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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玩鉴定辨伪-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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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近几年的古典家具拍卖会上，明清时期的雕填漆器为数不多。更多的是那些建国后工艺技师们制作的产品。其中价位最高的是那些屏风，价格可以达到几万甚至十几万，而一般的家具单件也都在千元以上。
作者：收藏杂志社 来自：央视国际
顶尖拍卖行又惹假画风波
香港苏富比月底拍卖傅抱石的《竹林七贤》
香港苏富比公司2004春季艺术品拍卖会将于4月25日开幕。拍卖行称，本次拍卖的中国书画专场，汇集了196件名家作品，其总估价近3500万港元。但近日著名画家傅抱石之子傅二石称，本次拍卖的重头戏之一、估价350万至500万港元的傅抱石《竹林七贤》是假画。
拍卖公司：拍品是私人藏家的藏品
苏富比提供的资料中说，“去年秋拍，苏富比推出的‘水松石山房’收藏取得了骄人战绩，此次再度推出这位私人藏家的藏品。其中尤以傅抱石《竹林七贤》最为耀眼。作品画的是东晋时期7位文人学者相聚于清幽竹林中，饮酒、清谈、鸣琴，一片怡然自得。傅抱石笔下表现暂忘世俗尘嚣、寄情于山林的情趣，是傅抱石历史故事作品中擅写题材之一。该作品作于1946年，完成后保存自赏，两年后转赠他人。后流出市场为美国收藏家庞耐所得，上世纪80年代初转入‘水松石山房’收藏。”
专家：傅抱石没画过这幅画
前天，傅抱石先生之子傅二石先生鉴定了苏富比公司有关《竹林七贤》的资料图片。他告诉记者，该画右边的落款有问题，款字绝对不是傅抱石的字。他介绍说，他父亲的书法水平相当高，具备真正书法家的功力，尤其傅抱石写字有独特的习惯，别人模仿不了。“我从小就看我父亲写字，对他的字很敏感，所以我一看这幅画的落款就知道是假的，这不是傅抱石的字，仿的功力不够，完全没有傅抱石的味道。倒是画本身有那么一点意思，仿的还是不错的。”傅二石说。
南京一位对傅抱石很有研究的书画家看完《竹林七贤》的图录照片告诉记者，该纸本为一臆造本。他介绍，书画的作伪大体有两种，一为对临本，即照原作临摹一模一样的作品；另外一种则是根本没这张画，只是遵循画家的绘画风格，去做一张假画。这张就属于后者，完完全全由傅抱石的6张画臆造拼凑而成。可据查询的拼凑部分有多处。
傅抱石之子：“藏家”可能并不存在
傅二石还告诉记者，这个所谓的“水松石山房”可能根本不存在，是为了借拍卖推销假画臆造出来的。他称自己有几本全系傅抱石赝品的画册，上面写有“珍稀斋藏”、“九松堂藏”的字样。傅二石说：“所谓的这个‘珍稀斋’主人曾来到他家谢罪，我直接让这个人到南京多家书店买回这些赝品画册，准备销毁。我跟他讲，你这些赝品不要我来看，南京稍微对傅抱石有点研究的人都能看出来。” （记者王健）
作者：cncang。 来自：新华网
西汉原始青瓷盆形鼎
