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震评传-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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ご髡鹗窃谇�隆十九年入京的。
因是避祸而来，只是穿了件坏长袍，初到北京，自然穷得衣食无着，只是暂住在京城内的歙县会馆。到北京后第一个与之相见定交的是钱大听。这一年三月，二十七岁的钱大昕已考中进士，而戴震其时还只是个县学生。戴震才学过人，却不得志，又遭豪强迫害，到京后生活无着，为人却穷而有志，禀性狷介自爱，不合流俗，不为人物所羁，“人皆目为狂生”④。有一天，戴震自携所著书稿造访钱大听，纵论学问，竟谈了一整天，临别时，钱大昕目送其远去，叹曰：“天下奇才也。”当时，正好礼部侍郎秦蕙田编撰《五礼通考》，要想找一位精通天文历算的人。钱大听随即把戴震推荐给他。秦蕙田非常高兴，随即命驾访之，后来干脆把戴震接到府邪，朝夕讲授观象授时，这期间，戴震又向秦蕙田推荐了江永，《五礼通考》收入了江永和戴震本人的著作。与此同时，戴震还在味经轩与王昶共同编纂讲述宗庙四时祭祀的“时享”类①历时五个月。除钱大听外，当时掌管修史的翰林纪昀、内阁中书王昶，还有王鸣盛、朱筠，都是乾隆十九年的进士，均以学问名闻京师，听说戴震的来到，都不惜降低身份，亲自前往歙县会馆拜访戴震。戴震与这些大学问家抵掌而谈，纵论学术，展示著述，竟使这些大学问家无不为之赞叹不已。戴震的来到，使原先门可罗雀的会馆霎时间变得热闹起来。晤谈之后，仍有①　《十驾斋养新录》，商务印书馆1957　年版22　页。
②　《十驾斋养新录》，商务印书馆1957　年版23　页。
③　见《戴震文集》，赵玉新点校，中华书局1980　年版260　页。
④　钱大昕《戴先生震传》，见《戴震文集》，赵玉新点校，中华书局1980　年版265　页。①　《五礼通考》卷181　至卷200　有《观象授时》，卷86　至卷96　有《宗庙时亨》。叁见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书信往来不断，相互切磋学问。如戴震对王鸣盛不断言及江永，“后光禄与戴震书启通问，必称敬候先生”，又如钱大听《与戴东原书》与之论学：“邵长蘅遂谓孙愐增字四百有奇（按：指《唐韵》），似可来信，惟高明示之。”一代学入的京师交游，犹如魁星阁群星争辉，璀璨百聚，其中最为夺目，不时放射出异采的是为众星所拱，学士敬仰的清贫之士戴震。从此，戴震名重京师，名门公卿争相与之交往，“薄海承学之士，至于束发受书之童子，无不知有东原先生。”②乾隆二十年（1755　年）夏，纪昀（1724—1805）初次结识戴震，读到他的《考工记图注》，惊叹不已，随即出钱付刻。这一年，戴震就寄居在纪昀家中，过得舒心自坦。在学术上，戴震也极愿意听取纪购的意见。例如他在乾隆十七年（1752　年）撰著，二十七年（1762　年）付刻的《屈原赋注》中，注《离骚》“恐美人之迟暮”一句，因汉王逸、宋洪兴祖、朱熹皆以“美人”指楚怀王，以致使上下文扞格难通，戴震注引纪昀曰：“纪编修晓岚曰：美人谓盛壮之年耳。”并云：“草木零落，美人迟暮，皆过时之慨，即《论语》所云‘四十五十而无闻，斯亦不足畏’是也。”明以“美人”为屈原本人，遂贯通上下文，并批评王逸等人的说法是“不顾失立言之体”。戴震引纪晓岚此说，当是寄居纪氏家后闻纪氏之说而后补上去的。又如戴震著《考工记图注》，也曾听从纪购之议而“删取先后郑（按：郑司农、郑玄二人）注而自定其说以为补注”。但是，纪购和戴震也仅仅是汉学纯学术领域内的朋友，在哲学上，纪陶完全不能理解戴震。章炳麟《文录·释戴》记述：纪购读了《孟子字义疏证》后，“攘臂扔之：以非（诽）清净洁身之士，而长流污之行”。表示极大的不满。当然，这是后话了。
