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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建筑艺术二十讲-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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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建筑的“文法”是怎样的呢？以往所有外人的著述，无一人及此，无一人知道。不知道一种语言的文法而要研究那种语言的文学，当然此路不通。不知道中国建筑的“文法”而研究中国建筑，也是一样的不可能，所以要研究中国建筑之先只有先学习中国建筑的“文法”，然后求明了其规矩则例之配合与演变。
（以上两段文字为1945年本文初次发表时的头两段，因1966年梁思成先生将它删掉准备重写，后因故未完成，现录于此。）中国古籍中关于建筑学的术书有两部，只有两部。清代工部所颁布的建筑术书《清工部工程做法则例》和宋代遗留至今日一部宋《营造法式》。这两部书，要使普通人读得懂都是一件极难的事。当时编书者，并不是编教科书，“则例”、“法式”虽至为详尽，专门名词却无定义亦无解释。其中有极通常的名词，如“柱”，“梁”，“门”，“窗”之类；但也有不可思议的，如“铺作”，“卷杀”，“襻间”，“雀替”，“采步金”……之类，在字典辞书中都无法查到的。且中国书素无标点，这种书中的语句有时也非常之特殊，读时很难知道在哪里断句。
幸而在抗战前，北平尚有曾在清宫营造过的老工匠，当时找他们解释，尚有这一条途径，不过这些老匠师们对于他们的技艺，一向采取秘传的态度，当中国营造学社成立之初，求他们传授时亦曾费许多周折。
以《清工部工程做法则例》为课本，以匠师们为老师，以北平清故宫为标本，清代建筑之营造方法及其则例的研究才开始有了把握。以实测的宋辽遗物与宋《营造法式》相比较，宋代之做法名称亦逐渐明了。这两书简单的解释如下：
（一）《清工部工程做法则例》是清代关于建筑技术方面的专书，全书共七十卷，雍正十二年（公元1734年）工部刊印。这书的最后二十四卷注重在工料的估算。书的前二十七卷举二十七种不同大小殿堂廊屋的“大木作”（即房架）为例，将每一座建筑物的每一件木料尺寸大小列举；但每一件的名目定义功用，位置及斫割的方法等等，则很少提到。幸有老匠师们指着实物解释，否则全书将仍难于读通。“大木作”的则例是中国建筑结构方面的基本“文法”，也是这本书的主要部分；中国建筑上最特殊的“斗栱”结构法与柱径柱高等及曲线瓦坡之“举架”方法都在此说明。其余各卷是关于“小木作”（门窗装修之类）、“石作”、“砖作”、“瓦作”、“彩画作”……等等。在种类之外中国式建筑物还有在大小上分成严格的“等级”问题，清代共分为十一等；柱径的尺寸由六寸可大至三十六寸。此书之长，在二十七种建筑物部分标定尺寸之准确，但这个也是它的短处，因其未曾将规定尺寸归纳成为原则，俾可不论为何等级之大小均可适应也。我曾将《清工部工程做法则例》的原则编成教科书性质的《清式营造则例》一部，于民国二十一年由中国营造学社在北平出版。十余年来发现当时错误之处颇多，将来再版时，当予以改正。（——梁思成原注）