鼎是古代炊器，相当于现代人用的锅。鼎的形状大多为圆腹、两耳、三足，北方出土的陶瓷鼎大多有盖，南方出土的大多无盖。新石器时代流行陶鼎作炊具，在我国许多著名的古文化遗址中均有发现，器身形状主要有兽首形、峰耳形、釜形、盘形、罐形、壶形、钵形、盆形、盂形等；三足的式样主要为圆柱形、半圆柱形、长方形、鱼鳍形、圆锥形、扁三角形等；两耳的造型有高与矮、直立与外撇、方形与圆形等差别。商周时盛行青铜鼎，被奴隶主贵族用作“别上下，明贵贱”的礼器和权力的象征。东周至汉代，南方制瓷业发达，用陶瓷器随葬之风盛行，于是人们多仿青铜鼎烧制瓷鼎，作为明（冥）器随葬。后世烧制的瓷鼎多作为陈设观赏器之用。
据《中国陶瓷史》等有关文献资料记载，瓷鼎生产的全盛时期为东周至汉代。东周时期的原始瓷鼎，主要出现在长江下游以南的吴越境内；春秋时出现了竖耳、浅腹、圆锥形足的瓷鼎，完全模仿铜器；秦至西汉初期的墓葬中，常见有以瓷鼎、盒、壶、瓿组合的随葬品；至西汉中期，瓷鼎、盒的数量明显减少，器形也有一些变化；到了西汉晚期以后，鼎与盒等仿青铜礼器逐渐停烧；而以罐、壶、瓿、盘、碗、钫、奁、洗、盆、勺等日常生活用器急剧增多，同时出现了屋、仓、猪栏、羊舍与牛、马、犬、鸡、人俑等原始青瓷明（冥）器和瓷塑，这些都反映了当时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和人们生活习俗的深刻变化。
西汉原始青瓷盆形鼎（见图），总高10。5厘米，口径15。5厘米，侈口、浅腹、圆锥形三足外撇、两只半弧形竖耳，口沿部分旋修细薄，腹部厚实，重心在下，安放平稳。胎质细腻，呈灰白色，为拉坯成型。器壁厚薄均匀，器形比较规整。该瓷鼎施灰釉，因为氧化钙含量高，釉的粘度降低，容易产生流动和剥落，可见聚釉成蜡泪状的青黄或黄褐色。根据该鼎的综合特征分析，可断为西汉初期的墓葬出土的随葬明（冥）器，因年代久远，加上在闽北山区湿地出土，釉层已腐蚀剥落将尽，只见鼎内的部分残存。尽管如此，该西汉原始青瓷盆形鼎仍不失为一件高古瓷的精品，可供大家鉴赏。
作者：收藏杂志社 来自：玉龙收藏网
方金代官印
金朝（1115～1234年）由我国东北地区历史悠久的少数民族女真族所建。1115年，在深受汉文化影响的渤海人杨朴辅佐下，女真族部落联盟酋长完颜阿骨打称帝，国号大金。1125年灭辽，两年后，又轻取北宋江山。从此与南宋、西夏鼎足而立，对峙百余年。
金代“行诏州总帅府事印”（1233年）
金建国之初，在征辽伐宋过程中，前后掠去辽、宋皇家帝后玺印40多种，文武百官印不计其数，这些印俱为金人所用。正隆元年（1156年）海陵王改革金朝官印，追缴袭用之辽、宋旧印。海陵王和金世宗时期（1149～1189年）成为金代官印的典范时期，官印铸造精工，外观平整光滑，很少见到气孔和毛刺。九叠印文干净利落、安妥工稳，水准不在宋印之下。其款识也是金印通例，即印背左侧刻造印机构名称，如少府监、礼部、尚书礼部、行宫礼部等，右侧刻铸印年及月，印台侧面刻印文名或兼印章的编号。
金朝晚期内忧外患，金廷只好扩充军队，增设军官，致使同一军职（如都统、副统、万户）和同一级军事机构（如万户所、提控所）的官印数量激增，为了便于颁发和管理，只好将同一名称官印按顺序编号。编号有两个系统，即五行（金、木、水、火、土）系统和千字文（天、地、玄、黄，宇……）系统。这种编号印主要流行于金末卫绍王至哀宗时代（1209～1233年）。编号少数如前述凿于印台之侧，如黑龙江兰西县出土一方“都提控所之印”，背款注明“光字号”；但多数将编号直接铸入印文，如河南淇县出土金哀宗完颜守绪正大五年（1228年）铸“提控所归字印”，背凿“正大五年四月恒山公府造”，侧刻“提控所归字印”。
作者：收藏杂志社 来自：玉龙收藏网