寄居纪购家的这一年，戴震酝酿了平生著述中的一件大事，那就是把扬雄《方言》分抄于宋李焘《许氏说文五音韵谱》的上方，自题云：“乙亥（1755年）春，以扬雄《方言》分写于每字之上，字与训两写，洋略互见。”这是为日后著述《方言疏证》作准备的。为什么用李煮的书而不用大徐（徐铉）本作底本呢？那是清代文字学未发达之前，大徐本几乎被湮没，李焘本盛行易找的缘故。顾炎武博极群书，竟没有读过‘始一终亥’的本子。宋李焘继徐锴《说文系传》和《说文韵谱》之后扩充其内容，编定《说文解字五音韵谱》三十卷，参照宋代韵书《集韵》次第，起于“东”字，终于“甲”字，完全改变了《说文》的本来面目，因为李书按韵编排易检①，遂广为流传，以致使始“一”终“亥”的本子湮没不闻。明代甚至有人把李焘本当作许慎真本而非难大徐本，还有人据李煮本作《韵谱本义》，推阐许书始于“东”之意。这样，顾炎武读不到始“一”终“亥”的大徐本就不奇怪了，至戴震时也不例外。戴震将《方言》分写于李焘本之上，意味着重新研究《说文解字》的开始，它预示着李煮本统治时代的结束，其意义正在于此。
戴震分写时的自题中说及的“写其字”，意即以字为主，而以《方言》之字系于《说文》之字。所谓“写其训”，意即以《方言》的训释系于《说文》之字。使用李焘本，也有一个灵便，就是需要以声为主作系联时，就将《方言》一串串的同声之字系于《说文》，按李焘本检索，可随时作对比研究。《自题》说“详略互见”，那是说分抄在李焘本上以后，一详一略，随②　《戴震年谱》，见《戴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年版451　页。
①　《说文解字》检字甚难，今本大徐本（据清孙星衍、陈昌治刻本）的索引是解放后中华书局编的。时可予比较。戴震以李煮本《说文》为底本，将扬雄《方言》移录于《说文》相关的字头之下，从而便于作出比较研究。这种方法，正是近现代解释学（Hermeneutics）中的文本解释中将一种文本嫁接到另外一种文本上的方法，或者说是这种方法的雏型。嫁接的结果是什么呢？
对戴震本人来说，结出了《方言疏证》之果。乾隆三十八年（1773　年），戴震在纪昀等人的举荐下进入四库馆任纂修。这时，戴震取平时所校订的文本，遍核经史诸子的义训资料，及诸家引用《方言》的资料，著《方言疏证》，从而进一步确立了《方言》在语言学史上的权威性地位，而此分写本，是确立这一权威地位的草创之始。《方言疏证》本身在语言科学史上有极重要的地位，它的蓝图的制订，有关问题的早期运思，则是肇始于寄居于纪晓岚家中的乾隆二十年（1755　年）。
对他的学生段玉裁来说，戴震的早期分写本是他的巨著《说文解注》的启发性著作。正是前面说及的连顾炎武也读不到《说文》大徐本的种种情形，促使段氏发愤研究《说文》。鉴于李煮本的长期统治地位，他认为“向来治《说文》者多不能通其条贯，考其文理”，即未得许书“以形立训”的要旨。段玉裁于乾隆四十一年（1776　年）开始编纂长编性质的《说文解字读》，至嘉庆二十年（1815　年）《说文解字注》刊行，前后达四十年之久。戴震的分本写成后，段玉裁曾于乾隆三十四年、三十五年（1769、1770）间借阅，并携至段氏做官处四川省玉屏县。乾隆三十七年（1772　年）段玉裁来京，曾在洪榜的寓所中见到戴震，戴震向段玉裁索要此书，并说：“李煮的分韵本《说文》不足贵，目的在于分写《方言》。”