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名人荟萃-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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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御史吕诲劾奏王安石“惟务改作，立异于人”，“大奸似忠，大诈似信”，甚至说是“罪不容诛”。刘述等弹劾王安石：“先朝所立制度，自宜世守勿失，乃欲事事更张，废而不用。”
　　　　司马光上书给神宗，批评王安石“不能辅陛下修祖宗之令典，乃更变乱先王之正刑”。王安石继续执政后，司马光又直接写信给王安石本人，严厉指斥：“今介甫（安石字）为政，尽变更祖宗旧法，先者后之，上者下之，右者左之，成者毁之”，“上自朝廷，下及田野，内起京师，外周四海，士吏兵农工商僧道，无一人得袭故而守常者，纷纷扰扰，莫安其居。”变更祖宗旧法，必然要冲破袭故守常、因循苟简的积习，因此，保守派提出的另一攻击是新法实行，“天下汹汹”，“人皆以为不便”，“士大夫在朝廷及四方来者，莫不非议介甫”。其实非议主要是来自士大夫中的保守派。秀州军事判官李定来京师，说秀州实行青苗法，“民便之，无不喜者”。司马光大怒，借故大骂李定“不服母丧，禽兽之不如”。很明显，所谓天下汹汹，不过是保守派用来反对变法而编造的又一个借口。
　　　　1070年3月，宋神宗问王安石说：“你听到三不足之说么？”安石说：“没有。”神宗说：“外边人说，现在朝廷以为天变不足惧，人言不足恤，祖宗之法不足守，这是什么道理？”王安石回答说：“陛下自己管理政事，没有流连享乐，这就是惧天变。陛下征询、采纳人们的意见，岂是不恤人言？然而人言固有不足恤者，如果合于义理，人言又何足恤？以人言为不足恤，并不是错误。至于祖宗之法不足守，本来就应当如此。仁宗在位四十年，数次修敕（宋朝新定的法令）。如果法一定，子孙就当世世遵守，祖宗为什么还屡次变改？”保守派想以“三不足”说中伤王安石，和他们的主观愿望相反，“三不足”说却正好概括了王安石变法的思想和气魄。王安石因势乘便，直接申明人言不足恤，祖宗之法不足守，有力地反驳了保守派的攻击。三不足说的驳斥，为这一段保守派和变法派的论争的又一回合中，使王安石又赢得了胜利。
　　　　变法的高潮
　　　　王安石战胜了保守派们的反对，变法进入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达到了高潮。熙宁三年十二月，王安石与韩绛任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原条例司已在五月罢归中书，由司农寺制定条例。此后，王安石以实任的宰相，掌握了政府的大权。被击败的保守派官僚，相继离开朝廷。司马光也在九月间出知永兴军。次年，又辞官回洛阳，声言“绝口不论政事”。王安石相继荐用曾布、章惇，以及吕嘉问、沈括等新人，自1070至1074年间，连续发行了一系列的新法。
　　　　宋神宗开始变法，即以所谓“富国强兵”为目的。在这一阶段，王安石一面仍遵循“民不加赋而国用足”的方针，继续为宋王朝增加国用，一面又强化了对国家军队和地主武装的管理，同时也对教育、科举进行了改革。
　　　　免役法
