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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大文豪-第4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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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来杭州的人对此心里有数，徐至摩怕林子轩不知道，还暗示了胡拾和曹诚映的关系。
林子轩没有闲心管别人的事情，反正是你情我愿。没人逼迫。
只是后来这位曹姓女子的结局不怎么好，没有成功上位，反而为胡拾堕胎。后来到美国留学，胡拾又托他在美国的情人照顾曹诚映。
但此时的曹诚映站在胡拾身边。露出温婉的笑容，一脸幸福的模样。
林子轩和胡拾没有矛盾。反而颇有交情。
在林子轩和郭沫偌的新诗论战中，胡拾力挺林子轩，后来林子轩在上海讲《红楼梦》，胡拾认为这是对他“整理国故”的支持。
所以，两人的会面非常融洽。
他们一行有十一人，分成两艘船，从斜桥到杭州湾，然后上岸前往观潮胜地盐官镇。
早上从上海出发，此刻已经到了午饭时间，众人就在船舱里凑合着吃了。
因为人多，较为拥挤，饭菜倒还可口，都是杭州本地的船菜，包括小白菜芋艿、鲜菱豆腐、清炒虾仁、粉皮鲫鱼、雪菜豆板泥、水晶蹄膀、芙蓉蛋汤等等。
文人聚会，谈论的大多是文学，他们一边欣赏风景，一边高谈阔论。
胡拾如今越发的钻入传统文化之中了，他大力提倡青年人要“整理国故”，引起不少进步文人的不满。
他似乎想从传统文化中为新文学寻找到支撑点，也就是思想基础。
新文学不能是无根的浮萍，也不能全盘西化，而是要有自己的根基，胡拾认为这个根基还是要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寻找。
汪精为和徐至摩都是善谈之人，汪精为旧体诗做的好，但和做新诗的徐至摩也谈得来。
其他人你一言我一语的闲聊着，倒是有不少新奇的见解。
等到下午时分，他们来到了盐官镇，这一日倒是看潮的好天气，众人走在堤坝上，望着汹涌而来的潮水，耳畔响起浪涛拍岸的声音。
一时间，心胸似乎也开阔了不少。
徐至摩提议众人作诗留念，无论是新诗旧诗皆可，就算是打油诗也无所谓，只是好玩。
他当即在堤坝上奔跑几步，充满感情的念了一首即兴小诗。
在场的都是颇有文学功底的人，赋诗不在话下，除了林子轩，他在脑海里搜索着和看潮有关联的诗歌。
怎么都是古代的诗句？难道就没有现代诗么？
说实话，他们这些人中按照诗名的话，以林子轩最高，胡拾虽然写了《尝试集》，但那只是试验性的作品，文学价值不高，胡拾也不以诗歌见长。
林子轩是新诗的奠基人，在新诗方面是绝对权威，其他人都有意识的把他放在后面压轴，并没有催促他。
这算是对林子轩的一种尊重。
等到胡拾念完一首咏赞浪潮的白话诗后，他们就等着林子轩的杰作了。
林子轩搜了半天，终于找到了一首类似的诗作，虽然不怎么应景，但勉强凑合，只是他不知道该不该念出来。
在这种场合他也不能随便念一首打油诗敷衍了事，那是对其他人的不尊重，不符合他新诗奠基人的身份。
这是你们逼我的，我只能出绝招了！
他站在堤坝上，眺望远方，高声吟诵。
“独立寒秋，钱塘东去，老盐仓口。看万山红遍，层林尽染；漫江碧透，百舸争流。鹰击长空，鱼翔浅底，万类霜天竞自由。怅寥廓，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
“携来众侣同游，忆往昔峥嵘岁月稠。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书生意气，挥斥方遒。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曾记否，到中流击水，浪遏飞舟？”（未完待续。）