可见戴震对李煮书的评价态度及权借此书作《方言》分写本的目的，后来段玉裁回四川，因路远难以邮寄，分写本一直藏在段处。段玉裁回顾借阅分写本时的意图说：“然假此书，未知重《方言》也，乃始将读《说文》耳。”对同一本书的评价和使用，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本来也是可以的。戴震的原意在深究《方言》，段玉裁借以研究《说文》，百虑而一致，殊途而同归，客观上都是发展清代的语言科学。段玉裁还回顾分写本对他著《说文注》的启迪说：“今四十余年，于《说文》讨论成书，于《方言》亦窥阃奥，何莫非先生之觉后觉哉？”段玉裁的话，未必是谦虚之词，戴震的文本嫁接所形成的体例和方法，作为清代早期研究《方言》和说文》的草创，对段氏《说文注》体例和方法的形成确实是有启发的。清代语言学著作的体例均有其共性的一面，可统称之为治小学的朴学方法和条例，这主要是指立以字头，继以诠释，傅以古今文献实证，综合运用文字、音韵、训诂、校勘等历史科学的基本方法。所有这些，戴震的分写本草创其事，已初露端倪，到段玉裁《说文注》则形成文字学朴学方法体系。经过少年进学、求学江永的蕴蓄积累，《考工记图注》、《诗补传》、《屈原赋注》、《勾股割圆记》等名著的著述成功。戴震就有条件来进一步阐明他的学术思想和治学方法问题，作为他的朴学方法论的理论建树，旅京期间的两篇著名论文《与姚孝廉姬传书》（1755　年）和《与方希原书》（1755年），成为戴震思想发展中的界石。此外，同年著述的《与王内翰凤喈书》，也就语言文字阐明了朴学方法问题。戴震的书信中说《尚书》“光被四表”即“横被四表”，就此一字之论的发展过程，戴震强调由博返约，独立思考的重要性，他说：“余独以谓病在后人不能遍观尽识，轻疑前古，不知而作也。”一个字被曲解致误近两千年，确实是惊人的。其教训在于不能用语言文字学之书《尔雅》严加推证之，他说：“虽《孔传》出魏、晋间人手，以仆观此字据依《尔雅》，又密合古人属词之法，非魏、晋间人所能。必袭取师师相传旧解，见其奇古有据，遂不敢易尔。后人不用《尔雅》及古注，殆笑《尔雅》迂远，古注胶滞，如‘光’之训‘充’，兹类实繁。”①魏晋不可信，一定要求之于先秦两汉之真本之本经，方能求得“十分之见”，这就是戴震的朴学主张。他对王鸣盛治学精神的评价和肯定，也是从朴学方法的基本立场出发的。他说：“承示《书·尧典》注，逐条之下，辩正字体字音，悉准乎古。及论列故训，先征《尔雅》，乃后广搜汉儒之说，功勤而益钜，诚学古之津涉也。”①信古而不株守古人，以识力作取舍，方能得其本真。在《与姚孝廉姬传书》和《与方希原书》，乃至《与是仲明书》中，强调的是求“十分之见”的“道”。而《与王鸣盛书》强调的是求语言文字的本真，他说：“自有书契以来，科斗而篆籀，篆籀而徒隶，字画俯仰，寝失本真。”②此处的求真和前论的求“道”是个治学之道的逻辑先后问题，两者密不可分，前者体现“以字（词）通词（辞）”，后者体现“以词（辞）通道”。事实上，戴震把两者看得一样重要。为此，他赞赏王鸣盛求语言文字本真的精神。他说：“六书废弃，经学荒谬，二千年以至今。足下思奋乎二千年之后，好古洞其原，谅不仅市古为也。”《与王鸣盛书》是戴震旅京交游乾嘉学人留下的宝贵文献。它既论述了学术思想和治学方法，还体现了一代学人的学术精神和处世态度。虽地位悬殊，一进士，一县学生，但平等论学，的然可见。戴震的谦逊质朴和追求真理的精神，博览古籍，遍观尽识，好古疑古，实事求是的态度，都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这些，也正是京师诸公能与戴震友善，乐于交游，邀请寄居，折节求教的基本原因。戴震的学术精神和处世态度是一致的，也是前期、后期一以贯之的。他狷介自爱，或许筹思《屈原赋注》而深得屈原“深思高举”的精神，然而他并不自傲而睥睨一世，作为一代学术巨孽，他追求的是高深的知识和合于普遍规律的道理，一句话，他追求的是本真的认识，是真理。以追求本真，追求真理的精神治学、处世、处己，这就是戴震的性格。
