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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山回唱-第1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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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定不去的人是帕丽。“那样太不负责了。”她说。此时他们住的是一间画室，暖气有毛病，水管漏水，没空调，一堆别人不要的破烂家具。
“宝宝不能住这种地方。”她说。
埃里克找了兼职，教人弹钢琴，他以前学过，时间不长，纯属玩票，后来才专注于戏剧。等到伊莎贝尔降生时——甜美的、白净的伊莎贝尔，天生一双焦糖色的眼睛——他们已经搬进了一套两室的小公寓，离卢森堡公园不远，这多亏了埃里克父亲的资助，这一次他们接受了，条件是算作借款。
帕丽休了三个月的假。她整天和伊莎贝尔待在一起。有她在身边，帕丽便觉得自己进入了失重状态。不管什么时候，只要伊莎贝尔把目光转向她，她就感到自己周围满是灿烂的光华。到了晚上，当埃里克从学校回到家，头一件事就是在门口放下公文包，脱下外套，然后一屁股坐到沙发上，伸出双臂，抖着手指。“把她给我，帕丽。把她给我。”他把伊莎贝尔放到胸脯上，上上下下地颠着她，听帕丽向他播报这一整天的花絮——伊莎贝尔喝了多少奶，睡了多长时间，她俩一起看了什么电视，玩了哪些好玩的游戏，她又弄出了怎样的咿咿呀呀。听这些事，埃里克从来不觉得烦。
他们推迟了去阿富汗的旅行。事实是，那种如芒刺在背、要去寻根、去寻找答案的动力，帕丽已经感受不到了。因为有了埃里克，有了他不间断的、充满慰藉的陪伴。也因为有了伊莎贝尔，她稳固了帕丽脚下的大地，哪怕它仍然坑坑洼洼，有裂缝，有盲点，哪怕一切问题都不曾得到回答，一切妈芒不肯撒手的事情仍然让她受到羁绊。它们仍然在那儿。帕丽只是不再像过去那样渴求着答案。
那种熟悉的，始终挥之不去的感觉——生命中缺失了某种至关重要的东西，或某个至关重要的人——也变得暗淡下去了。偶尔它还会出现，有时来势汹汹，出其不意地击中她，但已不像过去那么频繁。帕丽从未像现在这样满足，从未像现在这样幸福地心有所属。
1981年，伊莎贝尔三岁，帕丽怀了阿兰，已经好几个月了，却不得不去慕尼黑开会。她与人合写了一篇论文，要在会上宣读，主题是数论之外的模形式，特别是它在拓扑学和理论物理学中的应用。帕丽的陈述深受好评，会后，她和几位学者出门，去了一家喧闹的酒吧，喝啤酒，吃椒盐卷饼和巴伐利亚白香肠。临近午夜，她才回到酒店房间，没换衣服，也没洗脸，就上了床。电话弄醒她的时候，已经凌晨两点半了。是埃里克，从巴黎打来的。
“是伊莎贝尔。”他说。孩子在发烧，牙龈突然红肿了，轻轻一碰就大出血。“我看不见她的牙了。帕丽。我不知道怎么办。我在哪本书上看到过，这可能是……”
