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名人荟萃-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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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蔡京（1047—1126），字元长，兴化军仙游（今属福建）人。熙宁三年（1070）进士，入仕为钱塘县（今浙江杭州）尉。
　　　　熙宁末入京，历任流内铨、崇文院属官，并开始进入“中书礼房”任学习公事，元丰元年（1078）后任权检正礼房公事、检正户房公事，元丰三年任权提点开封府界诸县镇公事。元丰五年官制改革后，任考功员外郎、起居郎，次年八月任贺辽道宗生辰使，同年回朝后任中书舍人。在元丰七年末升为权知开封府，开始参与宰相、执政们争夺中央权力的活动。
　　　　在元丰八年的三月时，也是在在改革正当继续实行之际，年仅38岁的宋神宗逝世了，真是英年早世。但是又因为神宗正值年富力强，所以当于正月初开始生病时，宰相王珪、蔡确并没有与神宗商议继承人选之事。而直到二月末宋神宗病危之时，神宗生母高太后和宰相、执政们在确定皇位继承人选时，就应立年仅10岁的神宗子延安郡王赵佣，还是立神宗的同母弟雍王赵颢或曹王赵頵，展开了剧烈的斗争。后来在右相蔡确、首席执政官（门下侍郎）章惇主张之下，得到左相王珪的赞同，但撇开了高太后和向皇后，确定立赵佣为皇太子（改名赵煦）。这天，据说蔡确、章惇命开封知府蔡京率领壮士（一说即是刽子手）在外庭，准备杀持异议的大臣，由于大臣们都赞成，这天才平安度过。蔡京因而也立有“定策功”。但是在这次的立储之事后，日后成为新旧党争的重大事件，而这时蔡京出采取了投靠司马光以确保求保官。
　　　　元祐元年（1086）二月，首席执政官（门下侍郎）司马光废免（募）役法，恢复差役法，限令五日内完成，正当章惇、苏辙、吕公著等人讨论免役法与差役法优劣所在，或缓行差役法之时，开封知府蔡京却于五日内立即恢复了差役法，以致得到司马光的夸奖：“使人人奉法如君，何不可行之有。”
　　　　蔡京虽然投靠了司马光，但由于他在担任开封知府期间徇私枉法，此时被揭露，同时一些旧党人员认为蔡京明知开封府旧差役法差人过多，但根本不作调查、申报，而是限令五日内改行差役法，因而指出蔡京“身为民官，若不知旧法（指差役法）人数之冗，是不才；若知而不请（指申请实际需要人数），是不忠”。蔡京限期改行旧差役法，是“故意扰民以坏成法”，是“挟邪坏法”，虽然已升任首相的司马光很欣赏蔡京，但蔡京任开封知府时的徇私枉法也是不争的事实，加上为了稳定旧党内部的团结，不得不把蔡京调出京城，改任河北重镇真定府（今河北正定）知府，例兼真定府路安抚使。蔡京此次奉调出京，最多也只能算是“平调”，甚至被一些旧党认为是“宰相（时司马光独相）特加奖助，授以名藩”。因此，要求停止蔡京的新职，待审理完他徇私枉法之事后再说，但未被采纳。
　　　　元祐年间，当新党成员屡遭旧党打击之际，蔡京却历任瀛州（今河北河间）、扬州（今属江苏）、郓州（今山东东平）、永兴军（今陕西西安）、成都府（今四川成都）等名藩大郡的长官及江淮发运使等职。
