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儿不为奴-第14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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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直以来，太平军实行的都是公库制度，即规定作战中缴获的金银﹑绸帛﹑珍宝、粮食、盐油菜肉都必须上交公库﹐然后由公库视官兵家眷需要再行拨给。此制度保障了参加太平军的官兵及其家眷生活所需，也吸引了大量贫穷百姓参加太平军。

　　　　当初周士相在罗定时曾大力宣传“人人有饭吃，人人有肉吃，人人有衣穿”这个口号，而公库制度便是这个口号的保证。完全建立在人无私财和平均分配原则上的公库制度，在太平军创立之初起到了积极作用，然而随着太平军的不断军事胜利，所占领的城市乡镇日多，财货来源也变得丰富，再加上大量降兵的加入，公库制度自然受到冲击和破坏。

　　　　人都是有私心的，从前那些一无所有的穷人突然有了自己的收入，在太平军中也有了一定地位，必然会开始聚集自己的私财。太平军兵员成份本就复杂，土匪、降兵占了六成之多，指望这些或为了活命，或为了发财而加入太平军的官兵能够严格执行缴获充公，严格律己，基本上是一件无法做到的事情。故而周士相在成立老四镇时便开始为官兵定饷，以此来确定官兵收入，保证官兵有足够的收入能够养活自己及家人。如此一方面凝聚官兵人心，另一方面也最大程度避免因为钱财而发生的抢掠和屠城。

　　　　潮惠大战后回到广州的周士相没有忘记战死和伤残的官兵，他定了高额的抚恤金补偿战死官兵家眷，并规定阵亡者为“烈士”称号。烈士家中男丁，成年者若从军直接定选兵饷，晋升时也可优先；若不愿从军，则可给予钱粮赋税减免。未成年的孩童则可入少年兵大营学习，毕业之后优秀者升入兵备讲习所进修，学成入军中从伍长、安军小使做起。无法升入兵备讲习所的则由各地官府安排，或在县衙做事，或在各乡、村公所任事。总之，周士相反复强调，绝对要保障烈士家眷待遇，哪怕大伙都饿肚子，也要省下钱粮供养烈士子女和他们的父母。

　　　　对于伤残者，周士相也格外重视，规定轻伤者发给伤残金并安排在各乡、村公所任事，如此既保证他们有体面的工作，长久稳定的收入，也保证了各乡、村公所任职人员对于太平军的忠诚度。不能自理的重伤者则专门在香山修建荣军院，安排专人照顾他们，此笔款项包括人员开支都为军帅府特别开支，并不由地方官府承担。

　　　　“只有心无牵挂，士兵们才会一勇直前，若是咱们抠抠索索，舍不得点银钱，又怎能叫士兵们甘心替咱们卖命。”

　　　　“钱从军帅府开，不走地方，这不是本帅要减轻地方负担，而是要叫咱太平军几万将士都知道，本帅是他们最坚强，也是最大的后盾！战死不要紧，父母妻儿本帅替他们养着，还叫他们的子女将来有出息。伤了残了也不要怕，本帅养着，瘸腿断胳膊没什么，照样做乡长、村长，只要本帅在，只要咱们太平军在，没人敢瞧不起他们！”

　　　　。。。。。。

　　　　潮惠之战，太平军共计伤亡8890名官兵，其中阵亡者4620人。阵亡者的抚恤金在周士相尚在惠州时就开始由广东布政使司和军帅府一起统计准备，周士相回到广州后，伤残金的部分也都统计出来。与此同时，潮惠之战有功将士的赏赐也被统计出来，周士相花了两天时间一一核对，确认无误之后便批字同意分发。

　　　　除了抚恤金、伤残金，赏赐金外，周士相还给运粮的民夫和修建堡楼的泥瓦匠们发了赏银。

　　　　周士相认为战争绝不单单是军队的事，百姓的付出比军队的付出更大，军队打赢了有赏赐，那么百姓自然也应该得到好处，这好处，周士相称之为“战争红利”。

　　　　“咱们打赢了，百姓们就得到好处，你们说，他们支持咱们的积极性会不会高？会不会盼着咱们打赢？会不会全力支持咱们？要是咱们每次出去打仗，百姓们替咱们出夫子，出粮食，却什么也得不到，你们说他们会怎么想？”