第一百八十四章 关于诗歌的话题
众人非常惊讶。
他们以为林子轩要念一首或慷慨或唯美的新诗，却没想到林子轩写了一首词。
而且，这首词乍听起来很有气势，配合着眼前滚滚而来的钱塘江大潮，让人有一种在潮头浪尖弄潮的感觉，不由得心潮澎湃。
他们都是这个时代的佼佼者，是这个时代的弄潮儿，有着各自的理想和抱负。
这首词写出了他们的心声，指点江上，激扬文字，不正是他们正在做的事情么？
在这个变革的大时代中，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
自然是他们这些人了，他们少年时到国外留学，如今学成归来，正要用自己的力量改变这个国家的现状。
曾经的理想，如今正在一点点的实现，虽然过程中会有艰辛，不过一切都很值得。
其他人或许只是感慨人生，但汪精为尤为动容，和其他文人不一样，他的理想和抱负是在政治上，这句话让他感触最深。
“子轩啊，你真是深藏不露。”胡拾赞许道，“想不到你不仅新诗写的好，这词作的也好。”
“让诸位见笑了，只是有感而发，不怎么应景。”林子轩谦虚道。
“的确有点偏题，不过气势很足。”胡拾点评道，“青年人就应该有这种气魄。”
以他在文坛的身份自然可以这样说。
很多年后，胡拾还曾点评过一首《蝶恋花》，和这首《沁园春》是同一个作者，胡拾指出了词作中韵脚有问题，并称“没有一句通的”。
当然，这种说法有失偏颇。虽然那首《蝶恋花》的确不押韵。
“今日有这首词便不虚此行。”徐至摩兴奋道。
他同样奇怪林子轩还会作旧诗词，在他的印象中，林子轩的古文基础很差。
他们这代人蒙学的时候正赶上清朝末年，在小城镇进行的是私塾教育，但在上海租界内，早已有了西方式的学校。
徐至摩先在家塾读书。后进入硖石开智学堂，从而打下了古文根底。
林子轩则直接进入了上海虹口爱国小学读书，虽然学校也教授古文，但古文的底子不好。
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
徐至摩在心里感慨。
就像是几年前在纽约的时候，如果谁说林子轩会写小说，他一定认为是个玩笑，可现在林子轩已经成了新文学的领军人物。
其他人则没有这种怀疑，他们觉得林子轩既然敢讲《红楼梦》。对传统文学自然有很深的研究，写一首旧诗词是正常现象。
这首词写的很好，说明林子轩的古文造诣很深。
众人对这首词谈论了一番，抒发了一下感想，也就仅此而已了。
这次来海宁不仅看了钱塘潮，还结交了朋友，听到了一首好诗词，大家都很满意。
徐至摩提议众人先看夜潮。看完后开船到他老家硖石住上一晚，第二天一早到锦霞馆吃羊肉面。再去俞桥看枫叶。
钱塘夜潮很有名，不仅是看，重点是听，就像是听一首气势磅礴的交响曲一样。
但在这样的天气，夜晚会很冷，任叔勇和陈衡浙夫妻二人执意要回上海。
林子轩也想回去。却被徐至摩挽留，于是，一拨人回上海，另一拨人返回了杭州。
晚上的时候，众人在西湖旁的老字号楼外楼吃了一顿大闸蟹。
吃蟹是一个讲究活。汪精为因为不怎么精通而被徐至摩讥笑为外行，他也不生气。
此人很能饮酒，一个人喝大半瓶白酒毫无醉意，席间众人谈天说地，好不热闹。
谈论最多的还是诗歌的话题，大家又把林子轩的那首词点评一番。
徐至摩喝的有些微醺，说起了他在英国的游历。
并把英国的社会精英推崇林子轩的事情说了出来，甚至提到美国诗人艾略特写作诗歌的灵感来自于林子轩的诗作。
艾略特的《荒原》已经发表了一年的时间，在欧美诗坛引起了极大的反响，文学评论界对《荒原》的解读层出不穷，认为这是这个时代最好的诗歌之一。
艾略特因此名声大振，成为西方象征主义诗歌的代表人物。
但在中国，艾略特还不为人所知，只出现在文学杂志中一些介绍性的文章上。
《文学周报》 1923年8月27日的“几个消息”中谈到英国新办的杂志《阿得尔非》时，提到艾略特为该杂志的撰稿人之一，除此并无过多评价。
