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山回唱-第1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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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咱们得告诉妈芒。”

她能感觉到于连的身体一下子绷紧了。他合上报纸，摘下老花镜，把它们放到沙发扶手上。

“她需要知道。”

“我猜是吧。”

“你‘猜’？”

“不，不是。你说得对。你该给她打个电话。不过小心点。别请求她允许，也别要她祝福，肯定哪一样你都得不到。告诉她就行了。而且让她明白，这不是讨价还价。”

“你说得倒容易。”

“嗯，也许吧。还有，别忘了妮拉是个报复心很强的女人。很遗憾我这么说，但就是这个原因，我们分了手。她报复心强得惊人。所以我知道。这对你可不容易。”

帕丽叹了口气，闭上眼睛。一想到这事，她心里便揪得慌。

于连抬起手，抚摸着她的背。“别太较真了。”

☆‘文‘☆；

☆‘人‘☆；

☆‘书‘☆；

☆‘屋‘☆；

☆‘小‘☆；

☆‘说‘☆；

☆‘下‘☆；

☆‘载‘☆；

☆‘网‘☆；

第二天，帕丽给她打了电话。妈芒已经知道了。

“谁告诉你的？”

“科莱特。”

果然，帕丽想。“我正要告诉你来着。”

“我知道你会。你这不就告诉我了吗？这种事瞒不住的。”

“你生气了？”

“我生不生气要紧吗？”

帕丽站在窗前，伸出一根指头，心不在焉地放到于连破旧的烟灰缸上，摸索着它蓝色的镶边。她闭上眼睛。“不，妈芒，不要紧。”

“哼，我倒真想告诉你，那事儿无所谓，伤不了我。”

“我不是那个意思。”

“不是才怪。”

“为什么我想伤害你，妈芒？”

妈芒大笑起来。一种空洞而难听的声音。

“有时我看你啊，在你身上看不到我自己。当然看不到嘛。话说回来，我想这也不意外。我不知道你是什么人，帕丽。我不知道你是谁，也不知道你安的什么心。我觉得你好陌生。”

“我不明白这是什么意思。”帕丽说。

可她的母亲已经挂断了电话。

《阿富汗夜莺》节选

——妮拉·瓦赫达提访谈录

作者：艾蒂安·布斯图勒

《视差》第84期（1974年冬季号），第38页

艾蒂安·布斯图勒：您的法语是在这儿学的吗？

妮拉·瓦赫达提：小时候在喀布尔我母亲教的。她只跟我讲法语。我们天天上课。她离开喀布尔让我非常难受。

艾蒂安·布斯图勒：她回法国了？

妮拉·瓦赫达提：是的，1939年，我父母离了婚，当时我十岁。父亲就我一个孩子。让我跟母亲走，那绝对不可能。所以我留下来了，她去了巴黎，和她妹妹阿涅丝一起生活。父亲为了缓解我的失落，就请了家庭教师，还让我学马术，上美术课，就是不想让我闲下来。可是什么也代替不了母亲。

艾蒂安·布斯图勒：她后来怎么样了？

妮拉·瓦赫达提：唉，她死了。纳粹到巴黎的时候。不是他们杀的。他们杀了阿涅丝。我母亲死于肺炎。父亲没告诉过我，盟军解放巴黎以后他才说，可那会儿我已经知道了。我就是知道。

艾蒂安·布斯图勒：您一定很难过。

妮拉·瓦赫达提：天塌了一样。我爱我母亲。我本来计划战争以后去法国，和她一起生活。

艾蒂安·布斯图勒：我猜您的意思是说，您和您父亲相处得并不愉快。

妮拉·瓦赫达提：我们的关系非常紧张。我们吵架，总是吵，这对他倒是个新奇的经验。他很不习惯有人跟他顶嘴，特别是女人。他申斥我，关于我穿了什么，去了哪儿，说了什么，怎么说的，对谁说的。我胆子大了，不管不顾，他倒越来越像个苦行僧，越来越禁欲。理所当然，我们成了死对头。

