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建筑艺术二十讲-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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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乱，寺渐倾颓，至统和（北宋初）适为须要重修之时。故在统和以前，寺至少已有三百年以上之历史，殆属可能。

刘成碑今已无可考，而刘成其人者，亦未见经传。尚父秦王者，耶律奴瓜也查辽史，统和四年碑上提到的“故尚父秦王”应是韩匡嗣，而不是开泰初（公元1012—1021年）始加尚父的耶律奴瓜。（——莫宗江注）。按辽史本传，奴瓜为太祖异母弟南府宰相苏之孙，“有膂力，善调鹰隼”，盖一介武夫。统和四年始建军功。六年败宋游兵于定州，二十一年伐宋，擒王继忠于望都。当时前线乃在河北省南部一带，蓟州较北，已为辽内地，故有此建置，而奴瓜乃当时再建观音阁之主动者也。

谈真大师，亦无可考，盖当时高僧而为宗室所赏识或敬重者。观音阁之再建，是在其监督之下施工者也。

统和二年，即宋太宗雍熙元年，公元984年也。阁之再建，实在北宋初年。《营造法式》为我国最古营造术书，亦为研究宋代建筑之惟一著述，初刊于宋哲宗元符三年（公元1100年）《营造法式》初刊于宋崇宁二年（公元1103年）。（——莫宗江注），上距阁之再建，已百十六年。而统和二年，上距唐亡（昭宣帝天佑四年，公元907年）仅七十七年。以年月论，距唐末尚近于法式刊行之年。且地处边境，在地理上与中原较隔绝。在唐代地属中国，其文化自直接受中原影响，五代以后，地属夷狄，中国原有文化，固自保守，然在中原若有新文化之产生，则所受影响，必因当时政治界限而隔阻，故愚以为在观音阁再建之时，中原建筑若已有新变动之发生，在蓟北未必受其影响，而保存唐代特征亦必较多。如观音阁者，实唐宋二代间建筑之过渡形式，而研究上重要之关键也。

阁之形式，确如碑所载，“上下两级，东西五间，南北八架”。阁实为三级，但中层为暗层，如西式之Mezzanine。故主要层为两级，暗层自外不见。南北八架云者，按今式称为九架，盖谓九檩而椽分八段也。

自统和以后，历代修茸，可考者只四次，皆在明末以后。元明间必有修茸，然无可考。

万历间，户部郎中王于陛重修之，有《独乐大悲阁记》，谓：……其载修则统和已酉也。经今久圮，二三信士谋所以为缮葺计；前饷部柯公《蓟州志》。柯维蓁，万历中任是职，王于陛之前任。（——梁思成原注），实倡其事，感而兴起者，殆不乏焉。柯公以迁秩行，予继其后，既经时，涂暨之业斯竟。因赡礼大士，下睹金碧辉映，其法身庄严钜丽，围抱不易尽，相传以为就刻一大树云。

按康熙《朝邑县后志》：王于陛，字启宸，万历丁未进士。以二甲授户部主事，升郎中，督饷蓟州。丁未为万历二十五年（公元1595年）。其在蓟时期，当在是年以后，故其修葺独乐寺，当在万历后期。其所谓重修，亦限于油饰彩画，故云“金碧辉映，庄严钜丽”，于寺阁之结构无所更改也。明清之交，蓟城被屠三次，相传全城人民，集中独乐寺及塔下寺，抵死保护，故城虽屠，而寺无恙，此亦足以表示蓟人对寺之爱护也。

王于陛修葺以后六十余年，王弘祚复修之。弘祚以崇祯十四年（公元1614年）“自盘阴来牧渔阳”。入清以后，官户部尚书，顺治十五年（公元1658年）“晋秩司农，奉使黄花山，路过是州，追随大学士宗伯菊潭胡公来寺少憩焉。风景不殊，而人民非故；台砌倾圮，而庙貌徒存。……寺僧春山游来，讯予（弘祚）曰，‘是召棠冠社之所凭也，忍以草莱委诸？’予唯唯，为之捐资而倡首焉。一时贤士大夫欣然乐输，而州牧胡君《蓟州志》。胡国佐，三韩人。修学宫西庑戟门，有记。升湖广德安府同知，去任之日，民攀辕号泣，送不忍舍，盖德政有以及人也。（——梁思成原注），毅然劝助，共襄盛举。未几，其徒妙乘以成功告，且曰宝阁配殿，及天王殿山门，皆焕然聿新矣”（《修独乐寺记》）。