　　　　周士相是力排众异决定给百姓分发战争红利的，潮州和惠州的百姓没有得到这笔红利，大头全被广州百姓得到，尤其是香山地区，几乎家家都得到了太平军的战争红利。

　　　　这个红利有多有少，视该户有无子弟参军，耕种土地面积，缴纳粮食多少，出工多少而定。这笔红利也不是单纯发给金银铜钱，也有以布匹、肉食、米粮、盐油代替的。实际操作中，香山县也有将剩余土地做为红利替代银钱分发的，此举得到了香山百姓的一致拥护。

　　　　抚恤金、伤残金、赏赐金及各项支出，再加上给百姓们的战争红利，这数目加起来就是个天文数字了。即便太平军在广州得了整个满城的城富，再加两座王府，一座总督府，银钱方面也是立时变得紧张起来。

　　　　大量银钱从太平军公库流入到官兵和百姓手中后，很快，一个新的问题便出现了，那就是物价通胀。流出去的金银基本集中在广州府，而广州府总共就五十多万人，现在一下多出数百万两白银、铜钱在市面流通，物价上涨是必然会发生的事情。

　　　　周士相两世为人，如何不知这个道理，他决定回收金银，抑止物价的飞涨，顺便对公库进行改革，以使公库更加适应现在的情况。反复思量后，周士相决定改公库为银库，于广州成立广东银库总行，下设广州、潮州、惠州三处分行。三府所辖县、散州又要成立支行，支行以下又设兑换所，这兑换所便建在各乡公所内。

　　　　广东银库总行归军帅府直统，由军帅府的户部代管。银库总行成立后，周士相命宋襄公着手发行军票，军票面额参考后世人民币，定为分、角、元三种面值，依次为二分、五分；一角、二角、五角；一元、五元、十元、二十元、五十元，最高面额为一百元。

　　　　二分等同二文铜板，五分等同五文铜板，分与角都参照现在市面流通的铜钱，元则参照白银，一元即为一两银子，一百元便是一百两银子。而一两黄金则可在公库换取10元军票，即一两黄金固定为兑换十两白银。

　　　　金银兑换肯定是浮动的，这中间利润也极大，但不是周士相现在要考虑的，他现在要做的就是推动军票流行，让军票在太平军控制区域内首先流通起来，并以绝对的实力保证军票的价值，尔后才是考虑汇率问题。（未完待续。）

第四百八十三章　燕雀安知鸿鹄之志

　　　　然而当周士相满心欢喜的将自己这一又能稳定物价，又能聚敛财富的计划跟宋襄公说了后，却遭到对方的激烈反对。

　　　　“这军票不过一张薄纸，以薄纸当钱用，百姓哪个认得？。。。大帅想法是好，可咱大明开国之初时也曾用过这薄纸当钱用，称之为宝钞。然而这宝钞用了后，军民百姓却是谁也不认它，年年贬值，洪武时宝钞一贯能买米一石，宣德年连五文钱都不值，所以正德时干脆就废了钞法全用银两铜钱。。。。我知现在银钱花的太多，大帅又要准备西征，处处用钱，说是流水也不为过，然便是再缺钱用，大帅也不能想出这用纸当钱使的法子，军士百姓们虽然不识字，但这一张纸如何收得？。。。大帅真要强推此法，恐军心民心都要动摇啊！”

　　　　宋襄公这番话让周士相不亚被兜头浇了一分冷水，细细思量，推行军票的确是有些想当然，可是若不发行军票，如何解决银钱短缺的问题呢。

　　　　宋襄公道：“古代聚钱之法除了大征赋税，盘剥百姓外便是铸钱。”

　　　　周士相问：“如何铸钱？”