（二）宋《营造法式》李诫著。李诫是宋徽宗时的将作少监；宋《营造法式》刊行于崇宁三年（公元1100年），是北宋汴梁宫殿建筑的“法式”。研究宋《营造法式》比研究《清工部工程做法则例》曾经又多了一层困难：既无匠师传授，宋代遗物又少——即使有，刚刚开始研究的人也无从认识。所以在学读宋《营造法式》之初，只能根据着对清式则例已有的了解逐渐注释宋书术语；将宋清两书互相比较，以今证古，承古启今，后来再以旅行调查的工作，借若干有年代确凿的宋代建筑物，来与宋《营造法式》中所叙述者互相印证。换言之亦即以实物来解释《法式》，《法式》中许多无法解释的规定，常赖实物而得明了；同时宋辽金实物中有许多明清所无的做法或部分，亦因法式而知其名称及做法。因而更可借以研究宋以前唐及五代的结构基础。
宋《营造法式》的体裁，较《清工部工程做法则例》为完善。后者以二十七种不同的建筑物为例，逐一分析，将每件的长短大小呆呆板板地记述。宋《营造法式》则一切都用原则和比例做成公式，对于每“名件”，虽未逐条定义，却将位
置和斫割做法均详为解释。全书三十四卷，自测量方法及仪器说起，以至“壕寨”（地基及筑墙）、“石作”、“大木作”、“小木作”、“瓦作”、“砖作”、“彩画作”、“功限”（估工）、“料例”（算料）等等，一切用原则解释，且附以多数的详图。全书的组织比较近于“课本”的体裁。民国七年，朱桂莘先生于江苏省立图书馆首先发现此书手抄本，由商务印书馆影印。民国十四年，朱先生又校正重画石印，始引起学术界的注意。民国十七年，朱桂莘先生在北平创办中国营造学社。翌年我幸得加入工作，直至今日。营造学社同人历年又用《四库全书》文津、文溯、文渊阁各本《营造法式》及后来在故宫博物院图书馆发现之清初标本相互校，又陆续发现了许多错误。现在我们正在作再一次的整理，校刊注释。图样一律改用现代画法，几何的投影法画出。希望不但可以减少前数版的错误，并且使此书成为一部易读的书，可以予建筑师们以设计参考上的便利。（——梁思成原注）
“斗栱”与“材”、“分”及“斗口”中国建筑是以木材为主要材料的构架法建筑。宋《营造法式》与《清工部工程做法则例》都以“大木作”（即房架之结构）为主要部分，盖国内各地的无数宫殿庙宇住宅莫不以木材为主。木构架法中之重要部分，所谓“斗栱”者是在两书中解释得最详尽的。它是了解中国建筑的钥匙。它在中国建筑上之重要有如欧洲、希腊、罗马建筑中的“五范”一样。斗栱到底是什么呢？
斗形的块木（斗）相叠而成的。其功用在将上部屋架的重量，尤其是悬空伸出部分的荷载转移到下部立柱上。它们亦是横直构材间的“过渡”部分。（乙）不知自何时代始，这些短木（栱）的高度与厚度，在宋时已成了建筑物全部比例的度量。在《营造法式》中，名之曰“材”，其断面之高与宽作三与二之比。“凡构屋之制，皆以‘材’为祖。‘材’有八等（八等的大小）。……各以其材之‘广’分为十五‘分’，以十‘分’为其厚”（注：即三与二之比也）。宋《营造法式》书中说：“凡屋宇之高深，名物之长短，曲直举折之势（注：即屋顶坡度做法），规矩绳墨之宜，皆以所用材之‘分’以为制度焉。”由此看来，斗栱中之所谓“材”者，实为度量建筑大小的“单位”。而所谓“分”者又为“材”的“广”内所分出之小单位。它们是整个“构屋之制”的出发点。