春秋战国玉器的鉴别
春秋战国玉器在中国玉器发展史中占有极为重要的位置。它一改商周王作那种简单古朴的风貌，创制了一大批造型、图纹及工艺风格都为之一新的艺术珍品，为我国玉文化谱写了光辉灿烂的一页。然而长期以来，在古玉的鉴定和研究领域，人们总是习惯地把春秋与战国时期的玉器，统称为春秋战国玉器，将其艺术风格，合并称为春秋战国玉作风格。近年来，随着考古工作的不断深入，新资料的不断丰富，从而使我们对春秋与战国时期的玉器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和认识。通过认真观察对比，我们不难发现，春秋与战国玉器在工艺和装饰等方面，确实存在着一定的差异。
一、春秋玉器：
由考古资料可知，春秋玉器是西周玉器的继续和发展。早期仍善用双阴线来刻划图纹，在装饰上则进一步强化了西周晚期出现的在某一造型内雕琢单一的或相互交缠同体的龙纹图样，从而使细小变形且纠集在一起的众多龙纹，经常出现在主体造型内，同时布局繁密，几乎不留余地。如河南光山县黄君孟夫妇墓出土的玉虎，其造型为扁平体的虎形，低首拱背，曲肢卷尾。虽说此虎神态有些呆板，无有太强的动感，但虎身上的装饰却格外引人注目。它除了在腹部、腮部、双肢列有少许几何纹外，通体满饰变形的龙纹，上下交错，左右呼应。这种独特的双阴线工艺及〃形中有形〃的装饰手法，在春秋早期玉器中极为流行，可谓春秋早期玉器的一大特色。
春秋中期以后，这种繁密的阴刻装饰线纹逐渐变得稀疏，并多以较宽的斜刀进行雕琢。到了晚期，线刻工艺逐渐减少，代之而兴的是去地隐起的浅浮雕技法的盛行。如山西太原金胜村晋卿赵氏墓出土的玉磺、玉佩等，不但工艺精细，琢磨光润，而且由于采用了浅浮雕的工艺技法和更加抽象简化的龙纹图案，所以使繁密的画面，通过高低起伏和有序的布局，更富有一种寓意深远的立体效果，增加了一定的神秘色彩。
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在春秋时期流行的寄生于造型内的繁密且抽象的龙纹装饰，随着人们审美意识和文化观念的改变，逐渐消失。正如吴棠海先生在《认识古玉》中所说：春秋晚期至战国早期盛行的胆龙纹眼睛退化，解体成云、谷相杂纹，并逐渐发展为谷纹、蒲纹、乳钉纹等工整规律的几何纹样。这里我们暂不讨论战国玉器中常见的云纹、谷纹是否是由春秋时的龙纹演变而来，只是可以肯定地说，春秋玉器画面上盛行装饰的繁密细小的龙纹图样，在战国时已不可出现（特别是在战国中期以后）。尽管目前战国墓中仍有类似玉器出土，笔者认为，它应是春秋时期（或战国早期）的遗物。因为艺术是一定时期社会现实的反映和缩写，所以，它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审美情趣、意识观念的改变，其风格也必定会推陈出新。也就是说，不同的社会时尚，必定会产生造就不同的艺术风格。玉器如此，其它工艺美术品亦如此。
二、战国玉器：
由于战国时期社会的变革、生产力的发展以及儒家赋予玉的种种道德文化内涵，所以使得战国时期的王公贵族，皆以佩玉为时尚。从目前考古资料可知，战国玉器较之春秋玉器品种更加丰富，它突破了春秋时期多以小件为主的装饰玉、葬玉等，出现了大型的玉磺、出廓玉壁、龙形佩、带钩等；工艺更加精细，玲咙剔透，并多以楼空、浅浮雕的技法、巧妙的构思和独特的造型见长；装饰更加多变，不但有谷纹、云纹等几何纹，还出现了螺璃纹、花叶纹及描写自然生活的图纹。同时战国玉器作品中的神兽造型，均饱含着一种紧张的气势，大大增强了内在的精神韵律，充分显示了战国时期各路诸侯躇踌满志、意欲争霸的凌云气概。