　　　　早在仁宗时期，一些地方上的官吏，如两浙路转运使李复圭、越州通判张诜等都曾在局部地区，对职役法有所改革。由当役者出钱，雇人代充。1067年，当时任三司使的韩绛上言“害农之弊，无甚差役之法”，要求改革。1069年3月，神宗命条例司讲求衙前差役的利害，制定法令。同年十二月，条例司上言“使民出钱雇役”最便。原来乡户承担职役者，“计产赋钱，募民代役”。1070年将此办法发到各路议论。开封府官员赵子几奏上开封府界各县实施办法，经判司农寺邓绾、曾布等复议。熙宁四年正月，曾布拟就“免役法”，先在开封府界试行。同年十月，颁布全国实施。免役法的主要之点是：一、原来衙前等各种职役，民户不再自己服役，改为向官府交钱，由官府雇人充役。上户分五等，中户分三等，下户分二等，上四等户按户等定役钱，随夏秋两税交纳，称免役钱。乡村四等以下户不纳。城市中六等以下户不纳。二、各路、州、县依当地吏役事务繁简，自定额数，供当地费用。定额之外另加十分之二收缴，称“免役宽剩钱”，由各地存留备用。三、原来不负担差役的官户、女户、寺观、未成丁户等，也要按定额的半数交纳役钱，称“助役钱”。
　　　　免役法使官府职役仍然有人充当，收缴的各种役钱却超过了实际雇募的需用，官府又因此增加了一批收入。
　　　　市易法
　　　　1072年3月，颁行市易法。原来同管勾秦凤路经略司机宜文字（官名）王韶在本路陇州古渭城设置市易司，管理商货，借官钱为本，每年获利一、二十万贯。1072年，有草泽人（不在官）魏继宗上书说，京师百货所居，市无常价，富人大姓得以操纵取利。他建议设置常平市易司，管理市场，物价贱则增价收购，贵则减价出售。说可以使“商旅以通”，“国用以足”。中书据以制定市易法，在京师设立市易务，以内藏库钱一百万贯和京东市钱八十七万贯作本，控制商业贸易。主要是：一、依据市场情况，由市易务评定价格，向商人收购或出售货物。二、商人向市易务贷款，以产业当作抵押，五人以上互保，纳年息二分。商人向市易务赊购货物，也取年息二分。两项办法原来都是由大商人操纵取利。市易法把这两项大利从大商人手里收归到朝廷，和青苗法收夺大地主的方法类似。市易法推行后，由吕嘉问提举市易司，先在京都开封实行，然后又推广到各地。
　　　　方田均税条约
　　　　大地主无休止地兼并土地，隐瞒田产、人口，乡村中、下户卖掉土地，仍负担赋税。田产不实，赋税不均，一直是个严重的问题。1072年8月，司农寺制定方田均税条约颁行。每年九月由县官丈量田地，以东西南北各千步为一方。依据方庄帐籍，检验土地质色肥瘠，分等第定税额纳税。“诡名挟佃，合并改正”。丈量后立方帐、庄帐、甲帖、户帖。典卖割移，都以现在丈量的方田为准。条约颁布后，以济州巨野尉王曼为指教官，先在京东路实行，以后再推行到各路。到1085年，先后在开封府界、京东、陕西、河北、河东五路，丈量出大量隐漏的田产，为宋王朝增加了大量的收入。
　　　　兵制的改革
　　　　真宗以来，兵员数量急剧增长，兵费开支庞大，兵将脱离，作战不力。强迫招募的士兵不断地起来反抗压迫。神宗、王安石参照仁宗时的一些改革主张，又加以改动，从两处着手对宋朝的兵制作了改革。
　　　　一是减兵并营。办法是裁减五十岁以上的老弱兵士；确定禁军军营兵额，马军三百人，步军四百人；又合并各地马步军营，由五百四十五营省并为三百五十五营。原来聚集在京师的禁军大部分拨到各路。自1069年即开始减并，至1075年，禁军兵额减到五十六万八千余人。各地多用来服杂役的厢兵，也在熙宁四年十二月，按禁军办法裁减。各州并为若干指挥，每指挥定额为五百人。全国共八百四十指挥，兵额减到二十二万七千多人。全国禁兵、厢兵裁减后，总额不到八十万，比英宗时减少三十六万，约减三分之一。减并后使队伍精干整齐，也为宋朝节省了大量兵费。神宗大喜，对王安石说，裁并军营，“不惟胜敌，兼可省财”。这显然也是实现“民不加赋而国用足”的一个方法。
