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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春秋-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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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齿着于树”！想想吧，想想吧。）
……
盛大、永恒的城——《东京梦华录》
《东京梦华录》，一部奇书。
在星光灿烂的宋朝，在陆游、辛弃疾的宋朝，这个叫孟元老的人本来不会被我们看见。但是，有一天，孟元老决定写一部书。这时已是南宋高宗绍兴年间，“靖康耻，犹未雪”，而逃到杭州的河南人已经安居乐业；他们有时也会谈起家乡，那座丢失在万里河山之外、二十年时光尽头的大城——东京汴梁；他们常常发生争执，每个人心中都有各自不同的汴梁，尤其是那些年轻人，东京沦陷时也许只有两三岁甚至还没有出生，但他们和21世纪年轻的网民一样，固执、热情地相信种种道听途说。
孟元老这时五十多岁了，他曾在东京度过了二十三年，他预感到那座大城将第二次丢失，丢失于人们的记忆和传说之中；他本非文人，但他决定写一部书，把东京保存在书中。
这就是《东京梦华录》。在文学史上你大概找不到这本书，它是可以忽略不提的，它与那伟大的道统和文统并无关联；这不过是一个身份可疑的老混混儿的无聊之作，文字鄙俚、笨拙，章法平板如流水帐或菜谱或戏单，最要命的是这里没有“精神”，没有“情思”、“感怀”，也几乎没有什么主观痕迹……
但正因如此，《东京梦华录》被我反复阅读。我穿行在近千年前东京汴梁的大街小巷：宏伟的宫观，鳞次栉比的店铺，灯红酒绿的妓馆，我苦苦寻找一个人，那个叫孟元老的人，那个无所事事的玩主，他必定从清晨到深夜都在东京城内游荡，他必定如蜂蝶般追逐每一处红尘滚滚的热闹、每一处花团锦簇的繁华。
——他像张岱。但和张岱不一样的是，他着意把自己在繁华热闹中隐藏起来。所以整本《东京梦华录》，除《序》之外，没有任何一处出现第一人称。只有一次，他差点被找到了，那是在一家饭馆：
吾辈入店，则用一等琉璃浅棱碗，谓之“碧碗”，亦谓之“造羹”……
——太奸诈了。“吾辈”也就是“我们”，孟元老混在几个酒肉朋友之间一闪而过，你还是不能把他辨认出来。
所以，《东京梦华录》笨拙的叙述中埋藏着一个本雅明式的主题：个人消失在都市的浩大人群中，他没有名字，没有面目，当然也没有“主观”。
古人不知本雅明，他们也就不理解孟元老。孟元老的冷漠几乎是令人恼怒的，行文中不仅没有国破家亡的感慨，“且记中尝及童蔡园第、后家戚里，当时借权灼焰，诱乱导亡之事，绝不因事而见，此盖不得杨衔之《洛阳伽蓝》法耳”（明秘册汇函本胡震亨跋）。
也就是说，该老兄谈到蔡京、童贯之类导致北宋败亡的元凶时居然也是不痛不痒，若无其事，他该向写《洛阳伽蓝记》的杨衔之学习，好好提高政治觉悟。
但杨衔之是作官的，是主流文人，抚今追昔、总结教训原是他的本分，孟元老不过一介平民，对政治既不在行亦无兴趣，他喜欢的事是：吃，看戏，逛街，从他对相关门径节制而准确的叙述来看，他还是青楼的常客。
所以，孟元老笔下的东京是浩大人群的东京，也是物质的东京、“商品极大丰富”的东京。他的流水帐式的笔法也许是由于笨拙，但也许正是这种物质之名的冗长罗列使这座大城成为“物”的奇观：
