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春秋-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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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足子！”

“夺妻者！”

也就是说，如果那天他们没去洗澡，如果他们没在洗澡时闹翻，如果闹翻了他们没说出那句话，那么，他们将洗得干干净净，像婴儿一样睡去，明天醒来依然是忠顺的仆从。但是，澡堂子引发了血案，人脱得赤条条，他们忘形了放纵了，指着鼻子把话说出来了，脸子面子撕破了，他们别无选择。

其实别的选择是有的，比如杀了对方而不是去杀仇人，或者丙戎上衙门递状子告他庸职诽谤。但这又是后来人的想法，春秋时的人没来得及进化得如此复杂。

至于那位不讲理的懿公，他也是一个谜，一国之君可以从千万人中选择仆从，他却偏偏挑了丙和庸，他究竟是大智还是大愚？懿公肯定是无耻小人，但他肯定不愚蠢，他是在齐桓公死后多年的血腥残杀中登上王位的，他对人性必有阴暗的洞察，我相信他是满怀轻蔑地打了一个赌：没事的，寡人了解寡人的臣民。

——他本来会赢的，如果没有澡堂子。

独不可以舍我乎

古时，越人活动于今之浙江，卧薪尝胆，施美人计，给人的感觉是比较深、比较忍、比较狠。但越人当初也曾生猛，断发文身，不高兴就杀人。比如有一段时间，越人热衷于一项有趣的活动，就是杀他们的国王，杀了一个又一个，连着杀了三个。杀国王这件事不算有趣，有趣的是，杀完了一个，兄弟们消了气，又开始着急，没有国王怎么行？于是连忙张罗着再找一个。

显然，越人的国王基本上是养来杀的，近似于家禽家畜。于是，有任职资格的人们惶惶不可终日，生怕有一天大家伙儿呼啸而来，宣布他是王。就这样，第三个倒霉蛋又被杀死了，消息传来，一个名叫“搜”的王子掐指一算，这回怎么着也该轮到我了。谁都不想当家畜，搜也不想，于是开了后门，一溜烟上了山藏进了山洞。

但是，该王子的名字就没起好，他偏偏叫“搜”，他要叫“溜”事情或许就不至于像后来那样。越人杀完了一个国王，第二天一觉醒来，心里空空荡荡，果然就成群结伙地跑来拥戴王子搜，进门一看，新王跑了，这还得了，搜！

于是就搜。当然很快就搜到了，一群“粉丝”呼啦啦跪在山洞口，苦苦哀求：

出来吧出来吧，我们的王我们的哥哥我们的偶像！

但王子搜躲在山洞里，千呼万唤不露头。渐渐地，越人的脾气又上来了：不出来？好，架上柴火，熏他！

这些可爱的越人也不想想他们的新王很可能会变成熏肉，他们只是想要一个国王，这卑微而真诚的心愿怎能得不到满足？

当然，王子搜出来了，换了我我也得出来，人群向他欢呼，他被架上国王华丽的马车，没人征求他的意见，问问他想不想当国王，他已经是王。

可怜的“搜”，他孤立无援地站在车上，“仰天而呼曰：‘君乎，独不可以舍我乎？’”那意思是：老天爷呀，你咋就偏偏不肯放过我呢？

——这个故事载于《吕氏春秋》，我们的相国吕不韦大人由此得出教训曰：人不可以国伤其生，就是说要是需要搭上一条小命，那么给你个国王也别干。

这种鸡贼“顺生论”如今大行其道，我对此无话可说，只能祝大家长命百岁，好好活着，别费心去想活着值得还是不值得。但就王子搜来说，我觉得吕大人是误解他了，他其实不是怕死，他的逃避和挣扎包含着一个问题：我能〖TXT小说下载：。。〗不能自己做自己的主？能不能按照自己的真实意愿生活？能不能“自由”？