　　　　二是置将练兵。仁宗时，范仲淹为陕西招讨使，开始变革兵将不相知的旧制，检阅延州兵一万八千人，分置六将教练。1073年6月，神宗下诏：京东武卫等六十二指挥的禁军，分隶诸路，差主兵官分部训练1074年，曾任泾原路经略使的枢密副使蔡挺进而请在各路置将教练。九月，神宗下诏：除河东、秦凤、永兴等路都总管司现管军马外，开封府界、河北、京东、京西路分置三十七将和副将，选经过战阵的使臣充任，专掌训练。十二月，在陕西的环庆、鄜延、泾原、秦凤、熙河等五路各地设置四十二将，统领当地的就粮、屯泊、驻泊等军。1081年，又在东南的淮东、淮西、浙东、浙西等路设置十三将。此后，“将”成为军队编制的基本单位；各地设置的将官，都可以自专军政，州县不准干预。这在兵制上，显然是对宋朝“祖宗法度”的又一个很大的改革。
　　　　保甲法
　　　　在裁并国家军队的同时，神宗、王安石又加强了地主武装，以镇压农民起义。王安石早在向仁宗上万言书时，就曾举出汉代张角、唐代黄巢的起义，官吏不能及时镇压，作为宋朝的鉴戒。1070年7月，神宗与王安石谈到“民兵”（地主武装）。王安石建言，罢军职所得官十之二三，“鼓舞百姓豪杰（大地主），使趋为民兵，则事甚易成”。同年，开封府官员赵子几上书说，他往来畿内诸县乡村，近年以来“寇盗”（指起义农民）充斥，当地敌不过。纵然有的捕捉到官，余党互相帮助，起来报仇，非常厉害。因此，他建议实行从前有过的保甲制，归官府指挥“专于觉察奸伪，止绝寇盗”，即镇压农民的反抗斗争。保甲法旨在保护地主利益，镇压农民群众的反抗斗争，目的性是很明显的。如果说，王安石的理财诸法，虽然旨在增加宋朝的国用，但在打击大地主、大商人这一点上，符合于人民群众的愿望。那末，实行起源于商鞅的保甲法，就进一步说明了变法派站在地主阶级的一边，和广大农民处在了相对立的地位。
　　　　保马法
　　　　宋朝时期由牧监养马，侵占了大量的田地，因此每年消费很大。原来群牧使李中师曾建言“省国费而养马于民”。1072年，神宗下诏许开封府界各县保甲养马，由提点司给配马匹。1073年，由曾布制定保马法颁行。保马法具体规定养马条例：京东、京西、河北、河东、陕西五路，义勇保甲愿养马者，每户可给一匹，家产多者可给两匹。府县不超过三千匹，五路不超过五千匹。马匹可用来“袭逐盗贼”，即镇压农民。养马者三等以上户十户为一保，四、五等户十户为一社。马死病，保甲马由保主独为赔偿，社马由社赔一半。从那以后保马法被推行到其他各个方面。
　　　　练兵、保甲等法，暴露出变法派对农民起义的仇视。但同时也表现出，王安石对待辽朝和西夏，是反对屈辱妥协，坚持抗战自卫的。北方边地的保甲，可以利用来守土抗敌；减兵并营、置将练兵等措施，对于提高宋朝军队特别是边防部队的战斗力，更收到显著的效果，一度扭转了真宗、仁宗当政时期的被动局面。王安石任用王韶为秦凤路沿边安抚使，采纳王韶《平戎策》断西夏右臂的战略方案，出兵抵御西夏。1072年8月，王韶战败吐蕃部落，在武胜建镇洮军，又升为熙州。置熙河路。次年二月，王韶再次出兵占领河州，进据洮州、岷州、宕州、亹州，行军五十四日，共得五州，幅员二千里地，取得了北宋王朝对外作战的胜利。神宗把自己佩带的玉带赐于王安石，来奖赏他的成功。王韶进为左谏议大夫、端明殿学士。这次熙河之役，是变法派的一个胜利，也是对保守派的一次很大的打击。正因为如此，熙河之役的胜利，就更加招来了保守派官僚们的愤恨。
