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魏文魁-第29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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⒆谑且孕∽谌爰檀笞冢�所以他名义上的老爹该是从叔父仁宗，而不该再为濮王。

　　　　王珪等且奏：“先王制礼，尊无二上，若恭爱之心分于彼，则不得专于此故也。是以秦、汉以来，帝王有自旁支入承大统者，或推尊其父母以为帝后，皆见非当时，取议后世，臣等不敢引以为圣朝法。”其实还有一个重要理由没有说出口，那就是濮王还活着呀，若从旧例尊为天子，那天下就有两个皇帝啦——“天无二日，国无二君”这老话就要破产。

　　　　现在的情况比那还要糟，曹昂不但还活着。而且曹髦没有一个名义上的皇帝父亲可以尊奉。那么他应该怎样对待曹昂呢？诏下群臣商议。是勋乃奏：“郗鸿豫国之大儒，当垂问之。”

　　　　郗虑这会儿挂着乡侯的爵位，正在都中吃闲饭呢，年近古稀，已经远离了朝廷中枢。因为崔琰见用，所以是勋又把这位大师兄给想起来了，打算请他燃烧最后的光热，为自己掌控郑门再出一把力——我让你多风光一把。你还不投桃报李，到时候把郑学掌门的位子传给我吗？

　　　　而且象这种和稀泥的事情，郗鸿豫从来最拿手啦。果然曹髦召之顾问，郗虑就说了：“陛下既承大统，与榆中君臣分际明矣。然而何谓君臣？昔文王访太公，待如尊长；汉高得留侯，目之师友；至于周公摄政，成王安敢而臣之？君臣之义，以昭示天下，明秩序也；君臣之礼。以统合国家，明尊卑也……”

　　　　臣子不一定见了皇帝就要磕头。某些特殊情况下，皇帝先向臣子行礼，那也并不为过。关键是父子之亲，人之大伦，没有让老爹朝儿子磕头的道理啊——“可目榆中为元老之最尊者，行主客之礼，宜矣。”

　　　　所以最终决定，诏命榆中王曹昂赞拜不名、入殿不趋，等真见面的时候，曹髦先避席长揖，口称：“阿父。”曹昂再还礼——也止长揖而已——口称：“陛下。”

　　　　其实郗虑这种和稀泥的意见，事先也征求过是勋的同意。他问是勋：“今天子问榆中王事，当从礼耶，从情耶？”是勋回答他说：“先有人伦，而后有礼，礼为人设，非天造也。人先孝亲，然后忠君，若天子不孝，何期臣子之忠耶？”其实心里想的是：我宁可哄抬父子之孝爱，也不去继续涂抹君臣之忠敬——虽说在封建时代，这两者几乎是一而二、二而一的存在……

　　　　郗虑得到了是勋的支持以后，就在朝廷礼制方面上窜下跳，又提了不少修改意见出来。比方说按照古礼，逢丧则废乐三年，以表哀悼，但是郗虑说了：“礼乐为行政之基，岂可久废？七月可也。”

　　　　其实在原本的历史上，曹操以正月丧，曹丕七月即复礼乐，也是有时代基础在的——逮至晋朝，世家用事，儒礼逐渐僵化，才恢复了传说中的三年之期。

　　　　郗虑的意思：你们都说我没本事，可我终究是郑门大师兄，本代掌门人，要没有两把刷子，那师兄弟们能服吗（崔琰之流少数派可以忽略）？如今我就偏要搞出点儿新花样来，只要天子恩准，便传为百世之法，后人行此礼仪，都会想到我的名字——叫你们还敢瞧不起我！

　　　　崔琰得着机会就劝说曹髦，说郗鸿豫搞那一套不对，“实媚俗乱礼也”，曹髦总是拍拍他的肩膀：“暂用之可也。”因为郑门尤其是郗虑一派在儒学中占有主导地位啊，郗鸿豫一开口，是宏辅再附和，遂至士林纷纷响应，那我也不敢贸然跟他们对着干哪。咱就先这样吧，以后再想办法，等我地位稳固了，自可拨乱反正。