1927年12月《小说月报》第18卷第12号刊载朱自青翻译时任清华大学教授的杰姆逊的《纯粹的诗》，译文中提到艾略特的名字。
真正让艾略特在中国声名鹊起的是在三十年代。
1934年4月，叶公朝在《清华学报》第9卷第2期上发表《爱略特的诗》，这是中国最早系统评述艾略特的论文。
1937年，清华才女赵罗蕤第一个将艾略特的长诗《荒原》译成中文。
所以，在座的人对于艾略特这个人没什么印象，只知道有位外国诗人喜欢林子轩的诗歌。
林子轩也不可能告诉他们艾略特在世界文坛的地位，以后还会获得诺贝尔文学奖，那样有点自吹自擂的嫌疑。
所以他只能什么也不说。
等着吧，等到几年后艾略特的诗歌传入中国，有你们惊讶的时候。
从这一点也可以看出，在这个时代，中国文坛和世界文坛之间的隔阂，中国人迫切的想要朝外看，了解整个世界，不过这需要时间。
在座的学者虽然不知道艾略特是谁，但从徐至摩的讲述中知道了林子轩在英国很受追捧，加上林子轩在美国文坛的影响力，让他们对林子轩有了一个更深的认识。
说林子轩是享誉世界的文学家并不为过。
后来，他们还谈到了印度诗人泰戈尔的话题。
按照徐至摩从梁启朝那里得到的消息，明年泰戈尔可能会到中国访问。
泰戈尔在1913年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在世界文坛有着不小的影响力。
1920年，蔡元赔等教育界人士向泰戈尔发出了访华的邀请，当时泰戈尔正忙于国际大学的筹办和在欧美的访问，没有能成行。
1922年冬季，梁启朝领导的讲学社又邀请泰戈尔来中国访问。
泰戈尔接到邀请后很高兴，决定于1923年8月前往中国访问，可是，泰戈尔这时候的身体状况不太好，因此将访问的日期推迟到第二年的春天。（未完待续。）
第一百八十五章 泰戈尔与新文学
林子轩看得出，梁启朝和胡拾他们对于这次泰戈尔的访问非常重视。
这是一个“崇洋媚外”的时代，当然，这个词的意思和后世的不大一样。
当外国列强用洋枪大炮轰开清政府闭关锁国的大门时，中国不得不面对这个陌生的世界，一些有识之士开始寻求救国的道路。
中国的近邻日本，正是因为通过明治维新，学习了西方的先进技术，开启了工业化的浪潮，从而变得强大。
于是，有人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策略。
在这种思想下，一代代的中国人前往欧美等国留学，学习技术，学习文化，期望能够改造社会，振兴国家。
这个时代的中国人对西方的科技和文化推崇备至。
新文化的开端就是德先生和赛先生，德先生指的是西方的民主思想和民主政治，赛先生指的是数学和科学。
青年们高举民主和科学两大旗帜，向封建礼教以及封建**思想发起猛烈的攻击。
有些学者甚至提出了中国全盘西化的主张。
所以说，这是一个“崇洋媚外”的时代，不少人认为西方的文化和科技都是好了，只要中国按照西方的那一套治理国家，就一定能强盛起来。
从后世的眼光看，这种认知有一定的道理，否则后世也不会对外开放了，但过于偏颇了。
在这种时代背景下，泰戈尔是首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亚洲人。
他的诗歌被西方的主流社会所接受，他在欧美等国受到追捧，当中国的学者还在学习西方文化的时候，有人已经在西方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这让中国的学者既羡慕又好奇，想知道这位诗人是怎么做到的。
从这里也能知道为什么林子轩的小说在美国受到追捧。会让他在国内的名气直追鲁讯和胡拾了，这是一个特殊的时代。
中国和印度都是文明古国，一直有着文化往来。
印度现在是英国的殖民地，和中国一样都受到西方列强的欺压，在这种相同的境遇下，中国学者希望能从泰戈尔这里得到些什么。
想知道这位大诗人如何看待中西方的文化。如何看待这个世界。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中国学者都对泰戈尔感兴趣，有些人甚至极为排斥。
