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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世富贵-第42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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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幕职官，最重要的就是刑狱，政绩主要是从这上面显出来。只有做到判官，才会帮助知州处理政事。州这一级，判官是知州最重要的助手，通判是主官，并不属于知州属官的行列。大多数官员的前途，实际上都是在做判官时，被在地方为官的重臣赏识，而后一直提拔起来。直接放出去做通判的一等进士，都是皇帝和宰相直接留意的，与其他人不同。
徐平没有经过这一阶，于刑狱谈不上什么经验，理论大于实践，对苏颂其实没有什么帮助。明明知道帮助不大，还是要谈，谁让女婿是自己的半个儿子呢。
正在徐平谈得兴起的时候，门房匆匆跑过来，对徐平行礼：“相公，宫中派了中使来家里。官家手诏，命相公速速进宫！”
休务是假期，没有紧急公务，一般不会招官员到衙署，进宫议事更少。徐平知道赵祯没有跟大臣唠家常的习惯，派人来招自己，一定有重要的军国大事。
吩咐了苏颂，徐平急忙换了公服，带了人，骑马入了皇城。
因为不知道赵祯为什么召自己，先到了政事堂，却发现晏殊和章得象已经在那里了。
各自见礼，赵祯问晏殊：“不知因何召我们来？可是北边有事？”
晏殊点了点头，拿起案上一封公文，递给徐平：“枢密院移文，刚刚送来。”
徐平匆匆看了一遍，不由皱起眉头。原来是契丹的附马都尉刘三嘏，不知何故，突然逃出契丹，投靠宋朝。雄州知州杜惟序只写了“与公主不睦”，想来也没得及细察。
章得象道：“本朝刚刚与契丹新定誓书未久，约定相互不纳逃亡。刘三嘏此来，确是有些难办。送回契丹有违宽恕之道，留他又违国誓，正是两难。”
徐平点了点头，没有说话，心中想着怎么处理。契丹虽然经常闹出动静，不时想着用武力从宋朝讹诈点好处，但对澶州誓书一直是认真执行的。前几十年，宋朝也有人叛逃到契丹去，只要移文，契丹都会送回来。不过刘三嘏这种身份的人，不管是宋还是契丹，以前都没有先例。如何处理，确实是有些棘手。
用徐平前世的话说，以前双方不纳逃亡，各自送回的绝大多数都是刑事犯，遣返没有道义上的障碍。这次来的是个政治犯，身份地位还很高，跟以前就不一样了。
简单商议过后，三人匆匆出了政事堂，从垂拱门进了大内。
到崇政殿，发现吕夷简和庞籍已经到了，三人站到了他们的对面。
赵祯升殿，赐座，对众人道：“北境附马刘三嘏，突然叛入本朝。按以前旧例，我们与契丹不纳对方逃亡，该把他送回去。只是枢密太尉言，此次与以前不同。一是刘三嘏身贵位尊，自该郑重其事。再一个，本朝正与契丹因为边境军马多少，他设西京，本朝营北京而起争执。刘三嘏此来，不依旧例送回，也未尝不可。”
见三位宰相齐刷刷地看着自己，吕夷简道：“我以为，先收留刘三嘏，慢慢与契丹打官司。跟营北京的事情捆在一起，非要契丹每年向我们卖马不可！”
让契丹卖马，增强宋朝的军事实力是一，还可以借些削弱契丹的实力。而且从西北运马到河北，花费极大，从契丹直接买，确实省钱。契丹不答应，吕夷简一直耿耿于怀。
