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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道教-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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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渊起兵时，很多道士见他势力强大，都把赌注押在他身上。歧晖拿出楼观道的粮食物品支援，还派了80多名道士半道上迎接李渊。他告诉李渊，他已经改名叫歧平定，因为李渊是“真君”，一定能平定天下。隋末著名的茅山派道士王远知，还在李渊起兵之前，自称奉老君旨意，密传符命，说李渊应当承接天命，改朝换代。后来李渊授他朝散大夫的职位，赐给他金缕冠和紫丝霞帔。另一位道士李淳风，据说能预卜吉凶，自称终南山太上老君显灵，对他说，李渊应该受天命，当皇帝。
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现在看来，这其中可能既有道士们主动编造的，也有的出于李渊父子的授意。利用这些道教谶言，李渊父子夺取天下的行动就披上了一层神圣的外衣。
另一方面，李氏皇帝认老子为祖宗，也是为了抬高李氏的社会地位。当时十分讲究门第出身，而李氏宗室并不是名门。所以，有必要利用对老子的信仰，提高一下门第。
唐王朝建立以后，对道教积极予以扶植。唐高祖即位后，下令大修楼观，并亲自去朝拜，说：这里是我的老祖宗降凡的地方，我现在做了皇帝，能不修建吗？还给改了观名，叫宗圣楼。歧晖也当上了紫金光禄大夫。高祖于武德四年（公元621年）整顿佛道二教，下令在都城和全国各州保留同等数量的佛寺和道观。因为当时佛寺数量大大超过道观，这一命令实际上对道教来说吃亏不大。武德八年（公元625年）高祖规定，朝廷重要典礼活动中，道教排在第一，儒教第二，佛教最后。
唐太宗（公元626—649年在位）是位精明强干的皇帝，他即位后一方面重申高祖尊崇道教的规定，一方面又笼络佛教，说自己这样做，只是出于尊敬老祖宗的意思，并不是轻视佛教。太宗还为王远知在茅山建太平观，在据说是老子家乡的亳〔bo帛〕州建太上老君庙。
南北朝至隋，佛教势力的发展大大超过道教。唐王朝感到佛教势力太大对国家不利，所以，唐初采用崇道政策，也有借道教遏制佛教的用心。当时有些僧人因不服道先佛后的规定，遭到杖责甚至被捕流放。
唐高宗（公元649—683年在位）宠信道士潘师正、刘道合和叶法善，支持道士烧炼金丹。乾封元年（公元666年），高宗到毫州老君庙祭祀老子，给老子敬献“太上玄元皇帝”的封号，还建了祠堂，设置官吏管理，表示确认老子为李唐宗室的祖先。上元元年（公元674年），规定王公百官都要学习《道德经》，并把它作为考选官员的课目之一，继而规定将它作为全国科举考试内容。弘道元年（公元683年）诏令全国各州修建道观，上州三所，中州二所，下州一所，全部由国家供给。高宗还送女儿当女道士，为她修建太平观。后来的睿宗也学他，送两个女儿入道，为她们修建道观。