此入清以后第一次修葺也。其倡首者王弘祚，而“州牧胡君”助之。当其事者则春山妙乘。所修则宝阁配殿，及天王殿山门也。读上记，天王殿山门，似为二建筑物然者，然实则一，盖以山门而置天王者也。以地势而论，今山门迫临西街，前无空地，后距观音阁亦只七八丈，其间断不容更一建筑物之加入，故“天王殿山门”者，实一物也。

乾隆十八年（公元1753年）“于寺内东偏……建立坐落，并于寺前改立栅栏照壁，巍然改观”（《蓟州沈志》卷三）。是殆为寺平面布置上极大之更改。盖在此以前，寺之布置，自山门至阁后，必周以回廊，如唐代遗制。高宗于“寺内东偏”建立坐落，“则寺内东偏”原有之建筑，必被拆毁。不惟如是，于“西偏”亦有同时代建立之建筑，故寺原有之东西廊，殆于此时改变，而成今日之规模。“巍然改观”，不惟在“栅栏照壁”也。

乾隆重修于寺上最大之更动，除平面之布置外，厥惟观音阁四角檐下所加柱，及若干部分之“清式化”。阁出檐甚远，七百余年，已向下倾圮，故四角柱之增加，为必要之补救法，阁之得以保存，惟此是赖。关于此次重修，尚有神话一段。蓟县老绅告予，当乾隆重修之时，工人休息用膳，有老者至，工人享以食。问味何如，老者曰：“盐短，盐短！”盖鲁班降世，而以上檐改短为不然，故曰“檐短”云。按今全部权衡，上檐与下檐檐出，长短适宜，调谐悦目，檐短之说，不敢与鲁班赞同。至于其他“清式化”部分，如山花板、博脊及山门雀替之添造，门窗扇之修改，内檐柱头枋间之填塞，皆将于各章分别论之。

高宗生逢盛世，正有清鼎定之后，国裕民安，府库充实；且性嗜美术，好游名山大川。凡其足迹所至，必重修寺观，立碑自耀。唐宋

古建筑遗物之毁于其“重修”者，不知凡几，京畿一带，受创尤甚。而独乐寺竟能经“寺内东偏”坐落之建立，观音阁山门尚侥幸得免，亦中国建筑史之万幸也。

光绪二十七年（公元1901年），“两宫回銮”之后，有谒陵清东陵，在蓟东遵化县境。（——梁思成原注）盛典，道出蓟州。独乐寺因为坐落之所在，于是复加修葺粉饰。此为最后一次之重修，然多限于油漆彩画等外表之点缀。骨干构架，仍未更改。今日所见之外观，即光绪重修以后之物。

有清一代，因坐落之关系，独乐寺遂成禁地，庙会盛典，皆于寺前举行。平时寺内非平民所得入，至清末遂有窃贼潜居阁顶之轶事。贼犯案年余，无法查获，终破案于观音阁上层天花之上；相传其中布置极为完善，竟然一安乐窝。其上下之道，则在东梢间柱间攀上，摩擦油腻；尚有黑光，至今犹见。鼎革以后，寺复归还于民众，一时香火极盛。民国六年，始拨西院为师范学校。十三年，陕军来蓟，驻于独乐寺，是为寺内驻军之始。十六年，驻本县保安队，始毁装修。十七年春，驻孙殿英部军队，十八年春始去。此一年中，破坏最甚。然较之同时东陵盗陵案，则吾侪不得不庆独乐寺所受孙部之特别优待也。

北伐成功以后，蓟县党部成立，一时破除迷信之声，甚嚣尘上，于是党委中有倡议拍卖独乐寺者。全蓟人民，哗然反对，幸未实现。不然，此千年国宝，又将牺牲于“破除迷信”美名之下矣。

