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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震评传-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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横，雨过沙路踪应阔，日坠松冈眼愈明。天自好生同一命，世皆多欲独居名，山翁笑说相逢惯，不惯输租到市城。
“虎过”疑地名。诗中一派山村野景，诗主人淡泊致远，乐天知命。倘移花接木，说全诗写休宁的山野村民，亦无不可。似乎可以这样说，直至戴震四十四岁（1766 年）著《果溪诗经补注》时，心灵深入仍萦怀此“春酒堂”首诗的意境而不能挥去，“杲（gǎo 明亮）溪”二字，就字面义为“明澈见底之山溪，”用作补注《诗经》之名，段玉裁释为“盖以自别于诸言诗者”①，今谓“明澈之溪”的意境乃至用字，正可见于《虎过》诗的首联和颔联。段玉裁说：“先生不随俗为别号，天下称东原先生而已。”②魏建功则认为“杲溪”为戴震注《诗》时的自称③，青年手抄，中年自号，戴震心迹灵痕，竟以周容这样的遗民和名士为知已。人的内心世界本来就是丰富多变的，岂可以逸情直逐视之？戴震与“春酒堂”之神交，可谓大大丰富了我们对其内心世界的认识。
① 《戴震年谱》，见《戴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年版467 页。
② 同上。
③ 魏建功《戴东原年谱》，见《国学季刊》第二卷第一号13O 页。
四、传世之作《考工记图注》
戴震二十四岁著《考工记图注》，《后序》云：“柔兆摄提格，日在南北河之间，东原氏书于游艺塾。”太岁纪年中太岁在丙曰柔兆，太岁在寅曰摄提格，故为丙寅年（1746 年）。“游艺塾”为戴震自题的故居读书处名。可见该书乾隆十一年（1746 年）著于故居。书稿初成后，乾隆十二年（1747年）至十三年（1748 年）间，同郡宿儒程恂（官至翰林院编修）示以当时的大学士齐召南，齐一见而叹曰：“诚奇书也。”乾隆二十年（1755 年）夏，戴震初次获交纪购将此书付刻时，又将全书改了一遍，“删取先后郑（郑司农、郑玄）注，而自定其说，以为补注。”④同年冬，纪为之刻成，纪序云：“戴君语予曰？？今再遇子奇之，是书可以不憾矣。”①该书是戴震早年的一部成名传世之作，后被收入《皇清经解》（见卷五六三至五六四）。继戴震之后，有阮元的《车制图考》、王宗谏《考工记考辨》、郑珍《轮舆私笺》，但都不能与戴著相比。
《考工记》一书，据后人考证，是春秋末齐国人记录手工业技术的官书，因而是先秦古籍中重要的科学技术著作②。后来，西汉河间献王刘德因《周官》缺少《冬官》篇，便以此书补入。刘歆校书时又改书名《周官》为《周礼》，故亦称《周礼·考工记》。戴震将《考工记》从《周礼》中移出作专门研究，著《考工记图注》，犹胡渭将《禹贡》从《尚书》中移出著《禹贡锥指》。《图注》的体例是，逐段注释，概其大要，对各段中难懂的名物词，尤其注重，引《尔雅》等著作详加诠释，凡注文以“注”出现者为引郑司农注和郑玄注，以“补注”字样出现者为戴震自注，以小字直接注于原文之下亦为戴震注，对原文中重要难解的名物，绘图并详加说明，使数千年前的古物古器的尽寸大小、形状构制一目了然，全书列图五十八幅。戴震著《考工记图注》的本意是为治经服务，他说：“立度辨方之文，图与传注相表里者也。