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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血宏图-第15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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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若是说儒家学说“冤枉”其倒也不冤。这种矛盾实际上是因为孔孟的儒家和董仲舒之后的代儒家，有着本质上的不同，汉武帝时期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既是儒家的发扬光大，同样也是儒家的变态，是儒家的“离经叛道”，在董仲舒时期，儒家已经掺杂了“法家”以及阴阳五行等学学，可以说那时的儒家学说在很大程度上只是披着儒家之皮的“法家”，秦国的，准确的来说是法家核心的“愚民”，开始于影响儒家。然而这仅仅是开始，在随后的数千年间，中国的君主开始选择性地强调儒家中的纲常等级观念，已达到维持统治的目的。
而儒学本身非但没有愚民政策，相反，其站在普通民众立场上想问题。儒家学说讲究“有教无类”，提倡开化民智，讲究的是“有恒心，有恒产”，在儒家经典中很多论述根本没有任何”愚民“政策。反而对于统治者提出了更多的要求，甚至是在看待个体犯罪问题时，也反思是不是社会制度使他们做出这样的事情。儒家在诸学说中有自己独立的思考，并不是站在统治者的角度看问题。这一点与法家截然不同，法家是占着统治者的立场上出谋划策，甚至包括号称“无为”的老庄之学亦是如此。
“不过值得庆幸的是，老庄的这些观念当时并非主流之说，诸子百家亦以其为“谬论”，加之也没有实际来证明这一理论的可靠性，是以“愚民”之说也就沉寂了下去。直到战国时期，天下兼并日烈，为了灭人国而保本国不被灭，诸子百家都开始摸索各种各样治国之道，于是很多原来被视为“谬论”的歪门邪道也有了市场。”
讲述着“愚民”之说根源的朱宜锋，想到“歪门邪道”变成了正道时，不禁将视投向远方，然后感叹道。
“可谁知，一个人却让这“歪门邪道”变成了所谓的“正道”！”
在殖民时代，除了武力之外，中国还应该用什么去征服殖民地？西洋人选择了传教士，选择了他们所谓的天主教、基督教，而在绿**崛起之后，他们在用武力征服一个地区的同时，通过宗教将中亚等佛家黄色之地加以绿化，甚至在就连许多田原木也是精神上的***人。哦！那个字是不能提的，因为根据新的治安条例，这是的违法的！
当然，这就扯远了。回归正题，在殖民时代，中国用什么去教化百姓呢？拜上帝教？天主教？当然，国人从来都不是虔诚的教徒。在没有宗教的情况下，我想我们唯一的选择就是用儒家去教化四方，让世界沐浴在儒家的光辉下……
但是正如天主教需要宗教改革，佛教进入中国也曾改革过一样，担负起沐浴世界之责的儒家同样也需要改革！怎么改？对内回归本源，至于对外嘛……（未完待续。。）
第449章 离经叛道（二）
“谬论”
“歪门邪道”
诸如此类的断语传入使得郭嵩焘长松了一口气，他立即明白自己先前之说，至少在汉王的耳中并不是“离经叛道”之言。汉王的感叹传入他的耳中，只让他不由只觉一阵诧异。
“一个人？”
“没错！”
点点头，朱宜锋继续向前走着。
“当时的“歪门邪说”实在是数不胜数，但也就是商鞅这位所谓的法家奇才将“愚民之策“变成一整套切实可行的之策，将西陲弱国秦国一下子打造成为了强国，而秦国也正是凭以商鞅的“愚民之策”，横扫六国，一统中国，从那时起，任何学说在实际取得成功的法家学说面前都黯然失色！”
同样熟读史书的郭嵩焘听汉王提及商鞅，提及秦国时，只是低头不语的跟在汉王半步之后，而谈性正浓的朱宜锋则继续说道。
“商鞅为何要愚民呢？”
在反问之后，朱宜锋又自问自答道