民国二十年，全寺拨为蓟县乡村师范学校，阁，山门，并东西院坐落归焉。东西院及后部正殿，皆改为校舍，而观音阁山门，则保存未动。南面栅栏部分，围以土墙，于是无业游民，不复得对寺加以无聊之涂抹撕拆。现任学校当局诸君，对于建筑，保护备至。观音阁山门十余年来，备受灾难，今归学校管理，可谓渐入小康时期，然社会及政府之保护，犹为亟不容缓也。

第12讲　桥—赵喜县大石桥即安济桥

本文原载《中国营造学社汇刊》1934年第五卷第一期。

一　绪言

北方有四大胜迹著名得非常普遍，提起来，乡间的男女老少大半都晓得的“沧州狮子应州塔，正定菩萨赵州桥”。为着给记忆力的方便，这两句歌谣便将那四大胜迹串在一起，成了许多常识之一种。

四处中之赵州桥，在一般平民心目中，更是个熟识的古迹。《小放牛》里的：

赵州桥，鲁班爷修，

玉石栏杆圣人留，

张果老骑驴桥上走，

柴王爷推车轧了一道沟……

谁没有听过或哼过它几遍？

这平民心目中的四件宝贝，我前已调查考证过两处。第一处正定，不止是那73尺铜铸观音可观，隆兴寺全寺中各个建筑，且是宋代遗建中极重要的实物。第二处应县佛宫寺木塔，全塔木构，高60余米，建于辽清宁二年，为我国木塔中之最古者；巍峨雄壮，经八百余年风雨，依然屹立，宜尊为国宝之一。

这一次考察赵州，不意不单是得见伟丽惊人的隋朝建筑原物，并且得认识研究这千数百年前的结构所取的方式，对于工程力学方面，竟有非常的了解，及极经济极聪明的控制。所以除却沧州铁狮子我尚未得瞻仰不能置辞外，我对于北方歌谣中所称扬的三个宝贝，实在赞叹景仰不能自已，且相信今日的知识阶级中人，对这几件古传瑰宝，确有认识爱护的必要，敢以介绍人的资格，将我所考察所测绘的作成报告，附以关于这桥建筑及工程方面的分析，献与国内同好。

除大石桥外，在赵州更得到许多宝贝，其中有两座桥，一座是县城西门外的永通桥，即所谓小石桥；一座是县西南八里宋村的济美桥。因为它们与大石桥多有相同之点，所以一并在此叙述。

在赵州调查期间，蒙县立中学校长耿平允先生及诸教员多方帮忙，并许假住校中；县政府，建设局，保卫团亦处处保护，给予便利，都是我们所极感谢的。

二　安济桥

安济桥——俗呼大石桥——在赵县南门外五里洨水上，一道雄伟的单孔弧券，横跨在河之两岸，在券之两端，各发两小券。桥之北端，有很长的甬道，由较低的北岸村中渐达桥上。南岸的高度比桥背低不多，不用甬道，而在桥头建立关帝阁一座；是砖砌的高台，下通门洞，凡是由桥上经过的行旅，都得由这门洞通行。桥面分为三股道路，正中走车，两旁行人。关帝阁前树立一对旗杆，好像是区划出大石桥最南头的标识。

这一带的乡下人都相信赵州桥是“鲁班爷修”的，他们并且相信现在所看见的大石券，是直通入水底，成一个整圆券洞！但是这大石券由南北两墩壁量起，跨长37。47米（约十二丈），且为弧券。

按光绪《赵州志》卷一：

安济桥在州南五里洨水上，一名大石桥，乃隋匠李春所造，奇巧固护，甲于天下。上有兽迹，相传是张果老倒骑驴处……

关于安济桥的诗铭记赞，志载甚多，其中最重要的为唐中书令张嘉贞的《安济桥铭》：

赵州洨河石桥，隋匠李春之迹也；制造奇特，人不知其所以为。试观乎用石之妙，楞平碪斫，方版促郁，缄穹隆崇，豁然无楹，吁可怪也！又详乎义插骈，磨砻致密，甃百像一，仍糊灰璺，腰铁蹙。两涯嵌四穴，盖以杀怒水之荡突，虽怀山而固护焉。非夫深智远虑，莫能创是。其栏槛柱，锤斫龙兽之状，蟠绕挐踞，眭盱翕欻，若飞若动。……