　　　　宋襄公道：“当然是铸银钱和铜钱了。民间流通的银子，铜钱成色、重量不一，大帅不妨将这些银两和铜钱回收，新开铸钱厂，将收上来的银子和铜钱改铸成制式统一的新钱。铸钱有钱息，银七锡三，甚至银六锡四都可以。只要咱们铸的新钱成色足，样式新，百姓必然接受，新钱一旦流通开来，便等于什么都没做，就能从每枚新铸钱中赚三成钱息。”

　　　　周士相听后，脑海中立时闪过“袁大头”及前世所用的一元硬币、五角硬币。仔细寻思，立时便接受了这铸钱法，不过这钱怎么个铸法却是又为难起来，永历马上就要完蛋，难道自己还要铸“永历通宝”不成？

　　　　“铸大明通宝！”

　　　　宋襄公看出周士相担心，一语掷地，又告诉周士相，当年绍武政权在广州成立时，大学士苏观生便有心要铸新钱好发军饷，于是叫几个从南京工部逃出来的官员组织了批工匠准备铸新钱，岂料绍武政权太过短命，四十几天就叫清军灭了，故这新钱连模子都没弄出来。那几个工部的官员和工匠也叫尚可喜抓了去，太平军破广州后，这帮人就落在了太平军手中。先前一直没用得上这帮人，眼下既要决定铸新钱，这帮现成的人手自然就能派上用场。

　　　　周士相大喜，有了现成的铸钱工匠，铸新钱自然不是难事，只要保证份量足，样式新便可。不过另有一个问题，那便是如何才能将百姓手中的银钱和铜子回收上来。

　　　　这个宋襄公倒是一时也没什么好主意，周士相想了想后告诉宋襄公，他还是要发纸票，不过这纸票叫粮票，上面并不注明值多少钱，而是规定能买多少粮食。从前宝钞信用太差，且拿纸当钱用在百姓看来太过异想天开，可若这粮票能够实实在在的买到粮食，那就是变相成为一种可兑换的货币了。

　　　　太平军现在推行的是建村设乡、集体耕种，保证粮食产出的一系列制度，所以百姓除了应向官府缴纳的田赋外，剩下的粮食也要优先卖给太平军，因此各地的公库除了负有保管太平军缴获的战利品外，还负有储存粮食的职责。换言之，公库实际就是粮库和银库的结合体。而这个世道，粮食才是真正的硬通货，银子再多，你买不到粮食，花不出去也是无用的一堆金属而矣。

　　　　周士相要发行粮票，以避免直接发行可当钱使的纸币不被百姓认可，从而让太平军政府的信用受到打击，而要让百姓认可接受粮票，首要便是能确保持有粮票者随时随地能在就近公库买到粮食，且足斤足两，毫无克扣。这一点事关粮票能否成为变相货币存在，故周士相必须要严格把控，同时在各地兴建大小粮库，以方便百姓纳粮、买粮，减少当中的消耗。同时，持粮票购买粮食要比拿银钱买粮便宜一成，人都是贪便宜的，只要粮票能多买到粮，便能让绝大多数人选择粮票，信任粮票。

　　　　只要太平军能有足够的粮食储备供官兵和百姓兑换，百姓便不会把粮食放在家里。粮食这东西存久了会坏，卖给太平军的公库换成钱或是换成可以随时兑换出来的粮票当然是好的。对周士相而言，发粮票是为谋利，可在百姓看来，周大帅发的这粮票却是大大的德政，既能让他们赚到实际好处，又能让他们减少屯粮风险，毕竟没有任何一个百姓的抗风险能力能高过拥兵数万的周大帅。

　　　　很少有百姓知道现在广为宣传的岳爷爷转世、兴平伯周大帅实际是抢劫起家，若他头上的风险大了，周大帅会立马将风险转嫁出去。清廷那边可是称呼周大帅是贼秀才的。

　　　　只要可以实实在在兑换，粮票信用就会建立，和粮食同等物价的货物自然可以通用。时日一久，百姓就会放弃手中的银钱和铜钱，转而用粮票来购买各种生活物资。而在这个环节上，大量的银子和铜钱就会流入到太平军手中。太平军再通过铸新钱的方式谋利，铸成的新钱还可去清占区购买物资，甚至贿赂满清官员，从而达到经济蚕食的目的。另外，太平军还可拿新钱到澳门买枪买炮、聘请西洋技师，开展海外贸易谋取暴利。这样一来，银子就能发挥比在百姓手中更大的价值，也能让太平军的财政变得宽裕，有了宽裕的财政便意味有了可持续的战争动员能力。