“在《商君书？定分篇》中就给了答案。“民愚则易治也”，因为“愚民”这个政治学的目的看起来很简单老百姓愚蠢了，也就容易治理了，如《商君书》中所言“昔之能制天下者，必先制其民者也；能先胜敌者，必先胜其民者也。”，而如何制民呢？”
“必先弱民！民弱方才易制！”
郭嵩焘毫不迟疑的答道。
“所以《商君书》才“弱民”之篇，“民弱国强，民强国弱”，总之，要想使人民听命，必然要弱民，既不让其富有，也不让其强大。弱民的第一步，自然就是愚民了。而如何“愚民”呢？”
说到这，朱宜锋不禁想到那个在一个半世纪后，因为一部“伪纪录科教片”而被无数国人为之激动、自豪、狂热的“大秦帝国”，又有多少人知道，正是他们中口的那个“伟大”的“大秦帝国”开启了“愚民”源头呢？
“治国，如果开导人民的知识，而不加以堵塞，百姓的学识就会增长。百姓学识的增长，则不会去攻打敌国，就产**邪。所以其才会在《商君书》中言称“开而不塞，则短长；长而不攻，则有奸”……要瓦解民间已经形成的道德风气，以统一百姓的思想，这是国家强大的基础，所谓的“《诗》、《书》、礼、乐、善、修、仁、廉、辩、慧，国有十者，上无使守战。国以十者治，敌至必削，不至必贫。国去此十者敌不敢至，虽至必却；兴兵而伐，必取；按兵不伐，必富。”如此，才能去以学识，统一思想，除此之外，还要禁止大臣、诸大夫游学、游仕，闭塞人们获得知识和信息的途径，尽可能地让人民愚昧无知、不好学问，使他们专心听从国家的安排和规划。正所谓“国之大臣、诸大夫，博闻、辩慧、游居之事皆无得为，无得居游于百县，则农民无所闻变、见方。农民无所闻变、见方，则智农无从离其故事，而愚农不知，不好学问。愚农不知，不好学问，则务疾农；智农无从离其故事，则草必垦矣。”（注：《商君书？垦令》）”
唇角轻扬着道出这番话来，朱宜锋的脸上露出嘲弄之色，这就是中国古代“农本主义”的根源，其根源不是“以农为本”而是“愚农不知”。
“可怎么样让老百姓变成愚民呢？仅仅不让老百姓不受教育还不够，还得锢民。自然也就有了其书中所言“使民无得擅徙，则诛愚。乱农之民无所于食而必农。””
禁止民众自由迁徙，他们就会愚昧无知，那些不安分的到处迁徙，扰乱农事的人就会失去混饭吃的地方，只好老老实实种地。这正是中国统治者的“愚民”的不二法宝。
“可限制老百姓的自由迁徙还不够，还要将老百姓变成贫民，正所谓的“力富则淫，淫则有虱。民富而不用”，所以必须通过限制商业，使百姓保持贫穷，以避免其因富而纵不易役使。“重农抑商”其目的并不是为了维持“农本”，而是为了弱民，为了制民。可是这么干，百姓并不乐意，食色性也，百姓并不甘于贫困，毕竟人都向往好日子，这个时候，怎么办？如何维持统治？”
摇头冷笑着，朱宜锋又一次引用《商君书》中的话。
“所以才有了“国以善民治奸民者，必乱，至削；国以奸民治善民者，必治，至强。”，有了“政作民之所恶，民弱；政作民之所乐，民强。”。可如此民众自然会反抗，这也就是有了秦国的重刑，“重刑而连其罪，则褊急之民不斗，狠刚之民不讼，怠惰之民不游，费资之民不作，巧谀恶心之民无变也。秦国之强，究其本源，就是弱民、愚民、刑民！””
“自然也就有了秦二世而亡！”
郭嵩焘适时的补充一句，而朱宜锋深以为然的点头说道。
“所以，后世的统治者，才会吸取秦国的教训，但在吸取其教训时，却又念念不忘秦国以“愚民”治民的成功。也就是在这个时候，董仲舒适时的出现了！”
提及董仲舒的时候，朱宜锋的眉头微微一挑。而郭嵩焘同样也因为汉王的话锋转换，而惊愕的看着他，似乎不明白汉王为何会提及董仲舒。
“就学说上来说，与法家以弱民、愚民、制民为核心不同，儒家学说的根本是“以民为本”，最为代表性的一句话就是“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甚至在《孟子》中《梁惠王下》中，孟子谓齐宣王曰：“王之臣，有托其妻子于其友，而之楚游者，比其反也，则冻馁其妻子，则如之何？”王曰：“弃之。”曰：“士师不能治士，则如之何？”王曰：“已之。”曰：“四境之内不治，则如之何？”王顾左右而言他。”……”
在提及此文时，朱宜锋不禁流露出些许笑容，