自“小学”道湮，好古者靡所依据。凡《六经》中制度礼仪，核之传注，既多违误，而为图者，又往往自成诘诎，异其本经。古制所以日即荒谬不闻也。？？同学治古文词有苦《考工记》难读者，余语以诸工之事，非精究少广、旁要①，固不能推其制，以尽文之奥曲。”②戴震认为，没有古代技术科学知识是不能治经、治学的。他的工作是要通过研治自然科学使治经提到一个新高度，同时，为达到这一目的，他也想方设法使读者一目了然，使用灵便。他说：“因一卷书，当知古‘六书’、‘九数’等，儒者结发从事，今或皓首未之闻，何也？”③又说：“郑氏注善矣。兹为图翼赞郑学，择其正论，补其未逮，图④ 纪昀《考工记图序》，见《安徽丛书》第六期《考工记图注》纪昀序。① 纪昀《考工记图序》，见《安徽丛书》第六期《考工记图注》纪昀序。② 郭沫若认为“《周官》一书，盖赵人荀卿子之弟子所为”，见《金文丛考》卷三第七八至八○页。杨向奎把《周礼》看作战国中叶齐国的书，见《周礼内容的分析及其制作时代》，载《山东大学学报》1954 年4 期。
① 少（shǎo）广、旁要：均《九章》算法之一种，少广是开方法的一种，即方田法的还原，截取纵的多余，增补广的不足，故名。旁要即勾股法，用勾股弦定理处理各种数学问题，均可统称“旁要”。② 见《考工记图序》，载《戴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年版197 页。③ 同上。
傅某工之下，俾学士显白观之。”④读者所读到的，正是一部说解古代科学技术著作的图文并茂的详解书。
《考工记》一书的宗旨，是要提高古代百工的社会地位，国家“六职”
中，百工艺匠居其三，除王公、士大夫之外就是百工了，这与儒家传统中“巫医乐师百工之人，君子不齿”的腐谈是不可同日而语的。《考工记》说：国有六职，百工与居一焉，或坐而论道；或作而行之；或审曲面势，以饬五材，以辨（按：通“办”）民器；或通四方之珍异以资之；或饬力以长地财；或治丝麻以成之。谓而论道，谓之王公；作而行之，谓之士大夫，审曲面势，以饬五材，以辨民器，谓之百工；通四方之珍异以资之，谓之商旅；饬力以长地财，谓之农夫；治丝麻以成之，谓之妇功。⑤上古奴隶社会中，贵族专政，王公大人居其首，庶民是没有地位的，而《考工记》要使百工之人居第三位，先于商人和立国之本的农业，这是个创见。全书主旨如此，戴震对这一涉及全书的主旨是完全同意的，对汉代郑玄原注并没有异议，完全从自然科学角度引郑玄注所作的唯物解释，帮助读者理解上述宗旨。综贯全书，戴震作出的有关名物、技术的考释中，较突出的贡献有以下二十四条：
一、车轴端“轵”（zhǐ）当作“斩”。《考工记》：“六尺有六寸之轮，轵崇三尺有三寸也。加轸（按：车箱底部后面或四周的横木）与（按：bú舆下方木，伏于轴上两旁以承舆，亦名伏兔）焉，四尺也。”戴震补注（以下简称戴注）：“毂末之轵，故书本作（从车声）读如簪之。
毂末出轮外，似出发外也。、轵、、轨四字，经传中往往讹混，先儒以其所知，改其所不知，于是经书字书，不复有字矣。”
二、解释车轮辐条的粗细和车轴的“辊（按gùn 车毂均匀整齐）形”。
《考工记·轮人》：“望其辐，欲其掣尔纤也。”又说：“望其毂，欲其眼也，进而眡（按：同视）之，欲其帱（按：dào 覆盖）之廉也。”戴注：“辐有鸿有杀（按：细小貌），似人之臂腕，故欲其摗ò矗簒iāo 尖细形）尔而纤，不臃肿也。‘眼’当作辊。《说文》：辊，齐等貌，齐等者，不桡（按：náo 削）减也。毂欲其辊，则干木圆甚，不宜又有廉隅（按：方角）。以革帱毂欲廉，‘廉’之言敛也，负干敛约也。”