庞籍道：“誓书是国誓，已经约定相互不纳逃亡，岂可轻违！人无信不立，更何况是一国！是故，不必问刘三嘏逃亡的情由，命雄州直接送回即可！”
这也有道理。庞籍这个人方正严明，说过的话就要作数，在他看来是当然之理。正是因为他与吕夷简的意见不一，才不得不请赵祯出面裁决。
吕夷简和庞籍在枢密院一正一副，不是绝对的上下级关系，必须意见一致，才能处分军国大事。枢密院发出的宣命，两个人都签字用印，才有效。政事堂一样，正式敕令必须宰相全部签字，重要的还要执政也签，才能生效。
赵祯觉得吕夷简和庞籍说的都有道理，一时难以决定，把三位宰相叫了过来。
见赵祯先看向自己，章得象捧笏：“臣以为，庞太尉所言为是。人无信不立，国岂可失信？真宗皇帝设国信所理北事，其中信字岂无深意？”
赵祯点点头，又看向晏殊。晏殊捧笏：“臣以为，国誓不可违，送还刘三嘏于北朝甚有道理。只是其弃国来投，必有不得已之处，若是送还，可能招致杀身之祸。是故，不可遽将其送还，而应与北朝从容理论，以寻两全其美之道。”
庞籍听了，就想反驳，强行忍住了。不就是没有两全其美的办法，才在放假的日子把大家召进宫来吗。晏殊这话说的，什么道理都占住了，就是不说应该怎么办。
大家一起看向徐平，他是首相，这个时候，意见就非常关键了。
徐平捧笏：“国不可失信，此为当然之理。只是，信义二字，说得清楚明白，有义才有信。众人觉得此事难以处置，根本上说起来，还是不管怎么做，要么失信，要么无义。”
徐平前世，为什么大多数国家，都拒绝遣返政治犯，有的国家还拒绝遣返死刑犯，及其他的一些特定罪犯。说到底，是遣返违了他们国家的道义，而不能简单地看作假惺惺的双重标准。这种遣返的限制，必然会被某些人利用，但却是必不可缺的。一个不讲道义的政权，不管是内，还是对外，都难以取信于人。
遣返一定要有条件，只是看怎么确定这些条件，双方达成什么样的共识。
（大家冬至快乐。今天过节，请个假，只有一更，见谅。）
第49章 应有权变
听了徐平的话，赵祯点了点头，确实是这个问题。如果刘三嘏只是跟公主有矛盾，而没有任何作奸犯科的地方，在契丹面临生命危险逃到宋朝来求庇护，宋朝不管不顾地把他送回去，难掩众口，难平民心。
徐平道：“刘三嘏，本河间府人氏，其先没入契丹，流落北地。举进士，契丹圣宗喜其才学，妻之以女，为契丹附马都尉。是以，不可单纯视刘三嘏为契丹之民，不然则易失河北人心。百姓沦落异域，生活安乐，朝廷亦为之喜。艰难困苦，甚或身被刀兵，朝廷伸手可援，救其性命，岂可置之不理？此天下之义，义不可失。”
刘三嘏并不是契丹土著，他祖上是河间人，因为各种原因流落到契丹。契丹获得幽云十六州，这种人非常多，契丹统一称为燕人。包括契丹治下的汉人，还有一小部分如渤海人等其他民族。这些汉人归宋朝，应该是算作为归正人的，并不是简单的契丹人来逃。
既是政治犯，又是归正人，所以刘三嘏不能够简单地遣送回契丹。不然，宋朝就失了幽云十六州的人心，对将来恢复旧地不利。而且不收刘三嘏，还会让河北之民心寒。出于道义，如果刘三嘏不是归正人，或者说不是汉人，宋朝处理的手法就简单一些。可以让契丹约定人回去之后，不杀，不处以重刑，形成明文，再把人遣返。
吕夷简道：“昭文相公说的是，刘三嘏本是汉人，有难来归，岂可置之不理？此内外有别之大义，大义不可失！”