可惜这铭的原石，今已不存。张嘉贞，《新唐书》中有传，武后时，拜监察御史，玄宗开元八年（公元720年），为中书令，当时距隋亡仅百年，既说隋匠李春，当属可靠。其他描写的句子，如“缄穹隆崇，豁然无楹”，“腰铁蹙”，和“两涯嵌四穴”，还都与我们现在所见的一样。只是“其栏槛柱，锤斫龙兽之状，蟠绕挐踞，眭盱翕欻，若飞若动”，则已改变。现在桥的西面，有石栏板，正中几片刻有“龙兽之状”，刀法布局，都不见得出奇，当为清代补葺，东面南端，尚存有旧栏两板，或者就是小放牛里的“玉石栏杆”，但这旧栏也无非是明代重修时遗物而已（详下文）。至于文中“制造奇特，人不知其所以为”，正可表明这桥的造法及式样，乃是一个天才的独创，并不是普通匠人沿袭一个时代固有的规矩的作品；这真正作者问题，自当格外严重些。

志中所录唐代桥铭，尚有李翱、刘涣、张三篇，对于桥的构造和历史虽没有记载，但可证明这桥在唐代已是“天下之雄胜”。这些勒铭的原石，也都不存在了。

在小券的壁上，刻有历代的诗铭题字，其中有大观宣和及金元明的年号。这千三百余年的国宝名迹，将每个时代的景仰，为我们留存到今日。

这坚壮的石桥，在明代以前，大概情形还很好。州志录有明张居敬《重修大石桥记》，算是修葺的第一次记录。记中说：世庙初，有鬻薪者，以航运置桥下，火逸延焚，至桥石微隙，而腰铁因之剥销；且上为辎重穿敝。先大夫目击而危之，曰：“弗葺将就颓也！”　以癸亥岁，率里中杜锐等肩其役，垂若而年，石敝如前，余兄弟复谋请李县等规工而董之，令僧人明进缘募得若干缗，而郡守王公，实先为督勒。经始于丁酉秋，而冬告竣，胜地飞梁，依然如故……

按张居敬隆庆丁卯（公元1567年）举人，他的父亲张时泰，嘉靖甲子（公元1564年）举人，中举只比他早三年。记中所谓癸亥，大概是嘉靖四十二年（公元1563年）。丁酉乃万历二十五年（公元1597年）。这是我们所知道修桥的惟一记录，而当时亦只是“石微隙而腰铁剥销”而已。

现在桥之东面已毁坏，西面石极新。据乡人说，桥之西面于明末坏崩，按当在万历重修之后若干年，而于乾隆年间重修，但并无碑记。桥之东面，亦于乾隆年间崩落，至今尚未修葺。落下的石块，还成列地卧在河床下。现在若想拾起重修，还不是一件很难的事。

石桥所跨的洨水，现在只剩下干涸的河床，掘下两米余，方才有水，令人疑惑哪里来的“怒水之荡突”。按《州志》引《旧志》，说水有四泉；张孝时《洨河考》谓其“发源于封龙山……瀑布悬崖，水皆从石罅中流出……”《汉书·地理志》则谓“井陉山洨水所出”；这许多不同的说法，正足以证明洨水的干涸不是今日始有的现象。但是此桥建造之必要，定因如《水经注》里所说“洨水不出山，而假力于近山之泉”……“受西山诸水，每大雨时行，伏水迅发，建瓴而下，势不可遏”……“当时颇称巨川，今仅有涓涓细流，惟夏秋霖潦，挟众山泉来注，然不久复为细流矣。”

