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卓别林-第1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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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明能干的乌娜在1953年初，抽空闪电般地回了一趟美国。她代表卓别林出席了联美公司的董事会，解决卓别林在这家公司和其他地方的股权问题。然后她再去洛杉矶，从银行的保管箱中取走了所有的钱财。
在银行办完一切手续后，她回到贝弗利山庄。花园、草坡同他们离开时一样美丽、可爱，起居室、书房同他们离开前一样明亮而空气清新。乌娜颇伤感地独自呆了一会，但听到留守的男仆、瑞士籍人亨利告诉她：联邦调查局的人来过两次，打听卓别林究竟是个怎样的人？盘问他这个家庭是否举行过荒淫放荡的晚会？有无裸体姑娘参加？等等。当亨利如实回答卓别林和妻子儿女过的是很安宁的生活时，那些人竟恐吓地追问他是哪国人，查看他的护照。
乌娜听了这些，不管多么留恋自己这个家园和房子，也决定从感情上割舍了它。她很快联系好委托朋友们出售它和家具，甚至花园、草地，把卓别林的手稿、影片资料等转运欧洲。女佣与她告别时难过地哭了，亨利也很伤感……
那个建于1918年的制片厂，也在这年秋天卖掉，长期与卓别林合作的一班人，从此星散。当具有历史意义和文化价值的制片厂厂房拆毁在镐头、铁锤下时，好莱坞损失了一座今天想起来还肉痛的“博物馆”和旅游点。
乌娜由美国到瑞士后，不愿再住旅馆。卓别林忙着四处去找房、看房，最后在洛桑市东面11英里远的旅游胜地韦维，挑中科西尔镇作定居地。在科西尔镇的德邦别业村选中了一处占地37英亩的别墅，四周是葱郁的树林，院子里有果园、花园，阳台前是五英亩大的斜坡草地。从这近望是蓝色的莱蒙湖，远眺是白色的阿尔卑斯山群峰。他们花了4万多瑞士法郎，而不是报界说的100万美元，买下了这幅优美的风光挂历图画，住在里面……他们聘、雇了几位得力的助手：管家、秘书、保姆、厨师，协助他们管理这伊甸园一般的山庄别墅。
一年以后，他们全家熟悉适应了1350多人口的科西尔的环境。在镇小学念书的孩子们，包括两位保姆都学会了流利的法语，这使他们非常高兴。以后，每当果园里的樱桃、苹果、李子和梨等水果成熟时，或是草莓、芦笋、嫩玉米等当令时节，他们不管外出到哪，甚至在国外旅游，都要设法赶回来一饱口福。
1953年4月16日，一位不速之客走进了美国驻洛桑领事馆。交回了他的再入境签证，对领事说他决定不再去美国住了。领事又向他征求一次意见，他说：“不去了，我年纪太老了，再招惹不起那些无谓的麻烦了。”“好吧，您如果再要回去，随时凭普通签证都可以回去。”“谢谢您，领事先生，我已经决定在瑞士长住下去了。”这一天，恰好是卓别林的64岁生日。
乌娜也决定放弃美国国籍，随夫入英国国籍。这是在第二年年底，她乘去伦敦时顺便通知美国大使馆，那边答复，办此手续至少需3刻钟时间。卓别林一听就怒上心头：“胡说八道，要这么长时间，简直是岂有此理。”于是他亲自陪乌娜去，到了那儿，由于过去所受的种种欺辱、诽谤的浊气一起爆发，他高喊大叫，使得乌娜反而感到不好意思。
