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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世富贵-第42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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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从。少年的时候，自己可以指责徐平这里不对那里不对，到了现在不得不承认，两人的位置已经换过来了。
看着儿女们在那里闹来闹去，徐平面含笑意。大丈夫在外面建功立业，终究还是需要一个心的归宿。徐平对于成贤成圣没有兴趣，或许可以说，他已经想明白了那是怎么一回事情，彻底放下了心灵包袱。走到了现在地位，就应该留给这个世界，留给自己的子孙后代足以让他们自傲的东西，足以让他们立足于世界之林的东西。
治大国如烹小鲜，首先想明白自己要干什么，该怎么干，放松心神，很多事情就没有那么着急上火了。事情一点一点做就是，没必要整天看这个不顺眼，那个不能干，好似天底下就自己能拯民于水火一样。实际上大多数人，到了一定职位，都是会有责任感的，真正寡廉鲜耻的人并不多。政权要做的，是让人把积极的一面发挥出来，尽量抑制其消极的一面。如果觉得政权中大多数的官吏都一无是处，那一定不是他们错了，而是制度错了。
明清两朝的政权合法性都不够，一面重新捡起天命，一面拼命展示自己是民之父母的形象。夹在皇帝和百姓之间的朝廷官员，就成了皇帝的家臣奴才。百姓受苦，一定是家臣奴才不忠心，一定是他们不用心做事只顾自己捞私利。为了向百姓显示自己的合法性，政权不断地查忠臣奸臣，查清官贪官。什么忠臣奸臣，什么清官贪官，有那么重要？政权对官员最基本的要求，是当不当位，正不正位，适不适任。不顾天下根本的公德，而去盯着官员的私德，弄得政治紧张，人人自危，官僚系统的治理能力怎么还指望得上。
徐平受前世影响，开始也是战战兢兢，如履薄冰，一路走来分外小心。等到自己做上宰相，才真正明白过来。只有忘了天下还有公德，才会只盯私德，担起天下的重担，理政的方向就不同了。人有权有势，大多数人都会追求享受，这是正常的，要求官员绝情绝欲不是跟宗教政权一样了。把官员的享受放到明面上，公使钱给得宽松一些，让他们在任上能够享受比较好的生活是应该的。不然主政一方，掌握治下百姓的生杀大权，结果在管下很多人面前像乞丐一样，理政的人心态怎么能够摆正。
把这些好处寄托在官位上，当得好，对朝廷对百姓有功德，就去享受，当官又不是清心寡欲来修行。贪私利，为自己谋好处，按制度处罚就是。不要把个人私德的污点，当作永远不能改正的坏处。罚了就罚了，贬了就贬了，改好了再用稀松平常。
政治宽松了，官员的心态自然也就好了，知道自己该担什么责任了。
想通了之后，徐平自己的心态就放松了许多。以前，他很难有这种心情，跟妻子儿女这样坐在一起，无忧无虑，享受温馨时刻。那时下了朝回家，吃点好的，喝点好的，总是要自省。我一个当官的，有这么大的家业，有这样的享受，百姓怎么办？给儿子女儿穿好衣服，买珍贵的物品，不敢让他们出门，生怕让百姓们看见心生怨恨。
人民不愚昧，人民也不短视，徐平的家业是自己挣来的，俸禄是明摆着的。真的有功业于民，人民得了好处，怎么会因为这些事情而心生怨恨呢。
世上有穷人，真心实意为他们做事就好，制定制度施政知民疾苦就好。没有必要从自己的口里省出去周济，非要这样要求，世上哪还有合格的官员。
盼盼走过来，拉住徐平的胳膊，小声问：“阿爹，如果我真地嫁了人，不在你身边日日侍奉了，你会不会想我？”
徐平笑着道：“当然会想。盼盼，人小的时候啊，难免觉得父母整日亲近自己，一刻见不到便担心这担心那，有些心烦。等到自己有了孩子，却又跟父母一样。你阿爹小时候是京城里的无赖少年，不知惹了多少祸事。那时你翁翁婆婆，为我不知操了多少心，费了多少钱财。我却怪他们约束，觉得真是厌烦。直到有了你，才想起从前，知父母之恩。”