　　　　科举的改革
　　　　宋朝大部分文武官员都是由科举产生的。科举以进士科为主，考试诗赋，以声病对偶定优劣，完全着眼于文字形式方面。明经科考试贴经、墨义，死背词句。如出题引《论语》孔子的话“作者七人矣”，考试七人的名字答卷。出题写某经的上句，答写下句。或出经书一句，答写这句的注疏。1069年，王安石执政之初，就建议改变这种科举法，废除诗赋、明经各科，专以经义、论、策取士。保守派强烈反对。苏轼说：“贡举之法，行之百年”，不必改变。并说：“自唐至今，以诗赋为名臣者数不胜数”；不以诗赋取士反而“无规矩准绳”，“无声病对偶”，“学之易成”，“考之难精”，弊端更大。神宗也被苏轼说得动遥王安石坚持“贡举法不可不变”的主张，向神宗指出：旧的贡举法是使士人困于无补之学，闭门学做诗赋，世事皆所不习，“此乃科法败坏人才”。神宗又转而支持王安石。1071年2月，中书省颁布对科举的改革：废除明经科，废除考试诗赋和贴经、墨义。进士科的考生在《诗》、《书》、《易》、《周礼》、《礼记》中选治一经，兼治《论语》、《孟子》。考试时，主要考这些经书的“大义”和殿试策。新的科举考试法比起雕琢文字、记诵词句的旧法，无疑是一个很大的进步。但王安石把改革科举标榜为“使学者得以专意经术”，依旧把经学作为学术的正统。
　　　　学校的整顿
　　　　推行新科举法八个月之后，王安石开始治理学校。首先改组太学。旧太学为保守派官僚、俗儒所把持，是反对变法的中心阵地。国子监直讲颜复，以“王莽变法”为题考学生，影射攻击王安石变法。变法派把颜复等学官尽行撤职，委任陆佃、沈季长等变法派作学官。保守派讥诮陆佃等晚上在王安石处受口义，白天到太学照样宣讲，“无一语出己”。这种指责只能证明太学是按照王安石“一道德”（统一思想）的主张行事，成为变法派造舆论、育人才的场所。太学内部规章也做了一些整顿，学生名额增至一千人，分外舍、内舍、上舍三级。上舍生成绩优异的，不必经过省试和殿试，直接就能授于官职。
　　　　整顿太学后，又相继在京师设武学、律学、医学。以重视实际应用的精神，建立这些分科学校，是教育方面很有意义的革新。建立专学法律的律学，更体现出崇尚法治的精神。变法派还陆续整顿了州县之学，规定学官由朝廷委任，按一定时期进行考核。
　　　　科举和教育方面的这些改革，使王安石的革新思想得到比较广泛的传播。直到北宋末年，王安石的学说仍在太学中留有很大的影响。
　　　　王安石当政期间，也还采取措施，推动了农田水利的发展。变法派广泛听取发展生产的建议。社会地位低下的胥吏、小商贩、农民、仆隶以至犯过罪的人，只要能讲求水利和理财，都可直接来东京，到司农寺或中书省献策。兴修水利有成绩，还要授官嘉奖。如金州西城县葛德修筑长乐堰，引水灌田，授予本州司士参军。潭州湘阴县李度修筑两乡塘堤，补为本州官吏。在王安石的大力提倡下，一时形成“四方争言农田水利”的热潮。自1070年以后的六年间，京畿及各路兴修水利一万七百九十三处，溉田三十六万一千多顷。其中两浙路修水利最多，共达一千九百八十处，溉田十万四千多顷。蜀州修筑新堰，也可溉田三万九千多亩。