一个60岁左右的工作人员向他解释说，一个人要放弃国籍，必须经过全面考虑，而且要在头脑清醒时考虑好。使馆方面履行有关手续，是为了保护一个公民的权力……这样，卓别林的气消了下去。那人解释完后，稍带责怪与遗憾的表情看着他说：“我1911年就在丹佛旧王后戏院看过你的演出。”于是，他们聊起了多年前的快乐事。
第二十三章接受国际和平奖，会见周恩来、邱吉尔……
离群索居的卓别林，没想到在过着隐居般的日子时，还会有“馅饼从天上掉下来”。他64岁生日过后，1954年6月，世界和平理事会在柏林举行。卓别林因为他的“丰富多彩的活动对和平事业及各国人民之间的友谊，作出了特殊的贡献”，被评为国际和平奖获得者。
6月3日，和平奖评委会书记、哥伦比亚作家萨拉米亚、法国作家维尔高尔、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辛治博士、苏联电影导演格拉西莫夫、瑞士社会活动家邦纳教授，专程到瑞士洛桑卓别林寓所，把印有毕加索画“和平鸽”的证书授给他。
卓别林在这个身心温暖的时刻这样致答谢词：
和平是世界上普遍的愿望，我坚信不论向东方或西方提出和平的要求，都是向正确的方向迈进一步。所以我受到这个奖励，既感到光荣，又感觉非常愉快。
我并不自以为知道如何来回答威胁和平的问题，可是我知道，在仇恨与猜疑的气氛中，各国是绝对不能解决这些问题的。……我们必须许下诺言，重新回到人类的自然和健康方面，重新回到善良的意志方面，因为这是一切灵感的基础，也是人生一切创造性的、美好的与崇高的东西的基础。
让我们朝着这个方向来发挥我们的全部力量，以实现一个光辉的和平时代，而使世界各国都在和平中欣欣向荣。
就在卓别林接受国际和平奖一个多月后，当全世界人民都注视着日内瓦会议的局势时；中国驻瑞士大使馆7月19日给他打来电话，问他可否在日内瓦为周恩来总理放映《城市之光》一片。卓别林十分高兴地同意了。
第二天，周恩来总理邀请他和乌娜去日内瓦参加晚宴。临行前，总理的秘书电话通知他，说会议上有重大事件，总理可能要被耽搁些时间，届时不必等候。但他没想到抵达周总理的寓所时，总理已在台阶上等候他了。对中国人民抱有十分友好感情的卓别林，急于知道日内瓦会议的情况，总理亲切地拍拍他的肩膀：“一切都和平地解决了，是5分钟前解决的。”
卓别林知道周恩来参加了那一次纵横中国的著名长征，备尝痛苦艰辛。但看上去那张神采奕奕而英俊的脸是那么沉着、年轻，卓别林不禁感到惊奇。他告诉总理说，他上次去上海是在1936年。
周恩来若有所思：“是吗？那是在我们长征之后呀。”卓别林开个玩笑：
“看来，您现在再用不着走那么远的路了。”他们喝着味道挺不错的中国香槟，一再祝酒。卓别林祝中国国运昌明，愿中国人民、愿全世界人民生活更美好。
会议期间，中国代表团为参加日内瓦会议的各国代表团和朋友们放映了一些中国电影，其中有越剧戏曲片《梁山伯与祝英台》。因为影片的中文字幕没有翻译，代表团工作人员不知怎样才能把剧情向外国朋友们介绍清楚。了解欧、美文化的周恩来总理，几句话就解决了问题：“只需要在请柬上写上一句话：请您欣赏一部彩色歌剧影片——中国的《罗米欧与朱丽叶》，并在放映前作3分钟的说明，概括地介绍一下剧情，用语要有点诗意，带点悲剧气氛，把观众的思路引入电影，不再作其他解释。”
当卓别林看了周总理托代表团成员带给他看的这部电影，深为总理的睿智叹服。他没想到刚站起来的中国人能拍出这么棒的电影，看到影片结束时，两位真心相爱的年轻人，化作了翩翩起舞的美丽蝴蝶时，他不禁流出了眼泪……他对中国代表团的工作人员说：“就是需要有这种影片，这种贯穿着中国几千年文化的影片。希望你们发扬自己的文化传统和对美的观念。我希望你们对自己有充分的信心，而我知道你们是已经有了。影片好极了，希望你们能多拍这类片子。”