因为泰戈尔注重东方的传统文化，对中国的传统文化尤为推崇，他虽然在西方受到欢迎，却时常批评西方的文化。
不可否认，他受到西方思想的影响，但他的诗歌有着鲜明的民族特色，来源于印度的传统文化和传统哲学观念。
也就是梵我合一。
印度是一个宗教国家。信奉神灵，这影响到泰戈尔的诗歌创作。
泰戈尔以神或“梵”为一方，称之为“无限”，以自然或现象世界以及个人的灵魂为一方，称之为“有限”。
无限和有限之间的关系，是他哲学探索的中心问题，也是他诗歌中经常触及的问题。
泰戈尔跟印度传统哲学不同的地方是：他把重点放在“人”上面，主张人固然需要神。神也需要人，甚至认为只有在人中才能见到神。
他对于传统文化的推崇。以及这种“神学”的观点得到梁启朝和胡拾的认同。
胡拾正在提倡“整理国故”，正是要把新文学拉向传统文化的方向。
但陈独绣和郭沫偌等人则对“整理国故”大加批判，也对泰戈尔没什么好感，就连鲁讯都在冷眼旁观，不时讽刺两句。
新文学内部的矛盾已经到了白热化的程度，分裂就在眼前。
胡拾和徐至摩等人之所以对泰戈尔的来访重视。除了这是一次中国和印度两国之间文化交流的盛事外，还想着用泰戈尔为自己的文学主张造声势。
连受到西方社会追捧的大诗人泰戈尔都对中国传统文化感兴趣，我们自己国家的学者难道不该反思么？
林子轩无意插手新文学两大派别之间的争斗。
从后世来看，客观的说，两者只是选择道路上的不同。对新文学都做出了贡献。
徐至摩显然不会让林子轩独善其身，泰戈尔如果来到中国，第一站肯定是上海，到时候接待的工作就是林子轩负责了。
林子轩的名气虽然比不上泰戈尔，但也算是中国诗坛的领军人物，身份比较合适。
林子轩答应下来，这是两国之间的文化交流，至少在礼节上要尊重对方。
这场晚饭用的时间比较长，聊的比较兴起，喝的有点多，大家都有些微醉，自然不可能再去看夜潮，万一掉进钱塘江就麻烦了。
所以，胡拾和曹诚映一起离开，其他人也各自或者回家，或者找朋友。
徐至摩是本地人，他的父亲是位实业家，徐氏世代经商，早年继承祖业，独资经营徐裕丰酱园，1897年与人合股创办硖石第一家钱庄——裕通钱庄。
后又开设人和绸布号，还创立了浙江省最早兴建的火力发电厂，开办捷利电话股份有限公司，经营市内电话，成为远近闻名的硖石首富。
按照后世的说法，徐至摩绝对是富二代了，这也养成了他公子哥的性子。
徐家在杭州有生意，他便安排从上海来的林子轩和汪精为住宿。
他在家里待的烦闷，这次好不容易找到机会出来，暂时不打算回家了，过两天还要和林子轩一起到上海，请林子轩为他介绍上海文坛的朋友。
这种喜好交游的名士派头他这辈子是改不了了。
汪精为留下来一个是为了游玩，一个是为了和林子轩打好关系。
说起来他也是文人，他是搞宣传的，创办过报纸和杂志，担任过主编，笔杆子非常厉害。
1915年《小说海》第一卷刊登了一篇汪精为署名季新的文章，题目是《红楼梦新评》，从此红学中关于《红楼梦》的解读就有了一个“家庭感化说”。
他和林子轩不仅聊新诗和旧诗，连《红楼梦》也能说的头头是道。
如果不是林子轩心中对他有了成见，或许会把他当成朋友也说不定，林子轩以自己不胜酒力为由婉拒了汪精为秉烛夜谈的邀请。
这让汪精为颇为遗憾，他特别欣赏林子轩下午的那首词。
第二日，徐至摩带着林子轩去俞桥看了枫叶，这是硖石的一处风景名胜。
出于礼貌，林子轩到徐家拜会了徐至摩的父亲，随后，徐至摩和家中交代一声，又返回杭州，与胡拾汇合，众人一起前往上海。（未完待续。）
第一百八十六章 出版社的生意
林子轩一行人还没有到上海，上海媒体就知道他和胡拾要一起来上海的消息。
主要原因是这个时代的名人喜欢把自己的生活琐事写出来，发表在报纸上骗稿费，美其名曰随笔，算是散文的一种。
早先离开的人把这次到海宁看潮的事情写了出来。
包括同行的有哪些人，谈论了什么，吃了什么饭，看了什么景致，发生了什么趣闻。
这其实和后世的围脖颇为类似，都是记录生活中的点滴和感悟。