（大相国寺内）庭中设彩幕露屋义铺，卖蒲合、席、屏帏、洗漱、鞍辔、弓剑、时果、腊脯之类。近佛殿，孟家道院王道人蜜煎，赵文绣笔，用及潘谷墨，占定两廊，皆诸寺师姑卖绣作、领抹、花朵、珠翠头面、生色销金花样头、帽子、特髻、冠子、条线之类。殿后资圣门前，皆书籍玩好图画及诸路罢任官员土物香药之类……
——现在的读者已经不知某些名目的所指，但是你知道这就像进了百货公司，“物”正无穷无尽地涌来……
孟元老的记忆有一种隐蔽的偏执，他不厌其烦地罗列物品，不厌其烦地历数店铺的名称；写到皇家礼仪和四时节庆时，他专注地铺陈种种程序性的细节，他的琐碎和具体是如此盛大，以至那座名叫东京的大城不像是伫立在某时某地，而像是由词语精密复杂地堆砌。这位建筑者是个疯狂的家伙，他就像卡尔维诺笔下向忽必烈汗讲述远方城市的马可·波罗，让一座城市在符号的坚硬光芒中呈现。
但有一个问题：孟元老会不会在他笔下的东京迷路？
出朱雀门东壁，亦人家。东去大街、麦秸巷、状元楼，余皆妓馆，至保康门街。其御街东朱雀门外，西通新门瓦子以南杀猪巷，亦妓馆。以南东西两教坊，余皆居民或茶坊。……过龙津桥南去，……东刘廉访宅，以南太学、国子监。过太学，又有横街，乃太学南门。街南熟药惠民南局……
如此一路行来，你还分得清东南西北吗？孟元老大概是不会迷路的，但他却把我们带进了错综复杂的迷宫，然后他就消失于茫茫人海。
“迷宫”，这应该不是孟元老的本意，他在努力把话说清，但就在这个过程中，文字本身失去了方向感，我竭力辨认，我感到身处21世纪的北京某处陌生的街道，深夜无人，梦魇正悄然降临……
——这就是孟元老的东京，在我的叙述中，它变成了本雅明的东京、卡尔维诺的东京、博尔赫斯的东京，变成了词语之城，变成了物质与人群的迷宫。这座城盛大、永恒，因为它是12世纪的东京汴梁，也是直到21世纪的一切大城。
所以，《东京梦华录》是一部奇书。当年的东京被黄河泥沙掩埋，沉睡在今日开封的地下，而这本书也同样沉睡……
赏心乐事谁家院
把春秋战国放一边，今夜且说《牡丹亭》。
《红楼梦》里，花已葬了，宝玉据说有应酬，兴头头凑到姐姐妹妹堆里去了，剩下黛玉一个在园子里寻寻觅觅，正好就听到梨香院里笛韵婉转，歌声悠扬，偶然两句吹到耳内，明明白白，一字不落：
“原来姹紫嫣红开遍，似这般都付与断井残垣。”
再听还有两句：“良辰美景奈何天，赏心乐事谁家院。”听得个大小姐心动神摇，如醉如痴，不免又哭了一泡。
哭什么呢？问林黛玉她未必说得出来，问红学家，他们倒是能说，你却要捂着耳朵跑，想必就是黛玉同志在与封建礼教的艰苦斗争中感到孤独、迷茫，云云。
这么揣测不是毫无根据，前几日看昆曲《牡丹亭》，戏单子上就把杜丽娘尊为反礼教的斗士。反封建、反礼教，这是通行了近百年的信条，我不敢非议，我只是觉得如此看《牡丹亭》和如此看《红楼梦》都未免是猪八戒吃人参果，吃也吃了，不知滋味也。
古人和今人一样，都爱说大道理也都讨厌大道理，比如《牡丹亭》里，一上来杜丽娘她爹就板着脸教训：整天睡懒觉，不好好读书，这孩子怎么这么不上进！这和此时的爹是一样的口吻，当然不招人喜欢，但恐怕一百年后的爹也还是这么说话。
于是问题少女杜丽娘就不得不爬起来读书，读书之余就“游园”、“惊梦”，就被一片落花吓掉了卿卿性命。
我在台下摇头晃脑听到这儿，几乎要跳起来：汤显祖汤先生啊，如今可是二十一世纪了，你让中国人民怎么相信天下还有这么脆弱的水做的人儿？何况据说她还是反礼教的斗士！