庞籍捧笏道：“臣闻华夷如一，皆天下之民也。今之所谓华人夷人，不过是周末之时的秦人、楚人，天下未混而为一，强分之而已。古之王者不欺四海，霸者不欺四邻。信乃人君之大宝，立国之根本。与契丹已有誓书，不纳逃亡，大国不可言而无信。”
徐平暗暗叹了口气，他要严华夷之辨，严格区分自己人和外人，在朝中并不是没有反对的声音。跳出来反对得最激烈的，就是司马光，而司马光很多思想是来自于庞籍。并不是说庞籍指使司马光，而是由于言传身教，司马光自然而然从庞籍那里继承而来。
宋朝要改变旧制，争取天下的认同，首先就面临到一个对刚刚过去的唐朝如何认识的问题。这不稀奇，徐平前世要恢复传统文化，最先冒出来的就是要恢复明清，特别是清朝的一些文化和制度的声音。宋朝这个时候，一样面临着要革除五代积弊，重行汉制，最先出来的也是重行唐制，继承唐朝文化的声音。
唐朝文化对后世最重要的影响，就是严华夷之别还是华夷如一。唐太宗那一句“自古皆贵中国而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并不是随着唐朝灭亡就消失了，实际上一直被后世的一部分人所信奉。宋朝这个时候，深信不疑并付诸行动的，就是司马光。
反应在庞籍这些人的思想学说上，就是认为这个年代的宋朝、契丹，包括党项，跟春秋战国时候的诸国一样，没有什么内外之别，贵贱之分。宋朝面对的，是能不能够再次让天下一统，先秦诸子的思想学说，就这么被移植了过来。甚至在司马光这些人看来，外族建立的政权只要完成了大一统，一样是华夏正统。
深入了解这个时代，徐平认为这些人已经推开了近代化大门，正在进行思想启蒙，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这个年代的思想学说，给他的既视感太强了。华夷如一，不承认民族和文化上的差别，认为让四夷汉化不道德，他前世实在见得太多，听得太多。
弱化民族认同，强化国家认同，这个年代的庞籍、司马光这些人在做，他前世也有无数的人认为这才是普世真理。这样的后果，就是先失去了幽云十六州等地的汉人人心，让他们心安理得地成为了契丹之民。等到女真代替契丹，又成了女真之民。此后中原王朝面对异族入侵，无不承受这一苦果。先失去一部分土地，那里的人被同化，加强了入侵异族的办量，再次失去更多的土地，最终天下皆亡。
吕夷简和庞籍，针对华夷如一和华夷有别争论不休，中书的几位宰相暂时不说话。枢密院掌武事，同样也掌外事，这是他们的内部事务，没有赵祯发话别人不好参与。
赵祯见争不出个结果来，对徐平道：“宰相执国柄，卿以为如何？”
徐平捧笏：“夷夏之防不可失，无内外之别，何以凝聚人心？内外，国之内外，国本于民，民为国本。试问，天下之民视化外汉人为外人？还是自己人？臣以为，有视之如外人的有之，有视为自己人的有之。为政当顺民心，从民欲，民心如此，岂可置之不理！”
顺民心，从民欲，民为国政根本，这是几十年后朝野的共识。不管新党旧党，在这一点上没有分岐，包括历史上的王安石和司马光两人，都是这样认识的。徐平不过是靠着前世的见识，先提出了几十年而已，是顺应历史潮流的。把政权基础放到天下民意中，是政治文明发展的结果，脱离了这个轨道，就是文明的倒退。
政治上哪有什么绝对真理，更加没有什么普世价值，真理就是民心。民心变了，政治文化就要跟着变，不然就会离心离德。只要得民心，哪怕是宗教文明，表现出比世俗政治更加强大的凝聚力也不稀奇。作为世俗政权，凝聚力连宗教文明都比不上，哪里还有脸面嘲笑说人家的文化落后。说别人落后，自己先得有获得广泛认同的文化才行。