清式则例中无“材”、“分”之名，以栱的“厚”称为“斗口”。这是因为栱与大斗相交之处，斗上则出凹形卯槽以承栱身，称为斗口，这斗口之宽度自然同栱的厚度是相等的。凡一座建筑物之比例，清代皆用“斗口”之倍数或分数为度量单位（例如清式柱径为六斗口，柱高为六十斗口之类）。这种以建筑物本身之某一部分为度量单位，与罗马建筑之各部比例皆以“柱径”为度量单位，在原则上是完全相同的。因此斗栱与“材”及“分”在中国建筑研究中实最重要者。
斗栱因有悠久历史，故形制并不固定而是逐渐改的。由《营造法式》与《清工部工程做法则例》两书中就可看出宋清两代的斗栱大致虽仍系统相承，但在权衡比例上就有极大差别——在斗栱本身上各部分各名件的比例有差别，例如栱之“高”（即法式所谓“广”），宋《营造法式》规定为十五分，而“材上加栔”（栔是两层栱间用斗垫托部分的高度，其高六分）的“足材”，则广二十一分；《清工部工程做法则例》则足材高两斗口（二十分），栱（单材）高仅1。4斗口（十四分）；而且在柱头中线上用材时，宋式用单材，材与材间用斗垫托，而清式用足材“实拍”，其间不用斗。所以在斗栱结构本身，宋式呈豪放疏朗之相，而清式则紧凑局促。至于斗栱全组与建筑物全部的比例，差别则更大了。因各个时代的斗栱显著的各有它的特征，故在许多实地调查时，便也可根据斗栱之形制来鉴定建筑物的年代，斗栱的重要在中国建筑上如此。
“大木作”是由每一组斗栱的组织，到整个房架结构之规定，这是这部书所最注重的，也就是上边所称为我国木构建筑的文法的。其他如“小木作”、“彩画”等，其中各种名称与做法，也就好像是文法中字汇语词之应用及其性质之说明，所以我们实可以称这两部罕贵的术书做中国建筑之两部“文法课本”。
第10讲 店面——店面简说
本文写于1937年1月，是梁思成为《建筑设计参考图集第三集》写的说明文。
本集图版完全是北平旧式的店面。由近代商业眼光看来，这种店面的图样，也许不尽合广告学原则，致使人对于它的招买力发生怀疑；然而这种古式图案中，的确有不少长处，不少有趣之点，值得现代建筑师们的注意和采取。
在中国营造学社所搜集的许多艺术品中，极少关于店铺建筑的资料。乾隆《内庭圆明园内工诸作现行则例》里，有圆明园拟定铺面房，装修，拍子，及招牌，幌子一册。关于铺面房各部分所需工限，虽然严密制定，对于建筑的方法，各件之大小，却完全没有提到。但由实物上研究的结果，我们知道铺面建筑的大木构架，一切均以《工程做法》的“小式大木”为准绳，此外还有几种特征，约略分述如下：
（一）在平面布置上，店铺与他种建筑物，并没有很大的区别；其最可注意之点，乃在住宅或其他建筑临街一面辟大门一间（或多间），其临街余房均甃以砖墙；而店铺则在这一面开敞，既不用大门，铺面房同时也是出入的孔道。
（二）店铺临街一面，多添出平顶房，称为“拍子”（其房顶泛水，则向后泄泻；这是防止雨天雨溜雨由檐滴下，妨碍顾客的出入）；房顶既是平的，檐前便有挂檐板（亦称华版），版面可雕许多有趣的图案。但规模较小的店铺，则如住宅一样，使滴水瓦檐向前，并无拍子的增设。
（三）店面装修——即门窗扇等——与住宅宫殿或其他建筑显然不同。普通建筑的装修，以御风雨，分内外，为主要功用，所以用槛窗风门之属，以求舒适。店铺装修虽亦须具上述功用，但同时尤须便利出入，以广招徕，所以通常所见，多用住宅内檐所用的扇，置之外檐柱间。这种扇比较玲珑轻巧，输入光线既多，出入亦便，既分内外，但必需时，又可完全脱下，成为一个开敞的局面。故装修之用，在店铺与住宅及其他建筑上，有很大的区别。
在外表样式上，北平的店面约略可分作下列数种：
一、牌楼式