她想让他停下来。她想告诉他闭嘴，说她听到那几个字会受不了。可是太迟了。她听到了“儿童白血病”，也许他说的是“淋巴瘤”，＇10＇说来说去，这又有什么不同？帕丽坐在床边，像石头一样坐在那儿，脑袋一阵阵抽痛，出了一身的冷汗。她气急败坏，埃里克竟然把这样一件可怕的事塞进她脑子里，大半夜的，她又远在七百公里之外，束手无策。她气急败坏，恨自己愚蠢，情愿就这样把自己交付出去，从此一辈子都要提心吊胆，担惊受怕。真是疯狂啊。不折不扣的精神错乱。令人叹为观止的愚蠢，无凭无据的信念，全然不顾那庞大的几率，竟然相信一个并不归你掌控的世界，相信它绝不会夺走一件你无力承受其失去的东西，相信这个世界绝不会毁灭你。我的心承受不起。她在心里说，说得字字清晰。我的心承受不起。这一刻，她能想到的最不计后果，最没有理性的事，就是为人父母。
她心里的一部分——上帝啊，救救我吧，她想，上帝啊，饶恕我这样想吧——她心里的一部分同样气急败坏，伊莎贝尔竟然对她做出这样的事，竟然让她如此痛苦。
“埃里克，埃里克！听我说。我等一下再给你打回去。现在我得挂了。”
她把手提袋里的东西全倒在床上，找出一个栗色的小本子，里面记着电话号码。她翻到一个里昂的电话。科莱特和她丈夫迪迪耶如今住在里昂，她在那儿开了一家小旅行社。迪迪耶还在学习，准备当医生。接电话的正是迪迪耶。
“你早就知道我是学精神病的，帕丽，对不对？”他问道。
“我知道，我知道。我只是觉得……”
他问了几个问题。伊莎贝尔的体重有没有减轻？夜里盗汗吗？有没有异常的瘀伤，疲劳，习惯性的发烧？
最后他说，等到天亮，埃里克应该带他去看一下医生。但是，他在医学院上过通用培训课，如果他没记错的话，听上去很可能是急性龈口炎。
帕丽死死抓着听筒，手腕都握疼了。“拜托了，”她强忍着说，“迪迪耶。”
“噢，对不起。我的意思是说，听上去这很可能是唇疱疹的初期症状。”
“唇疱疹。”
他接着又说了一句，那是帕丽这辈子听过的最让人高兴的话。“我想她会没事的。”
帕丽和迪迪耶只见过两面，他和科莱特结婚前一次，婚后一次。可是此时此刻，她打心眼里爱他。她就这样对他说了，在电话里哭着说的。她说她爱他，连说了好几次，他大笑起来，和她道了晚安。帕丽给埃里克打电话，他一早就会带伊莎贝尔去见佩兰大夫。然后，帕丽躺到床上，耳中嗡嗡作响，看着街灯的光穿过暗绿色的木制百叶窗，映照在屋中。她想起了那一次，她得了肺炎，不得不住进医院。当时她八岁，妈芒不肯回家，非要睡在她床边的椅子上。她对母亲产生了一种新的，意想不到的，迟来的亲情。过去这几年，有很多次她曾思念起妈芒。在婚礼上——理所当然。在伊莎贝尔出生的时候。还有许许多多，各种各样的时刻。但是从没有像现在这样，在这个可怕又奇妙的夜晚，置身于慕尼黑的酒店房间，这样强烈地思念着妈芒。
第二天回到巴黎，她告诉埃里克，等阿兰生下来，他们就不该再要孩子了。再要，只会增加心碎的几率。
1985年，伊莎贝尔七岁，阿兰四岁，小蒂埃里也两岁的时候，帕丽接受了聘任，到巴黎一所很有名望的大学教书。一段时间之内，可以想见，她不得不屈于学术圈内的明争暗斗和褊狭之见。这并不意外，想想看，才三十六岁，她已经成了系里最年轻的教授，而且加上她，也总共只有两位女性。她忍下来了。她想，妈芒绝对不能，也绝对不会像她这样处事。她不阿谀奉承，也不溜须拍马。她回避与人争斗，从不口出怨言。对她的怀疑不会绝迹。然而，到了柏林墙倒塌的时候，横亘在她学术生涯中的墙也倒掉了。她用自己明智豁达的处世态度，释人疑虑的社交能力，慢慢赢得了大多数同事的承认。她在本系有了朋友，别的系里也有。她出席学校的活动，参加募款集会，偶尔也在鸡尾酒会和晚餐派对上亮相。埃里克陪她出席此类聚会。由于总是系同一条羊毛领带，穿同一件胳膊肘打了补丁的灯芯绒西装，他成了人们私下经久不衰的笑谈。他在拥挤的房间里闲荡，吃着小点心，看上去乐呵呵的，一副找不着北的模样，帕丽得时不时地冲上去，把他从一堆数学家身边哄开，以及时阻止他对三维流形和丢番图逼近问题发表高论。
