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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仇记-第1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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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千泪眼婆娑地说：“我明天就回巴山镇，这里的一切都由你做主了。我跟姚先生一样，是布尔什维克。”
小妈被他吓了一跳，怔怔地望着这个比自己小不了几岁的儿子，看着他抖擞着光彩夺目的大耳朵，双眼放射着心驰神往的光芒，疯疯癫癫地、压低了嗓音呼喊着：“姚先生呵姚先生，布尔什维克呵布尔什维克……”
……百万找到校园，正逢着十千对着沉沉西下的红日表演他每天的最后一个节目：呼唤姚先生和布尔什维克。百万一见到他这副落魄的样子，心中大大不快，上前去，在他肩胛上推了一掌，抬手欲揪大耳朵时，才发现这个古怪的儿子已经长得很高了。
“十千，你已经十五岁，”灯火下，老态龙钟的百万说，“学校不必再去了，明日跟我进城去学买卖。”
红耳朵（14）
18 十千在县城里混了三年，什么买卖也没学会。百万渐入老迈昏聩之境，身边又睡着个妙龄少妇，其实无暇过问十千的业务。绸布庄和杂货店的二掌柜，都清楚地知道十千是百万财产的唯一继承人，只有拍马逢迎，何来监察管教？所以这三年是十千吃喝玩乐的三年。据说有几位纨绔子弟曾带领十千去烟花巷里盘桓过，十千却最终未表现出对此道的任何留恋———他终身未娶———，在那种时代里，一个广有财产的青年男子竟能不在妓院里沉溺，确是个例外。我想我在前面对十千的所有描述，其实都是主观地猜测，这个在巴山镇一带流传不衰的异人王十千究竟是个什么人物，恐怕永远是个谜语。除了他有两只大耳朵是确切的，除了他经常独自一人呼喊布尔什维克等等事实是可以相信的之外，别的我们只能猜测，继续往下猜测。
十千在妓院里应该是毫无作为的，我想，在关键时刻，他一定想起了姚先生的一切。姚先生揉搓他的耳朵时带给他的愉悦是灵与肉的双重愉悦，这种愉悦的出现需要的条件已经随着姚先生的死去而消逝了，妓院里的一切，都无法使十千重获这种双重愉悦。所以，十千沉溺在赌博中而没有沉溺在女色中。
老人们都说王百万是被王十千活活气死的，是不是如此无据可查。有据可查的是：为制止王十千滥赌，王百万花钱买通了警察局，将王十千抓进班房关了三个月。王十千出狱后，继续赌。气得王百万捶胸长叹：天意呵天意！
百万死后，我想王十千不会有丝毫悲痛之感。口头资料证明，十千在百万的灵堂上就聚众赌起来，一夜输了半个绸布庄，如果不是百万的小妾前来求情，积善堂在县城里的产业用不了三天就会输光。
十千慷慨地把城里的产业拱手送给小妈，然后打道回巴山，他的小妈变卖了房产，远嫁他乡去了。
