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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震评传-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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俭。戴安死后，戴奢奉母避乱，隐居不仕。戴奢是个堪舆家，尝自婺源起程，翻越浙地大山，来到休宁上溪口、隆阜，直到歙县岩寺等处，堪察舆地，著《山水知音》四篇，一路上见怪石峭峻，玲珑剔透，那苍郁的山林，苔染的石壁，凝成一片又一片的墨绿，仿佛那山川神秀，全系灵气所钟，以为人杰地灵，尤以徽歙独居鳌头，叹曰：“斯发祥之地也”。于是携四子和家母由江西迁居安徽歙州（即徽州）。后周显德六年（959 年），奢母廉氏病故，奢为其卜葬于歙篁墩小练源，与四子共同庐墓三年，不忍遽去，丧服既满，乃命长子戴庐仍回婺源，三子戴处迁上溪口定居，四子戴虔留居歙县岩寺，戴奢本人与次子戴睿迁至隆阜定居，成为隆阜戴氏的始迁祖。戴奢为人敦厚，性情豁达，淡泊致远，喜结交樵夫农人，世称“孝隐先生”，著有《白岳穷龙赋》传世。戴奢终年六十八岁，葬于近隆阜的自卜葬地游仙山，后人尊之为“奢公墓”。戴睿十三传而戴外，戴外是今隆阜老街三门里故居所在的支系所起。又十二传至戴弁，戴弁曾在三门里主修族支谱，人称半个秀才。据说年轻时戴弁随父宁仁卖过两次布，跑过两趟江西，就受大族宗长房的欺压，领不到祠堂学米，从此不得入学，断送了考试前程。故戴弁识的字，也只够后来做布贩生意时记记帐目，或随贩货的抄抄写写，拟个说帖，立个折子什么的。戴弁是戴奢的二十六代孙。戴震则是二十七代孙。
传说戴震刚出生时，天上突然打雷，冬天哪来的雷呢？原来是早春提前来到人间，风霜雷鸣一起来，震得天地颤抖。于是戴弁夫妇就给儿子取名震，不料无意中竟合《周易·说卦传》的说法：“震一索而得男，谓之长男”。“震为雷，为龙？？其于稼也，为反生”。穷人的子弟“为龙”，是犯忌的，戴弁夫妇连想都不敢想的。后一句话是说得震卦，庄稼就能返生，对穷苦的庄稼人来说，戴震这个暗含《周易》震卦的名字，倒是个吉祥的兆头。
人称说话早的孩子才特别聪明，可戴震偏偏说话很迟。段玉裁在《戴东原先生年谱》中说：“十岁。先生是年乃能言，盖聪明蕴蓄者深矣。”①“蕴① 见《戴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年版215 至216 页。
① 段玉裁《戴震年谱》。见《戴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年版454 页。蓄”之说，并无科学依据，但它是探索这位杰出人物成功秘密的一个尝试。原先不会说话，如今可用语言自由交谈，别的孩子免不了以蒙学为苦，少年戴震却乐在其中，竟能每天背书，“日数千言不肯休”②，这已经无意中把学习语言放在蒙学之首。现代心理学认为，对儿童智力的早期开发来说，语言的学习和使用更为重要，而不是看识字的多少。