在这些派对上，难免有人向帕丽问起她对阿富汗局势的观点。有天晚上，一位名叫沙特拉尔的客座教授带着少许的醉意问帕丽，她对苏联撤军后的阿富汗形势怎么看。“您的人民能找到和平吗，教授夫人？”
“我不知道。”她说，“实话实说，我只是个名义上的阿富汗人。”
“不管怎么说，也不会吧。”他说，“可是，尽管如此，您肯定会有深刻的见解。”
她笑了笑，力图阻止他的步步逼近，这种问题总是掺杂着想当然的成分。“只不过是我在《世界报》上看到的东西。和您一样。”
“可您是在阿富汗长大的，不是吗？”
“我很小的时候就离开了。您看见我丈夫了吗？就是胳膊肘打补丁那位。”
她说得没错。她的确看新闻，读报纸上的战争报道，知道西方在给圣战者游击队提供武器，但是在她心里，阿富汗已渐行渐远。在家里，她有忙不完的活。现在她有了一幢四间卧室的漂亮房子，位于居扬古，离巴黎市中心大约二十公里。他们住在小山上，附近是公园，有步道，有池塘。埃里克教书之余，现在也写剧本，其中有一部欢快的政治笑剧，秋天时将在巴黎市政厅附近的一座小剧场排演，他也已接到了委托，再写一部。
伊莎贝尔到了青春期，文文静静，却很聪明，也很有想法。她记日记，每个星期都要读一本小说。她喜欢听西尼德·奥康娜。她的手指细长，优美，正在上大提琴课。再过几个星期，她就要在音乐会上演奏柴可夫斯基的《悲歌》。一开始，她对学大提琴很有抵触，于是帕丽和她一起去上了几节课，表示有难同当。事实证明，这既不必要，也不可行。不必要是因为伊莎贝尔很快就自觉自愿地琴不离手，不可行是因为帕丽的手被大提琴弄得疼痛难当。已经过去一年了，她早晨醒来时，仍然觉得手发僵，手腕子发硬，得花上半个钟头，有时要一个小时，才能缓过劲来。埃里克已经不再逼她去看医生了，可现在他老是说个没完。“你才四十三啊，帕丽。”他说，“这不正常。”帕丽已经预约了门诊。
老二阿兰很淘气，可爱中透着一股蔫坏的劲儿，痴迷于武术。他是早产儿，十一岁的男孩子了，还是显得小，可别看身高不如别人，他却有着比别人更强烈的进取心，更充沛的活力。他那副小身板儿，那两条小细腿儿，总是让对手上当受骗，因此而低估他。夜里躺到床上的时候，帕丽和埃里克经常为他那巨大的干劲和凶猛的能量惊奇不已。不过，帕丽既不担心伊莎贝尔，也不担心阿兰。
让她牵肠挂肚的是蒂埃里。这孩子也许与生俱来就带着阴影，总感觉自己是计划外的，不期而至的，不请自来的。蒂埃里动不动就拉长脸，一言不发，让人窝心。他爱发牢骚，自己有什么事，只要帕丽问起来，他总要耍点小聪明。他常常没来由地和她作对，好像是冲着帕丽，但更像为了作对而作对。有些日子里，他满腹阴云。帕丽能感觉得到。那乌云不断加厚，膨胀，最后一下子爆裂，跺着脚，腮帮子颤抖着，愤怒的洪水喷涌而出，让帕丽心惊肉跳，让埃里克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苦笑连连。帕丽凭直觉感到，蒂埃里将成为她终生的烦恼，就像她关节的疼痛一样。
她常常想，妈芒会是个怎样的外婆呢？她会怎样看待蒂埃里？凭着直觉，帕丽认为妈芒应该帮得上他。她会在他身上看到自己，尽管他们没有血缘关系，这一点毫无疑问，帕丽确信此事已经有段时间了。孩子们听说过妈芒，伊莎贝尔更是特别好奇。她已经读了妈芒的很多诗。
“真希望能见见她。”她说。
“感觉她好有魅力。”她说。
“我想我们会成为好朋友的，她和我。你觉得呢？我们可以读一样的书。我可以给她拉大提琴。”