唐代道教达到兴盛顶点是在唐玄宗时期。唐玄宗从公元712年即帝位，到公元756年因安史之乱退居后宫，前后统治了44年。他做了皇帝后不久，励精图治，开创了唐代历史上所谓“开元盛世”。最初，他采取崇道抑佛政策，同高祖、太宗等人一样，主要出于政治目的。原来，在武则天统治时期，佛教被抬到道教之前。武则天本来也崇奉道教，高宗时很多崇道措施是她建议的。高宗死后，她专擅朝政，想代李氏当皇帝。经过唐初60多年的崇奉，道教老子既是李唐宗室的祖先，也是大唐帝国的护法神。有人就曾假托老君，降凡显灵，警告武则天不要称帝。于是她决定利用佛教势力，削弱道教老子作为李唐宗室偶像的影响。武则天授意僧人宣扬武后是弥勒佛转世，应该代李唐当皇帝。称帝后，她推行崇佛抑道政策，取消了老子的“玄元皇帝”称号，仍称老君。又命令取消《道德经》的科举考试。中宗、睿宗复位后，道教的地位有所恢复，但也只是达到与佛教平起平坐的地位。
玄宗对佛教势力支持武则天称帝专权一事一直耿耿于怀，他要崇道抑佛。开元二年（公元714年），他下令整顿全国佛教，让两万多和尚和尼姑还俗。不久，他迎请茅山派道士司马承祯，亲受法箓，并为司马承祯在天台山修建桐柏观，在王屋山修建阳台观，还按司马承祯的建议，在五岳修建真君祠。
唐玄宗从开元后期开始，崇道活动一浪过一浪，这时已经完全是出于个人信仰的原因。
开元二十一年（公元733年），玄宗诏令全国每户必备一册《道德经》，将它放在各种经典之上。玄宗还亲自注释这本书。四年以后，又规定道士隶属宗正寺，它是专管皇族事务的机构，这等于是把道士都看作皇家的人。再过四年即公元741年，诏令在东西两京和全国各州修建玄元皇帝庙，不久又改名为太上玄元皇帝宫。自唐以后，道士居住修道的地方就统称为宫观了。一般是较大的道观称宫。
玄宗自己每天晚上都要礼拜老子，还让人绘制老子像颁发全国道观供养。他不断给老子封爵加号。天宝二年（公元743年），追封老子为“大圣祖玄元皇帝”，过了六年，加封为“圣祖大道玄元皇帝”，又过五年，改封为“大圣祖高上金阙玄元皇帝”。老子名衔越来越显赫。
在玄宗的推动下，道教在全国范围内迅速发展，进入全盛时期。
中唐时期，宪宗（李纯，公元805—820年在位），穆宗（李恒，公元820—824年在位），敬宗（李湛，公元824—826年在位）都崇奉道教，但当时大唐帝国已经开始走下坡路，崇道规模和影响都不比从前了。
晚唐时期，武宗（李炎，公元840—846年在位）相信道教成仙不死的说法，宠信道士赵归真，拜他为师，学习神仙术。后来又把罗浮山道士邓元起请到宫中，为他修建望仙楼、望仙台和灵符应圣院。当时不少道士和方士都跑到宫中来了。
武宗重道轻佛。会昌四年（公元844年），他决定打击佛教，下令毁佛，拆除寺院，没收寺院财产，让和尚尼姑还俗。这就是佛教史上有名的“会昌法难”。武宗想通过毁佛实现富国强兵的目的，但却迷信道教，不久就因为服食道士烧炼的丹药中毒而死。
唐后期，爆发了王仙芝、黄巢领导的农民起义。唐僖宗惊惶失措，盼着圣祖老子保佑，编造了很多老君显灵的神话，大搞崇道活动。但并没有能使大唐帝国维持多久。僖宗之后10余年，唐就灭亡了。
据唐末道士杜光庭写的《历代崇道记》记载，唐朝从建立以来，度道士15000余人，修建了约1900余所道教宫观，而王公贵族们捐资修建的宫观还不包括在内。这些都反映了唐代崇奉道教的盛况。
第三节 唐代符箓派道教
