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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震评传-第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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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震评传》
作者：李开【完结】
内容简介
本书是关于清代着名语言文字学家、自然科学家、哲学家、思想家戴震的一部大型评传。全书将能收集到的有关戴震的生平事迹放在其学术思想、科学思想的演进中叙述，夹叙夹议，注意到将这位清代第一流的学问大家的深奥的学术问题和哲学问题作具体缕析，有较强的可读性。全书以戴震的治学方法和哲学思想的逻辑发展为贯串，评介了戴震思想产生的时代背景和学术文化背景、前后期思想的区分及其转变动因、经学成就、自然科学及其科学哲学成就、史地学成就、人文科学的语言解释哲学成就、新理学道德哲学、经济伦理及其朴素辩证法成就等。
《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序
匡亚明
伟大的中华民族在长达五千年连绵不断的曲折发展过程中，像滚滚东流的长江那样，以磅礴之势，冲破了重重险阻，奔腾向前，现在更以崭新面貌，雄姿英发，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这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奇迹。产生这一奇迹有诸多原因，其中十分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勤劳、勇敢、智慧的各族人民，在长期的生产活动、社会活动、思维活动和对外交往以及抗击外来侵略过程中，逐渐创造、积累、发展了具有以生生不息的内在思想活力为核心的优秀传统思想文化。这是一种伟大、坚强的精神支柱，是我们民族凝聚力和生命力之所在，是历史留给我们所有海内外炎黄子孙引以自豪的无价之宝。当然，和各国各种不同传统思想文化一样，在中华民族的思想文化传统中，也是既有精华，又有糟粕，因而全盘肯定或全盘否定，不对；一知半解、信口开河或裹足不前、漠然置之，也不对。郑重而严肃的态度应该是对它进行实事求是的科学的研究和分析，取其精华，弃其糟粕，继承和弘扬这份瑰宝，振兴中华，造福人类。人类历史发展的连续性，就是在不断去粗取精、继往开来和改革创新过程中实现的。继往是为了开来，开来不能离开继往。民族虚无主义和复古主义，都是违背历史发展的辩证规律的。
现在我们国家正处在一个新的继往开来迈向四化的关键时刻。继往就是继民族优秀传统之往，开来就是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之来。对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从广度和深度上进行系统研究，实现去粗取精的要求，正是继往开来必须完成的紧迫任务。我认为这是中国各族人民，首先是文化界、学术界、理论界义不容辞的光荣职责。但面对这一时间上长达五千年，内容上涉及人文科学、自然科学等各个领域的传统思想文化，将从何着手呢？毛泽东同志早在1938 年就说过：“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①这是很有远见而又切合实际的英明建议。