“好啊，她会喜欢的。”帕丽说，“我肯定。”
帕丽没有跟孩子们讲过自杀的事。他们总有一天会知道的，也许一定能知道。可他们不会从她这儿知道。她绝不会在他们心里埋下这样的种子，让他们感到做父母的可以放弃自己的孩子，可以对他们说：你们并不足够。对帕丽来说，孩子们和埃里克一向都是足够的。他们永远都是足够的。
1994年夏天，帕丽和埃里克带着孩子们去了马略卡岛。科莱特通过自己蒸蒸日上的旅行社，替他们安排了这次度假。在马略卡，科莱特和迪迪耶与他们碰头，他们在海滨合租了一套房子，将一起度过两个星期。科莱特和迪迪耶没有孩子，原因不是什么生物学上的不幸，而是因为他们不想要。对帕丽来说，这个时间选得不错。她的风湿症此时控制得很好。她每周服一次氨甲蝶呤，而且对此药耐受良好。幸运的是，最近她无须服用任何一种类固醇，也就不必忍受伴生的失眠之苦。
“还没说体重暴增的事儿呢。”她告诉科莱特，“知道我必须在西班牙穿泳装吗？”她大笑起来。“唉，虚荣啊。”
他们花了几天时间，在岛上游览，驾车前往特拉蒙塔拿山脚下的西北海岸，停下车，漫步走过橄榄林，一直走到松林里去。他们吃波尔塞亚，还有一种名叫卢维纳的美妙大菜，由海鲈鱼烧成，以及茄子炖西葫芦，名叫通维特。＇11＇蒂埃里一样都不肯吃，于是每到一家饭馆，帕丽只好请厨师为他单做一盘意式细面条，只浇番茄沙司，不加肉，也不放奶酪。伊莎贝尔近来喜欢上了歌剧，在她的请求下，有天晚上他们去听了一场普契尼的《托斯卡》。为了经受住这可怕的折磨，科莱特和帕丽偷偷摸摸，把一个银色的小酒壶递来递去，里面装着廉价的伏特加。到第二幕中途，她们已经醉了，看着台上扮演斯卡皮亚的男演员装腔作势，她们就像两个小女生一样，情不自禁地咯咯乱笑。
一天，帕丽、科莱特、伊莎贝尔和蒂埃里把午餐打包，要去海滩；迪迪耶、阿兰和埃里克一大早就走了，到索列尔湾去远足。前往海滩的路上，他们去了一家商店，给伊莎贝尔买她相中的游泳衣，他们走进店里的时候，帕丽在大玻璃上瞥见了自己的影子。通常来说，特别是最近这段时间，每当她走到镜前，一种机械的心理过程便投入运转，让她做好准备，迎接变老的自我。它起了缓冲的作用，减轻了她受到的震动。但是在商店的橱窗里，她毫无防备地看到了自己，脆弱地面对着未经自欺扭曲过的现实。她看见一个中年女人，穿着死气沉沉，松松垮垮的上衣，沙滩裙遮不住膝盖上松垂多皱的皮肤。阳光之下，白发尽露。虽然画了眼钱，用口红抹了嘴唇，她的脸还是会让路人看一眼便马上把目光挪开，好像人家看到的是个街牌，或邮筒上的号码。这一刻转瞬即逝，勉强来得及心头一颤，却又足够漫长，可以让她虚幻的自我，与现实中这个在橱窗里回望的女人迎头相遇。有点崩溃的感觉。这就是衰老，她这样想着，跟在伊莎贝尔身后走进了商店，这些残忍的时刻，就这样在你最意想不到的时候突然到来。
后来，他们从海滩回到租来的房子时，发现男人们已经回来了。
“爸爸老了。”阿兰说。
埃里克正在酒水台后面勾兑桑格里亚汽酒，他笑眯眯把眼睛一翻，耸了耸肩。
“我都想背着你走了，爸爸。”
“给我一年。咱们明年一定回来，我和你玩环岛大赛，我的朋友。”
他们再也没能重返马略卡。回到巴黎一个星期之后，埃里克便心脏病发作。出事的时候他还在工作，和灯光师说着话。这一次他活过来了，可是随后的三年时间里，他又发作了两次，最后一次是致命的。于是在四十八岁那年，帕丽发现，自己像妈芒那样成了寡妇。