盼盼点点头，突然笑了起来：“我却比阿爹强，不用等我有儿女，就知父母恩！”
徐平大笑，拉过盼盼的手，对她道：“你知不知道，这一天阿爹担心什么？”
盼盼歪着头，想了一会道：“想来是舍不得我。”
“不是，儿女大了，当然要嫁人，不然养在家里当老姑娘么？我一担心，你以后嫁到苏家去，吃不惯，住不惯，自己不开心，也惹夫家心烦。说实话啊，还怕到时父母不在身边为你作主，受了夫家欺负无处诉说。哪怕知道苏颂是个老实孩子，这种担心却怎么也去不掉。还怕啊，你自小被养得娇惯了，小性子，到时让夫家难为。阿爹是不怕担一个教女无方的罪名，但却不想让你们被人在背后指摘。”
盼盼坐在徐平身边，托着腮，听着徐平絮絮叨叨说着，面带微笑。父母眼里，孩子永远长不大。然而盼盼真地长大了，远比徐平想的懂事。
怎么为人妻，为人母，盼盼还不会跟母亲林素娘学吗。林素娘在外面的名声，除了强势一点，没有人不夸赞。这几年儿女大了，林素娘强势的性子也渐渐改了，慢慢收敛，已经很久没有跟徐平顶嘴吵过架了。想当年秀秀进门，林素娘不许她进自己府第，这一两年林素娘却自己主动到秀秀那里走动。不管给孩子买什么，林素娘一定会给书郎备一份。
人都是要慢慢长大的，性情中有的不变，有的一直在变。变了没有什么不好，只要大家快快乐乐。生活中一时不顺心如意，也能够看得开，不要变成自己的烦恼。
本来徐平是不同意盼盼在这个年纪嫁出去的，只是一个人拗不过所有人，盼盼自己也不反对，只能让苏颂中进士之后就迎亲。不过徐平不会再让苏颂像自己当年一样，到偏远州县为官，不能带家眷。一定会给他选一个近一点的地方，带着盼盼一起上任。
做宰相，不必自己说，审官院也要给这一个面子。
徐平想开了，所谓以身作则，是要求自己不违反制度就好。有了制度，就有了则，对自己要求制度以外的东西，难免就会对别人做同样的要求。没有必要，何必呢？
官场不是修罗场，如果人人都有一副小肚肠，天天担惊受怕，对百姓不是好事。不要对官员做过多的要求，查其政绩，定其臧否，按其性情能力用到合适的地方，就够了。
既不要让百姓视官员为仇寇，也不要让百姓视官员为父母恩人，他们就是来自于百姓中做这种事情的普通人。穿着这身公服按要求施政，脱下了公服一样有正常的生活。正常人都有七情六欲，凭什么官员不能有？穿着公服时绝人欲就足够。
安安放下桌子上姐姐的首饰，过来到徐平身边，仰起头认真地道：“阿爹，大姐的这些首饰好漂亮。将来我嫁人，是不是也有这样漂亮的首饰？”
徐平哈哈大笑，拉过安安来，对她道：“有，一定有！若是没有这些，阿爹就不许那个混小子娶你！”
安安想了想，又问：“若是我看上了的夫婿，家里穷买不起呢？”
林素娘道：“那就先让你阿爹教他赚钱，赚到了才来娶你！”
第46章 慎选西平王
在曹致顺到洛阳的时候，终于等来了韩琦的奏章。韩琦上奏，因为在元昊占据瓜沙二州之前，曹致顺舍中原而事契丹，归义军人心已不属曹家，而思张家。
对归义军政权的处理由此定下，曹致顺封谯郡开国公，从此居于京城。让韩琦配合朝廷派去的官员，查访张承奉之后，选贤者立为西平王，于沙州开府，教化肃州以西之民。
三月十三，选官员安抚西北各路。
包拯为甘肃路体量安抚使，除到西北安抚地方，要与韩琦一起寻张承奉的后人。只要有贤德，得地方人心，不计以前如何身份，立为西平王，数月之后与包拯一起进京面君。
第二天包拯陛辞之后，到政事堂来辞别各位宰相。
晏殊和章得象吩咐过后，徐平对包拯道：“此去甘肃路，除安抚百姓人心，最重要的是选合适的张家后人。兹事体大，切不可掉以轻心。”
包拯行礼：“依朝廷之令，寻得张家后人，不论是何身份，一律立为西平王。下官有一事不明，如果张家后人此时操持贱业，甚或为奴为仆，也要立为王吗？”
