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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与儒家-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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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人从西方学到的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他们继续发扬“五四”运动彻底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精神，对儒家思想提出了批判继承的科学口号，毛泽东早在1927年就指出：“政权、族权、神权、夫权，代表了全部封建宗法思想和制度，是束缚中国人民特别是农民的四条极大的绳索。”高度赞扬农民打倒它们的革命行动。他主张“一切奴化的、封建主义的和法西斯主义的文化和教育，应当采取适当的坚决的步骤加以扫除”，但是对中国古代优秀文化，则采取分析态度，“既不是一概排斥，也不是盲目搬用，而是批判地接收它，以利于推进中国的新文化”。他说：“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一书，在论述共产主义道德原则和道德修养时，对儒家伦理的一些原则和方法加以改造吸收，在继承传统思想文化的珍贵遗产、推进新文化的发展方面做了可贵的尝试。
我们看到，清末以来中国在政治、外交、军事、文化等各方面都遇到前所未有的大变局，这是对民族的考验，也是对传统文化的考验。儒家学说是怎样回应这一系列挑战的呢？首先站出来的是旧儒学的政治保守主义，这一派的代表认为孔孟之道，纲常名教，祖宗之法都是不能变的，不变则中国太平，变则天下大乱，所以这些是所谓根本，无论什么时候都要照讲照办。西方的政治学说，道德观念如自由、平等、博爱以及民主制度等等，都是无君无父，非圣无法的邪说邪教，断断不可在中国实行。如果说西学还有什么可取之处，那就是机器、枪炮，可以用这些东西为中国的旧政权、旧制度、旧礼教、旧观念服务。这便是所谓“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最极端的保守派如慈禧之流，是连洋人的机器也不要的。不那么极端的保守派亦即洋务派，如曾国藩、张之洞等，主张中体西用，引进洋人的技术设备，造枪炮船舰，武装军队。结果如何呢？事实证明，不管有没有西学的“用”，他们千方百计所要保卫的“体”都是必然垮台的。中国的旧政权旧制度等等，确已灰飞烟灭，永远地成为历史陈迹了。
“五四”运动之后，一些信仰儒学的知识分子怀着深刻的忧患意识和复兴民族文化的决心，重新思考在西方文化大潮的冲击下，中国向何处去，儒家向何处去的问题。他们认为中国的本位文化，中国儒家的心性理论，是中国人安身立命之所，是中国文化区别于西方，优越于西方的特质。不过由于它的某些缺点，没有发展出近现代的科学和民主，导致中国在政治与科学技术上的落后。但是这并不是说，儒家思想天生不能与科学民主联系在一起，其实经过一定的转换，完全可以从儒家学说中发展出科学与民主。他们认为儒家思想经历了先秦两汉，宋明理学两个发展阶段之后，现在是它的第三期发展，任务不仅是为中国开出科学与民主，而且要用传统价值观帮助西方人，为世界指示一条新路。这就是当代新儒家的基本立场与总体面貌。