2010年初春的一天，帕丽接到了一个长途电话。来电并不意外。实际上，帕丽已经等了整整一个早晨。在电话打进来之前，帕丽先得确保家里只有自己。这就意味着得让伊莎贝尔比平时提前离开。伊莎贝尔和她丈夫阿尔贝住在圣德尼岛的北区，离帕丽的单人公寓只有几个街区远。每隔一天，早上把孩子们送到学校后，伊莎贝尔都会过来看看帕丽。她会给帕丽带一条长棍面包，一些新鲜的水果。帕丽现在还没到坐轮椅的分上，不过她知道自己早晚有这一天。虽然因为疾病，不得不在去年办理了提前退休，她却完全能自己去市场采购，也能坚持每天散步。问题是手，这双丑陋的，扭曲的手，几乎让她什么也干不了。赶上坏天气，感觉就像指头里塞着碎水晶，在关节周围嘎嘎作响。不管什么时间出门，帕丽都要戴上手套，给手保暖，可最主要的原因，是她觉得这双手丢人现眼，疙疙瘩瘩的关节，不堪入目的手指，医生说这叫鹅颈畸形，永久性的小指曲屈。
唉，虚荣啊。她对科莱特说。
这天早晨，伊莎贝尔给她带了些无花果，几块香皂，一条牙膏，还有一个特百惠保鲜盒，里面装着栗子汤。阿尔贝在餐馆里做副厨，正在考虑向老板提建议，把他这道栗子汤加进菜单。伊莎贝尔一边从袋子里往外拿东西，一边告诉帕丽，她的新合同已经到手。她现在给电视节目写配乐，希望很快能有一天为电影作曲。她说自己就要开始给一部迷你剧集配乐了，眼下这部戏正在马德里拍着呢。
“你去吗？”帕丽问，“去马德里？”
“不。预算太少了。他们出不起我的路费。”
“真可惜。不然你就能和阿兰一起住了。”
“嗨，你想什么呢，妈芒？可怜的阿兰。他自己都没地方伸脚。”
阿兰在做理财顾问，和他妻子安娜，还有四个孩子一起，住在马德里一套很小的公寓里。他定期通过电子邮件，给帕丽发来孩子们的照片和短视频。
帕丽问伊莎贝尔有没有蒂埃里的消息，伊莎贝尔说没有。蒂埃里去了非洲，在乍得东部的一座达尔富尔难民营工作。帕丽知道此事，是因为蒂埃里断断续续地和伊莎贝尔有联系。他只和伊莎贝尔联系。帕丽因此对儿子的生活有了个大致的了解，比如，他在越南待过一段时间。又比如，他曾经跟一个越南女人结过婚，时间很短，当时他才二十岁。
伊莎贝尔灌好水壶，开始烧水，又从柜子里拿出两个杯子。
“今天早晨不行，伊莎贝尔。真的，我得请你走了。”
伊莎贝尔委屈地看了她一眼，帕丽暗骂自己话不中听。伊莎贝尔一向比较敏感。
“我是想说，我在等一个电话，不想让人听到。”
“电话？谁的？”
“过后再告诉你。”帕丽说。
伊莎贝尔抱起胳膊，龇牙一笑。“你找到情人了，妈芒？”
“情人。你没长眼吗？瞧我现在这德性。”
“没什么不好的嘛。”
“你得走了。过后跟你说，我保证。”
“成，成。”伊莎贝尔把包往身后一甩，抓起外套和钥匙。“可我得告诉你，我有权知道。”
上午九点半，电话响了。打电话的人名叫马科斯·瓦尔瓦里斯。此前，他通过帕丽的Facebook账号，与她取得了联络，留言是用英语写的，内容如下：您是诗人妮拉·瓦赫达提的女儿吗？如果是，我非常想和您谈谈。有些事情您一定感兴趣。帕丽在网上搜索他的名字，发现他是个整形外科医生，为喀布尔的一家非营利性组织工作。现在，在电话里，他用波斯语向她问了好，接着继续讲波斯语，帕丽不得不打断他。
“瓦尔瓦里斯先生，对不起，我们可不可以讲英语？”
“噢，当然可以。抱歉抱歉。我以为……可是，没错，这么说就对了，您很小的时候就走了，对不对？”
“是的，一点也不错。”
“我是在这儿自学的波斯语，马马虎虎还能应付。我一直住在这儿，从2002年开始，塔利班刚离开不久。那段日子相当乐观。是的，所有人都准备着重建，准备民主什么的。现在情况可不一样了。当然了，我们正在准备总统大选，可情况不一样了。恐怕就是不一样了。”
