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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震评传-第2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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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及转语成为古音学史上的两大双壁而闪耀着无穷尽的光采，声纽、古韵、转语三个最基本的研究要点都有了突破性进展，后世古音学的研究，直至章太炎、黄侃、王力无不从中汲取智慧。
戴震为完成九类二十五部的体系，其准备过程中的部目分析上也有大的创见，总起来说有三：一是从段玉裁主张支脂之三部分立。二是把段氏第十五部中的脂微齐皆灰泰夬废这一部分成脂和祭两部，戴震叫十七衣和二十霭（见前表），简言之分出祭部，为后世古音家所宗。三是分顾炎武、江永药韵为药锋二韵，简言之分出锋韵。亦为后世古音家所循。
戴、段之间，学术界一般认为古音学成就戴不及段。举证云，段氏十七① 《答段若膺论韵》，见《戴震集》，上海古籍出版1980 年版89 页。
部中第三部尤幽，第四部侯，分立甚确，戴震以“审音本一类”为理由合并成第三类八部的“讴”韵（见前表），段氏十二部真臻先与十三部谆文欣魂痕分立也很合理，戴氏以同样的“审音”理由合并成第六类十六部的“殷”韵（见前表）。造成这两个缺失的原因是审音标准问题。段玉裁分古音是客观地按照《诗经》用韵归纳而成的，戴震则往往以心目中的音理审析之，方法是主观演绎多于客观分析，而审音本身，又不能不用等韵，以等韵审上古音，当然不免失误。戴氏并段氏幽侯为“讴”，并真文为“殷”，完全依从江永之说，江、戴都是以考古和审音并重，而审音又只能据宋元以后的等韵去推测周秦的上古音。但平心而论，个别韵目上的失误，并不妨碍戴氏的地位。王国维在《韵学余论五声说》中评论说：“自明以来，古韵上之发明有三：一为连江陈氏古本音不同今韵之说；二为戴氏阴阳二声相配之说；三为段氏古四声不同今韵之说；而部目之分析，其小者也。”①那么是否可以说戴震重视审音的主张错了呢？也不是，戴震在《声类表》中说：“仆谓审音本一类，而古人之文偶有相涉，有不相涉，不得舍其相涉者，而以不相涉者为断。审音非一类，而古人之文偶有相涉者，始可以五方之音不同，断为合韵。”②作为科学的研究方法，既重考古，又重审音，既重归纳，又重演绎，既重实证，又重推理，这在科学的方法学上是重要建树，这一建树以其独到的识力站到了彼之时代的科学的高峰，是无可非议的。问题所出的审音标准本来应该用古音的标准审古音才不致差错，但这样“标准”正是求解中的答案，尚为未知，江、戴当然不会以未知去推未知，只有以成熟了的等韵（音理上上承古音但又有区别）去推求求证中的上古音，但这样推证会有误差，正如自然科学的研究中以静止来量度运动，以字称守恒测得不守恒，以牛顿运动定律导出洛伦兹变换和狭义相对论质能互换公式，以狭义相对论演绎广义相对论，如此等等，都是无可非议的科学方法，但都有误差而必须进而寻找修正或修正性评价，如不这样，以运动量度运动，以广义相对论求广义相对论等等，那只能是同义反复和产生悖论。这里我们如能深入一步，就会发现研究方法上的二律背反，形式逻辑是无法解决的，需要用高一级的辩证方法作指导说明之。