　　　　熙宁年间，各地还开发了大量的淤田。汴河两岸作闸，引河水在京东西路淤田，又引黄河、滹沱河、漳河水在河北路淤田。仅滹沱河两岸就得田一万顷。据王安石估计，开封府界京畿一带的淤田，每年可增产粮食几百万石。王安石又派平民李复、王谌到川峡招募农民来京畿种稻，传播经验。京畿和京东、京西、河北、河东、陕西等路修水田一千五百多处，辟为稻田。变法派贯彻执行“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财”的方针，在发展农业生产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保守派反攻，变法派败退
　　　　自从1070年以来，王安石战胜了保守派，使变法达到了高潮。但保守派的进攻并没有因此而停止。进攻集中在侵犯大地主、大商人利益的免役和市易两法。他们在朝廷上的代表，是枢密使文彦博。和司马光一样，文彦博也以“祖宗法制具在，不须更张”为理由，反对变法。1072年，华州山崩。文彦博又攻击市易司不当差官自卖果实，致使华州山崩。王安石反驳说：“华州山崩，不知天意为何。天意不可知。人们所为，也不必合天意。”王安石的这个驳辩，实际上是对“天变不足惧”的进一步发挥。次年正月，文彦博再次攻击市易司遣官监卖果实，“有损国体”，是“堂堂大国，皇皇求利”，“聚敛小臣，希进妄作”。文彦博这些陈词迂论并不能动摇神宗变法。保守派的大举反攻是集中在市易务实行“免行钱”的措施上。
　　　　但是形势却发生了变化，变法派内部出现了分裂。三月间，三司使曾布见神宗对王安石有所责问，变法动摇，竟联合市易的倡议人魏继宗反对市易法，攻击推行免行法的市易务和吕嘉问。曾布甚至对神宗说，他“召问行人，往往涕咽”，陛下“垂意于此，足以致雨”。神宗命曾布与吕惠卿根究市易务不便事。吕惠卿坚持新法，与曾布议不合，曾布又向神宗攻击吕惠卿。曾布、魏继宗从变法派内部反对变法，王安石变得更加被动了。
　　　　后族大力驳斥新法，神宗发生了动摇，保守派反击，变法派分裂，王安石陷入了空前困难的处境之中。四月初，中书改定新法。在京免行钱，在贫下行人名下，特减一万贯。免在京市例钱二十以下者。在京诸门小贩税钱不满三十者，暂免交税。开封府界及诸路受旱灾到五分者，暂停催交欠负官物。又“劝诱积蓄之家赊贷钱谷”，有利息，由官府督交。流民给钱粮兴工役。诸条中，减免小贩税钱，是一个改进，但减免行钱是“依旧支应”，鼓励地主乘灾荒放债收息，更显然是对大地主的退让。与此同时，神宗又下诏受灾诸路编排保甲、方田造簿，都暂时停止。宫廷中后族继续进攻。曹后要神宗罢青苗、助役，令王安石出朝廷。曹后与高后又流涕对神宗指斥新法不便，说“王安石变乱天下”。王安石在围攻中无法继续执政，上章求去。四月中，神宗下诏：王安石出知江宁府，“安心休息”。王安石罢职，变法遭到重大挫折！
　　　　王安石还未罢相时，曾向神宗推举吕惠卿。神宗以韩绛替代王安石，任吕惠卿为参知政事。保守派嘲讽地说，韩绛是“传法沙门”，吕惠卿是“护法善神”，新法仍继续推行。王安石去后，风波暂息。章惇、曾孝宽受命继续根究市易司事，查对市易务及曾布奏文。八月间结案，曾布以“不觉察吏人教令行户添饰词理，不应奏而奏”，及“奏事诈不实”罪，免职出知饶州。魏继宗追官停职。都提举市易司吕嘉问也以“不觉察杂买务多纳月息钱”罪免职，出知常州。御史张琥弹劾韩维、孙永查究免行钱事不当。韩维落端明殿学士职，孙永罢知开封府官。郑侠上书攻击，“惠卿朋党奸邪”，“请黜惠卿，用京为相”。神宗大怒，免郑侠官，编管汀州。吕惠卿进而追究郑侠攻击免行钱事。张琥与知制诰邓润甫受命办案，查出郑侠幕后的支持者冯京和王安国等人。熙宁八年正月，御史中丞邓绾与邓润甫上疏，定郑侠等罪。郑侠编管英州。冯京罢参知政事。王安国免官，放归田里。免行钱案定结，韩绛请求神宗召王安石复相。二月间，神宗派使臣持诏书去江宁府，把王安石调回京师，恢复了相位。