铺面前面立起高大的牌楼，在北平是一种常见的图案；为铺面建筑中之铺张最甚者。这种牌楼，竟可说是一个大幌子，完全属于装饰性质，与店铺本身无直接关系。
牌楼的间数，多随铺面的间数，虽也偶有铺面三间而牌楼只一间的。牌楼柱多是圆木柱，立在铺房檐柱之前，往往用铁条钉在檐柱上。柱的下段，不似通常过街牌楼，不用夹杆石扶着；柱脚却有圆形古镜。为坚固计，这些柱脚有许多埋入地中甚深。柱的上端却高高伸出楼檐以上；头上安云罐或宝珠一类的装饰。各间楼檐均用斗栱承托；斗栱或简或繁，形制不一，楼檐亦有单檐重槽之别。斗栱之下，仿佛都没有正式的额枋，而将平板枋放在上槛之上。自斗栱以下铺门以上的面积，完全做成华版。按其高度而异其华版之层数，视面阔之长短，而定其块数。凡此种种，都没有定规。华版部分最下的横枋，有高至约略与屋檐挂落板上皮平，露出前檐装修之全部者；有华版以下，尚加许多雕饰，致将装修之上段遮掩者；亦有柱中段为挂槽板所遮断，将牌楼绦环，及挂匾额的分位，划然拱在平房顶以上者，最后一种，却比较少见。
各楼顶均悬山造，瓦穴青筒瓦，雕清水脊；庑殿或歇山顶，或顶上安兽吻者，均从未见过。
为标示店铺字号及商品种类，牌楼上须加匾额及招牌幌子之类。匾额的位置，均在楼檐下绦环以上的分位，用托子承托，斜向下面悬挂着。在约略同样的高度，在柱身之上，往往有雕作龙形的“挑头”伸出；由挑头上可以悬挂长条的招牌，或是用木做成的商品模型或样子。
挑头与柱相交处，下面有角替承托；上面与角替相反的地位，则有立板一块，长方形，圆角，遍雕精细的花纹，称为牙子。绦环最下一道横枋之下，与柱相交处亦有用角替者。
较次的店面，门前用牌坊而不用牌楼。牌坊较牌楼简单，虽亦四柱冲天，但柱间只有绦环华版，上面没有斗栱楼檐遮盖；故也没有匾额。字号和商品名称都写（或刻）在华版上。柱上大多没有挑头伸出。门前因牌楼的立法，往往可以标示店铺的性质；如木厂无论门面多少间，只立一间牌楼，高高耸起。香烛店多用重檐牌楼。惟有染坊最为特殊，最能表示商品的性质。牌坊上面架起细长的挑杆多根；遇有染好须晾干的布匹之类，便高高挂起垂下。这种幌子，既合实用，又便宣传，但是与路上行人有无不便，却是个问题。
二、拍子式
许多店铺不用牌楼牌坊，而以平顶的拍子当着街面。为求给买主以与牌楼牌坊所予类似的印象，在拍子的平顶上，往往可以立起栏杆，栏杆上标起店铺的字号，拍子的挂檐板上伸出挑头，以增加广告效力。其中也偶有安分守己，不事铺张的小店铺，店面呈露简朴清净的样子。
由结构方面看，拍子只是一座平顶的廊。前面一例柱子，按铺身间数分配。柱子平面率作方形，上安承重枋，枋上安楞木以承望版及灰顶。承重枋头上安挂檐版，上冠以砖质冰盘檐，全部与罗马式Cornice极相似。挂檐板面，无例外的必有全部盖满的雕花。若要使挂檐板支出特远，则加用垂柱，垂柱的下端，多刻作仰覆莲瓣。若要在挂檐板上伸出挑头，便将承重枋加长伸出，称为“挑头承重枋”。
拍子的装修，大多玲珑开敞：通常住宅内檐所用的装修，在商店上则用在外檐。其分配方法，最常见的是明间开敞，有门可以出入，次梢间除安扇外，下半有栏杆阻隔，但亦偶有次间用槛窗槛墙者，或次间辟门与明间完全相同者。更有不规则的，明间及次间之一开敞，其他次间则有槛窗；有三间店面，一次间有槛窗，而其余两间又分为一明间，余两半次间而拦以栏杆者，样式纷繁，并无定式。
在普通扇之外面，多数商店多在柱间加安雕刻繁富的落地罩或横楣一类的装饰，这种纯粹的装饰品，极容易遮掩了建筑物本身的美德；偶尔也有用得恰到好处，不讨人厌的。