戴震以等韵审音求古音的误差有类于此，作为方法学是正确的，但无可避免地需要寻求适当的修正和修正性评价。而戴震却没有估计到后者。令人奇怪的是，戴震列“歌”部为阳声韵（今天连小孩也知道普通话“歌”读阴平），好象素为聪明的戴震古音晚年定论时已糊涂到连“歌”部非阳声韵也不懂了，对此，何九盈有一个颇可采的解释，他说：“在这个完整的体系中，最为人所不满的是他把歌部列入第一类的阳声韵。但我认为也可能是我们误解了戴震的本意。戴震说：‘歌戈本与旧有入之韵相近’①。‘旧有入之韵’就是阳声韵，戴震只是说歌戈与之相‘近’而已，相近不等于相同。而他之所以将歌韵列为全表的第一部，因为他认为‘凡音声皆起于喉，故有以歌韵为声音之元者’②。很显然，所谓‘凡音声’是包括阴声韵和阳声韵都在内的。戴震把歌部置于诸韵部之首，正体现了‘声音之元者’的思想，其① 王国维《观堂集林》第二册卷八，中华书局1959 年版348 页。
② 《声类表》，见《安徽丛书》第六期《戴东原先生全集》。
① 《答段若膺论韵》，《戴震集》，上海古籍出版1980 年版89 页。
② 同上。
性质与一般阴声韵不同，与一般阳声韵也不同。”①从历史语音的发展看，戴震将“歌戈麻”作为阳声韵不是没有道理的。汪荣宝曾说：“余以译文异同校之，则见同一语音而在宋齐以后用歌戈韵字译对者，在魏晋以上多用鱼虞模为之，因恍然于汉魏时代之鱼虞模即唐宋以上之歌戈麻，亦皆收a 音，而非收u、ü者也。”②按汪荣宝的说法推论，戴震列歌部（＇d＇，王力注为＇o＇）为第一部阳声既作为“声音之元”，又包含着有阴声韵鱼虞模的含义在内，等于说歌戈麻是上古鱼虞模的一个特例，本来只要立鱼部就了。但上古歌、鱼必分（王力亦然），不能立鱼部为阳声，那只有将特例“歌”部权作阳声。王力曾说：“他认歌、戈、麻近于阳声，故用鱼、虞与之相配，拿现在的音理来说，这一点也很勉强。不过阴阳相配，实是戴氏开的先河。”③王力是立足于阴阳相配看待歌部的。列歌部为阳声韵，得以使戴震完成九类二十五部的阴阳相配的整齐格式。思想方法上仍是以等韵演绎的痕迹，与段氏纯粹从文献归纳古音不同。这种以审音演绎而成整齐的古韵体系的方法，也传给了孔广森（1752—1786）。孔氏古韵十八部，阳声九部，阴声九部，并说以入声为枢纽而完成阴声和阳声的对转。连古韵中的阴阳之名也是首出于戴震④。由前面列出的九类二十五部表可见，戴氏第八类第九类没有阴声字。戴氏说：“以其为闭口音，而配之者更微不成声也。”这也是戴震以音理审处古韵分部，而从实际发音看，正如王力所说：“他这说法与语音学的道理正相反；假如有音为u，他的阳声是um，在实际上，有m 的音往往难念，而没有m 的音比较好念。”①从歌部列阳声。八九类无阴声而仅阳声看，戴氏古韵九类二十五部在思想方法上是有强烈的个性的，这就是以审音原理演绎古韵体系，作为从文献中归纳古韵体系的逻辑补充，或许用了这一颇有特色的古音研究法，戴氏古音学其功亦在此，其过亦在此。所谓戴氏古音学成就不及段氏，其源盖出于此②。
与戴震用审音演绎而成的阴阳入相配的古韵部体系密切相关的是，他说明了声、韵正转之法。《声韵考》中说：“正转之法有三：一为转而不出其类，脂转皆，之转咍，支转佳是也；一为相配互转，真文魂先转脂微灰齐，？？模转歌是也；一为联贯递转，蒸登转东，之咍转尤，职德转屋，东冬转江？？是也。”③《声韵考》（1773）中的这一声韵正转之法到了《声类表》（1777）的九类二十五部则由早先的正转（一般不出其类，甚至不出其部）显示出阴阳对转，这一古音学史上极为重要的古音学说到了孔广森有长足的发展，孔氏明确提出“此九部者各以阴阳相配而可以对转”，“入声者阴阳互转之枢纽”④。戴氏的正转、对转和孔氏的对转都是比较谨慎的，并不滥指音转，直至王力强调古声纽和古韵部的对转、旁转皆由其类而系统言之⑤。并强调文献① 何九盈《中国古代语言学史》，河南人民出版社214 页。