战国早期玉器以山东鲁国故城和湖北曾侯乙墓出土的玉器为代表。其工艺较前复杂，造型亦渐舒展，器体边角尖锐利落，特别是回首挺胸的龙凤形象也开始展示出了一定的动感。装饰图纹则多为较密集的去地隐起的谷纹、卷云纹等。有的谷纹周缘还刻划出一条阴线，甚至使之勾连。此时浅浮雕玉器去地并不彻底，多沿图纹而碾磨，因此产生了一种时隐时现、变化多佯的艺术效果。其中举世瞩目的曾侯乙墓出土的多节龙凤纹佩，更是战国早期玉器中不可多得的艺术珍品。该佩玉料细润，工艺精湛，通体长达48厘米，用５块玉料琢制而成。器面分别雕琢有龙、凤、璃等，并间饰几何纹。同时集阴刻、浮雕、镂空、接榫、碾磨于一器，工艺复杂，难度极大，体现了战国早期高度的治玉水平。
战国中晚期，玉器工艺经过不断地发展，越发呈现出一派辉煌的景象。此时玉料选择更加严格，洁白温润的和田玉比供较前增多。治玉工艺更加成熟，而且由于普近采用了金属类工具，所以战国玉器较之早期造型规矩整洁，器物边角犀利见锋，纹饰线条干净利落，决无拖泥带水之处。无论是浅浮雕、透雕，还是阴线刻划，均琢制得精益求精。特别是那张口挺胸、大幅度地扭动躯体的龙凤造型，明显地表现出一种刚健遭劲、勇往直前的气势和力度。如我们常见的镂空龙形佩、出廓玉壁和各式玉佩等，那细润的质地、新颖的造型设计、滴水不漏细致入微的雕工以及巧妙灵透的镂空、充满活力的线条和通体生辉的光泽，无不让人拍手叫绝，叹为观止。可以说战国玉器工艺的精细程度，在中国玉器史上达到了空前的高峰。
三、春秋战国玉器的区别：
春秋战国玉器在500多年的发展变化中日益进步，并呈现出了不同的艺术风貌。当然这种艺术风貌决不会是随着历史年代的划分而断然隔开的，比如战国早期的玉器依然遗留有春秋晚期玉器的风格，甚至有些作品十分相似，难以区别。但是当新的艺术风格和审美时尚一旦稳定之后，在整个艺术创作上便会出现一种潮流、一种趋势。这种潮流和趋势所造就的艺术特色，就是我们在鉴定中一定要掌握的最基本的东西。下面我们试从三个方面谈谈春秋与战国玉器的区别。
１、工艺：在制作工艺上，春秋玉器无论是造型、线条还是碾磨均显得较为浑圆。战国玉器则棱角刚劲明确，线条清晰利落，同时镂空技法的使用较春秋更加普遍，并且技艺格外精湛细致，就连楼空之外的内壁也琢磨的光洁明亮，一丝不苟。
２、装饰：春秋玉器善用众多的抽象变形、肢解整体的龙纹充填器物画面，从而显得繁密不透气，粗看似有一种似是而非的模糊感。战国玉器装饰图纹较为稀疏，常见的谷纹、云纹、勾连云纹、〃Ｓ〃形纹、绞丝纹等，线条舒展流畅，工艺精细入微，主纹、地纹均清晰可见，观后使人赏心悦目。
３、神韵：鉴定古代玉器，除了要掌握它的时代风格特征、工艺及装饰手法外，更重要的还应当细心体会其内在的神韵。就整体而言，春秋玉器在造型、构图、动态变化等方面较之战国玉器则显得神气不足，平静而呆板。战国玉器无论器面、边角或是布局，设计得当，通体皆灵，充满了强烈的动感和勃勃的生机。其实这种奋发的气势和艺术的活力，也是战国时代的精神所在，战国人的气质、思想、文化使然。
来自：华夏收藏网
瓷器鉴定的五大要领
