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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震评传-第2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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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语。后来姚鼐又举出班固《西都赋》“横被六合”一语。乾隆二十七年（1762）十月戴震族弟戴受堂又举出《汉书·王莽传》“昔唐尧横被四表”一语，如此等等，由归纳论证法可知，上述从字书到史书的文献证据完全证实了戴震的破译。
这种知识论的经验归纳论证，并不限于书本，而已敏于事实和实习，从而在文献考释中大大发扬了儒家的躬行实践的实学精神。例如，戴震在《辩、注、轨、轵、四字》一文中，对《诗经》和《周礼》中这四个字的实际意义作了文献辨证，精审详核，纠正了毛亨《故训传》、《周礼郑注》中的一些误解，还其本来的实际意义，可贵的是戴震联系古代车辆的实际构制。以文献验于事实，书言与事制情实并重，两相互补，以求确诂，戴震最后说：者，式（按：轼）前；轨者，车辙；轺者，车； 者，彀末；轊者，轴末。治其名，详其制，庶可以正讹文交错、谬说因循矣。
戴的学生段玉裁，王念孙在解释词义时同样注重事实。《说文·丸部》：“ （按：wěi 音委）：鸷鸟食已，吐其皮毛如丸。”段注云：“玉裁昔宰巫山县，亲见鸱鸟所吐皮毛如丸。”段以自己实地观察到的事；证明许慎的说法，是很可贵的。实际上，打开《说文段注》，到处可见以文献实证，博物资料说解许书，体现了实证科学的精神和归纳方法的应用。王念孙著《广雅疏征》，购买多种花草竹，鸟兽虫鱼，把亲证所得生于笔端，既纠往纰，复多新载。段、王的方法光大了戴氏的实证思想。
戴震词义诠释中验之事实的实证科学精神，不仅使知识论的经验科学上升到新的水平，而且对语义、逻辑方面的解释也提出了实证要求，从而使对象的解释向真理性的认识大大向前跨越了一步。作为乾嘉时代的学术领袖，他的这一主张对提高一代人，乃至几代人的学术的真理性认识有不可估量的作用，戴震的语言解释哲学没有停留在语言文字，而向无限广阔的现实世界跨越，这固然与当时西方实证科学的影响有关，但更为实际的看法，则是对中国传统哲学中的整体观念，主客观统一的求实和创造的精神的继承和发扬，戴震的语言解释哲学较西方晚近仅以语言逻辑而作求真要求的语言分析哲学高明得多，戴震解释哲学取得这一突出成就的原因，与注入中国传统文化精神是分不开的。
戴震解释学中的实证精神和归纳方法，大大提高了语言文字学作为人文科学的科学地位。它使任何人无法怀疑某一推断的真理性，它总是要求人们向对象研究、课题论证提供诸多事实验证，随之而来的也就产生了关于真理性答案的心理保证，有时后者对研究者本人和接受者都显得更为重要，这或许是几代人乐于接受这种可以局部称之为考据诠释法的治学方法的原因。这种验之文本和事实的词义诠释方法，是哲学释义的基础和前提，如前① 《辨诗礼注轨轵四字》，《戴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年版58 页。所说，它首先是那较为虚幻的道德哲学解释得以正确的心理保证，也是使这种哲学解释能被知识界接受的起点和途径，戴震在乾嘉年间创发哲学新义，尤其需要这样的考据学基础。