② 汪荣宝《歌戈鱼虞模古读考》，载北京大学《国学季刊》一卷二号。
③ 王力《汉语音韵学》，中华书局1981 年版，323 页。
④ 王国维《观堂集林》二册中华书局1959 年版342 页。
① 王力《汉语音韵学》中华书局1981 年本323 页。
② 同上，324 页。
③ 《声韵考》，见《安徽丛书》第二期《戴东原先生全集》。
④ 孔广森《诗声类序》。
⑤ 王力《同源字典》，商务印书馆1982 年版，12 至20 页。
佐证，都是从音理和思想方法上与戴震谨慎的声转之说一脉相承的。对转之说须以古韵分部为基础，戴震重视审音，分古韵为九类二十五部，王力亦从审音出发，分古韵十一类三十部。王力五十年代曾说：“在这个时候，我才觉悟到戴震阴、阳、入三分的学说的合理，于是我采取了戴震和黄侃学说的合理部分，定为十一类二十九部。”①事实上，在具体的韵部的分合归属上，王力也是深受戴震影响的。例如，王力著名的脂微分部，就是受到戴震影响的。台湾省语言学家陈新雄先生说：“我们知道，段玉裁第十二部真臻先独立是对的，他犯的错误是把入声质栉屑三韵也并进去了。如果照戴震阴阳入三分的办法，把真部与质部独立，同时把与真质相配的脂开三，皆开三、齐诸韵也独立为脂部，那就对了。这个脂部，不正是王力脂微分部以后的脂部吗？所以我认为王力的脂微分部，除受章太炎的《文始》及他自己研究南北朝诗人用韵的影响外，戴震的《答段若膺论韵书》也应该给了他莫大的启示。”②王力说他分古音二十九部受黄侃二十八部的影响。而黄侃分古音二十八部，也是直接受戴震的影响。黄侃在《音略·古韵》中说过：“爱逮清朝，有顾、江、戴、段诸人，毕世勤勋，各有启悟；而戴君所得为独优。本师章氏论古韵二十三部，最为憭然。余复益以戴君所明，成为二十八部。”③江永、戴震、黄侃、王力皆重审音，唯戴震、王力二人列出韵类，便于成立对转之说。此外，最值得重视的是依仗自己极强的审音能力，除古韵分部外，还对古韵某部读什么音有明确看法，这在章太炎描写古音音值之前，戴震是唯一及此音值问题的一位学者。
关于古韵分界的研究，戴震在古韵分部的基础上提出了入声韵独立成部，并力主阴阳入三声相配，这是他的独到之处。关于入声，顾炎武、段玉裁把入声当作一个调类看待而没有使之成为独立的韵部。顾炎武分入声为四部，皆附于十部之内①。段玉裁分古韵六类十七部，其中有入声八部，分别附于第一、第三、第五、第七、第八、第十二、第十五、第十六部内，没有独立开来。戴震的九类二十五部中均有独立的入声韵。古音学史上不仅有入声各附其类的不同，更有分合的不同。如顾炎武的四部入声中，入声质，术、栉附于脂部、入声屋之半、沃之半、烛、觉之半、药之半、铎之半、陌、麦之半、昔之半附于鱼部，入声屋之半、沃之半、觉之半、药之半、铎之半、锡之半附于萧韵。对以上三部入声的依附，王念孙（1744—1832）曾赞为“可称卓识”，而第四部入声缉、合、盍、叶、帖、洽、押、业、乏附于侯部，则认为“两歧之说”②。后来王念孙把顾炎武的辑、乏独立为二部，确立收尾的两个部，把顾氏的去声祭、泰、央、废从脂部分出独立成一部（戴震也早就另立祭部），还把至部（去声至霁两韵及入声质、栉、黠、屑、薛五韵中部分隶字）独立成一部，后来从段玉裁古无去声说将原定的去声祭至改称入声月质，古音学史上一般都认为独立至部是王念孙首创，但戴震第十八① 王力《上古语入声和阴声的分野及其收音》，载《语言学研究的批判》（二）。1960 年高等教育出版社。王力《古代汉语》1981 年修订本分为十一类三十部。