在隐居式的生活中，卓别林并没忘记电影事业，他仍然在进行电影创作，瑞士的安宁环境，使进入老年的他笔锋不减当年。1955年他编写完他的第79部电影剧本，并准备在家乡伦敦拍摄它。这样，他和乌娜有时从洛桑飞赴伦敦。
1956年2月下旬那次，正逢苏联部长会议主席赫鲁晓夫和外交部长布尔加宁访问英国。卓别林就应苏联大使馆之约，会见了赫鲁晓夫和布尔加宁。赫鲁晓夫很高兴地招待他和乌娜喝了伏特加酒，告诉说俄国人非常喜欢看他的电影。
第二天晚上，卓别林夫妇正在萨伏依饭店烤肉餐厅用点心时，不期而遇温斯顿·邱吉尔夫妇。暌违15年后，当卓别林满面笑容向首相介绍乌娜时，刚退休的前首相说：“好呀！”语气中似乎含有一点不悦情绪。
后来话题转到《舞台生涯》这部片子上时，82岁高龄的邱吉尔终于问出这么一句：“两年前我写过一封信给你，祝贺你的影片成功。你收到了吗？”
“哦——”卓别林热情地告诉他：“收到了，收到了。”“那么，你为什么不回我的信？”卓别林激动地表示内疚：“我没想到那需要回信。”邱吉尔先生可不是随便能蒙过去的人：“哼，我还以为那是你对我表示见怪呢。”
“哦，绝对不是。”该怎么说呢，他当时那么多分身无术的事。“不过，我是一向爱看你的影片的。”邱吉尔先生说。
卓别林对邱吉尔的话洗耳恭听，他感到这么一位伟大人物会留心这么一件琐屑小事，竟还记得两年前一封未有回音的信，真是有趣。他回忆起15年前在邱吉尔的别墅中，这位伟人建议他拍《拿破仑》的影片和教他砌砖墙的事……
回到瑞士，他又收到印度总理尼赫鲁一函，希望在洛桑见上一面。内附英国末任驻印总督蒙巴顿将军夫人的介绍信，将军夫人在信中说：尼赫鲁在洛桑开会后，将路过科西尔，若他们两人有机会见面，将会意气相投。于是卓别林欣然前往洛桑，使他意外的是这位印度独立后的首任总理与他一般矮小，但精明强干，其女儿英迪拉·甘地（曾任印度总理）也在那儿。翌日，尼赫鲁应邀赴卓别林的家宴。卓别林关切地问他，印度将向哪个方向发展？尼赫鲁说：“不论它是朝哪个方向，那总是为了改善印度人民的生活。”
第二十四章喜剧皇帝在伦敦拍《一个国王在纽约》
卓别林的第79部影片，是在安宁的新居完成的。莱蒙湖畔环境幽静，但后来常常听到附近的排炮声，原来是瑞士军方在那修了个大炮发射演习场。乌娜曾对此提出过抗议，答复是“不能把卓别林先生的工作放在瑞士国防之上”。但在乌娜委婉而执着的交涉下，军方作了让步，表现了对文化人的最大尊重。
卓别林用了较长时间，设计影片中的各个角色和各段插曲。他一个人逐一地表演出来，让秘书作场记全记录下来。秘书伊莎贝尔描述其工作方法说：
“在好几个月里，卓别林一场一场、一句一句地构思出了他的新影片的情节，他不需要任何人帮忙。他亲自写对话，亲自结构场面。他的思想方法是很奇特的，他并不按照习惯的方法用语言来思考，他表演。”她说，一个打电话叫侍者送饮料到房间来的姿势，卓别林就换了10多种来表演。从神气活现换成一个老人的慌乱无措，又改用了10来种别的姿势，最后才对她大喊：“这一次，是我的老姿势，您把它们都记下来了没有？都记了么？”因为他准备将来再决定，从这么多姿势中选取一种。
完成了他的表演、导演设计工作和拍摄计划后，1956年初他成立阿梯加制片公司。到伦敦约请了部分演员、摄影师、美工师、录音师，在“牧羊人丛林制片厂”的摄影棚里搭起布景，5月7日开拍。