　　　　曹髦本年虚岁十五，搁后世就是所谓的“中二年龄”，这岁数的孩子正当反传统、求创新、喜热闹、厌冷清之时，所以他在理智上认同崔琰所说，其实在感情方面，还是比较倾向于郗虑的建议的。若废乐整整三年，那还不得把自己给闷死？再说了，就与曹昂相见之礼，郗鸿豫貌似深刻地体会到了自己的孝亲之心，而又能使群臣认同，果当代之大家也。

　　　　要不是郗虑反复谦辞，不愿再为官做宰，曹髦几乎想命之为宰执了。

　　　　曹操的葬仪简朴但是风光地完成了。对于陵寝、墓道乃至棺椁的形质和大小，事关国礼，不可轻忽，但陪葬品的数量则比历代帝王都要少，以遵从曹操俭葬的遗训，而且所封者都是旧时的服装、器皿，未制新物。是勋、郗虑等上奏，请以此为子孙葬礼之法，使节俭之风蔚为时流，并流传万世，曹髦准奏。

　　　　等到葬礼顺利完成，转过头来，曹髦召见是勋，说：“朕欲细其勋以加赏群臣，是公以为若何？”

　　　　新帝登基，一般情况下都要厚赏群臣。以安人心。以定朝廷。后世最常见的就是“加官三级”。然而魏承汉制，职禄与品禄基本上合一，也就是说，你当什么差、办什么事儿，就领某官职的俸禄，只有岗位工资，没有级别工资，那就不可能随便“加官”了。所以常见的酬赏之法，就是赐金和拜爵。然而爵位不可滥封，赐金固得实惠，却不显尊荣，曹髦觉得不大满意，就跟是勋商量，要不然重新制定并且细密化勋职之法，给大家伙儿都多加个荣誉头衔吧。

　　　　禄因职定，这是汉制的一大特色，其根源在于周制。贵族层层封建，为王官者都只是临时差遣。拿临时工的工资——基本工资则算你封地上的产出。这对于官僚体系的完善是非常不利的，即便贵为宰相、三公，一朝去职，除了少数特例外，那都再拿不到一分钱了，官员们老无所依，自然横起聚敛之心。所以自魏晋以后，逐渐把官员品级和实际差遣区分开来，新创并且提高等级工资的比例——这种品级即名为散官，后来又加勋官等。

　　　　是勋本人是赞成这一转变的，那有助于官僚队伍的稳定化，然而后世叠床架屋，等级工资加各种补贴越搞越多，既造成认知上的混乱——他前世为了搞明白历朝官制，就费了老鼻子牛劲儿了——又不方便管理，还增加财政负担。所以早就向曹操提起过相关想法，曹操拿出的对应策略，是创建了“勋职”又名“散官”制度。

　　　　不过曹操时代的勋职制度还只是一个雏形，只设十二阶，分文武，用以酬答功臣——其实就是让功臣们挂个空头衔靠边儿站去，尊荣不失，但权柄交卸，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只是爵位的一种变体而已。曹髦说我打算把这种制度更加完善化、复杂化，用来广赐臣僚，以定人心。搞这种花样是公你最拿手了，你来谋划一下吧。

　　　　是勋领命而行，心说这事儿简单啊。散官肇始于魏、晋，而完善于隋、唐，到了明、清两代乃成为官员的实际品级——我在旧有的架构上增补，基本上照抄隋唐制度不就成了嘛。

　　　　于是设文武散官各十八阶。文散官首为太宰、次太傅、三太尉，等于上公；再下少师、少傅、司寇，等于公；光禄大夫、资政大夫、太中大夫，比公；正议大夫、通议大夫、朝议大夫，中二千石——这些是曹操时代就旧有的。其下增设朝议郎、承议郎、奉议郎、通直郎、朝请郎、儒林郎六级，以应二千石和比二千石。而且规定，除最初六等只授一人外，其余十二等皆可命多人也——也就是说，朝臣比二千石以上，可以人手一份儿，不用抢啦。

　　　　至于武官，在旧有的柱国、辅国、护国、骠骑将军、车骑将军、卫将军、前后左右将军、羽林将军、冠军将军外，增设忠武、壮武、云麾、翊军、宣威、定远六级，略同文职。

　　　　是勋奏上，曹髦准奏，于是便即大赏群臣。因为原太宰荀公达已殁，乃进曹德为太宰，以是勋为太傅——只是是勋坚不肯受，最终还是推辞掉了。一则他觉得加授散官对自己的好处并不大，反易树大招风；二则你前几个月才刚抹了我太尉衔，如今又加太傅，以为这么一来，事儿就算彻底揭过去了吗？哪有如此便宜；三则，他如今的爵位已经出于异姓群臣之上啦，实不便再受勋职。