② 陈新雄《戴震答段若膺论韵书对王力脂微分部的启示》，载台湾省《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五十九本，《李方桂先生纪念论文集》第一分。
③ 《黄侃论学杂著》，中华书局1964 年版87 至88 页。
① 参见王力《汉语音韵学》，中华书局版287 页。
② 王引之《经义述闻》卷三十一载王念孙《与李方伯书》。
部已有入声韵质（内涵与王氏不完全一样）。王念孙独立祭，至二韵，确立了收一t 尾的两个韵部，而对那些收一K 尾的韵，如铎、职、屋、药、陌仍未独立，屋沃烛觉四韵王念孙附于王氏第十九侯部，职附于第十七部之部，药附于二十一部宵部，陌附之于第十一部支部。与王念孙同时的姚文田（1758—1827）曾将入声韵全部独立而不依赖于任何韵部，形成阴阳入三分的鼎足局面，但没有到达阴阳入相配的科学水准。故就古韵分界问题的研究，戴震对入声韵的独立及其在古韵分部体系中与阳声韵和阴声韵相配之说，是古音史上的巨勋。取得入声问题卓著成就的原因，不能不说与他的思想方法：以审音之功演绎成完美的古韵分部体系有密切的关系。戴震的九类二十五部是以考古归纳为基础，运用审音演绎而形成的科学和美学相结合的古韵体系，它在古音学史（韵部分合、阴阳入相配，古音体系的建立）上，在古音研究所体现出的思想方法上，在自然科学性很强的人文科学古音学的研究中科学和美学的结合上，都有重大意义。至于它的应用，这一完美的古音体系向语言文字解释和由此而通道的回溯，又使这一门类科学体系在高一级抽象：哲学和社会科学层次中闪耀着它的光辉。
戴震的古音还应包括他对上古声母的研究。《转语二十章》同样是对上古声母系统的研究，“二十章”即对上古声母区分为二十类，已和晚近黄侃（1886—1935）的古本声十九纽相似。足见戴震先于晚近大家一百五六十年时的超常颖悟。上古声母的研究在清代近于空白，只有戴震肇其端，钱大听殿其后，对此，章炳麟在《与友人书》中曾概述这段历史说：“近世治古韵者，分部密矣，而于双声犹有末了。顾君（炎武）最憎字母，江君（永）又胶固不化。段（玉裁）孔（广森）于此，议而不辩，伯申（王念孙）兰皋（郝懿行）训诂至精，乃其徵明通借，取于双声者少，取于迭韵者多，朱丰芑（骏声）辈盖无论矣。戴君《转语》虽无传本，观其自叙，分位分组，条理秩如。最精者为钱晓征（大听），独明古纽与今纽有异。其说古音无舌上轻唇八纽，齿舌两音多流变。虽刊落未尽，亦前修所无也。”钱大听的“古无轻唇音”、“古无舌上音”、“古人多舌音”的说法，广为学术界所接受，亦广为流播，但戴震关于古声纽的分组分位、声转、发音方法、发音原理的探讨，却鲜为人知。在声类和转语的研究方面，我们看到了戴震语言解释哲学中以具体个别之词通抽象全体之道的科学思路的回响：他从声纽的区分追寻到了根本的发声机制：发音部位、？
五、语言解释中的今音学
今音学研究唐宋以后的中古音，它以《切韵》系韵书为主要研究对象。
如果说，戴震研究上古音的目的，是以古声纽，特别是古韵部说明上古的语言文字，以完整的上古音体系抉发语言文字的奥妙，从而获得通道的古代语言学范畴内的古音解释系统，那么，戴震研究今音学的直接目的还是为古音学服务。作为音韵学的研究，有其自身的独立而完整的体系，它既要研究古音学，又要研究今音学。在戴震的解释学体系中，“古音学——语言文字——辞，上古文献——道”是一解释系统，“今音学——古音学”是又一解释系统。显然，今音学和上古语言文学、上古文献上无直接联系的，如果说有间接联系，也务必通过古音学这一中介环节。