他是40年来第一次跟一些新朋友合作，摄制组的人比他过去的班子懒散。好莱坞制片厂的工作一切都是围绕他来转，而在这里他得为一切操心，他觉得自己像一匹马，被牵进一个陌生的马槽，许多事运转不灵，弄得肝火旺盛。
他后来这样形容：“拍一部喜剧片，可以说是世界上最悲惨不过的事了。现场的人没有一个不是脸色阴沉、垂头丧气的，特别是导演和那些喜剧演员。他们都是些典型的苦人儿，个个心慌意乱、满腹辛酸……
“可是，我在摄影棚里认为最滑稽的，在放映时却几乎引不起笑声。相反，我在拍片时以为是其糟无比的地方，却一定招得观众大笑不止。一个喜剧演员应该时时提醒自己说，他当初的设计是多么滑稽，否则他就很容易丧失信心。……像我这样一个自导、自演的人，要在一个不属于自己的制片厂里拍片，该是多么不简单哦！”
正是他独特的拍摄方法，使新的合作者们惊异：他要求替同一个场面拍上几个备用镜头，一个由他主演的插曲，要从不同角度连续拍上5个、10个或15个备用镜头。使人没想到的是，他也要替同一插曲里的配角们拍特写镜头。有时他还请特技专家把有的配角的镜头拉长，以便插入一个拍摄计划和拍摄现场都没预想到的特写。
剪辑工作同样艰巨，某些场面分割成50多个甚至100来个镜头，而非10个或15个。并且剪辑在巴黎进行，因为在最杰出的英国剪辑师约翰的助手中，还包括一个法国剪辑好手考尔比。但，有40多年剪辑经验的卓别林很少让他们说了算，几乎所有的胶片最后都由他亲手定夺。只剩音乐还没配好时，他为一些朋友、同事如意大利名导演罗西里尼试片一次，大家一致诚恳地祝贺他说，这是他毕生最卓越的作品之一。
但他对影片还是不满意，若非布景已拆、演员星散，他差点想重拍。后来在1957年春，又几乎重新剪辑一次。为了影片的音响效果，他忘了年事渐高，苦干了几周重录一次。然后写好音乐，于1957年7月，在巴黎亲自指挥由37位法国音乐家组成的乐队，为影片配乐。人们将这个情景拍成了一部短片，与许多有关他的纪录片，发行到全世界。
第79部影片片名是《一个国王在纽约》，内容如下：
某小国国王夏多夫（卓别林饰），因国内暴动，带着皇后逃亡。抵达纽约时，受到他的首相、驻美大使和大批记者的欢迎。更多夫国王在机场发表声明，说他是因不肯制造原子弹想和平利用原子能，才失去王位的。他热烈赞扬美国是自由的国度，却没想到移民局官员抓住他的手指，蘸着墨水在入境册上按下指印……
安顿好后，他急忙去银行存财物。但银行铁门拉上已不服务，只好由大使引导游览百老汇等处。他看到青年人在跳阿飞舞，超宽银幕影院在上映子弹横飞的影片。在夜总会，侍者听不懂他的话也不管他是否国王。为了果腹，他只好具体表演甲鱼爬，才要到甲鱼等菜肴。
12小时后，首相拐走了国王的财宝，王后到巴黎去办理跟他离婚的手续。更多夫只有把希望寄托在出售其和平利用原子能计划上。他听到隔壁浴室有女郎唱歌，他与忠诚的大使争着从钥匙孔向那边张望。突然里面发出“救命”声，国王用毛巾掩住脸，破门而入……
漂亮的女郎假作扭伤足踝，让国王屈尊为她按摩。国王回到自己的浴室后，神魂颠倒忘了脱衣，就跳入浴缸……
隐瞒了身份、为电视台工作的女郎，以美貌征服了国王，使其出席“专”为他举办的宴会。20位纽约社交界人士，怂恿国王朗诵哈姆雷特的独白。女郎在国王朗诵前、后，插入一段爽身粉和牙膏的广告，国王毫无察觉。巧妙伪装的摄影机将此“节目”，传送到1千万个家庭的电视屏幕上去了。大使看到后大惊，以为国王疯了。
女郎为对这次秘密摄影播送，向国王表示歉意，带给他一封内附2万美元支票的信。国王生气地看也不看就撕掉它，但旅馆的账单递到面前时，他又急忙把支票捡起来贴好……