从孔子到孙中山这两千余年是中国历史上思想文化最丰富的时期，如果总结了这段历史，也就基本上总结了五千年传统思想文化的主要内容。当然，基本不等于全部。孔子以前和孙中山以后的情况，可以另行研究。因此，我认为首先最好是在时间上从孔子开始到孙中山为止，方法上采取《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的形式作为实现这一任务的开端。这就是从这段历史的各个时期、各个领域和各个学科（包括文、史、哲、经、教、农、工、医、政治等等）有杰出成就的人物中，遴选二百余人作为传主（一般为一人一传，少数为二人或二人以上合传），通过对每个传主的评述，从各个侧面展现那些在不同时期、不同领域中有代表性人物的思想活力和业绩，从而以微见著、由具体到一般地勾勒出这段历史中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总体面貌，揭示其积极因素和消极因素的主要内涵，以利于开门见山、引人入胜地批判继承、古为今用，也为进一步全面系统地总结中国传统思想文化打下基础。自从毛泽东同志提出上引建议后，半个多世纪以来，不少专家学者已从各个方面作了许多工作，但对全面完成这个任务来说还远远不够，还要在深度和广度上继续努力。作为“抛砖引玉”，本《丛书》凡二百部，约四千万言，自1990 年开始陆续出版，争取十到十五年全部出齐。
① 毛泽东《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毛泽东选集》第2 卷，人民出版社1952 年版，第522 页。
《丛书》所以用“中国思想家评传”命名，主要是考虑到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的核心是生生不息的内在思想活力，而历史事实也反覆证明，凡是在各个不同时代不同领域和学科中取得成就者，大多是那些在当时历史条件下自觉或不自觉地认识和掌握了该领域事物发展规律的具有敏锐思想的人。他们取得成就的大小，取决于思想上认识和反映这些规律的程度如何。思想并非先验之物，它所以能反映和掌握这些规律，主要是通过社会实践和对前人思想成果的借鉴和继承。思想一旦形成，反过来在一定程度上又对实践起决定性指导作用。韩愈说的“行成于思，毁于随”①，列宁说的“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①，这些话，虽所处时代和所持立场不同，所要解决的问题的性质也不同，但就认识论中思与行、理论（思想的高度概括）与实践的关系而言，确有相通之处，即都强调思想对实践的指导意义和作用。因此我们以“中国思想家评传”命名，就是力图抓住问题的核心，高屋建领地从思想角度去评述历史人物，以便对每个传主在他所处时代的具体情况下，如何在他所从事的领域中，克服困难，施展才华，取得成功，做出贡献，从思想深处洞察其底蕴。历史上各个时代富有思想因而能在有关方面取得成就的人，直接阐述自己思想观点的论著虽亦不少，但大量的则是其思想既来自实践（包括对前人、他人实践经验的吸取）、又渗透在自己创造性实践之中，集中凝聚在他自己的业绩和事功上，而没有留下论著。另一些人却只留下著作而无其他功绩，对这些人来说，他那些有价值的著作就理所当然地是他的伟大业绩和事功。如果论述一个人的思想而不联系他的业绩（包括著作），必将流于空洞的抽象；同样，如果只讲一个人的具体业绩而下结合他的思想活动，又必将成为现象的罗列。评价思想和评价业绩，两者不应偏废。而不断在实践中丰富和深化的思想活力则是经常起主导作用的因素，强调这个因素，引起人们的正视和反思，正是我们的主旨和目的。当然，思想和思想家，思想家和实践家，都是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不同概念，忽视这一点是不对的。《丛书》的重点则是放在两者的联系和结合上。至于如何使两者很好联系和结合而又着意于剖析其思想活力，各占多少篇幅或以何种方式表达，则自当由作者根据传主的具体情况创造性地作出妥善安排。
