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卓别林-第1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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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艺术性，他把它放入影片中。
影片的背景是1914年夏天的伦敦，曾红极一时到老丧失了青春、健康、名气的卡伐罗（卓别林饰），身上似乎有着卓别林父亲那一辈人的影子，他的被人遗忘和喝倒彩，与卓别林本人当时在美国的遭际几乎一样。
影片开头是暮色苍茫的街道，孩子们（由卓别林的孩子们扮演）围住一个演奏管风琴的老艺人。这时，一个衣着整洁的绅士回到了小公寓，却老也开不了门，原来落魄的名演员卡伐罗喝得大醉……他好不容易开了门爬上楼，一股特别的气味又使他转回楼梯底下，……他破门而入，救了一个用煤气自杀的少女。
名叫梯丽的少女是舞蹈演员，她梦想成为一个伟大的舞蹈家，然后嫁给一个青年音乐家。但她生病双腿麻痹，丢掉了工作，也失去了爱情……为了给少女治病，卡伐罗将他最好的东西小提琴抵押给高利贷者，并想重操旧业。一个游艺场老板告诉他，没有一家游艺场愿聘请年老的他了。
但卡伐罗一直在座客稀少的小地方，演滑稽的驯虱者……他晚上回到家，做梦有了个伴侣即梯丽。他与梯丽合唱着一首《沙丁鱼之歌》，并在梯丽的帮助下恢复了昔日的声誉……
梯丽可以下床，但没有卡伐罗扶助就不能走一步。卡伐罗告诉她由于老想着悲惨的童年，所以患上了心理病，要坚强起来。为此，卡伐罗自己戒了酒，希望重登大剧院舞台……然而，他的笑语、噱头观众却不欣赏，喝倒彩、起哄、扔杂物。这是因为他老了，变得内向而矜持，过去与观众之间的那种亲密默契关系消失了。老板请他不必再去……
他很晚才与梯丽见面，说自己完全失败了、绝望了。但梯丽却把老人以前鼓励她的话回赠给他“现在你必须奋斗，奋斗，奋斗。”她激动地说着用足了力气，竟站了起来踱着大步。看到自己这样，她不由自主地又笑又哭，心理作用导致的麻痹症，被坚强的意志征服了……她一遍遍喊道：“我能走了！”那晚，她快乐地与老人在伦敦的街上走了一晚。
梯丽又练习起来，卡伐罗以一个行家的目光认定她是块跳舞的材料，鼓励并陪她上剧院应征。姑娘演得很成功，被聘在一部舞剧《科洛宾娜之死》中当主角。她介绍卡伐罗去演一个小配角……梯丽上台之际踌蹰不前，她觉得脚又迈不动了，卡伐罗严厉地训她并抽她一记耳光……
被逼上台的梯丽忘了一切，演得十分成功。舞剧的青年作曲家爱上了她，但梯丽却爱上了卡伐罗，老人不愿意接受。剧院经理唯恐卡伐罗干扰了梯丽，另找人代替他。卡伐罗为了不让梯丽的事业受到影响，并成全她与作曲家，躲开她出走……
几年过去，梯丽红遍欧洲。她在战争爆发时荣归伦敦，但青年作曲家应征入伍。偶然一次，作曲家发现了卡伐罗，昔日的老艺术家已成了深受凌辱的人。卡伐罗靠拉小提琴沿门行乞……作曲家临上前线时告诉梯丽，梯丽为老朋友组织一次盛大的义演……
卡伐罗想把这最后的演出机会，变成他重登舞台的风光前奏。他不顾医生警告，冒着心脏病复发的危险，大喝威士忌。他先演一个理智而富感情的流浪汉，再演出色的玩跳蚤者，最后演笨拙但爱抒情的提琴手……越演越精彩，观众如痴如狂，有人喊“伟大的卡伐罗”。东山再起的光芒，在老人眼前闪现……