大饭店的昂贵账单使国王不安，终于答应女郎的要求，为获得5万美元替皇冠牌威士忌做广告。他试镜头时做出喝了的样子，赞美此酒。正式播出时不料真的喝下去，却呛得剧烈咳喘、一脸怪相。广告经纪人急忙中断播出，但为时已晚。数千万观众看到此广告后，却大为满意。……全国贴满了夏多夫国王被酒呛成怪相的广告画。
女郎因国王对她有几分迷恋，又要国王签一份10万美元的合同，替润面肤做广告，但在摄影前须先做美容手术，医生把国王的脸皮绷紧，用线在其耳后缝合。国王的新尊容把大使和女郎吓了一跳，糟糕的是绷得太紧根本不能发笑，否则缝线会裂开。国王的朋友带他去夜总会，台上的表演是糊纸工人跟浆糊桶打架，观众们大笑，唯独国王一付冷面孔。后来他实在忍不下去，一笑线全绷开……
一天晚上，他在饭店门口发现一个小孩（卓别林四子迈克尔饰）。是他那次参观一所“进步学校”时见过的，据称那里的学生可以自由做自己喜欢的任何事。当时这个叫鲁伯特的小家伙在读马克思的书，现在他因父母被“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收审入狱而无家可归。国王安慰他，带到自己房间洗澡、烘衣。于是，小孩被人误作国王的侄儿。“鲁伯特王子”便代国王接见原子能委员会的代表，结果其过于激烈的言语惹怒他们，国王只好送他回校。
新闻界马上造谣，说国王包庇“小赤党”，密探马上围住他与大使。他们想逃离美国，夏多夫糊涂地在“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的传票上签名，还以为是别人要留作纪念。
既然在传票上签了名，国王只得出庭接受传讯。他在电梯里将手指按错一处，伸进了消防笼头箱拔不出。耽误了很长时间，好不容易才拔出来，手指头仍卡在消防水管里……
他急忙跑到法庭，举起右手宣誓，手指上仍套着消防水管。走廊上的消防队员发现了水管在外面，以为着了火赶快接上水宠头。水管突然喷出水柱，国王控制不住，将法官、记者、旁听人包括国王的律师，冲成了落汤鸡……
国王被当庭宣布为“友好的证人”，免予起诉。皇后此时回心转意。国王决定立即离开美国，也不留恋美貌女郎。去机场途中，他顺道去“进步学校”与鲁伯特告别。小孩为救父母已向调查局供出了他的赤色分子朋友，校长夸奖说“你是一个真正的美国人，一个伟大的爱国者。”鲁伯特却感到羞愧，用胳膊挡住流泪的脸……
夏多夫国王带着忠诚的大使上了飞机，飞回欧洲……
通过“一个国王”在纽约的遭际，来淋漓尽致地讽刺“麦卡锡主义”和“非美活动调查”，这真是卓别林的一大发明。他所扮演的国王夏多夫，简直是个现代的堂·吉诃德。这个新的银幕形象的更广泛的意义在于，揭露与反对虚假、伪善，争取和肯定民主、自由，维护人道主义、人类尊严。
影片无疑激怒了一些美国人，卓别林在萨伏依饭店举行记者招待会时，美国记者去得最多。《法兰西晚报》的伦敦通讯员报道：“会刚一开始，美国记者就发动了攻击……几乎像吵架的样子。……指责他不该拍摄一部有倾向性的反美影片。卓别林气愤地回答道：‘我就应该听凭欺弄而毫无反应？我没有攻击美国，只是攻击一小撮心怀不善的人。’”
有的美国记者又老调重弹说，他在美国挣了一大笔钱。卓别林说：“说我在美国发了财的人，真是自欺欺人。我的收入有四分之三向来是来自欧洲和亚洲，我在美国得到的最大的‘赏赐’就是从我那里抽取所得税，税率常常是100％。说实在的，我倒是一直是你们国家的一个好主顾。”此言确凿，虽然他1952年已经离开了，但对他的《舞台生涯》一片在欧洲所赚的钱征税，一直计算到了1955年。