——这就是今人和古人的重大不同，在古人，比如汤显祖、曹雪芹和杜丽娘、林黛玉看来，这个红尘滚滚、良辰美景的世界是真的托在一朵花上，它随时会坠落、陨灭，“落花流水春去也，天上人间”。
这是绝对的幻灭感和绝对的脆弱感，在《红楼梦》中，黛玉听到的正是《牡丹亭》的曲子，中国古代文明中两个最脆弱、最敏感、最阴柔的灵魂必然相遇。
脆弱有什么好？值得你摇头晃脑地赞叹？看官必会如此断喝。我承认，脆弱没什么好，我正在努力将自己锻炼成钢铁战士，我要说的只是，对脆弱没感觉肯定是看不懂《牡丹亭》、《红楼梦》的，看不懂《牡丹亭》、《红楼梦》当然不要紧，比较要紧的是，一种丝毫没有脆弱感的文明，其中所有的人都会像吃了伟哥，兴致勃勃，亢奋折腾，热火朝天地瞎忙活，死气白赖地硬挺着，硬挺着为什么，没人知道。
所以，今夜且听《牡丹亭》，昆曲是软的，颓的，在无穷无尽的水磨缠绵中，姹紫嫣红开遍处，终付与断井残垣，走过了三生路，便是曲终人散，茫然四顾，问一声：“赏心乐事谁家院”？
一世界的热闹，一个人的梦——《陶庵梦忆》
1。张岱喜欢的事是：深深庭院，眼神波俏的丫鬟，繁花和少年，华丽的衣裳，骏马奔跑的姿态，神奇的灯，烟花在幽蓝的夜空中绽放；还有梨园歌舞，紫檀架上的古物，雪白的手破开金黄的橘子，新绿的茶叶在白水中缓缓展开，这些都是张岱喜欢的事。
2。张岱还喜欢锣鼓吹打，喜欢人群。浩大的、如粥如沸的人群，其中有张岱。张岱叹道：人太多了，太挤了，太闹了。但人群散去，天地大静，一缕凉笛绕一弯残月，三五人静坐静听，其中亦有张岱。
3。张岱是爱繁华、爱热闹的人。张岱之生是为了凑一场大热闹，所以张岱每次都要捱到热闹散了、繁华尽了。
4。张岱，字宗子，居绍兴，生死于明清之际。家世殷富，少有捷才。然学书不成，学剑不成，学节义不成，学时文不成，学仙学佛，学种地，皆不成。时人呼为废物、败家子、蠢秀才、瞌睡汉，到老了，一言以总之，呼之曰：死老鬼！
5。张岱之后百年，有贾宝玉生于金陵。张岱所爱亦为宝玉所爱，宝玉之阅尽大观正如张岱凑够了热闹。该二人皆有与生俱来的冲动——成为“废物”，“废”了自己。故异史氏曰：宝玉岂“死老鬼”张岱投胎转世欤？张岱又字石公，莫不就是大荒山青埂峰下女娲补天所遗的一块废石？
6。张岱毕生足迹，南不过绍兴，北至兖州。山东、江苏、浙江，由圣人发祥之地到六朝金粉、湖上风月，地图上狭窄的一条正是古中国文明的中心。时当晚明，据说资本主义在此萌芽了，据说这萌芽又被掐掉了。但是——
9。张岱和他的人群正无边无际地欢乐。鲜花着锦，烈火烹油。他们不知道北方的蛮族正撞击帝国的长城，不知道一个下岗驿丁的身后正聚集着更广大的人群，这是一支沉默、饥饿、仇恨的大军。
10。张岱不知道。张岱知道的是：这世界正在瓦解，天柱欲折，四维将裂，张岱在内心深处等待那一刻。那和满洲的铁骑无关，和李自成的义旗无关，和历史无关，那是白茫茫大地真干净，是尘埃落定。所以——
11。张岱和他的人群见证了“末世”。他们见证无限的美、无限的繁华、无限的精致复杂，见证了缓缓降临的浩大的宿命。休说是王朝鼎革、人事浮沉，这种宿命的末世感将穿越康乾盛世，结出一朵最美的花，所谓“阆苑奇葩”：《红楼梦》。《红楼梦》是无数梦的影子，其中有张岱的梦。
12。张岱晚年耽于梦。鸡鸣枕上，夜气方回，五十年来，总成一梦。痴人说梦，遂有《陶庵梦忆》。