三、解释车轮和车轴装配中的绠（按：gěng）和“蚤正”问题。《考工记·轮人》：“既（按：同视）其绠，欲其蚤之正也。”戴注：“辐上端入毂中用正枘，下端入牙中用偏枘，令牙外出，不与辐股（按：粗大）眡（按：qiáo 细小）参值，是为绠，绠之言偏算（按：bì外偏）也。蚤正谓众幅齐平，虽有绠之减，蚤皆均正也。”
四、精确计算出车轴所穿之孔的直径。《轮人》：“五分，其毅之长，去一以为贤（按：车毂所穿之大孔），去三以为轵。”戴注：“以密率（按：圆周率密率355113）计之，大穿径六寸十分寸之一强（按：6110寸稍多），小穿径四寸十分才之三弱，轴径四寸五分寸之一强，大穿穿内径不得过四寸，轴之两端入毂中者稍杀削之，其当大穿处锯截周遭少许，则毂止不内侵。”
五、解释了《考工记》有关支撑车盖弓形木架上的孔穴的说法。《轮人》：“凿（按：孔穴）深二寸有半，下直二枚，凿端一枚。”戴注：“二枚一枚，④ 同上。
皆凿端。弓（按：支撑车盖的弓形木架）杪（按：miǎo 末梢）所至，欲见凿空下正，故曰下直二枚。凿端一枚，便文协句尔。弓凿外大内小，外纵横皆四分，内纵二分（下直二枚是也）横一分（凿端一枚是也）。下直者，对上迤（按：斜延）为言，凿下外内同四分，凿上外二分内四分，加部尊（按：车盖斗上隆高部分）焉。”
六、正确解释了车轸的含义。《舆人》：“六分其广，以一为之轸围。”郑玄注：“轸，舆后横者也。兵车之轸围尺一寸。”戴注：“舆下四面材合而收，舆谓之轸，亦谓之收，独以为舆后横者，失其传也。《辀人》言‘轸间’，则左右名轸之证也。如轸与辀，弓长庇轸，轸方象地，则前后左右通名轸之证也。”
七、解释了车件构造、、任木、任正、衡任等名称，归纳了“舆人”
和“辀人”的不同之处。《辀人》：“轴有三理，一者以为美也，二者以为久也，三者以为利也， 前十尺而策半之。”郑玄注：“策，御者之策也。”《辀人》：“凡任木、任正者，十分其斩之长，以其一为之围，衡任者五分其长，以其一为之围，小于度谓之无任。”郑玄注：“任正谓舆下三面材，持车正者也。”《辀人》：“五分其轸间，以其一为之轴围。”戴注：“车旁曰（yǐ），式（按：通“轼”）前曰（fàn），皆掩舆版也。，以掩式前，故汉人亦呼曰掩。辀、衡、轴皆任木。任正者，辀也。衡任者，轴也，衡也。此先发其意，下文乃举其制，《记》中文体若是多矣。舆下之材合而成方，通名轸，故曰：轸之方也，以象地也。郑注专以舆后横木为轸，以、式之所树三面材为，又以为任正者，如其说，宜记于《舆人》，今《辀人》为之，殆非也。《舆人》为式、较（按：jué车箱两旁横木，跨于骑之上）、轵（按：zhǐ车轴端）、（按：zhuì车轼下横直交接的栏木）、轸、（按：车前掩版，在轼之前，车轸前后相对）。《辀人》为辀（按：辕木）、衡（按：辀前端的横木）、轴（按：置辀、伏兔等用的车轴）、伏兔（按：即，见前》。《记》不言、、衡、伏兔之度。、，舆掩版尔。衡围准乎轴，伏兔取节于辀当兔（按：辀上入于车底所开方孔与左右两伏兔齐平的凸起部件，因与伏兔相当，故名），省文互见。”
“舆人”为造车的工匠，“辀人”为造兵车、田车、乘车上用的辕木（即辀）的工匠。《考工记》将轸归于《辀人》不归于《舆人》，戴震发现，这颇可看出上古车制中“轸”的性质当指车箱底部四周横木。戴震的考释是完全正确的。在考释的基础上画出了古代车制辀、伏兔、衡、轴、车的图象，标明了有关尺寸。需说及的是，《考工记》所述为战国时期的一般车舆形制，与《诗经》中叙述的西周及春秋早期戎车，及秦代帝王乘舆①不同，戴震绘制的图，为战国车舆图，至为珍贵。至今尚无实物可证。据《考工记》和戴震所引郑注、戴震补注对郑注的纠正及戴震绘制的图象，是可以将战国车舆复制出来的。