徐平道：“不错，不管现在什么身份，都立为王。这是他祖先的功德，后人承之。张家在沙州兴归义军，于遍地腥膻中，拔起于群番环伺之中，重立唐制度，不绝汉祀。数百年后，西北依然有汉地，有汉之民，从汉之俗，张家功不可没。此是天下之公义，非一人之恩德，你一定谨慎行事。如果真地为人奴仆，记得朝廷给价赎之，这是示民以公。”
徐平并不知道西北还有没有奴隶制度，这是包拯和韩琦要查访处理的事情。但是如果张家后人做了别人的奴仆，那是他们以前的制度，应当尊重。立西平王，也要先把赎身的钱给付了。后边废奴，是后边废奴的话。
不尊重前人，对历史以今论古，认为所有的古人都是非蠢即坏，必将自食恶果。今人终有一天也将会成为古人，后人翻看历史，发现有的地方做的反不如古人，再看见这种大言不惭的言论，如何看一个时代就可想而知了。
政策没有当然之理，没有天然的正确，必然有其局限性。不合于时，不合于地，那就去改。但不能因为你改了，自己就比被改的人正确，只是时代变了而已。借着批古人，批反对者，占领道德制高点，来显示自己的正确，一文不值。
制度和政策的合法性，来自于人民，来自于人民认同不认同。你放一个历史规律在那里做天条也没有用，不承认有天命，不承认有神存在，历史规律也是虚的。
徐平对自己所有要改革的制度和政策，一定要查清楚当时为什么要这样做，是为了解决什么样的问题。到了现在不合时宜了，是哪些条件变了，出现了什么新的问题，要怎么改去解决新的问题。都理清楚了，才去试新的政策合适不合适。
子曰：成事不说，遂事不谏，既往不咎。后人总不能连这点心胸都没有。
徐平对包拯道：“此去沙州，如果张家只有一个后人，自然就一切休提，朝廷立为王便是。贤德或有不足，朝廷敦促，时时监察，教其后人，以候其后人正位。”
包拯道：“若是后人还有数家呢？”
“那便要仔细体察人心，选一个最合适的人出来。那里是佛国，与中原人情不同，万不可以你们之意，代当地之民心。要查当地民情，来定人之贤否。以当地人情民心推之于后时，看这人能不能得人心。不要数年之后让当地人叹息，当时朝廷不定某，而封某为王必然好于此时。以后那一带地方，政事治理自有朝廷，凝聚人心归于西平王，谨慎！”
包拯是个聪明人，在这些事情上，比欧阳修这些人豁达得多。徐平说得这么细，他当然明白是个什么意思，自己到了那里该怎么做。
说到底，立这个西平王，纪念归义军的奋斗是其次的，得当地人心是主要目的。灭了党项，中原王朝再次入主那一带，初期自然万民拥护。但是时过境迁，中原王朝的治理必然与以前不同，有得利的，必然也有利益受损的。
民心先起自民欲，从民欲自然就得民心。但是没有到大同，天下百姓不可能想什么有什么，总有满足不了的**。政权只能有所取舍，最大程度的让民心归附。这就是对治下百姓示之以公，临以大义的意义所在。公和义，就是让人民认同的最大公约数。
立平西王，就是朝廷向西北之民示公义，从他们所欲。如若不然，从刚始到达的万民拥护，很快就会变成当地百姓诸般不适应，离心离德。明朝驱逐蒙古而有天下，所以说历史上得国之正，无过于明太祖。但明太祖登基，迷信天命，转过头去放下以前的大义，而去承认元朝的天命。再以明代元为天命所属而建立政权合法性，这假的天命撑不起明朝。
汉朝的天命不是完全的君权天授，在那之前，天听即民听，天视即民视，天心即人心的理论框架已经具备。那个天命，只是以天查民心，来获得认同感，民心才是根本。
神授和天授之后，政权的合法性必然来自于人民，所谓继承前朝法统，根本不会获得人民认同。徐平前世，新中国的立国之基是一切来自于人民，这才是真正的立国之本。让清帝退位而掌权的北洋民国，那个法统就是个笑话，接那个法统的都是笑话。
人从独居到群聚，必然是有了交集，才有了集体的认同感。一方面性情和**来自于自己，另一方面来自于那个集体。政权要维持集体的认同感，应该要尽量不干涉私人的那一部分，而加强集体的那一部分，这就是政权的公和义。
不承认人性的两面性，认为人性是一元的，一切思想和行为都是社会性的反应，这就是社会主义。公有制、大集体，只是人一元社会性认识在制度和文化上最基本的反应。不符合于人的社会性的思想和行为，都是来自资本义腐蚀，是资本主义尾巴，应该教育、改造。社会主义的很多运动都根源于此，制度和运动不是凭空来的。