“这段话很有意思，其实是孟子给齐宣王下套，齐宣王的一弃、一已，一个断交、一个撤职，可换成国家的时候，他就左顾言它了，儒家站在民众立场上，国君不能治好国家，也得负责下台，并没有愚民来维护统治者进行统治的含义。那个时候的儒家创立者，不是阿附权贵之徒，而都是顶天立地的“大丈夫”。不会为了政治利益去出卖人格，为国君出谋划策。无论是孔子也罢，孟子也好，其学说中尽是“养民”和“教民”。“教民”则一定不是“愚民”的政策，而是恰恰相反。可到了董仲舒那，却变了味！”
此时，两人走的非常慢，而郭嵩焘更是不时的皱着眉头，今天汉王的每一句话，在他震惊之余，更是发人心省。
“秦国的二世而亡，固然令人警醒，可汉随秦制，其实只是将“愚民”之道加掩饰罢了，汉宣帝为了教育”仁柔好儒“的太子，说了”霸王道杂之“的明言。而后来董仲舒为讨汉武之欢喜，篡改儒学之本，由此也就有了“儒表法里”之说，就是以儒家构建社会纲常、忠君等思想以及秩序。以儒家标榜的仁义道德为统治合法性建立基础并增进认同，而法律、行政等政治实践，则延续秦律中的法家之学，也就是”汉承秦制“而法家思想中对“愚民”有着丰富而充分的论断，“民弱而国强”是其核心思想。表面上代王朝说的是儒家仁义，可是制度上却是法家驭民使用的霸术。”
这也是儒家成了“愚民之学”的原因，这是因为法家作为政治、行政体制的核心思想，普通大众接触并不多，这些黑暗的内容都是统治阶级秘不示人的“法宝”，人民只能看到统治者宣扬的儒家仁义道德，而发现自己被愚弄后，就会认为是儒家思想愚弄了他们，所以说儒家愚民是不对的，儒家是为法家的愚民思想背了黑锅。
“也就是从董仲舒为讨汉武之喜，迎合其用，添加了“三纲五常”以为其统治篡改儒家学说起，孔孟时代儒家的内容也在不断地被各个朝代的君王修改或者曲解，而至高皇时，高皇看到《孟子》的时候，看到民本思想时候，勃然大怒，愤怒地下令从书中删去大约相当于《孟子》全书三成以上的内容，这种删减确实是儒家一步步沦为统治者的统治工具，并通过科举制度传递给更多知识分子“奴性”，成为愚民的方式之一，”
“陛下……”
若是说先前是惊讶，那么在听到汉王提及高皇删改《孟子》时，郭嵩焘更是被吓了一跳，就在他欲为朱元璋辩解时，朱宜锋伸手打断他说道。
“云仙，高皇当年删除非孟子原文85条，将剩下100多条，编了一本《孟子节文》，虽说专门规定，科举考试不得以被删的条文命题。但是却未强删令天下《孟子》，只是规定不考《节文》之外的文章，是为了让大明政权千秋万代永世不倒。如此，亦可理解……可，他并没有想到，中国正是毁于其删书之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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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50章 离经叛道（三）
“他这么做却给后世做了一个很不好的榜样！”
对于中国人而言，很难直面自己先祖犯下的错误，大多选择“为长者讳”。但是朱宜锋并不在乎这些。他本身就是一个实用主义者，当已经不需要再用朱家的名头为自己谋取利益，甚至需要推翻一些东西的时，自然也应该直面其犯下的错误，更何况，这会给外人制成一种假想连自己的祖先犯的错都可以指出，那么面对类似的错误，谁还能再说出一个“不”字。
但是当这话听在郭嵩焘的耳中，让他浑身勐然一颤，为人臣者，有些话甚至连听都不应该听。
怎么办？
犹豫间，郭嵩焘的眼前勐然一亮，连忙开口说道。
“殿下，删书者焉止高皇，秦无道方才“焚书坑儒”，高皇删书之后，实是圣人之道！”
为了给朱元璋洗地，郭嵩焘甚至不惜搬出圣人来。
“圣人得帝魁之《书》三千三百三十篇，删定一百篇为《尚书》，十八篇为《中侯》。而高皇帝删书亦是合圣人之道……”
郭嵩焘的话让朱宜锋心底微笑，果然都是统治者的好臣子啊！居然把孙子删书这个真假难辩之事给说了出来。但是臣子这么给高皇帝洗地，作为子孙后代的自己，就不好再提此事了。