八、《考工记图注》中绘图之后，还设有《释车》专章，将原书中许多名物词的句子摘录出来详加诠释考核，这一做法，为后世解释三礼名物提供了完整体例。戴震的诠释，大都统观先秦两汉的文献，并重视实物考察，从而说明原物形制，间或订正汉儒。例如戴震《图注·释车》“有辐谓之轮，无辐谓之辁”注云：“《说文》有辐曰轮，无辐曰辁。按《杂记》‘ （按：① 1980 年冬，在秦始皇陵中出土两乘铜车马，见《文物》1983 年7 期。chuán 柩 车）车’郑注引《说文》解之谓： 读为辁。又引《周礼》‘蜃车’，谓蜃辁声相近，其制同，辁崇（按：高）半乘车之轮。又于《丧大记》：君、大夫葬用（按：chūn 柩车），士用国车，谓与国，皆为辁。今考大夫庙中有载柩以之礼，用用国车，皆谓朝庙载柩之车。国车即轴（按：gǒng， 轴：支棺工具）也。既朝庙，然后用车载枢以行。郑氏不以为葬之朝庙，故误尔。惟《周礼》之‘蜃车’即车。蜃乃假借字， 其本字也。车四轮而迫地，其轮无辐，然郑氏以为即辁，亦非也。者车之名，辁者轮之名，不宜混而一之。”
载震的上述考释极有价值，它说明了载柩车的同名物词“ ”、“国”，辨明《周礼》“蜃车”即“ 车”，正确区分了“ ”和“辁”。 1983 年《辞源》“ 车”条下的解释云：“载柩车。四轮迫地而行，其轮无辐。
者车之名，辁者轮之名。”明白地取用了戴震之说。
九、《图注》研究了战国兵器戈、戟的构制尺寸，绘制了图象，并详加说明，明确了各部分的组成、功能和确切部位，纠正了汉代郑玄对战国兵器的误释，《图注》是我国兵器史上的重要文献。
十、纠正了郑玄对战国度量衡制锾，锊为同一制的误释，认为两制异量。《考工记·冶氏》：“重三锊。”郑玄注：“许叔重《说文解字》云：锊，锾也。”戴注：“锾锊篆体易讹，说者合为一，恐未然也。锾读如丸，十一铢二十五分铢之十三（按：意即1 锾=111325铢），垸，其假借字也。锊，读如刷，六两大半两（按：意即1 锊＝623两）。《吕刑》之‘锾’当为锊，故《史记》作‘率’，《汉书》作‘选’，伏生《大传》作‘馔’。《弓人》‘胶三锊’当为‘锾’。一弓之胶，三十四铢二十五分铢之十四。贾逵说：俗儒以锾重六两。此俗儒相传讹失，不能核实，脱去‘太半两’言之，《说文》云：北方以二十两为锊。正合三锊，盖脱去三字。”
戴震的意思是，锾和锊各自的比值悬殊，不可合而为一。可是，戴震的这一研究除为孔广森接受外，并没有引起重视，清末吴大（1832—1902）在校验古币轻重时仍然认为锾与锊是一回事①，受吴的影响，此后对锾和锊也一直没有作出深入研究。
十一、正确解释《考工记·桃氏》“中其茎设其后”，郑玄训“设”为大，谓从中以后稍大之。戴注：“‘后’，谓剑环，即镡也。在人所握之下，故名‘后’，与人所握之上名‘首’相对称也。‘中其茎设其后’者，镡大于茎，令茎在中而设之，不偏左右也，‘设其后，犹之曰：设其旋，设其羽尔。”茎，剑把。设，置。旋，羽，饰物。
十二、绘制了战国乐器钟图，已属奇迹，且对钟之怔间圆径详加考释。
《考工记·凫氏》云：“以其钲之长为之甬长，以其甬长为之围，参（按：同“叁”）分其围，去一以为衡围；参分其甬长，二在上，一在下，以设其旋（按：悬环）。”戴注：“钲之长即怔间，钟体上半也。《记》不言钲间之度者，以十分其铣（按：钟口两角）去二以为钲，又去二以为舞（按：钟体顶部）脩（按：径长），敛杀以二，铣间八，钲间亦八可知（此勾股之法）。（按：铣径：钲径：舞径＝10：8： 6＝5：4：3，合勾股定理：52＝42＋32）① 吴承洛《中国度量衡吏》，上海书店1984 年影印本36 页。