自从人类历史上产生了马克思主义，不仅全人类解放和发展有了划时代的明确方向，学术研究也有了更严密的科学方法，即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根据这一科学方法，在研究和总结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特别是联系到《丛书》的撰著时，我认为下列几点应特别引起重视。
一、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
实事求是是贯串在马克思实际活动和理论研究中的主线，离开了它也就离开了马克思主义。只有切实掌握了客观情况，才能得出正确的认识和判断。前者为“实事”，后者为“求是”，二者相结合，就叫实事求是。事不实则非夸即诬。为了弄清情况，就必须对情况的本质与现象、整体与局部、真与伪、精与粗，作出区别、梳理和取舍，这样才能掌握情况的实质，达到“实事”的要求；然后进一步加以分析研究，找出事物本身固有的真相而非主观臆测的假象，并验证其是否符合人民利益和人类历史前进方向，是否反映科学、技术、文化、艺术的发展规律，这样才能得出正确的认识和判断，达到“求是”的要求。实事求是是治学的基本功夫，是对每个传主的功、过、是、非作出公正评价的必要前提。不论古今中外，对历史人物过高或过低的不公正评价，大都由于未能认真坚持实事求是原则的缘故。
① 韩愈《进学解》，中华书局《四部备要》东雅堂本《韩昌黎全集》卷十二第3 页。
① 列宁《怎么办》，《列宁选集》第1 卷，人民出版社1976 年版，第241 页。
二、坚持批判继承的原则。
马克思主义学说就是批判的学说，而批判是为了继承、发展和创新。这就需要我们在实事求是的基础上，既要继承发扬传主业绩和思想中的积极因素，又要批判清除其消极因素。凡传主业绩和思想中体现了诸如爱国主义、民主意识、科学见解、艺术创造和艰苦奋斗、克己奉公、追求真理的精神，即在符合历史前进要求的“立德”、“立功”、“立言”诸方面有显著成就等积极因素者，必须满腔热情地加以继承和弘扬，并紧密结合当前社会主义建设实际，使之深入人心，蔚然成风；凡反映有诸如封建迷信、专制独裁、愚昧落后、丧失民族尊严和违背科学进步等消极因素者，必须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加以批判，清除其一定程度上至今尚起作用的消极影响，而消极因素经过彻底批判后亦可转化为有益的教训：凡积极因素和消极因素相混者，更当加以认真清理和扬弃，既发扬其积极因素又摒弃其消极因素。我们力求一点一滴、切实认真地探索各个传主思想和业绩中珍贵的积极因素，使之成为全国各族人民正在从事的继往开来伟大历史工程的组成部分。
三、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原则。
“百花齐放”和“百家争鸣”，是发扬学术民主，促进学术繁荣的正确原则和巨大动力。前者强调一个“齐”字，后者强调一个“争”字，是表示学术上平等、民主和自由的两种不同状态；前者突出的是统一与和谐，后者突出的是区别与争论；两种状态又统一于不断地相互促进和相互补充、转化的持续发展提高过程之中。“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原则体现在撰著评传时，应从“齐放”和“争鸣”出发，综合中外各个时期对有关传主的不同评价，吸取符合客观存在的对的东西，摒弃其违反客观存在的不实的东西，然后创造性地提出经过自己独立思考的、赶前人或超前人的一家之言。