节目快结束时，卡伐罗力竭，不幸掉进乐队席的大鼓里。这个“绝妙噱头”引起了观众的狂热，但疲劳使他再也爬不起来，梯丽惊慌……
痛苦的卡伐罗拒绝宣布停演，他要求人们把他抬到上场处……身着洁白舞纱的梯丽，正在神秘深邃的森林布景前翩翩起舞……老人向她投去最后一眼……
这部悲剧影片，采用心理剧的形式，表演和对话十分精彩，每一句、每一个动作都有丰富涵义。卡伐罗的命运看似悲惨，但其灵魂却凭借人的尊严和抗争的力量，继续生存在一位“跳着舞、充满了活力的明天”的女舞蹈演员身上，生存在他亲手发掘出来的人才身上。影片有力地肯定了人在这个世界上的崇高的地位。法国著名电影史学家乔治·萨杜尔和日本电影评论家淀川长治都认为，《舞台生涯》是一部深刻的和真正的莎士比亚式的杰作。
卓别林在片中饰卡伐罗，除了戏中戏他脸上不化妆，这是他第一次以本来面目出现在银幕上。1952年是他演的新人物与他独创的旧角色的分手时间。
卓别林在1952年春结束影片拍摄后，对《法国影坛报》记者说：“我相信笑和哭的力量，它是消除憎恨和恐怖的良药。好的影片是一种国际性语言……好的影片是一种工具……我们已经有了很多毫无理由的暴行、变态的性欲、战争、凶杀和歧视的影片。它们愈来愈助长了世界的紧张局势。假如我们能使那些并不宣传侵略，而是说着普通男女的普通言语的影片，获得大规模国际交流的机会……这或者能帮助我们使这个世界免于毁灭。”
1952年9月初，卓别林结束了《舞台生涯》的剪辑。他抱着很成功的信心在纽约举办了一次私人的试放映，观众一致起立向他欢呼。于是，卓别林携乌娜、四个孩子和二儿子雪尼前往欧洲。这，一是乌娜不愿让年幼的孩子们受到好莱坞的某些影响，急于送他们去欧洲读书、求学；二是赴英、法放映《舞台生涯》。他在接见《法国影坛报》记者时，已宣布了访问欧洲的消息。
此前，他已向美国移民局申请了再入境签证。于是，移民局派了4个人，带了有关他的一尺厚的档案材料和录音机、速记打字机，到他家里来花了3个小时“提出几个问题”：
“你说你从来不曾加入过共产党吗？”“你有一次发表演说，用了‘同志们’这个词，这个词是什么意思？”……
他们突然问道：“你和别人通过奸吗？”
卓别林对这类非难已领教多次了，他不卑不亢地说：“听着，如果你们要找一个法律专门名词，为了要我离开这个国家，你们不妨直接说出来，我也好结束我的业务，因为我不愿在任何国家里做一个不受欢迎的人。”
他们尴尬地说：“并没有这个意思，凡申请再入境签证的，我们都要向他提出这个问题。”
卓别林反问他们：“‘通奸’一词的定义是什么？”于是双方到字典中去查，那人念了出来：“‘与有夫之妇私通’”。卓别林说：“据我所知，不曾有过。”
那人又问：“如果这个国家受到侵略，你愿意为它作战吗？”“当然愿意。我爱这个国家……我家在这里，我已经在这里生活了40年。”“可是你始终不曾入美国籍。”老调重弹。“这并不违法呀。并且，我在这个国家里是付税的。”……
后来卓别林反问他们：“知道我是怎样招惹上这许多麻烦吗？这件事要感谢你们的政府。”他们吃惊地抬起头，听卓别林说下去：“你们驻俄国大使约瑟夫·戴维斯先生为了捐款救济战时的俄国难民，有一次在旧金山发表演说，但临去时患了喉炎。你们政府一位高级代表问我是否可以代大使说几句话，打那时候起我就吃尽了苦头。”
一周后，移民局在洛杉矶设了一个办事处，来电话问卓别林可否去一趟。结果他在那里受到了“殷勤的无以复加的招待”，并很快办好半年的签证。办事处主任亲切地把签证交给他：“希望您假期愉快，查理，尽早回来。”