戴震不仅学习语言很认真，而且很善于思索，塾师授《大学》章句，刚读完第一章原文和朱熹的集注，戴震就转着圆溜溜的炯炯有神的眼睛，皱着眉头问塾师：“此何以知为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又何以知为曾子之意而门人记之？”③这两个在逻辑上顺承深入的并列疑问复句，确实有点出于老师的意外。“这是朱文公说的”。塾师抬出朱青这一权威，意在告诉戴震不必再生疑发问。不料戴震连珠炮似地发问，最后遽发巨疑：“朱文公怎么知道如此呢？”老师听后，无法回答这样的问题了，叹曰：“此非常儿也！”④从戴震儿时疑“《大学》右经一章以下”的一连串发问，可看出他攫一问题，直截深入，层层穷追的这一年幼时的思维形态。他儿时“日数千言不肯休”的开发早期智力的语言功夫，和善疑好问，非水落石出不肯罢休的思维形态，或许已经包含后来巨大成功的逻辑因子。梁启超曾说：“此一段故事，非惟可以说明戴氏学术之出发点，实可以代表清学派时代精神之全部，盖无论何人之言，决不肯漫然置信，必求其所以然之故，常从众人所不注意处觅得间隙，既得间，则层层逼拶，直到尽头处；苟终无足以起其信者，虽圣哲父师之言不信也。此种研究精神，实近世科学所赖以成立，而震以童年具此本能，其能为一代学派完成建设之业固宜。”①。
善疑好问，重视语言文字，是中国文化中的知识论传统。明末清初知识论的“道问学”的学术风尚，甚至宋元明以来的知识论和反知识主义的斗争，“道问学”和“尊德性”之间的较量，成为戴震学术产生的广阔的文化史背景，它从文化发展史的内部表明戴震学术产生的根源和途径。章学诚说：“戴君学术，实自朱子‘道问学’而得之，故戒人以凿空言理，其说深探本原，不可易矣。”②明末清初有些禀承“道问学”而来的治学方法对理解以戴震学术为主体的清代朴学极有启发。如明季陈第（1541—1617）是音韵学家，但他同样很有哲学见解，于古音提出“时有古今，地有南北，字有更革，音有转移”，可谓语言文字之学中的哲理之说，他著《毛诗古音考》，也不过是要纠正明人废弃知识之学的弊病，故焦坟为之序云：“世有通经学古之士，必以此为津筏。”在理学问题上，陈第尤不满于王学未流之弊，认为不读书，不博物求知肇始于那个叫嚷“再来一把秦火”的陈白沙（1428—1500），而其总根于却通在王阳明身上，所谓“文成（王阳明谥号）之教主于简易”。陈第是以古音学为主，兼及哲学的学者。明季方以智（1611—1671）也是兼治哲学和语言文字之学的学者，他于崇祯十四年（1641 年）开始著《通雅》，这是一部祖承中国传统的语言文字之学雅学的著作，在研究古汉语词义时，明确② 同上。
③ 同上。
①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十一，见中华书局1954 年单行本25 页至26 页。
② 《书朱陆篇后》，见《文史通义校注》，章学诚著，叶瑛校注，中华书局1985 年版276 页。
提出“欲通古义，先通古音”①，“因声求义，知义而得声”②，这些正确的主张，直启戴震学派的语言文字学的研究。就在这部研究语言文字的著作中，作者记述博闻，考证经典，该书开篇三卷是概论性质的文章，作者迳直地把知识主义作为研究语言文字学的指导思想，而语言文字本身也是一种知识，由系统的知识去理解一切，得出了“古今以智相积”的结论，他说：“古今以智相积？？生今之世，承诸圣之表章，经群英之辩难，我得以坐集千古之智，折中期间，岂不幸乎？”③象陈第、方以智将语言文字学和哲学相结合的学问途径，都在戴震那里引起强烈反响，得注意的是，方以智，这位明末清初的哲学和语言学的风云人物，出身安徽桐城，是戴震的乡先辈。将语言文字的研究、文献考订等知识主义方法与哲学研究相结合，明季陈确（1604—1677）的《大学辨》是一很有代表性的著作。陈确作“大学辨”，断定“大学非圣经”，而是秦汉以后的作品，其动机在于解决“致良知”与“慎独”说中的理论困难，使文献考订辨伪明确地为哲学解释服务。陈确的做法，等于把宋明理学的内部纷争从义理转化为考据①。