了廖仲恺的夫人何香凝，两人都拒绝“缠足”，都拒绝“包办婚姻”，两人成了挚友。不久后，郑毓秀回国从事革命活动，曾两次冒死参加刺杀清廷官吏的活动，成为革命党人的女中豪杰。
第四章 女中豪杰郑毓秀传（2）
二
孙中山联合海外各派革命党组成同盟会，主张用暴力方式推翻清王朝，从1905年到1908年冬，同盟会已经发动了6次武装起义，但都相继失败。大批革命青年为此失去了宝贵的生命。此时梁启超等保皇党乘机攻击革命党的暴力革命，批评革命党领袖是唆使别人送死而自己谋取名利的“远距离革命家”。梁启超在《新民丛报》上撰文批评革命党领袖们：“徒骗人于死，己则安享高楼华屋，不过‘远距离革命家’而已”。梁启超的批评反响很大，一时在海外华人中掀起批评了革命党领袖的风潮。同时，革命党内也出现了一股“倒孙狂潮”，一时间革命陷入失败的边缘。为了挽救革命，挽救同盟会，汪精卫主动提出自己去北京刺杀清政府高官，用鲜血来证明同盟会的领袖不是贪生怕死的“远距离革命家”，使党内外的怀疑人士重树对革命的信心。汪精卫写给孙中山的《致南洋同志书》中写道：
“吾侪同志，结义于港，誓与满酋拼一死，以事实示革命党之决心，使灰心者复归于热，怀疑者复归于信。今者北上赴京，若能唤醒中华睡狮，引导反满革命火种，则吾侪成仁之志已竟。”
汪精卫计划他和黄复生先期抵达天津，做好准备再将喻培伦制作的炸弹携带到北京。1909年10月，汪精卫、黄复生两人先乘英国船到天津，由同盟会的郑毓秀专程迎接他们。此时的郑毓秀精通外文，是天津有名的交际花，廖仲恺特别写信给她，要求她全力帮助汪精卫等人的暗杀活动。
双方见面后，汪精卫谈了他们的计划，又对郑毓秀说：“听说最近北京的火车站盘查得很严，我们这些男人携带炸弹容易引起怀疑，所以想请你帮我们把炸弹带入北京。不过这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炸弹在路上一不小心就有可能爆炸。”郑毓秀当即爽快地答应：“如果不会爆炸，还叫什么炸弹！这事就交给我了！”郑毓秀凭借她的机智勇敢和社交界的名气，邀请了一位追求她的西欧外交官和她一同去往北京。1910年２月10日，北京前门车站，这位西欧外交官帮郑毓秀提着她装有炸弹的行李箱，她则挽着外交官的胳膊，大摇大摆走出检查处，巧妙的躲过了车站警察的检查，非常出色地完成了任务。炸弹运到北京后，喻培伦和陈璧君也赶到北京。刺杀的计划目标是摄政王载沣的弟弟载洵贝子和载涛贝勒。2月底，他们将从欧洲访问返京，准备再车站投掷炸弹将其炸死。没有想到的是，当时危机四伏的清廷正努力挽回人心，搞了个廉政运动，载洵和载涛不摆架子，不设保卫，混杂在一般乘客中一起出站。于是，下车人流中，普通人里夹杂着红顶子官帽，而戴红顶子官帽的人又极多，汪精卫和黄复生看花了眼也无法辨别哪两个是载洵和载涛，即使看清也怕误炸了无辜乘客，只好终止了这一暗杀计划。
在辛亥革命爆发后的一两个月，郑毓秀多次为革命党人秘密运送军火，传递情报。作为颇富传奇色彩的女性，郑毓秀还曾经两次参与了革命党人暗杀清廷要员的活动。
第一次是刺杀袁世凯。时值辛亥革命爆发，清政府惶恐不已，为了挽回时局，清廷任命袁世凯为内阁总理大臣，预备血腥镇压革命党人。于是，革命党人决定行刺袁世凯。民国元年1月9日（1912年1月9日），革命党人罗明典、张先培得知袁世凯将于翌日早上上朝，于是，郑毓秀、钱铁如、傅思训等10余人聚集商量，决定先暗杀袁世凯，以除革命的真正障碍。根据刺杀行动计划，将刺杀成员分成四组进行。第一组张先培、傅思训、许同华、黄永清、陶鸿源等隐匿于三义茶叶店楼上；第二组黄之萌、李怀莲、李献文在详宜坊酒楼伪装饮酒；第三组钱铁如、曾正宇、杨禹昌、邱寿林等在东安市场前徘徊；第四组郑毓秀与吴若龙、罗明典三人则共乘马车一辆，游弋于东华门、王府井大街之间。各组准备在预定地点同时向袁世凯投炸弹。1912年1月15日，各组已奔赴战斗岗位。郑毓秀突然接到同盟会驻北京支部的紧急命令，放弃刺杀袁世凯的行动。因为最新的情况表明，南北议和的真正阻力是来自良弼，而不是袁世凯。郑毓秀连夜行动，根据平时的线索，通知了8位战友，但未接到通知的战友还是按计划实施了刺杀袁世凯的行动。但刺袁未遂，大批军警赶到出事地点，当场捕获了张先培、黄之萌、杨禹昌、陶鸿源、李怀莲、许同华、傅思训、黄永清、萧声等10余人。郑毓秀当时在场，但由于她机智勇敢，最终得以脱离现场。当天晚上，袁世凯的特务头子、营务处总理陆建章对抓获的10余人亲自审讯，后来其中7人由郑毓秀去找外国记者出面保释，只有张先培、黄之萌、杨禹昌是在射击时被捕，罪证确实，被立即执行枪决。
第四章 女中豪杰郑毓秀传（3）
刺袁行动十几天后，郑毓秀又加入了行刺良弼的第二次暗杀活动。辛亥革命推翻清廷后，部分清室贵族不甘心退出历史舞台。1912年1月12日，清皇室贵族分子良弼、毓朗、溥伟、载涛、载泽、铁良等召开秘密会议，19日以“君主立宪维持会”的名义发布宣言，被称为“宗社党”。成员胸前刺有二龙图案，满文姓名为标志，在京、津等地积极活动，企图夺回袁世凯的内阁总理职权，以毓朗、载泽出面组阁，铁良出任清军总司令，然后与南方革命军决一死战，并强烈要求隆裕太后坚持君主政权。这个顽固守旧的良弼，就成为了革命党的死对头。于是京津同盟会下设的由彭家珍、赵铁桥领导北方暗杀部决定对良弼下手。郑毓秀等接到任务后，吸取了刺袁行动的教训，改变了行刺方法，决定派一人先接近良弼，然后近距离炸死他。担当刺杀任务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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