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对“理”的解释完全经历了“文献考释——创发新义”的过程。中心意思是“文献考释”则据证《孟子》、《中庸》、《乐记》、《说文叙》等典籍中的“理”字说，“创发新义”则积淀了彼时代之商业经济文化、徽商经济文化，提出了“情”、“欲”为理的新概念。值得注意的是，由于段玉裁不能欣赏戴震的哲学思想，他在《说文段注》中解释“理”字仍以文献为据，连戴震的《孟子字义疏证》本身也被他钝化为据以释“理”字词义文献资
三、语言解释中的转语说和因声求义
语言解释哲学，决不停留在字词的一一古今对应上，正如文字有系统，词汇有系统一样，语音也有系统，为适应解释学的需要，对语音系统作解释，对语音和字、词的连结方法（它当然是语音和语言表达的哲学思想发生间接联系的中介）作解释，就是十分必要的了。
语音和字、词的联结方法，中国古代早有“转语”说和“因声求义”说，后来又有古音的系统研究。最早谈及转语的是汉代扬雄《方言》，从扬雄举证的实例看，他所说的转语，是指两词声母相同，或韵相同，或声、韵都同的同义词，其中有不少是些同音同义词。晋代郭璞在《方言注》、《尔雅注》中都讲到转语，《汉书》颜师古注中也讲到“语转”、“声转”之说。至戴震的乡先辈，明末的方以智在《通雅》中则把由语声转变而分化的同源方言词，又把音近义通的同义词都叫作转语。戴震是他的乡先辈的知音，方以智的转语说在戴震那里得到新的发展，戴震著《转语二十章》①，把转语说全面贯彻到文字、音韵、训诂的研究中，后来又有洪榜、程瑶田、王念孙、阮元、郝懿行等都在转语的运用上不断发展，从而形成了清代训沽学中的一个特色：词源学的研究。
和转语密切联系的是因声求义。因声求义，也由来已久。先秦典籍中屡见不鲜的声训是因声求义的一种，到汉许慎解释字义牢牢抓住构字的形体，力主“以形立训”，使释义有了更可靠的基本立足点，一定程度上校正了声训过滥的流弊，但对形声字的意义，许慎在运用“以形立训”的释义法则时总是尽量考虑到声旁的价值。例如《说文·示部》的“禛”字，是个形声字。意为“至诚感神而得福”，许慎的解释是：“以真受福也，从示真声。”这显然是抓住形声字的声旁释义的，无疑已包含“因声求义”的含意在内。因此，段玉裁注云：“此亦当云从示，从真，真亦声，不言者省也。声与义同源，故谐声之偏旁多与字义相近，此会意、形声两兼之字致多也。《说文》或称其会意，略其形声，或称其形声，略其会意。虽则省文，实欲互见，不知此，则声与义隔”。①段的意思是说，许慎说解字义在贯彻“以形立训”时，又总是考虑“因声求义”的层面，把形声字看作形声兼会意，而许慎释会意字时，则无例外地“以形立训”。从上面的引文也可看出，段玉裁则对许慎在《说文》中把形声字大都说成形声兼会意之举进一步显明彰著，加以申发，提出“声与义同源，故谐声之偏旁多与字义相近”的“因声求义”命题。许慎之后，宋代王圣美提出过“右文说”，汉字左边多形旁，为字义范畴统类，右边多声旁，“右文说”谓字义在右边的声旁中。至戴震乡先辈黄生著《义府》，因研究古汉语的词义之需，明确提出“因声以知意”②、“古音近，通用”③、“一音之转”④等音义关系原则，但黄生并不精于古音，因而不可能将“因声求义”具体深入下去。后来，戴震竟由儿时对乡先辈的崇敬变成自① 今佚，一说并无该书，《转语》即戴震的《声类表》，今本《戴震集》中有《转语二十章序》。① 段玉裁《说文解字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年版2 页。