在戴震之前的明末清初，今音学研究几乎是空白，那时流行的韵书无非是元代阴时夫编的《韵府群玉》，许多人连《广韵》是什么样的都不知道。乾嘉时代，音韵学家们的主要精力大都集中在上古音，只有江永戴震和钱大听对今音学有所成就，江、戴之后，几乎又度越了一百多年的空白，至清末陈澧（1810—1882）系联《广韵》的反切上字和下字，找到了中古的声类和韵类（40 声类311 韵类），对《广韵》的前身《切韵》音系作了全面深入的研究。江永曾著《四声切韵表》，用等韵学原理研究《切韵》音系和上古音，他说：“依古二百六韵，条分缕析，别其音呼等第。”①戴震中古音研究亦继承江永，用等韵审音法。他说：“郑樵本《七音风韵鉴》为内外转图。及元刘鉴《切韵指南》皆以音声洪、细，别之一二三四等列，故称等韵；各等又分开口呼、合口呼，即外声、内声。？？其说虽后人新立，而二百六韵之谱，实以此审定部分。”又说：“就一类分之为平上去入，又分之为内声外声，又分之为一二三四等列，虽同声同等，而轻重、舒促必严办；此隋唐撰韵之法也。”②戴震既以等韵审音研究上古音，研究中古音当然更寓不开用等韵审音之法了。他曾详论各韵的等呼，他说：“《广韵》上声二模Аё窒略疲骸耸嵌稚仙！俏羧寺墼希笃浜橄福欢牡攘校缙缴⑹荒！⑹寤摇⒍辍⒍福辖阅谏坏取＃浚啃涝稀⑵喜⑷龋┥仙稀⑷ド鶡｛韵兼二等三等。”③戴震的意思是，等韵虽后人所创而日臻完善，但《切韵》时代已分平上去入（上古异平同入），已分四等。此为隋唐人撰音之法，故研究《切韵》可借用等韵审辨之。等的概念在戴震那里已成为一种独立的方法，被用来分析汉语语音，分析上古音和切韵音系都用到了等，等的运用在江永、戴震手中已越出了等韵学范围。戴震关于《切韵》时代分出四声的观点，被段玉裁接受。段氏认为，周秦汉初，声调只有平上入三种，没有去声，直到魏晋才产生去声而成四声①。关于等韵审辨法，近人黄侃曾评“等韵之弊，在于破碎；音之出口，不过开、合；开、合之类，各有洪、细，其大齐惟四而已。而等韵分开口、合口各为四等（按：① 江永《四声切韵表·凡例》。
② 戴震《声韵考》卷二，见《安徽丛书》第六期《戴东原先生全集》。
③ 同上。
① 段玉裁《六书音韵表一·古四声说》。
指江、戴主开合，再各分四等共八等）”②。黄侃认为，这是缘见《广韵》分韵繁多，不明所以，“因创四等之说以济其穷”③。张世禄指出，宋元时代的等韵与明清的等韵不同，宋元可分八等而明清只有开齐合撮四等，黄侃（包括章太炎）指责戴震分宋元八等为“破碎”是没有道理的④。按张说，戴震以等韵审中古音精细入微，且是从宋元语言的实际情形出发的，体现了戴震以审音为演绎的实事求是的科学基础和经验的依据，其演绎是在归纳而成音理以后的演绎，从而使中古音的研究方法和研究对象密合，与用等韵究上古音的情形不同。应当指出的是，章太炎、黄侃认为《广韵》存有古音，却肇始于戴震的今音学。戴震曾有以下著名论断：隋唐二百六韵，据当时之音，撰为定本，虽未考古音，不无合于今，大戾于古。然别立四江，以次东冬钟后，殆有见于古用韵之文，江归东冬钟，不入阳唐，故特表一目，不附东冬钟韵内者，今音显然不同，不可没今音，且不可使今音古音相杂成一韵也。不次阳唐后者，撰韵时以可通用时附近，不以今音之近似而紊淆古音也。①音之流变有古今，而声类大限无古今。后来章太炎据此又说：东冬，之脂之分，皆由古音不同，非必唐音有异③。