　　　　免行钱案，变法派终于取得了胜利，但保守派仍然拥有强大势力。王安石再度入相，朝廷上依然是密布阴云。四月间，神宗因辽朝求割地，和旧臣商议对策。久已罢相在外的韩琦，指责置将练兵、编保甲，是“所以致契丹之疑”，青苗、免役、市易是使“邦本困摇，众心离怨”。保守派又攻击说，河北、河东上户保下户借钱谷，下户缺食逃散，上户怕赔偿也一律逃避。对王安石最大的诬陷是赵世居狱。秀州团练使宗室赵世居被告发谋反，宋朝兴起大狱，牵连多人。与王安石相识的术士李士宁曾在十七八年前赠诗给赵世居母。查究此案的知谏查案的御史徐禧上疏，说士宁赠诗，不能定罪；揭露范百禄意在陷害王安石。五月间，神宗命曾孝宽、张琥查究徐、范曲直。原来李士宁所赠诗只是抄录了仁宗赐给大臣的两句挽词。李士宁得免死，以杖罪送湖南编管，范百禄也因此得罪。王安石渡过了这一险流，但仍困处在保守派的明枪暗箭之中。
　　　　在保守派的反击中，王安石感慨万千地对神宗说：“天下事象煮汤，下一把火，又接着泼一勺水，哪还有熟的时候啊？”在王安石恢复相位后的一年多时间里，变法派仍然处于艰难的境地，无法继续前进。
　　　　修订三经新义
　　　　王安石改革科举、治理学校后，设置经义局，与吕惠卿、吕升卿（惠卿弟）、安石子王珪及诸门人撰述经义，作为学校的读本。王安石复相后，重又主持此事。六月间，撰成《诗义》、《书义》、《周礼义》进呈神宗，颁于学官。科举考试，以此为准。《诗义》、《书义》多出于王珪和吕氏兄弟。《周礼义》全由王安石亲自撰写。《周礼义序》说，“以所观乎今，考所学乎古”，“其法可施于后世，其文有见于载籍，莫具乎周官之书”。撰《周礼义》，显然是想全面地解释变法的根据。撰三经新义是想“使学者归一”。王安石在《书洪范传后》中曾感叹学者“蔽于传注之学”，既不能提问又不会思索。新义打破“先儒传注”，依托儒家经典来宣传变法革新的思想，一时号为“新学”。新学包括着变法思想的内容，但依然根据儒家经典讲述礼法名分，维护伦常。这又表现了王安石并没有解脱儒家思想的束缚。
　　　　变法派分裂
　　　　王安石恢复官职之前，韩绛与吕惠卿遇事时意见大都不一致。王安石因任用提举市易司官员等事，又与韩产生分歧。韩绛坚决要求辞相，八月间出知许州。吕嘉问在免行钱案查结后，又被任用。王安石荐吕嘉问重领市易司事。吕惠卿对吕嘉问非常不满。王安石不循资历进用新人，也与吕惠卿时有不合。三经新义颁行后，王安石因《诗义》经吕惠卿兄弟修改，不合己意。九月间，将新旧本一起进呈神宗。上书说明，当时没有坚持己见，颁行后学者认为有许多不合适的地方，请将《诗序》用吕升卿的解释，《诗义》仍用旧本。吕惠卿上书自辩，说所有修改处都曾送给王安石详定，安石何至忘记？新本已刊印千本，现在安石又请用旧本，不知何意。吕惠卿以为中间必有人故意挑拔，请求夺官。王、吕之间，日渐破裂。御史中丞邓绾，据王珪意，弹劾吕惠卿在华亭县借富民家钱置田，由县吏收租，“交结贪浊”。吕惠卿上章自辩，并罗列与王安石议论不合诸事，然后罢政。十月，出知陈州。邓绾又奏三司使章惇与吕惠卿“协力为奸”，章惇出知湖州。王安石恢复官职后，却陷入了更大的分裂之中！
　　　　对辽割地