② 《义府》卷上“仡仡勇夫”条。
③ 同上，“敬寡、属妇”条。
④ 同上，“畴咨”条。
己的学术起点，抓住黄生提出的一些音义相关的原则不放，深化扩充，蔚成一代音韵学的大观。
转语和因声求义，本质上是相同的，都是把汉语的古音系统应用于词义解释。转语，不过是将同一词语的不同形式，或不同词语的近似形式作比较，找出其内在联系，例如，有词语AB，另有转语它们间是音义相近相通的。因声求义，不过是据义附于音的原则，寻找该字（词）的另一个读音与之近同的未知的音形义统一的字（词），通常称为破假借字，对词来说是由假借义求其本义。
转语和因声求义，都是古音学的应用，反过来说也一样：研究音韵学、古音学的目的是为了说明转语和破假借字找本字，从而更准确地作出语言解释。这一实用目的，戴震是很明确的，音韵学内联转语和破假借字的语言解释，外联“以词通道”的哲学解释，两者不过暂时刈断和分开来研究。为了深入研究特殊的个别，暂时的刈断和放大廓开是完全必要的。正如美国人类学家，描写语言学家的鼻祖萨丕尔（1884—1939）所说：如果不是强调事物某一方面的特点并忽略某些与之矛盾的地方的话，我们就无法把事物装进一个一个“格子”里去，因为世象是一个连续体。但毫无疑问，深入那特殊的个别，并对它放大，完成其系统研究，归根到底又是为说明普遍联系服务的。戴震的转语和因声求义与哲学释义的关系，也莫不如此。现在来看看戴震如何说明音转学的实用性的。乾隆二十八年（1763），秦蕙田曾经因经书中的一些字（词）义和读音问题求教于戴震，戴震写信答复了秦蕙田，信中阐述了“因声知义”、“因声求义”的音义关系的实用原则，戴震把古代的字书和韵书作了比较，指出这两种貌似不同的书，实际上存在着密切的联系，不过一为义，一为声，一为里，一为表。“字书主于故训，韵书主于音声，然二者恒相因”①。从意义角度看字音，“音声有不随故训变者，则一音或数义”；从字形角度看字音：“音声有随故训而变者，则一字或数音”。就词的意义而言，“大致一字既定其本义，则外此音义引伸，咸六书之假借”②。“一音或数义”，是指词义引伸、假借，而读音不变。“一字或数音”，则为多音字。可见词义有本义、引申义，还有假借义，重点应研究“一音数义”。戴震举例说：《诗·豳风·狼》“狼跋其胡”的“胡”（按：颔下垂肉）、《考工记·冶氏》“戈胡”、“戟胡”的“胡”用本义（实际上已有引申义）。而《仪礼·士冠礼》“永受胡福”的“胡”是“遐”的通假字，义亦释为“远”，全句略同于《诗·小雅·天保》“降尔遐福”。而《诗·曹风·贰昂煌蚰辍敝械摹昂薄ⅰ妒ば⊙拧つ仙接刑ā贰板诓幻际佟敝械摹板凇保搿昂巍蓖伲㈠凇⒑巍耙簧薄Ｓ帧妒分械摹澳保ā缎⊙拧そ谯汀罚ⅰ昂逃琛保ā缎⊙拧す确纭罚ⅰ澳姨保ā洞笱拧さ丛啤罚ⅰ澳∥夜保ㄍ希ⅰ澳挛疫q”（同上）、“胡宁我以旱”（同上），诸句中的“宁”字，历代注释家都没有解释出来，戴震惊人地发现：这些“宁”字就是“乃”字：“以转语之法（按：显即因声求义之法）类推。‘宁’之言‘乃’也。”戴震由此发现了一条极重要的解读古书的常规：“凡故训之失传者，于此亦可因声知义矣。”③也就是通常说的① 《论韵书中字义答秦尚书蕙田》，《戴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年版55 页。② 同上。
③ 同上。
破假借字。