认为人性是自私自利的，不承认或者弱化人性中的社会性，就是资本主义。自由等等很多思想，选举、议会等等很多制度，都是来自于这些政权对人性的认识。
不管是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走向近代化，政治上最根本的，就是政权的合法性不再是来自于神，也不是来自于天，而是来自于人民。政治文明的现代化，这是最基本的判别标准，具体的政治制度只是保证这个合法性的。
选举制，必然要加以约束，约束的目的是取他们那个时代、那个群体的公和义。不加约束的完全普选制，必然会让私欲排斥公和义，成为按人群、按利益排排坐、分果果。这样的政权无法长久，也不会有牢固的合法性，只是一盘捏在一起的散沙。
徐平现在把这种思想推行到政治制度和具体政策当中，略微有些超前。历史上是欧阳修这一批人发展起来，把韩愈和柳宗元的思想深化，才初步完善的。他们当然不说这是政权的合法性，而是查治乱，究民心、辨性情，看政权的权正不正，皇帝和官员当位不当位。
以为大军过去，派出官员，谁不服就打谁的板子，再不服砍他的脑袋，就能够建立起牢固的统治，实在是想多了。漫长的人类文明史，还没有强盗集团能建立长久稳固统治的。
徐平斩了元昊，灭了党项，占领那些地方，只是第一步。只有在后面的治理中，得当地人心，形成对宋朝的国家认同，才算是大功告成。
在这之前，立西平王争取当地人心，是不可缺失的过渡。沙州稳固，还可以凭此作为号召，向西域开拓。宋朝已经没有大汉的昭昭天命了，再建天命也不合时宜，是让历史走回头路，徐平只好采取这种迂回的办法。
长时间的天下太平，国泰民安，朝廷的治理得到人民的认同，归属感增强，西平王凝聚人心的作用也就越来越弱。人民自然而然会向中原文化看齐，会主动改变风俗习惯，这就是教化的过程。教化是人民主动进行的，被动去做，事倍功半，还可能一败涂地。
民为国本，在这个年代不是什么惊世骇俗的说法，实际上已经慢慢成为共识。徐平向包拯详细地解释为什么要选张家的人，为什么要立西平王，让他有清醒的认识。
对事情认识不清，认为选个人来做王只是骗当地百姓的手段，是不能够做好这件事情的。政权有扮有演，但不能够欺骗，一有欺骗，人心也就失去了。
第47章 跑了的状元
包拯离去，章得象对徐平道：“沙州僻处西域，人户不蕃，地方不广，昭文相公一再叮嘱，过于多虑了。似此等地方，就是真封西平王，让其裂土封疆，也无大碍。”
徐平正色道：“相公此言差矣。自张议潮起，地方百姓群起响应，赶走吐蕃，惨淡经营一二百年，何也？心向中原，不忘其本。立西平王以应民心，朝廷示其公，设流官治理地方，则朝廷于天下大义也。得两州之地，再行裂土封疆，糜费钱粮，公义何在？”
章得象恭声谢昭文相公指教，回身去忙别的事情去了。
徐平看得出来，章得象这一声谢只是客气，心里其实并不当一回事，觉得自己在小题大做。本来吗，随便找个人立为西平王，还说多么多么重要，很多人都觉得可笑。
这并不可笑，西平王的人选确实是有些随便，但后来的制度却不随便。汉太祖所谓斩白蛇起义，真细究起来，其最初起兵又能够有多么神圣？但其一直坚持，最终形成了两汉四百年的昭昭天命。起步的基础差，只是开头艰难，持之以恒总能达到目的。
立西平王，实际治理权牢牢由朝廷掌控，两者缺一不可。不立西平王，朝廷制度地方不适应，与百姓之间没有缓冲，容易冲突不断。地方不平静，便就发展不起来，发展不起来百姓愈加不满。恶性循环，结果难以预料。立了西平王，再授以治理之权，形成真正的裂土分封，最终必然坐大。不要说教化，只怕那地方早晚还是要分裂出去。
政治就是这样，说到底是关于人的事情，追究到最根本，或许就是很简单。关于人是社会性的，还是独立性的出于趋利避害从而凑到一起来的，形成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最根本的理论根基。真问起来，谁会觉得这个问题有多么高深？在很多人眼里，说不定就真认为想这个问题是吃多了撑的，自己比谁都高明。