他带领全家乘火车赴纽约。从西海岸的洛杉矶到东海岸的纽约，这次横贯美国的旅程，使他摆脱了郁闷心情。全家人尤其是孩子们，精神上十分愉快。这时，家中添丁进口，已经有了杰拉尔丁、迈克尔、约瑟芬、维多利亚两男两女。
走的那天令人百感交集。当乌娜在收拾行李时，卓别林默默地站在草坡上，用矛盾的目光看着那幢他亲手设计的温馨如巢的房子，他经历过的最倒霉和最幸福的日子的房子。想到就要离开那么美丽而宁静的山庄、花园，他不仅黯然神伤……男仆、女佣、厨师都辞退了，他们与慷慨厚道的男、女主人告别时，都伤心地流泪了……
9月17日清晨5点，他们在纽约港登上英国“伊莉莎白皇后号”豪华邮轮。汽笛长鸣，巨轮出港后，卓别林与乌娜离开头等舱，走上甲板恢复了“自由”。回望纽约，雄伟的帝国大厦逐渐留下了空中轮廓，自由女神像高擎着火炬在烟云霞光中，仿佛是向一个英国艺术家、和一个美国女儿及他们的孩子挥手告别……
孩子们在甲板上尽情欢叫玩耍，卓别林和乌娜坐在帆布睡椅上。想到这次去英国是一家大小，卓别林是那么激动，他感到自己已超然于这个世俗社会，仅仅是一个带着妻儿度假的普通人了。浩渺美丽的海洋，荡涤着人的胸襟和灵魂。他和乌娜恋恋不舍地谈起别离的友人，甚至聊到移民局工作人员的亲切态度，他们就是这样善良宽容地以己之腹度人之心……
当海洋和轮船把博大和快乐带给他们的时候，美国某些人又一次伤害了卓别林：第二天早晨，他们在吃早点时，无线电公布了杜鲁门政府的司法部长、首席检查官的声明，说要对卓别林的“非美活动”进行公开调查。播音员还附加了几句话，说司法部长曾发出命令，假如这位著名的演员要返回美国的话，他将被扣留起来。……然而，官方声明说，在调查的结果没判明之前，政府也可以给予临时的入境权利……这意思就是拒绝他再入境了。
是否仍再回到美国，对卓别林来说已无所谓了。从他内心来说，很想告诉那位司法部长麦克和“非美活动委员会”那些不怀好意的人，对他们把自己装得道貌岸然对别人恶意欺辱，已腻烦厌恶透顶。但是“越是上了年纪的人，就越有尊严感，这种尊严感阻止让我们去嘲弄别人（《舞台生涯》中卡伐罗语）。”卓别林尤其关心的是，他在美国的血汗财产，他怕有些不择手段的人去没收它们。因此，他在船上对合众社发了一个声明，说要回美国去对司法当局的作法进行申辩，说发给他的再入境签证并非“废纸”等。
此后的航行就没有宁日了，世界各地的通讯社拍来电报。在法国瑟堡停泊时，一百多位欧洲记者登船。卓别林感到烦闷，但对他们的同情作出表示，午餐后接见了一小时。因为是在法国的港口，他特意将法国政府授给他的红色荣誉勋位绶带佩上。几乎所有的记者，都被卓别林的善良目光、满头白发和庄重安详的神情所感动。
这位正直的艺术家告诉他们：美国移民局允许他再入境的诺言，与他离美时频频祝他早归的礼貌态度；以及他仍打算回到他住了快40年的好莱坞去工作。当然，如果能留居欧洲，也令他感到可喜。当有人再次问到其政治立场时，他说：“我不是一个政治家，我是一个个性主义者。我信仰自由，我为人人，这是我的全部政治见解，这是我的天性。但没有必要把我当作一个极端的爱国者，因为沙文主义的结果就是希特勒主义。”