瓷器鉴定是一门新的学科，文物考古工作者四十年来做了很多工作，发掘了很多古遗址、古墓葬，出土了大量陶瓷器，尤其是纪年墓出土的瓷器为我们鉴定提供了典型的标本和样板。陶瓷鉴定本身也是一门科学——器物学。国内一些大学目前教授这方面的课程，为陶瓷鉴定提供了科学的依据。我根据自己四十年研究陶瓷的亲身体会与经验，摸索出从以下五个方面鉴定瓷器，即瓷器的造型、纹饰、胎釉彩、款识、支烧方法。这五方面互为补充，不可偏废，偏重一方面而忽视其它方面鉴定便有误差。五方面联系起来看，对瓷器的年代、产地的判断，其可靠系数就比较大。下面谈谈五个方面的具体问题。
一 造型及纹饰
造型与纹饰二者密不可分，是鉴定瓷器的关键问题，抓住这两方面鉴定的可靠系数即可达85％，一般来讲，胎、釉、彩、款识、支烧方法只占很小的比重，但在某个时期有些器物则例外。
（一）魏晋南北朝瓷器的造型、纹饰特征
从墓葬出土情况可以看出，自汉代出现瓷器以来，发展到六朝时期，青瓷逐渐代替了青铜器、漆器。大陆很多省份的汉墓出土的陪葬品以青铜器、漆器占主要比重，而江南六朝时期的墓葬出土的器物绝大部分是青瓷器。表明青瓷已经成为当时人们日常生活的主要用具。出土的这一时期的瓷器，其造型、纹饰与汉代陶瓷、青铜器有很密切的继承关系。
西晋青釉洗，腹部有一条印纹饰，两面帖铺首衔环，具有明显的汉代特征。这类青釉洗出土数量很多。青釉三足尊，也饰有印纹饰，下为三个熊足，两面贴奔兽纹，另两面贴铺首，造型、纹饰也具有汉代特征。槅，汉墓出土有青铜槅、陶槅，器形特点为平底。西晋青釉槅胎体厚重，为拿取方便，底边镂空。西晋谷仓，上部中心为主罐，周围有四个小罐，是继承东汉五联罐和五管瓶造型而略加变化，上面浮雕佛像、鸟雀、动物，下部为罐。谷仓是墓主生前庄园情况的真实写照，也表示其企望死后能过如生前一样仓满粮食的富有生活。谷仓在江南地区稍大一点是吴、西晋墓葬中都有出土，有铭文谓之“廪”者，是装稻谷的，北方装谷的叫仓；虎子，汉代多有提梁，西晋保留了这一传统，采用立烧，口向上，臂部触地。东晋虎子也采用这种立烧法。圆虎子多为正烧。虎身一般刻划飞翅纹。西晋牛头罐，肩上有两个鼠形系，是这一时期比较少见的。从以上器物可以看出西晋瓷器的器形种类及装饰特征。造型上多取自汉代铜器、陶器，壶、罐一类器物造型比较矮胖。装饰上也借鉴铜器，多于壶、罐、洗、碗等器物的肩、腹部饰一条带状印纹装饰，间饰铺首衔环、兽纹等。
东晋瓷器种类与西晋相近，造型上的显著变化是器形向瘦高发展，肩部的系多为桥形，故称桥形系。装饰上以光素为主，少量器物的口沿、肩腹部、动物眼睛等部位点以褐色斑点，形成了这一时期器物的装饰特点。从最具有代表性的鸡头壶（罐）的演变，可以看出各时期瓷器造型与纹饰的特征。西晋鸡头罐，肩有双系，双系间饰鸡头、鸡尾。西晋早期罐的最大腹径在中间，以后重心上移，最大径在肩部，腹径与罐的高度大体相近，所以给人以矮胖的感觉，肩部有印纹饰，东晋鸡头壶盘口，壶颈较长，桥形系，有的壶口沿饰褐斑，鸡头有颈约一寸左右，鸡尾则演变为壶柄，壶的高度明显大于腹径，故给人以瘦长感觉。除青釉以外，还有黑釉鸡头壶。黑釉在汉代已经出现，东晋继续烧造，目前发现烧黑釉的仅有浙江的余杭、德清两窑，两窑同时也烧青釉。到南朝时期，鸡头壶壶身更长，柄向上发展，装饰上出现复线莲瓣纹。莲瓣纹的出现与东汉佛教传入有关。这一时期其它器物如盘、碗、罐等也有饰有莲瓣纹，形成了这一时期的装饰特点。东晋除鸡头壶以外，还有羊头壶，其数量少于鸡头壶，但目前出土数量逐渐增多。香薰，两晋墓出土不少，西晋造型继承汉代特征，球体上镂孔，球体与承盘之间有三足。东晋改为以支柱连接球体与承盘。