　　　　和清军几仗打下来，太平军不是赢在战斗力超出清军多少上面，而是赢在了比清军高出不知多少倍的组织和动员能力上。比烂的话，太平军肯定没有清军烂。

　　　　当然，直接将粮票发给百姓肯定是不行的，任何新生事物都会遭到怀疑，周士相决定先将粮票用来支付官兵的军饷，尔后由士兵和家眷拿着粮票再到各地公库兑换粮食。初期发军饷时也不能通通都发粮票，而是任由官兵自己选择，是要粮票还是要钱，等到他们实际买粮之后，尝到粮票的好处，以后自然就会选择直接拿粮票而不是要钱了。

　　　　至于日后有可能的粮价波动，却暂时不需要考虑。官兵百姓们大多不识字，哪里能考虑那么长远。真要到了粮价大幅下跌，那便意味天下太平。只有太平时节粮食产量高，才会出现粮价低，反之，便价高。

　　　　粮贱伤农，可周士相却愿意看到粮贱伤农，那代表他成功了。粮贱固然伤农，可怎么也比被饿死，被奴役要好吧。

　　　　和宋襄公反复商议具体细节后，周士相决意将各地公库一分为二，成立粮务所和银庄两个机构。前者专门发行标注多少斤的粮票，后者则在负责铸钱的同时承担民间钱庄的作用。

　　　　银庄和粮库一样，都能实现随存随取，可付给存票，也可付给粮票。而当百姓尝到了粮票的好处，存票自然便会减少。这样一来，便能回收大量金银，使铸钱厂有足够的原料改铸新钱。只要粮票一直能够在粮务所兑换出粮食，粮票的信用便会一直坚挺。

　　　　发粮票和新钱最大的敌人就是私铸和伪造者，故周士相在成立粮库和银庄同时，颁下严令，凡有私铸银币、伪造粮票者，皆为清寇之奸细，本人凌迟、家中成年男丁一律处死，余者皆流放琼州，遇赦不回。并鼓励民间揭发举报，若查证属实，则揭发者可获举报者一半家产为奖励。

　　　　此等严令及村、乡、县、府、省联查联办机制下，敢于伪造太平军粮票和私铸者只能是清廷那一边，而如何有效避免被伪造，则是铸钱厂那帮有几十年铸币经验的官员和工匠的事了。周士相尽可能的将前世所知道的一些防伪知识结合这个时代的现实灌输给他们，并让布政使司衙门组织各县官吏轮期培训，培训的内容便是如何鉴别真假粮票。

　　　　周士相希望能将自己的头像刻在新发行的大明通宝银币上，结果却被宋襄公大大的白眼了一回，说你想造反不成！

　　　　周士相讪笑一声，大明通宝上刻他周大帅的头像，的确有些过份。退而求其次，他要求在新发行的粮票上印上自己的头像。这个要求并不过份，粮票只是太平军自己发行的可供士兵百姓买粮的凭证，所以粮票上印他周大帅的头像不犯忌讳，然而宋襄公却是好心的劝周士相莫要干这事，因为活人的头像印在纸上可是件很不吉利的事情。苦口婆心相劝，周士相却是执意要印，宋襄公无奈同意，叫画师过来替周大帅画了头像，然后叫铸钱的工匠们好生描绘，争取印出最好的效果出来。

　　　　瞎子李也嚷嚷大帅头像不能瞎印，这是要折阳寿的，结果却是轮到周士相白他一眼，继而冷哼一声：“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未完待续。）