旅京期间，由于早期的蕴蓄和学术思想的成熟，实际上形成了戴震前期的第二次著述高潮。除著名的《考工记图注》、《勾股割圆记》先后定稿付印、《方言一说文》分写本的编撰、书信论学数篇外，还有《周礼太史正岁年解》二篇，《周骸北极漩玑四游解》二篇。可以推证，今本《戴震集》中的一些考据文章极可能是旅京期间的产物，将近两年（1754—1755）的旅京，身处学界，频繁论学、讲学，推求奥旨，切磋衍义，科学的发现是一定不会少的。可以设想，这期间他还在紧张地筹思他的《七经小记》。段玉裁《年谱》曾讲到：“若《尚书今文古文考》、若《春秋改元即位考》三篇，皆癸未（1763）以前、癸酉（1753）、甲戌（1754）以后十年内作也”。段玉裁讲的年限，当然是包括旅京的1754　至1755　年的。事实上，戴震前期的著述和论学，可以旅京为界分为前后两个阶段，由于结识学界，见识大长而更趋成熟，后阶段学术思想的成熟，使后阶段的著述更自觉地去寻求“十分之见”的道和语言文字之本真。这也告诉我们，戴震进入后期的专致求道也是有其①　《与王内翰凤喈书》，见《戴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年版53　至54　页。①　《与王内翰凤喈书》，见《戴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年版53　页。②　同上，54　页。
③　同上，54　页。
必然的内在逻辑的。
　

第三章《七经小记》一、宏大的著述计划
《七经小记》是戴震制订的宏大的著述计划，这个计划的实施贯串戴震的一生，《七经小记》的各部组成，又形成了戴震的全部思想体系。正象研究戴震思想体系要从不同的方面逐一深入那样，研究《七经小记》也要从其各部组成分别人手研究，而这又是与戴震思想体系平行不悖，互相对应，甚至因两者过分接近而重合，然而，在深入研究戴震之前，从宏观上把握《七经小记》仍然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它是戴震治学的自定规划，而其逐一分步实施又耗尽了他的毕生精力。
《七经小记》写作计划的正式提出，大约是在进京以后经过前期第一阶段的学问蕴蓄，著述成功，第二阶段朴学理论的完善，戴震酝酿成熟新的著述计划。因为段玉裁在京闻戴震朝夕言之，曾以戴震所言告钱大听，故可证《七经小记》著述计划的提出在进京以后。大凡学问到家，思想成熟以后，提出新的庞大而系统的巨型计划常是情理中的事。然而，这一计划的本身，又是逐步完善的。它上及仿《学礼篇》之作的《戴震集》诸记，下至《孟子字义疏证》。后者当然不会在戴震思想前后期交替的年代里提出。
著述《七经小记》的目的，深明其志的学生段玉裁说：“《七经小记》者，先生朝夕常言之，欲为此以治经也。”①以《孟子字义疏证》来治经，可见著述《七经小记》的最终大旨为变经学为新时代的哲学或称新理学。戴震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改造和创新，完整地体现在《七经小记》的全部计划中。