现在洨水的河床，无疑的比石桥初建的时候高得多。大券的两端，都已被千余年的淤泥掩埋，券的长度是无由得知。我们实测的数目，南北较大的小券的墩壁（金刚墙）间之距离为37。47米，由四十三块大小不同的楔石砌成；但自墩壁以外大券还继续地向下去，其净跨长度，当然在这数目以上。这样大的单孔券，在以楣式为主要建筑方法的中国，尤其是在一千三百余年以前，实在是一桩值得惊异的事情。诚然，在欧洲古建筑中，37米乃至40米以上的大券或圆顶，并不算十分稀奇。罗马的万神庙（Pantheon）（公元123年）大圆顶径约42。5米，半径约21米；与安济桥约略同时的君士坦丁堡的圣·索非亚教堂（今为礼拜寺），大圆顶径约32。6米，半径17。2米。安济桥的净跨固然比这些都小，但是一个不可忽视的要点，乃在安济桥的券乃是一个“弧券”，其半径约合27。7米；假使它完成整券，则跨当合55。4米，应当是古代有数的大券了。

中国用券，最古的例见于周汉陵墓，如近岁洛阳发现的周末韩君墓，墓门上有石券见《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第七卷第一号，《韩君墓发现纪略》。（——余鸣谦注），旅顺附近南山里诸汉墓，门上皆有圆券见《东方考古学丛刊》第三册，《南山里》。（——余鸣谦注）；鲁蜀诸汉墓，亦多发券。至于券桥之产生，文献与实物，俱无佐证，是否受外来影响，尚待考证。我们所知道关于券桥最初的记载，有《水经注·谷水》条：

其水又东，左合七里涧。涧有石梁，即旅人桥。桥去洛阳宫六七里，悉用大石下圆以通水，题太康三年（公元282年）十一月初就功。

由文义上看来，其为券桥，殆少疑义，且后世纪录券桥文字中所常用“几孔”字样，并未见到，所以或许也是一座单孔券桥。后世常见的多孔券桥，其重量须分布于立在河心的墩子上，即今日所谓金刚墙。

但是古代河心多用柱——木柱或石柱——石墩见于记载之始者，为唐洛阳天津桥，于贞观十四年（公元640年）“更令石工累方石为脚”，在这种方法发明以前，我颇疑六朝以前的券桥都是单券由此岸达于彼岸的。所以大石桥的尺寸造法虽然非常，但单券则许是当时所知道的惟一办法。

现代通用的砌券方法，是罗马式的纵联砌券法，砌层与券筒的中轴线平行而在各层之间使砌缝相错，使券筒成为一整个的。许多汉代墓券，也是用罗马式砌法。安济桥大券小券的砌法，出我意外的，乃是巴比伦式的并列砌券法，用28道单独的券，并比排列着，每道宽约35厘米强。大券厚1。03米，全部厚度相同。

每石长度并不相同，自70厘米至109厘米不等。各块之间皆用“腰铁”两件相连，无论表券（即券面）里券，都是如此做法。西面券顶正中的如意石刻有兽面，并用腰铁三个；这是近代重修的。券面隐起双线两道，大概是按原状做成。各道券之间并没有密切的联络，除却在大券之上，用厚约33厘米的石板，依着券筒用不甚整齐的纵联式砌法铺在券上，其主要砌缝与大券二十八道券缝成正角：即清式瓦作发券上之“伏”。它的功用，似在做各道单独的大券间的联络构材。但是这单薄的伏——尤其是中部——和它上面不甚重的荷载所产生的摩擦力并不足以阻止这些各个券的向外倒出的倾向。

大券两端下的券基，为免水流的冲击，必须深深埋入，绝不只在现在所见的券尽处，虽然亦不能如乡人所传全券成一整圆。为要实测券基，我们在北面券脚下发掘，但在现在河床下约70—80厘米，即发现承在券下平置的石壁。石共五层，共高1。58米，每层较上一层稍出台，下面并无坚实的基础，分明只是防水流冲刷而用的金刚墙，而非承纳桥券全部荷载的基础。因再下30—40厘米便即见水，所以除非大规模的发掘，实无法进达我们据学理推测的大座桥基的位置。发掘后，我因不得知道桥基造法而失望，也正如乡下人，因不能证实桥券为整圆而大失望一样。