面对宗教文明，或者其他文明的优越感，根本上还是没有把心里的天命观去掉。认为自己实行了什么制度，经济发展到什么程度，就绝对正确，无非还是天命那一套。
这种争论要想有结果，只能从民心去找根据，真理说服不了人。你有你的真理，我有我的真理，难道还有谁的真理更大一说？
说到民心民意，庞籍终于不再坚持。随便到街上问一问，幽云十六州的汉人是不是自己人，只怕是认为他们是自己人的占多数。民心不可欺，再坚持就过分了。
徐平道：“刘三嘏为归正人，本是汉人渊薮，朝廷不可置之不理。而国之誓书，不可轻违，不然无法示信于四夷。是故，可先行文契丹，请其详列刘三嘏南来之因。如果是因其作奸犯科，有当死之罪，则遣返契丹，把其罪示之于民即可。如果仅是夫妻争吵，而契丹公主挟势害人，则夺其冠服，送还契丹，留其人置之闲地，了却残生。可与契丹约，以后此等事，皆按此办理。如有本朝蒙冤难申者，逃去契丹，以求庇护，也不必强求契丹送还。似此，后来必有假冒伪托，违法犯罪之人，逃到异国以求免死免罪。治国理政当施仁政，不求暴，此等人存而不论即可，不为大害。”
正常的两国外交，必然要有不纳逃亡，即互相遣返的条例。不加约束，大家都争相招纳对方的人，大多是处于敌对状态。但是遣返不能没有条件，全国都认为这个人不应该送回去，以遵守誓约为名，强行把人送回去，就会失人心。
徐平的办法很简单，先让契丹证明刘三嘏是不是犯了该死的罪，如果罪证确凿，虽然是归正人，也要送回契丹去处置。如果没有，仅仅是夫妻闹矛盾，契丹公主仗势要取他的性命，则把他一切来自契丹的封常送回去，人保下来。
这个年代礼教还没有形成，夫妻离婚，各自再娶再嫁稀松平常。契丹公主看着这个丈夫不高兴，杀了再嫁别人，没有什么心理障碍。仅是夫妻矛盾，刘三嘏也可能有生命危险。
信义，有义才有信，并不是严格遵照誓约之类的条条框框，就能取信于人了。要想得到人民信任，必要的时候，做些权变也无不可。
最终讨论过后，还是按徐平所说定了下来。庞籍提出派御史去审刘三嘏，看其有没有必死之罪，被晏殊反对。他犯什么罪是契丹的事，宋朝依据什么去审？是按照宋法，还是按照契丹之法？契丹人用宋法断罪不合适，宋人用契丹法审案更加不合适。还是让契丹来定刘三嘏的罪责，宋朝斟酌，再决定怎么处置。
随着改革的进行，对于政治制度的争论渐趋激烈。最主要的，就是一部分官员，认为应当恢复唐制。前些日子富弼提出废殿试是出于这样一种思想，庞籍的华夷如一也是，包括官制的改革，要求名实相符同样还是。
徐平的基本态度，是可以从古代的思想和制度中找启发，但坚决反对泥古。制度和政策应该因时制宜，时代已经变了，不必非要追求从制度上复古。
第50章 朝廷定了，你做西平王！
宋朝要求契丹提交刘三嘏罪证，再决定送不送其回契丹的决定，让耶律宗真及其手下大臣极为震怒。几天之后，契丹即在燕地点集兵马，扬言要在秋后南侵。
得到消息，宋朝即向河北增兵。四月中旬，正式决定营建北京宫室和署衙，以枢密直学士王举正和内侍蓝元震为正副使，到大名府监督施工。以王德用为知定州兼真定府定州路都部署，借其威名震慑契丹。接着，赵祯正式下诏，将于六七月间巡北京大名府。
一时河北与契丹剑拔弩张，朝野哗然。百官纷纷上章。有认为要休养生息，不可擅兴刀兵的，也有慷慨激昂，要一举恢复幽云十六州的，什么言论都有。
中书和枢密院判断，仗应该是打不起来，不过为防万一，需要谨慎应对。大举增兵逼着契丹点集兵马，使其国力疲惫，有百利而无一害。