后来，戴震早年著《大学》和《中庸》补注，探其古奥义，虽与陈确断《大学》非圣经不同，但期间文献辨证为哲学服务，语言文字考订为新理学服务的学术精神，则殊无二致。清代初年，阎若璩（1636—1704）著《古文尚书疏证》，毛奇龄（1623—1716）著《古文尚书冤词》，尊崇程朱，乃至要增祀羽翼程朱的罗钦顺和高攀龙，罢祀陆九渊、王阳明，他们的做法，都是以语言文字的考证为工具，进而评判前代的哲学争论，做到了所谓“藏理学于经学”（方以智语）。到了顾炎武，曾更为明确地提出一句名言：“理学，经学也。”②开启了清代学术的风气。顾炎武对宋代理学采取彻底否定的态度，主张回到本经，求其语言文字的知识解，然后才谈得上汲取经国济世之道③。
顾炎武的主张，在戴震那里得到进一步发扬光大，戴震既讲“问学”，又语“德性”，既讲语言文字的考索，知识的诠释和贯通，又讲道德哲学的建树。后来，戴震曾有一亲笔篆书对联，联文云：“论古姑舒秦以下，游心独在物之初。”署名“海阳戴震”①。上联是说，论述上古且将伸展到秦代以后，下联是说，运思执着在有物之初始。以“独在”对“姑舒”，更可看出他的唯物主义的新理学信念，上下联珠联壁合而言博物求知，往征上古，陶铸神思，仅在唯物。这一对联，尽宣其经学考据、文字训释为其方法途径，而哲学思考为其内容实质的思路，做到了“治学”和“闻道”的一致。
② 同上书卷六《释诂》。
③ 同①。
① 参见《大学辨》、《答查石丈书》等文。载《陈确集》，中华书局1979 年版。② 顾炎武《与施愚山书》，《亭林文集》卷三。
③ 参见《亭林文集》卷四《与人书》四和《日知录》卷七《予一以贯之》条等论述。
① 原联为吴兴蒋孟苹藏，见载1935 年12 月版北京大学《国学季刊》第二卷第一号。联文中“姑”为“且”、“将”义，“舒”为“伸展”义。海阳为休宁古称，休宁在歙县西，汉时为歙县地，三国孙权分置黎阳、休阳二县，后避景帝孙休讳，改休阳为海阳，隋开皇十八年改称休宁。
正是中国文化中知识论传统的影响，经宋元明清七百余年间知识主义和反知识主义间的较量而最终形成的雍乾年间的学术风尚，特别是徽歙地区一贯存在的重视知识，质朴求学，讲究根抵功夫的风气，使青少年时代的戴震① 方以智《通雅》卷首一《音义杂论》。一进学就沐浴在渴求知识的氛围中②。聪明颖悟的戴震，很快就找到了由语言文字的意义诠释而弄懂文献的切实途径，这一读书求知的方法和著《通雅》的乡先辈方以智、著《义府》的乡先辈黄生重视经义诂雅和解释的方法极为相象，少年戴震成了乡学的知音。戴震十六、七岁以前读书，每一字必求透彻地弄懂字义，他似乎生来就喜欢那蕴藏着无穷知识奥秘的方块字，当私塾老师取出明代以来的字书及汉代许慎的《说文解字》授读时，他乐而忘倦，三年竟能透彻地了解《说文解字》的内容。他又取来《尔雅》、《方言》及汉儒今存的传、注、笺互相比勘考究。他在理解经书中的每个字义时都要使字义合乎汉字构造法则“六书”，使文字形音义本身的解释和经书的语言实际表达双方一致，作为唯一正确的解释。这样做的结果，必然在语言文字方面真正弄通，又能真正读懂经书。这种方法，不是别的，正是中国传统语言文字学与经学相结合的解释学途经。我国古代没有“解释学”这个名
三、师承江永
从十岁至十七岁，戴震读完了私塾。十八岁那年，戴弁携戴震客居南丰，课学童于邵武。从南丰回休宁后，大约是在乾隆七年、八年（1742、1743 年），戴弁为满足儿子求知渴望和访师心切的要求，曾携戴震前往江宁拜见同族人戴瀚。戴瀚是位时文作者，不是戴震心目中的老师。
就在二十岁这一年（1742 年），他开始从师于徽州府婺源（今属江西）