为了更好地作词义解释，戴震还分析了“因声求义”中一些音义关系的类别。一是声同义别。例如蜥易之易借作变易之易。另一类是声义各别，如关门之关借作关（弯）弓之关（弯）。由于音义关系极为复杂，除假借以外，还有远引申义。音义不相关的同形字等。从戴震的举例看，他对假借的理解还有缠夹，例如，在第一类中，他举了动物的象与象形之象，实际上这不是假借，不在通常说的“因声求义”之列，而是本义和远引申义的关系（或作同形字看待）。在第二类中，戴震举了燕子的燕作燕（yán）国之燕，实际上这也不是假借，而是同形字。汉语史的研究告诉我们，对“因声求义”破假借字的分类，只要从形体上分成本无其字和本有其字就可以了，从音义关系上对假借字分类是难以说清楚的，一则本字和借字的读音须近同，后人读之不同只是语音的历史变化或音转①，二则借字和本字在意义上无联系。值得注意的是，戴震已提及“本无其字”。②对于历史语音的变化，戴震是明确的。他认为，掌握了“因声求义”，“六书假借之法，举例可推”。他曾就假借字指出古书中“异字异音，绝不相通，而传写致讹，混淆莫辨”③。这里所说的讹体字，实际上是指通假字。戴震举出《诗经·陈风·月出》“劳心惨兮”中的“惨”字与“月出照兮”的“照”，“使人僚兮”的“僚”、“舒夭绍兮”的“绍”等字通押，今音读起来并不押韵，何故？隋唐时期的经学家陆德明将“惨”仍读成“七感反”（按：cǎn，反，反切），戴震指出：“惨”不过是“懆”（音采老切，愁不安义）的讹体字，或可看作通假字（按：上古“惨”清纽侵韵，“懆”清纽宵韵，同声母），“懆”是本字，与“照”、“僚”、“绍”相押。又如《小雅·雨无止》：“莫肯用讯”之“讯”和上文“戎成不退，饥饿不遂，曾我暬御（待御），憯憯日瘁”之“退、遂、瘁”为韵，似不能押。“讯”字陆德明以为音“信”，戴震指出此“讯”字为“谇”之讹体，实际上“讯”通“谇”（按：上古“讯”：心纽真韵，谇：心纽物韵。二字同声纽，韵部物、真二韵旁对转），这样就可通押了。戴震认为，“凡古人之诗，韵在句中者，韵下用字，不得或弃”，也就是说，凡逢韵脚字当必押，以今韵读之不押，必有其故，凡遇韵字不押而“失诗句用韵之通例，得此正之，尤稽古所宜详核”，即对貌似不押韵的韵字应找到本字本音，便可使通押成立了。强调本字本音对通押字作出解释，是考虑到了形音义的统一，戴震所说的形体的不同是指借字和正字间的形体不同，古音仍应是相同的，本字本音的提法，归根到底还是透过历史语音的变化求本音。戴震指出；“故训音声，自汉以来，莫之能考也久，无怪乎释经论字，茫然失据，此则字书、韵书所宜审慎不苟也。虽旧韵相承，其中显然讹谬者，宜从订正。”①关于《诗经》以今音读之“不押韵”一事，明末陈第（1541—1617）在《毛诗古音考·自序》中从语音发展史入手作了理论上的说明：“盖时有古今，地有南北，字有更革，音有转移，亦势所必至。”到《四库全书》收入① 如戴震自己举证的关门之关和关（弯）弓之关（弯）读音仍相近相通。关门之关，上古见纽元韵。关（弯）弓之关（弯）上古影纽元韵。可见同一韵母，而见纽和影纽为准双声。
② 《论韵书中字义答秦尚书蕙田》，《戴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年版57 页。③ 同上，56 页。
① 《论韵书中字义答秦尚书蕙田》，见《戴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57 年版57 页。该书时，《总目提要》指出：“不知汉、魏以下之转韵，不可以通三百篇，皆为未密。”肯定了陈第对历史语音研究的贡献。陈第以后，顾炎武的《诗本音》、江永的《古韵标准》，以经证经，批判了宋儒随意改读韵字的“叶音”说。戴震则指出《诗经》中韵字似不能通押处犹假借，按本字本音读则通押无碍，戴说是对陈第以来的历史音韵学说的继承和运用。考虑到历史语音的后来的发展变化，破假借字，就是使字归复其本音，找到其本字。故戴震关于本字本音的提法，无论对历史语音学的研究或“因声求义”破假借字，都是有意义的。