这个学派在本世纪20年代开始形成，当时重要代表人物有梁漱溟、熊十力等。梁漱溟（公元1893—1988年）在“五四”前后研究了中国、印度、西方的思想，立足于传统文化进行一番反思，对热衷西学而冷落中学的倾向深致不满。他认为西方文化长于科学技术，重视功利，是文艺复兴后人类文化的第一步发展；中国文化长于伦理道德，重视精神价值，将是人类文化的第二步发展；印度文化长于宗教玄思和体验，将是人类文化的第三步发展。他主张“对于西方文化是全盘承受而根本改过，就是对其态度要改一改”，他要承受的只是科技，而要根本改过的则是它的“态度”即价值观念，代之以中国的“态度”。对中国文化，他主张“批评的把中国原来态度重新拿出来”，也就是批判地坚持传统价值观——“王道仁义”。他还认为印度文化不适于当前的中国，不能用。但梁氏本人一生倾心于佛教，兼综儒佛，以佛之清净真心完成儒者事业，以儒者事业实现佛家的宗教修养，这大概就是梁氏推崇的理想人格。为实践自己的主张，他在山东邹平开展“乡村建设”运动，企图通过道德教育和实行不患寡而患不均的经济政策，建设农业“社会主义”。但是，他失败了。
熊十力（公元1884—1968年）本是辛亥革命战士，因为对革命后政界的腐败不满，弃政从学，希望通过文化方面的努力改造中国。他把儒佛两种思想融会贯通，舍短融长，提出“新唯识论”——新儒家第一个系统的深刻的哲学体系。熊十力哲学的特点是强调体用不二。体既是空寂的，又具备万理，显现为无边功用，所以体（本质）用（现象）不能截然分开，它们是一而二，二而一的，也就是说体显现为用，用显现其体。体的思想内容是仁，它既有超越的意义，又有现实的意义。人要想在自己的生活中与仁体相合，他必须一方面从现象中体认本体，实现道德的超越，另一方面以仁为指导努力奋斗，创造淑世济民的事功。熊十力对科学和民主问题非常关切，从他的哲学中辗转引出这两个结论。他说，他的哲学讲宇宙论，这就给科学以立足之处；同时他承认，在体认本体的前提下，研究科学，探索规律，是完全必要的。他还通过儒家经典的解释，提出民主政治的主张。《周易》有“群龙无首”之语，熊十力解释说：“无首，则万物各自主，亦复平等互助，犹如一体。此人道之极则，治化之隆轨也。”他认为孔子作《易》，主张“无首”也就是废除君主制，实行民主制，倡导庶民革命。这实际也还是康有为“托古改制”的一套，通过孔子之口说出他自己的要求而已。
现代新儒家的早期代表梁、熊二人对西方思想有一定了解。梁氏赞赏柏格森的生命哲学，并拿来与孔子思想相比附。熊氏对黑格尔的辩证法、罗素的事素说以及柏格森哲学都有所借鉴，运用西方思想方面比梁氏高明。但总的说来，他们对西学的掌握，都不能算是深入的。三四十年代活跃于知识界的新儒家代表人物冯友兰、贺麟则大不相同。他们对西方哲学有深刻研究，冯氏精通新实在论，贺氏是黑格尔哲学专家。冯氏服膺程朱理学，但他不是照着原样讲，而是“接着讲”。就是说他用新实在论、逻辑实证论的原则和方法对理学加以改造，使之成为具有现代色彩的新程朱理学。这表现在：一、重视逻辑分析，将程朱理学进一步抽象化，建构一个超越的共相世界；二、重视理性思维，把成圣的修养过程看成理性认知过程，而不是直觉体悟。贺氏服膺陆王心学，把它和黑格尔哲学结合在一起，发展为“新陆王”。