谈到历史，谈到政治，有的人会高高在上地抛一句：人，天性就是自私的，连这都看不清，都是被洗脑了，还没有经过社会洗礼。实际上这样说的人，说不定还很认真地赞同社会主义制度呢。至于社会主义的社会是个什么意思，有必要知道吗？
不在这个位子上，没有必要知道。徐平做到宰相的位子上，脑子就必须清楚，一定要知道。不然就会出现制度混乱，互相之间牾不清，缺乏可执行性。
不要求官吏按照制度办事，政权的政治制度就失去了严肃性，无法取信于民。按照制度办事，照着这一条干，就违犯那一条，照着那一条，就违犯这一条。怎么办？觉得自己聪明可以删一些留一些？删掉一条就惹出更大的麻烦来。
从唐到宋，为什么对于人的性情一直纠缠不休？真是读书人吃多了不想做对人民有益的事情，在这种无聊的事情上耗费精力？因为人性的认识，是政治制度的根本。
**是基于历史进程的否定之否定认识的一元进化论，下一个朝代必须比上一个朝代先进，这是理论的根基。事实与理论有出入，也必须硬套进这个理论框架里。社会主义是认为人有一元的社会性，所以可以不经过资本主义阶段的充分发展，跑步进入**社会。资本主义理论家一样有大量的**信徒，但是认为人性是自私自利的，必须经过资本主义社会的充分发展，才有可能进入**社会。
冷战的结果已经对这个人性的争论给出了答案。承认了人性不是一元社会性，而是有两元的个人和社会两性的社会主义国家，和承认了人有社会性的资本义国家，最终笑到了最后。不管这个认识是主动的还是盲目的，符合了这个方向的，制度就表现出了活力。
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徐平前世跟许多人一样盲目。说起制度不合理的地方，下边执行很困难的时候，经常跟身边人一起发一句牢骚，人家外国怎样怎样，就不会这样。憧憬着有一天，最终也会跟想象中的那个外国一样，不会再这样了。
现在明白了，哪里有想象中完美的那个外国，那只是小文人不切实际的幻想，为了表示自己高明的托词而已。真按着那个方向去，最终会是一塌糊涂。人性的二元本性，必然导致制度需要不断改变的不稳定性，和要以一理贯之的任务艰巨性。
人性认识表现在政治制度中，在农业社会就是人性善恶的讨论，到了工业社会，必然会发展到社会性和个体独立性的讨论。这个问题不清楚，制度就是一团乱麻。
徐平利用前世的知识，压下了这个时代关于人性善恶的争论。他开始把社会资源向城镇工商业引导，工业化会很快发展起来，关于人性的争论还会再起。
对工人敲骨吸髓的血汗工厂合不合理？对外掠夺还是实行互惠贸易？社会管理成本是应该由劳动者承担，还是由资本和资产所有者来承担？政策取向都会以此为根本。
得到了帝国主义的好处，便就要承担帝国主义的一切邪恶，什么不可避免之恶，都是装神弄鬼的神棍说法。世间的道理在人心，把握住了人心，没有这些乱七八糟的。
高处不胜寒，徐平坐在宰相的位子上，很多做法，很多决定其实不被同僚理解。包括宰相和参政在内的很多人，对徐平对一些事情上的认真暗中摇头，不知道他在想什么。只是大的方向上，徐平确实引导国家在向前发展，不去计较这些罢了。
殿试之前，富弼突然上奏，提出要求废除殿试，直接以省试名次放榜。这个说法不是富弼心血来潮，在他之前，包括李淑都曾经提议过。这个建议有其来历，唐朝科举实际上是没有殿试制度的，武则天当政时的殿试不正规，没有形成制度，是偶然特例。循唐朝制度是一种风潮，不只是科举，包括官制，一直都有这种声音。武则天当政，在这个年代的读书人眼中不是好事，她曾行殿试，成了反对殿试制度的一个理由。
历史上富弼的建议曾经被采纳，发出了诏书，只是三天之后诏书便被收回。此次徐平直接把这个建议压下了，复古可以梳理思想，不是洪水猛兽，但泥古要不得。历史的进程要向前看，发展到了这个时代，唐朝的制度，包括唐朝的法律，都已经与现实社会不相适应了。包括官制在内，重行唐制都是削足适履，没有可行性。