19 积善堂十八岁的新主人回到巴山镇，创造了一段充满奇异色彩的新生活。他继续赌，输了他哈哈大笑，赢了他满面愁容，把赢的钱四处乱掷，嘴里骂道：“王八蛋，赖人，不算数，不算数。”这种反常的心理是巴山人无法理解的。据老人们讲，王十千的赌博不分地点和对手，有一个小孩子在街上碰到他，说：“王十千，赌一场？”他立刻响应，说：“怎么赌？”孩子说：“你猜我手里有什么？”十千说：“你手里有十匹大骡子！”小孩子一张手，说：“输了输了，我手里什么也没有。”十千就说：“让你爹去积善堂拉骡子吧！”孩子的爹自然不会真去拉骡子，王十千却吩咐长工把骡子送去了。说起这件事，当日的目击者眼里放着光彩。好像又重睹了十匹油光光的大骡子拴到那穷孩子家里的情景一样。
“王疯子”的名字就是从那时叫起来了。
他卖地，输钱，再卖，再输，巴山镇其实早在三十年代初期就进行了一场共产主义运动，这场运动的后果是数千户的一个大镇没有一户真正的贫农，王十千用赌的方式，在巴山镇均了贫富，实现了耕者有其田。
后来，他懒得自己动手赌了，每天清晨，让长工们抬出两箱银元，然后纠集一群穷孩子来分拨打架。有时，他把银元奖给胜利者，有时把银元奖给失败者。弄得这些孩子们不知该打赢还是该打输。看打架看腻了，他又组织呐喊比赛，他让孩子们喊的口号是：布尔什维克呵布尔什维克。谁喊得最响，赏钱最多，这是中国北方农村最早的共产主义宣传，布尔什维克的呐喊，震动着古老的土地。
以上的叙述，虽经流传者润色加工，但基本上准确可信。不可信者是下面的描述：他坐在积善堂大门的门槛上，入迷地观赏着、聆听着孩子们的呐喊。那个拖着鼻涕的男孩子，为了白花花的银元，拼着吃奶的力气，把布尔什维克喊出，在连续不断的布尔什维克呐喊中，他的两扇大耳朵由频频抖动的小动作，发展成如舒如卷、忽开忽合、上窜下跳的大动作。每当他的耳朵进入角色后，他枯瘦的脸上便漫卷着布尔什维克的赤旗，眼睛里放射出迷人的光彩。那些远远地站在后边等待着帮儿子拿钱的男人们，都异常感动地看着这个非凡的人，都恍惚如在梦境中观看一个显出真面目的天神。
“王神仙”由此得名。
1936年春，王十千卖掉了积善堂的深宅大院，并不过问吊死在门框上的二娘（大娘已死），只身一人走上街头，开始了他的乞丐生涯。他这时的形象，已与二十几年前王百万在半睡半醒中看到的那个乞丐一模一样。这时候，老财主当年做梦梦见乞丐投胎的事已经流传开来，于是，王十千所有的违背常理的行为都得到了最合理的解释，尽管这种解释充满迷信色彩，但至今还有很大的说服力，相信这种解释的人数，远远胜过相信十千是共产主义者的人数。
红耳朵（15）
20 我们应该感谢巴山镇的百姓们，他们在王十千沦为乞丐之后，表现出了足够的同情心。第一，他们没有拆除荒芜的小学堂里那些东倒西歪的房屋，为十千这个真佛保留了参悟人生的神圣殿堂。第二，只要十千乞讨上门，他们总是慷慨施舍。有一些靠王十千的变相馈赠而暴富的人家，甚至还在喜庆时刻送一些美酒佳肴到姚先生住过的那间房屋里去，供十千享用。
十千沦为乞丐的第一夜投宿的当然是那间神圣殿堂。他在那里得到的安慰和幸福是我们无法想象的。在那个春夜里，当巴山镇的千家万户为这个人叹息时，他却沉浸在最美好的感觉里享受。如果要描述，又只好假想，因为谁也没有去观察他，即便去观察又能观察到什么呢？当然我希望那是个明月皎皎之夜，吹着温馨的和风，风里夹带着泥土和野花的芳香。英才小学堂旧日的繁华景象以更加丰富的形态，缓慢地重复展现在十千的脑海里。他比从前更强烈地体验着那一切，有幸福有酸楚，比生活更立体更客观，就像我们从前所描述过的一样。我们生活在人群里，十千先生却生活在自己的思想里，我们对这种智者的任何评议都是浅薄的呵，但出于习惯我们还在评议。