以上诸家都是新儒家的第一代代表人物。第二代代表人物中有我国台湾学者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等。唐君毅认为，中西文化各有特点，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是道德和艺术，西方文化的基本精神是宗教和科学。双方各有长短，应该互相学习、互相补充。西方可以学习中国文化中的向内追求、自我满足的精神，以观照体悟而非概念来把握世界的方法，及天下一家的思想等等。中国可以学习西方文化中的科学、民主和宗教精神。当然不是简单地生搬硬套，应从中国思想与上述内容相近的格物致知、民本思想、敬天思想出发来加以接纳、改造并且实现超越。
在现代新儒家中成就最大，最能代表这派精神与水平的是牟宗三。牟宗三的基本立场与梁漱溟、熊十力一致，然而他的西学功底深厚，特别是对于德国康德、黑格尔等人的哲学十分精通，使他的中西文化比较，和对儒家学说的分析更为细密深刻，因而其成就在诸人之上。牟宗三对于中西文化进行了多角度的对比研究，指出西方文化从自然或上帝等客观的东西出发，目的是要认识它们，把握它们，形成知识的或宗教的文化系统，而中国文化则是从生命亦即人的主体性或人的心性出发，目的是要安身立命，于是形成仁的礼乐型的文化系统。所以西方文化的重点在知识，而中国文化的重点在道德。牟宗三还认为中国圣哲把人看作“存在的生命个体”，从这个角度具体地关心他的生活、价值与幸福。西方文化则是将人看作一个政治存在，通过自由、平等、人权、权利等形式概念加以尊重。因此中国政治是人治，有治道而无政道，所以常常出现“人存政举，人亡政息”的局面。西方由于重视形式和制度化的东西，所以形成法治传统，并由此而发展出现代民主的政治制度。
牟宗三认为中国传统文化有其特殊价值。第一，它具有内在的超越精神。所谓超越就是现实之上的价值根源与价值目标，在西方它是上帝，而在中国它是天理。上帝是外在于人的，天理虽然也高高在上，但同时又内在于人的心性。所以儒家寻求价值之源，是依靠人自己的努力，通过自我觉悟的道路。因此，它是道德，同时又有宗教的意味。第二，它具有道德理想主义精神。道德理想主义是说，人的仁心既是至善的，又是普遍的法则，仁心是人自然向善、厌弃邪恶、成圣成贤的动力和根据。对于价值失落的西方人来说，儒家理论不啻是一剂对症的良药。最后是它的人文主义精神，也就是用道德理性教化人类，对内来说是化成气质，对外来说是化成天下。因此传统儒学应该坚持，过去如此，现在与将来也应该如此。他认为，中国虽然在外在的建树上逊于西方，但在精神境界上却高于它。他说：“所以中国不出现科学与民主，不能近代化，乃是超过的不能，不是不及的不能。”
但是，“超过的不能”毕竟也还是不能。所以牟宗三竭尽全力，要从中国传统的心性之学中“开出”科学与民主。心性之学属于内圣，政治等外部建树则属于外王，所以他的目标即是保内圣，开外王。现在，内圣是旧的，但是外王却是新的，这就需要良知（道德理性）“自我坎陷”即自我否定，转变为观解理性，让科学民主从中发展出来。牟宗三用“三统”说来概括自己的理论。首先是“道统之肯定”，即发扬中国的内圣之学，心性之学，坚持修己成圣的价值目标；其次是“学统之开发”，即是建立独立的科学知识系统；再次是“政统之继续”，也就是肯定民主政治的必然性。从道统开出学统与政统，也就是以儒家心性之学为大头脑来融合西方的科学与民主，这是现代新儒家所要解决的中心课题。在牟宗三看来这个任务已经完成。因此“儒学第三期之发扬，岂徒创造自己而已哉？亦所以救西方之自毁，……其作用及价值，必将为世界性，而为人类提示一新方向”。
牟宗三通过中西文化的比较研究，公开大胆地承认儒家思想的缺点，未能开出近代科学与民主，并且力图通过自己的理论工作，让科学民主在中国文化中生根。因此人们说新儒家是保守的，并不是指它的政治立场，而是指它的文化思想。牟宗三不但接纳西方的科学、民主，而且还接纳西方哲学的分析方法，对中国儒家思想做了较为深入的研究，得出了有价值的学术成果。