当关心他的政治问题的记者们安静一些后，其他记者问起了他的艺术。他说：“除非我死了，否则我将不放弃摄制影片的工作。我不迷信技巧，不迷信面部特写的镜头，我深信演技，我深信风格。有些人说我落伍了，有些人说我合符时代，相信谁的呢？”他忧虑地替将来担心：“我们所处的世界已经不再是属于伟大艺术家的了。它是一个骚动、混乱、痛苦的世界，是一个被反动政治搞得到处乌烟瘴气的世界……”
第二十二章重返祖国，定居欧洲“心脏”
卓别林全家抵达伦敦，滑铁卢车站欢迎他们的人群，同1921年和1931年一样多，一样热情。穿着节日衣服的
伦敦群众代表，献给他一瓶象征友谊的麦酒和一大束鲜花。他们高呼：
“祝你回到祖国！”“欢迎您，查理！”“和我们住在一起吧，查理！”“回家比什么都好！”
《曼彻斯特卫报》写道“在一般人的心目中，卓别林是惟一使人以感激的心情来回忆的人物。”《每日邮报》则刊登了一幅漫画来支持他：夏尔格的侧影正没入地平线，一个凶恶的饭店老板从一家华丽的私人饭店将夏尔洛赶了出来，老板的脸即“山姆大叔”的尊容。
而在伦敦河滨马路上的萨伏依饭店，大批的群众聚集在楼下，所有开过饭店门前的汽车，都亮灯、鸣笛，向归来的游子卓别林致意。家乡人们的真情厚意，感动得卓别林热泪盈眶，他对乌娜说：“我没想到还会这样。”
乌娜站在饭店6楼房间的窗口，在卓别林的指引下观赏着新建的滑铁卢大桥和泰晤士河风光……卓别林在心中说“我曾赞叹巴黎协和广场上那富有浪漫色彩的美景，也曾领悟日落黄昏时纽约千万扇闪烁的窗子给人的神秘启示”，但“从我们旅馆窗子里看到的伦敦泰晤士河的景色，凌驾于一切之上，因为它具有那么一种普利众生的伟大气概，一种几乎是十分富有人情味的美。”
当然，这种人情味的美，是因为有了乌娜作为前景。卓别林看着在凝视伦敦的年轻爱妻，阳光在她的乌发上闪耀……他第一次发现，才27岁、与他共同经受了多少考验的乌娜的发束中，已夹杂有一两根银丝。他心里激动地想到，要将自己的一切都毫无保留地献给她……
《舞台生涯》在伦敦10月16日的首映，是为给慈善事业即为救济盲人捐款的义映，票价每张25个金币（约折3万法郎）。伊莉莎白女皇的妹妹玛格丽特公主代表皇室出席了典礼，大批好奇的观众包围了奥狄昂电影院……英国报界有的评论只轻描淡写地说了几句好话，有的文章则用影片中的一句对白“晚年的高尚的忧郁”，来概括影片的特点。这，自然是美国报界评论的影响所致。
一些朋友们亲切地问卓别林，怎么会招惹了美国某些人的反感。他解释是因为不愿与人同流合污，他同时指出，他并不反对向他发难的美国退伍军团组织。他们做了一些真正有建设性意义的工作，如为退伍军人和军属、穷苦儿童创办福利等，这是富有人道主义的。但，一旦军团某些人员滥用其合法权利，假托爱国者的名义去侵犯他人，这种特权爱国者就可能形成一些病毒细胞……
10月21日伊莉莎白女王和爱丁堡公爵，在为皇室举行的电影放映会上，接见了卓别林夫妇。联美公司伦敦分销办事处，询问卓别林可否将《舞台生涯》送到邱吉尔首相官邸，放映给他看，卓别林当然很高兴这样做。几天后，邱吉尔首相致信卓别林表示谢意，说他很喜欢这部影片。
卓别林夫妇在10月29日飞抵巴黎，法国电影界各组织的主席、书记（电影编剧、批评家、技师、制片厂职员团体、工会），和一大群记者、影迷到机场迎接。有人告诉卓别林，就在刚才法兰西共和国总统决定授予卓别林“荣誉军团军官勋章”。狂热而守秩序的人们，突然更狂热起来，警察们赶快把卓别林夫妇拉进候机室……他被请到电台的播音机前讲话，他表示向法国致敬……