戴震运用古音学“因声求义”破假借字，到了他的学生段玉裁、王念孙手中，则进一步娴熟和条例化。黄侃说过：“清世自戴震创求本字之说，段玉裁注《说文》，逐壹意推求本字。”①段玉裁他们都撇开戴震在破假借字的草创期难免发生的与意义的缠夹，更直接地联结语音和文字本身，使破假借字的学理逻辑变得简单明了。段玉裁说：“圣人之制字，有义而后有音，有音而后有形，学者之考字，因形以得其音，因音以得其义？？治经莫重于得义，得义莫切于得音。”②王念孙则说：“训诂之旨，本于声音。故有声同字异，声近义同，虽或类聚群分，实亦同条共贯。譬如振袭者必提其领，举网必挚其纲，故曰‘本立而道生’。”③戴震的这一学术精神传到王引之手中，说得最为简明：“大人（按：指其父王念孙）曰：诂训之旨，存乎声音，字之声同声近者，经传往往假借，学者以声求义，破其假借之字而读以本字，则涣然冰释，如其假借之字而强为之解，则诘为病矣。”①因声求义破假借字，成了有清一代语言解释的最重要的方法之一。
如前所说，转语和破假借字都是古音学的实际应用。以现代科学范畴之，转语是词源学，破假借字最终还是求字义词义，因而是词义学，两者密切相关。在转语方面，戴震试图建立其应用理论系统，即从音理上回答形成转语的条件，以矫正声训中的滥转。这对破假借字当然也是有用的。
要论转语和通假的音理，就不能不涉及语音的发音方法和部位。戴震说：“人之语言万变，而声气之微，有自然之节限。是故六书依声托事。假借相禅，其用至博，操之至约也。”②为了说明音转之理，戴震引进了声类与声位的概念。他说：“人口始喉下底唇末（按：喉音至唇音），按位（按：声位）以谱之，其为声之大限五（按：五大声类：喉音、舌音、牙音、齿音、唇音），小限各四（按：声位分四等，相对应的发音方法有清、次清、次浊、浊），于是互相参互，而声之用盖备矣。”这样5×4＝20，正好二十章，“余别为二十章，各从乎声，以原其义”，作《转语二十章》，是想列出个语音系统，说明什么情形下可构成声转，形成假借，什么情形下不能构成声转，形成假借。何九盈先生曾据上述思想画出了戴震转语的声母系统表：共分二十章，五大声类，各类声位有四，相对发音方法有四，因发音部位和发音方法形成二十声纽③。何先生评价说：“确定了声类与声位，‘转语’就有了一的基础。① 黄侃著，黄焯编次《文字声韵训诂笔记》，上海古籍出版社版183 页。② 段玉裁《王念孙广雅疏证序》。
③ 王念孙《广雅疏证序》。
① 王引之《经义述闻序》。
② 《转语二十章序》。《戴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年版106 页。
③ 何九盈《中国古代语言学史》，河南人民出版社1985 年版，261 页。先不论这个基础是否合理，是否完善，它毕竟搞出了一个语音系统，严格按此系统去谈‘语’之‘转’，就是遵循了一定的准则，比之漫无边际的声训，又是一大进步。”①戴震对语转音理的探索，是语言学史上最旱的尝试，现代则有王力《同源字典》中列出的声纽表及声转情况的说明②，一目了然，而戴震是探索这一重大课题的先驱。从戴震到王力，其间探索这一课题的人没有一个不是遵循戴震前行的。孔广森（1752—1786）阴阳对转直接继承戴震（孔主要还是讲韵转），章太炎又继承戴震、孔广森而言阴阳对转旁转之说，并作《成均图》，加之《文始》，章氏可谓言转语的集大成者，王力的《同源字典》中的声转和韵转表，大受益于章太炎，这是没有问题的，但也直接得益于戴震③。