殿试黜落则伤圣恩，滥取则玩政，都有其不好的一面。徐平已经定了，让殿试落榜的进士可以选择入御前忠佐司的将校营参军，留了一条路，已经够了。历史上富弼为相，最终还是借欧阳修，把省试的名额压了下去，形成了殿试不再黜落的制度，从实际上废除了殿试。这是这些人对恢复唐制的泥古表现，包括官制改革，恢复三省，都是如此。这是思想上的局限性，没有必要去猜测他们有什么自私自利的小心思。
历史上元丰改制，官制改回唐朝制度，一改完宋神宗便就后悔。看起来改完的制度整整齐齐，实际上跟政治现实不适应，处处都别扭，最终只是改了名字而已。
政治现实需要制度的灵活性。以为经常变更是制度不完备，非要形成百世不变的制度和官僚体系，是死读书，忽视现实需要的表现。
三月二十二，乙丑日，殿试放榜。
御试官上本届进士名次，本以王安石为第一，因为赵祯不喜其文中有“孺子其朋”一句，决定改为第二。结果第二是王，第三是韩绛，都因恩荫而有了官身。制度不允许有官之人为状元，只好把王安石改为第四，原第四人杨为状元。
杨继王曾之后，再次连中三元及第，也无话好说。宰执学士都贺得人，站在前边的徐平只有苦笑，看着殿下的王安石有些失落。
或许王安石需要这样的挫折，徐平最终选择了沉默，看着王安石的状元飞了。
依旧例，由次相到琼林苑押宴。
回到政事堂，晏殊对徐平道：“相公，杨察是我的女婿，本届状元杨是其弟，我去琼林苑多有不便，不如换章相公去？”
徐平笑道：“押宴代圣上去，哪有回避之理？相公但去无妨。”
杨察是景元年的榜眼，本届状元杨的哥哥，也是晏殊的女婿。晏殊和杨论起来是姻亲，不过押宴这种事情，没有什么回避的道理。徐平的女婿苏颂同样是本届进士，要回避那只有章得象去了，让第三相去又显得不隆重。
苏颂因为父亲苏绅在考官之列，参加的是别头试，最终中乙科。徐平不以为意，只要中了进士，未来前途就一片光明。不说自己这个丈人，前世能记住这外名字，就说明苏颂未来必有一番成就。而且观其才学，确实算得上出类拔萃。
张载、刘敞这些人，因为曾经跟在徐平身边，参加按徐平思想进行的进士试，全都高中。刘敞中甲科，张载中乙科。
看着晏殊离去，章得象对徐平道：“杨此人，文学高选，事亲至孝，此次甚是得人！”
徐平随口道：“景元年状元张唐卿，甚多人看好，一样也是事亲至孝。奈何天不假人，其父过世，唐卿哀过于伤，吐血而亡。唉，孝之一字，子曰哀而不伤，甚是难为。”
张唐卿状元及第，通判陕州。治下有个叫吴忠的人，父亡而母改嫁，次年亦亡。吴忠盗了母亲尸骨，与父合葬，事发被捕。张唐卿以其虽然罪当受刑，而出于孝心，令其到母亲改嫁的那一家负荆请罪，结了这一案子。不久之后，张唐卿父亲身亡，他悲伤过度，最终吐血而亡，二十八岁英年早逝。
徐平是有感而发，没想到一语成谶。数月之后，杨未及赴任，母亲身亡，他最终悲伤过度，撒手人寰，终年三十岁。
几年的时间，两个状元皆因为一个孝字，过早离世。凡事都有一个度，一旦过度，再好的事情，也会令人遗憾。
第48章 叛国的附马
晦日休务，徐平让刚中进士的苏颂到家里来，吩咐一些到地方为官的注意事项。苏绅已经离开京城了，到两浙路去做都转运使。徐平为宰相，姻亲必须回避。
正是暮春时节，百花齐放，草长鹰飞的时节，各种蝴蝶在花丛中飘浮。
徐平与苏颂在花树间的小路上边走边谈，向他讲自己从前为官的往事。过些日子盼盼就要嫁过去了，跟着苏颂一起到宿州为官。苏颂是进士乙科，初授官是宿州观察推官，选人中最高的一等两使职官。跟徐平当年初授官就是京官，做通判当然不能比，苏颂还要经过军事、防御判官和节度判官这两阶，才能进入京官行列。进入京官行列，才能够跳出选海，真正有政治前途。这个年代大多数官员都在选海沉浮，一辈子升不上来的进士也不少。
做幕职官，最重要的就是刑狱，政绩主要是从这上面显出来。只有做到判官，才会帮助知州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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