南朝仰覆莲双系壶，短流、柄上翘，出土数量不多。北方青瓷以河北景县封氏墓出土的莲花尊为代表。莲花尊北魏墓出土两件，北京故宫博物院、中国历史博物馆各收藏一件。通体饰上覆下仰的莲花，洞窟艺术中的飞天也出现在莲花尊上，还有团花、兽面纹、叶纹等，装饰极为丰富。莲花尊南方亦有出土，却没有北方的气魄雄伟。北方莲花尊胎体厚重，釉厚的地方近于黑色。可以肯定，南北朝时期，南北方都烧造这种器物，但窑址在南北方都未发现。河北只发现有类似莲花尊特征的标本，在山东淄博窑发现了浮雕莲花瓣，这只是一点线索，还有待进一步调查。北朝青釉莲花罐，上有浮雕莲瓣，莲花瓣是印好后贴上去的，肩部有六个桥形系，是沿用东晋时的样式，但较东晋时的粗壮。这类器物出土日益增多，北朝晚期釉中含铁量较低，故釉色为浅青色，与隋代的较为接近。北朝贴花罐，含铁量高，釉为黑褐色并有窑变。河南北朝北齐墓出土的黄釉绿彩罐，是唐三彩的前身，唐三彩一般为黄、绿、白（蓝）。其发展过程是：从汉代单色釉到北朝的黄釉绿色再到唐三彩。北朝褐釉印花扁瓶，高7厘米，两面印舞蹈人物纹，其人物形态、串珠纹具有西亚地区风格。此种扁瓶北朝晚期出现，隋唐都有烧造。
南北朝时期瓷器继两晋继续发展，可喜的是北方瓷发展起来，而且有一些质量很好的器物。它改变了以往仅靠南方烧造瓷器的局面，同时为北方瓷器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二）隋、唐、五代瓷器的造型、纹饰特征
隋青釉印花四系壶，高35厘米，盘口、长颈、长圆腹、平底。肩部四个双条形系，颈、肩、系、腹部作四层印花装饰，印花为扇形花瓣组成的团花和叶纹。这是隋代瓷器的装饰特点。釉施至腹部，下半截露胎，是隋代青瓷施釉的一般规律。湘阴窑、淮南窑、安阳窑产品多采用印花装饰。常见的有朵花、草叶、莲瓣、几何纹等，多为独立的花、叶，连续的花纹不多见。
隋青釉高足盘，南北方瓷窑皆大量烧造，是隋代具有代表性的器形。隋青釉四系罐，施半釉，肩有四个双条形系，系高于罐口，是隋代器物的造型特点。
隋白釉龙柄双联瓶，可谓北方白瓷的代表。双瓶相联，以龙为柄，龙张口，双双衔住瓶口，造型生动。此瓶胎色较白，质地坚硬，施釉不到底，釉层薄而微微泛黄。自北朝北齐出现长颈瓶以来，至隋代瓶式更为丰富，以后历代均有烧造，造型各不相同。
唐代青釉黑斑壶，壶身画圆圈纹，系唐代特征。黑褐斑装饰西晋晚期出现，东晋盛行，唐代沿用，但数量不多。吴越王钱氏墓出土薰炉等两件大器，顶、盖镂空，周身用褐彩绘云头纹，是晚唐时出现的。浙江青釉壶，短流，平底，双带形柄。青釉玉璧底碗，碗壁45度斜出，点褐斑。窑址未发现，只能定为浙江产品，日本出光美术馆有收藏。
唐代北方盛行白瓷，白瓷器物腹部丰满，平底。平底无釉是唐代瓷器的特征，青、白、黑釉都如此。到唐代晚期，出现少量圈足器物。定窑壶，短流，双条形柄，腹部丰满，平底，河南、西安的大型墓葬出土较多，河北唐墓亦有出土。唐代定窑白釉碗，玉璧形底，有的为唇口，这种碗出土于公元763～840年间的墓葬，说明盛行于这80年间。除白釉外，还有青釉玉璧底碗。邢窑白釉盏托，五出口，卷荷叶边。五出口器物还有盘、碗等，是唐后期开始出现的，直至五代。唐中期以前碗为四出口，器里凸起四条线。北宋器物为六出口。因此，从器物口部花口四出、五出、六出就可以判断出它们是唐中期以前、晚唐、五代或宋代的器物。花口碗是在胎半干时用工具按出几条线，外为阴线，里为阳线。邢窑五出口碗是晚唐、五代之间的产品。