13。张岱此时国破家忘，流离山野。所存者，惟破床一具，破桌子一张，折腿的古鼎，断弦的琴，几本残书。还有梦。还有用秃笔蘸着缺砚写下的字。字迹想来是枯淡的，但应是依然妩媚，如当年旧事藏于白头宫女眼角眉梢。
14。张岱真正喜欢的事是：
☆‘文‘☆；
☆‘人‘☆；
☆‘书‘☆；
☆‘屋‘☆；
☆‘小‘☆；
☆‘说‘☆；
☆‘下‘☆；
☆‘载‘☆；
☆‘网‘☆；
文字。
15。张岱好文字。不是那种正大的好，是纨绔子弟的那种好。好得有点儿赖皮，好得不讲道理。明代小品，文字通常是放得开了，但二袁其实还是官员气派，作爽朗作洒脱，自高处平易近人；至于竟陵诸家，越放开越别扭，如仆人扮老爷，手脚不知何处安置。倒是张岱，便是赖皮，便是不讲道理，也是娘胎里带来的随便。
16。张岱文字快。他喜用排比，快时直如大珠小珠落玉盘，目不暇接。张岱爱热闹，文字也热闹，眼观六路，下笔如飞，无黏滞、无间断。小品文字，写慢容易，写快难。快而又磊磊落落、跌荡流转如张岱者，尤难。
17。张岱纨绔也，故有霸蛮气。行文如操刀，造句如欺男霸女。如《报恩塔》起首一句：“中国之大古董，永乐之大窑器，则报恩塔是也。”如《筠芝亭》：“筠芝亭，浑朴一亭耳，然而亭之事尽，筠芝亭一山之事亦尽。”此类句子均如一声断喝，当者披靡。
18。张岱在文字中注视他的城郭人民，他失去的一切，他权当未曾拥有的一切。他竟无怨愤、无哀伤。偶而张岱会感慨，但也只是一声轻叹。明季遗民中少有如张岱这般没心没肺。但张岱的没心没肺有更广大的境界：冬天降临时，凋谢的花、殒命的鸟何曾哭天抢地？而这古老文明的荒凉冬天已经来了。
19。张岱于崇祯二年中秋次日途经镇江。日暮时分，至北固山：
月光倒囊入水，江涛吞吐，露气吸之，噀天为白。余大惊喜，移舟过金山寺，已二鼓矣，经龙王堂，入大殿，皆漆静。林下漏月光，疏疏如残雪。余呼小仆携戏具，盛张灯火大殿中，唱韩靳王金山及长江大战诸句，锣鼓喧填，一寺人皆起看。……剧完，将曙，解缆过江。山僧至山脚，目送久之，不知是人、是怪、是鬼。（《金山夜戏》）
——这就是张岱的生命和生活，一场大静之中热闹红火的戏。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
事去雨潇潇——《板桥杂记》
《板桥杂记》，余怀著。
板桥即长板桥，在秦淮河上，过桥西去即为“旧院”，“一带妆楼临水盖，家家分影照婵娟”，在明代，那是烟花繁盛地，现代汉语中，那叫“红灯区”。
余怀高寿，活到了八十岁，殁于清康熙三十四年。在漫长的后半生，余怀看着旧院化为废墟、化为菜地，那里主要出产一种“瓢儿菜”。他写了一本《板桥杂记》，回忆昔日的浆声灯影、风月无边。
——这就让人想起他的同代人张岱，《陶庵梦忆》也是寻那旧梦。但张岱的文章更见性情，更有光芒，以我的趣味，我是不太喜欢余怀的简朴。然而，《板桥杂记》中总有一些因素令人不能释怀，也许这些因素并非此书独具，但正巧在这本书里我感觉到了它们。
《板桥杂记》是一份“伪史”。明清易代，天地翻覆，大批文人隐于江湖，以“遗民”自命，便是进了新朝庙堂，骨子里仍有遗民气。社会精英的自我放逐，这是清代前期危及皇朝统治合法性的主要问题，经过康、雍、乾三朝的怀柔与威迫，经过一百多年的太平消磨，这个问题才算大致解决。
所谓“解决”，我指的是清朝终于被纳入我们的历史秩序，我们承认，在“历史”这部大书里，明朝这一章结束了，清朝是它正当的接续。但这是我们现在的看法，对清初的文人来说，他们的真实感觉是，“历史”中断了，他们不幸掉进了一个时间的空洞。