这实际上就是个日子值得不值得过的问题，当然，对王子搜来说，结论是不能。那么也就只得好死不如赖活着了。

所以，在古代中国，悲剧是有的，就在王子搜绝望的“仰天而呼”当中。

至于越人，谁都看得出他们的后裔已经遍布于这片大地的每个角落。

英雄要离

吴王阖闾恨庆忌，这种恨当然是有起因的。但是，我估计，到了后来，恨的起因已经无关紧要，吴王只是单纯、悲愤地恨着，这种恨让他的生活有了目标，那就是杀死庆忌。

吴王的臣民们也已经记不起老大为什么恨庆忌，他们更为悲愤地恨着，同时热烈地探讨杀死庆忌的种种方法。如果这些方法一一实行，庆忌已经死过N次。但庆忌还活着，曾有六匹马拉的战车追杀他，但他跑得比刘翔还快，战车追不上他；他还是杂耍高手，迎着刺客射来的箭，他双手翻飞，快如疾风，箭射完了，箭全在庆忌手里，一手一把，他安静地看着刺客，刺客们喷出数口悲愤的血。

就这样，一个名叫要离的找到吴王，他说：我能杀庆忌。吴王低下头看着要离——不低头不行，要离太矮了——吴王说：“你，成吗？”

要离一挺他的小身板：“大丈夫只要有胆儿，没个不成！”

于是，根据要离的诚恳请求，吴王杀了他的妻儿，焚尸扬灰，要离这个英勇的小男人逃脱了吴王的魔爪，投奔庆忌。庆忌当然收留了他，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而普天之下最恨吴王的应该就是要离。

庆忌想错了。庆忌最终斗不过吴王，因为他对人性的拧巴、混帐缺乏领会，所以，当在长江上的一艘船上，要离突然拔剑向他刺来时，庆忌肯定是一肚皮的不理解，幸亏他还没有失去传说中的敏捷身手，他一把抓住要离，咯嚓把他扔进江中。

接下来的事像一幕残酷的喜剧，要离被捞上来，晃晃悠悠又提着剑来杀人，又被咔嚓扔下去，如是者三回。最后庆忌撑不住了，长叹一声：服了你了，你走吧。

要离就这样回到了吴国。他没有能够杀庆忌，但吴王在一番严肃认真的思考后认为，要离的忠贞、勇气以及拿着老婆孩子去套狼的牺牲精神值得提倡，郑重决定把吴国分一块儿给他。

我估计，要离本来是想活下去的，否则他就会多喝几口江水把自己呛死算了，但如今吴王这么一褒奖，他想活也活不下去了，拔出剑来往脖子上一架——这回他总算干成了，他杀了自己。

要离，在中国古人心中是英雄，《吕氏春秋》在讲述他的事迹后评论道：“要离可谓不为赏动矣。姑临大利而不易其义，可谓廉矣。廉故不以贵富忘其辱。”意思是说，要离了不起，还知道人有脸树有皮，不肯没羞没臊地分一小块地盘去做土皇帝，难能可贵啊。

照此说来，我也同意要离是个英雄，不仅因为他有脸皮——当然我也担心他挂着这张脸皮怎么去阴间见他的老婆孩子，不过，春秋时的人和咱们一样，似乎是不信来世阴间那一套的，所以办事决绝、“狼”性充沛——还因为，要离毕竟真的去选择、行动并且承担了后果，如果是现在，他尽可以在互联网上发帖子，悲愤而安全地发泄他的种种仇恨，泄完了，关电脑，洗洗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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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谁不食

上回说到要离，该英雄为了替吴王报仇，先杀了自己的老婆孩子。如此的英雄咱们历史上很有一些，比如春秋时魏国的大将乐羊，统兵攻打中山国，偏他的儿子当时就在中山，也不知是做买卖还是留学，中山方面也没客气，把小乐按到锅里就给煮了，然后舀了一桶汤送给老乐。

老乐接汤，脸不变色心不跳，端坐在中军大帐一口一口地喝，喝光了一碗，抹抹嘴，传令攻城。

城自然是攻下来了，老乐的事迹传回魏国，魏文侯大为感动：老乐这是为谁啊，还不是为寡人、为魏国！

这时候一般应该是下面众人陪着感动，啜泣之声四起，但这回偏有个不知趣的，站出来说了句风凉话：“其子之肉尚食之，其谁不食！”