第四百八十四章　六官　科举

　　　　忙着发行粮票和铸新钱谋利积蓄实力时，周士相相继委任了六官。年前未东征前，大学士郭之奇带来的圣旨除了封他为兴平伯外，就是给了任六官的权力。

　　　　六官即为吏、礼、刑、户、兵、工六官，负有察言、承宣、审理等职，以方便施政。除了给任六官的权力，圣旨上还允许周士相委任官职，武官可达二品，文官却只能达六部主事级别，而主事一般是六品官。显然，永历这道圣旨对于文官的任免还是卡得极严，从中也能反应出永历朝廷上下还是有着旧思维，即“文贵武贱”。

　　　　在此之前，只有金厦的延平郡王郑成功于永历九年（伪清顺治十二年）被特准设置六官。如此不能看出，永历允设六官的前提是该藩（员）与朝廷联络中断，或相隔遥远，为便施政，这才特旨放权。

　　　　因吴六奇突然进犯惠州，周士相不得不提前东征，以致六官一直未设。潮惠大捷后，周命徐应元为报捷使往昆明报捷，考虑徐应元并没有正式官职，便命他为工部官，按圣旨所给权力，定的是六品。回到广州后，补充六官的事情宋襄公提了多次，周士相便拟了人选任了下去。

　　　　吏官委的是从前李率泰的幕僚桂永智，礼官则是致仕在家的原崇祯朝礼部主事郭天叙，刑官则是原绍武政权的广东按察使司副使丁之相，户官是玄武山一战断臂的营校蒋孝铭，兵官则是在陆丰献策劝降的惠州生员董常清，如此加上工官徐应元，六官便全部到任。

　　　　六官之设非于布政司衙门，而是兴平伯属，也就是说，六官其实是周士相的私官，只不过永历朝廷承认他们的官职和品级。他们的职责也仅仅是协助兴平伯处理政务，不得干涉地方衙门办公，这变相约束了藩（镇）权力，好为朝廷日后接管藩（镇）地盘伏笔。

　　　　只不过广东这个布政使司衙门其实是周士相一手建立并操控，连同各府县官员都是他周士相一手任命，所以兴平伯属的六官在周士相不同意的情况下是没法子插手具体政务的。

　　　　六官之设和布政司衙门、府、县、乡、村及军帅府军部、民部职能有很多重叠的地方，属可有可无的官。但设六官是永历朝廷给周士相的权力，是种象征，所以他又不能不设。为了使六官能够正常运作，不与布政使司及军帅府重叠冲突，导致不作为或拖后腿，周士相重新理了下广东政务。

　　　　布政使司作为广东最高政务衙门，地位不容动摇，布政使宋襄公同时为军帅府民部官，负责太平军实际控制区域的一切民政事务。而与民政有关的户官、工官、刑官、吏官四官则列于布政司衙门内，各官向宋襄公负责，具体承接布政使司衙门原关各官事务。这便等于将布政使司衙门的事务具体细分了下，类似后世省政府下辖交通、公安、民政等厅，而这些厅的厅官就是六官。

　　　　做为布政使司的最高官员，宋襄公直接向周士相负责，如此便不致外有布政使司，内有六官这两个相互重叠的机构出现。太平军地盘就那么大点，人口也就一百多万，周士相还无意将这个六官作为将来的六部培养，当下，扩兵简政才是最合乎的手段。

　　　　军部作为太平军的总参谋部，不涉民政事，和军事有关的兵官则归军部提领，负责军中将校任免，功绩查叙、军械军饷、粮草辎重重。六官的礼官做为一个和军政、民政都不怎么相干的官职，周士相暂时没想到如何安排那位前崇祯朝礼部主事郭老大人，便叫他先挂个名，领份俸禄，有关礼仪事便找来问问，无事便由他去。

　　　　张安、宋英所建的军情司也在秘密扩大，既不由军帅府的民部管，也不由军部管，而是周士相自己直管。

　　　　周士相允张安打造情报网的同时，可暗中从军中、民间挑选招募人手加以训练，组建军情司的行动队伍，该力量性质类似锦衣卫，是周士相手中除铁人卫外另一支可随时调动的秘密力量，人员大概在400人左右。