这种随笔看似随意，但对于后世的人研究这个时代的风俗人情很有帮助，能从字里行间感受到一个时代的风貌。
林子轩没有这种习惯，他连日记都不写，就是怕以后被人研究，万一让人发现他穿越者的身份，可能会造成极大的影响。
当然，他也乐意留下一些谜团，让以后的学者挖空心思的猜测。
这次钱塘看潮，在上海文坛引起了不小的反响，光是林子轩和胡拾两位新文学旗手的见面就有了不小的意义，更别说林子轩还写了一首上佳的词作。
那首《沁园春—钱塘》刊载在报纸上，得到不少南社成员的赞许。
南社于1909年11月13日成立，活动中心在上海，发起人是柳涯子。
南社文学以旧体诗歌为主，大体以辛亥革命为分界线。
此前，主题多为批判清朝统治，倾诉爱国热情。呼唤民主，谴责**。号召人们为祖国的独立富强而斗争，风格慷慨豪壮。
此后。主题转为批判辛亥革命的不彻底，抒发理想破灭的悲哀，风格愤郁低沉，有些甚至流为靡靡之音。
这个文学团体活跃了将近30年的时间，中国许多名人都曾是南社的成员，影响深远。
林子轩和胡拾一起来上海是他们商量好的，主要是为了商讨新月社的发展问题。
原本徐至摩和林子轩讲好了，新月社的书籍和杂志都由万象书局出版发行，不过新月社的成员比较复杂。有些是文学研究会的成员，有些是和胡拾交好的学者。
胡拾经常合作的出版社是商务印书馆和亚东图书馆。
商务印书馆就不必说了，那是出版界的大鳄，有全国性的发行渠道，只是他们会出版胡拾的书籍，不代表也会出版其他作家的书籍。
你有胡拾的名气么？
光是这句话就堵住了其他新文学作家的嘴。
上海亚东图书馆是设在上海的一家私营出版社，由陈独绣在背后支持。
地址在公共租界五马路棋盘街西首，以出版新文学书籍为主。
陈独绣任北大文科学长后，北大委托亚东图书馆为其在上海的总经销。专门销售北大出版的新书，亚东图书馆因此而扬名。
《新青年》也一直由亚东销售，陈独绣还把《每周评论》，以及《新潮》等杂志都交由亚东销售。亚东图书馆成了新文化的传播阵地。
胡拾和上海亚东图书馆的老板交情不浅，他的书籍基本上都是亚东图书馆出版。
他还把相熟的朋友介绍过去，只要是胡拾介绍的。亚东图书馆的老板都会给予出版，由此可见。胡拾在亚东图书馆的地位。
如此一来，就出现了问题。
以后新月社的书籍和杂志到底是由万象书局出版还是由亚东图书馆出版？
对于林子轩来说。这是一笔生意。
新文学虽然现在不怎么样，但以后会发展起来的，能为万象书局拉拢一批新文学作家值得争取一下，这些人的书籍虽然不畅销，但名气很大。
在出版行业，交情归交情，主要还是看利益。
林子轩可以提高作家的版税收入，而且万象书局和世界书局联手，把销售网络推广到全国各地，至少有数百家营销网点。
如此既保证了书籍的销量，也保护了作家的利益。
他把万象书局目前的情况和胡拾做了说明，胡拾也颇为心动。
上海亚东图书馆的规模比不上万象书局，也没有完整的销售渠道，新文学书籍滞销严重，这些都是需要面对的问题。
胡拾这次去上海，就是和亚东图书馆商量出版事宜。
如果亚东图书馆没有林子轩的条件好，那他也不能阻止其他作家在万象书局出版图书，要不是顾及多年的交情，他自己都想转到万象书局。
林子轩主要是看好新文学的发展前景，才会开出如此优厚的条件，他不是傻子，不可能一直赔本赚吆喝。
上海的记者并不知道林子轩和胡拾的目的，只是两位新文学旗手的聚首就有新闻价值了。
当然，如果是鲁讯也来到上海，三人在一起畅谈新文学，那就是文坛盛事了。
这种念头也只是在他们脑海中转一转罢了，林子轩知道胡拾和鲁讯现在越走越远，基本上不可能出现那种画面了。
胡拾在上海有朋友，住在法租界杜美路一位外国人的别墅里。
林子轩把徐至摩安排在了自己家里，还要为他介绍上海文坛的朋友，他就想和上次介绍赛珍珠一样，举办一次文化沙龙。
徐至摩极为赞成，他一向崇尚西方人的生活方式，对于文化沙龙这种交际场合尤为热衷。
接下来就是请哪些人的问题了，三人在一起商议。
胡拾的名声大，朋友多，邀请几十人不在话下，徐至摩也提了几位在上海的朋友。