　　　　是勋现在是揭阳郡公，这个爵位例封同姓——按照他为曹魏制定的爵位制度，异姓最高才是县公。当初攻下汉中后，曹操即破格以郡公相酬，当时对群臣的解释是：“宏辅我家姻戚，有若同姓，今又立此大功，乃不可不超拔也——诸夏侯亦可同此例。”其实曹操是想先给颗大红枣，然后再抽嘴巴……

　　　　是勋心说爵已超拔，当时我正风光得意，忘记了辞让，野下已有异言，如今若再加个太傅头衔，那就真的人臣之极啦，就怕忌妒的眼光伴随着明枪暗箭，将会层出不穷啊。反正我已经是“前太尉”了，又为中书令，是实际上的首相，爵为郡公，再加个太傅衔还能有多大意义？莫若辞去，反示人以谦逊也。（未完待续。）

第十四章、倭使入觐

　　　　曹操在世时，即为先祖曹参立庙，称“始祖”，上其父曹嵩庙号为“太祖”，谥称“简皇帝”——谥法云：“一德不懈为简。”曹髦继位，安葬曹操，群臣奏上，请立“高祖庙”，谥号为“武”——谥法云：“克定祸乱为武。”又云：“刚强直理为武。”听上去比曹嵩的谥号要靠谱多了。

　　　　至于曹操的祖父曹腾，因为是宦官的缘故，乃未建庙立谥。

　　　　是勋在曹操的葬礼上，遇见了柱国夏侯惇，面色蜡黄，病恹恹的，被搀扶着列于群臣队中。其实夏侯元让有一半儿是装的，他确实宿疾难瘳，但根本到不了无法理事，连走路都要人扶的地步。故此葬礼毕，二人并车而行，是勋就凑过去低声问他：“元让何所虑耶？”你装病不出来管事儿，究竟在担心些什么呢？

　　　　夏侯惇淡淡地回答道：“近日读马伏波传，因惜台上无名也。”

　　　　马伏波就是马援，自西州起家，后归汉光武，功勋卓著。不过这家伙的结局不是很好，二征岭南，中疫而死，但在他死前就受到耿舒等人诬陷，导致光武帝收其新息侯印绶，家人竟不敢厚葬。后来明帝继位，造云台，张挂二十八功臣画像，偏偏就缺了马援，东平王刘苍问之，明帝笑而不语。

　　　　后人揣测，那是因为马援之女为明帝皇后，为避椒房之嫌，故不得列位“云台二十八将”耳。要说夏侯元让也是只多产兔子，共生九子四女，曹操在世时即指定其幼女为皇孙曹髦之妻——虽然差着辈分呢。但当时人还真不在乎这个。虽说曹髦未冠。还不到大婚的时候。但这桩婚姻就理论上而言，终究是不会落空的。

　　　　所以夏侯惇的意思，我将来要做皇帝的老丈人，为恐外戚用权的嫌疑，干脆还是借病早早退休为好。

　　　　是勋不禁叹道：“何必如此。”夏侯惇笑道：“若天子不召宏辅归，吾或鞭打朽骨，以柱朝廷。今宏辅既归，吾尚何忧耶？”是勋代表了以诸曹夏侯为首的开国功臣的利益。有他掌控朝政，功臣们自可无虞，所以夏侯惇也就放心地回家安享晚年啦。

　　　　曹操下葬半月有几，天子颁诏，大命勋职，朝中比二千石以上，七成都授予了散官称号。辅政五大臣当中，曹德进位太宰，王郎为太傅，华歆为太尉；曹仁、曹洪旧即位列至高武勋。且柱国夏侯惇还没有挂，也不好顶了他的位子。故此未升。

　　　　随即以辅政事冗为名，罢华歆尚书令，易之以老臣钟繇。然而既为辅政大臣，便命曹德等三日一至中书，参与群相会议——等于把宰相从六人增加到了九人。桓范提醒是勋：“此天子欲分主公之权也。”是勋不以为意地笑一笑：“即王景兴、华子鱼辈，安能制吾？”至于“小透明”曹德，那就更加没往心里去啦。