说这话的叫睹师赞，名字甚怪，在春秋史上根本不算个人物，但是他应该永垂不朽，因为他说了句人话。

人类之所以直立行走，我认为主要是为了腾出两只前爪打架，但如果我们只会打架，最后两个人恐怕在五万年前就已互相干掉了。我们伟大的祖先在打架之余还冒出了一个多少有点奇怪的念头：我是人，不是狼、虎或者鹰。在千万年的冲突、仇恨、生存竞争中，一些人可能比狼、虎或者鹰更为凶残，但那个微弱而高贵的念头在另一些人心中未曾泯灭：我是人，所以，有些事我不能做。如果我的对手愿意成为更强大的野兽，那么好吧，我仍然要做一个人。

乐羊如果抱着那桶汤哭死过去，那么他是一个人，当然，做一个人的坏处就是暴露了自身的软弱，暴露了他原来竟有不得不坚守的底线或者叫弱点，而乐羊认为他必须强大，比他的敌人更野兽，更无所畏惧，于是，他不再是父亲，也不再是人。

这厮差点儿就因此成了“英雄”，幸有睹师赞揭破了问题的实质：一个心中没有基本界限的人，一个放弃了人之为人的基本立场的人，其谁不食？什么坏事干不出来？

——明摆着的道理，何以魏文侯和众人都没有想到？因为他们心中都有更为远大的目标，他们认为有些事是大的、重要的、崇高的，为了达到某个无可争议的大目标，一个人怎么干都是对的，目的的正确保证了手段和过程的正确，邪恶由此变成了美德或者气概。

对此，咱们的古代圣贤一直有不同看法，儒家讲齐家治国平天下，就是说甭管多大的事儿，先从爱你的父母妻儿做起，这就像美国人选总统，头一条得是好丈夫好爹，这种自小而大一以贯之的标准当然很刻板，而且也容易憋出伪君子，但至少可以防止“其谁不食”的恶魔。

绕来绕去，不过是说，人在任何情况下都应该说人话，办人事。这很难吗？我看难。比如最近乱翻字典，发现一个表明人类基本生殖动作的字居然没有，我理解了半天，可能编者认为这件人事很不雅观，那么好吧，换一本词典接着翻，却赫然就看见了“食肉寝皮”——这肯定不是人对人应该干的事儿，但我们雅正的学者们却觉得它比前边那个被删掉的字更为体面。

伍子胥的眼

伍子胥过昭关，一夜白头。

我认为，这是中国精神史上一个被遗忘的重要事件，昭关下飘飞的白发决然地划出了界限：这边是红尘、是黑发，那边是荒原，是孤独的英雄。

司马迁的《史记》，至今不可企及，那是最壮丽的汉语；读《史记》读到《伍子胥列传》，只觉风云激荡，鬼哭神惊：

“抉吾眼悬吴东门之上，以观越寇之入灭吴也！”

——伍子胥横剑自刎。他那双圆睁的眼真的悬在城门上了吗？他的诅咒竟如审判，如天罚，这个两千多年前的楚人，他看见了什么？仅仅是越王勾践那支卑贱而阴险的大军？

在司马迁笔下，伍子胥一直在狂奔，在逃跑，在追逐，他没办法停下来，让上级喜欢，让朋友高兴，让世界舒适地接纳他，他永远搞不好一切关系，永远不能苟且将就，永远怒气冲冲，时刻准备拔剑而起，投入殊死的战斗。

——这样的家伙真叫人受不了啊，咱们的古人不是说了吗：皎皎者易污，你穿一身白衣行走江湖，怎么会不沾上泥点子，况且空气污染还那么严重？

伍子胥却偏要白着，结果呢？生生把自己逼白了头。他不宽恕别人，也不宽恕自己——说这话时，我想起了鲁迅，我想啊想，可惜也只想起了鲁迅，中国人中也许只有他能和伍子胥为伴。