但是，由于他的儒家立场过强，对于宋明理学的心性学说信仰过深，所以对于儒家包括现代新儒家的道统揄〔yu渔〕扬太过，以为它不但可以救中国，而且可以救“西方之自毁”，为世界指出新路等等。他认为，儒家思想无所不能，用之万世而无弊，没有开出科学民主，不是它本身的问题，只是“表现”上的问题，而它本身已经“超过”了开出民主与科学的水平。这样说就不能解释为什么孔子以来两千多年，朱熹以来八九百年中国没有开出，而只有在看到西方的科学与民主之后我们才在老祖宗的理论中开出它们来。其实理学家们历来强调修养与事功的一致性。他们认为功利之徒的事功不是真正的事功，因为这些人没有道德修养；他们也批评佛老的修养是不正确的修养，因为这些人不从事治国平天下，专事个人的解脱。因此只有坚持内圣，才能做到外王。在这里内圣与外王都是有具体内涵的，对于他们来说，从旧内圣开出新外王之说本身即是不能成立的。说到西方，它的价值失落和由此引起的各种社会病，与儒家思想相比是另一个时代另一个层次的问题，决不是儒家的心性理论、道德理想主义所能解决的，儒学只能在某些方面给以启迪而已。“良知的自我坎陷”是从内圣开出新外王的必经之途，是牟宗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自我坎陷最终也只能是一个良好愿望，理论上无法推演，实际上无法操作。
时代不同了，社会生活的样式变化了，人们的思想、理论包括道德宗教也应该跟着变化。以为儒家思想只要装配上科学与民主的“架构表现”，就可以原封不动地拿来指导现实生活的思想是不切实际的，作为一个体系的儒家理论在新的时代是站不住脚的，但是其精华则是完全可能而且应该被批判地加以吸收，以构成新时代的道德及哲学的一个组成部分。第三代新儒家的代表们，表现出更加开放的心态，可以期望他们在传统的批判继承方面，做出更新的贡献。
从鸦片战争到今天的150年中，中国人几乎时刻都在思考如何对付西方的挑战，如何通过革命和改革实现现代化的问题。新儒家的代表们在哲学和文化方面的探索有启发性，在中西文化比较，传统与现今的接轨等问题上，他们的看法值得借鉴。
第四章 儒家思想的世界影响
儒家思想在古代就传播到国外，产生了世界性的影响。东亚许多邻国在学习中国生产技术的同时，接受了儒家思想文化，从而大大促进了本国经济、政治、文化的发展。儒家思想不仅是中国的，也是这些国家的传统思想，它们和中国一起构成“儒家文化圈”。18世纪以后，儒学由于传教士的介绍，又超出亚洲，传到西欧。法、德等国先进的思想家们，从儒学这个完全不同于基督教的思想体系中得到很大启发，儒学使他们倾倒、陶醉。本世纪五六十年代以后，由于工业东亚的崛起，由于西方的社会、伦理问题日益严重，东西方的有识之士对儒家思想的兴趣大增，儒学研究的热潮逐步兴起。
第一节 儒学与古代东亚
这里主要介绍儒家在朝鲜、日本、越南等国的传播和影响。
朝鲜北与我国东北接壤，西隔黄海与山东、江苏相望，很早便经由陆、海两路与我国交往。孔子思想至迟在汉代已经传入朝鲜，在朝鲜的三国时期（公元前1世纪至公元7世纪）得到较广泛的传播，其中高句丽最早推行儒学教育，公元372年建立太学，讲授“五经”、“三史”（《史记》、《汉书》、《后汉书》）；百济也积极吸收儒家文化，聘请南朝梁的博士前去讲《毛诗》和《周礼》。新罗的步子迈得最大，它依唐制建立国家机构，派留学生到唐朝学习儒学，它能统一三国不是偶然的。