同时，对整个《丛书》而言，也有个共性、个性又统一又区别的问题。这就是一方面作者应把“实事求是”、“批判继承”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几点作为大家的共性（统一与共识）；另一方面，对每部评传的立意、结构和行文（文体、文风和文采等），则主要是作者的创造性思维劳动和雅俗共赏的文字表达艺术的成果，是彼此的个性（区别），不宜也不应强求一律。评传作者都有充分自由去发扬这一个性，力求在对每一传主的评述中探索和展示其积极因素，使之和正在变革中国面貌的伟大社会主义建设实践融为一体，丰富其内容，促进其发展，而不是仅仅停留在对传主思想业绩的一般性诠释上。
我认为，以上三点大体上可以表达《丛书》所遵循的主要指导思想，但也不排除用其他思想和方法得出的有价值的研究成果。
感谢所有关心和支持《丛书》工作的单位和个人，特别感谢《丛书》的名誉顾问和学术顾问。他们的热情关心、支持和指教，使《丛书》工作得以顺利进行。更要感谢所有承担评传撰著任务的老中青学者，他们都以严谨的治学态度，作出了或正在作出对学术，对民族，对历史负责的研究成果。没有他们的积极合作，《丛书》工作的开展是不可能的。《丛书》副主编和中国思想家研究中心、南京大学出版社，在制定《丛书》规划，约请和联系国内外学者，审定书稿以及筹划编辑出版等方面，克服重重困难，做了大量工作，他们的辛勤劳动是《丛书》能按预定计划出版的必要前提。
现在《丛书》开始出版了，我作为年逾八旬的老人，看到自己迫于使命感而酝酿已久的设想终于在大家支持合作下实现，心情怡然感奋，好象回到了青年时代一样，体会到“不知老之将至”的愉悦，并以这种愉悦心情等待着《丛书》最后一部的问世；特别盼望看到它在继承中华民族传统思想文化的珍贵遗产方面，在激励人心、提高民族自尊心和爱国主义思想方面，在促进当前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继往开来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历史性伟大事业中，能起到应有的作用。我以一颗耄耋童心，默默地祝愿这一由一批老中青优秀学者经长年累月紧张思维劳动而作出的集体性学术成果能发出无私的熠熠之光，紧紧伴照着全民族、全人类排除前进道路上的各种障碍，走向和平、发展、繁荣、幸福的明天！
热诚欢迎国内外同仁和各界人士不吝赐教，以匡不逮。是为序。
1990 年10 月7 日
第一章人生路标和学术起点一、畸形时代的文化
十八世纪上半叶，在属于清代江南行省徽州府的安徽休宁隆阜，今属安徽省屯溪市隆阜乡，出生了一位后来在学术上继往开来，雄霸一世，在思想界披荆折棘、垂范后昆的大哲学家、思想家、学问家戴震（1724—1777）。休宁，一个小小的县城，地处皖南山区和钱塘江支流新安江的上游。这里群山环抱，风景秀丽，县西白岳、齐云两山，竹树葱茂，绿水青山，是游览圣地。北有石坼山阻扼，群峰拥立，蔽塞难通，山多涧谷，水贯其中。东有古城岩之固，耸峭秀拔。南有白际岭之险，断岩绝壑。秀山衍为平川，则又阡陌纵横，村墟交通，烟树桑木，掩映其间。山村佳秀，更加江流激冽，纡汩清澈，与群山相衬，织成绿水青山，古来言山水者称休宁之溪、休宁之山为天下第一绝胜。休宁，历来是皖南山区的物资集散地和陆路交通枢纽。从休宁往北、往西，有黄山、九华山等大山阻隔，去本省闹市安庆、铜陵、芜湖等地交通不便，而从休宁往南，穿越山间平地，行走不到一天路程便是江西境内，再过去就到了著名瓷都景德镇。从休宁折向东南，可以到达浙江，当时的经商者多往返于皖赣、皖浙之间。皖南山区的茶叶、毛竹、药材、果品等从这里外运，苏、浙、赣的大米、丝绸、瓷器从这里进入皖南山区，很早以前，这里的茶叶就远销海外①。屯溪、休宁本身是个茶市，著名的屯溪茶“屯绿”名闻海内外，英语中早就有以“屯溪”命名的茶twankay，十九世纪的英国作家威廉·麦克佩斯·莎克莱写道：“或者您宁可来一杯屯溪？”②十八世纪七十年代，徽州茶叶名称已在英国文学刊物上屡屡出现，1785 年出版的英国诗刊上有一首英国自由党人写的茶诗：茶叶色色，何舌能别？