“七经”的提法，是一个颇为别致的叫法。儒家的经书，最初有“六经”（也叫“六艺”）的提法，即《诗经》、《书经》、《礼经》、《乐经》、《易经》和《春秋》。《乐经》今已不传。古文经学家认为古实有《乐经》，因秦毁而亡，今文经学家认为古无《乐经》，乐包括在诗与礼中，实际上只有“五经”。戴震的“七经”，正是“五经”之外再加《论语》、《孟子》。段玉裁说：“所谓‘七经’者，先生云：《诗》、《书》、《易》、《礼》、《春秋》、《论语》、《孟子》是也。”②戴震的“七经”排除《乐经》，主要是从有无专门的文献可证，面对事实，便于著述考虑的，与今、古文经学家之说无关。汉代也曾有“七经”之说。汉武帝只设“五经博士”，但汉提倡“以孝治天下”，至东汉“五经”而外增加《孝经》、《论语》，成为“七经”。戴震的“七经”，舍《孝经》而增《孟子》，当然是颇费斟酌，也是合乎戴震思想的内在逻辑的。和宋代以后传统称说的十三经相比，戴震的“七经”，合并了十三经中的《周礼》、《仪礼》、《礼记》，而取六经中的《礼经》，去十三经中的《春秋三传》而取六经中的《春秋经》，此外，还去掉十三经中的《孝经》、《尔雅》。戴震开列的“七经”中去掉原十二经中的《尔雅》，似乎是费解的，戴震从小研习《尔雅》，后又著《尔雅文字考》，怎么反面将《尔雅》从经书中取消呢？这是与戴震对《尔雅》的认识有关的。①　《戴震年谱》，见《戴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年版483　页。
②　同上。
戴震认为：“古故训之书，其传者莫先于《尔雅》，六艺之赖是以明也。”①“《尔雅》，六经之通释也，援《尔雅》附经而经明，证《尔雅》以经而《尔雅》明。”②原来是戴震将《尔雅》看作通经的工具书而非经书本身，这一识见也是符合实际情形的。《尔雅》是作为解经的工具书或名书（中国古代的逻辑书之一种）进入十三经的。晋代郭璞在《尔雅》序上曾说：“夫《尔雅》者，所以通训诂之指归，叙诗人之兴咏，　绝代之离词，辨同实而殊号者也。诚九流之津涉，六艺之钤键，学览者之潭奥，摛翰者之华苑也。若乃可以博物不惑，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莫近于《尔雅》。”郭璞的话实际上已讲清了《尔雅》作为通古代文献的工具书、基础书的性质。戴震的“七经”不把《尔雅》作为经书的本身，是客观的做法。再则，不把《尔雅》看作“七经”之一，不等于不去研究《尔雅》，恰恰相反，《七经小记》有训诂篇，是要讲运用《尔雅》以通经的方法的。
《七经小记》的目的既然是为治经而作，那么，不论何种学问，治学的本领首先还在于固基础，通门径。由于“治经必分数大端以从事，各究洞原委，始于六书、九数，故有《训诂篇》，有《原象篇》，继以《学礼篇》，继以《水地篇》，约之于《原善篇》。圣人之学，如是而已矣。”①前面三句话是讲如何治经入门，那就是要懂得“分其大类，各究原委，从语言文字、天文历算诸自然科学入手”，后面一句话是讲循此治经之要诀而形成的《七经小记》的内部构成，有专讲语言文字的《训诂篇》，有讲述天文历算等自然科学的《原象篇》，有应是本之于礼经总论，贯通《周礼》、《仪礼》、《礼记》、《大戴礼记》的礼学著作《学礼篇》，有以水脉走向为主的地理学著作《水地篇》，有探求人类情性的《原善篇》等。从其写作缘起和内部构成看，《七经小记》是经学方法论的教科书，或称经学教科书，或称“经学学”。如称其为“经学概论”，则言之大轻而其内容实深。总之，讲述经学人门和登堂入室的方法、方法论，是该书的基本性质和最终目标。