她咯咯笑着，伸头到脑后，紧了紧印花方巾的结。

妮拉·瓦赫达提：后来我就开始谈恋爱，一次又一次，不顾一切，而且我找的人总是不对头，可把我父亲吓坏了。有一回是个管家的儿子，还有一次是个低级别的公务员，他帮我父亲办过事。都是些草率而任性的感情，从一开始就注定了厄运。我偷偷摸摸地约会，从家里溜掉，然后呢，自然会有什么人给我父亲通风报信，说在大街上看见我了。他们告诉他，我正在外面撒欢儿呢。他们总是这个样子讲话——我在“撒欢儿”。要不然他们就说，我在招摇过市。于是我父亲就会派出搜索队，把我弄回去。他把我锁在屋里。他会在门外说，你真让我丢脸。你为什么让我这样丢脸？我该拿你怎么办啊？有时候他用皮带，或是握紧的拳头来回答这个问题。他追得我满屋子跑。我想，他认为可以使用恐怖手段，来让我屈服。那段时间我写了大量的诗，很长的、让人脸红的诗，充满了青春期的激情，恐怕也相当地夸张和造作。笼中的小鸟啊，带镣铐的恋人啊，诸如此类的东西。我并不以此为荣。

我感觉虚伪的谦虚并不符合她的性格，因此只能假定，这番话是她对自己早期作品的诚实评价。若然如此，这种评价便太过苛刻了。她这一时期的诗作其实极为出色，即便经过了翻译，也是如此，更要考虑到她创作时还如此年轻。这些诗非常动人，意象丰富，感情饱满，不乏洞见，而且极富魅力，优美地表达了寂寞和难以抑止的悲伤。诗中记录了她的沮丧，也记录了初恋的波峰与浪谷，道尽了稚爱的辉光、诺言和罗网。还常常带有一种超验的幽闭恐惧症的感觉，仿佛天空在不断压低，始终挥之不去的还有一种在暴政环境下奋力挣扎的感觉，暴政往往表现为一个从未具名的男性形象，阴森可怖，若隐若现。人们可以想见，那是对她父亲的影射，这一点并不那么隐晦难解。我把这些话讲给她听了。

艾蒂安·布斯图勒：在这些诗中，您还挣脱了节奏、韵律和音步的束缚，而就我所知，这些特点对古典波斯语诗歌来说是不可或缺的。您对意象的使用随心所欲。您突出了日常生活中没有规律可循的细节。依我之见，这是非常具有开创性的。公平地说，如果您生在一个更为富庶的国家，比如说伊朗，那么现在，几乎可以肯定，您已经被奉为文学先锋了。我这样说对吗？

她撇撇嘴，笑了一下。

妮拉·瓦赫达提：您猜好了。

艾蒂安·布斯图勒：还有，我对您刚才说的话非常吃惊。对这些诗，您说您并不以此为荣。那么您有过自己喜欢的作品吗？

妮拉·瓦赫达提：您问了个棘手的问题。我想我可以作出肯定的回答，只要不考虑它们的创作过程。

艾蒂安·布斯图勒：您的意思是结果和手段应该分开。

妮拉·瓦赫达提：我把创作过程当作一种必要的盗窃行为。如果对一部优美的作品深入挖掘，布斯图勒先生，您一定会找出形形色色不光彩的举动。创作意味着对他人生活的恣意破坏，把他们变成不情愿，也不知情的参与者。你盗取别人的欲望，别人的梦想，偷走别人的缺陷，别人的痛苦。你拿走了不属于你的东西。你是故意在这样做。

艾蒂安·布斯图勒：您就特别长于此道。

妮拉·瓦赫达提：我这样做不是出于某种崇高、堂皇的艺术观念，而只是因为我没有选择。创作的冲动实在过于强烈，如果我不屈服，就会失去理智。您问我是否引以为荣。我发现有的东西很难去夸耀，因为我知道，这是通过道德上有疑问的手段获得的。谁吆喝谁决定吧，或者谁也别做这个决定。

她将杯中的酒一饮而尽，又拿瓶子里剩下的给自己满上。

妮拉·瓦赫达提：不过呢，我可以告诉您，在喀布尔一个替我吆喝的人都没有。在喀布尔没人把我看成是什么先锋，我只是个粗俗，放荡，不道德的人物。尤其是我父亲。他说我写的东西纯属婊子的梦话。他用的就是这个字眼。他说我败坏了他的姓氏，再也无法补救。他说我背叛了他。他不停地问我为什么，为什么我觉得做一个品行端正的女人就那么难。