新罗时期（公元675—935年）和高丽时期（公元935—1392年）统治者都信仰佛教，但政治和伦理思想都是儒家的。他们提倡仁义礼智信，而特别注重孝道。行孝者得赏，不孝者受罚，从小培养敬事父母的孝心，长大移孝为忠，成为忠君尊王的良民。于是有孝子尉貂，割大腿肉做馄饨给父亲吃了治病，有忠臣洪灌在动乱中为王殉难。这两个王朝为推行儒教，设太学、开科取士、印制或进口儒书，建文庙尊孔等等，取得了明显的效果。
李氏朝鲜（公元1392—1910年）取代王氏高丽之后，抛弃佛教，全力推行儒教尤其是朱子学，尊为唯一正统思想。李朝推行儒教的方式大体上与前朝相同，不过由于指导思想变为独尊儒术，所以无论在哪一方面都不遗余力。李朝重科举，文武两班官员都通过考试录用，文官的生员试、进士试、文科考试要考汉文和儒学自不必说，即使武官的考试也必须加试儒学。在学校教育方面，除在首都设成均馆（下置四个学堂）外，各府县都设乡校，与此同时尚有无数私人办的书堂，全部以儒家经典为教学内容。统治者对培养忠孝节义的礼俗教育非常重视，除了印刷出版儒家经典外，还命学者编辑大量通俗读物乃至画册，解释经典，表彰忠臣孝子，以汉文、朝文出版，这些书有《孝行录》、《三纲行实》、《三纲行实图》等等，通过它们把忠孝观念灌输到千家万户，使妇孺皆知。经过长期教化，原有的尚武之风被改变，李氏朝鲜成为“崇尚信义，笃好儒术，礼让成俗，柔谨为风”（《朝鲜志·风俗》）的国家。李朝被称作“儒教王朝”，儒学在这个时期达到鼎盛。
由于儒学、朱子学的传播和濡染，朝鲜出现了一批具有较高水平的理学家。高丽王朝后期，朝鲜朱子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李穑、郑梦周、郑道传等严厉批判佛教，指出它的灵魂不灭、定数轮回都是错误的，抨击它在政治、道德等方面给社会带来的危害，为在意识形态领域结束佛教的统治、确立朱子学的正统地位做出了贡献。李朝时期的理学家们把朱子学的研究推进一步。徐敬德继承张载传统，大讲气不灭和气一元论。正统派代表、具有“海东朱子”之称的李滉（退溪）坚持理一元论，以为“理为气之帅，气为理之卒”。在人性问题上，主张严格区分性情，认为四端（仁义礼智之端）是由天理发出的，七情（喜、怒、哀、乐、爱、恶、欲）是由气发出的，应该让七情服从四端。他的学生李珥（栗谷）既不同意乃师，也不同意徐敬德，主张理气二元，二者不能分离。在性情问题上以四端虽为理发，但发出便有气（情）随之，七情虽为气发，但发出便有理来驾驭，四端七情不能分离。引发了“四七理气”的多年争论。通过这场争论，朱子学的研究更深入了，但也渐渐走向繁琐和教条化。后来，为朝鲜的振兴富强、民主科学而奋斗的各个学派都抛弃了朱子学，进步学者们吸收诸家思想，建立了朝鲜的实学、北学、东学以及开化思想、启蒙思想体系。1910年以后，日本帝国主义灭亡李朝，占领朝鲜，一度废止尊孔读经，后转而利用儒教奴化朝鲜人民。正统儒家学者，曾利用儒教宣传动员群众抗日复国。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朝鲜南北两方，分别实行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制度，儒家思想不再是统治思想，仅作为传统文化为人们所研究利用。