而伍子胥其实是不需要伙伴的，他不会扎堆儿，不会人来疯，不会和群众打成一片；他的心中也没有上帝、没有天道，没有可以壮胆儿的大词，比如他不会说“时代”怎么样、“历史”怎么样、“社会”怎么样，他是英雄，一个人孤独地做出选择，在战斗中承受自己的命运——这是我对“英雄”的定义，他是绝对的“个人”。

在我们这个时代——对不起，我也用了这个巨大的词——红男绿女们乐于相信自己是“个人”。一小时前，电视上一个冷酷的妹妹忽然指着我说：你的风格、你的选择！我的心中一阵温暖，这个“你”就是我呀，还犹豫什么呢，赶快去商场吧。

我知道我在犯傻，那个“你”其实指向无名的广大人群，但是，有什么关系呢？我身在人群之中，我和人们一样想事儿，一样说话，一样买东西过日子，一样上网发牢骚骂人，这使我觉得安全踏实，同时我还可以在幻觉中相信：我是我，不是“我们”，不是别人。

——于是，伍子胥那双幽深的眼睛看着我们，两千年的孤独，三千丈的白发……

谎言饲养的王

燕将乐毅率六国联军攻破齐国，齐王逃到卫国。该王是个想得开的，据史载，在逃亡中他的肚子整整胖了三圈儿，因此，他在卫国的主要工作除了吃和睡就是散步减肥，一日，该王走得乏了，文人小说下载坐在石头上发呆，忽然就想起了他的国家——此时的齐国只剩下两座孤城，临淄王宫里的宝贝被抢个精光，更不用说生灵涂炭，百姓流离，不过伟大的王不会考虑这些琐事，他不想则已，一想就是大问题：历史的经验教训。

于是，齐王发了一会儿呆，忽然对身边的大臣公玉丹说：“我已亡矣，而不知其故，吾所以亡者，果何故哉？我当已。”——我到底为什么落到这步田地？告诉我吧，我一定改！

王的语调是诚恳的、亲切的，都有点可怜了，公玉丹实在是不能不说点什么了，如果不说简直就是对不起他的王了，于是，该大臣整了整衣冠，豁出去了，这回真的要掏心窝子了——

“王之所以亡也者，以贤也。天下之王皆不肖，而恶王之贤也，因相与合兵而攻王，此王之所以亡也。”

也就是说，您大王落到这么个猪不吃狗不咬的田地，没别的原因，就因为您太好了。天下其他的国君全是坏人，他们就见不得您这么一个好人，于是就合起伙来攻打您、欺负您。

齐王听罢，仰天长叹：“做个好人就这么难吗？”他的眼圈红了，他要是会作诗恐怕一篇《离骚》也做出来了。

该王最终被“坏人”们拉出去杀了，关于他国破身灭的原因，当时想必是众说纷纭，但如果在齐国做个民意调查，上述“好人论”恐怕只有两票，如果调查是匿名的，那肯定就剩下一票。所以，全天下都听得出公先生在撒谎，唯一那个上当的就是他们的王。

我不打算探讨该王的智商问题，对智商低的人我们应该同情。我觉得更有趣的一件事是，公先生为什么撒谎？那时的齐王不过是无牙的老虎，他就是说几句真话谅也不会被推出去砍头，况且人家的态度还那么诚恳，可是公先生还是忍不住要骗他一下，为什么？因为习惯？因为他从中得到了快乐？

是的，我认为，公玉丹先生当时是快乐的，他看着他的王，一句句地编造着精巧的谎言，他为自己的聪明而快乐，而更隐秘、更甜蜜的快乐是：我在欺负他，欺负这个自以为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人。

——在人类历史中，存在一个可怜的群体，他们是孤独的，绝大多数人都认为他们和自己不一样，他们遭到蔑视、遭到欺负，他们是如此无助，以至于即使是光着屁股上街也没人告诉他他没穿衣服，他们被谎言包围、饲养，他们的名字是皇帝或国王。

这位齐王就是他们的杰出代表，他曾经具有绝对的权力，所有的人都对他撒谎，人们撒谎不仅因为恐惧，还因为快乐，看着这头怪兽一本正经津津有味地吞噬谎言，他们感到了近似于欺负弱者的恶毒的快乐：这件事扯平了，绝对的权力令人恐惧，恐惧滋生谎言，而谎言又使绝对的权力变成了笑柄。