艾蒂安·布斯图勒：您是怎样回答的？

妮拉·瓦赫达提：我告诉他，我不在乎他那套品行端正的说辞。我告诉他，我才不想拿狗链子往自己的脖子上套呢。

艾蒂安·布斯图勒：我猜这只会让他更生气。

妮拉·瓦赫达提：那当然。

我犹豫了一下，不知道接下来的话当讲不当讲。

艾蒂安·布斯图勒：可我确实理解他的愤怒。

她眉毛一立。

艾蒂安·布斯图勒：他就像个族长，对不对？而您对他相信的一切，珍视的一切，构成了直接的挑战。争辩呢，在某种程度上说，既通过您的生活，也通过您的写作，是在为女性拓展新的边界，让女性拥有以自己的身份发言的权利，从而实现合理的自我认同。您当年一直在反抗男人的垄断性特权，这种特权世世代代都由他那样的男人把持着。可以说，您当年讲的是不能讲的话。您当年从事的是一场小规模的、一个女人单打独斗的革命。

妮拉·瓦赫达提：那段时间我一直以为自己在写性。

艾蒂安·布斯图勒：性确实是一个方面，难道不对吗？

我翻了翻笔记，提到几首诗，它们都非常明显地涉及了肉欲——《棘》，《枕》，《如果没有等待》。我也实言相告，这几首并非我的最爱。我评论说，它们缺乏细腻和朦胧。打动我的是诗中的挑衅色彩，而这正是阿富汗妇女的愤怒控诉。

妮拉·瓦赫达提：是的，我的确愤怒，我愤怒是因为那种一定要让我与性绝缘、与我自己的身体绝缘的态度。因为我是个女人。而女人，你不知道吗，女人在感情上，在道德上，在智力上，统统都发育不全。女人缺乏自我控制，对不对，她们容易受到肉体上的诱惑。她们是性欲超强的生物，因此必须加以约束，以免她们钻进每一个艾哈迈德，每一个马哈茂德的被窝。

艾蒂安·布斯图勒：可是……请恕我直言……您恰恰就是这样做的，对吗？

妮拉·瓦赫达提：那只是对旧观念的抗议。

她爆出一阵开心的大笑，充满了调皮和狡猾的机灵劲儿。她问我想不想吃午饭，说她女儿最近刚帮她把冰箱装满，接下来她做了熏火腿三明治，吃到嘴里才知道好吃极了。她只做了一个。她自己喝酒。她又拿了一瓶，拔掉塞子，点了支烟，这才坐下。

妮拉·瓦赫达提：您是否同意，布斯图勒先生，为了这次交谈，我们应该让气氛保持融洽？

我说我同意。

妮拉·瓦赫达提：那就帮我两个忙：一、吃您的三明治；二、不许再看我酒杯。

不用说，这一招先发制人，打消了我探问喝酒之事的所有念头。

艾蒂安·布斯图勒：后来怎么样了？

妮拉·瓦赫达提：我病了，那是1948年，我十九岁。病得很厉害，具体什么病我就不说了。父亲带我去德里看病。他陪我待了六个星期，让大夫们给我治疗。他们说我差点死掉。也许我应该死。对一个年轻诗人而言，死亡大概是个相当不错的事业上的进步。回来以后，我变得脆弱而孤僻。我厌倦了写作。食物、谈话和娱乐都变得索然无味。我讨厌有人来访。我只想拉上窗帘，整天睡觉，也希望天天如此。这的确成了我最主要的活动。最后，我下了床，慢慢恢复了日常作息，只因为这是一个人不得不为的必要活动，以此保持身体的机能和表面上的教养。可我觉得不完整了，好像把一件极其重要的东西留在了印度。