1947年秋，大批国民党军队拥进巴山镇，家家户户都让出房子给军队住，兵太多，房子依然不够。一个上尉连长带着一个排士兵开进小学堂。校园里布满半人高的枯萎蒿草，一只红毛狐狸从草丛中窜出来，士兵端起卡宾枪，把狐狸打死在草丛中，士兵们进入房子时，发现了僵卧在地上的十千。
“一个死尸！”
“不是死尸，是个叫花子，你看他的耳朵还在动呢！”
“啊哟，好大的耳朵！”
“起来，起来！”
士兵踢着十千喊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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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千站起来，双眼如兽，盯着那些兵。
“滚出去，大耳朵，这里要驻国军！”
十千突然发出叫嚣：“这是我的屋，是我和姚先生的屋，是我们布尔什维克的屋！”
“布尔什维克？共产党？”上尉连长笑着说：“我们杀的就是布尔什维克，杀的就是共产党！”
“把他拉出去，毙了！”上尉连长命令道。
几个士兵用枪托子把十千顶出去，十千挣扎着往回跑，嘴里还喊着：“布尔什维克布尔什维克，将来的世界，必是赤旗的天下！”
几个士兵竟拦不住他，上尉连长拔出手枪，说：“你们闪开！”
士兵急忙闪开，连长举起枪来，对准十千开了火。
他挥舞着两根胳膊，招展着两只大耳朵，一头栽在地上。两只耳朵垂死地抖了几下，然后软沓沓地顺下去，几乎盖住了他的全部面颊。
“他妈的，这么大的耳朵！”上尉连长把手枪插进套子，不无遗憾地骂着。
21 王十千的故事应该结束了。但就这样结束是不是太简单了？用这么短的篇幅、如此粗疏的笔墨打发了这么好的一个素材，确实有点可惜。本来还有好多文章好做呀！譬如：我应该浓墨重彩地写一写十千将耳朵涂红的过程，写他涂耳朵时的心理活动，写他涂红耳朵后的心理变化，台湾的姚一苇先生写过一部名为《红鼻子》的话剧，说一个马戏团的小丑，只要戴上他的红鼻子面具，便妙语连珠，妙趣横生，忘掉人世间一切烦恼。只要摘下红鼻子面具，他立刻地萎靡不振、痛苦不堪。戴上红鼻子面具是他逃避现实生活的一种方式。我们都是有过这种体验的吧？我为什么不写王十千三番五次地涂抹耳朵，用过红颜色再用蓝颜色再用黄颜色再用黑颜色。一个本来就因耳大而引人注目的男孩竟三番五次地让耳朵更怪异，这行为里可以分析出很多东西，哲学呀，心理学呀，等等等等。我知道我仅仅粗枝大叶地写了一次十千涂红耳朵并且把涂耳朵的目的十分确切地限定在为了吸引姚先生注意这一点上是多么笨拙，是呵我写得真笨拙。十千涂红他的大耳朵并不一定是为了吸引姚先生，就像雄孔雀开放尾翎并不一定是为了吸引雌孔雀一样，它对着雄骆驼照样开屏。即便他就是为姚先生而涂耳朵，那么第一次他涂了红耳朵姚先生被吓哭、吓跑，第二次假如他涂了蓝耳朵姚先生会怎样？第三次他涂成黑耳朵姚先生又会怎样？这种描写是对小说家的考验同时也是小说家充分展现才华的地方，我本该好好地“展现”呀。
红耳朵（16）