其实之前在道出这句话时，朱宜锋的视线朝着孝陵的方向投去，他并不后悔说出这句话。或许对于不少人来说，朱元璋是完美的，但是完美，并不意味着没有犯错。
至少在很大程度上，在这件事儿上他就做错了。
“高皇为了让大明政权千秋万代永世不倒，删以《孟子》85条，但其亦知文不可尽删，仅编了一本《孟子节文》，以供士子专考，可却不禁士子看《孟子》全文亦不禁印此书，但是高皇却未曾想到，其无意之举，却由此开以中国删书之河，”
因为认了朱元璋作为“先祖”，那就必须要为其行为负上一些责任。
“至满清时，满清更是将其发扬光大，满清以异族蛮夷入主中国，为维持统治，更是推行文字狱，以文入罪。删改天下之书，焚书数万，更是为维持统治，肆意删改儒家学说，以至于儒家完全沦为其工具，成为其奴役百姓之本……”
“满清祸国如此，实是可恨至极！”
郭嵩焘直接道出了一句政治正确的话来。点点头算是认同的他的这个态度，朱宜锋又接着说道。
“然而这不是真正的儒家，而是代君王随意修改后的儒家。”
是的，这并不是真正的儒家。说儒家愚民的必须要先区分孔孟的儒家和董仲舒之后的代儒家。汉武帝时期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可以看作儒家的发扬光大，但是也可以看作是儒家的一种“变态”。仲舒时期的儒家已经掺杂了一些阴阳五行的神秘学元素，为了体现君权神授的观点，开始有了愚民的“雏形”，仲舒时期的儒家已经掺杂了一些阴阳五行的神秘学元素，为了体现君权神授的观点，开始有了愚民的“雏形”，
真正的儒学中，有“愚民”争议的只有《论语》中《泰伯篇》中的一段话，引起争议的原因是断句问题，也就是那句“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第一种断句：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这种断句是不折不扣的愚民思想，翻译过来大意就是“可以让人民按照我们得意志去做，但是不能告诉他们这样做的理由”，如果这种断句成立，应该是最早的儒家愚民思想雏形。至于第二种断句“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这种断句截然不同，翻译之后就是“民众同意，我们就实行；民众不同意，我们应该和他们说清楚道理和原因”，但是在后世很多人认为这是人们对于孔子的过分拔高，基于政治正确的原因，学术界支持第一种断句以及翻译确实也多一些，但是对于朱宜锋来说，他更倾向于第二种，因为他知道中国的根本在什么地方。
“其实，从开始罢黜百家的时候，掌握在统治者手里的儒家就成为愚民的工具。究其原因还是在于秦，秦国因为愚民而兴，也因为愚民而亡。但是，自此之后，百代都行秦政治，二千年来之政，秦政也，所以，“愚民之道”就再没有退出中国史的舞台。”
缓步向前走着，朱宜锋边走边感叹道。
“不过，秦国二世而亡的教训，却为朝代所警，但“汉随秦政”的影响，加之秦国因“愚民”而强的现实，又为代王朝不甘舍弃，而在这个时候董仲舒出现了！”
是的，董仲舒是一个关键的角色，这正是朱宜锋研读史集得出一个结论。
“后人只看到董仲舒劝说汉武用以儒学，却未看到汉武取儒家之“仁”不过只是拿来一用，所谓“仁”不过只是用来蒙骗百姓罢了，是为了掩饰秦政的本质，而董仲舒恰好看到这一点，看到汉武需要用儒家的“仁”去掩盖法家的“暴”，需要用“三纲五常”来确立汉家统治的合法性！”
作为圣门子弟，郭嵩焘自然知道，圣人之学中原本并没有“三纲五常”，所谓“三纲五常”是董仲舒加入的。
“从董仲舒为迎合汉武，加入“三纲五常”的那天起，儒家就完全沦为王朝的工具，但是，秦朝二世而亡的教训，却使得朝代中原君主都非常清楚，“愚民之道”只是一时之用，毕竟人不可能终身蒙蔽，就像秦国一统之后，便有“天下苦秦久矣”之说。在汉武“罢黜百家、独遵儒家”之后，尽管儒家一点点的沦为了工具，虽说“儒表法里”本质没有改变，但是儒家核心的“有教无类，开化民智”却仍然影响着民众，加之当时的士大夫虽说愿为君主驱使，但他们却仍是圣门子弟，仍然坚守着“有教无类，开化民智”的对门之根本，这也就造成了两千多年来，中国代王朝皆在“愚民”与“开智”之间寻求某种平稳！”