帕丽耐心地听着，由着马科斯·瓦尔瓦里斯绕来绕去，费劲地做着铺垫。他谈了阿富汗的选举，说卡尔扎伊肯定能赢，然后扯到了塔利班让人担心的对北方的袭扰，伊斯兰主义者日益增长的对新闻媒体的侵犯，顺带着对喀布尔的人口过多问题发表了一两句点评，随即介绍了住房成本，兜了一个大圈子，终于回到了正题。“我在这房子里住了有些年头了。我知道，您也住过这房子。”
“什么？”
“过去这是您父母的房子。不管怎样，我相信人家告诉我的没错。”
“请允许我问一句，谁告诉您的？”
“房东。他叫纳比。归真的纳比，这样说才对。让人伤心的是，他已经去世了，就在最近。您记得他吗？”
这名字如符咒，在帕丽眼前唤出一张年轻而英俊的脸，大鬓角，黑油油的头发，向后梳得跟墙一样。
“记得。差不多只记得他名字了。他是我们家的厨师，也是司机。”
“两样都是，没错。他住在这儿，住这房子，从1947年就开始了。六十三年啊。有点难以置信，对吗？可是，我刚才说过，他过世了。上个月。我非常喜欢他。所有人都喜欢他。”
“我懂。”
“纳比给我留了张便条。”马科斯·瓦尔瓦里斯说，“我在他死后才能看。他死了以后，我请一个阿富汗的同事把它翻译成了英语。这张便条，它可远不止一张便条。更准确地说，是一封信，而且是一封很不寻常的信。纳比在信里讲了些事情。我找您是因为信里有些事和您有关，还因为他直接在信里要求我，让我找到您，然后把这封信交给您。找您找了一段时间，可还是让我们找到了。谢天谢地谢网络。”他哈哈笑了一声。
帕丽有心挂掉电话。凭直觉，不管那老头，那个来自她遥远过去的人，在纸上写下了怎样的秘密，又怎样让它跨越半个世界，呈现给她，她都不会怀疑那是真的。很长时间以来她都知道，关于她的童年，妈芒对她撒了谎。可即使她人生的根基结束于一个谎言，她却继续在赖以立足的大地上培育这谎言，让它伫立着，以假乱真，以虚为实，不许动摇，如同一棵巨大的橡树。埃里克，她的子女，她的孙儿，她的事业，科莱特。现在这一切还有什么用？所有的这些岁月，还有什么用？也许最好是把电话挂掉。
可她没有。她的心扑通扑通跳着，手心在出汗。她说：“他……他在便条里，在这封信里，说了什么？”
“嗯，其中一件，他说他是您舅舅。”
“我舅舅。”
“确切地说，不是亲舅。还有别的。他还说了很多别的事。”
“瓦尔瓦里斯先生，它在吗？这便条，这信，或是翻译好的？您带着呢吗？”
“我带着呢。”
“也许您念给我听听？您能念念吗？”
“您说现在？”
“如果您有时间的话。我可以打给您，由我来付电话费。”
“不必不必。不过您肯定吗？”
“是的。”她对着电话说。“我肯定，瓦尔瓦里斯先生。”
他念给她听了。他把所有东西都念给她听了。这花了些工夫。他念完的时候，帕丽向他道了谢，说她会很快与他联系。
她挂上电话，打开咖啡机，放好一杯的量，然后走向窗口。透过窗子，她看到了熟悉的画面：下方是窄窄的鹅卵石小路，街那边的药房，街角卖炸豆丸子的小店，一家巴斯克人开的啤酒屋。
帕丽的手在颤抖。惊人的事情在她身上发生了。极其不寻常的事。她脑海中出现了一幅画面，一把斧头劈砍着泥土，突然，浓稠的黑色石油从地表喷涌而出。这就是发生在她身上的事，记忆被触动，从最深处向上升起。她凭窗远眺，呆望着啤酒屋的方向，可她看见的不是雨篷下那个店伙计，瘦巴巴的，腰扎黑围裙，抖着桌布，而是一辆红色的小勒勒车，轮子吱嘎作响，在长云铺卷的天空下颠簸向前，翻过山岭，爬过干涸的溪谷，在土黄色的山间上上下下，山景渐次浮现，又慢慢地隐没不见。她看见一棵棵果树，在园中扶肩而立，树叶轻阻了微风，又见一行行葡萄藤，与一座座平顶的小屋栉比相连。她看见了晾衣绳；女人们蹲在溪边；两根长绳支支扭扭，在一棵大树下来回摆荡；一条大狗面对着成群村童的逗弄，畏缩不前；一个鹰钩鼻子的男人在挖沟，衬衫已被汗水浸透，紧紧贴住了脊梁；还有个戴面纱的女人弯下腰，生火做饭。