清初知识分子的主要精神诉求就是填补这个空洞。他们必须克服虚无，必须使自己的过去和现在有意义。但这真是难啊，儒生们一向自认为是历史的主体，而明清易代之时一个触目惊心的事实正是这个“主体”的缺席。我觉得，晚明文人当时主要做了两件事，一是写诗嫖娼，二是结伙骂街，他们鲜明的自我意识和对政治、道德“正确性”的执着与他们的无能、偏狭和虚矫真是相得益彰。
“大明江山一座，崇祯皇帝夫妇两口”就这么断送掉了，这时再谈什么东林、复社还好意思理直气壮？死了也就罢了，活下来的人还得讲故事，这个故事很难讲，为难的结果，就是一大群江南名妓、一大串风花雪月的事被记叙下来，进入了历史。
文人们躲在女人身后，他们的自信心崩溃了，他们无法给出他们自己在历史中的意义，于是，他们一是宣布历史中断，二是把意义问题偷换为审美问题，后一着正是他们拿手的，他们都是风流才子啊。
所以，《板桥杂记》是“伪史”，这就相当于一个当代文人沉痛讲述他在三里屯怎么泡吧、泡妞，并且断定这一切都有历史意义。但惟其是“伪史”，这本书变得有趣了，一边是宏大的历史叙事，一边是风月场上的个人见闻，前者是传统文人的说话方式，后者是他们的生活方式，这里有冲突、有矛盾，余怀老先生努力把它摆平。
如果是个现代作者，这本书可以写成几十万字，但在余怀手下，它只有一万多字。余怀所知甚多而所说甚少，现代人的文章通常是所知甚少、所说甚多。古人的眼光拉得很长，一望几十年，看的是关〖TXT小说下载：。。〗节、筋络，我们的眼光短，看的是此时，是皮肤。当然，余怀这么写有他深思熟虑的考量，由关节、筋络，人物直接呈现为命运，那是枝头的花委于污泥，历史的大风雨催折万物。
——卑微的小人物、卑微的小女子与历史发生了肯定性的关联，这是传统文人作为历史讲述者和守护者的一次重大退却，在那以前，女人是祸水，是干扰历史正常运行的邪恶因素；而在明末清初的记叙中，美丽的女人们成了飞翔于大毁灭之上的神女，文人们不得不抓住她们的衣带，分享她们的美、魅力和无辜……
想想吧，关于晚明，如果删除了那些女人，对剩下的那群衣冠男人我们其实就没什么话可说了。他们自己想必也意识到了这一点，于是，钱谦益、吴梅村、余怀等等于此津津乐道，他们似乎是在与历史做一笔交易，以微妙的性感因素换取自身的在场。
《板桥杂记》写得简朴、清艳，时间已经磨蚀了记忆中刺目的繁华，同时这也是为了使这本“狭斜之是述、艳冶之是传”的书具有“史”的庄严，所谓“一代之兴衰、千秋之感慨”。文言文本来就有一种遮蔽生活真实质地的功能，不管什么事，文言的锦缎覆盖，自然就雅起来，静下去，消了烟火红尘。但《板桥杂记》偶或也会露破绽，忽然冒出一句大白话：
顾喜，一名小喜，性情豪爽，体态丰华，趺不纤妍，人称为顾大脚，又谓之肉屏风。
最后这两个外号殊不雅驯，但恰恰由此你能感到扑面而来的欢场气息，那是未经诗化的，是粗俗的，是直接的感官和身体，与历史原没什么关系。
——雨中过常熟，见路边两堆荒冢，同行者告我，那是柳如是和钱谦益，柳“爱国”，所以墓前有牌坊，钱“不爱国”，原先是没牌坊的。“人稀春寂寂，事去雨潇潇”（王士祯《寻旧院遗址》），便想起陈寅恪，想起《板桥杂记》。
显得你的药便不灵了——《笑林广记》
先说一个段子：
三人同卧，一人觉腿痒甚，睡梦恍惚，竟将第二人腿上竭力抓爬，痒终不减，抓之愈甚，遂至出血。第二人手摸湿处，认为第三人遗溺也，促其起。第三人起溺，而隔壁乃酒家，榨酒声滴沥不止，以为己溺未完，竟站至天明。