　　　　在元祐八年九月时期，执政八年的太皇太后高氏死，哲宗亲政。次年（1094）四月，改元绍圣，以示继承宋神宗的改革事业，新党首领章惇任左相（独相），执政也由新党成员担任，蔡京在此前后由成都知府奉调回朝廷任权户部尚书。不久，宰相章惇想改革差役法，设置机构讨论如何改革。元祐元年时附和司马光废罢免役法最积极的蔡京，这时却对章惇说：“取熙丰旧法施行之尔，何以讲为”，又成为最积极恢复免役法者，因而受到宰相章惇的重视。绍圣二年十月，其弟蔡卞升任执政（尚书右丞）时，蔡京也升为翰林学士兼修国史。此后主持贬斥旧党刘挚、范祖禹等人的活动，企图以此挤身执政的行列，但受到曾布的排挤，只升为翰林学士承旨。
　　　　元符三年（1100）正月，年仅25岁的哲宗病死，向太后（神宗皇后）不顾宰相章惇依礼律当立哲宗同母弟简王赵似，或依年长立申王赵佖的正确主张，而是在曾布、蔡卞等人支持下，坚持立被章惇认为是礼律当立哲宗同母弟简王赵似，或依年长立申王赵佖的正确主张，而是在曾布、蔡卞等人支持下，坚持立被章惇认为是“轻佻不可以君天下”的端王赵佶，即宋徽宗。
　　　　而就在同年的三月里，在曾布与韩忠彦的排挤下，蔡京出任太原（今属山西）知府兼河东路经略安抚使；其弟执政蔡卞上奏认为是宰相章惇打击蔡京，向太后也认为蔡京不当出任外官，遂命徽宗诏令蔡京留首都继续修撰国史，于是曾布再次攻击蔡卞党羽满布朝野，蔡京不出，自己就不能安位。执政蔡卞、宰相章悙先后被曾布党羽攻击后罢政出任地方官，韩忠彦、曾布升任左右相后，蔡京随即于同年冬先被出任知永兴军，还未赴任就被改为江宁（今江苏南京）的一个知府，蔡京就对这引起了不满反而拖延着不前去赴任，于是他就被降为提举杭州洞霄宫的闲差。于是他那时就在杭州住了下来。
　　　　在那时刚好徽宗设明金局于到杭州，还由当时的宦官童贯主持，收集古字画，蔡京刚好也很擅长书法，与宋徽宗的嗜好相同，蔡京就竭力地巴结童贯，并通过童贯不断进呈自己的书法作品，甚至宫妃、宦官等也都得到了蔡京所写的条屏、扇面之类，在童贯的竭力推荐下，又得到宫妃、宦官的一致赞誉，宋徽宗遂决定重新起用蔡京。建中靖国元年（1101）末，起为定州（今属河北）知州。崇宁元年（1102），右相曾布与左相韩忠彦争权，曾布为拉拢蔡京。这年二月蔡京升任北京大名（今大名东）知府兼北京留守，三月即被召回朝任翰林学士承旨，左相韩忠彦于五月被罢相出任地方官后，蔡京即于六月升任执政（尚书左丞）。右相曾布在蔡京及其党羽的打击下被罢了相，蔡京就刚好遂其职，在七月升任了右相，到了第二年二月里他出任了左相。
　　　　蔡京对于曾布在哲宗执政时期阻挡他升任执政并被放逐为地方官之事，一直都很耿耿于怀的；宋徽宗也已将曾布当初的拥立之功忘得一干二净。所以，在蔡京即将升任右相之前，曾布就受到贬逐，以后又一再被贬逐，其境遇甚至比反对立徽宗为帝的章惇更差。
　　　　在蔡京升任右相之后，他就以“绍述”宋神宗改革事业的一些这样的旗号，还仿照“熙宁置（制置三司）条例司体例，于都省（尚书省）置讲议司”，由蔡京亲自兼任提举。并于崇宁三年六月初，在显谟阁（神宗御书阁）为熙宁、元丰功臣绘像，以王安石配享孔庙；政和三年（1113）又追封王安石为舒王，以之标榜蔡京作为王安石改革事业的“继承人”，是货真价实的“新党”，而将收括民脂民膏的行为都称之为“新法”。就像北宋程瑀所说的那样，蔡京的所作所为“无非蠹国害民”，蔡京名为遵用熙丰之典”，但是“没有一件事是合熙丰者”。