在他与乌娜下榻的里茨大饭店旁，是巴黎有名的旺多姆广场，影迷和群众当晚拥挤在那，有节奏地齐声呼喊：“夏尔洛！夏尔洛！”他们希望看到这位伟大的艺术家出现在饭店阳台上。但饭店大厅的大门开了，卓别林满脸是笑，在那里向涌进去的群众和记者讲话：说他深深喜爱法国，说自己下一步还有明确的制片计划，他既不想扮演拿破仑，也不想扮演任何一个独裁者，他再也不想穿夏尔洛那套老服装了……他最后谈到《舞台生涯》时神情不安地说，这部片子的调子是很忧郁的，又说这部影片被人谈得太多了。最后，他说：“我的未来是掌握在你们的手里的。”
爱丽舍大街的一所电影院里，热闹非凡。法国所有的电影评论家、著名的电影工作者，都去参加《舞台生涯》在法国的首映式，政府的部长们和各国使节也都出席了。连最红的明星到晚了点，也只能坐在楼梯上和走道上。人们向楼座第一排的卓别林鼓掌欢呼，法国影评家协会主席安德烈·兰格致词时，称他为“第一号公众友人”；让·德兰诺埃代表法国电影工作者，向他表示欢迎。
卓别林出于礼貌，用法语来开始他的讲话：“女士们，先生们，我让自己用法语来讲话是很困难的，不幸……”他停顿了一下，人们看出他心情有些不安，于是他换用英语说下去：
……我不能不坦白地说，我的心情慌乱极了……我不能跟刚才说话的两位朋友比口才，他们夸奖了我，把话说得太过分了。
我认为，今天我所在的这个国家，将永远是世界上文化最发达的地方。我的作品多年来一直受到法国人的赞赏，这真使我高兴，也真使我感到光荣。我觉得你们很了解我的思想和我的出于本能的审美观。……
我不希望大家在这里互相赞美。你们看了我的影片后，应该也一定会马上对我说老实话的。但是，不管你们看完影片后会怎样想，我在这里还要赞美你们几句……就说过去吧，你们在书刊上曾经多次夸奖我。这大大地鼓舞了我的勇气。更好的是，这鼓起了我的热情，让我去继续从事我历来所做的工作。……
我愿意告诉你们，在这个盛大的集会上，我实在是感到很慌张。……我现在就离开放映厅，因为我觉得那些爱我的人，都在用严峻的眼光审视着我。……”
电影开映后，腼腆、谦虚的卓别林果然一个人离开了放映厅，在走廊里来回踱步。一直到影片结束时，他才回到座位上。
然而，他多虑了，在场的那些著名导演、明星、评论家完全沉浸在剧情中，有些人眼中满含泪水。当放映厅灯光复明时，人们再一次向着楼座一排欢呼……巴黎的电影院连续6周座无虚席，人们趋之若鹜，总人数达50万之多，打破了巴黎1952年的影片卖座记录。应指出的是，该片未译制成法语对白，只加印了法文字幕；法国观众一般是不爱看原版片的，原版片一般最多只能获得1万多人而已。
樊尚总统在爱丽舍宫设午宴招待了卓别林夫妇，英国大使馆也为他设了一次午宴。法国政府授给了卓别林“荣誉军团勋章”。当天，法国戏剧电影作家协会，礼聘他为名誉会员。罗歇·费迪南主席专为此事，写给他一封很感人的长信：
亲爱的卓别林先生：
……
您是世界上最伟大的人物之一，您和那些取得了最辉煌成就的人齐名媲美。
首先要谈到的是您的天才。天才这一被人滥用了的名词，只有赠给以下这样的人方才名副其实：这人不但是一位非凡的喜剧演员，同时又是一位作家，一位作曲家，一位电影制片者，更重要的，是一位性情诚恳和气度宽宏的人。而现在，您就是兼具了以上所有这些特点的一位，此外，您又是这么朴实，这就使得您的人格更加崇高，您当然会使现代遭到和您同样折磨的人感到温暖，受到感动。单是具有天才，还不能赢得人们的崇敬，也不能引起人们的爱慕。然而，您所激起的那种情感，却只有“爱”这个字可以代表它。