黄侃亦笃信戴、章之说，从《广韵》求出古本韵32 个（后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分古韵二十八部）和古本声19 纽。从戴震及章、黄《广韵》存古音之说看，戴震首创此说在思想方法上除使今音学成为独立的学科外，今音学为古音学服务的目的十分明确。此外，既然以中古等韵八等审析《广韵》是可取的，章、黄的批评难以成立，则以等韵同时审析留存于《广韵》中的上古音，除前面已分析其思想方法上因主审音而必然循此以外，在具体实施中也确有其自然成功的因子。但不管怎样，以后代等韵审析上古音总是有较大误差的。值得注意的是，戴震能以宋元等韵而不象章、黄以明清等韵那样审析中古音（章、黄也是重审音的），却不能以上古音理审析上古音（如前所说，这是无法做到的），前者所以能够实施的客观原因是，明清四等与宋元八等有较近的联系，文献较上古详备，等等。从其内在的科学逻辑和思想方法去看，不能不说是戴氏的天才突破，以致达到了包括章、黄都无法理解的科学境界，做到了常人难以做到的分析审验，完全证明戴震的审音之功达到了较为圆熟的境界，或者说戴氏对中古音的审音研究已从必然中获得了部分自由。但严格地说，宋元的八等韵还不是隋唐音，故隋陆法言《切韵》音系的研究仍可深入。陈澧曾说：“隋以前之音异于唐季以后，又钱、戴二君所未及详也。”①这种情形，在逻辑上又类似于“以上古音理审析上古音是悖论”一样，是无法成立的，但我们清楚地看到以宋元音理审《切韵》音系在逻辑上作了多大的迫近，在求取近似值上下了很大的功夫。
在今音学的具体成就上，戴震著《考定广韵独用同用四声表》②，现代人② 《与人论小学书》，见《黄侃论学杂著》中华书局1964 年版153 页。③ 见《黄侃论学杂著》153 页。
④ 张世禄《广韵研究》，商务国学丛书本131 页。
① 戴震《声韵考》卷三，第七页，见《安徽丛书》第六期《戴东原先生全集》。② 同上，卷二，第五页。
③ 章炳麟《音理论》自注。
① 陈澧《切韵考·序》② 载《声韵考》卷二。
谈《广韵》的韵目，大都依从戴震的考定。戴氏考定《广韵》时不过以明本楝亭五种本和泽存堂为据。原为日本藏《矩宋广韵》问世后③，足证戴氏考定之精④。戴震的考征取得的主要成就有：戴氏用表的形式将206 韵按四声排定，由表一看即知哪些韵有入声，哪些没有，那些韵有平声，上声，哪些没有，令人一目了然。试将戴震的考定与《广韵》的原韵次对照，就可发现，戴震订正了若干韵次。戴氏对206 韵的同用、独用据前人的研究和他本人的研究一一作了考订。由于以等韵审音，戴氏对各韵的等呼一一进行分析，他这样做，等于给《广韵》添加了一项原书所无的内容，对贯通《广韵》和等韵学极有作用。此外，戴震还考订了《广韵》的声类（大的韵类）的异同。总的说，戴震的今音学也是自成体系的，他的《广韵》研究形成了以206 韵为研究层次和研究对象的今音学体系，它既是音韵学中独立的自成体系的门类学科，又是研究者本人用以服务于古音学研究的学科。作为独立的成体系的学科，由于戴氏还仅以206 韵为对象层次，往后的研究有必要改以更深入一层的层次：以反切为研究对象，这一研究是清末陈澧完成的。