　　　　在当时蔡京当政的主要活动就是，打击与迫害以司马光为首的那些反对派及那些排斥自己的人。也就在他任右相的次月，崇宁元年八月，他最先下诏不许司马光等21人的子弟在都城任职。在徽宗即位后的元符三年三月，曾经下诏求直言，这是预测到四月初一将有日蚀，为“消弥天灾”而在全国进行的活动。当时正是向太后当政期间，应诏上书的人非常多，实际上成为新、旧党人对宋神宗、王安石改革事业及高太后、司马光废罢新法的一次大规模的辩论，结果是旧党取得了相对的胜利。四月，旧党韩忠彦升任右相，与左相章惇共同执政。五月，即追复旧党文彦博、司马光等33人的官爵，而新党成员蔡卞罢政出任地方官，蔡京也于十月间被授宫观而闲居杭州。对此蔡京耿耿于怀，他任右相后随即在崇宁元年（1102）九月，将元符三年应诏上书人，分为正、邪二等，正等又分为上中下三级，列入正等的有40多人；而列入邪等的又分为邪上尤甚、邪上、邪中、邪下四级，总数多达540多人。列入正等的升官，而列入邪等的都有不同程度的贬降。又选择元祐及元符末文彦博、司马光、苏轼、秦观、张士良、王献可等文武官员（包括一些宦官）120人，分别列入元祐党籍、元符党籍，由徽宗亲自书写后刻石于宫城的正南门端礼门。在崇宁三年六月里，又加上书邪等及“为臣不忠”，他通为309人，其中包括著名的陆佃、章惇等人在内的人作为重点的打击对象。
　　　　蔡京为了引导宋徽宗尽情享乐，就以倡丰、亨、豫、大这一说法。于是大兴土木，崇宁三年铸“九鼎”，次年铸成后建九殿以安置，随后修建工程浩大的“明堂”。又雕造八宝玉玺、修“方泽”，徽宗崇奉道教，于是又大修道观。政和三年（1113）春，宰相蔡京又令童贯等人以原皇宫不够宽敞为由，于是在宫城北门外，又修造规模略小于皇宫的延福宫。在政和七年，他又在京城东北部修筑规模更大的“艮岳”，也称阳华宫，直至北宋灭亡的十年间不断修筑，国库财富耗费似流水。在这期间又大兴“花石纲”，东南的奇花异石用运粮的漕船以十船为一“纲”，由苏、杭运往都城，以供应皇家园林及达官贵人的府第，致使东南地区许多人户倾家荡产，加上其他的苛政，终于导致宣和二年（1120）十月以诛朱为号召的方腊起义爆发。虽然蔡京早已在这年六月罢相致仕，但在他当政时兴起的“花石纲”，是这次起义的导火线，尽管起义于次年即被镇压。但是，北宋在当时宋徽宗、蔡京集团的那些腐朽的统治者的统治下已经严重衰弱了。
　　　　蔡京还在当政时开始了他的宋金“海上盟约”，其后又是在王黼当政时进行的，宋军在进攻辽燕京战役中，暴露出宋军的腐败和战斗力低下，就导致了金军南下的诱因。也正是宋徽宗、蔡京集团政治、经济、军事的腐败，才将以前很强大的北宋送上了毁灭之道。
　　　　在自崇宁元年蔡京任右相后，而到了次年他又升至了左相。虽于崇宁五年二月罢相领宫观闲差，但随即于大观元年（1107）正月复任左相；大观三年六月再次罢相，以太师领宫观闲差；而在政和二年五月，又以太师总治三省事，位在宰相之上；宣和二年六月又罢相以太师致仕，但到北宋灭亡前夕的宣和六年十二月再以太师领三省事，次年四月最后罢相致仕，其时下距北宋灭亡只有一年多。在宋徽宗在位的26年时间中，蔡京在任宰相长达十七、八年的时间，然而接替蔡京任宰相的主要是王黼，与他们相互勾结的是大宦官童贯、梁师成，而朱耐、李彦则是他们的主要爪牙，时人称为“六贼”。在当时的太学生陈东在宣和七年末他向钦宗上书称道：“蔡京坏乱于前，梁师成阴败于内，李彦结怨于西北，朱耐结怨于东南，王黼、童贯又从而结怨于二虏（指辽、金）”，“此六贼者异名同罪，伏愿陛下擒此六贼，肆诸寺朝，传首四方，以谢天下”。