犹之言舞脩、舞广，而钲与铣之羡（按：直径）可不言也，省文之法，若此甚众。衡者，甬顶平处，钟体钟柄皆下大渐敛而上，甬之为言如花甬之耸长，蚕化甬，甬化蛾，形亦相类，如甬长与钲等。”
戴震发现古钟合于勾股，是对古乐器史研究的重要贡献，绘制的古钟图，一直是研究古乐器的重要依据。《考工记图注》著成后，乾隆年间江西发现一口大钟，正与戴说合。
十三、绘制了战国时代三种鼓的图形，以明原书和注的叙述。《考工记、人》中讲了战国的三种鼓，郑玄注云：以晋鼓鼓金奏（先击编钟奏乐），以（fén）鼓鼓军事，以皋鼓鼓役事。戴震据原书和郑注提供的有关资料绘成图象，明白易懂。
十四、详细说明了土圭之法。土圭是古代用以测日影、长度的器具。土圭又叫圭表。《考工记·玉人》有“土圭尺有五寸，以致日（按：测夏至冬至影），以上（按：度）地”的说法，戴震所作的补注和今本《戴震集》中《原象·土圭》的提法基本一致。补注说明的问题有：一是术语及其古今对应：用土圭测南北日影，犹古书中（《尚书·尧典》）“度南交、度朔方”。测东西日影，犹“度蜗夷”、“度西”。二是使用土圭“测土深（按：大地南北距离），正日影，以求地中”的方法。做法是：分五处测试，近日之南影短，远日之北影长，取中而得影长一尺五寸，即为南北之中土。东西实测投影到表杆上的“东影夕，西影朝”，时刻有差移，可据时间的变化取其平均值，求得东西之中。三是说明天地恒相应，说明为什么测日影能知大地南北距离。戴震说：“表影短长，即南北远近，必测之而得，故曰测土深。正日影以东西言，自东至西，环地面各有子午卯西，东方日中影正，西方尚在午前而为影朝，西方日中影正，东方已过午夜而为影夕，《周髀》称昼夜异处，加四时相及，据其方戴天距四分天周之一为言（地周与天周等），以率率之，去一次（周天十二次），则差一时（一日之十二时），地与天恒相应也”。四是说明了由测日影而知大地距离的概算方法，戴震说：“东西相差若干时，半之则为地中与东西所差之时，是则地中影正，而东方影夕，西方影朝也。凡差一时，于地面绳直计之，大致得六千里（道路回曲之数则过乎此矣）。必正其日中之影以审时之相差，故曰正日影，合是二者，一为南北里差，一为东西里差。”五是说明了土圭测量与《尧典》、《周礼》的文献记载相一致，说明前人也是用土圭测得，古书中“所云寒暑阴风之偏，及四时天地交合，阴阳风雨和会，盖实验而知，先验其偏，后求之而得其中也。”六是简述用土圭测夏至日，戴震说：“夏至日中影最短，以最短为度，及其渐长，皆用是度之，古人用土圭测黄赤二道，犹今之测北极高下也，寒暑进退，昼夜永（按：长）短，悉因之而随地不同。”七是说古代普遍使用土圭法。应该说，土圭测影有两个作用，一是测定夏至、冬至、春分、秋分的时刻，二是测地距远近。戴震的补注主要讲了后者，前者讲得较少。关于测地距，至唐代僧一行才定中晷之法，在全国设十三个测侯点，测得大地之中与子午线一度的距离。土圭除了测一年的时间长度外，还可当日晷用测量时刻，一年中夏至表影最短，一天内正午表影最短，据一天内表影的变化大致知道时刻。