一个十五岁的男孩子，每天都挖空心思打扮自己的大耳朵……再譬如，王石清和姚惠被捕后临刑前也有很多场面可以写得很精彩，可以让王十千亲眼目睹王、姚在刑场就义的情景。围观的麻木群众、共产党员凌乱的头发、洁白的衣衫上梅花般的血迹、天上铅色的破云、狮子湾里凄清的死水和死水中萧索的芦苇、天空中黑色的乌鸦、执刑官的狗脸、六月之霜，执枪士兵的觳觫、女共党在最后关头看到人群中那两只鲜红的大耳朵怎样像束火焰刺痛了她的心由此她感到生活的美好死亡的可怕感到她其实对这两只大耳朵萌动了爱情她对着大红耳朵呼喊：红耳朵呵红耳朵我爱你然后一声枪响一发灼热的铅弹洞穿了她的心脏鲜红的热血喷射出来散着血腥散着热量紧接着奇迹发生：一个生着大耳朵的男孩如一道闪电照到姚先生身上他用耳朵去堵她的伤口，让鲜血染红耳朵。她大睁着眼腮上挂着微笑目光定在染血的大耳朵上。士兵们去拉这个男孩却被这个大耳如扇的怪男孩惊呆了啊多好的细节和图画我竟然忘了描写……那男孩看到子弹射进姚先生青春的胸膛后，双耳感到一阵难忍的剧痛，好像子弹不是打在女人胸脯上，而是打在自己双耳上……当那些士兵想把男孩从女共党尸身上拉开时，竟发现他已经昏厥过去，只有那两只滴血的大耳朵还在剧烈地痉挛着……女共党的人头挂在城门楼上，也可以让大耳朵男孩去观看呀，许多革命现代小说里不都有过类似的描写吗？啊，我真笨，我真笨……再譬如，我该把十千在县城三年的生活写一写，如浮浪子弟引诱十千去嫖妓，可以写得十分“床上”，十分“暴露”，十分富有诱惑力呀。写十千初进妓院那种心情、写老辣的妓女、肮脏的环境、龌龊的空气、烟、酒、挑逗的语言，妓女的呵欠、口臭、干瘦的胸脯……突然，姚先生明丽如中秋月的面庞活生生地出现在十千的脑海里，他的大耳朵突然抖起来，他急忙寻找自己的裤子，妓女揪住他的大耳朵不放，说什么，大耳朵，怎么啦？想跑？拿钱来。十千掏光了兜里的钱，穿上衣服，逃出妓院。接下来该写他的内疚，耳朵蒙受的巨大耻辱，感到对不起姚先生，听到姚先生的哭声笑声和呻吟声……这两只耳朵是属于姚先生的，姚先生捏过它、吻过它、抚弄过它。他跑到湾子里去洗耳朵，洗了一遍又一遍。洗完后他对天发誓：姚先生，十千的耳朵属于你，今后谁也休想动它！本来还可以明确地把十千的耳朵写成准性器官，不必像现在这般隐晦，这在生理上是可以解释的，那潘达雷昂上尉不是必须让妓女揪着耳朵才可以达到高潮吗？这故事的大框架是一个男孩子的恋爱故事，一种畸恋。还有呀，十千与百万那个小妾的关系还可以写得更繁复一些，他和她可以是同学，也可以是相识，但现在一个成了“儿子”一个成了“妈”。百万死了，这一对青年男女有好多种可能性。这一段好戏也被我糟蹋了。我写了许多不该写的，该写的反而没写。譬如十千回到巴山镇成了新主人后，与大娘二娘关系怎样？怎样斗争？大娘何不出逃饿死？二娘何不行刺十千？就算让她吊死，何必一笔带过？我真笨。还有，十千豪赌五年，输光全部家产，这期间应该安排两场重头戏，成为“华彩乐章”，可是我又偷了懒，我用干巴巴的语言交代了这段过程，还有还有，十千终于沦为乞丐，与百万梦中所见乞丐一模一样后，他的心境如何？他夜宿学校，日间行乞，夜里怎么度？白日遭不遭狗咬？应该有一些最基本的描写呀。我真笨，我把一个好素材给毁了。
十千死后，国军的那位上尉连长用刀把十千的两只大耳朵割了下来，炒熟，用一张纸包了，下了酒馆，要了半斤酒邀来几个同僚，请他们吃，说是猪耳朵。那几个小军官边吃边赞：真肥！真香！从来没吃过这么好的猪耳朵！一大盘一抢而光。哎，伙计，你怎么不吃？上尉连长笑着说：狗儿们，上次炒人肝给我吃，让我呕了三天，今日老子弄了副人耳朵给你们吃。说罢哈哈大笑。小军官们一怔，随即也哈哈大笑，骂那上尉连长：放你的屁，哪有这么大这么肥这么厚的人耳朵？不信不信。