然而，公玉丹的快乐我认为更为复杂，是恶毒的，也是温暖的，带着一点怜悯：这个人一直是由谎言饲养得这么胖，现在再喂他最后一口……

战国策

据说，苏东坡他爸苏洵，外出时每携一书自随，人或窥之，则《战国策》也。

这部《战国策》，文章真是好的，英奇纵放，如张召忠论天下事，怎么说怎么有理。老苏爱此书，学的也是作文之道：写文章如打仗，贵在取“势”，敌强我弱时，最好的办法是把水搅混、把局面搞乱，四面出击，虚张声势，饶你花岗石般的读者也得被他说晕。

苏家父子之文皆有《战国策》之风，但学《战国策》只学了个作文，真正的精神全无领会，结果空做了纸上的苏秦、张仪，仕途蹉跎，毕生失意。

而苏秦、张仪，他们是何其得意呀。遥想战国时代，王纲瓦解、道德大废，一切都没了规矩，凡事都没了底线，除了一个孟子还在四处奔走，推销他的“精神家园”，读书人所思所想不外“名利”二字。那是自由的时代，也是黑暗的时代，一切可能性都向人敞开，人不再受传统、圣言和内心律令的束缚，荒原上，文士鼓舌，游侠仗剑，苍蝇无头，瞎猫乱撞，一切生灵都因为没有方向而分外繁忙。

例如苏秦，穷酸书生也，钻山打洞地见到秦王，一通神侃，献分化六国，各个击破之计。孰料秦王不识货，该先生咬牙切齿一番后掉头就去游说六国，这回所献之计却是联合起来，共同抗秦，结果，平地一声雷，挂上了六国相印，就算是铜的每颗也得有十斤：舌头是轻的，话是轻的，但轻风吹来的却是梦寐以求之重。

言辞的滔滔洪流通向欲望的彼岸。所以，那是个话多的时代，漫天飞絮，万叶飘零，大狗小狗都叫，公鸡母鸡齐鸣，话是强者的通行证，沉默是弱者的墓志铭，在盛大的嘈杂中，话与话展开殊死的竞争：你的声音必须被人听到，你的话必须击中目标，说话就是打仗，就是兵行诡道，要拼实力比分贝，也要比技巧，分贝是自然条件，技巧却必须训练。

《战国策》就是说话技巧的教科书，其中有真实案例，也有模拟训练，苦口婆心，倾囊以授，根本要义就是：话是空的，它不指向真理或事实，它指向人的软肋——人的虚荣、欲望和利益。所以瞄准软肋，说吧，没啥不好意思，灵巧的舌头不仅具有审美价值，它能为你赢得世界。

于是，今夜偷偷打开苏洵的行李，你发现一部《战国策》，你愕然、茫然，然后冷笑：《战国策》还用读？江湖之上谁人不是胸中早有一部《战国策》，才下心头又上口头？

隐于屠

中国古人相信，奇人隐于民间。假如来到两三千年前的中国，你要千万小心，路上这个一脸风霜的老农可能刚刚嘲笑了孔子，或者明天早晨荷锄下地时他就碰上了国王，到中午他已经成为宰相……

民间的奇人以农夫居多，一室不扫，何以平天下？同样的，种好一亩三分地，料理天下也不难。——这是古人的想法，我们的古人都是诗人，不讲逻辑，善于类比，常常一个筋斗就从小类翻到了大类，这中间已经跳过了千山万水。

按照这种如诗的智慧，老子说：治大国如烹小鲜，治理一个国家和煎小黄鱼同理，那么，政治家不仅可以在农夫中产生，也可以从厨师中产生。在这方面，有个非常有说服力的例子：商汤的宰相伊尹本就是掌勺的大师傅。