林子轩没想到徐至摩和郁达浮是同班同学，他们少年时一起在杭州府中学堂上学。
既然请了郁达浮，那创造社的其他人请不请呢？
徐至摩不大清楚林子轩和郭沫偌的矛盾，倒是无所谓，作为诗人，他对郭沫偌的诗集《女神》颇为赞赏。
胡拾和郭沫偌同样有矛盾，他和郭沫偌在1921年见过一面。
他曾在日记上写到：“沫偌在日本九州岛学医，但他颇有文学的兴趣。他的新诗颇有才气，但思想不大清楚，功力也不好。”
郭沫偌对那次的见面颇为介怀，他的回忆是这样的。
“大博士进大书店，在当时的报纸上早就喧腾过一时。我听说他的寓所就是我晚间爱去散步的吴江路的第一号，是商务印书馆特别替他租下的房子，他每天是乘着高头大马车由公馆里跑向闸北去办事的。这样煊赫的红人，我们能够和他共席，是怎样的光荣呀！这光荣实在太大，就好像连自己都要红化了的一样。”
字里行间透着浓浓的嘲讽和酸涩。（未完待续。）
第一百八十七章 我不会放弃的
郭沫偌这个人说好听点是自尊心比较强，说难听点就是好虚名。
他之所以发牢骚，是因为当时商务印书馆的人请客，那帮人一直在追捧胡拾，而冷落了他，这让他难以忍受。
他觉得自己并不比胡拾差，不该是这种待遇。
于是，在1922年8月份，郭沫偌和胡拾又隔空对骂起来。
起因是郁达浮在《创造》季刊一卷二期上发表了《夕阳楼日记》，他指责少年中国学会的余加菊，自英文转译德国倭铿所著《人生的意义与价值》一书中有许多错误。
这原本没什么，指出别人翻译错误非常正常，但他说的话比较气人。
“我们中国的新闻杂志界的人物，都同清水粪坑里的蛆虫一样，身体虽然肥胖得很，胸中却一点儿学问也没有。有几个人将外国书坊的书目录来誊写几张，译来对去的瞎说一场，便算博学了。有几个人，跟了外国的新人物，跑来跑去的跑几次，把他们几个外国的粗浅的演说，糊糊涂涂的翻译翻译，便算新思想家了。”
这显然是在指桑骂槐，因为美国哲学家杜威来中国讲学的时候，正是胡拾陪同左右。
然而不巧的是，郁达浮自己的译文也出了错误，而且使用骂人的词句。
胡拾就在《努力周报》二十期发表《骂人》的短文，他承认余加菊的译文有错，但郁达浮的改译却是“几乎句句大错”，而且有“全不通”的地方。
随后。郭沫偌就翻译的问题加入论战，胡拾这边也进行反击。
看起来大家讲的是翻译问题。其实还是在争名气和地位。
创造社刚刚成立，想要出人头地依靠打击名流无疑是一条捷径。如此还能引起关注。
在这期间，创造社和文学研究会也是龌龊不断。
比如，郭沫偌说沈燕冰跟“党同伐异的劣等精神和卑劣的政客者流不相上下”，是“鸡鸣狗盗式的批评家”，像狗一样“在那里白描空吠”。
但沈燕冰比较淡定，仅仅回复了一句。
“郭君及成君等如有学理相质，我们自当执笔周旋，但若仍旧羌无左证谩骂快意，我们敬谢不敏。不再回答。”
这个时期的创造社为了提高知名度可以说是无所不用其极，四处找人论战，有种要和天下英雄一决高下的意思。
胡拾听到创造社有些皱眉，论战的事情已经过去，但心里总难免存有芥蒂。
“沫偌他们也是新文学的人物，便一起邀请了吧。”胡拾最后说道。
此时的创造社到了各奔东西的时候，成仿伍要到广州任黄埔军校的教官。
因为在北京大学教授统计学的陈启休要到苏联考察，他是郁达浮在东京帝国大学的学长，所以就推荐郁达浮接替他到北大来教授统计学。
郁达浮即将到北平教书。
创造社的三人收到邀请颇为惊讶。他们知道胡拾和林子轩要办一场文坛聚会，这件事在上海文化界闹的沸沸扬扬。
以他们两人的影响力，这场聚会一定是文坛名家汇聚，甚至政商两界的名流也会出席。
谁会被邀请成了这两天报纸的热门话题。
郭沫偌清楚自己和这两位都有矛盾。觉得不可能被邀请，还讽刺说那是上流社会的游戏，咱们乡下人参与不起。
他想不到自己竟然收到了邀请。这说明了什么？说明他如今在文坛有了不容忽视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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