对于汉王的这些观点，郭嵩焘更多的是听，若是没有欧美游的经验，或许他会将汉王的这番话视为“大逆”之言，但是在欧美游的三年，却使得他能够理解其中的关系。
或许商君之说旨在“愚民”，但是“民愚则易治”、“民弱国强、民强国弱”的道理却是放之四海皆准，所谓的“刁民难理”，实际上，就是国弱的表现。如果官府没有权威，或者权威总是受到百姓的挑战，自然也就不可能国强。
实际上，在欧美国家，他看到的同样也是“愚民”与“开智”之间寻求平衡，只不过相比之下，他们进行的更加隐晦，在欧美各国推行的教育之中，为学生树立法律观念，其实就用制度“愚民”，或者说用制度去约束人，从而令国家在某些方面对人处于强势。
但关键在于两者之间的平衡！
“儒家本身并没有愚民政策，相反，还常常站在一般民众立场上想问题。儒家提倡“有教无类”，提倡开化民智，希望民众“有恒心，有恒产”，在儒家经典中根本没有任何”愚民“政策。反而对于君主提出了更多的要求，甚至在看待个人犯罪时，也会反思是不是社会制度使他们做出这样的事情。所以，儒家有自己独立的思考，并不是站在统治者的角度看问题。这一点与法家截然不同，法家是占着君主的立场上为其出谋划策。而在实际治国上，一味行以“仁”显然不能治国，一味施以“霸”，亦会二世而亡，事实上，在治国上两者是相辅相成的，这就有了后世的“儒表法里”，朝代都是如此，儒法并重。表面上是儒家“仁义”，制度上却是法家驭民霸术。也就是汉宣帝训子的“霸王道杂之”，也就是随后两千年的“霸王道”的平衡！”
这一番解释之后，朱宜锋的唇角一扬，如果不是因为统治的需要，自己恐怕也不会懂得这一切，自己可许会和过去一样，认为儒家误国愚民。实际上这是因为，法家作为代王朝统治的核心，普通大众接触并不多，甚至无从接触其“驭民之术”，因为那些的内容都是皇家秘不示人的“法宝”。
到了近代，无从接触“驭民之道”之核心的寻常百姓，只能看到朝代宣扬的是儒家仁义道德，而发现其推行的不过只是“驭民之术”、“愚民之道”后，就会认为是儒家愚弄了百姓，实际上不过就是儒家是为法家的愚民思想背了黑锅，而且大多数以为“儒家愚民”的人，根本就不懂儒家，自然也就不知道儒家的本质是“民本”，更不知儒家的核心是“开智”。
最终，近代的落后，使得儒家背负了“祸国殃民”的罪名，而给其扣上这一名义的人，却压根没有看过四书五经，压根不知道何为儒，不过只是人云亦云罢了。至于鼓吹法家者，压根也没有读过《商君书》，更不知道法家的核心在于“弱民”、“愚民”，从而达到其“驭民”、“役民”、“虐民”，以谋所谓“国强”的本质。
“平衡之道，朝代皆是“霸王道杂之”的儒法相平，且每每儒家王道总能占据上风，两者相辅相成，方才有了史书中的汉唐之盛！但是这一切，”
提及那惨痛的史，朱宜锋的脸上流露出发自内心的痛苦之色，
“最终却完全毁于一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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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51章 离经叛道（四）
完全毁于一旦！
发出这一声长叹之后，朱宜锋站到了公园的湖边，看着已经结上一层冰的小湖，一阵寒风吹来，只让他觉得彻骨的冷，就像是于史书中面对文明沉沦时的那心冷一般。
就这样，他站在湖边，良久没有说话，而郭嵩焘同样也感受到了汉王心底的悲痛，他只能垂首立于汉王身后。
“后世之人往往向往“先秦之士”、向往着“汉家风骨”，虽不能至，心向往之，为知己死，当刎颈交，重然诺而轻生死，，如果风骨气慨，每每令人神往，”
感叹着先秦、汉时士人的风骨气慨，打破沉默的朱宜锋的话锋一转。