的一位硕儒江永①。江永（1681—1762）字慎修，与戴震早年的字相同，为表示对老师的钦佩，戴震悄悄地收起了自己早年的字，从此专字东原，世称东原先生。戴震和江永相识时，江永已六十三岁。共同的志趣和理想把他们紧密联系在一起，成了名副其实的忘年交，实现着醇儒传统“同志为友”的古训。
在江、戴的师友交往中，有一天，江永列举天文历算中的一些问题试问戴震，并告诉他说：“这些问题我本人已积疑多年了，一直未能解决，你能试试看吗？”戴震仔细看过以后，便将这些题目一一剖析，详加演算，越算越带劲，多年疑团，豁然而解，很快就把运算结果交给了江永。江永认为解题的思路十分清晰，所得结论正确可靠，十题中至少有九题可作定论②。戴震著书立说，凡引江永之说处，一般称“同郡老儒江慎修”。有人据此称呼以为戴震是“背师盗名”。这是不合实际情形的。“老儒”一词没有贬义，意即“饱学宿儒”。对戴震与江永系问题上的指责，归根到底还是通在《水经注》公案上③。魏源在《书赵校水经注后》一文中说：“戴为婺源江永门人，凡六书三礼九数之学，无一不受诸江氏？？及戴名既盛，凡己书中称引师说，但称为‘同里老儒江慎修’而不称师说，亦不称先生。其背师盗名，合逢蒙、齐豹①为一人。”张穆（1805—1849）在《方牧夫寿序》中说：“东原抗心自大，晚颇讳言其师。”王国维在《聚珍本（戴校水经注）跋》中也曾指斥戴震对江永未尝笃“在三”（父、师、君）之谊，仅呼之曰“婺源老儒江慎修”。晚近胡适在详考戴著以后，指出戴著中只有两处叙述古音历史时没有称“先生”，不仅不是大不敬，反而格外尊重。一处是《声韵考·古韵》中说及郑庠、顾炎武、江永三人的古韵分部时说：“郑庠作《古韵辨》，分阳、支、先、虞、尤、覃六部。近昆山顾炎武作《音学五书》，更析东、阳、耕、蒸而四；析鱼、歌而二，故列十部。吾郡老儒江慎修永据《三百篇》为本，作《古韵标准》？？〃②。另一处是在《六书音均表序》中也称“吾郡老儒江慎修”③。而这两处中对郑庠、顾炎武都是直呼其名，对江永既称“老① 这里采用段玉裁《戴震年谱》中的说法。胡槐植先生认为，戴震师事江永“早则在二十四岁（1746 年）以后，迟则相聚于汪梧凤家之时（1752 年）”（见《戴震在徽州》一文）。② 见江藩《汉学师承记》卷五《戴震》。
③ 见本书第六章第三节。
① 逢蒙：古代替射者。《孟子·离娄下》：“逢蒙学射于界，尽羿之道，思天下惟羿为愈己，于是杀羿。”齐豹：眷秋卫大夫，为求名而杀卫侯之兄絷。事见《左传》昭公二十年和三十一年，《左传·昭公三十一年》：“齐豹为卫司寇，守嗣大夫，作而不义，其书为盗。”杜预注：“求名而不得也。（昭公）二十年豹杀卫侯兄，欲求不畏强御之名。”
② 这段文字在《答段若膺论韵》中仍称“江先生”，见《戴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年版89 页。③ 参见《戴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年版199 页。
儒”，又称字（按：古人称字为尊称）。胡适还指出，戴震《考工记图》、《顾氏音论跋》、《答段若膺论韵》三篇著作中称江永为“先生”有14 处，加上其他几部书，共22 处之多。胡适以其考证结论为题，写了著名的《戴震对江永的始终敬礼》一文④，为戴震辨诬。至于说到称“先生”而不称“师”，在乾嘉年间，称“先生”更为时尚，格外尊重，段玉裁终身服膺戴震，著《戴震年谱》时，亦无有称“师”者，满纸皆称先生，是为明证。