1948年底，土地改革开始，巴山镇因为赢了十千的钱发了家而被划为恶霸地主“砸了狗头”的有七人、被划为地主的有十一人、划为富农的二十七人。富裕中农有五十余人。剩下的中农、下中农们也都丰衣足食，较之贫困地区的地主、富农还要富裕，其实我们巴山镇的所谓贫民，在十千豪赌时代，每日都用十千的钱，大碗喝酒，大块吃肉，享尽了人间富贵。
那些被枪毙的恶霸地主被拉上桥头等待枪毙，其中有一位突然觉悟，大声说：“伙计们，咱都死在王十千这个王八蛋手里！”众人都如醍醐灌顶、大彻大悟。这时，在他们脑后一阵乱枪轰鸣，七个头脑浆迸出，七个人横着竖着，跌到桥下去了。
爆炸（1）
1父亲的手缓慢地举起来，在肩膀上方停留了三秒钟，然后用力一挥，响亮地打在我的左腮上。父亲的手上满是棱角，沾满着成熟小麦的焦香和麦秸的苦涩。六十年劳动赋予父亲的手以沉重的力量和崇高的尊严，它落到我脸上，发出重浊的声音，犹如气球爆炸。几颗亮晶晶的光点在高大的灰蓝色天空上流星般飞驰盘旋，把一条条明亮洁白的线画在天上，纵横交错，好似图画，久久不散。飞行训练，飞机进入拉烟层。父亲的手让我看到飞机拉烟后就从我脸上反弹开，我的脸没回位就听到空中发出一声爆响。这声响初如圆球，紧接着便拉长变宽变淡，像一颗大彗星。我认为我确凿地看到了那声音，它飞越房屋和街道，跨过平川与河流，碰撞矮树高草，最后消融进初夏的乳汁般的透明大气里。我站在我们家浑圆的打麦场与大气之间，我站在我们家打麦场的边缘也站在大气的边缘上，看着爆炸声消逝又看着金色的太阳与乌黑的树木车轮般旋转；极目处钢青色的地平线被阳光切割成两条平行曲折明暗相谐的汹涌的河流，对着我流来，又离我流去。乌亮如炭的雨燕在河边电一般出现又电一般消逝。我感到一股猝发的狂欢般的痛苦感情在胸中郁积，好像是我用力叫了一声。
父亲伛偻着腰，高大地站在我的面前，那只打过我的手像一只兴奋的小兽一样哆嗦着。父亲穿一条齐膝盖的黑色长短裤，赤脚，光背，头戴一顶破了边的卷曲如枯叶的草帽站在我面前，我的父亲，我的威严的父亲用可怜的目光看着我。白炽的阳光里夹带着一股恶毒的辣味，晒着父亲伟岸的肩膀和两只崎岖的大脚。父亲像麦场上生出来的一棵无叶树，不给我丝毫荫凉，他使我灼热难挨。我说：爹，你听我说……父亲柔顺地说：你别说了，我的儿，你想错了！爹已经七十岁了。我说：不，我要说，爹，你不懂，你什么都不懂！（爹前进一步，我后退一步）爹说：我什么不懂？我说：你打我是犯法的！父亲开颜一笑，趔趔趄趄地抢上来，左手一挥，像往锅边上贴饼子一样打响了我的右腮。我犯法了，杂种，把你爹送到局子里去吧。爹全脸膨胀着说。我并无悲哀，泪水流出了眼眶。我的双耳共鸣着，模模糊糊地看到父亲的手臂在空中挥动时留下的轨迹像两块灼热的马蹄铁一样，凝固地悬在我与父亲之间的墙壁上。