《七经小记》的五大构成，段玉裁还曾作过具体说明。关于《学礼篇》，他说：“《学礼篇》，先生《七经小记》之一也，其书未成，盖将取《六经》礼制纠纷不治，言人人殊者，每事为一章发明之。今《文集》（按：指经韵楼本《戴震文集》）开卷《记冕服》、《记爵并服》、《记朝服》、《记玄端》、《记深衣》、《记中衣裼衣糯褶之属》、《记冕弁冠》、《记冠衰》、《记括发免髽》、《记淫带》、《记缫藉》、《记捍决极》，凡十三篇，是其体例也。”②作为经学学的《七经小记》中的一个主要组成部分《学礼篇》，应当是囊括十三经中“三礼”和《大戴礼记》的方法学探究，可惜其书未成。段玉裁揣其体例是“盖将取《六经》礼制纠纷不治，言人人殊者，每事为一章发明之”，并举出了今本《戴震集》中的十三篇记作为《学礼篇》全书体例的范本①。段氏的悬揣是有道理的，体现了清代朴学精神，他的意思是说，①　《戴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年版51　页。
②　同上，52　页。
①　《戴震年谱》，见《戴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年版483　页。
②　同上，482　页。
①　段氏《年谱》虽然讲了“今《文集》中？？凡十三篇”，实际只举了十二篇，遗漏了第二篇记《记皮弁服》一文。今本《戴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年本）为凑足十三篇，标点成“今《文集》中《开卷记》、《冕服记》？？《捍决极》凡十三篇＼误。应标成“今《文集》中开卷《记冕服》、《记爵弁服、？？《记如果《学礼篇》成书，将会针对礼学中众说纷坛的问题作出辨证，所举出的礼学十二记正是这样的经学论文，犹言《论冕服》、《论爵弁服》、《论朝服》等等，这种“论”是朴学之“论”，离不开注释、疏证，是以语言文字学、文献学观点而论，或者说，这是更为广义的历史学、文化史学的史论，而不是狭义的历史学论文。写作十三记，汉宋并举，但实际上还是更多地偏重于重制数的汉学，故十三记中名物考证、古制诠释、文献验证占绝大多数，充分体现出戴震治礼学的朴学考证精神。关于《水地记》，段玉裁曾说：“《水地记》，亦《七经小记》之一，使经之言地理者，于此稽焉。”②今安徽丛书本《戴东原先生全集》收有《水地记》一卷，原本曲阜孔氏微波谢本。洪榜著《戴先生行状》说：“《水地记》三十卷，先生卒之前数月，手自整理所著书，命工写录，亦未及竟。”可见其规模之大及传今之少。戴震是一位地理学家，对水文地理、山川地理、古代地理尤有研究。传说青年时代居家自砺时，就修筑了珠塘坝拦洪蓄水，以治当地水患。他还曾多次应民政、测绘部门的聘请，校阅地图和户籍册，文书图册，杂错堆迭，戴震“批图览册，有谬误，即图上批示，令再图以进。户吏始不服，及亲履其地，果如先生言，无不惊叹以为神。其治事精敏类如此。”①戴震继承明清以来的史地学传统，著《水地记》数卷以明经，不仅拓宽了治经视野，体现经国济世，而且可看出戴震以史地与经书并行不悖，在治经的同时独立发展史地学的科学思想。关于训沽篇，段玉裁曾说：“《训诂篇》亦先生《七经小记》之一。经学非诂训不明，先生欲作此书而未及，为《转语》二十章，亦未卒业。然《尔雅文字考》、《方言疏证》犹存，亦可稍窥涯略矣。”②《训诂篇》既是《七经小记》之一，因而它是为解经服务的，然而因《转语》、《声韵考》、《声类表》、《六书论》、《方言疏证》等宏篇巨制的著述，形成了高于解经的语言文字学科学体系，形成了语言解释学体系，因而可作更高层次的研究。关于《原象篇》，段玉裁说：“《原象》凡八篇，一篇、二篇、三篇、四篇，即先生之《释天》也。初名《释天》，以《尧典》‘璇玑玉衡’、‘中星’、《周礼》‘土圭’、《洪范》‘五纪’四者命题，而天行之大致毕举。