无论是因声求义、转语，还是古音学、今音学的研究，都是中国古代语言文字学中的独立学科音韵学的内容，但从其间接的或者说深层的作用看，都是由语言文字的途径最终通道的，戴震也正是这样使用音韵学的有关内容的。例如《中庸补注》作了这样的应用：《中庸》“子曰：道不远人，人之为道而远人，不可以为道”戴震补注：“而，如若，语之转？？人之为道若远人，不可谓之道。素隐行怪之非道，明矣。”①《中庸》：“哀公问政，子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人道敏政，地道敏树。夫政也者，蒲卢也。”戴震补注：“蒲卢二字迭韵，形容之辞，盖古有是语。《夏小正》‘雉入于海为蜃’，说曰：‘蜃也者，蒲卢也，与蜾赢同名。’蒲卢取义可推而知。政虽利民，不得其人；皆适以病民，有随人转变之义。然则蒲卢，蜾赢也。夫子答哀公问政，止于此。下文承夫子论为政，而推广之，以论学。”
这是以音韵学（结合词义诠释等）识辞通道的个别实例，在这“个别”
的背后，却是一片广袤深邃的古音学和今音学的科学系统。戴震引用孔子以蒲卢释政治之语，曾对友人程瑶田讲述过，瑶田在《果裸转语记》中又引用戴说，并云：“秦晋凡物树稼早成熟谓之旋，燕齐之间谓之抠榆。昔吾友戴东原语余云，夫政也者蒲卢也。蒲卢转变捷速之谓，然则抠榆即蒲卢之转，戴氏之云与方言合矣。”②程瑶田的叙述，进一步证实戴震是在以转语实例释政以通道，戴震的语言学是一种语言解释哲学。
③ 《矩宋广韵》为宋孝宗乾道五年（1169）闽中建宁府黄三八部书铺所刊。国内久佚，光绪十五年（1889）从日本收得。今有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 年影印本。
④ 对照戴震《独用同用表》和《矩宋广韵》，仅以下不同：戴：艳（ 同用），《矩》：艳（ ，酽同用）。戴：陷（？？同用），《矩》：陷（？？、梵同用）。戴：酽（梵同用）。从音理看，戴的考证反而更合理。陷（开口二等去声）与？？（开二去）同用，不与梵（合三去）同用是合理的。酽（开三去）与梵（合三去）同用是合理的。《矩》以陷（开二去）与梵（合三去）同用尤不合理，而戴以酽（开三去）梵（合三去）同用是合理的。
① 《戴震全集》一，清华大学出版社1991 年版，125 至126 页。
① 《戴震全集》一，清华大学出版社1991 年版，133 至134 页。
② 程瑶田《果裸转语记》，见《安徽丛书》第二集。
六、语言解释中的方言研究
方言，不仅对了解现实的语言状况有意义，尤其对了解古代的语言文化有无可替代的作用，现实方言是古代方国的绝代语，它是古代语言和文化的化石，章炳麟曾说：“今者音韵虽宜一致，而殊言别语终合葆存。但令士大夫略通小学，则知今世方言上合周汉者众，其宝贵过于天球九鼎，皇忍拨弃之为？彼以今语为非文言者，岂方言不合于文，顾士大夫自不识字耳。”①不论是以古证今，还是以今证古，都离不开方言，戴震力主“以词通道，”是不能不重视方言研究的。
戴震方言研究，可分两大部分。一部分是汉扬雄《方言》的研究，著《方言疏证》。另一部分模仿《方言》体例，续补《方言》，著《续方言》，今存手稿二卷。
戴震研究《方言》，始于乾隆二十年（1755），最初是通过《方言》与《说文》的比较互相补释，以致段玉裁借用戴震分写《方言》于《说文》之上的本子作《说文段注》的著述用参考书②。著《方言疏证》是乾隆三十八年（1773）秋进入四库馆以后的事。
《方言》自晋郭璞以后己不受重视，研究它的人很少。戴震从复兴古道的旨趣出发，有感于“宋元以来，六书故训不讲，故鲜能知其精核，加以讹舛相承，几不可通”，又恰好从《永乐大典》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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