道教为封建统治者服务，除了迎合他们的政治需要，编造各种神灵故事，制造社会舆论外，还有两点十分重要：一是举行斋醮活动，即做法事，祈祷皇帝和他的一家健康长寿，国运长久，天下太平等等。二是为皇帝提供各种养生长寿的方法。有的皇帝想不死成仙，道士就得教他包括服食金丹在内的各种仙术。在唐代，皇室与道教的关系特别密切，所以，所有国家庆典，皇帝祖先的忌日超度，皇帝皇后的生日祝寿，天旱时请神下雨，天涝时请神放晴等等，道士都得出场。皇帝保护和崇奉道教，修建道观，供养道士；道教也为皇帝出力，成为御用宗教。
请神驱鬼，治病消灾，从道教创立时期起就是它的重要内容。到了后来，这一套就更完善了。从五斗米道蜕变为天师道，直到隋唐，专长这一套的符箓派道士一直很吃香。除了为皇室服务外，道教宫观还按教内规定，每个月的初一、十五这两天要举行活动，教主祖师圣诞日、神仙圣灵纪念日以及其他重要节日都要举行庆祝，这些都属于斋醮礼仪的内容。
唐代符箓派道士为皇室举行的各种斋醮法事，场面浩大，仪式隆重。由于这些斋醮法事用途范围很广，举行频繁，所以唐代道教斋醮的名目很多，有关仪式规定也很细致。不同种类的斋醮法事所祭祷的神灵名字，还有祈求的内容都有讲究。隆重的宗教仪式，有宏大的群众场面，有严密组织和音乐舞蹈，加上香烟缭绕，灯烛辉煌，增加了人们的神秘感，具有宗教宣传效果。举行法事时的各项仪式及程序和规模，都各有严格的要求。有些法事只做一白天或一夜，长的有一个月甚至几个月的。唐代流行的各类斋醮法事中，有一种“金箓大斋”，就是专门用来为皇帝祈神赐福的。
除了斋醮法事外，法箓和经戒传授也是道教礼仪的重要内容。普通人要当道士，必须通过一定手续才能取得资格。以后还要学习各级道教经书课程，道教叫经法，要通过相应的考试，合格的发给证明，并且授予相应级别的道士称号。学习一定级别的道教经法时，相应地有一些必须遵守的规定。法箓就大致相当于上述的手续和证明，经戒相当于有关规定。
据唐代道士张万福《传授三洞经戒法箓略说》和《洞玄灵宝道士受三洞经戒法箓择日历》的记载，入道的人先学正一经法，再学洞渊或太玄经法、洞神经法、升玄经法、洞玄经法，最后也是最高级别的是洞真上清经法。学习正一经法的叫正一弟子、正一法师；学习太玄经法的叫高玄弟子、高玄法师；学习灵宝经法的叫灵宝弟子、灵宝法师等等。大概正在学的叫弟子，考试合格的叫法师。
一定级别的经书往往主要出自历史上某一支道教流派。像正一经法主要是早期天师道的系统，灵宝派和上清派的经法都放在高级位置。这种划分最初大概出于陆修静之手，但它也反映了道教各流派相互融合、汇流的历史。
经戒、法箓的传授通常是十分严肃认真的，要举行一定的斋醮仪式。
一般说来，想入道的人，只要道教内部有一定权威和地位的法师授予法箓，就算取得了资格。像唐代大诗人李白曾经请北海高如贵法师授法箓，玄宗请司马承祯授法箓，都属于这种情况。唐代职业道士可以享受免征赋税的待遇，因此，道士出家必须通过以下途径：（一）通过国家有关考试，当时叫试经；（二）得到皇帝亲自批准，叫恩度；（三）交钱给国家买出家证明书即度牒，叫进纳。推行这套制度的结果，使道教与国家政权的联系更加紧密，但也带来不少问题。比如进纳，只要有钱就能买到道士身分证，不免使很多不合格的人也混了进来，甚至使一些宫观教团变成隐藏各种人员的处所。遇到政府财政紧张，大量出售度牒，后果更为严重。皇帝的恩度不是经常有的。当时皇帝恩度大臣、后妃或公主当道士，是一种特殊的光荣。一些后妃和公主当道士，皇帝经常特意为她们修建新道观，让她们当“头”。
道教符箓各派中，正一派后来最得势。正一派就是正一道，也叫天师道。元以后上清、灵宝和正一等道派逐渐合流，而正一道的张天师成为各派领袖，所以后来把道教符箓各派统称为正一道。张天师一派在天宝年间曾得到玄宗的封赐。玄宗称赞“后汉天师”弘扬了李家老祖宗太上老君的“教”，正一道是好道派。并命令有关部门注意在天师子孙中选定合适的继承人，及时上报，以便封赏。