艾蒂安·布斯图勒：您父亲担心吗？

妮拉·瓦赫达提：恰恰相反。他很受鼓舞。他认为与死亡的邂逅已经让我摆脱了不成熟和任性。他不理解我感到的是失落。我读到过，布斯图勒先生，如果雪崩把你埋住，你倒在好多好多雪的下面，就会分不清上在哪边，下在哪边。你想把自己挖出去，却选了错误的方向，于是把你自己挖进了死亡。这就是我当时的感觉，迷失了方向，置身于混乱的状态，却没了罗盘。还有无法形容的沮丧。处在这种状态下，你就会变得非常脆弱。可能就是出于这个原因吧，第二年，也就是1949年，当苏莱曼·瓦赫达提向我父亲提亲时，我表示了同意。

艾蒂安·布斯图勒：您那时二十岁。

妮拉·瓦赫达提：他可不是。

她问我要不要再来一块三明治，我谢绝了。那再来一杯咖啡？我接受了。她一边开始烧水，一边问我结婚了没有。我告诉她没有，也不知道将来会不会结婚。她回过头，看着我，目光逗留不去，然后咧嘴一笑。

妮拉·瓦赫达提：唉，平时我可一眼就能看出来。

艾蒂安·布斯图勒：真神奇！

妮拉·瓦赫达提：大概是脑震荡。

她指了指印花方巾。

妮拉·瓦赫达提：这可不是赶时髦。几天前我滑倒了，摔了一跤，把脑门子摔开了。就算这样，我还是应该能看出来啊。我的意思是看出来您。凭我的经验，像您这样了解女人的男人，似乎都不太想和女人有什么关系。

她把咖啡递给我，自己点了支烟，然后坐下。

妮拉·瓦赫达提：关于婚姻，布斯图勒先生，我有个理论。也就是说，用不了两个星期，您肯定就知道婚姻合不合适。让人吃惊的是，有太多的人好几年，甚至几十年都戴着枷锁，拖延着，双双陷在一种自欺欺人的状态里，摆脱不了虚幻的希望，可实际上，他们在最初的两个星期就已经有了自己的答案。我呢，我需要的时间更短。我丈夫是个正派人，可他太严肃，太冷漠，也太无趣了。而且他爱上了司机。

艾蒂安·布斯图勒：哇。肯定是个很大的打击。

妮拉·瓦赫达提：是啊，的确让老生常谈的故事变得复杂了。

她笑了笑，带着少许的悲哀。

妮拉·瓦赫达提：我主要还是替他难过。他实在是生错了时代，生错了地点。我们的女儿六岁时，他中风死了。当时我本可以待在喀布尔。我有房子，有我丈夫的财产，还有个园丁，加上刚才提到过的那位司机，可以舒舒服服地过日子。可我收拾了行李，然后我们俩，我和帕丽，就跑到法国来了。

艾蒂安·布斯图勒：可照您之前说的，您这样做是为了她着想。

妮拉·瓦赫达提：我做的每件事情，布斯图勒先生，都是为我女儿做的。对我为她付出的这一切，倒不是说她不理解，或者说不知道感激，可能她就是没心没肺到了家，我的女儿啊。要是她知道自己可能会过上什么样的生活，遭多大的罪，要不是我……

艾蒂安·布斯图勒：您对女儿感到失望吗？

妮拉·瓦赫达提：布斯图勒先生，我已经相信了，她就是对我的惩罚。

1975年的一天，帕丽回到自己新公寓里的家，看到床上有个小包裹。这是她把母亲从急诊室接回来一年之后，而她离开于连已经九个月了。帕丽现在和一个名叫扎希娅的护士生住在一起。扎希娅是个年轻的阿尔及利亚姑娘，棕色的卷发，绿色的眼睛，很能干，性格开朗，不知疲倦，也很好相处，不过她已经和男友萨米订了婚，这个学期一结束，就要搬到萨米那儿去了。

包裹旁边有张折起来的纸：给你送来的。我在萨米家过夜。明天见。吻你。扎希娅。

帕丽扯开包裹。里面是一本杂志，上面还别着一张纸条，字迹亲切，柔美，仿佛出自女人的手笔：此件原本寄给妮拉，后递至住在科莱特过去公寓里的夫妇，现又转送给我。你应把转寄地址做一下变更。读的时候注意后果自负。恐怕我们谁也吃不消。于连。