　　　　六官委任后，周士相下令各府县除大力屯垦外，还要大力加强养殖业，多养牲畜，如猪、羊、鸡鸭等。此事由民部的农垦、渔牧二司大力进行，各府县务必重视并加大投入。民部定期派员考核，地方官员表现优秀者当予以嘉奖并提拔。

　　　　甘蔗也是农业发展的重点之一，将甘蔗提炼出砂糖，再作为商品贩卖给澳门的西洋人，利润也很高。周士相叫香山县选一两乡着手进行规模种植，对种植户先行给予补贴。此外，广东百姓只会用煎熬海水来制造食盐，因此盐的品质很差。周士相为了改良制程而引进淋卤晒盐法，命先在盐田附近挖水沟，使海水淋到沙土上形成盐土，再将从盐土提炼出的盐卤，拿去结晶池经过日晒得到一颗颗的盐粒，以此提升盐的品质。

　　　　盐铁一直是封建王朝专营，周士相也不例外，命布政使司下设盐巡司，专门负责盐场及查缉私盐任务。

　　　　周士相又纳宋襄公议，于广州设立广东大学堂，为全广东最高学府，各府、州、县设立府学、州学、县学，还要求各乡、村也设小学，方便子弟入学受教育。为了减轻入学儿童家长负担，鼓励他们送子入学，周士相特地规定，凡是子女入学者，其家可免田赋四成。

　　　　宋襄公又以布政使司名义规定治下各府县儿童必须七岁入小学，课以布政使司编录课本。三年两试，照科、岁例开试童子。州（县）试有名送府，府试有名送省，省试取中，准入广东大学堂，学制三年，学成再入兵备讲习所一年，仍按月月课。三年取中试者，文补六官、布政使司、各府县内都事，武补队正、卫尉、安军中使，擢用升转。

　　　　此策即是科举制，只不过将科举八股取士稍作更改，命学子习由布政司编定，军帅府审定课本，内中多是经世治民务实之识，八股文章仅占两成。广东大学堂和兵备讲习所作为太平军的文、武最高学校，不仅承担学子教习任务，为太平军输送军政人才，更是给予全广东士子读书人的一条出仕之路。（未完待续。）

第四百八十五章　一家不生　全村做牢

　　　　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

　　　　汉人千年以来只遵循一条出人头地之路，那便是走科举之道。有明以来，“文贵武贱”思想越发深入人心，以致于考秀才，当举人，中进士再做官成了汉人百姓唯一望子成龙的途径。富人家的子弟还好些，真是走不了科举之路也另有谋生手段，而穷人家的孩子想出人头地，只能是读书考科举，要不然只能和父母一样继续贫穷下去。

　　　　每一个家境贫寒的读书人背后都有一段难以言说的血泪，省吃俭用的父母、含辛茹苦的寡母。。。

　　　　科举给了汉人读书人晋身之阶，改变命运的机会。若读书人没有入仕晋身之阶，结果便是对前途绝望，从而造朝廷的反（如黄巢、洪秀全等），或转投异族图谋心中抱负（如张元、范文程、宁完我等）

　　　　清廷入关之前，便有大量汉奸文人为其出谋画策，入关当年，范文程便上疏多尔衮请立开大清科举，并将科举取士定为大清国策，以此笼拢汉族士绅，让他们转而自己放弃明朝，从而效忠大清。

　　　　多尔衮深以为然，欣然采纳，顺治三年即在京会试举人，此举令得北中国迅速安定下来。大量本不甘当亡国奴的读书人在发现清朝不仅不是不重视儒家圣教的异族王朝，反而和明朝一样给予他们晋身做官机会，于是，在圣人圣教大旗下，大量读书人重新拿起书本埋头于满清朝廷的科举考试之中。那刻，他们考虑更多的是如何在新政权立足，而不是想着我是汉人，这朝廷却是胡人。