南北朝时期一度十分兴隆的灵宝派，在唐代没有留下清楚的传承记载。
以茅山宗为代表的上清派，在唐代势力最大，它的传承系统也最清楚。 自进入唐代，茅山宗的各代宗师分别为：第10代王远知，第11代潘师正，第12代司马承祯，第13代李含光，第14代韦景昭，第15代黄洞元，第16代孙智清，第17代吴法通，第18代刘得常，第19代王栖霞。
以上各派在教理教义和宗教仪式等方面，都表现出互相融合吸收的趋势。特别是在斋醮科仪上，各派遵行的一套都差不多。
第四节 唐代道教炼丹术的兴盛
唐代出了很多有名的炼丹家，还有很多专讲炼丹的书，是历史上其他朝代不能相比的。
自从葛洪大力提倡炼丹以来，有不少道士都深信不疑，但也有人不大相信。像陶弘景就认为，服食金丹白日升天未必可能，不愿意把全部精力都花在它上面。北魏道武帝拓跋珪（公元386—409年在位）专门设立仙人博士这个职位，叫一些道士炼丹。丹炼出来后，自己不敢吃，让一些犯了死罪的人吃，结果毒死了不少人。北齐文宣帝高洋让道士炼出丹后，把它放在匣子内，说，等临死时再吃不迟。无论道教内外，对炼丹术都有持怀疑态度的人。
于是很多道士就想办法消除丹的毒性。有的把丹沉入井水中，有的浸入山中的泉水，还有的将炼丹原料用各种稀奇古怪的方法进行处理，比如用胡椒汤煮，用甘蔗汁蒸，用陈年墙土的泥浆拌搅等等。结果还是有不少道士中毒而死。所以，炼丹术就受到怀疑和批评。
到了隋唐时代，有青霞子苏元朗这些道士的提倡，很多炼丹的道士拣起了《周易参同契》的理论，炼丹得到皇帝的支持，所以，很快又热闹起来。
唐代炼丹最讲究原料和火候。很多道士说，炼出的丹之所以有毒，毛病就出在原料上面。但究竟用什么原料才对，道士们的意见颇不一致。有人说，真正的金丹只用铅和汞两种原料。自然界中的铅，是一种贱金属，它熔点低，冶炼方法简单，是人类历史上很早被认识和被利用的金属之一。铅同醋酸作用，可以得到碱性碳酸铅，这是一种白色粉状物质，可以用作颜料，古代也常用作化妆品，名叫胡粉，又叫铅粉。铅经过一定工艺加工制炼，还能生成两种氧化物：一种是一氧化铅，古代叫密陀僧；一种是四氧化三铅，古代叫铅丹。汉代已经懂得炼铅丹。在铅丹的炼制过程中，由于温度和氧化程度的不同，它会呈现出不同程度的黄色和红色。所以，古代的炼丹家很惊奇，十分重视它。连《神农本草经》也说，铅丹“炼化还成九光，久服通神明”。汞在古人眼里也是一种神秘物质。自然界有天然汞，但很少见，不容易采集。古代用的汞大多是用丹砂炼出来的。汞在常温下是液体，比重很大，但沸点只有357 ℃，加热时容易蒸发散失。汞也容易烧炼生成红色氧化汞。唐代一本讲炼丹的书《龙虎元旨》说：“丹砂入火，化为水银（即汞），能重能轻，能神能灵，能黑能白，能暗能明。”历史上很多炼丹家主张炼丹只用铅汞，所以，炼丹术又有一个名称，叫铅汞术。但这样得到的金丹，吃了还是不能成仙。于是又有人提出用其他的原料。结果，因为关于所用原料的主张不同，分成了好多炼丹派别。
火候就是炼丹时火势的大小和烧炼时间的长短。火势猛叫武火，火势小叫文火。有的道士主张炼丹先文后武，有的主张先武后文。有的主张烧炼七七四十九天，还有的说必须一年，丹才能成功。还真有人跑进深山，一年四季守着炼丹炉，每日每夜什么时候添火，什么时候退火，一丝不苟，为了成仙，一点也不怕辛苦。