店铺之中，有在拍子前檐柱间不施装修，使成走廊形式者，这种做法在北平以外的许多地方很多，在北平城内，却比较少见。规模较小的店铺，可不用拍子，乍看颇似向街上敞开的住宅。
三、重楼店面
在繁盛的街市上，有许多重层乃至三四层的店面。这种店铺前的拍子的构架，本来就与《工程做法》所规定楼房的下层相同，平房顶的承重枋和楞木就是楼板的骨干，在那上面加建一层房架，自然不是一件困难的事。在外表上，临街的第一层与单层的店面完全相同；店面所必有的挂檐板，本来就是楼房原有的一部分；挑头，栏杆等，仍能照样地安装。
所以在外表图案上，多层或单层并不成为问题。
重层店铺上下两层间的关系，在图案上也可演出相当变化。拍子之上，也许有楼；也许楼在店屋本身上，而拍子的平顶乃成一种露台；也许店屋本身及拍子之上同有楼，而拍子上之一部，不安装修，成为廊子；乃至在拍子上陡然立起空敞的雨棚，也可得见。至于上层的屋檐，以通常滴水瓦檐为多，但间或也有用平顶拍子的。
重层店铺之踞在街角上者，往往因地势关系，而成为种种富于变化的局面。在正阳门外五牌楼两侧及西四牌楼的街角上，有重层的店铺，乃清慈禧太后六十大寿时（光绪二十年，公元1894年）建来点景的；在都市设计研究上，为颇有趣味的资料。煤市街的过街楼，及其附近层叠高起的铺房，都非常富于诗意。东河沿西口转角上的重楼，用抹角形式，由商业术上讲，自然较胜于以角头向着顾主。
屋顶的做法，除去转角房外，多用硬山顶。但是偶然也有用平顶，或歇山顶的。
四、栅栏店面
当铺的门面与其他店铺性质不同，它须具有防范保卫的可能。于是森严的栅栏，便成了当铺的特征。
栅栏多按铺身间数分间数，立起柱子；柱间安上下枋，枋间安直棂。栅栏上还有简单的瓦顶。栅栏开门多狭小，门上有门楼，楼上伸出幌子。栅栏的一端多开旁门以便出入。
也许因为玻璃缺乏，所以商品的广告法，在古式的店面上，从来没有利用窗子陈列的，引起顾客注意惟一的方法乃在招牌幌子。
严格地说，牌楼并非店面的建筑，而是个大招牌，但因为它的结构是“建筑的”，而且常常与店面建筑部分不可分离，所以它所给人的印象便是以它为店面的本身。于是牌楼上所安的许多匾额和招牌，安在牌楼华版上的，或是由挑头上吊下的，都成了牌楼之一部。
挑头在广告上既属必要，而由建筑的眼光上看来，又那么适用而且忠实，所以无论牌楼或拍子，大多数都有挑头，或自挂檐板伸出，或自牌楼柱伸出。挑头有夔龙挑头与麻叶挑头两等，通常商店多用夔龙，麻叶挑头则不多见。
自挑头上所悬挂的幌子，有两种挂法：一种将各种商品的象征品，直接由挑头挂下；另一种则自挑头之下，悬挂横杠一条，两端雕作龙头，杠身满雕鳞甲，与挑头相似；由这横杠之下，再悬挂种种幌子。规模小的店面，若没有拍子而要挑头，则自柱身紧贴檐下斜向上挑起。
有些店铺，常在店前另立幌子或模型，如香烛店前的大蜡烛，或当铺前面高大的幌杆，都饶有趣味。店面华版及挂檐板，雕刻的花纹形式极多，满地卷草纹者，比较常见，由图案的观点上，虽然线路圆和雕工精致，但乏趣味。以直线与曲线相间，或用博古图，在枋上用搭栿子，留出一片净朴的面积者，却比较幽雅。垂柱下端及其间横楣绦环，常常也有趣味的雕刻。店面的扇，多用住宅内檐所用的形式，其中也有精品，将来在《扇集》里，当另详细讨论。至于店面前用于次梢间的栏杆，乃是店铺所独有，这种栏杆大致较高于通常的栏杆，功用等于栅栏。其图案亦富于变化，精品颇多。
第11讲 蓟县独乐寺观音阁山门考