再讲这长扁的大券上面，每端所负的两个小券，张嘉贞《铭》所说的“两涯嵌四穴”，真是可惊异地表现出一种极近代的进步的工程精神。罗马时代的水沟诚然也是券上加券，但那上券乃立在下券的券墩上，而且那种引水法，并不一定是智慧的表现，虽然为着它气魄雄厚，古意纵横，博得许多的荣誉。这种将小券伏在大券上，以减少材料，减轻荷载的空撞券法，在欧洲直至近代工程中，才是一种极通用的做法。欧洲古代的桥，如法国Montauban　14世纪建造的Pont　des　Consuls，虽然在墩之上部发小券，但小券并不伏在主券上。真正的空撞券桥，至十九世纪中叶以后，才盛行于欧洲。Brawngyn　&；　Sparrow合著的《说桥》（A　Book　of　Bridges），则认为1912年落成的Algeria，Constantine的Point　Sidi　Rached，一道主券长70米，两端各伏有四小券的桥，是半受罗马水沟影响，半受法国Ceret两古桥（公元1321年）影响的产品。但这些桥计算起来，较安济桥竟是晚七百年，乃至千二百余年。

这两个小券，靠岸的较中间的略大，也是由二十八道并列的单券合成，如同大券一样，它们也是弧券，虽然在这地位上，用整半圆券，或比较更合理。靠岸的一边，有方石砌成的墩壁，以承受第一小券（即较大的一个）一端的推力。第一小券与第二小券（即较小的一个）相接处，用石墩放在大券券面上承托着。在东面损坏处，可以看出券面上凿平，以承托这石墩；西面却是石墩下面斜放在券面的斜面上，想是后世修葺时疏忽的结果。据我们实测，南北四小券都不是规矩的圆弧，但大略说，北端第一小券半径约2。3米，净跨3。81米，第二小券半径约1。50米，净跨2。8米；近河心一端的券脚，都比近岸一端的券脚高。小券的厚度为66厘米，上加厚约20厘米的伏。但在北端西面，第一小券券脚尚是一块旧石，较重修的券面厚约20厘米，可以看出现状与原状出入处。第二小券上如意石兽面，大概也是重修前的原物。

因为用这种小券，大券上的死荷载便减轻了许多，材料也省了许多，这小券顶与大券顶间的线，便定了桥的面线。桥面以下，券以上的三角形撞券，均用石砌满，上铺厚约27—28厘米的石板，以受车马行旅不间断的损耗。

这桥的主要造法既是二十八道单独的弧券，券与券间没有重要的联络构材，所以最要防备的是各个石券向外倒出的倾向。关于这个预防或挽救的方法，在这工程中，除去上述的伏，以砌法与二十八道券成为纵横的联络外，我们共又发现三种：（一）在券面上，小券的券脚处，有特别伸出的石条，外端刻作曲尺形，希冀用它们钩住势要向外倒出的大券。（二）在小券脚与正中如意石之间，又有圆形的钉头表示里面有长大的铁条，以供给石与石间所缺乏的粘着力。但这两种方法之功效极有限，是显而易见的。（三）最可注意的乃是最后一种，这桥的建造是故意使两端阔而中间较狭的。现在桥面分为三股，中间走车，两旁行人，我们实测的结果，北端两旁栏杆间，距阔9。02米；南端若将小房移去，当阔约9。25米；而桥之正中，若东面便道与西面同阔（东面便道现已缺三券）则阔仅8。51米。相差之数，竟自51厘米乃至74厘米，绝非施工不慎所致。如此做法的理由，固无疑地为设计者预先见到各个单券有向外倾倒的危险，故将中部阔度特意减小，使各道有向内的倾向，来抵制它，其用心可谓周密，施工亦可谓谨慎了。

但即此伟大工程，与自然物理律抗衡，经历如许年岁，仍然不免积渐伤损，所以西面五道券，经过千余年，到底于明末崩倒，修复以后，簇新的石纹，还可以看出。后来东面三道亦于乾隆年间倒了。现在自关帝阁上可以看出桥东面的中部，已经显然有向外崩倒的倾向，若不及早修葺，则损坏将更进一步了。