学术平等和学术民主，是乾嘉学派倡导的一种学术风尚和学问道德。“所见不合，则相辩洁，虽弟子驳难本师，亦所不避，受之者从不以为忤”①。戴震《答江慎修先生论小学书》一文，是专门辩论文字学中的转注问题的。当时江永误把转注看作字义的引申，言假借也不甚明确，并混淆前四书（象形、指事、会意、形声）和后两书（转注、假借）的界限。江永说：“本义外，展转引申为他义，或变音，或不变音，皆为转注。其无义而但借其音，或相似之音，则为假借。”针对江永老师的误解，戴震区分了字义引申和文字上的“六书”，区分前四书和后两书是体、用关系。江永得戴震论小学的书信后，十分高兴他说：“众说纷坛，得此论定，诚无以易。”②评介江永，进一步体现了他的尊敬老师的态度和师友同道的学术平等精神。江永谢世，戴震万分悲痛，随即写了《江慎修先生事略状》，评介先生的功业，将江永在学术上的成就公之于世。《事略状》成为后来研究江永的最重要的文献材料之一，江藩《汉学师承记·江永》和《清史稿·江永传》主要是按《事略状》概述的材料写成的。
戴震认为，江永治学的一个最大的特点是“读书好深思”，从而在天文学上正确地阐明了太阳年（回归年）中的定气时刻的春分点的确定仅以太阳视位置的高低为准，岁差引起的变化可以忽略不计。当时，宣城梅文鼎对所谓“岁实消长”问题还无定见。所谓“岁实消长”实际上是指回归年与岁差的关系问题，回归年是指太阳圆面中心相继两次过春分点所经历的时间，为365 日5 时48 分46 秒，这个数值是要变化的，每百年减少0。53秒，变化的原因是因月球和太阳对地球的摄力引起地轴的进动，从而引起春分点的变化（后人计算出春分点向西缓慢运行，速度每年为50〃。2 约2 万5千8 百年运行一周，叫作岁差）。由于春分点的变化，就会引起回归年的节气问题的恒气和定气的讨论。恒气是把一个回归年（岁周）平均分为二十四等分，以对应二十四节气，每一节气得15。22 日，因为是均分，所以又叫平气。后来又因恒气与实际情形不符，改用定气，即以太阳在黄道上所在的确定位置为准，自春分点算起，黄经每隔15 度为一个节气，但由于太阳在黄道上每天移行的快慢不均（因为地球公转轨道是椭圆），所以每一节气的日数并不一样，夏至前后，太阳在视运动轨道黄道上移动速度慢，一气达十六日之多，冬至前后，太阳移动速度快，一气只有十四日之多。虽计日不一，但却能表示太阳的实际位置，且使春分、秋分一定在昼夜平分的那一点上，故称定气。针对梅文鼎的疑问，江永说：日平行于黄道，是为恒气、恒岁实。因有本轮、均轮高冲之差，而生盈缩，谓之视行。视行者，日之实体所至而平行者，本轮之心也。以视行加减平行，故定气时刻多④《胡适手稿》第一集上册，台北胡适纪念馆1966 年2 月影印本。
①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十三，中华书局1954 年本，35 页。
② 见《戴震年谱》，载《戴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年版457 页。
寡不同；高冲为缩未，盈初之端，岁有推移，故定气时刻之多寡，且岁岁不同，而恒气、恒岁实终古无增损也。当以恒者为率，随其时之高冲以算定气，而岁实消长可弗论。犹之月有平朔，平望之策，以求定朔、定望，而此月与彼月，多于朔策几何，少于朔策几何，俱不计也①。