这段子题为《恍惚》，见于《笑林广记》卷之五《殊禀部》。恍兮惚兮，神思不属，此等迷糊在古典文学中被充分书写，寻寻觅觅，千回百转，文人们写得美、写得缥缈，当然有时不免于酸。但在我看来，说“恍惚”说得最透彻的还是这个段子：大脑的某个部位醒了，另一个部位还睡着，他知道痒，他却不知道抓的是别人的腿；他听见滴沥，却不知滴沥的不是自己的尿。
于是，“恍惚”由精神和审美的境界忽然被拉回了地面，它重新成为一种肉体经验，它与肉体的麻痹和感觉的失调有关，它不再是潮湿和纯粹的云雾，它是机械性的混乱。
——我设想，加缪读过遥远东方的这个故事，《局外人》中就密布着物质的、身体的“恍惚”。
《笑林广记》，中国古代的段子汇编，宋时已有刻本，后经不断增补，目前所见的最完备的本子成于清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这是一部没有作者的书，或者说，每个作者都自愿放弃了对作品的权利，他无名、他消失，他让声音在嘈杂的人群中秘密流传，最终变成一种飘零的、近于自然的存在。
段子，或者叫笑话，有一个发生学的疑难。我查阅手机短信，我接到一个又一个段子，我常常疑惑，谁是一个段子的作者？一个段子在流传过程中会被修订，会有相互差异的众多文本，但在最初，它应该是有一个作者的，他第一个写出了它或说出了它。
那么，为什么？他的创作冲动从何而来？他没有稿费，没有版权，他也不会因此出名，他为什么要“创作”？
因为快乐，是的，单纯的快乐。这种快乐很大程度上恰恰来自作者的无名。无名，所以不负责任，所以胆大妄为，超越任何言说的禁忌，所以粗俗、残酷、狭邪、放荡。
——这难道快乐吗？我现在写的是一篇署名“李敬泽”的文章，我要郑重强调，快乐应该是文明的、健康的、合道德的、有节制的。
然而，人是不完善的，人有弱点，人的最不可克服的弱点就是他有肉体，比如一个人呱唧呱唧吃，然后再稀里哗啦排泄，我认为这很不雅观，但不吃不行、不拉不爽，一个人一生之中大部分时间其实是在忙着这些不体面的事。
所幸人是有“精神”的动物，我们在口头上、在文字上体面，我们可以假装肉体不在，把它封闭在沉寂的区域，然后径自飞向某个意义的高度。
——但真的沉寂了吗？在沉寂中或许还有窃窃私语？每个社会、每一种文明都拥有“正文”之外的隐秘的语言生活，人们悄悄地在言说中感受肉身。肉体的沉重、僵硬、不协调、不纯粹、不可自主，这一切是人的弱点，也是人与人平等的底线，也就是说，进了澡堂子，裸裎相对，人人没有名字，肉身你有一具我也有一具，谁也别装孙子了，一切“高度”都取消，一切价值等级都拉平，这难道不快乐？这是一种在理性、文明之外的快乐，是被禁忌和冲破禁忌的快乐。
《笑林广记》因此具有特殊的重要性，它是黑暗中的笑声，是天理遮蔽下的人欲，是我们前人的肉身。
回到了肉身，人和人之间的一切隔阂都被打破。读一本唐宋八大家的书，你常会感到它离你很远，你很难走近它。读《笑林广记》，你却毫无障碍，好像那些段子刚刚发到你的手机上，你微笑或大笑，透彻地领悟那些语言的诡计和花招。
乘一架时间机器回宋朝，你和苏东坡、和宋江李逵其实没什么话说，但是有段子，段子能让穿宽袍扎幞头的人与西装革履的人同时发出笑声。
——将近一千年了，人间换了。
但人真的改变了吗？
我所读的《笑林广记》是光明日报出版社一九九三年五月第一版，一位当代的校点者在《前言》中说：
《笑林广记》……其内容不是一人一世的创作，而是广大劳动者共同创作的产物，是劳动者智慧的结晶。它产生于民间，创作于人民。这足以说明它的文学性、人民性。人民需要生活，需要真实，需要艺术，需要快乐。