武夷与贡熙，婺绿与祁红，松萝与工夫，白亳与小种。
花薰芬馥，麻珠稠浓。八句诗中有十种茶名，其中松萝、贡熙、麻珠、祁红、工夫、婺绿六种，都是徽州茶叶名。
① 按美国威廉·乌克斯《茶叶全书》引用的材料说：1699 年英国东印度公司在中国购买优良绿茶300 桶、武夷茶80 桶。至1702 年英国需茶量激增，曾由船队装载一整船中国茶去英，“其中配松萝茶三分之二，园茶六分之一，武夷茶七分之一。”可见徽州松萝茶至迟十七世纪末已出口英国，而十八世纪初销往美国和俄国。见《徽学》1990 年总二期191 页。
② 见罗伯特·伯奇菲尔德《词典编纂学》，商务印书馆版20 页。
③ 转引自《徽学》1990 年总二期191 至192 页。
屯溪（今黄山市屯溪区）又名屯浦，新安江主流横穿而过，这里背靠黄山，是登山的主前站，山水相邻，平川旷阔，水陆交通都很便利。这里物产丰富，给养充备，三国时孙权在此屯兵，故名。唐代改屯溪为黎阳，置县。明清两代，这里十分繁华。那至今犹存的屯溪老街，建筑古色古香，门楼斗拱，鸟革翚飞，传统的老商号店铺，鳞次栉比，世代相沿，那景观，无不令人悠然神往，颇可窥见这里明清时代的人文和经济。一休宁，一屯溪，成了皖南山区明清时代的两大门户。隆阜，地处这两大商业城镇彼此往来的腹地。戴震出生地隆阜老街，紧挨着新安江支流横江的宽阔河面，河对面北望是一片远近闻名的桃花林。临河设埠，水路十分方便，“溪流一线，小舟如叶，鱼贯尾衔，昼夜不息”①正是此情景的写照。从这里洄溯以远，可直通京杭大运河，陆路步行不到小半天路程，可达屯溪或休宁县城。隆阜可谓屯溪、休宁钳包的皖南山区中的一小块得天独厚的宝地，儒风、世风，商业新风都会因水陆之便直接吹向这里。人云：山外一声雷，隆阜一阵响，世外一阵风，隆阜刮半天。小小的山村集镇毫不闭塞，它竟连着外地都会，乃至直通北京。从隆阜老街到隆阜村口，约摸有二里路。隆阜村口，这里曾是古木参天，芭蕉藤浓叶覆盖，藤萝绕架，孩子们特别喜爱到这里来游玩戏嬉。儿时的回忆，故乡的一草一木都能激起深情厚意，那芭蕉藤，牵动过成百上千名隆阜赤子、戴氏后裔的缕缕情思，直到今天，仍有一些戴氏的海外后裔总要谈起村口的芭蕉藤，絮絮叨叨他讲起戴震儿时在芭蕉藤下玩耍的传说故事。和绕架芭蕉藤交相映荫的是，隆阜村口那至今犹存的千年古樟，樟叶婆娑，森森冽冽，炎夏季节，荫翳如盖，是天然的憩息纳凉佳地。古樟下有戴氏宗族建造的“云起亭”，这是明末清初的徽派建筑，为二层砖木结构，画栋雕梁，八角顶上有锡胡芦闪闪发光，下层四周砖壁，镶有砖雕花纹图案。传说戴震读书时常登临此亭赏玩，端详壁画，引起无穷乐趣，近眺剡水，竟使青年戴震诗兴大发。戴震有吟咏流经云起亭边的剡水的诗篇《咏剡水》，诗云：“已有扁舟兴，曾看过剡图。翻思名手尽，谁复费功夫”。砖壁画意，眼前览胜，似成一时间序列，追昔抚今，多有感慨，逝者如斯，笔下很有些“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的韵味和气势。由云起亭前行，百米下处有红庙，那是戴氏魁星阁①隆阜村口，还建有戴氏祠堂，其中祖祠一座，名三甲祠，传为三兄弟中进士（登科甲）后所建，是戴震的宗祠。另有两座支祠，一座名荆墩支祠，奉把戴氏始祖戴安，近祖戴奢及分门支祖。另一座名前门支祠，亦奉祀戴安、戴奢并另一分门支祖。