几个月前，平塞军都指挥使王凯定为提点御前忠佐司，后来因为与契丹对峙，继续领军没有成行。至此决定由折继闵权都指挥使，王凯回京任枢密都承旨，兼提点忠佐司。李璋继续为枢密副都承旨，同提点忠佐司。这是未来的军校，也是数月之后赵祯北上，可能亲征的军事参赞机构，为皇帝参谋军事的司令部。
京城禁军开始分批开拔，向河北移防，重兵沿真定府、大名府一路梯次配置。大军开拔的赏银，由赵祯从内库拨付，是近几年他的内库最大的一笔花销。
这些禁军从京城调出去，十之**是不会再让他们回来了，直接在河北路拣汰，编练新军。于宰执和皇帝之间，这是心照不宣的事情，只是没有人说出来罢了。
禁军的拣汰，朝廷不惜花费巨资，尽量做到让他们满意。但如果在京城里，这么多人拿刀拿枪，还是可能会出意外。调出京城，事情便就好做了许多。
禁军移防，赵祯前去大名府，在那里亲自掌握新军的整编，军权还是在他手里。等到回京的时候，带着整编过的新军回来，完成新旧禁军的替换。赵祯不懂没关系，有王凯和李璋这两个人在，除了徐平，陇右诸军是怎么回事，就他们两个最明白了。
此次挑起与契丹的紧张状态，消耗契丹国力是一，最重要的，是为了新旧禁军的平稳过渡。徐平没有说出来，吕夷简同样没提，赵祯也没问，三人心照不宣，最后把事情推到了这么一个局面。其他的宰执，有猜到的，也有没向这方面想的，都当没有这回事。
沙州即汉所置敦煌郡，安史之乱后陷于吐蕃，后张议潮起兵，建归义军。一直到景年间被元昊攻破，这个孤悬于大漠之中的汉人政权才灭亡。自汉武帝起，历朝历代向这里不断移民，以瓜沙两州为主的归义军实以汉人为主。由于唐朝不断把胡族内迁，其东部的河西直到银夏，反而汉人势力没有这里强盛，造成其孤悬于中原数千里之外的局面。
韩琦带兵带兵占据肃州后，依中书敕令，没有再对瓜沙两州大规模用兵，以原归义军政权的人员为主，重建了秩序。不久，以赵滋为甘肃路西都巡检使，驻沙州。实行了短暂的军事管制之后，以龙图阁直学士、右谏议大夫孙祖德为知州，正式治理。
自汉朝传入中国，其风渐盛，沙州正当要冲，是佛教东来的孔道，尤为盛行。后来各朝崇佛之风对这里影响深远，与中原文化隔绝数百年后，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文化风俗。
大约来讲，当中原王朝强盛，沙州及周围的各势力，慕中原教化，上层崇儒学，而下层则尊佛。当中原王朝衰落，则不管王公贵族，还是平民百姓，都事佛，形成佛国。
此时沙州西有西州回鹘，南有黄头回纥和吐蕃，面临的形势非常复杂。因为距中原过于遥远，河西数郡还没有完成开发，不足以支撑大规模的战事，主要以抚绥为主。
包拯跋涉数千里，到达沙州，遵朝廷诏命，与孙祖德一起查访张家后人。
张承奉在唐朝灭亡之后，建西汉金山国，自立为白衣天子。金山国亡，张承奉据说绝嗣，后人已渺不可寻。查访张家后人，其实是找张议潮或者其同族的后人。
州衙揭榜，并没有说要找张家人立西平王，而是连曹家、索家等等这些曾经做过归义军节度使及重要职务的一起，查找后人抚恤。一时之间，这事情在沙州闹得沸沸扬扬。
张佛奴已经记不清自己家世了，只是周围都说他是张议潮一支传下来，真真假假，没有人说得清楚。他自幼穷困，父母早亡，由僧人收养长大，是以名为佛奴。这是沙州一带非常常见的名字，用与佛相关的字词起名，是一种风俗，就如从前用忠、孝起名一样常见。
十年前张佛奴生了一场大病，不得不典身于本地大户曹法律为奴，勉强存活。