“云仙可记得的《孟子》中的《梁惠王下》，也就是为高皇帝所恼，进而删节《孟子》的那篇文章吗？”
“臣自然记得。”
在回话之后，郭嵩焘连忙将将这篇文章背了下来，而在他背这篇文章时，朱宜锋只是点着头，。
“……孟子谓齐宣王日：“王之臣，有托其妻子于其友，而之楚游者，比其反也，则冻馁其妻子，则如之何？”王日：“弃之。”日：“士师不能治士，则如之何？”王日：“已之。”日：“四境之内不治，则如之何？”王顾左右而言他……”
待郭嵩焘背完这一段，朱宜锋打断了他的话，然后说道。
“这段话很有意思，其实孟子在给齐宣王下套，问齐宣王朋友没有照顾好自己托付的妻子的朋友和没有治理好自己分内工作的官员怎么办，一个“断交”一个“撤职”，孟子随后问国家没有治理好怎么办，齐宣王也就左顾而言他了。”
从这段话中可见，儒家原本站在百姓的立场上，国君不能治好国家，也得负责下台，并没有像法家一样为维护皇权的统治，而千方百计维护皇权。
“先秦之时儒家的创立者大皆非阿附权贵之徒，皆能于权力面前保持独立之人格，尽管董仲舒等人为发扬儒家，篡改儒学本意，但其并不会为了政治利益去出卖人格，仍然保持着士的操守。但董仲舒之罪，罪在千古，从孔孟时代儒家的内容也在不断地被各个朝代的君王修改或者曲解，也正因如此，在董仲舒之后的千年间，儒学慢慢的失其本质，而儒家所格守的独立之人格，经千年法家驭民“侵蚀”，最终于宋代时渐失其魂，然所幸先贤，仍然格守其本，未完全沦为皇权之用，仍然寻求着儒法之间的平衡，而这种平衡最终总会是儒家占据上风，至于法家只会为皇家所用，未成“制民之本”仅只是“治民之要”，但是崖山之后，一切全都改变了……”
是的，崖山改变了一切，肆无忌惮的野蛮力量终于战胜了文明。而中国的史进程，也可以说是人类的文明史，因此而被改写了！
“崖山之后，十万士人滔海，华夏在史上第一次完全沦陷于外族。曾经的儒法相治，君臣相衡，所有的一切完全被中断了，野蛮的蒙元实施的是野蛮的带着游牧奴隶制的治国之道……”
是的，在蒙元之前，尽管儒家一次次的退让，为皇家所用，但他们也在退让中一步步的制衡着皇权，汉代时的虚君实相，即便是强横如汉武，亦只能剥夺宰相权柄，实施内外庭制度。唐代皇帝下诏，若未加盖“中书门下之印”，当时是认为违法的，不能为下面各级所承认。宋时期，皇帝的权力其实并不是至尊无上的。诏书必须有皇帝、宰相和三位辅臣联名之后，才会有效。且一般百姓可以集会议论朝政。从汉至宋，王朝的中枢从来都是“打压相权、巩固皇权”，而这种打压恰恰就是“相互制衡”的“君臣相衡”。
“也正是从崖山起，在异族的奴役下汉人的思想开始变得保守，面对外侮，大多数汉人的精神渐趋于麻木了。尽管后来，高皇帝起兵反以蒙元，我汉人在宋亡之后八十多年复国成功，但继起大明，却无形中还是受到了蛮族政权体制的影响，观明之弊政，如户籍、贱户、酷刑等皆袭于蒙元，其行趋于保守。高皇帝后，自惠宗起（建文），经过两百年余年开智，我汉方才稍现昨日之旧貌，如若再有百年，想我汉人必可重拾先秦之风、汉唐之骨，但未曾想甲申年，吴三桂引满虏入关，令我中国再陷深渊……”
在提及吴三桂时，朱宜锋更是带着咬牙切齿的恨意，若非他吴三桂，中国又何至如此！
“满清入关，相比于蒙元的野蛮，满清犹为可恨，其非但以“剃发易服”杀尽我汉人中有风骨之士，更以“文字狱”诛尽我汉人中高贤之士，删书、焚书更数不胜数，其亦并通过科举选以“奴性”之士人，为制我汉人更是尽行“以奸制善”“弱民”“愚民”的法家弱民之道，我们在他们的奴役下，变得日益保守、麻木，两百余年奴役，这个民族的之精神、灵魂已经被野蛮民族摧残得体无完肤！”
汉人甚至已经不复存在了！
在某种意义，先秦之风、汉唐风骨在那？甚至就连宋末十万士子滔海，数十万遗民自杀的不甘不奴的风骨亦消失了。
“予生则中华兮死则大明，寸丹为重兮七尺为轻，予之浩气兮化为雷霆，予之精神兮变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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