其实没有墙。阳光射到父亲身上，反射出一圈褐色的短促光线，父亲像一件古老的法器灿烂辉煌。他脸上有一千条皱纹，每条皱纹里都夹着汗水与泥土，如纵横的河流，滋润着古老的大地。家乡的土地是黄褐色，深厚的土层下边是古老的沧海，它淤积了多少万年，我爷爷的爷爷也许知道。父亲用古老的犁铧耕耘着黄土地，在地上同时在脸上留下了深刻悲壮的痕迹。父亲用脸来证明着我的该打。爹！我又叫了一声爹，你不能这样粗暴地对待我。我也是大人啦！爹说：比你爹还大吗？你要是敢给我毁了他，我就打死你。我说：你以为我不想生个儿子吗？可我已经生了一个女儿，已经领了独生子女证。我是国家的干部，能不带头响应国家的号召吗？父亲的嘴角沉重地垂下去，两道混浊的泪水冲刷着落满灰土的面颊。我们偷着生，不去报户口，不行吗？父亲说。我说：这是生孩子，不是养个小狗小猫。再说，我们的领导已经知道了。父亲说：你们领导是怎么知道了？我说———我没说这句话前心里充满了怒火，我没说这句话前心里先说：你们把我害苦了，当然，我也把你们害苦了。
大约二十年前，我刚刚上小学，留着齐额短发。有一天，母亲对我说：过来，把裤裆给你缝死吧。我说：不，撒尿不方便。母亲说：你是有媳妇的人了，还穿开裆裤，不怕人家笑话？我说：什么媳妇？母亲说：你爹给你从北庄订了一个媳妇。我说：什么媳妇呀？母亲说：给你做饭，缝衣裳，生小娃娃的媳妇。我说：我不要。母亲把我的裤子扒下来，用一根长长的粗线把我的裤裆缝起来了。
后来，我一年年大起来，骨骼肌肉胀破了一件件衣服，乌黑的胡须盖过了柔弱的茸毛，我终于懂了“媳妇”的重大使用价值。我见到了她，隔着很远。那天，我们村请了一台戏，戏台子扎在干枯的河里，四乡八疃都来看。她扛着一条被几辈人的屁股磨得乌黑发亮的板凳，跟在一群小女孩后边。有人对我说：那个高个子是你媳妇，我慌忙跳开眼，见戏台上挂着一块天蓝色的大布，几十领淡黄色的苇席托着天，锣鼓家什打成一片响，台下的孩子喊爹叫娘。锣鼓家什响一阵，停了，琴师嘎嘎吱吱的调弦声响，鲜明地盖了河道。我终究忍不住，一斜眼，就盯住了她。她身躯高大，因为是夏天，熟透了的胸脯把一件被汗水浸白了的对襟式红褂子撑得开裂。她生一张通红的大脸，头发乌黑。她把那条看着就知道沉重的凳子放下，一屁股坐下去，头刚抬起来，胸还未挺直，人就突然弯曲歪斜着矮下去了。她站起来，脸侧对着我，有三十米远，眉眼看得清楚，腮帮有些凸，小皮球般饱胀。她从河沙里把凳子拔出来，用脚把沙土踢到凳子腿钉出的眼里，四个眼全填满，又跳动着踩，她全身的肉跳，好一阵，又放好凳子，坐下。我看到那四条凳子腿在人腿缝里又陷下去了，似乎滋滋如泥鳅钻洞，陷了一会，停住了，她身后又接上了一片人，我牢牢地盯住她从人缝里露给我的半边身子，心里一阵阵潮起潮落。胡琴钻出锣鼓。锣鼓淹没胡琴。浪潮吞没沙滩，浪潮吐出沙滩，娘———你在哪儿？一个左手握玉米面饼子右手提一根绿叶羊角葱的女孩子站在戏台上大声喊。村里那个人又戳我一下说：你媳妇那腚盘真够宽广的，你要惹她生了气，她一下就把你扁了。我说：去你娘的。戏台上出来一个李铁梅，红鞋，红裤，红袄，红腮，两眉之间点一个拇指大的红胭脂，长辫子上扎着红绳，手里提着红灯。村里那个人说：又是《红灯记》！我没搭腔，眼睛总往人缝里溜，看一眼，心一热，又一凉，凉了又热了，我不知是幸福还是痛苦。这年秋天我当了兵。假如我不去当兵，假如我当了兵没提干，假如提了干没上大学，假如上了大学没住医院，假如住了医院没碰上那位单眼皮大眼睛的女护士，就不会有一连串的烦恼发生，也不会有今天。父亲沉重的巴掌打得我灵魂出窍，我的脸上热辣辣的。一摸，摸到一根根胡萝卜般的凸起。
爆炸（2）