观赏《舞台生涯》的时候，我们笑，那是发自内心的笑；我们哭，那是流着真诚的泪——也可以说是您的泪，因为是您赠给了我们眼泪这份宝贵的礼物。
说实在话，盛名不能是凭盗窃据有的；只有为人类造福而享有的盛名是有意义的，是有价值的，是历久不衰的。您的演技之所以成功，是因为您演出时潇洒自如，率真随意，不受教条束缚，但又非全凭机灵，这是由于您自己从前有过那些苦难、快乐、希望与失望；许多人都理解这一切，因为他们也曾受到难以忍受的痛苦，需要获得同情，经常希望得到安慰，在笑中暂时忘了痛苦，而这种笑也并非是要治愈人的创伤，它只是要给人一些慰藉。
即使我们不知道，但我们仍可以想象出，您曾经付出多大的代价，才能够练就这一套神奇的本领，能使我们哄堂大笑，接着又突然痛哭。人们可以猜想，或者应当说可以看出，您本人经历了多少痛苦，才能那样细致入微地描绘所有那些琐碎的小事，那些事深深地感动了我们，那些事是您从自己的生活片段中汲取来的。
这是因为您的记性很好。您忠实于您所记得的童年生活。您一点也不曾忘记那个时期里自己的悲哀，那个时期里亲人的死亡；您是要别人不再遭到您的那些痛苦，至少，是要所有的人都知道如何怀抱着希望。您从来不曾因为一朝得意而忘了您那悲哀的少年时代，名气始终不能把您和过去的历史分割开来——然而，说来也可叹，那种情形在一般人中却是屡见不鲜的。
能这样永远怀念您的早年生活，这也许是您最大的优点和最重要的资产，并且，这真实地说明了，群众为什么会那样崇拜您。您那些细致的表演，引起了他们的共鸣。看来，您好像是永远与他们心连着心。的确，没有比这更为协调的了：您将编剧、表演、导演等工作合而为一，集合了几方面的才能，为拍摄富有人情味和旨在教益的影片作出了贡献。
正是由于以上的原因，所以您的作品总是精深博大的。它不受理论的障碍——甚至极少受到技术的障碍；它永远是一篇自白，一席私话，一篇祷词。每一个观众都是您的伙伴，因为他们所想到的和您一样，所感受的和您相同。
单凭您的才能，您已经使一般批评者折服，您已经使他们倾倒。这可不是一件容易做到的事。……您并没有向任何人去仿效，也不和任何人相似。而这也是您能成名的一个秘诀。
今天，有机会欢迎您来，我们戏剧电影作家协会感到荣幸和高兴。原谅我们屈尊枉架，增添了您的麻烦。我们十分希望您来到我们当中，听我们告诉您：我们是多么敬爱您，您确是属于我们这个协会的。因为，在您的影片中，故事都是卓别林先生写的。同样，音乐是他作的，片子是他导演的。此外，作为一位喜剧演员，他的表演也是第一流的。
在这里，您可以会见一些法国作家，戏剧作家，电影剧本作家，作曲家，制片人：所有这些人，和您一样，都以不同的方式熟悉了您所知道的艰苦工作，知道这工作是光荣的，但也是需要作出自我牺牲的，他们都有着同样的抱负，那就是：要使群众受到感动，获得快乐；要让他们看到生活中的种种悲欢离合；要描绘那种对失去了爱的恐惧；要同情那些无端受害的人；要满怀希望，本着和平与友爱的精神，去弥补那受到损坏的部分。
谨向您表示感谢，卓别林先生。
（签名）罗歇·费迪南
法兰西喜剧院特意为这位喜剧大师，演出一场莫里哀的名剧《唐璜》，由全法的一流艺术家献演。喜剧院的学生们穿着18世纪的学校制服，举着亮堂堂的银烛架，把卓别林和乌娜迎送进坐满了欧洲最美丽的妇女们的楼厅……