　　　　“六贼”之首的蔡京在金兵进攻之际“尽室数百辈，治舟辑，拥宝资，一夕遁去”。首先逃出开封，以避战乱，更引起群臣的攻击，蔡京终于在靖康元年（1126）二月受到贬降，原是太师致仕改以秘书监分司官致仕、河南府（今洛阳）居住；但群臣认为责罚太轻，同年三月，再贬为节度副使、德安府（今湖北安陆）安置；七月，又改为儋州（今海南儋县西北）安置，行至潭州（今湖南长沙）病死，终年80岁。蔡京子蔡攸、蔡翛被杀于贬所，其他子孙20多人（除驸马蔡鞗外）分别贬窜于湖南、福建边郡。
　　　　蔡京的腐朽作为
　　　　曾布主张徽宗用“调和元祐、绍圣之人”，两者并用的方法来消除朝庭内部的一些争论。但是这种方法遭到了反对，无法实行。权给事中任伯雨上疏说：“人才固不当分党与，但君子小人不能并用。”邓绾子邓洵武对徽宗说：“韩忠彦是韩琦的儿子，反对新法，是继承父志。陛下是神宗的儿子，为什么反而不能绍述神宗呢？”徽宗“调和”不成，又决意再一次的“绍述”。1102年又改元“崇宁”，意为崇法熙宁。在这年先后罢免韩忠彦、曾布的相位出朝，起用蔡京入相。
　　　　在蔡京入相后，徽宗和蔡京多次举行尊儒的活动，以粉饰升平。徽宗到国子监，为祭祀孔子的大殿定名“大成殿”，并且亲自题写大成殿匾额。蔡京子蔡攸要朝中官员都去“瞻仰”。官员众多，分作两日，大造声势。曲阜孔庙也重修大成殿。徽宗又规定孔子像用十二旒王冕，执镇圭，“并用王者之制”，把孔子抬高到帝王的地位。孔子后裔，仁宗时期封衍圣公。哲宗时改封奉圣公，不得任官职。徽宗又恢复封衍圣公的制度，世代袭封。孔子用王制祭祀，建大成殿，以及封衍圣公等制度，宋以后历代相沿不改。这个创始者就是宋徽宗。在宋朝以前，孟子不单独祭祀。在仁宗时，孔子后裔孔道辅知兖州，在邹县东北建立孟庙，祭祀孟子。孙复还为孟庙撰写了碑文。徽宗时，由朝廷赐钱三百万重修孟庙，并设举事官一员管理孟庙孟林，全仿孔庙制度。到了1122年，又用钱二百万在邹县南门外，新建孟庙。孟庙的规模也是仅仅次于孔庙的规模。
　　　　徽宗、蔡京还很迷信于道士，在那个时期他们还建筑了很多的道观。徐知常推举温州道士林灵素入朝。林灵素对徽宗胡诌大话，说：“天有九霄，最高是神霄。神霄玉清王者是上帝长子，号长生大帝君。陛下就是长生大帝君下凡。蔡京是仙官左元仙伯。”徽宗大喜。在徽宗出生地福宁殿东建玉清神霄宫，铸神霄九鼎。又在皇宫附近建上清宝箓宫。林灵素在宫中聚道士讲道，徽宗在旁设帐听讲。道士们上徽宗称号为教主道君皇帝。徽宗又据蔡京的建议，汇集古今道教事，编为道史。依科举制设立道学，道士考试作道官。全国各地都修建了很多的道观。那时候道士还可以领取俸禄。每一道观都要占用田地上千顷，他还纵令道士向农民剥削。
　　　　蔡京在入相后不地勒索，在依仿三司条例司旧例，设置“讲议司”制定法令制度，由他亲自提举。除方田法在部分地区恢复外，原来抑兼并的法令都变质为对人民群众的敲剥。免役法的恢复，起初只是依据哲宗绍圣时的法令，后来不断增加各种名目的雇役钱，任意勒索。如巩州的役钱，由元丰时每年的四百贯增加到近三万贯。各地“支移”加征“地里脚费”，一斗收脚钱五十六文，与元丰时的正税相当。脚钱又反复折算，增加数倍。据《文献通考》说，“农民至鬻牛易产，犹不能给”。王安石变法时，从大地主、大商人夺取到部分剥削利益，为宋朝增加了大批财富。据说熙宁、元丰时内外府库充衍，各路积存的钱谷，可支用二十年，小邑的积存也不下二十万。至徽宗时，各地仓库，还有余存。东南六路的粮米，自江浙到淮甸，沿途设置七个仓库，经常有六百万石的积储。用来作本，按岁时丰歉平抑粮价。蔡京用姻亲胡师文为发运使，将江淮、荆浙等路本钱几百万贯全部搜光，上贡给朝廷挥霍。胡师文入朝为户部侍郎。其他各个地方也是相继按照这种方法办理的，使各地的仓储钱谷全都被搜空了。还规定各路每年要向朝廷上供，其一供额要比原额增加了十几倍的数量。