以现代科学的观点看，江永的这一解释不乏可取之处。作为十八世纪中叶对著名天算家梅文鼎疑虑的校正，无疑达到了当时的最高水平。江永立论的一个基本点是：地球上的人一年四季看到太阳的位置不同，形成一种叫黄道的视运动轨迹。这一天体运动观测的视角是有实际作用的。黄道视运动轨迹不过是地球绕太阳公转的运动轨道在天球上的投影。人们为了研究天体，设想以空间的任意点，一般是以地面上观察者为中心点，以无限长半径作出一球面而形成天球或称天穹，黄道就是公转轨道平面和天球相交的大圆面。在人们的视运动中，太阳在黄道上运行一周即一个回归年，其值不变。江永谓“日平行于黄道，是为恒气，恒岁实”一语正是指回归年周岁值不变。然而由于岁差，回归年的长度又是要变的（“岁实消长”即此意）。岁差理应从天体运动的实际情形中得到说明，因为岁差是由太阳和月球等对地球的摄力造成的。江永仍然立足于黄道视运动来解释之，这本来也是可以的，因为岁差本来就可分日月岁差和行星岁差两种，前者被看成太阳和月球的摄力引起地轴进动造成的，后者则被看成是行星引力产生的黄道面变动引起的。江永在解释因岁差造成的春分点的变动继而引起节气的定气时，仍以黄道圆面上的太阳视位置变化为准，并引用了西方天文学中的本轮，均轮之说。古代西方的地球中心说的同心球理论除了过于复杂外，还和观测到的事实相矛盾。例如该理论要求天体同地球永远保持固定的距离，而金星、火星的亮度经常变化，这正说明它们同地球的距离不固定，又如日食有日全食、日环食，也说明太阳，月亮同地球的距离也在变化。为克服同心球理论本身的困难，古希腊人设想出行星在自己的轨道本轮上作匀速圆周运动，而本轮的中心又在另一个圆周均轮上作匀速圆周运动，这样行星和地球的距离就会有变化，通过对本轮，均轮半径和运动速度的适当选择，天体运动可从数量上得到解释性的说明。此外，他们还设想，太阳的不均匀性运动可用偏心圆来说明，即太阳绕地球作匀速圆周运动，但地球不在这个圆周的中心，而是稍偏一点，这样，从地球上看来，太阳不仅仅作匀速圆周运动，且因与地球的距离发生变化，近地时转得快，远地时转得慢。本轮、均轮理论到了古希腊天文学家托勒玫（约90—168 年）著《天文学大成》时作了系统概括，成了他的宇宙地心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直到哥白尼（1473—1543）的日心说问世，托勒玫体系才破产。本轮、均轮之说在西方并没有产生很大的影响，在哥白尼之前仍然是地心说同心球理论有很大的市场，哥白尼以后是日心说占统治地位。开普勒（1571—1630）总结出的行星运动三定律，牛顿（1642—1727）万有引力定律都对哥白尼日心说的广泛传播及获得巩固的地位作出了重要贡献。可是，本轮、均轮之说传到中国，引起了十七世纪中国天文界的广泛兴趣，明思宗崇祯二年（1629 年）开始编撰的《崇祯历书》系统介绍了本轮、均轮之说。该学说在中国产生的影响超过了西方本上，最重要的原因是该学说也是以地球上的人们观测到的天体视运动为基本立足点的。甚至可以说本轮、均轮之说就是为说明行星视运动现象而制定的（但错误地把视运动说成① 《江慎修先生事略状》，见《戴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年版227 至228 页。了天体运行的本来情形），而这与中国古代天文学以太阳视运动的轨迹黄道视路径为观察对象的做法完全一致，江永、戴震当时都接受了本轮、均轮之说。与其说当时我国天文学家从托勒玫体系去接受本轮、均轮说，倒不如说移用了这一术语，而实质性的理解仍然是我国古代天文学中传统的视运动理论。江永在校正梅文鼎之说时引用本轮、均轮的说法，其实质仍然是以黄道视运动说天体运动的情形。他说：“因有本轮、均轮高冲之差，而生盈缩，谓之视行。”这不过是以本轮、均轮来解释黄道 视运动轨迹。果然，下文“视行者，日之实体所至而平行者，本轮之心也”一语，与上文“日平行于黄道”相比较，“本轮之心”等于是用以指称“黄道视路径”的，前者是后者的代名词。