唐青釉凤头壶，收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造型、纹饰受波斯文化影响，又有所区别。柄、流用中国传统的龙、凤装饰；纹饰中人物形像为西亚人，花叶与南北方青瓷亦不相同。北方青瓷中有40年代出土的凤头壶。除青釉以外，三彩凤头壶比较多，以洛阳、西安两地出土得为大宗，很多已流传到日本等国家。宋代仍有凤头壶，福州宋墓出土的白釉凤头壶，没有贴花装饰，亦无柄，只保留唐代凤头壶造型的遗风。
青釉鱼形瓶，唐代后期开始出现，越窑、广东梅县窑、湖南、长沙窑都有这种器形，三彩亦有这种器形。瓶以双鱼为身，背部有脊，并刻划鱼眼、鱼鳞，有的脊呈水槽形，可以穿带提起。到五代，定窑还烧制白釉双鱼瓶。
海棠式杯，是唐代常见的器形，口部为四瓣花口，杯外刻线，里有凸线。越窑、长沙窑、邛窑都烧制这类杯。上海博物馆收藏一件越窑青釉海棠式杯，口径30厘米，是国内最大的一件。传世品中小海棠式杯较多。
长沙窑贴花壶，贴棕榈树及两只飞鸟，贴花装饰最早见于唐三彩，在瓶、罐等器物上先贴花，后上釉。贴花一般采用局部帖花，内容有奔兽、狮子、团花、宝相花等，与丝绸印染有关。唐乾封三年（668年）白釉帖花钵，比长沙窑早，纹饰风格亦有西亚遗风。长沙窑的贴花有棕榈树、栏干、舞蹈俑和葡萄等纹，并有贴花的陶范出土。长沙窑白釉绿彩器产量多，用绿彩绘花草、菱形、几何、山形纹。白釉绿彩是北方河南、河北地区经常采用的装饰，但多点彩或条彩，以绿彩画纹饰的还没发现。长沙窑釉下彩绘装饰是其首创，它的出现对以后的磁州窑、吉州窑有很大影响。长沙窑釉下彩绘以氧化铜、氧化铁做呈色剂，绿色是氧化铜，红色、褐色是氧化铁。氧化铁在釉下呈褐色，在釉上呈红色。呈红色的器物长沙窑出土有十几件，纹饰有花奔、禽鸟、动物、龙纹。长沙窑以诗词作装饰的也很多。婴戏纹注壶，绘一孩童持荷奔跑。仅发现一件，婴戏纹在唐代尚属少见。长沙窑壶，短流，流一般呈八方形。北方邢窑、定窑的壶，流为圆形。越窑壶，流有八角、圆形。长沙窑壶，壶身为六瓣瓜棱形，双带形柄，流比唐代其它瓷窑产品略长，造型上仍具唐代遗风，实际上是北宋早期的产品。
花瓷拍鼓，在河南鲁山窑发现大量腰鼓残片。除鲁山窑外，河南禹县唐代也烧拍鼓，与鲁山窑产品有共同特征，都是黑地月白色斑纹，鼓身饰有七条弦纹。此外，陕西耀州、山西交城也烧拍鼓。除以上四个窑以外，估计还有窑烧这种拍鼓。传世的陶俑中，有作拍鼓动作的，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唐代音乐发达，宫廷乐队多，乐器需用量大，拍鼓正是应这种需求而生产的。花瓷除拍鼓以外，还有黑地白斑罐，月白地黑斑罐，茶叶末釉地月白斑壶、罐，是利用釉中含铁量的不同，而产生出的不同的色调效果。禹县、内乡（邓窑）、鲁山都烧花瓷器物，但产量最大、质量最好的还是鲁山窑。
唐代绞胎枕，是利用二三种不同颜色的泥组成花纹装饰。这类枕底部有铭文“杜家花枕”或“裴家花枕”。由此得知，这种枕唐代称之为“花枕”，杜、裴为作坊姓氏。上面的小圆圈图案是模仿金银器、漆器的。在陶瓷发展史上，瓷器受其他工艺品影响的例子是比较常见的。
（三）宋、辽、金、元瓷器的造型、纹饰特征
越窑六瓣棱形壶，周身分六等分，通体刻划双复线莲花瓣，与其它窑不一样，是越窑宋代早期常见的形制。五管瓶，最早见于越窑，以后龙泉窑、景德镇窑，河北、河南的磁州窑系诸窑都烧制五管瓶。最早的五管瓶五管较短，以后逐渐向长演变。北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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