　　　　蔡京还恢复旧时的那种榷茶法，禁止私贩茶，设官场专卖。在1104年他又罢官场，许商人向园户买茶贩卖，由官府“抽盘”（抽税）后批给“茶引”。朝廷一年的茶税收入，增加到四百余万贯。每年以一百万贯供皇帝“御用”。普遍增收茶税，实际上只是加重对园户的剥削。又改钞盐法，由商人先向朝廷出钱买盐钞，凭盐钞去产地领盐贩卖。盐钞屡次变易，朝廷获利，大小商人均受亏损，最后还是转嫁给人民。当时就有人指出“下民疾苦”中“惟茶盐法为最苦”。一切刻剥之法用尽后，徽宗还用宦官李彦设立“西城括田所”的方法在各地“括公田”，也就是把民间的田地强占归朝廷，课收“公田钱”。像他这样强占一的田地已经有三万多顷之多。
　　　　在1102年，杭州设置的明金局，徽宗就命童贯去做主管。每天要役使几千名工匠，为了为皇室造作牙角金玉竹藤织绣等各种奢侈品。这些所需要的物料，全向当地民间征敛。1110年，又设苏杭应奉局，蔡京命朱勔管领，搜罗各种花石树木运到京师，供徽宗赏玩。朱勔等凭借权势到处横行。凡民家有一石一木被他看中，就带领兵士抢走，甚至拆墙拆屋搬运。如有违抗，即指为对皇帝“大不恭”来治罪。在深山中的奇石，江湖中的异物，也都迫使工役去开采。朱勔等又借此大肆贪污勒索。中等人家多被弄得破产，下等户甚至要卖儿女来供他们需索。抢占的花石树木用大量船只运送，称“花石纲”。有的船只使用的役夫甚至到数千人。一块石头所需的费用，民间至用三十万贯钱。两浙、两广、福建、四川等处的官员也仿照苏、杭，运送奇花异竹各种果木等到京师，沿途甚至毁桥梁、凿城郭。江河中船只不断，陆地上用递卒快运，使花果到达京师色香不变。沿途州县都因此大量靡费，积存的钱谷，为之一空。后来曾有人指出，“蔡京用事，举天下之财而尽用”，“非祖宗熙丰之法”。在为时号称“绍述”的蔡京，事实上他是在对广大人民进行着残酷的压榨，这已经完全不是熙宁、元丰时的那种新法了。
　　　　像徽宗、蔡京这样的大肆搜括着民财，他们那样侈靡、挥霍着老百姓的财物。设置应奉司、御前生活所、营缮所等专供皇室消费享乐。在神宗元丰时，朝廷的左藏库每月支费三十六万贯，徽宗时增加到一百二十万贯。徽宗、蔡京又依据《周礼》的记载，兴建“明堂”（祭祀的堂殿），说是复三代之制。以蔡京为明堂使，京子蔡攸讨论指画制度。明堂建筑规模宏大。各路搜索坚实完整的大木料纲运到京师。修建中，每天役使工匠上万人。又用铜二十二万斤铸造九鼎，饰以黄金，建造九座大殿安放，称九成宫。九鼎铸成，徽宗作《九鼎记》，演奏新制的乐曲祝贺。花石纲运来大批花石树木，蔡京又建言在皇宫北修建延福宫，由童贯、杨戬等宦官五人分领工役，修建延福五位（区）。五人争以侈丽高广相夸，彼此不沿袭。中间修建殿阁亭台，凿池修泉，满布嘉花名木，怪石岩壑，文禽奇兽。修成之后，徽宗又作文章纪胜。稍后又修延福第六位。在城外修濠建桥，名景龙江，夹江植奇花珍木。在景龙江以南，仿余杭凤凰山式样，用人工筑大土山，名万岁山（后更名艮岳山）。最高一峰高九十尺，山周围十余里，用山石以万计，都由各地限期运来。山上建造亭馆楼台，穷极奢丽。徽宗擅长书画乐舞，整天在宫中玩乐。他每年各种节日，都要聚集百官，大摆酒宴，表演各种乐舞、百戏、杂剧，享乐的办法也是层出不穷的。