至于江永所说的：“以视行加减平行，故定气时刻多寡不同”一语，完全是以黄道视运动说天体的实际运动情形（以投影说本体），以明二十四节气实际上的定节气间隔时刻多寡的不同。本来这“定气时刻多寡的不同”是因太阳视位置的变化引起春分点的不同造成的。与岁差的关系，江永不是不知道，早在晋代（公元330 年前后）虞喜就发现岁差，得出“五十年退一度”的结论。到祖冲之（429—500）编制《大明历》，已详述岁差的计算方法，江永不会不知道这些，但他强调的仅仅是借助于本轮和均轮之说，其实是黄道视运动的复杂情形来说明定气时刻的变化：“高冲为缩末，盈初之端，岁有推移，故定气时刻之多寡，且岁岁不同，而恒气、恒岁实终古无增损也”。“高冲”云云，其实就是指太阳所在位置的最高点和最低点。针对梅文鼎言“岁实消长”，在计算走气时，江永主张：“以恒者为率，随其时之高冲以算定气，而岁实消长可弗论。”这也是正确的，因为岁差引起的回归年（岁实）变化毕竟很小，在实际计算时可以忽略不计。
概括起来说，江永关于二十四节气定气的说明，有以下几个特点：一是正确地阐明了太阳在黄道上的视运动，并以此为基本立足点引进了本轮、均轮之说，使西学为我所用。二是确定回归年是个恒岁实，也是二十四节气恒气（平气）的依据。岁差引起回归年的变化及地球上春分点的变化毕竟很小，计算定气时可弗论此“岁实消长”。三是定气的计算的主要依据是地球上观测到的太阳在黄道上作视运动的位置高低。四是岁差问题在天体测量、天文计算、历法制定中虽然有很重要的地位，但它的应用仍然要区分不同的对象。五是表明古代天文理论，如黄道运动说，回归年的定值及岁差引起的变化等，在制定历法时都是应用性很强的学问。江永的学说是个平实合用的学说。戴震鉴于梅文鼎的疑虑而介绍江永校正的说法，本质上就已经表明了戴震对此学说的评价态度，事实上戴震是完全接受江永的天文学说的，除了前面已提及的他和江永一样承认并采用本轮、均轮之说以外，他比江永更重视中国古代天文学的传统表述。例如，他在置节气用定气而不用恒气这一问题上，与江永看法完全一致，但又补充说及了恒气对推算日月食、置中气（亦称中节，指从冬至起，太阳黄经每增加30 度，便开始另一个中气，计有冬至、大寒、雨水、春分、谷雨、小满、夏至等）等的作用。戴震竭力褒扬江永天文学，钱大昕最不满意的就是这一点。钱说：“足以盛称婺源江氏推步之学不在宣城（按：指梅文鼎）下？？始得尽观所谓翼梅者，其论岁实，论定气大率祖欧罗巴之说，而引而伸之？？宣城能用西学，江氏则为西人所用而已，及其观冬至权度，益哑然失笑。”①江永和梅文鼎在岁实问题上的分歧所在，已如前所述。这里，更可看出戴震对江永学说的态度，还有什么比正确评价其学说更能显示出尊崇悦服之心呢？
① 《潜研堂文集》卷三十三《与戴东原书》。
评介江永，实际上是述评自己所接受的理论主张或业经改造过的理论的前身，从而表明在相应的领域和课题中继续研究的学术起点。评介江永声律学的贡献也是如此。江永认为十二律中的黄钟之宫是“中和之音”，故黄钟高低音标准应取普通音阶，不能取高音阶②，戴震仍之。江、戴共同揭开了汉代以后关于黄钟究竟的哑谜。戴震著《考工记图注》时关于黄钟管长问题也取江永《律吕阐微》之说，以为四寸五分③。又如戴震评介江永古音学的特点在于精于审音，熟谙音理④，这一点完全为戴震所继承。例如戴震在著《声韵考》时善于用音理说明正转之法，以致后来发展成著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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