我的脑袋变成了空桶，蜜蜂的哼叫声掺和着远天的引爆声在空桶里碰撞回折，翻腾盘旋。你就别管了，反正我知道了。我没说这句话之前心里就充满了怒火。爹说：你告诉我，是哪个狗娘养的告诉你的，我去跟他拼命。我说：是公社计划生育委员会给我的信，我向领导汇报了，才赶快回来。父亲懊丧地吼了一声，他的手抖抖索索地举起来，把胸膛上的一个牛虻打飞，又拂去十几颗麦糠。那么，那么，孩子，你就忍心把咱这一门绝了？父亲悲哀地看着我说。我不是有一个女儿吗？我说，怎么能算绝了呢？爹说，女儿不是儿，女人不算人。我说：印度总理、英国首相、丹麦女王、田副县长，不都是女人吗？你见了田副县长连头都不敢抬！爹说：这不是一码事。我求求你啦，放了他的生吧！蹲监坐牢爹替你去。我说：不行！爹，不行！
我的情绪恶劣，我对父亲巴掌的畏惧消失了。我就要三十岁了，父亲打我前的激动和打我后的颤抖使我意识到我已把大部分身体挤进了中年人行列，决定与我有关的事情的权力在我手里而不应该在父亲手里，父亲打我，应该解释成他交出权力之前的无可奈何的挣扎。我的心冰冷坚硬，不管怎么说，也不能让我投降。妻子瞒着我怀上的胎儿的留与流，甚至已不重要，重要的是我要自作主张。
父亲转过身，向着打麦场边的矮墙走去，矮墙外，那棵被烈日灼伤了的小椿树垂着所有的叶子，把一块暗淡的影子掉进矮墙里，造成一点点阴凉的感觉。父亲立在椿树斑驳的影子里，褐色的肉体上漏出一些不规则的白得发绿的光斑，非常炫目，非常美丽。他摘下那顶似乎一口气就能吹破的草帽，提在手里，并不用它扇风。场上的麦秸在烈日下暴躁地响着，到处都在反射光线，所有的颜色都失去颜色，我的眼前一片白后是一片黑。一阵风吹过来，椿树叶不得不动几下，立刻又垂下头，粘滞在混浊的空气里，像一簇簇硫磺火苗。父亲面对着我站着，站得那么遥远寒冷，他的脸一团黑，疲乏地垂着两条长臂，长臂好像经不起大手的重量才被坠得这般长，血液好像流进了大手才使大手这样大。父亲的手上凝集着令世界悲痛而起敬的表情，这表情唤起我酸涩的感情，我的舌头在嘴里熟了。父亲的手一只在髋骨间垂着，一只捏着草帽垂在髋骨间。那草帽令我吃惊害怕，我吃惊它怎么还能作为草帽存在着，我害怕父亲不小心捏碎了它。它一旦破碎，就会变成焦煳的粉末辛辣的粉末，飞散进粘滞的空气里，使重浊的夏天更重浊。在青翠的麦苗与金黄的麦浪之间，我的妻子怀孕了。
父亲挥手打我时，我的心里酝酿着毁灭一切的愤怒。新账旧账一起算！我看到在我们父子三十年的空间里，飞动着铁锈色的灰尘，没有温情，没有爱，没有欢乐，没有鲜花。但是我知道我的感觉是偏颇的。父亲伛偻的腰背和遍身的泥土抗议我的偏颇。他的骨头上刻着劳动的深痕，他的眼睛里结着愁苦的车轮轧出的血红的辙印。他站在疲乏的椿树下好像一个犯人，在我面前，垂下了灰白的头。我听到从他的喉咙里发出一阵“喀啦喀啦”的声音，随着这声音，父亲耸着肩，慢慢地、慢慢地蹲下去。父亲被我打败了。我站在火热的太阳下，表皮流汗，内里凉冷，我的空壳里，结着多姿多彩的霜花，还有一排排冰挂，状如狼牙……
我是匆匆赶回来的，穿着都市里通俗的衣裤。面对父亲，这衣裤顿时生辉，显示出高贵和奢侈，它有多余的口袋和纽扣，还有不必要的干净。打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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