　　　　在蔡京推行变乱新法后，大肆搜括和挥霍，他和王安石形成鲜明的对照。王安石执政，对衣食都不留意。做知制诰（中书舍人）时，有人来送信，竟误认王安石是个“院子”（家仆）。左右都说，这就是舍人。送信人走出，连称“好舍人，好舍人！”王安石妻买得一妾，王安石即令送回，与她丈夫完聚。晚年居金陵钟山，只有几间简朴的小房。出行乘一匹小驴，有客来访，在道旁相遇，即下驴坐杌子交谈。保守派们虽然对王安石多有指责质疑，但是还是承认王安石“质朴俭素”，生活简约的。然而，蔡京和王安石的做法却是完全的相反，蔡京入相后，搜括民财，贪污侵私，以千万计。大小官员，都要行贿赂。蔡京生日，全国各地官府还要“贡献”大宗礼物，称“生辰纲”。徽宗时，常对大臣赐给宅第。一所雄丽的宅第，用费至百万贯。蔡京赐第最为宏敞，园内树木如云，又在宅西毁民屋数百间建西园，居民被迫起离，悲愁泪下。人们说：“东园如云，西园如雨（泪下如雨）。”宋朝人已指出蔡京“享用侈靡”。做一碗羹要杀鹑数百只，家中大量养鹑。一次留讲议司官员吃饭，单是蟹黄馒头一项，就用钱一千三百多贯。有客在蔡京家饮酒，蔡京叫库吏取出江西官员送来的黄雀肫十瓶，尚存有八十余瓶。蔡京家蓄养姬妾成群，家中厨房甚至有专管切葱丝的婢女。蔡京子攸、鞗、絛都官至大学士。蔡鞗徽宗女茂德帝姬（公主），家人侍从也都作大官。徽宗前后七次坐小车到蔡京家饮酒作乐。蔡攸和妻宋氏也经常出入皇宫。蔡攸和翰林学士王黼在宫中着短衫、窄裤，涂抹青红，和艺人一起戏笑取乐。徽宗、蔡京等人的统治者，真是醉生梦死，挥霍享乐，腐朽透顶了。
　　　　蔡京又向徽宗举荐王厚、高永年为边帅西征，保举童贯出监军务，徽宗一一照允。王、高西进大败羌酋，克复鄯、湟、郭三州，徽宗下诏赏功，授蔡京为司空，晋封嘉国公。后来高永年遭羌人夜袭被擒杀，自此边境连年战乱不息，徽宗不但不怪罪蔡京，反晋升蔡京为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用赵挺之为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赵挺之不甘与蔡京比肩，便屡次入朝奏陈蔡京奸恶，徽宗正宠用蔡京，怎信挺之所言，挺之只好上章求去，即被徽宗罢免。
　　　　蔡京独为相，便效法周公，制礼作乐，粉饰升平，又创制九鼎，奉安九成宫。他自为定鼎礼仪使，领徽宗到诸鼎旁行酌献礼。徽宗一一酌献，谁知在北方宝鼎刚酌完酒时，忽然一声爆响，宝鼎破裂，酒醴四溢，徽宗扫兴而归。众臣推测此为北方将乱之征兆，而蔡京则说是辽邦分裂，宋可借机收复北方，徽宗转惊为喜，亲御大庆殿，受百官朝贺。
　　　　九鼎告成后，徽宗心渐侈汰，由逸生骄。有一天，他召辅臣入京，命内侍取出玉盏玉卮，对群臣说：“朕欲用此物，只怕大家会说朕太侈奢。”蔡京立即起座奏道：“臣前时出使契丹，见辽主持玉盘玉盏向臣夸耀，说这是石晋时物，南朝未必有此物，臣想番廷尚以此物居奇，难道我大宋反不及他吗？只是因为陛下素怀俭德，不敢取用，现在既然有此宝物，正好用来奉觞上寿，哪个敢说不宜用呢？”徽宗听罢说道：“先帝昔日仅作一个小台，谏官就接连数章劝阻，朕早就制成此器，正担心又有谏言，所以不便轻易取出使用。”蔡京又奏言：“事苟当理，何畏人言？古人云‘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惟辟玉食’，陛下富有四海，正当玉食万方，区区酒器，何足介怀？”徽宗闻言，不禁喜逐颜开，兴酣宴罢，还独留蔡京商议多时。
　　　　徽宗性好珍玩，尤喜花石，蔡京就命朱冲在苏杭广采奇珍异石，随时进献，又密保朱冲之子朱面力在苏州设一应奉局专办花石，号为“花石纲”。自此苏杭百姓罹此大灾，苦不堪言。