本文原载《中国营造学社汇刊》1932年第三卷第二期，本书为节选。
独乐寺观音阁及山门，在我国已发现之古木建筑中，固称最古，且其在建筑史上之地位，尤为重要。统和二年为宋太宗之雍熙元年，
北宋建国之第二十四年耳。上距唐亡仅七十七年，唐代文艺之遗风，尚未全靡；而下距《营造法式》之刊行尚有百十六年。《营造法式》实宋代建筑制度完整之记载，而又得幸存至今日者。观音阁山门，其年代及形制，皆适处唐宋二式之中，实为唐宋间建筑形制蜕变之关键，至为重要。谓为唐宋间式之过渡式样可也。
独乐寺伽蓝之布置，今已无考。隋唐之制，率皆寺分数院，周绕回廊参阅梁思成《我们所知道的唐代佛寺与宫殿》。今观音阁山门之间，已无直接联络部分；阁前配殿，亦非原物，后部殿宇，更无可观。自经乾隆重修，建筑坐落于东院，寺之规模，便完全更改，原有布置，毫无痕迹。原物之尚存者惟阁及山门。
观音阁及山门最大之特征，而在形制上最重要之点，则为其与敦煌壁画中所见唐代建筑之相似也。壁画所见殿阁，或单层或重层，檐出如翼，斗栱雄大。而阁及门所呈现象，与清式建筑固迥然不同，与宋式亦大异，而与唐式则极相似。
熟悉敦煌壁画中净土图者，若骤见此阁，必疑身之已入西方极乐世界矣。
其外观之所以如是者，非故仿唐形，乃结构制度，仍属唐式之自然结果。而其结构上最重要部分，则木质之构架——建筑之骨干——是也。
其构架约略可分为三大部分；柱，斗栱，及梁枋。
观音阁之柱，权衡颇肥短，较清式所呈现象为稳固。山门柱径亦如阁，然较阁柱犹短。至于阁之上中二层，柱虽更短，而径不改，故知其长与径，不相牵制，不若清式之有一定比例。此外柱头削作圆形，柱身微侧向内，皆为可注意之特征。
斗栱者，中国建筑所特有之结构制度也。其功用在梁枋等与柱间之过渡及联络，盖以结构部分而富有装饰性者。其在中国建筑上所占之地位，犹柱式（order）之于希腊罗马建筑；斗栱之变化，谓为中国建筑制度之变化，亦未尝不可，犹柱式之影响欧洲建筑，至为重大。
唐宋建筑之斗栱以结构为主要功用，雄大坚实，庄严不苟。明清以后，斗栱渐失其原来功用，日趋弱小纤巧，每每数十攒排列檐下，几成纯粹装饰品，其退化程度，已陷井底，不复能下矣。观音阁山门之斗栱，高约柱高一半以上，全高三分之一，较之清式斗栱——合柱高四分或五分之一，全高六分之一者，其轻重自可不言而喻。而其结构，与清式宋式皆不同；而种别之多，尤为后世所不见。盖古之用斗栱，辄视其机能而异其形制，其结构实为一种有机的，有理的结合。如观音阁斗栱，或承檐，或承平坐，或承梁枋，或在柱头，或转角，或补间，内外上下，各各不同楼阁外周之露台，古称“平座”。斗栱之在屋角者为“转角铺作”，在柱与柱之间者为“补间铺作”。（——梁思成原注），条理井然。各攒斗栱，皆可作建筑逻辑之典型。都凡二十四种，聚于一阁，诚可谓集斗栱之大成者矣！
观音阁及山门上梁枋之用法，尚为后世所常见，皆为普通之梁，无复杂之力学作用。其与后世制度最大之区别，乃其横断面之比例。梁之载重力，在其高度，而其宽度之影响较小；今科学造梁之制，大略以高二宽一为适宜之比例。按清制高宽为十与八或十二与十之比，其横断面几成正方形。宋《营造法式》所规定，则为三与二之比，较清式合理。而观音阁及山门（辽式）则皆为二与一之比，与近代方法符合。岂吾侪之科学知识，日见退步耶！
其在结构方面最大之发现则木材之标准化是也。清式建筑，皆以“斗口”斗栱大斗安栱之口为“斗口”。（——梁思成原注）