唐代支持炼丹的皇帝很多。唐太宗是一位英明的皇帝，年轻时不相信吃丹能长生不死。到了晚年，怕起死来，几次派人到全国各地找“奇药异石”，据说后来吃了一个胡僧也就是外国和尚炼的“长生药”，中毒而死。
唐高宗曾召集100余名道士从事炼丹，后来也打算吃胡僧的药，被人提醒要吸取太宗的教训，结果没敢吃。
炼丹术最盛行是在唐玄宗时期。开元年间，玄宗让道士孙太冲为他炼“神丹”，还向道士吴筠打听烧炼金丹和成仙不死的事。唐代著名的炼丹家张果，也被召进宫，玄宗甚至要把女儿嫁给他。天宝年间，他找来罗思远等人专门为他炼丹，他自己也动手学着炼，可见他着迷的程度。
中唐时期的宪宗、穆宗和敬宗都热衷于炼丹，道士柳泌对宪宗说，天台山上长“灵草”，采它来炼丹配药，准成。天台山在台州，宪宗干脆教他到台州去当官。柳泌到台州混了一段日子，丹也没有炼出来，害怕脑袋保不住，逃进了山中。后来被抓回，宪宗没治罪，还让他炼丹。宪宗后来吃了柳泌炼的丹药，因毒性发作，脾气变得暴怒无常，几个宦官心里害怕，找个机会把他弄死了。穆宗刚即位时，命令将柳泌等人处以死刑。但不久自己也开始服丹。敬宗于宝历元年（公元825年）派人往南方长江流域一带以及天台山去采药。他在位不满三年，被宦官杀死，据说也跟服食丹药有关。
晚唐武宗和宣宗最信炼丹术。武宗吃了丹药，“自秋冬以来，觉有疾，而道士以为换骨，上秘其事”（《资治通鉴·唐纪六十四》），后来病情见重，33岁就死了。宣宗仍不吸取教训，也吃丹药送了命。
皇帝迷信，一帮官僚和文人都仿效。著名文学家也是大官僚的韩愈为人写过一篇《墓志铭》，其中记载，有六七位大官僚吃丹药死了。像工部尚书（官名）归登，长期服用水银，坐寝之处也往往可以找到。结果因水银中毒浑身疼痛，吐血十几年而死。另一位官僚襄阳节度使孟简，跟韩愈很要好。他搞到了一种“神药”，特意把韩愈请来，说自己不想一个人长生不死，愿意送一些给韩愈。后来这位节度使吃了药，病了好几年，到底死了。还有的人服食金丹后便出块状血肉，疼痛致死。
诗人当中，像初唐时期“四杰”之一的王勃，十分迷恋学仙求道这一套。卢照邻曾经入山学道，后来因为服食丹砂方药中毒，差点丢了性命，但仍不死心，写信给洛阳的朋友，向他们要丹砂。李白、白居易这些著名诗人都跟道士学过炼丹。白居易对《周易参同契》特别感兴趣，同另一位诗人元稹一起跟道士郭虚舟学习烧炼金丹，结果因为没有掌握好火候，让汞在高温下全部沸腾飞散而失败。他心中十分懊恼，写了一首诗，感叹自己跟神仙没有缘分。李白漫游天下名山，到处访仙求道。特别是在应皇帝诏命到了长安，不久又因为宦官高力士等人的排挤，不得不离开都城时，他对从政做官彻底灰了心，于是决心“还家守清真，孤洁励秋蝉。炼丹费火石，采药穷山川。”（《留别广陵诸公》）李白的诗中，与访道炼丹有关的，不下100篇。
因为道教炼丹术用的原料主要是铅、汞、硫磺以及含砷的一些矿物质，吃了以后，对人体十分有害。至于丹砂，因为烧炼以后也要变成汞，吃了还是会中毒。很多人送了命，其他人为什么还跟着学？韩愈在那篇《墓志铭》中说，不少人以为，死了的人是因为没有得到真方法，相信自己学的错不了。等吃了丹药，毒性刚发作，还以为是换骨换筋，是丹在发挥“神效”。等到药毒大发作，临死时才彻底醒悟，可是已经太迟了。不少道士对服丹成仙深信不疑，说那些服丹而死的人不是真死，而是成仙了。他们留下尸体，这种仙叫“尸解仙”。一些宣扬道教信仰的文学作品中，有很多这类尸解成仙的故事。也有一些道士比较清醒，像《悬解录》这部道士著作就说：