帕丽把杂志放到床上，给自己做了个菠菜沙拉，又弄了点库斯库斯＇9＇。她换上睡衣，坐到租来的小黑白电视机前吃饭。她心不在焉地看着电视，画面是南越难民经空运抵达了关岛。她想起了科莱特曾经上街，抗议美国在越南发动的战争。科莱特也曾带了一个大丽花和雏菊编成的花圈，参加妈芒的追悼会，她拥抱并亲吻了帕丽，还在台上完美地朗诵了一首妈芒的诗。

于连没有在仪式上露面。他打过电话，有气无力地说他厌恶追悼会，因为现场令人压抑。

谁不是呢？帕丽说。

我看我最好还是躲远点。

随你便吧。帕丽在电话里这样说，心里却在想，不来也不会让你解脱，你不露面只能让我得到解脱，因为我们曾经那么鲁莽轻率，那么没心没肺。我的天啊。帕丽挂断了电话，心里明白了，她和于连的放纵行为等于推了妈芒最后一把。她挂断的时候就知道了，终其一生，她将随时受到此事的剧烈冲撞。内疚，强烈的悔恨，会让她防不胜防，她将因此而痛入骨髓。她会时时为此纠结，现在如此，将来的每一天也是一样。就像有个不停滴水的龙头，架在她心底深处。

吃完晚饭，她洗了个澡，温习了笔记，准备即将到来的考试。她又看了一会儿电视，把碗洗好，擦净，抹干了厨房的地板。可是全没用。她就是没办法让自己分心他顾。杂志放在床上，呼叫着她，仿佛一波又一波的低频信号。

后来，她索性在睡衣外面套上雨衣，出门散步。从公寓往南，过几个路口就上了沙佩勒大街。空气清冷，雨点敲击着人行道和商店的橱窗，可是此时此刻，家里已容不下她的烦躁不安。她需要这冷而湿的空气，这开阔的空间。

帕丽记得年幼时，她有过各种各样的问题。我在喀布尔有表哥表弟吗，妈芒？我有姑姑舅舅吗？爷爷奶奶呢？我有外公外婆吗？他们怎么从不过来看看咱们？咱们能给他们写封信吗？咱们去看看他们好吗？

她大部分问题都围绕着父亲。他最喜欢什么颜色，妈芒？告诉我，妈芒，他游泳游得好不好？他很会讲笑话吗？她记得，有一次他曾追着她跑过房间，还弄得她在地毯上打滚儿，挠她脚心，胳肢她的肚皮。她记得他熏衣草香皂的味道，亮亮的大脑门，长长的手指，椭圆形的青金石袖扣，还有西裤的裤褶。她仿佛又看见了他们一起从地毯上踢起的微尘。

帕丽一直想从母亲那儿得到的，是无形的胶水，能把她松散、杂乱的记忆碎片黏合起来，变成某种有形的故事。妈芒却从不多说。对她在喀布尔的生活，她们共同的生活，她总是捂着。她让帕丽与她们共有的过去保持着距离，到了最后，帕丽也就不问了。

原来妈芒对这位杂志记者，对这位艾蒂安·布斯图勒，讲了她自己和帕丽的生活经历，讲得比她告诉自己女儿的还要多。

她从未这样讲过。

刚才在公寓里，帕丽把那篇文章读了三遍。她不知道该怎么想，又该相信什么。太多的话像谎言。有些部分读起来如同恶意的模仿。一出耸人听闻的戏：被禁锢的美人儿，在劫难逃的罗曼史，压迫无处不在，所有这一切，讲起来都如此扣人心弦，如此激情四溢。

帕丽向西，朝皮加勒广场的方向走去。她两手抄在雨衣口袋里，疾步快行。天空在迅速转暗，扑面而至的暴雨下得越来越大，越来越没有减缓的迹象，雨水浮荡起一扇扇窗，模糊了一对对车灯的光。帕丽想不起自己是否见过那个男人，她的外公，妈芒的父亲。她只见过一张相片，是他在伏案读书，可她不相信这就是妈芒说的那个翘胡子的恶棍。帕丽认为自己看透了这个故事。她有自己的想法。在帕丽的故事里，他是个对女儿能否幸福感到合理担忧的男人，女儿深深的不快乐，带有自毁的倾向，不可遏止地破坏着自己的人生。这男人蒙受着耻辱，尊严一再受到冒犯，却依然对女儿不离不弃，她得病的时候还带她去印度，一陪就是六个星期。谈到这个问题，妈芒到底得了什么病？在印度又接受了怎样的治疗？帕丽满心疑虑，想起了妈芒下腹那条纵向的疤——帕丽问过这个问题，扎希娅告诉她，剖腹产的切口是要横切的。