越南也是中国的近邻，自古以来就接受中国文化，儒家学说是其中重要组成部分。秦始皇开始设置郡县，交趾郡在今越南北部；后来从两汉到隋唐五代，越南作为中国郡县达一千多年；儒家思想在中国行政官员倡导下，逐渐在越南生根，成为越南的传统思想文化，对越南较早结束奴隶制、建立封建社会，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东汉交趾、九真（两郡均在越南）太守锡光、任延教当地人农耕和中国嫁娶礼俗。三国时代的士燮为交州太守，政绩斐然，受越人拥戴。他接纳中原逃往交州避难的士人，带动他们向越人传播诗书礼乐知识，影响深远。另一方面，也有不少越南读书人到中原游学、为官；到了唐代，通过科举考试，在中原得功名任官职的越人就更多了。
公元939年越人吴权建立吴朝，宣布越南独立，不过越人政权仍然提倡儒学。公元1010年李公蕴建立李朝，由于认识到治国安民必须依靠儒家思想，开始抑制佛、道，专门崇儒。1225年建立的陈朝继续推行崇儒政策，具体办法是从中央到地方创办儒学学校，中央称国子监，地方称府学、州学。皇帝多次到太学听讲，皇子必须接受系统的儒学教育。陈朝完善了科举取士制度，考试科目、办法与中国大体一样，给录取者荣耀、官职及各种优待。这种做法吸引广大读书人专心于儒学，培养了有势力的儒士阶层，使儒家实力大大增长。儒家学者朱文安、黎文休、张汉超等对佛教展开激烈批判，陈朝中后期儒家取代佛教，在意识形态领域占了统治地位。
儒学在越南的全盛时期，是后黎（公元1428—1789年）和阮朝的前期（公元1802—1884年）。黎太祖黎利上台之后，立即定律令，制礼乐，兴科举，设学校，在政治、文化、民俗等领域全面推行儒家主张。黎朝后代皇帝循此继进，崇儒之风越来越盛。崇儒的方式方法无非以上几项，但每次都做得非常彻底。皇帝不但制定崇儒法令，而且亲自执行，如到太学听讲，亲耕籍田，鼓励农桑等等。国子监和学校有严格的考核制度，奖勤罚懒，赏优汰劣，引导儒生勤奋学习。科举考试内容、方式大体与中国一致，特别之处在道德担保，公元1462年颁行《保结乡试例》，规定应试者须有父母官关于他德行的担保，才准许参加考试，一切言行不符合儒家伦理道德的不得应试。为把儒家纲常贯彻到民间，朝廷制定《教化四十七条》颁行全国，其基本内容是“为臣尽忠，为子止孝，兄弟相和睦，夫妻相爱敬，朋友止信以辅仁。父母修身以教子，师生以道相待，家长以礼立教，子弟恪敬父兄，妇人无违父子……”政府官员及儒生有义务向群众宣传《教化四十七条》，做得好的人也可以得到一定官职，对于促进儒家伦理的普及起了巨大作用。
16世纪以后，后黎王朝衰落，分裂为南阮、北郑两个政权，连年争战。1802年阮福映统一越南，建立阮朝。为了反对农民起义“以下犯上”与郑氏家族的分裂势力，阮氏家族很早便强调儒家的三纲五常和大一统观念，统一之后继续推重儒教。首先是加强从皇子到百姓的儒学教育，严格集善堂（皇子受教处）、国子监及地方学校的规章制度。对民间的伦理教化工作也抓得很紧，朝廷的《政要目录》即提出“举贤良方正，以表德行。旌孝顺节义，以明人伦。”以及对其他种种德行的表彰办法，将儒家伦理推广到穷乡僻壤。阮朝尊孔在越南历史上也达到高峰，不但大修文庙，上尊号“至圣先师”，而且皇帝亲临文庙向孔子“神位”顶礼膜拜。黎阮两朝，培养出一大批儒学大师，如黎朝的阮秉谦、潘孚先、吴士连，阮朝的郑怀德、潘清简等等，他们写了大量著作，阐释、发挥儒家思想。在民间，还流传着一些用越南喃文写的儒家伦理的通俗读物。
儒家思想在黎阮两朝达到鼎盛。1884年法国占领越南，实行殖民统治，废止汉文、喃文和科举制度，推行法文和拉丁化越文。这样儒学与汉文化的传统被割断。但是由于两千年传统的影响，许多人心向儒学，在法国占领之后仍在学习、研究它，一些大儒写出研究专著，表达抗法复越的思想。