这一天夕阳西下，张佛奴从外面为主家放羊归来，就见到家主曹法律等在村头，伸着脖子一直看。见到张佛奴的身影，曹法律出了一口气，急忙迎上来道：“佛祖保佑，你可算是回来了！今天到哪里去放羊？我去寻了几次都没有看见。”
张佛奴行个礼：“家主，小的见一片水草极是丰美，前所未见，到那里耽搁一天。”
曹法律急忙摇手：“自今以后，切不可再以主仆相称。我才知道，原来你是张公的后人。张公盛德，数州百姓均记得他好名字，怎么让你为奴！”
张佛奴不知道什么意思，他这张家后人只是个传言，也没有确信。以前没人当作一回事，怎么今天主家就说出这番话来。
曹法律也不细说，取了一张纸出来，道：“今日放你良，立书为证。我家里列子已经通签过了，官司面前，可以作证。你若没有去处，可依先前替我家放羊，我算钱与你。”
知道张佛奴不识字，曹法律念给他听：“窃以天高地厚，人在其中，南阎众生，人人受业不等……今放之为良。从良之后，如鱼得水，任意沉浮，如鸟出笼，高飞云外。宽行南北，大步东西。今对四王设誓，八部灯盟，地陷天倾不移，故勒此契。”
后面是曹法律和其诸子的签名画押，依唐律传下来的规矩，张佛奴从此除贱为良。
听着曹法律抑扬顿挫念着，张佛奴一片茫然，不知道今天怎么回事。
念罢放良书，曹法律对张佛奴道：“今日你除贱为良，是难得好事。与我一起，到韩社长那里凑到酒席，庆贺一番。”
张佛奴喃喃道：“我身无长物，哪里有钱饮酒？”
“我自与社会凑钱请你，不必忧心。你在我家多年，多有辛劳，再宰一口羊，痛痛快快吃喝一场，以全我俩曾经的主仆之义。”
韩社长名僧正，也是当地的一个富户。张佛奴被收养的那个寺，就是这些人立社建起来的，近百年来这些人家一直奉佛，社也一直没散。是以，曹社长对张佛奴是有恩的。
张佛奴懵懵懂懂，随着曹法律到了韩社长的家里，韩社长却出门去了。曹法律让张佛奴等在这里，自己回家招呼儿子准备酒和羊。
沙州一带会社非常普遍，这里是佛国，最常见的就是因为佛事立社。其余的穷人互助和因为农事、经济原因的社也非常多，是政权松散时期，民间的自组织形式。社分公社和私社，传承久远，最少从春秋时代就很常见了。一直沿续到宋朝，都是百姓最为常见的组织形式，反而因宗族结在一起的情况很少见。
一般的社都有三个人管事，为社长、社官和社老，社老有的也称录事。这三个人是由社人推举出来，以牒状的形式立下社条、社规，专门处理某一件事情。比如建庙，或者是修渠，有的就是单纯的互助。
徐平不敢把中原的治理方式直接移植到这里，很大的原因就是这种复杂情况。要么就是皇权不下县，政权除了收税，对其他的事情不管不问。要想直接治理，必然会出现无穷无尽的矛盾冲突。因为百姓有社集结，一闹事就是声势浩大，牵连甚广。
内地的会社，多是因为经济原因而集结在一起的，无非是稍富裕的地方还有学社。这一带却是以佛事最多，带有很强的宗教性质，只能慢慢教化改变。
韩社长大步流星回到家里，远远看见张佛奴坐在门外，高声道：“佛奴原来在这里！”
张佛奴起身行礼：“见过社长。我家主说是今日要为我放良，要社长作个见证，请你饮杯酒。家主回去准备酒肉，看看就来。”
韩社长一拍大腿：“曹法律倒是个人精，看出了你身份不凡，提前放良。佛奴，我说与你听，你是菩萨下凡，非普通人。我自州衙来，太守知道你是我社里佛寺养大，让我回来说与你听。朝廷已经定了，立你为西平王！稍后便有诏旨来，与你封号，从此你就是这一带百姓的佛主！此是朝廷的事，等诏旨到了，与你法衣，我自拜你！”