　　　　邢颙尚在蜀地未归，亦得朝议大夫衔。曹髦下旨，以邢秘书淹迟故，乃拔崔琰为秘书监。桓范又去警告是勋：“天子重崔季珪，以制主公明矣。”是勋说若因此就能使天子对朝局彻底放心，以为我不足以动摇他的权柄，那也没啥不可以啊。便即引用孔子的话：“天生德于予，桓魋其如予何？”

　　　　就理论上而言，曹髦这些决策都需经中书审核、颁诏，是勋若是不同意，小皇帝啥都干不了。但是勋觉得事情不大，没必要跟皇帝顶牛——权力这东西，有如利刃，常揣怀中，才能震慑肖小，要是见天儿拿在手里比划，人反倒不怕了。而且若是凡天子之旨皆驳，大有擅权之嫌，未免罹人之讥——好钢用在刀刃上，同理，否决权要用在大事上。

　　　　又数日，秦朗领着倭使进了京。

　　　　魏延率领水师探索和沟通了从北九州直航广陵的海道，秦朗一行是在盐渎附近登的岸，本来早就应当抵达洛阳了。然而才走到半道上，便遭逢关东乱起，朝命使其暂时止步，以避贼锋。一直等到曹洪进抵梁、沛，这才派了一支兵马护送他们继续上路，直取洛阳。

　　　　倭地二十三国的使者，七成来自九州岛，其余的来自本州岛——据秦朗说，四国岛上都是些野蛮落后的小部落，难以称国。倭使进京，觐见天子，曹髦大喜，甚觉荣耀，于是诏下群臣，使议召见之礼，以及酬赏事宜。

　　　　崔琰先为曹髦制礼，拉拉杂杂一大套，搞得无比繁复，当然也就因此无比热闹。天子以问百僚，绝大多数人直接就给否了：“礼为安政服远，重实而忌虚，昔武皇帝即削汉礼，以简为要，陛下而以背道而行？”礼部尚书刘廙拿出一套简化版本，重点就在省钱，曹髦无奈之下，只得应允。

　　　　至于酬赏事，刘廙出班奏道：“可从西域诸国例，封以王号。”是勋忙道：“不可。”他说了，西域诸国旧有王号，汉代也是那么封的，所以咱们不能去给他们挫一级，改封公侯，然而事实上——“吕奉先王于西域，统合各国，则车师、焉耆、鄯善等名为王，实非王也……”这些国家虽然户口不蕃，但地方广大，起码也相当于中原地区的一个中等郡，可是小小的倭地就有二十三国——“即大者如邪马台，亦不过大县耳，安可为王？爵不可轻颁，轻颁则贱。”

　　　　刘廙说那这样，可封邪马台女王为王，余者皆侯。然而是勋还是反对，说：“邪马台雄于筑紫（九州岛），俨然有并吞诸邦之心，若使王之，乃更跋扈，非中国之福也。若侯俱侯，不可有异。”

　　　　刘廙说偏远海岛上一个小蛮邦，就算把整个倭地都统一了，又能有多大力量，怎么就“非中国之福”了？“令公所言，廙不敢苟同也。”

　　　　是勋时为中书令。这个职位肇设于西汉武帝朝。原本以士大夫掌内廷事务。称尚书令，以宦官掌内廷事务，则称为中书令。汉元帝时中书令石显用事，权势竟在丞相之上。对于尚书令、中书令这种职务，因其权重，向来朝臣多尊称为“令君”——比方说著名的荀令君荀彧。可是当初荀彧虽然等同于汉相，就算在曹操集团中也位列第二，终究尚书令论品秩并不怎么高；如今的是勋可不同。那是名正言顺的首相啊，且又受封郡公，所以大家伙儿干脆就生造出一个新词儿来，尊称他为“令公”。

　　　　其实在原本的历史上，自魏文帝起，即以士人担任中书令，执掌机要，权势日重，逮南北朝时，竟成为朝臣中最清华贵重者。比方说谢安即在东晋为中书令。再如高允在北魏为中书令，文成帝拓拔濬竟不名之。而尊称为“令公”——也就是说二百多年以后才出现的这种称呼。唐代最有名的“令公”当然是郭子仪郭令公啦——不过这个时候多以尚书、中书两省次官同平章事为宰相，令则多授藩镇，其实不预政事。