荆墩支祠规模宏大，厅堂内高悬尚书、进士匾额二十余块，后身有灵庙三间，供有戴安塑象，每年春季和秋季，戴氏后裔子孙祭祖，烟火不绝，累世皆从。从支祠到祖祠，恰恰是戴震先祖及后裔的一个缩影，先祖隆盛，后世昌衍。可是，在戴震父子手中，却在戴氏家族史上写下了一段辛酸史，可说乾隆盛世，于戴震父子却是家道衰败之际。隆阜老街的戴震故居，原是一般的民居，颇可见其家境，唯一可说明戴震为其封建家族、宗族光耀了门楣的，或许就是那块圆鼓形的旗杆石，那是戴震四十岁考中举人以后，用来插旗张扬，光大门庭用的，其余，故居的一切，都只能说明他在攻书著述，备受寒窗之苦，却还美其名曰：游艺塾，洗砚池？？他妙手著文章，满纸儒家经典的新诠、疏证，但他却是他所生活的那个封建家族、宗法社会的冷眼旁观者和掘墓人。人道是，生于盛世境遇好，他却似“生于未① 清道光年间撰《休宁县志》。
① 魁星是中国古代神话中的神。“奎星”的俗称。“奎星”原是二十八宿之一的奎宿，后被奉为主宰文章兴衰的神，并建奎星阁以崇祀之。顾炎武《日知录·魁》说，神象“不能象奎，而改奎为魁，又不能象魁，而取之字形，为鬼举足而起其斗”。魁星一手捧斗，一手执笔，意谓由它点定天下才高八斗的中式人的姓名。世运偏消。”或许，这里唯一能产生美情美趣，引人憧憬未来生活的，是故居院墙内的几丛翠竹，和相传为戴震亲手栽种的板栗树和桂花树。八月桂花香，沁人心脾，令人遐思？？当历史的车轮滚到十八世纪上半叶时，正值所谓乾隆盛世。早在明代中后期就萌芽了的民族资本主义，虽经中断，但这时已恢复发展并加快了它的历史进程。民族资本主义的早期发展和封建主义，这两种极不协调的生产关系，在十八世纪的封建老大帝国清帝国中并存着，它们时而龃龉倾轧，相互争斗，时而又化干戈为玉帛，为我取用。但总的趋势是封建帝制不断吞噬新兴的民族资本①，封建老大帝国的国家机器在犬牙交错的矛盾争斗中运转，封建制度在吞噬和反吞噬的腥风血雨中缓慢行进，民族资本主义作为新兴的生产力在风霜刀剑下仍能潜滋暗长。在整个社会生活的画面上，呈现出商业都市的繁荣和广大农村的凋弊，社会产品的激增和下层百姓的贫困等光怪陆离的现象。休宁，地处高原，有着典型的内陆文明，但商业也已十分发达，春夏之际，各地商人，特别是茶商纷纷来聚，至戴震出生的时代，休宁已是一派商业繁荣的景象，成为一个著名的“山口市场”了。可是休宁一带的老百姓的生活十分贫困，他们大量涌向外地出卖劳动力，到景德镇去当烧窑工人的就不少。当时的景德镇，已经有在封建制度内部孕育成熟的资本主义手工工场。由休宁看全国，国内市场极为繁荣①，国际市场也相继被打开②。随着商品流通的扩大，商业资本也激增。徽商、山西商、陕西商，江右商、闽商、粤商、吴越商等商人集团中，往往岁入巨万，徽商中更是有不少人家赀万贯，富比王侯。
与清初民族资本主义恢复发展相适应的是。西方文化不断传入中国。康熙本人就向传教士汤若望、南怀仁请教算学，向法国传教士张诚、白晋等学习欧几里得的《初等几何学》和阿基米德的《应用几何学》，学习天文、地理、生理解剖等，还聘请洋人参与制定历法。康熙本人还和德国著名哲学家和数学家莱布尼兹（1646—1716）保持着书信联系。由于对外来科学文化采取比较开放的政策，清初就出现了象王锡阐（1628—1682）、梅文鼎（1633—1721）等著名的天文历算学家。他们的研究成果屡为戴震所征引，往往成为戴震学术的逻辑起点。
与清代资本主义的早期发展和开放极不协调的是，清王朝实行封建高压统治和专制主义的文化政策。清代从顺治年间就开始兴文字狱，康熙、雍正、乾隆三朝，见于记载的文字狱有八十余起，从康熙到乾隆四十二年（1777 年）止，著名的文字狱已有七八起。在这极其严酷的现实中，读书人只能转向文献订讹，名物考证，不敢触及思想禁忌，借以保身避祸。章炳麟说：“家有① 如雍正帝1727 年5 月谕中曾指责手工业使社会“于器用服玩争尚华巧”，“是逐末之人，不但有害于农，而并有害于工也”。清廷还在苏州、南京、杭州等地设置管理织造的机关，控制其发展。① 乾隆时期已有经营汇兑、存款、信贷的票号商，他们拥有巨额资金，其中成为商业资本的部分又投放成工业资本，当时的苏州、南京、扬州、广州等地，成为著名的商业都市，武汉是长江中游最大的粮、盐、市、木材、药材等商品的集散地，贾户数千家。