为单位，凡梁柱之高宽，面阔进深之修广，皆受斗口之牵制。制至繁杂，计算至难；其“规矩”对各部分之布置分配，拘束尤甚，致使作者无由发挥其创造能力。
古制则不然，以观音阁之大，其用材之制，梁枋不下千百，而大小只六种。此种极端之标准化，于材料之估价及施工之程序上，皆使工作简单。结构上重要之特征也。
观音阁天花，亦与清代制度大异。其井口甚小，分布甚密，为后世所不见。而与日本镰仓时代遗物颇相类似，可相较鉴也。阁与山门之瓦，已非原物。然山门脊饰，与今日所习见之正吻不同。其在唐代，为鳍形之尾，自宋而后，则为吻，二者之蜕变程序，尚无可考。山门鸱尾，其下段已成今所习见之吻，而上段则尚为唐代之尾，虽未可必其为辽原物，亦必为明以前按原物仿造，亦可见过渡形制之一般。砖墙下部之裙肩，颇为低矮，只及清式之半，其所呈现象，至为奇特。山西北部辽物亦多如是，盖亦其特征之一也。
观音阁中之十一面观音像，亦统和重塑，尚具唐风，其两傍侍立菩萨，与盛唐造像尤相似，亦雕塑史中之重要遗例也。
蓟县在北平之东百八十里。汉属渔阳郡，唐开元间，始置蓟州。五代石晋，割以赂辽，其地遂不复归中国。金曾以蓟一度遣宋，不数年而复取之。宋元明以来，屡为华狄冲突之地；军事重镇，而北京之拱卫也。蓟城地处盘山之麓。盘山乃历代诗人歌咏之题，风景幽美，为蓟城天然之背景。蓟既为古来重镇，其建置至为周全，学宫衙署，僧寺道院，莫不齐备。而千数百年来，为蓟民宗教生活之中心者，则独乐寺也。寺在城西门内，中有高阁，高出城表，自城外十余里之遥，已可望见。每届废历三月中，寺例有庙会之举，县境居民，百数十里跋涉，参加盛会，以期“带福还家”。其在蓟民心目中，实为无上圣地，如是者已数百年，蓟县耆老亦莫知其始自何年也。独乐寺虽为蓟县名刹，而寺史则殊渺茫，其缘始无可考。与蓟人谈，咸以寺之古远相告；而耆老缙绅，则或谓屋脊小亭内碑文有“贞观十年建”字样，或谓为“尉迟敬德监修”数字，或将二说合而为一，谓为“贞观十年尉迟敬德监修”者，不一而足。“敬德监修”，已成我国匠人历代之口头神话，无论任何建筑物，彼若认为久远者，概称“敬德监修”。至于“贞观十年”，只是传说，无人目睹，亦未见诸传记。即使此二者俱属事实，亦只为寺创建之时，或其历史中之一段。至于今日尚存之观音阁及山门，则绝非唐构也。
蓟人又谓：独乐寺为安禄山誓师之地。“独乐”之名，亦禄山所命，盖禄山思独乐而不与民同乐，故尔命名云。蓟城西北，有独乐水，为境内名川之一，不知寺以水名，抑水以寺名，抑二者皆为禄山命名也。
寺之创立，至迟亦在唐初。《日下旧闻考》引《盘山志》云同治十一年李氏刻本《盘山志》无此段。（——梁思成原注）：
独乐寺不知创自何代，至辽时重修。有翰林院学士承旨刘成碑。统和四年孟夏立石，其文曰：“故尚父秦王请谈真大师入独乐寺，修观音阁。以统和二年冬十月再建，上下两级，东西五间，南北八架大阁一所。重塑十一面观音菩萨像。”
自统和上溯至唐初三百余年耳。唐代为我国历史上佛教最昌盛时代；寺像之修建供养极为繁多，而对于佛教之保护，必甚周密。在彼适宜之环境之下，木质建筑，寿至少可数百年。殆经五代之乱，寺渐倾颓，至统和（北宋初）适为须要重修之时。故在统和以前，寺至少已有三百年以上之历史，殆属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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