　　　　到了晚唐以后，中书令越封越滥，简直成了武将专有的加衔，所以在民间传说中，就连杨业都被称为“杨老令公”了——其实他官止云州观察使、判代州而已，距离中书令还有十万八千里远。

　　　　故此在是勋的印象里，一提“令公”，多为武夫也，如今这称呼加在了自己身上，怎么听着怎么别扭啊……可是又不好禁绝，只能忍着……

　　　　当下刘廙说是令公你未免太小题大做、危言耸听了吧？是勋心说日本将来可能对中国造成的危害，我这会儿说出来，肯定没人信——“今二十三国来朝，异服之使，并列阶前，何其荣耀，可彰中华之盛也。若异日止二三国来朝，知者晓其兼并，不知者以为中国将衰，是以外邦贡使寡也，奈何？”

　　　　刘廙一皱眉头，说你这话虽然挺没溜的，但我喜欢……好吧，那就如你所言吧。于是诏拜二十三国倭王……倭地酋长皆为侯爵，各赐名号、金印。邪马台女王卑弥呼因此也做不成“亲魏倭王”，他的使者光得了一颗“亲魏侯”的印信回去。

　　　　倭使贡献方物甚多，但价值却不高，也就毛皮、倭锦、男女生口（奴隶）之类罢了，曹髦将贡物班赐群臣，奴隶则发皇家工坊劳作。崔琰帮他列了长长的一份赏赐品单出来，包括黄金、美玉、铜钱、铁刀、蜀锦、珍珠、铅丹，等等，足足四十多款，论价值不下贡品的百倍。可是度部尚书司马朗当场就给否了，说关东还在打仗呢，蜀地也没有彻底平定，我没这份儿计划外开销。公库动不得，那就动私库吧，然而又遭到门下监刘放的谏阻：“前陛下践极，赐群臣金帛，以国用未足，取诸内帑，今若重赐，乃将罄尽矣。”

　　　　曹髦一皱眉头，说我真就那么穷吗？是勋奏道：“所谓积土成山，积水为渊，今若重赐，后再有贡者，必从此例，是贫中国而富四夷也……”中国传统的朝贡制度，最终就酿成了这种恶果，导致到了明朝，要明确规定藩属的进贡次数——你要是年年过来，那我非破产不可呀。

　　　　“且蕞尔小邦，得金玉无所用，得绢帛不能织，唯炫其华彩而已。是中国之赏厚，而彼邦之德薄也。”

　　　　他说我跟秦朗仔细打问过了，倭地没有好铁，部队基本上还在使用铜兵，而且他们就连铜的冶炼技术也很落后，不能制镜——“胡不赐以镜、剑，既不劳中国，而又能得远人爱也。”日本列岛这时候，大概处于弥生时代晚期或者古坟时代早期，后世考古发掘出最常见的礼仪用品，就是从中国输入的铁剑和铜镜，甚至其中贵重者，还成为了日后大和王朝政权的象征——所谓“剑、镜、玺”（玺指本土勾玉）是也。

　　　　那么既然倭人喜欢这些玩意儿，咱就送他们这些玩意儿吧，比送黄金、白玉要惠而不费多啦。

　　　　曹髦准奏，即赐各倭使铜镜、铁制刀剑，以及价值千金的铅丹和铜钱——就这论时价都已经是贡品的将近十倍啦。（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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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章、烽烟四起

　　　　黄初元年春季，恍惚之中，似乎给人一种错觉，即汉末乱世又复见于中华大地——各地兵燹纷起，烽烟滚滚，除曹魏最为核心的司隶校尉部外，几乎各州都出现了规模、程度不等的动乱。

　　　　其实这也是意料之事。中原初定，旧日沉渣尚未涤尽，难免泛起，而且一代强人曹操的去世，在政权交替过程中，也燃起了无数野心家或者只是博徒的冒险**。是勋常谓“二代瓶颈”，正是这个意思。

　　　　西域方面，吕布与疏勒、大宛联军在温宿、尉头附近连番恶战，遂因钱粮不足，特遣郭满东归凉州，向凉州刺史张既索要贡物。张既一口回绝，说：“吕王既为我朝之臣，当进贡天子，岂有反求贡之理？”正巧就在这个时候，传来了曹操驾崩的消息，于是吕布留守伊吾的大将侯成便即挥师敦煌，大肆抢掠。