　　　　此后，清军南下每攻一省，哪怕只占几府，都会在局面稍稍安定之后举行科举，且大开恩试，以此稳定地方人心，减轻占领区士绅反抗。广东这边若不是太平军异军突起，只怕此刻广东乡试早已举行，洪承畴之子洪士铭南下广东所为就是广东乡试事。

　　　　可以预见，在读书人只有科举晋身做官改变命运的一条路前提下，清朝的广东乡试一开，大量因为战乱失去晋身之阶的广东士子恐怕对大清的科举定是趋之若鹜。便是那些仍心怀故明的只怕也要动摇，毕竟清廷已经入关十多年，且拥有大半个中国，反之明朝却是日落西山，苟延残喘。两相对照，读书人便再有骨气，也不能不为自己前途和家族利益考虑。

　　　　“治天下在得民心，士为秀民。士心得，则民心得矣。”

　　　　在询问洪士铭清廷广东乡试细节时，对方说了这么一句。周士相听后默然，诚然，打天下时为了迅速控制局面，阻吓汉人反抗，清军只用屠刀；治天下时却要改用争夺民心这个办法，否则屠刀再锋利，面对风起云涌，前赴后继的“反清复明”运动，清廷总有搬石头砸自己脚的那一天。

　　　　所谓汉人的民心，向来只是那些士绅之民心，无权无势的贫苦百姓从来不是民心的代表，他们习惯了士绅为他们代言。因此只要抓住士绅这个汉族的精英阶层，不论是谁都能赢得民心。而士绅之基础便是读书人，有功名的读书人。

　　　　孙可望当年率大军西入滇后也开了科举，此举同样使得云南民心大定，读书人纷纷参加大西军的科举，而不去问大西军是否是流贼，大明的朝廷又在哪里。

　　　　武人有奶就是娘，谁给我饭吃、肉吃，我便为谁卖命；文人便是谁开科举让我考试，让我能有官做，或是有希望做官，我便效忠于谁。

　　　　文武非殊途，实一体也！

　　　　学得文武艺，售予帝王家。既然大明朝这个买主不在，那当然要投大清这个新买主，否则何以对得起自己的寒窗苦读，何以对得起家中父母妻儿！

　　　　当初的周士相，同样也是如此，他才不去理会什么明清不明清，什么华夷不华夷，谁能让他参加科举，谁能改变他的地位，谁能让他的日子过得更好，他便做谁的官。

　　　　倘新会没有发生那样的变故，这刻的周士相，或许正在广东贡院门口翘首看榜，一个名字一个名字找去，带着父母妻儿的期望，带着十分的希望，带着对未来的憧憬。。。

　　　　“圣朝特旨试贤良，一队夷齐下首阳，家里安排新雀帽，腹中打点旧文章。”正是那些参加满清科举汉族士子最好的写照。

　　　　哪怕再轻视那些科举上来的官员，再鄙视他们的无能，周士相也决定开科举，不是他心血来潮，而是早在新会时就有过筹谋，不过当初太平军困守孤城，随时都会覆亡，开科举自然是痴人说梦的事。眼下太平军实际据有三府数十县之地，且名义上拥有广东最高行政衙门布政使司，科举当然可以开，这不仅是和清廷争夺民心的重要手段，也是太平军发展的一剂良方！

　　　　入乡随俗，现在是17世纪，是明清易鼎之时，也是科举兴盛之时，周士相不可能取消人心所向的科举，改以开办各式学校，剥夺读书人通过科举晋身做官这唯一途径。这举措太过超前，前进一小步是发展，跨上一大步却是要蛋疼的。即便几百年后，不同样也有高考和公务员考试，虽形式变了太多，可本质不同样也是科举取士。相比注重血缘的世卿世袭制、注重空洞品德的察举制、注重门第的九品中正制，科举制度可以为平民百姓提供了性价比最好的参政议政机制，且更为公平、公正和公开。

　　　　前世所言科举之害，多集矢于八股禁锢思想。其实，但凡要公平，就需标准化；但凡标准化，形式上的严谨必无可避免。从明朝立国之初到明亡以来的官场表现看，科举绝非真正之害，也不在于其禁锢读书人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