② 乾隆五十七年（1792 年）清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英、美、法、荷、西班牙、丹麦、瑞典）等的贸易，出超二百四十多万两白银。乾隆四十年（1775 年）出口的茶叶有一千六百余万磅，乾隆五十年（1785 年）出口茶叶达二千八百多万磅。
智慧，大凑于说经，亦以纾死，而其术近工眇踔善矣。”①戴震生活在雍、乾，亲眼目睹过文字狱的惨祸。
封建专制与资本主义萌芽时期的早期文明并存，文字狱的惨祸与西学东渐的交汇，形成了有清一代的种种畸形发展，它们都成了戴震及其后学的人生命运的路标和学术方向的底蕴。戴震及其学派在上述畸形的历史背景上呈现出十分复杂的现象。封建专制，不等于说禁绝一切学问，这就仍然为从学之士开了一条有限的生路，从乾隆时期编纂的《四库全书》看，清廷的确毁了不少书，也改易了书中的许多文字，但更多的限于史学方面。经学的研究，乾隆帝和嘉庆帝都是提倡的。康熙、雍正都还提倡理学。一方面官方理学与文字狱相结合，以理杀人，以致人人畏避，另一方面，到了乾嘉年间，清廷的统治已经完全巩固，文化政策上作了相当大的调整，容忍那些纯学术的经学，亦即理学的研究。然而，从顾炎武（1613—1682）到戴震，恰恰主张“理学即经学”，要从那貌似仅可作纯学术研究的古代经典文献中找出透视社会历史、人伦日用、知识蕴涵的道理和规则。戴震从事的文献考订、语言文字，乃至以自然为本体的人本道德哲学等，都是属于人文科学领域的，它们无不以强烈的科学求实精神而成为人类精神文明宝库中的宝贵精神财富，它们的影响不仅激越当时，直至今天，戴震的朴学即科学思想仍不时引起巨大反响，尤其在一些有明显的民族文化特征的领域，例如语言文字学、文献学、方志学、汉语史等的研究方面，戴震学派的朴学方法、科学哲学思想仍有很大的吸引力。至于他的以控诉“以理杀人”的罪行为中心的一系列道德哲学思想，则深深打上了平民哲学的烙印，故被封建统治的卫道士们所排斥，他的《孟子字义疏证》则被打入冷宫，其因盖出于此。
① 《检论》卷四《清儒》，见右文社刊行《章氏丛书》第三册《检论》四第二十三页。
二、从儿时善疑好问到继承知识主义传统
戴震，字慎修，又字东原。生于雍正元年（1723 年）农历十二月二十四日（公历是1724 年1 月19 日），卒于乾隆四十二年五月二十七日（1777 年7 月1 日），享年五十五岁。
戴震的曾祖父名戴景良，曾祖母邵氏，续配王氏。祖父戴宁仁，赠为文林郎。祖母程氏。父戴弁（1699—1779）赠为文林郎。戴震妻朱氏，赠为孺人。戴震的曾祖父、祖父、父亲生前都没有做过官。戴震曾作《族支谱序》，叙述戴氏谱牒①。戴氏先祖戴护在唐代天祐（904…907 年）年问做过兵马使这样的大官，本居安徽歙之篁墩，因身为朝廷命官，戍守婺地（以今江西东北部婺源为中心的赣浙皖地区），留居婪地凤亭里。戴护子戴寿，字伯龄，为中书舍人。戴寿子戴安，字宁叔，官至银青光禄大夫，并署检校国子祭酒兼监察御史，谥忠恭。戴安是隆阜戴氏所追之一世祖。但实际上，迁居隆阜自戴安儿子戴奢和孙子戴睿起。戴奢一名戴颜，字君俭。戴安死后，戴奢奉母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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