（一）在桥的南端岸上的关帝阁。阁由前后两部合成，后部是主要部分，一座三楹殿，歇山顶，筑在坚实的砖台上。台下的圆门洞正跨在桥头，凡是在桥上经过的行旅全得由此穿过。由手法上看来，这部分也许是元末明初的结构。前部是上下两层的楼，上层也是三楹：下层外面虽用砖墙，与后部砖台联络相称，内部却非门洞，而是三开间，以中间一间为过道，通联后部门洞，为行人必经之处。上层三楹前殿，用木楼板，券棚悬山顶。这前部，由结构法上看来，当属后代所加。正殿内阁关羽像，尚雄伟。前檐下的匾额，传说是严嵩的手笔桥南关帝阁木结构建筑已在解放战争时坍毁，其后砖台也被拆毁。（——余鸣谦注）。

（二）靠在阁下，在桥上南端西面便道上，现有小屋数檐当是清代所加。

（三）桥之北端，在墩壁的东面，有半圆形的金刚雁翅。按清式做法，雁翅当属桥本身之一部。但这里所见，则显然是后世所加，以保护桥基及堤岸的。

三　永通桥

测绘安济桥之后，在赵县西门外护城河上，意外地我们得识到小石桥，原名永通桥，其式样简直是大石桥缩小的雏形。

按州志卷一：

永通桥在西门外清水河上，建置莫详所始，以南有大石桥，因呼“小石桥”。

卷十四录明王之翰《重修永通桥记》：吾郡出西门五十步，穹窿莽状如堆碧，挟沟浍之水……桥名永通，俗名“小石”。盖郡南五里，隋李春所造之大石……而是桥因以小名，逊其灵矣。桥不楹而耸，如驾之虹；洞然大虚，如弦之月；旁挟小窦者四，上列倚栏者三十二，缔造之工，形势之巧，直足颉颃大石，称二难于天下。……岁丁酉，乡之张大夫兄弟……为众人倡，而大石桥焕然一新……比戊戍，则郡父老孙君张君欲修此以志缵功。……取石于山，因材于地。穿者起之，如砥平也。倚者易之，如绳正也。雕栏之列，兽伏星罗，照其彩也。文石之砌，鳞次绣错，巩其固也。盖戌之秋，亥之夏，为日三百，而大功告成。……父老孙君名寅，张君名历春。

这桥之重修，乃在大石桥重修之明年，戊戌至己亥，公元1598年秋动工，至公元1599年夏完成。这是我们对于桥的历史，除去正德二年（公元1507年）栏板刻字外，所得惟一的史料。

在结构法上，小桥与大桥是完全相同的，没有丝毫的差别。两端小券墩壁间的距离为25。5米，大券净跨当较此数略长。大券也是弧券，其半径约为18。5米，由21道单券排比而成。券上施伏，两端各施两小券。小券的墩壁及券的形式，券墩与大券的关系，与大桥完全一致。惟一不同之点，只在小券尺寸与大券尺寸在比例上微有不同；小桥上的小券，比大桥上的小券，在比例上略大一点；如此正可以表现两桥大小之不同，使能显出它们本身应有的大小比例（scale）即建筑物的尺度，是指其所表现的大小是否适当而言。例如门是人出入的孔道，故与人有一定的关系，门太大则建筑物显得小，门小则建筑物显得大。其他各部都如是，因以显出建筑物之尺度（Scale）。（——余鸣谦注）。在建筑图案上，此点最为玄妙，“小石”即是完全摹仿“大石”者乃单在此点上，知稍裁制，变换适宜，事情似非偶然。

桥面栏杆之间，一端宽6。22米，一端宽6。28米，并无人行便道。两端栏杆尽处，桥面石板尚向东面铺出30米余，西面铺出约25米。现在河之两岸，堆出若干世纪的煤渣垃圾，已将两端券脚掩埋了大部分，垃圾堆上已长出了多座黄土的民房，由这些民房里面仍旧堆出源源不绝的煤渣垃圾，继续这“沧海变桑田”的工作。这桥除去工程方面的价值外，在雕刻方面，保存下来不少的精品。大石桥的“玉石栏杆”我们虽然看不着了，小石桥栏板上的浮雕，却是的确值得我们特别的注意。现存的石栏板有两类，在建筑艺术上和雕刻术上，都显然表示不同的作法及年代。一类是栏板两端雕作斗子蜀柱，中间用驼峰托斗，以承寻杖，华板长通全板，并不分格的；这类中北面有两板，南面有一板，都刻有正德二年八月（公元1507年）的年号。一类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