金丹并诸石药各有本性，怀大毒在其中。道士服之，从羲轩（指伏羲、黄帝）以来，万不存一，未有不死者。
社会上的人对炼丹术的批评就更多了。唐以后，炼外丹的人虽然还有，但已经不是道教修炼术中的主流了。
在1000余年的发展历史中，道教炼丹术积累了很多关于丹砂、水银和铅这些物质的化学知识。唐代道士在炼丹过程中出了“事故”，无意中发现了火药燃烧的猛烈性质，最后导致火药的发明，这是很有价值的发现。特别是很多炼丹家为了防止中毒，钻研医学，同时又是医学家。像葛洪、陶弘景、孙思邈，都为中医学的发展作出了贡献。炼丹术的成果后来被医学吸收，用作外科药物的很多。
第五节 唐代著名道教人物
唐代是道教鼎盛的时代，出了很多有名的道教人物。
初唐时期著名的道教学者和医学家孙思邈，华原（今陕西耀县东南）人。关于他的生卒年代，有一种说法是公元581年至公元682年。孙思邈自小就开始研读老庄著作和医学书籍，隋朝灭亡，他隐居于终南山，专心道教修炼和医学研究。唐太宗和唐高宗都曾召见过他，并要给他官做，但被他再三谢绝。孙思邈相信道教服丹成仙的说法，在炼丹上面下了很大工夫。他在《太清丹经要诀·序》中说：“我遍读古代流传下来的方书，上面都说，那些身体长了羽毛和翅膀能够在天空轻快飞行的人，都是吃了金丹的缘故。每当我诵读这些故事，心中真是羡慕。”因此，为了炼丹，他不辞辛苦，“虽艰远而必造，纵小道而亦求，不惮始终之劳，讵〔ju巨〕辞朝夕之倦”，成为当时著名的炼丹家。初唐时期的著名诗人卢照邻，曾拜他为师。卢照邻在东龙门山精舍专志学道，吃了很多丹砂方药，因药物中毒，差点丢了性命，也是一位对服丹成仙笃信不疑的人物。
孙思邈在医学和养生方面成就很高，留下了大量著作，如《千金要方》、《千金翼方》、《摄养枕中方》、《保生铭》、《存神炼气铭》、《摄生论》等等。他精通内科，在妇产科、小儿科和外科方面也有造诣。至于他渊博的药物学知识，应该说与他对炼丹术的钻研也有关系。孙思邈具有道士和医学家的双重身份，而以其重要成就成为道教史和科技史上的重要人物。后代尊他为“药王”。药王信仰是中国十分普遍的俗神信仰之一。从前遍布中国大地，香火旺盛的药王庙，供奉的就是他，还有传说中的神医扁鹊。
初唐时期还有一位名道士叫成玄英，字子实，陕州（今河南陕县）人。关于他的生平事迹，《新唐书·艺文志》中有十分简略的记载。只知道在贞观五年（公元631年），唐太宗李世民曾召他到京师长安；但高宗时不知什么事得罪皇帝，被流放到郁州（约在今江苏省连云港一带）。他有不少关于《道德经》和《庄子》的著作，如《道德真经义疏》、《南华真经注疏》等。太宗曾赐他西华法师的封号。
老子《道德经》中有一句话：“玄之又玄”，形容“道”的深奥难测。后世一些道士借题发挥，将“玄”解释为排遣错误念头和破除思维偏执的意思，提出所谓“重玄之道”。成玄英按照这一思路，花了很大力气用所谓“重玄”的思想去注解《道德经》。魏晋时期一些人喜欢谈“有”和“无”这个话题，说世间万物的本原就是这个无形无象的“无”，无就是“万物之本”，所以它是至高无上的。另外一部分人反对这种“以无为本”的所谓“贵无”哲学，认为宇宙间有形有象，林林总总的万物自身，也就是所谓“有”，才是应该重视的。特别是当时维持社会人心的，称之为纲常名教的这一套道德规范，都有它们存在的道理，没有必要另找一个什么无来作它们的本原。这样，就发生了“贵无”和“崇有”两派的争论。魏晋时期这场关于有和无的讨论，对后代知识分子影响很大。成玄英认为，无论有或无都不能用来规定“道”这个概念，因为道是“非有非无”，“亦有亦无”的。他主张破除有无“二偏之病”，全面而正确地认识道。他注疏《道德经》时说：