第二天，卓别林在他华贵的灰礼服上，佩挂上法国授予他的玫瑰型的荣誉军团勋章，出席“伦敦外国记者联合会”举行的午宴。这个团体向来只招待政府首脑、各国外长或世界知名的政治人物，这次特别邀请了卓别林。300多位各国新闻界代表，听他对政治问题的回答：
《一个国王在纽约》绝不是一种政治宣传，它只想表现人与人之间的斗争而已。我并不认为‘驱巫活动’（“非美活动调查”与驱逐进步人士）和它所造成的有毒的气氛，已经大大改变了美国的面貌。我根本不相信我的影片能给美国带来任何损害，它的用意是为美国服务，而不是伤害美国。
我曾在这个国家里愉快地生活了30多年。普通的美国人是勇敢的、非常可亲的。说我憎恨美国，那是不对的。我热爱它，即使在今天也是如此，但是我对那种对待我的方式，对一小撮人强加于别人头上的某些事情，例如告密等等，则毫无好感。美国无论怎么说还是强大的，它经受得起讽刺。
我并不是一个政治人物，我也不是一个知识分子。我更不是一个共产主义者，甚至也不是一个社会主义者。我从来没有读卡尔·马克思的著作。而人们还可以说我是个资本家哩，因为我出卖我的影片。像我这样一个人，最关心的东西就是人的尊严。如果你们一定要给我加一个什么头衔的话，不妨把我称作无政府主义者，或者不如称非正统主义者。我今天是，将来也永远是一个不可改造的浪漫主义者。
卓别林在影片中，写了一句对夏多夫说的台词“你虽然是一个国王，但你却是一个真正的民主主义者”。这句台词稍改一下，即是他本人的写照“你虽然是电影世界、喜剧王国的国王，但你却是一个真正的民主斗士。”1957年9月12日，伦敦贴在双层公共汽车上的海报就是这样写的“《一个国王在纽约》，喜剧皇帝最近完成的一部最轻松的影片”。
9月12日当晚，这部片子在里赛斯托广场电影院首映，并为英国盲人募捐，最佳位子票价达12英镑。但1500座销售一空，因为约3000人在维持秩序的50名警察面前争购。当时美国哥伦比亚影片公司在旁边一家影院献映新片，尽管也有50名皇家空军军官和20条警犬捧场，却受到群众冷遇。
68岁的卓别林和乌娜带着3个孩子出席了首映式。8岁的约瑟芬在人群中挤丢了，一个门卫找到了她，把喜剧皇帝的小公主送进父母的包厢，引得观众们齐声欢笑……翌日起，影院外排成长蛇队形的购票者有增无减。
9月下旬，卓别林夫妇到意大利乡间小住，并为罗马报界放映《一个国王在纽约》，又引起不小的轰动。
影片在法国的首映式，10月23日在欧洲最大的影院“高蒙宫”举行。5000多热情的观众出席。放映结束后，5000多人声震“高蒙宫”：“好啊，夏尔洛！下次再见！”最公正、宽容的观众和电影评论家，总是在法国。
《一个国王在纽约》被电影史学家乔治·萨杜尔和法国影评家认为，是一部莫里哀式的喜剧杰作。它与卓别林其他巨片，一齐在世纪的影坛上放射着灿烂的光华。
第二十五章退隐莱蒙湖畔，出版自传
从1958年开始，69岁的喜剧皇帝退出影坛。他潜心在德邦别业庄园撰写他的自传，笔耕不辍5、6年，据说出版商觉得它太长，结构也乱，几次要他压缩或重写，但有时奏效，有时效果不大。这期间，1962年英国历史最悠久的大学牛津大学授予他名誉博士学位。同时，乌娜给他生下第8个也是最后一个孩子。
说到孩子，卓别林退隐的几年，才有精力与时间经常同他们呆在一起。当然，是在他写作中的休憩时间。他教孩子们拍电影，如何在镜头前自然地表演；他弹奏钢琴让孩子们唱歌。有时，他和乌娜同孩子们在草地上做游戏，在庄园里捉迷藏，然后在放映厅放映这种家庭生活片来看。孩子们天真的脸蛋，欢快的笑声，是他的最爱。