（备注：法律是指佛教的法条戒律，与僧正都是当地常用的人名。）
第51章 菩萨转世
孙祖德、包拯和新任沙州通判兼监社使蔡挺立于檐下，看着赵滋带着一班兵士，族拥着都僧录契嵩，吹吹打打，出了州衙。
按说，这个西平王虽然只是郡王，一样也要有中使，有宣诏使臣上门。只是因为这个王主要注重于佛教方面，便由契嵩代替了中使，与都巡检使赵滋一起去宣诏。
孙祖德脸面不好看，他觉得徐平这一次有些过于胡闹了。西平王是正规郡王，一切待遇、礼仪皆比照郡王。但又说是这一带的佛主，标志就是在郡王公服之外，格外披上一块红缎，来自御赐。其余既无袈裟，也无僧帽，还没有紫衣法号。
徐平的原话是，官法即规矩。朝廷这样定了，从此以后这一带的佛事便如此处理。西平王享受着世俗郡王的待遇，作为佛主，代表佛祖菩萨在这里的象征。不需要懂经，不需要念佛，只需要言行谨慎即可。真正解经、传法的，由沙州僧录司负责。
宋朝的佛教管理机构，国家级的称僧统、僧录，州郡称僧正，县级称僧首。在沙州设置僧录司，表示这里是国家一级，规格极高。现今天下，只有在东京开封府和西京河南府设有僧录司，这里是第三家。沙州僧录司在规格上要高于西京河南府，略低于开封府，是以设僧官七员。都僧录一人，僧录、首座、副首座，左右街各一人，比西京多一都僧录。
契嵩是被紧急召入京城，亲捧敕令，来这里做都僧录，管理佛事的。封的西平王实际只是一个象征，真正掌管这一带佛教大权的，是契嵩，和他管下的僧录司。
宋朝佛教在社会上层比唐朝时大大衰落了，但在民间又大大发展了，后世除了元和清尊崇的喇嘛教，其本维持了宋朝的格局。
此时佛教已经深入到民间，不但是佛寺众多，出家为僧者众，而且对社会风俗影响极深。民间丧葬法事，基本使用佛教礼仪，哪怕是宗室亲王和宰相也无法与民俗抗衡。这个年代社会火葬率高达三成，与徐平前世相差不大，可想而知影响有多深远。
在前世的时候，徐平经常听别人说，自己也说，中国传统文化如何如何。如喜欢红红火火，人要入土为安，社会比较散漫，讲究宗族家庭，其实大多来自于明清两朝。从周朝到宋朝，漫长的历史时期，社会文化和风俗并不是那样。中国文化一般比较开明，民间并不强调长幼尊卑，人和人容易团结，纪律性强，家庭宗族观念并没有那么浓厚，对土葬根本不执着。合股做生意，结社立契在民间非常普遍，注重契约精神，书契是社会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民间的自我管理，经济活动，大多是用结社立契的形式进行。
正是因为佛教深刻影响了社会文化和风俗，政权必须管理掌控，不允许脱离社会自我管理。立西平王，设沙州僧录司，便就是徐平尝试整理佛教管理制度和政策。
一个僧录司，一个监社使，用这两个手段，尽快让朝廷掌控社会的基层管理。
民间管理方法大多是从政权那里学来的，就是一个从法到礼的过程。僧事的管理，僧人的学习升迁，会比照官僚制度。年深日久，习惯了，也就融合到一起了。
一时间沙州城里锣鼓喧天，一群公吏批红挂彩，在都巡检司军人前带路。而在队伍前面，是从民间招来的舞者，打扮得五花八门，有神有鬼，有男有女，涂脂抹粉，手中拿着彩缎摇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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