然而在这一切的边缘，几乎出离于她的幻象之外，还有什么东西，最让她目光流连。一个难以捉摸的影子。一个人影。软，硬，两种感觉相伴而来。软的是一只手，牵着她的手。硬的是膝盖，她曾把脸枕在上面。她搜寻着他的脸，可每次朝它那边一望，它就躲开了，滑出了她的视线。帕丽感到心里撕开了一个窟窿。她的人生，她全部的人生，始终存在着一种巨大的缺失。冥冥之中，她总有这样的感觉。
“哥哥。”她说。她没意识到自己叫出了声，也没意识到自己在哭。
一首波斯语的歌，歌中的一段，忽然飘落到她的舌尖：
我知道伤心的小仙女，
晚风把她吹走了。
还有一段歌词，大概在此之前，她拿不准，连它也一起逃掉了。
帕丽坐下。她不得不坐下。此时此刻，她知道自己再也站不住了。她等着咖啡煮好，心里想，煮好了就喝上一杯，然后呢，没准再来一支香烟，再然后，她要去客厅，打电话到里昂，找科莱特，看看老朋友能不能给她安排一下行程，去喀布尔。
可是现在，帕丽只是坐着。咖啡机咕噜咕噜响起来了，她却闭上了眼睛。透过眼帘，她看到丘陵温和柔软，天空高远而碧蓝，夕阳落入磨坊的身后，而且永远，永远，在天地的尽头，暗淡着，暗淡着的，是朦胧而连绵的群山。
＇1＇红衣主教鱼排（Sole cardinale），因其红色沙司得名。
＇2＇法语Oh là là，可用以表达惊讶，失望，沮丧，同情，烦恼等多种情绪。
＇3＇帕丽（Pari）和巴黎（Paris）在法语中同音。
＇4＇大概出自俚语“像杰姬（Jackie）那样端坐”，指自我感觉特别好。
＇5＇《几分蓝调》（Kind of Blue），爵士乐手迈尔斯·戴维斯1959年发行的唱片。
＇6＇雅克·克鲁索是好莱坞系列喜剧电影《粉红豹》里的主人公，一个缺心眼的法国警察。
＇7＇哈希什（hashish），大麻膏。阿富汗以出产上品哈希什闻名。
＇8＇原文为法语。
＇9＇北非地区传统菜，以粗粒小麦粉加肉和蔬菜焖制而成。
＇10＇白血病：leukemia；淋巴瘤：lvmphoma。
＇11＇波尔塞亚（porcella），马略卡传统菜，近似烤乳猪，皮焦肉嫩，配番茄及其他蔬菜装盘。另两菜原拼lubina和tumbet。
第七章
2009年夏
“你爸爸很了不起。”
阿德尔抬起头。原来是马拉拉伊老师弯下腰，在他耳边小声说了这么一句。她是个圆滚滚的中年妇人，肩膀上围着一条紫色披巾，上面缀了好多小珠子。她笑眯眯地看着他，眼睛都睁不开了。
“你是个幸运的孩子。”
“我知道。”他小声答道。
好。她张开嘴巴，不出声地说。
他们站在本镇新建女校的正门台阶上。这是一幢四四方方的淡绿色楼房，平平的楼顶，宽大的窗户。阿德尔的父亲，他的巴巴江，做了简短的祷告，随后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群众聚集在他们面前，有孩子，也有家长和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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