璇玑玉衡，汉后失传，先生乃详其仪制于四篇之未。五篇、六篇、七篇，即《勾股割圆记》上、中、下，三篇也。其八篇，则为矩以准望之详也。《迎日推策记》亦旧时所为。玉裁与《释天》皆于癸未（1763）抄写，则成书皆在壬午（1762）以前可知矣。至晚年，合九篇为《原象》，以为《七经小记》之一。天体算法全具于此。”③围绕《七经小记》的《原象篇》形成了戴震的自然科学知识体系，同《训诂篇》一样，应在其自然科学思想中专门阐述。关于《七经小记》中的《原善篇》和《孟子字义疏证》等，段玉裁曾说：“《原善》卷上、卷中、卷下，孔户部所刊《戴氏遗书》（第九），合为一册。始先生作《原善》三篇，见于户部所刊文集中者也。玉裁既于癸未（1763）抄写熟读矣，至丙戌（1766），见先生援据经言疏通证明之，仍以三章者分为建首、比类、合义，古贤圣之言理义，举不外乎是。《孟子字义疏证》亦捍决极》凡十三篇”。段氏遗漏了一篇。
②　《戴震年谱》，见《戴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版483　页。
①　洪榜《戴先生行状》，见《戴震文集》，赵玉新点校，中华书局1980　年版256　页。②　《戴震年谱》，见《戴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年版483　页。
③　同上，481　页。
所以阐明此旨也，为《七经小记》之一。先生之学，上承孔孟，于此可见。”①《原善》三篇、三卷和《孟子字义疏证》等的著述，标志着戴震完全越出经学藩篱而进入哲学，而且是充分体现时代精神的独具特色的新哲学。更应专门阐述之。
总的说，《七经小记》虽然以经书为对象，但深刻地体现了顾炎武“理学即经学”的进步学术思想，围绕讲论古经，在一系列重要领域内作出了独特、完整的建树，形成了独立的门类科学思想和哲学世界观学识。例如语言文字学、自然科学（特别是天文、历算）、文献学、史地学、哲学等的专门学问及其门类科学思想，《原善》等所包含的新的世界观。从以最纯粹的传统学问命名的《七经小记》看，戴震也远不止是经学家、考据家，而是近代早期启蒙时期的一名科学家和思想家。
从《七经小记》的五大部类及其近代科学的内容和构想看，《七经小记》不啻是经学教科书，简直是近代科学的大全了。光《水地记》三十卷通观古今地理就很可观，更不必说其他了。戴震提出著述《七经小记》的宏伟规划时，曾告知金榜。金榜说：“岁不我与，一人能有几多精神？”，戴震答道：“当世岂无助我者？”戴震年轻时身板坚强硬朗，穷困不堪，生活无着时也能每天行走二百里。戴震与段玉裁谈及这一著述规划时，已考虑到能否完成的问题，戴震对段氏说：“余乖于时，而寿似可必。”表示充满信心。后来段氏又把戴震的话告诉了钱大听，钱大听说：“天下固无可必之事也。”意思是说，天下本来就没有什么一定要成功的事，只能摸索着试试看。钱氏的话意固然是很客观的，但对自立大志，筹思宏伟著述的戴震来说，却是应当而且必须充满必胜信念的。因而钱氏的话对戴震并不适用，几乎是一瓢冷水。段玉裁鉴于《七经小记》未能全部成书，感慨地说：“假令先生如申公、伏生之年，安见不如其志哉？”①所可庆幸的是，《七经小记》这一宏伟工程大部峻工，特别是集中体现近代科学精神的语言科学、自然科学、哲学部分更为突出，因而在传统经学和近代自然科学的两块丰碑上都镌上了戴震的名字。钱大听关于《七经小记》的不祥之兆，只是小部被言中。还应指出的是，《七经小记》虽然没有全部成功，但戴震有关治经的思想在别处却得到阐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