《法兰西文学报》社长、名诗人路易·阿拉贡，打电话给卓别林，说美术大师毕加索、著名哲学家和作家保罗·萨特想与他见面。于是卓别林邀请他们共进晚餐，并在里茨大饭店他的套间会晤。由于毕加索是法国共产党人，卓别林负责宣传的助手哈里·克罗克知道后，极力反对：“这样，咱们离开美国以来所做的工作都白搭了。”卓别林坚持要见：“可是，这儿是欧洲又不是美国，何况这三位都是世界名人。”但据法国的电影史学家乔治·萨杜尔考证，萨特当时没有参加这次会晤。
那天晚上，毕加索领卓别林夫妇到塞纳河左岸，参观他的画室。到达那儿后，他们看见画室下面那层楼的一家住宅门口挂了块牌子，上写“敝寓非毕加索画室——请再上一层楼”。他们登上了一间很寒碜的楼，由于停电，人们点上打火机和蜡烛，才看见房顶只有一只光溜溜的灯泡，房内只有一张旧铁床和几把椅子，墙角下堆着积满灰尘、价值连城的旧油画。乌娜碰了一下什么，卓别林跟她开玩笑：“小心点，你刚才在100万美元上踢了一脚。”说得乌娜心惊肉跳，而毕加索从地上随手拿起来介绍的，确实是上个世纪塞尚的名画。他又拿起一幅，更高的。卓别林他们看了50来幅，眼红的恨不能马上把它们从毕加索的“垃圾堆”中全都“解救”出去。
在罗马，卓别林受到了与在法国同样的礼遇，意大利电影界的名流柴伐蒂尼、维斯康蒂、罗西里尼、德·西卡等，与影迷、群众到机场欢迎。总统和部长们接见了他，政府向他授予勋章，埃依诺地总统出席了10月22日《舞台生涯》在罗马的首映式。
一件好笑的事也在首映式前发生：意大利美术部长陪同卓别林去电影院时，建议他绕过一万多狂热的影迷从后门进入。卓别林认为这么多人等候在影院外，想与他见上一面，为礼貌起见他应从正门走。他坚持这样，部长也就不再说“可以省却一些麻烦”的话了。于是卓别林下车后，走到路当中，学着戴高乐的姿势向隔绳外的人们挥起了双臂。突然，番茄、卷心菜呼啸着向他扔过来。意方翻译见在首善之区发生了如此失格之事，伤心地说：“真没想到在我国会发生这样的事呀。”
卓别林三步并作两步走进影院后，忍不住哈哈大笑，美术部长、翻译也只好跟着笑了。原来闹事的是一些新法西斯主义者，他们没忘记卓别林在《大独裁者》中对原意大利统治者墨索里尼的嘲讽。警方当场逮捕了4人，问卓别林是否起诉。卓别林宽容地说，他们还是一些年轻的孩子，只是示威，并没使用暴力。于是，事情就了结了。
《舞台生涯》在意大利的公映，也盛况空前。早在12月22日首映前10天，一张票就被倒票的“黄牛”们“炒”到1。5万里拉的高价了。所以，尽管影片在美国受到冷遇，但它在整个欧洲和世界各地的收入，超过了卓别林此前所拍的任何一部影片。
在罗马期间，卓别林像在别的欧洲城市一样，较少呆在饭店里。经常外出，参观历史、文化古迹和博物馆，经常跑到贫民区观察贫困人们的生活……
他们回到伦敦后，就面临着一大家子的安居问题了。卓别林本人固然想留在伦敦，乌娜也说过“我喜欢伦敦”。但他们不知道在美国加州出生的四个年幼的孩子，是否适应伦敦的气候？再加上担心货币限制使用的问题，心情变得复杂起来。这时，一个朋友劝他去瑞士。
于是1952年秋，他们抽空到了欧洲的“心脏”瑞士，那个令世人神往的美丽、宁静和中立的国度。在那里，他们下榻在名城洛桑日内瓦湖畔的湖滨旅馆。
精明能干的乌娜在1953年初，抽空闪电般地回了一趟美国。她代表卓别林出席了联美公司的董事会，解决卓别林在这家公司和其他地方的股权问题。然后她再去洛杉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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