戴震的转语法还有正转和变转的区别：同位形成正转，位同形成变转。
他说：“凡同位则同声，同声则可以通乎其义。”这是讲正转的。又说：“位同则声变而同，声变而同则其义亦可以比之而通。”这是讲变转的。“同位”实际上是指同一声类中同一母位，也就是同一声母。“位同”是不同声类中的同一母位。戴震举例说：“台余予阳”在他的《转语》第三章喉音第三位，而“吾印言我”在第十五章齿音第三位，声类虽不同，但声母的母位相同，属于“位同”，称为变转。“位同”说似乎是戴震的独创，用“同位”说声转即有同声母或双声说，用“位同”说声转为变转等于撇开了声类、声纽及其联系，仅就清浊谈声转，有很大的困难。现代科学告诉我们，语转离不开声类、声纽和韵类、韵部，位同不必再作为一个条件放入，且确定“位同”字也很困难，后来，戴震把语转的研究坚决转向了韵转，比《转语二十章序》（1747）晚二十九年的《答段若膺论韵》（1776）则讲正转之法：一为转而不出其类，二为联贯递转，三为相配互转，前二者都是以古韵分部，邻韵相通为依据的，第三讲阴声韵和阳声韵的配合。真正完整地运用阴阳对转的，还是孔广森，而王力的对转说以古音分部为基础，表而出之，简单明白，说得更为显确和简明①。
《转语》的科学价值，还不全在于对声转原理的具体探索，而更在于揭示了研究声韵学的根本途径，这就是要重视发音原理。戴震所说的“自然之节限”，从舌根到双唇的发音，就是对发音原理的刻意探寻，这是科学史上对发音原理的最早的思考和具体叙述，开近现代语音科学研究的先声。梁启超曾认为，那些洋洋千万言的文字、古音研究的书，都不足畏，唯戴震重发音为最可观。他说：“？？所做声系一类书，我都认为不满意，因为他们都注重收音，忽略发音，还不配戴东原所谓‘那一卷书。’”②梁氏所看到的戴氏论发音的书，也就是那七百来字的《转语二十章序》。
① 何九盈《中国古代语言学史》，河南人民出版社1985 年版，260 页。② 王力《同源字典》，商务印书馆1982 年版18 至20 页。
③ 参见本章四节。
① 王力《同源字典》商务印书馆1982 年版18 至45 页。
② 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国书店1985 年影印本212 页。
四、语言解释中的古音学
汉字形音义的统一，决定了“字（词）一词（辞）一道”的全过程必须追索字（词）的语音体系，清儒对语音领域的深入开发，形成了脱离“字一词一道”解释哲学连环的独立的学科：语言解释中的古音学，而这一独立的学科古音学的作用，在戴震的学术体系中，最终又都是用来为通道服务的。关于古音，汉儒已有认识。《诗·大雅·瞻印》“孔填不宁”、《诗·大雅·桑柔》“仓兄填也”中的“填”字郑笺：“音尘。”戴震追寻这一史实说：“按古音之说，近日始明，然考之于汉，郑康成笺毛诗云：古声填、寞、尘同。及注它经，言古者声某某同，古读某为某之类，不一而足。是古音之说，汉儒明知之，非后人创议也。”①此后，古音研究渐渐成为专门的学问，在学术史上有较大影响的有宋代吴棫（约1100—1154）分古韵九部，②宋代郑庠分古韵六部③。明代陈第有如凤鸣高岗，主张把“时有古今，地有南北”的时地观念引进古音学，从而给古音学带来了革新，顾炎武、江永、戴震都是信从陈第的。顾炎武分古韵为十部。④。江永长于审音，分古韵为十三部⑤。戴震研究古音始于何时？由于音形义密不可分，只能说从小读书时就注重古音，取《说文》等贯群经以为定诂，是包括古音的。自十七岁时有志闻道，以字通词，继而通道，必然含古音途辙的。