十五、考证出古代承枣、栗的玉案有四周，下有曲脚。《考工记·玉人》：“案十有二寸，枣栗十有二列？？夫人以劳诸侯。”郑司农注：“案，玉案也。夫人，天子夫人。”郑玄注：“案，玉饰案也。枣栗实于器，乃加于案。”戴说完全纠正了郑玄。戴注曰：“案者，棜禁（按：古代礼器名，无足者曰棜，有足者名禁）之属。《仪礼》注曰，棜之制，上有四周，下无足（盖如今承盘）。《礼器》注曰：禁，如今方案，隋长（按：隋通椭。隋长谓狭长），局足（按：曲脚），高三寸。此以案承枣栗，上宜有四周，汉制小方案，局足，此亦宜有足。”为了说明问题，戴震还绘制了玉案图。此外，戴震还绘制了圭、璋、壁、琮、四圭、大圭、裸圭、琬圭、琰圭、壁羡的图象，有的还详加说明，这些图连同补注在一起，是系统说明上古玉器时代种种玉器的宝贵文献资料。
十六、绘制了古代容В▂ǎn）鬲、簋（guǐ）、豆、勺、爵、觯（zhì），并说：“古铜в写嬲撸笫评啻恕！焙罄吹难芯考翱脊欧⑾郑耆な盗舜髡稹锻甲ⅰ返恼沸寓佟�
十七、关于古代祭祀的时间、含义、参加对象的考证。《考工记·梓人》：“张皮侯而栖鹄，则春以功。”郑注：“皮侯以皮所饰之侯？？天子将祭，必与诸侯群臣射。”戴震补注大大丰富并补正了郑说，并绘制了犹后世射靶用的“侯”、“正”之图。他说：“四时之祭，始于春，故举春以该焉。功，事也，谓祭曰事，尊祭祀也。祭祀事之大也，王将有郊庙之事以射，择诸侯及群臣，与邦国所贡之士可以与祭者。”
十八、正确解释《考工记·庐人》：“凡兵，勾兵欲无弹，刺兵欲无蜎”一句。这本是一句韵文，但这个“弹”字很费解。戴注曰：“弹，读如夗蟺（按：yuān shàn 卧曲盘旋）之壇，转掉也，蜎，摇掉也。”句中“勾兵”指矛戟之类的兵器，“刺兵”指矛之类的武器。戴震分释为“回转”和“摇转”，是语言解释上的析言。原文全句是说不论戈戟或长矛都要精良好使。
十九，详细叙述了古代天文观测中的“为规识（按：通‘志’，标记）
日出之影与日入之影”的方法，和测量北极星的方法，纠正了时人测量中的错误做法，成为保存，重现古代天文观测方法的完整的珍贵资料。戴震的补注和图象起到提高“为规识影”和测北极高下的精确度的作用。
二十、考释了先秦都城的建制，包括宗庙、宫廷共建等情形。后者在今本《戴震集》中有《三朝三门考》一文同此。前者见于《考工记·匠人》：“匠人营国（按：国都），方九里，旁三门”补注。戴震说：“六尺而步，五步而雉，六十雉而里，里三百步，此记天子城方九里。其等差：公盖七里，侯伯盖五里，子男盖三里。”这一考释对研究上古度制也是有意义的。
二十一、认为殷人世室、重屋建制皆如周代明堂。有关周人明堂，补注同今本《戴震集》中《明堂考》一文。戴震还绘制了世室、明堂、宗庙、王城四幅构制图，这对研究古代房屋、庙寝、城建的构制有重要价值。
二十二、对《考工记·匠人》中有关古代井田制的记述详为考释，补注文同今本《戴震集》中《匠人沟洫之法考》。此外，补注还绘制了古代井田制的三幅构制图，是具体研究古代井田制的珍贵资料。在指导思想上，戴震研究井田制有类于孟子，并非要恢复远古奴隶社会的旧田制，而是为新田制的设计提供参考。值得注意的是，在研究井田制的同时，还研究了古代农田水利。例如《匠人》说：“凡沟必因水势，防必因地势，善沟者水漱之，善防者水淫之？？凡沟防，必一日先深之以为式，里为式，然后可傅众力。”郑司农注云：“淫谓水淤泥土留著，助之为厚。”戴震曰：“预为布算，以① 可参见钱玄《三礼名物通释》，江苏古籍出版社90 页图。
定其规模，而后从事。”可见戴震年轻时在家乡设计珠塘坝，设计兴修水利的方案，完全是有其基础的。