　　　　时凉州兵多随苏则等南下蜀中，尚未尽归本土，侯成遂屠敦煌而去。张既奏至洛阳，是勋批复，可速使凉州军归州，改任苏则为敦煌刺史，以御吕军。同时命杨岳出使西域，责问吕布。

　　　　并州、朔州、幽州方面，鲜卑大人步度根、柯比能等前番战败遁去，今乃联兵一处，南下骚扰五原、云中等边郡。是魏、郭淮分道而出，颇杀伤之，但尚未能够摧破敌军主力。

　　　　平州北部，高句丽王位宫数年积聚，又亲将兵来扰玄菟郡，邓艾、石苞请以所部屯田吏卒御之。战于郡治西南方向的候城。位宫见不能胜。主动撤兵归国。邓艾通过平州刺史夏侯兰上奏，请再伐高句丽，以惩戒之。奏至洛阳，群臣皆以为四方动乱，暂不宜对外用兵，诏命夏侯兰等耀兵境上以威吓之可也，不得擅起边衅。

　　　　然而不外战的政策约束不了乐浪太守柳毅，从去岁秋末开始。柳毅便挥师南下，直取三韩，两军激战数月，迭有胜负。柳毅乃请辽东等郡相助，并奏请东海水师策应，可惜他赶的时间不好，曹操新崩，关东乱起，高句丽也来掺和，牵制了辽东兵马无法应援。而魏延所率水师则奉命南下吴会去了。

　　　　蜀地新平，尚有不少蜀汉旧臣和地方豪强据坞顽抗。曹仁自入成都后，即分派诸将，各方征讨，无形中减缓了对赵云等人的追击速度。赵云乃得在郡丞王伉等人的迎接下，安然进入永昌城，复立刘禅为帝，重打汉室旗号。

　　　　鲁肃、牛金等仍围甘宁于江州，马谡两次入城去劝说甘兴霸弃戈而降，却都遭到了严辞拒绝。朝命使鲁肃率水师主力暂退，顺江而下，回归彭蠡，以准备切断曹冲一旦败退后渡江南下之途。

　　　　步骘、黄忠挥师直入南中，却为雍辏А⒅彀�等所阻，两军尚无大战，但是小摩擦、小冲突层出不穷。曹仁奏请洛阳，说我暂且容忍这些南中豪酋，但也绝不让步、黄退兵，只待稳定了益州北部之后，便当南北对进，彻底解决南中问题。朝命割南中地区为夷州，以徐庶为夷州刺史，加曹仁都督梁、益、夷三州军事衔。

　　　　步骘、黄忠入夷之后，交州似亦有不稳动向，颇有豪酋闹事，骚扰粮运，其幕后黑手，在在指向士燮。广州刺史陆议乃书付士氏，为陈祸福，劝其自律，同时文聘率湘、沅之卒入交，以镇定之。

　　　　当然最大的乱子还在东方，二月未晦，辅国曹洪进入东都谯城，调动兵马，以讨三王之乱。要说曹子廉在曹魏政权中的地位，群臣皆以为可比兴汉之舞阳侯樊哙也。樊哙的特点，一是忠诚，且为姻戚，二是勇猛，临阵常先登破敌，但他终究只是大将之才，还说不上合格的统帅。樊哙多随刘邦作战，只有很少几次独当一面，而且所应对的，还多是陈豨、卢绾之类二流角色——曹洪也一样，统合数州之力以定祸乱，他此前还并没有机会表现出这方面的才能来。

　　　　而且就是勋对原本历史的了解，曹子廉除了曾经镇守汉中之外，就没有独当一面过。镇守汉中那会儿，他倒是顺利击败吴兰，逼退过张飞，问题那基本上应该算是曹休的功劳——曹操使曹休参曹洪军，关照说：“汝虽参军，其实帅也。”曹洪也干脆就把兵马全都委托给曹文烈调度了。

　　　　然而不论在哪条时间线上，曹洪的名望都远非曹休所可比拟，所以曹洪一主动请战，是勋便即应允，但同时也派曹休、夏侯尚为其副将，派诸葛亮做他的参军，以辅佐之。当然啦，是勋是不敢，曹髦是想不到，不会照抄曹操的原话，讽曹洪将大权拱手让给曹休——且在是勋觉得，曹文烈也就那么回事儿，我要是真想使人替代曹洪，还不如直接把兵权交给诸葛亮哪。