日本与中国是一衣带水的邻邦，它也同朝鲜、越南一样，很早便输入了儒家学说，并深受其影响。关于儒学传入日本，大体有两种说法，其一是说，秦始皇时代，徐福以赴东瀛采长生不老药为名，带数百名童男童女到日本，可能随船带有儒家典籍。另一个说法则是公元285年，百济使者荐博士王仁到日本献《论语》、《千字文》。此事中日史书均有记载。当时日本正处在原始社会向奴隶制社会过渡的阶段，有家族制度，但还没有与之相适应的宗法等级思想和伦理道德观念，需要文字但还没有文字。《论语》一书从载体（汉字）到内容，都非常适合日本的需要。于是儒学就与汉字一起在日本土地上生了根。不过在王仁到日本之后的二三百年间，儒学教学仅仅在皇子和王公大臣中进行，影响尚不普及。
公元7世纪的日本列岛上，皇权与代表氏族制度的旧贵族矛盾日益尖锐。为加强皇权，圣德太子于公元604年制定17条宪法，除第二条要求笃敬佛家三宝之外，其他各条皆为儒家信条，主要是忠、信、仁、礼。“国非二君，民无两主，率土兆民，以王为主。”（第12条）“无忠于君，无仁于民，是大乱之本。”（第六条）“信是义本，……君臣共信，何事不成！”（第九条）“君臣有礼，位次不乱；百姓有礼，国家自治。”（第四条）646年孝德天皇在曾长期留华的对隋唐社会、政治、文化、思想均有深刻了解的日本大儒南渊请安等人帮助下实行“大化改新”，废除了旧贵族私有部民制，按唐朝的榜样，建立中央集权的专制政体，使日本成为以儒家思想为指导的大一统的封建国家。圣德太子执政后，特别是大化改新后，日本不断向中国派遣使节——遣隋使、遣唐使，和大批留学生、学问僧，学习儒家经典，搜求儒家书籍。并在首都设大学寮，在地方设国学，推进汉文化主要是儒学教育。
在奈良时期（公元710—794年）和平安时期（公元794—1192年）统治者虽垂青佛教，但从未放松推进儒教，他们明白精神解脱要靠佛教，但治国安民非儒术不可。除继续派留学生，进口、印制儒书，加强大学寮的管理外，特别注意将三纲五常和忠、孝、礼的观念灌输到民间，而孝是重点。孝谦天皇曾下诏说，孝是各种德行的基础和治国安民之道。要求每家每户都要有《孝经》，经常背诵实行。历代天皇对孝子顺孙都给予各种奖励。日本虽无科举制度，但朝廷规定，政府官员一定要从修习仁、义、礼、智、信的人中选拔，根据其素质与程度委以官职。这种做法对儒风的振起有绝大影响，其作用不下于科举。在奈良、平安两朝，孔子的地位日益提高，公元701年开始祭孔，768年尊孔子为文宣王，亲王以下百官都参加释奠，典礼过后到大学寮听讲儒经，或由天皇召博士入宫讲经。当时崇唐之风十分盛行，遣唐使、留学生仰慕盛唐文化，许多人长期留唐，游学、做官甚至娶妻生子，终身不返。回到日本的也与众不同，戴唐式冠，穿唐式衣，吟唐诗，说唐话，意气扬扬，唐味十足。慕唐达到顶点之后便走向反面，有识之士提出“和魂汉才”，即借鉴中国文化发展日本民族文化，而不是事事模仿。平安中期以后，停派遣唐使，努力摆脱唐风，逐渐发展出独具特色的日本文化。但这并不意味儒学的停滞。相反，儒学在日本化之后得到新的发展。
1192年之后，日本进入幕府时代，天皇大权旁落，幕府将军实行独裁统治。将军、大名、武士组成的等级制的武士地主阶级，控制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政权和土地。他们的理论家适应当时的需要，取儒家的忠、勇、信、礼、义、廉、耻等观念和佛家不念生死的思想，加工形成武士道德或武士道精神。由于儒家思想是武士道精神来源之一，所以继续受到社会各界的重视。1603年德川将军削平群雄，建立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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