总的来说，我觉得那个时代是有趣的——我指的是秦汉之前的时代，那时我们对才能、身份和命运有一种天真烂漫的想象，我们相信奇迹，奇迹也果然发生；到后来，我们渐渐相信刻苦，相信读书和考试，相信循规蹈矩、老奸巨滑地向上爬……

除了农田、厨房，另外还有一个地方常有古代奇人出没，就是肉店。那些提着尖刀的的肥胖屠夫，临闹市，据肉案，冷眼看熙熙攘攘、软红十丈，他们心中除了当日的肉价，可能还有某种深黑的冲动。

《史记》里，春秋战国几件石破天惊的大事中都有屠夫的身影，著名的刺客聂政“乃市井之人，鼓刀以屠”；信陵君窃符救赵，勇士朱亥一椎砸死大将晋鄙，而朱亥也是“市井鼓刀屠者”。至于不识时务地刺秦的荆柯，当他在燕都鬼混时，一个朋友是搞音乐的高渐离，另一个朋友就是无名的“狗屠”。

显然，屠夫们也有脱颖而出的机会，但比起农夫和厨师，他们的机会更近于本行：由屠猪屠狗改为屠人。而且，聂政和朱亥一样，都是经不住人家几句好话，屠为知己者死，没头没脑的就去卖命。

我反对杀人，但屠夫们的故事里情境的转换令我着迷：血腥的肉店与洁净的殿堂，卑贱的屠夫粗暴地干预了历史，而他根本不知道他干了什么。

司马迁对此也很感兴趣，在他的笔下，聂政是个奇人，聂政的命运是令人惊悚的奇迹。他坐在汉朝的书房，恐惧地注视着聂政一步步穿过目瞪口呆的人群，肾上腺素在他的笔下激越地分泌（当然，仅仅是笔下），他看见了历史中那黑暗狂暴的力量，这种力量隐于肉店中、隐于血中，那是与井井有条的农田、厨房截然不同的世界，是混乱的、非理性的，是本能和毁灭。

司马迁把它写下，然后，急忙忘掉。

办公室里的屈原

《离骚》，古今第一大牢骚也。

据说，屈原是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但照我看来，屈原丝毫不浪漫，《离骚》里，该同志官场失意，就开始失态：“制芰荷以为衣兮，集芙蓉以为裳”，换上奇装异服，并戒了大吃大喝：“朝饮木兰之坠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然后，就天上地下一通乱转，把古圣先贤、八方神仙全都请教一遍，阵势弄得极“浪漫”，但那“抒情旋律”七弯八绕，始终不离最实际的问题：怎么办？调离、跳槽还是留下来、熬到底？是从此放松了思想改造还是继续严格要求自己？

多年前看过《离骚》，只觉得它像一座热带植物园，充满稀奇古怪的花木。如今再看，已是人到中年，这才发现它是有关中国读书人的人生意义，这意义简单地说就在“进退出处”之间，四字如四面铁壁，牢笼多少灵魂。而屈原的天马行空其实也是狮螺壳里的道场，正在那儿焦虑地挠墙。

这些话不该说，想必很多人不爱听，至少粽子厂不高兴。但我已经不打算吃粽子，粽子厂的心情与我无关。反正粽子总会有人吃，比如老公有了情人或包了二奶，那就不妨在端午节买几个，一边吃，一边长吁短叹读《离骚》，正所谓情景交融。

——《离骚》本是政治诗，但屈原有时把它写得像情诗，而且是失恋的、被抛弃的情诗，这可能是他的一大发明。汉儒讲《诗经》，“寤寐思服，展转反侧”，明明是想那小妹妹想得睡不着，硬解成心里惦着领导，生生熬出了失眠症！这种奇怪诠释纯属不说人话。现在重读《离骚》，我觉得该思路恐怕是受了屈原启发：

“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迟暮”，“众女嫉余之蛾眉兮，谣诼谓余以善淫”，话里话外，眉头心头，直把大王比成了老公，当自己是怨妇；每看到此等处，我便欲掩卷叹息：何必呢，何必呢，离婚就是了。