二十三、在考释上古车制的基础上，指出上古车同轨，这一考释对研究战国车制和秦代车制有重要意义，战国车制是秦代车制的前阶。《考工记·车人》：“凡为辕？？彻（按：通辙）广六尺”戴注：“六尺之箱，旁加一尺，两旁共二尺，彻广八尺明矣。古者途度以轨，轨皆宜八尺，田车之轮，卑于兵车，乘车三寸，牛车之制，粗于四马，车轨八尺则同也。故曰车同轨，轨不同为不合辙，不可行于途。《车人》‘彻广六尺’，字之误欤？”
由此可见，上古尽管有车轮的不同，但车箱加车旁的宽度一致，由此而定的行车途辙一致，远在战国就有车同轨。戴震还认为，《考工记·车人》中的大车、羊车、柏车，“观今日之车即可知”，“惟兵车、乘车、田车制不复存”。
二十四、在《弓人》图注中，绘制了战国的弓图，标明了各部位的名称。在补注文字中，解释了弓的取材、制法、使用、部件名称和构造尺寸大小、装配等。是复制战国弓的可靠依据。
戴震在《考工记图注》的后序中总结了全书取得的主要研究成果，上述二十四项已概函其中。这本书的作用，戴震归纳了三条：可补《考工记》原书的不足，可纠郑注的失误，可验遗器原物。戴震说：“然则《记》所不言者，皆可互见，若据郑说，有难为图者矣。其他戈戟之制，后人失其形似，式崇式深，后人疏于考论，郑氏注固不爽也。车舆官室，今古殊异。钟县剑削之属，古器犹有存者。执吾图以考之群经，暨古人遗器，其必有合焉尔。”①这部对上古技术著作的详解书确实取得了很高的成就，为技术详解，客观上不正是在宣扬技术重要吗？戴著是可以当游离于经书之外的技术书来阅读的，虽然它包有申述解经时使用的外衣②。
① 《考工记图后序》。见《戴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年版198 页。② 本书仅概述了戴震《考工记图注》的主要成就及其价值，至于戴说和诸家之说的比较，可参见〔清〕孙治让《周礼正义》，中华书局1957 年版十三、十四册。
五、京师交游和朴学思想的成熟
乾隆十九年（1754 年），即戴震三十二岁那年，为躲避豪族的迫害，单身入都，避难北京。在这以前，曾有戴氏族中豪强侵占戴震祖坟，他不得已诉讼于县，但豪强倚财仗势，结交县令，行贿受贿，上下勾结，反诬戴震有罪。一说戴震早年曾著《族支谱序》，针对《隆阜戴氏宗谱》，提出过“信则传信”，“不从旧谱序列，不敢滥承”，得罪了掌握族权的人。年轻的戴震为逃避迫害，不得不远走高飞。
关于避祸北京，段玉裁《年谱》定在乾隆二十年（1755 年），段说：“二十年乙亥，三十五岁。盖是年人都。”但据钱大昕五十七岁时自编的年谱说：“十九年甲戌，年二十七岁。是岁移寓横街，读《汉书》，撰次《三统历术》四卷。无锡秦文恭公，邀予商订《五礼通考》。休宁戴东原初入都，造居士寓，谈竟日，叹其学精博。明日言于文恭公，公即欣然与居士同车出，亲访之。因为延誉，自是知名海内。”①钱庆曾（钱大昕曾孙）按：“公集《戴先生传》云：以敝袍入京师，一见奇之，即与之定交。”又按：“公集《与戴东原书》？？作于是年。”②钱大昕的自定年谱和钱庆曾的注都可说明戴震是甲戌年（1754 年）进京的。又王昶《戴东原先生墓志铭》云：“余之获交东原，盖在乾隆甲戌之春，维时秦文公蕙田方纂《五礼通考》，延致于味经轩，偕余同辑‘时享’一类，凡五阅月而别。”③钱大昕、王昶皆记述亲身经历，均可信，可证戴震是在乾隆十九年入京的。
因是避祸而来，只是穿了件坏长袍，初到北京，自然穷得衣食无着，只是暂住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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