乾隆十年（1745）成《六书论》三卷（今怯），批评前人轻视谐声，批评以转声为转注，力主互训为转注，已足见对声韵颇有研究。乾隆十二年（1747）春成《转语二十章》，说明对古声纽的研究已十分深入。三十八年（1773）春主讲金华书院时，研读顾炎武《诗本音》，辨析章句，讽诵经文，叹顾氏之不易，继而补其所未逮，并分古韵七类，可见戴氏这时的古韵研究已渐入奥境。四十二年（1777）五月著《声类表》九卷，分古韵九类。戴震古韵分部的最主要的成就，是在他去世前一年写的《答段若膺论韵书》中最后将古韵定为九类二十五部，各韵部均以零声母影母字命名，试配以发音方法、通行的韵部名称、拟音（按王力拟音）对照列表如下（含各部的韵）。
② 王力《汉语音韵学》中华书局1981 年版270 页。
③ 同上，272 页。
④ 同上，286 页。
⑤ 同上，298 页。
戴震古韵分部的“晚年定论”吸收了段玉裁古韵十七部中的最主要成就支、脂、之的分立。戴震研究古韵早于段玉裁，但《声类表》成书在段氏之后，《答段若膺论韵书》也在段氏十七部分定之后。在该信中戴震曾说：“大著（按：指段氏《六书音韵表口内第一部之、咍，第十五部脂、微、齐、皆、灰，第十六部支、佳分用，说至精确。”段氏为论证三部分立之旨，举出三部中的入声字以显证之，戴震对段氏在思想方法上的巧妙做法加以赞赏说：“举三部入声，论其分用之故，尤得之。”
戴震九类二十五部的最重要成就，是进一步确立阴阳入三分法的上占韵系统。一至七类都是阴阳入相配，八、九类有阳入相配。由上表标注的音标观之，更可看出各类在阴阳入相配时内部的音理规律，如第一类喉音有o—u—ok 组成，第四类鼻音有aη—u—k 组成，如此等等。古韵阴阳入三分法的确立与相配，是音韵学史上的大事。三分法导源于江永，确立于戴震。戴震曾说，江永已知阴声和阳声韵“皆有入声”，“江以屋、质、月、药、锡、职、缉、盍隶东、真、元、阳、耕、蒸、侵、谈，又以屋隶侯，质、月、锡、职隶支，药隶鱼。缉、盏隶侵、谈。”①在江永之前，顾炎武曾分出屋、质、药、缉四部，江永精于审音，从顾氏的质韵分出质月锡职共四部，从顾氏的缉分出缉盍两部，江比顾增加了四部，向阴阳入相配跨出了一大步，故有以屋隶东又隶侯之说。戴震继承江永审音传统，更悉心审音，发现顾炎武把锋并在屋韵后，又分出药韵成药锋二韵，这样江、戴共比顾多出五个入声韵，这样共有九个入声韵，为戴震发现阴阳入相配准备了充分的条件。在平声方面，顾炎武的十部已有东、支、鱼、真、萧、歌、阳、耕、蒸、侵，江永的十二部大体上说比顾多出了元、侯、添（即戴氏的酪部）。段玉裁的古音十七部大体上说又比顾、江多出了之、脂、谆（戴合于真韵）、尤（戴合于侯韵）。戴震在平声韵方面实际上用了顾、江、段的十五个韵，他本人又分出了祭部，共十六个平声韵，加上述九个入声韵，共二十五个韵部，正是戴震的九类二十五部。顾炎武和江永囿于平声和入声韵都不完整，未能解决三分法问题，是合乎情理的。段玉裁分古音六类十七部，与江永相仿佛，以为平声多而入声少，也不可能解决三分法问题。戴震研究古音先于段氏，但成果晚出，也许是“后出转精”之故，戴震完成了阴阳入三分相配的古韵分部体系。与他早先的《转语二十章》中的声纽二十、发声原理及转语成为古音学史上的两大双壁而闪耀着无穷尽的光采，声纽、古韵、转语三个最基本的研究要点都有了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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