但屈原终究伟大，他唱出了中国人恒久的心病；在我们的男权社会，没有男人喜欢人家把自己当成女人，但有一个重要的例外，就是“美人芳草”的诗学传统，也就是说，自古以来，男人们见了女人还是男人，见了有权有势、高高在上的男人，马上就在心里变成了楚楚可怜的女人。

然后呢，就自恋，就发牢骚。于是每间办公室里都可能有屈原：上司昏聩，小人当道，俺这正派能干的人儿兮，偏不受重用……

说难

据说，龙这种动物性情温顺如猫，你就随便摸吧，但是，有一个部位不能摸，碰也不能碰：龙喉之下，有鳞长约一尺，名为“逆鳞”，大概是如同倒刺，摸之则龙颜大怒，张牙舞爪，人之小命休矣。

这无疑是重要的科学发现，韩非因此成为我国古代著名的博物学家，除了龙，他还研究虫，著有《五蠹》，对种种蛀虫有精深观察，而且探讨了灭虫方法。在龙尚未灭绝的时代，无数中国人就是通过韩非的书学会了与龙共处，还学会了说话。

说话很难，不学不行，所以韩非著《说难》。《说难》之“说”本应读“税”，游说也，专指当时那些凑到君王跟前摇唇鼓舌献计献策的知识分子，韩先生指出，这事儿难啊，难就难在“知所说之心，可以吾说当之”，这个道理后来中国人都懂了，韩先生的古文就成了大白话：说话的最高境界就是“说到人心里去”。

但如何说到心里去呢，韩非之前的谋略大师鬼谷子早有明示，就是“揣摩”，韩非更进一步，乱摸也不行，万一摸到“逆鳞”呢？他很负责任地列举了揣摩所可能犯下的种种错误，每一种都后果严重，都是“身危”之祸。

所以，要学会说话，先要学会对说话的恐惧，龙之逆鳞在喉下，部位明确，且只有一片，但读了《说难》，你会觉得人心如同针眼儿，而针眼儿之外皆为逆鳞，话一出口就变成了骆驼，穿不过针眼儿却可能踩响了地雷。

韩非身处战国，当今读书人提起战国照例做心驰神往状，倒不是因为那时死的人多，而是因为那时可以胡说。我断定他们没读过《说难》，韩非也肯定不会同意这种看法，韩先生是古代的福柯，他比那位法国人更极端、更严峻：话语就是权力，你说的话必须成为一种神秘而危险的巨大权力的回声或倒影……

意识到说话之难，韩非却未能幸免于难：他把话一字字写在竹简上，一条最大的龙——秦王赢政读到了他的话，大王舒服啊，句句说到了读者心里。但是，他的老同学李斯提醒大王：韩非乃韩国公子，怎么可能替秦国着想？于是，“逆鳞”动，韩非死。

韩非自幼口吃，这个瘦弱、阴郁的年轻人，他的舌尖推着巨石上山，他也看到巨石压在后人的舌尖上；话就是坎坷艰危的命，他是否想过，有朝一日话将是不值钱的风？

阿房宫，一大烂尾楼也

阿房宫，一大烂尾楼也。

本来我们以为阿房宫已被项羽烧了，“楚人一炬，可怜焦土”，但一群考古队员发现了问题——没有“焦土”，他们在阿房宫旧址土层中没有看出任何焚烧的痕迹。为啥不烧呢？我能感到考古队员们的纳闷，烧是正常的，不烧是不正常的，他们继续探索，终于释然：原来，阿房宫从未真正落成，秦始皇，这个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建筑师，他未能住进这座“豪宅”。

项羽的纵火罪依然成立，但他所烧的只是咸阳宫殿而已。该老兄在历史上扬名立万很大程度上靠的就是这魄力非凡的一把火，如今考古学家断定他烧错了，我认为这将极大地影响他的江湖地位。

在古代中国，焚烧“罗马”一向是英雄志向，那些反叛者，昔为贼寇，今为君王，最能抒发他们改天换地的壮志豪情的就是一场冲天大火，二十四史上，大火抹去了咸阳，抹去了长安，抹去了洛阳，抹去了江陵，抹去了元大都……

一切都抹去，然后一切重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