　　　　好在曹子廉颇有自知之明，他知道曹休虽然比自己矮一辈儿，却曾被曹操誉为“此吾家千里驹也”，还统领过虎豹骑，曹操几乎把他当自己亲儿子一般看待，所以曹休若有所请，从来是不敢不听的。至于诸葛亮，彼乃是勋之高足，曹洪做生意还得仰仗是勋呢，再加上孔明风仪翩翩，言谈间便可笼络人心，曹子廉对他也是颇为器重的。

　　　　于是便在曹休和诸葛亮的谋划下，曹洪下令，使乐进率军直取鄄城，迫使正尝试南下与曹冲会师的曹植回援。同时命于禁进讨汝南的吕据，夏侯尚进讨九江的蒋钦，欲图先削其羽翼，再合围曹冲主力。

　　　　消息传至吴、会，东吴旧臣们也不禁蠢蠢欲动，纷纷写密信给孙权，请他寻机起事，利用呼应曹冲的机会，再谋割据江东。孙权颇为意动，但是他的长子孙登，时年仅八岁耳，却说：“天下大势已定，阿爹若强逆天而行，恐吾家族矣！”孙权一甩袖子：“小儿辈何所知耶？”孙登就说了：“张子布见在彭城，常有书来问候阿爹起居，阿爹若不能决，何不相问耶？”

　　　　孙权心说张昭内政无双，可在明见大势方面，却似略有不足啊——想当年他还劝我早早依附曹操呢，虽说自己听了周瑜之言，与荆州联合，共拒曹兵，结果失败了，但直到今天，也并不为此事而后悔，不认为张昭当初说得就对。

　　　　思来想去，便召虞翻前来商议。虞仲翔是会稽余姚人，其父虞歆曾任日南太守，所以他也算是宦门之后，并且在王郎镇守会稽时仕为功曹，在郡中颇有影响力。后来孙策南下，虞翻劝说王朗躲避孙策，王朗不听，终于丧败，虞翻从之而逃，直到侯官。王朗对虞翻说：“卿有老母，可以还矣。”翻乃辞归，孙策亲自登门，复命其为功曹。

　　　　孙策横死后，虞翻辅佐孙权，颇受信用。等到“南人归南，北人归北”，顾雍等带路党摇身一变成了曹魏治下官吏，那些没上贼船的南方旧臣则大多归家闲居——或者更准确点儿来说，是被监视居住。只有虞仲翔，因为是《易》学大家，被朝廷征为全椒令，但是他固辞不就，仍愿白衣而为孙权门下宾客。后来王朗也几次三番召他入朝，却都被虞翻给婉拒了。

　　　　所以孙权觉得，吴人都不可靠，越人略好一些，而要说能够寄托腹心的，也就只有虞仲翔啦，便即密召其来商议。虞翻就说了：“令兄在时，趁中原乱起，以袁术为倚靠，兵入江南，多所杀戮，吴会士人恨之深矣，乃至主公恨败，委命于人。今主公再图大计，惜乎堪用者十不存一，乃欲成霸，难矣哉。且曹魏水师纵横海上，昔即骚扰吴、会，使我捉襟见肘，疲于奔命，若彼再来，如何当之？”

　　　　孙权悚然一惊，说我倒差点儿把魏延的东海水师给忘记了——“然今得此良机而不用，惜哉。且公奕（蒋钦）、子烈（陈武）等皆有书来，请吾复起，若无动作，是陷彼等死也，吾岂忍之？”

　　　　虞翻劝说道：“令兄之逝，孙嵩乱于内而黄祖觊于外，而主公终能绍继其业者，为民心思安，百僚护佐耳。今天下初定，民心、士心，何其相似？先帝虽薨，诸曹夏侯见在，闻嗣天子亦召是宏辅归，则历阳之乱，癣疥耳，何云良机？公奕、子烈，求仁得仁，死亦无憾，然若竟陷主公于难，恐即死乃不得瞑目矣！”

　　　　孙权说了：“曹冲亦有信来，云若得洛阳，即封我吴会……”虞翻说曹冲这话你也信？他要是真得了天下，还能容得下你？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