他对孩子的爱体现在很多方面。例如由于忙于事业形成了少有给孩子们写信的习惯，但一听到在美国从事演艺的大儿子查尔斯离婚的消息，他就马上放下正写着的自传，急忙修书一封致查尔斯：
许久没有给你写信，抱歉得很。想必你已听说我在写回忆录，它至少还要一年才能完稿，目前我整天忙于删改与抄写。
我收到过你妻子一封亲切感人的信，使我对她产生了很好的印象。你们俩不能生活在一起，那实在太遗憾了。你们有牢固的基础，还有一个美丽可爱的小女儿，她应该是你们之间紧密联系的纽带。
查理，随着时光的流逝，你会明白，有一个恬静舒适的归宿该是多么重要。这里我所指的是有一个你已多年了解的贴心人。你有一个如此美丽可爱的孩子，你一定要竭尽全力使她幸福地成长起来。在她的少年时代，除非父母和她生活在一起，否则再也没有什么能给她幸福和平安的了。
我年迈70，对于我的孩子们，我想得很多。也想到了你，想到你所从事的事业。你千万不要虚度年华！你有才干，有骨气，有引人入胜的本领。我看过你的表演，知道你有多方面的才能。只是要严肃地对待它。
我不想把这封信写成一篇训诲性的东西，但我一听到你离婚的消息，感到十分伤心……
乌娜向你问好，孩子们也问你好。他们时常想念你，并为美丽的小侄女感到无比的骄傲。他们想知道你在干什么，为什么不到这儿来。孩子们正在成长：杰拉尔丁已15岁，迈克尔快14岁了，乔西快满11岁，维基8岁，尤金6岁，简妮两岁，小婴儿才3天。
祝好！
你的父亲
这封信写于1959年5月，既为查尔斯离异的妻子诉说不平，又训导查尔斯在家庭问题上的轻率任性；即表露出对下一代的关爱，也总结了自己人生道路的经验。“千万不要虚度年华”，“要严肃地对待”自己的才能、事业与爱情，“有一个恬静舒适的归宿该是多么重要”，这些话任谁听了都如警钟震耳。《卓别林自传》于1964年在伦敦，由博德利·黑德出版公司出版。他在此书扉页上写道：献给——乌娜。
有些人指责他“趋炎附势”，常与一些王公贵族、政客富翁及各类社会名流往来。这方面篇幅是不少，但因此指责他“趋炎附势”则毫无根据与道理。略举一例，当年，德国作曲家汉斯·艾斯勒在美遭驱逐时，他致信毕加索等国际名流请求声援；而他自己受“非美活动委员会”迫害时，他既未向邱吉尔等政治家求助，也没向爱因斯坦、肖伯纳等科学巨人与文豪求援。
还有些人责难他过分吹嘘挣钱的本领，这也不值一驳。恰恰是制片商们的巧取豪夺，迫使他不得不采取必要的手段来保护自己的知识产权。如果他不在商业社会中学会理财的话，肯定早就在无声片末期、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或“麦卡锡主义”肆虐时期，停止创作、导演影片了。何谈建起自己的制片厂、当独立制片人、拍出精品杰作？
《卓别林自传》内容真实、史料丰富、文字优美、语言流畅，既详细地叙说了本人的不平凡的身世家事，又生动地描绘了20世纪上叶的电影概况。自传中所涉他对电影艺术的见解，尤其是对喜剧艺术的钻研，和对人物形象的塑造，颇有研究意义。至于书中不少篇幅提到的，他与各国政要、科学文化名人、艺术大师、财阀富翁等的交往，也很有历史价值。尽管自传中也有语焉不详之处和疏漏遗珠之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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