　　　　1074年，辽道宗让萧禧出使宋朝，要求割地并划界。宋辽经过几次交涉，都未能达成协议。1075年三月，萧禧又来索取河东黄嵬山地，要求重新划界。韩琦等保守派借此攻击新法招致辽疑。王安石对神宗说：不应满足萧禧的要求，“示弱太甚，召兵之道”。吕惠卿也说：“让萧禧得地受赏，以后辽人谁都想再来侵侮。”六月，神宗派沈括出使辽朝，沈括依据旧日文书查明原议疆地书是以古长城为界，黄嵬山相去三十余里，不应允辽议。沈括出使，沿途绘图记事，回朝报命。七月间，萧禧又来要求划界。神宗说：“看来不能和他争，虽然更不讲理，也还得应付。”王安石提出反对意见，神宗不听。神宗派韩缜使辽，接受以黄嵬山为界，割去河东地东西七百里。在对辽交涉中，神宗和王安石之间也出现了矛盾。
　　　　新法逆转
　　　　王安石还没恢复相位的时候。四月间，曾对神宗说：“近来京师大姓多停开质库，市易打击兼并的效果，似已可见到。应当再修法制，驱使平理。”神宗说，“均无贫固然好，但此事很难啊！”王安石得不到神宗的支持，市易法无法再向前进行。免役法甚至开始倒退。八月间，因司农寺议，官户所输助役钱，减除一半。九月间又补充规定，官户产钱占全县十分之一者，只减役钱一分，但仍是对官僚们的妥协。司农寺又在八月间修订保甲法，诸路主客户五家相近者为一小保，五小保为一大保，对农民的统治更加严密。开封府界五路，客户被排除，只选主户有二丁者入正保。原来一保有至数十家，距离甚远，也改为按诸路办法编排。对大商人的限制不能再进一步，对官僚地主妥协，对农民群众大力镇压，新法逐渐开始逆转了。
　　　　变法的失败
　　　　变法派退让，保守派进一步进攻。十月间，天空出现彗星，又成为攻击新法的一个借口。曹后和高后又出来反对，神宗也下诏说，天变不敢不惧，要群臣直言朝政缺失。王安石申辩说：“天文之变无穷，人事之变不止，上下傅会，岂能没有偶合，此其所以不足信。”神宗诏下，旧相富弼和前御史吕公著、张方平等相继上疏，说“法既未协，事须必改”，“如救焚溺，势不可缓”。要神宗马上改革新法，说否则将有更大的“天变”。王安石向神宗力争，主张对不附新法者治罪，说“不然，法不行”。但王安石的这个积极的看法，却受到神宗的拒绝。神宗回答说：“听说民间也颇苦新法。”王安石说：“如天寒下雨，还有人埋怨，这岂足恤！”神宗说：“如果连这些埋怨都没有，岂不更好！”王安石的主张无法得到实行，只好称病家居，不出来管事。神宗派宦官去慰问，从早到晚去十七次，给假十余日，又迫使王安石再出来执政。但新法依然难得推进。熙宁九年正月，司农寺奏，畿内去年灾伤，民间已经欠青苗钱者许再借贷一次，神宗不准。中书又奏请常平钱岁给有余时，民间缺钱许以物产抵押借贷，神宗又不准，并下诏今后仓库常留一半，其余才给散支借。青苗法本意在夺取大地主放高利贷的利益，神宗砍去一半，对保守派是个很大的让步。青苗法也发生了逆转。
　　　　吕惠卿罢政前，曾对神宗说：“王安石这次回来，常常称病不管事，与以前大不一样。”一度罢相后，王安石又次陷入了困难的境地，多少减弱了变法初期一往无前的锐气。保守派势盛，变法派削弱，神宗更加动摇，王安石已无力再独自扭转政局了。1076年春天，王安石即上章请求罢相归田，一连上四五次，至十月间才得到批准，出判江宁府。从那以后，再也没有重回朝政。王安石的又一次罢相，是新法失败的预兆。
　　　　第二章　蔡京
　　　　蔡京是个老奸巨猾的奸臣。他是北宋末年六大奸臣之首。他在仕途路中纵横捭阖，左右逢源，在官场上混了40年，官至太师，搜刮民脂民膏无数。用榨取百姓的血汗钱来供他的奢华生活而享用，然而，一世厚自奉养、穷奢极侈的蔡京，其结果却是以穷饿而终。真是多行不义必自毙。
　　　　蔡京（1047—1126），字元长，兴化军仙游（今属福建）人。熙宁三年（1070）进士，入仕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