再看妈芒谈起丈夫，也就是帕丽的父亲时，对记者说的那番话。这是诋毁吗？他爱纳比，那个司机，这是真的吗？如果是真的，那为什么过了这么长时间，到现在才把这样一件事抖出来？是要扰乱，羞辱，或是刺痛什么人吗？如果是，那又是谁呢？

至于她自己，帕丽并不因妈芒对她的贬低而感到惊讶——在于连的事情发生之前就已经这样了——同样不觉得意外的是，在谈到为母之道时，妈芒那种选择性的、自我开脱式的叙述。

谎言？

可是……

妈芒是个才华出众的作家。帕丽读过她用法语写的所有文字，还有她从波斯语翻译过来的所有的诗。她作品中的才智与美是无可争辩的。可是，如果妈芒在采访时的人生叙述都是谎言，那么她作品中那一幅幅画面又来自何处？那些坦诚，优美，残忍，悲伤的字句，它们的源泉又在哪里呢？她仅仅是个才华出众的骗子吗？一个魔术师，拿笔来做魔杖，变出种种她从未亲身经历过的感情，让观众为之动容？这可能吗？

帕丽不知道——真的不知道。而且也许，也许妈芒的真正用意，就是要撼动帕丽脚下的大地，故意地动摇她，颠覆她，把她变成自己眼中的陌生人，擎起千钧的疑惑，压迫她的心，压迫她对人生的一切信念，让她感到失落，如同在夜晚彷徨于沙漠，被黑暗与未知包围，真相却难以捕捉，仿佛仅存的一点微光，只在远方明灭，永远在移动着，后退着，不断地暗弱下去。

也许，帕丽想，也许这是妈芒给她的惩罚。不只因为于连，也为了帕丽一直以来带给她的失望。也许她以为，帕丽可以让那一切统统结束：酗酒，男人们，不顾一切地冲向幸福却两手空空的岁月。勉力追求，却半途而废，每一次都走进死路。每一次失望带来的打击，都给妈芒留下更大的伤害，让她更远地偏离常轨，幸福也变得更加虚幻。我是什么，妈芒？帕丽想。我在你子宫里孕育——假定我就是在你的子宫里受孕的——那时我应该是什么？一颗希望的种子？一张买来的船票，带你脱离苦海？一块弥合你心头伤口的补丁？如果是这样，那么我是不够格的。远远不够。我没能成为你止痛的膏药，我只是你的又一条死路，又一副重担，你一定很早就看出了这一点。你一定已经明白了这一点。可你还能怎么做呢？你没办法走到当铺里把我卖掉。

也许，这篇采访就是妈芒最后一次放声大笑。

帕丽走到一家啤酒屋的遮篷下避雨，向西过几个路口，就是扎希娅要完成部分实习的医院。她点了支香烟。她想，应该给科莱特打个电话。追悼会后她们只谈过一两次。小时候她俩常常嘴里塞着口香糖，一直嚼到下巴疼为止，还会坐到妈芒的妆镜前，给对方梳头，用发夹别好。帕丽看到马路对面有位老妇人，戴着塑料雨帽，牵着一条棕色的小梗犬，艰难地走在人行道上。不是第一次了，一股散乱的轻烟忽然从帕丽的记忆沉雾里泛起，慢慢化作狗的形状。不是老妇人手里那样的小宠物，而是不招人待见的大狗，多毛，肮脏，被人切去了尾巴和两只耳朵。帕丽无法确定，这到底是记忆呢，还是某条狗的幽灵，或者两个都不是。有一次她问过妈芒，在喀布尔的时候她们是不是养过狗。妈芒说，你知道我不喜欢狗。它们没有自尊。你踢它们，它们还是爱你。真让人沮丧。