我觉得该先生要么是太老实，要么就是搞笑的高手。“人民需要生活”，这话说得有趣得紧，“人民”是否需要“生活”我不知道，我倒知道人大概是需要段子的。不知在什么地方我说过“把日子过成段子”，这话被黄集伟先生引了去广为散播，似乎是为当今的段子大流行张目，其实我没倒那么疯，用那位校点者的话说，我只是觉得应该让“劳动者”发挥他的智慧，这是一种避免焦虑至死的智慧。当然，如果一个人一天非得听或说七八个段子才能过，那也许说明他非常不快乐，以至于他如此地需要快乐。
——话说到这儿，我自己都糊涂了，只好从《笑林广记》上抄个段子了事：
一方士专卖迷妇人药，妇着在身，自来与人私合。一日有轻浪子弟来买药，适方士他出，其妻以药付之。子弟就以药弹其身上，随妇至房，妇只得与伊交合。方士归，妻以其事告之。方士怒云：“谁教你就他！”妻曰：“我若不从，显得你的药便不灵了。”
说八
题为《说八》，可说八卦、八爪鱼、八旗子弟，也可以说八达岭、八音盒、八国集团首脑会议，甚至说“发”也不算跑题。想来想去，决定说八股。
唐代发明了科举，这在当时是文明史上创新、先进的制度设计，从此，考场之上人人平等，穷孩子只要脑瓜灵、肯上进，祖坟冒青烟，也能出人头地。唐代之前，中国乱了几百年，白骨蔽于野，千里无鸡鸣，重要原因就在于九品中正，纨绔当道；一个社会，如果我爹掌印把子，我还掌印把子，这问题还不大，但如果他爹是卖豆腐的，他就注定卖豆腐，上进的路向最广大的人群封闭，这就问题甚大，卖豆腐的儿子憋急了就会揭竿而起，举着切豆腐的刀杀开一条血路。有鉴于此，唐太宗兴科举，一得意说了句真心话：天下英雄尽入吾毂中！后来的英雄们认为，此话充分暴露封建皇帝以科举维护封建统治的险恶用心，其实翻译成现代政治理论，这般用心倒是颇为正当：一个社会必须向尽可能多的人公平地开放机会，而考试就是在社会资源稀缺的情况下确保公平的最好办法，好比有粥一碗，十个人要喝，怎么办？抓阄或者猜谜吧。这很公平，喝不上的无话可说。
但天下最好的制度在实际运行中也会有意想不到的弊端。就科举来说，最基本的问题就是考什么，怎么出题怎么判卷？唐代考做诗，于是唐朝成了诗人当道的时代，这当然很好，但看看当今的诗坛，以今度古，你就知道对诗的好坏达成一致意见有多么困难，结果就是向批评家塞红包，拜考官为老师，蝇营狗苟，标准大坏。
该问题到明太祖手里才算有了比较完善的解决办法，就是考八股。八股文的作法有一定之规，而八股的内容须是“代圣人立言”，出题者从四书五经上挑出一句话，这句话啥意思先贤早有定论，你不能胡说，只须掰开了、揉碎了，阐发你的心得体会。所以，八股一出，科举考试终于实现了标准化，缩小出题者和判题者自由裁量的空间，相应的也压缩作题者自由发挥的空间，有个靶子立在那儿，大家去射，看谁射得准而且姿势漂亮，就算是个美国人来应考，也不能一高兴射到旁边的靶子上。
——这当然压抑个性，但个性诚可贵，也要看场合，我认为考试这件事本就不是比个性，该游戏的根本要义在于公平。所以，如今的教授漏题报纸上吵吵几句就不了了之，我只能替该先生暗自庆幸，文人小说下载不知他学过历史没有？换了科举时代，干出这等坏天下之平的事来，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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