　　　　赵挺之辞去右相后，对蔡京恨之入骨，户部尚书刘逵与挺之是莫逆之交，表示有朝一日得志定奏黜蔡京。崇宁五年正月，慧星出现西方，光亮尾长。徽宗因星象告警，避殿减膳，挺之与吴居厚请下诏求言，徽宗降旨准奏，被擢为中书侍郎的刘逵就奏请徽宗把元�痰橙吮�毁去，撤消所书的邪籍禁令。于是徽宗在夜半派遣黄门去朝堂砸掉石碑。次日蔡京入朝见党碑被毁，忙入问徽宗，徽宗道：“朕意对元�讨畛家舜涌恚�所以毁去此碑。”蔡京竟厉声道：“碑可毁，名不可灭呢！”对蔡京目无主的言语，群臣都觉震惊，徽宗龙颜不悦。退朝后，刘逵即呈上奏疏，上陈蔡京罪恶。徽宗览奏未决，尔后司天监又奏称太白昼见，应加修剩徽宗这才决定赦一切党人，尽还所徙，暂罢崇宁诸法和诸州岁贡方物，把蔡京降为太乙宫使，留居京师，复起用赵挺之为尚书右仆射。
　　　　蔡京被刘逵所排，心中愤懑，当下与同党密议授计，先运动内侍，请徽宗得宠的郑贵妃帮忙关照，再托徽宗颇信用的中书舍人兼直学士院郑居中说情。郑居中先让蔡京党羽向徽宗上疏，言“蔡京改法，统禀上意，未尝擅自私行，今一切罢去，恐非绍述私意。”徽宗未曾批答，但郑贵妃在旁淡淡数语为蔡京疏通，居中亦伺机为蔡京开脱，之后蔡京同党余深、石公弼两御史联衔弹劾刘逵，于是徽宗把刘逵黜知亳州，赵挺之罢为观文殿大学士神观使，再复蔡京为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
　　　　腐朽的官僚组成的蔡京集团。而宦官童贯，在蔡京的支持下，掌握了全部的军权，和蔡京并列为相位。童贯和蔡京一样的贪污侈靡，家中金币宝玉，堆积如山，据说“私家所藏，多于府库”。蔡京集团的朱勔占有甲第名园，遍布吴郡。田产跨连郡邑，每年收租十余万石。朱勔死时，有田至三十万亩。蔡京、童贯也都占有大量田地，残酷敲剥农民。蔡童集团掌握军政大权，实行黑暗的统治。在当时民间就流传着一首歌谣说：“打破筒（童），泼了菜（蔡），便是人间好世界。”从这首歌谣中可以反映出广大群众对统治集团的那种仇恨。极度黑暗的宋朝统治，农民战争爆发是不得一爆发了。
　　　　以权谋私的蔡京
　　　　以“绍述”来假托的蔡京，他不仅以固权还钳制天子，培植自己的各方亲信，还广布党羽，除掉那些对自己不利的人，这些做法一是为权，二是为了求美财以供他侈奢。
　　　　“丰亨豫大”是蔡京提出来的说法，可见他视国家的财物如粪土，他还大兴土木工程，任意地挥霍浪费，不消几年就把历朝的储备一扫而空。这种恣行骄淫之间恰与轻薄天子宋徽宗的纵欲无度，崇饰游观不谋而合，所以蔡京更加放肆了。
　　　　崇宁元年（公元1102年）7月，蔡京入相。到了第二年，他就迫不及待地大兴工程，修大内，复修创景灵宫及元符第十一殿及殿中。隔年，蔡京又进言徽宗；“方今泉币所积盈五千万，和足以广乐，富足以备礼。”崇宁四年，九鼎告成。即于中大一宫之内建九殿以奉安，各殿四周修有围墙，墙之上再有小墙，用本色之土铺地，再筑高墙环绕，又称九成宫。政和二年（公元1112年）。12月，延福宫又建成。延福宫始建于政和初年，蔡京派内侍童贯、杨戬、贾祥、何诉、蓝从熙五人分任工役，视力所及，争相以高广豪华就相夸耀，各为制度，互不因袭。又凿池为海，建鹤庄、鹿寨，畜养了许多珍禽奇兽。殿阁对峙，亭台相望，怪石嶙峋，奇花争艳，宛若天宫。三年，作保和殿。五年，成三山河桥，八月筑明堂，明堂建好后，蔡京被进封为陈鲁国公。七年，蔡京命户部侍郎孟揆在上清宝箓宫的东面筑山，模仿余杭的凤凰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