妈芒还说了别的：

我在你身上看不到我。我不知道你是谁。

帕丽丢掉香烟。她决定打电话给科莱特。约一下，找个地方喝茶。看看她过得怎么样，在跟谁交往。一起逛逛街，就像以前那样。

看看闺中密友是不是还打算去阿富汗。

帕丽果然和科莱特见了面。她们在一家很有人气的酒吧碰了头，这里有摩洛哥风格的装饰，紫罗兰色的帷幔，到处摆放着橘黄色的靠枕，小舞台上还有个头发卷卷的乌德琴手。科莱特不是一个人到的。她带了个小伙子来。此人名叫埃里克·拉孔布，在十八区的一所高中教书，给七年级和八年级的学生讲戏剧。他告诉帕丽，他过去见过她，那是几年前，有一次学生示威，反对捕杀海豹。一开始帕丽没想起来，后来才恍然大悟，他就是科莱特因为到的人少而拿来撒气的那个人，那个被科莱特捶胸脯的人。他们席地而坐，身下是蓬松的芒果色坐垫，然后点了酒水。刚开始的时候，帕丽以为科莱特和埃里克是一对儿，但科莱特对埃里克赞不绝口，没过多久帕丽就明白了，科莱特是为了她，才把埃里克带过来的。通常在这种情况下，她会觉得很不舒服，可她却在埃里克的局促不安中看到了同样的不适，她自己反而因此得到了缓解。埃里克动不动就脸红，脑袋瓜子乱晃，满脸歉意，窘态百出。帕丽发现他这副模样蛮好玩，甚至也蛮可爱的。她一边吃着面包和黑橄榄酱，一边偷偷打量着埃里克。他称不上英俊，头发长长的，软塌塌的，用一根皮筋扎在脑后。他天生一双小手，皮肤没有血色，鼻子太尖，脑门又太大，几乎瞧不见下巴，可他笑起来明眸皓齿。他还有个习惯，每说完一句话，就用一个满怀期望的微笑加个标点，那笑容活像一个开心的问号。这张脸虽然不像于连那样让帕丽着迷，可它远比于连那张脸亲切友善，而且用不了太久，帕丽就能发现，埃里克的身上蕴藏着一种驻外大使般的专注，文静安恬的克制，经久不衰的端庄。

他们结了婚。那是1977年春天一个寒冷的日子，就在吉米·卡特宣誓就职几个月后。埃里克违逆了父母的愿望，坚持只办一个小小的世俗仪式。无人出席，只有他们俩，加上作为证婚人的科莱特。他说正式的婚礼太过铺张，他们负担不起。他父亲是个富有的银行家，提议由他来出钱。埃里克毕竟是他们的独苗儿。他先提出来把这笔钱作为礼物，后来又说作为借款，埃里克都拒绝了。虽然他嘴上从来不说，可帕丽知道，这样做是为了不让她感到尴尬，否则在婚礼上，她将只是孤零零的一个人，教堂里不会有家人入座，不会有人送她出嫁，也不会有人为了她淌下幸福的泪水。

她告诉埃里克，她计划去阿富汗，他表示理解的方式让帕丽相信，于连永远也不会这样理解她。而她也从未用如下的方式，坦率地在心里承认过。

“你认为自己是收养的。”他说。

“你和我一起去吗？”

他们决定夏天就动身，等埃里克的学校放假，帕丽也可以短暂地放下自己的博士论文。埃里克替他俩报了波斯语学习班，班上有个老师是他通过自己学生的母亲找到的。帕丽常常看见他靠在沙发上，戴着耳机，肚子上搁着卡式录音机，聚精会神地闭着眼，带着浓重的口音，咕哝着波斯语的“谢谢您”，“您好啊”，“您好吗？”

再过几个星期就到暑假了，埃里克正在打探机票价格和住宿的时候，帕丽发现自己怀孕了。

“咱们还是能去的。”埃里克说，“咱们应该去。”

决定不去的人是帕丽。“那样太不负责了。”她说。此时他们住的是一间画室，暖气有毛病，水管漏水，没空调，一堆别人不要的破烂家具。

“宝宝不能住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