有欲之人，唯滞于“有”；无欲之士，又滞于“无”。故说一“玄”，以遣双执。又恐学者，滞于此“玄”，今说“又玄”，更祛后病。既而非但不滞于“滞”，亦乃不滞于“不滞”。此则遣之又遣，故曰“玄之又玄”。
意思是说，那些欲望强烈的人拼命强调“有”；清心寡欲的人执著地谈论“无”，其实他们都犯了片面看问题的毛病。现在我讲这番“玄”的道理，纠正他们。考虑到有些人也许会死抠字眼，在这个字上面纠缠不清，所以我再讲一番“又玄”的道理，进行纠正。使他们不仅不死抠原来的有和无，也不死抠这个玄。这番纠偏再纠偏，也就是双重纠偏的道理，就叫作“玄之又玄”。这就是所谓“重玄之道”。成玄英着力宣扬重玄学说，认为只有通过“重玄之道”，才能达到修道所要达到的虚静澄寂的境界。
在唐代，喜欢谈论“重玄”而较有名的还有成玄英的弟子李荣等人。从根本上看，所谓“重玄之道”，可以说是一种体道修性，达到精神解脱的方法。成玄英等人的重玄学说带有浓厚哲学思辨的色彩，也杂有佛教思想成分。道教宣扬通过修炼以求得道成仙，所以葛洪、孙思邈等备受尊崇，但对于成玄英这些人，后世各种道书和神仙传记作品却很少提及。
活跃于唐玄宗至肃宗时代的李筌，号达观子，陇西（今甘肃境内）人。他早年曾隐居于嵩山的少室山学道，也曾担任过荆南节度判官、邓州刺史等官职。他的著作，据唐宋人的记载，有《太白阴经》、《中台志》和《黄帝阴符经疏》等篇目，其中最重要的是《黄帝阴符经疏》。《阴符经》这部书，道教传说是由骊山老母传给李筌的，也有人说是李筌自己假托黄帝之名造作的。但唐初大书法家欧阳询和褚遂良都书写过《阴符经》帖，说明它不可能出自李筌之手。现在一般认为它是南北朝时期的作品。《阴符经》传世有两种版本，一是李筌作注的本子，全书300字；另一种是张果作注的本子，在300字之后又多出100余字。《阴符经》是一本高度概括精练，内容很深刻的著作，富含兵家韬略和医学养生见识。自李筌和张果为它作注之后，便在社会上广为传播，并成为道教重要经典之一。
在唐代，以传授上清经法为主的茅山宗一派，出了很多名道士，如王远知、潘师正、司马承祯、吴筠和李含光等等。这些人大都出身于名门望族，有较高的文化修养，并懂得利用封建统治者的支持。通过他们的活动，茅山宗逐渐成为在全国具有最高地位的道派。其中，王远知是茅山宗第10代宗师，为茅山宗进入唐代以后的兴盛，打下了重要基础。王远知出身于官宦之家，因有在李渊起兵之前密传符命的功劳，极得唐高祖和太宗的重视。贞观九年（公元635年）死后，在高宗调露二年（公元680年）被追赠为大中大夫，谥号升贞先生。四年后又获赠紫金光禄大夫称号。吴筠虽说可能并非出身名门高第，但他颇有才气，文章诗赋在当时都有佳评，得到唐玄宗的欣赏。玄宗曾问他关于道法的事，他回答说：“道法之精，无如《五千言》，其诸枝词蔓说，徒非纸札耳。”照他的说法，道法的精华都在《老子》这本书中，其他的全是白费笔墨，用不着看。玄宗又问他神仙修炼的事，他说，那是山野人的事情，要耗费很多时间，要有很多道德功行才行，不是当皇帝的人所合适做的。吴筠著有《玄纲论》、《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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