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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子与墨家-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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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子》是根据墨子的弟子们的笔记整理而成的。在同样的题目下，有些篇有上、中、下三篇，例如《尚贤》、《尚同》、《兼爱》、《非攻》、《节用》、《节葬》、《天志》、《明鬼》、《非乐》、《非命》等原来都有上、中、下三篇，现在有的已不完全，缺了七篇。据郭沫若先生的研究，同样的题目，而有上、中、下三篇，可能是由于墨子的学说后来分为三派，各派所作的记录有详略的不同。上、中、下三篇的意思基本上是一致的。本书所讲的墨子的思想，主要是根据这一类的材料。
《墨子》书中还有一部分是讲机械制造和战争防御的，现存的共有11篇（从《备城门》到《杂守》）。这一套战争防御的专门技术，对于墨子和他的弟子们，在反对侵略战争方面是起过作用的。这些技术知识在当时是师生当面传授的。可能附有图解，现在缺少了图解，文字记载又太简单，后人看起来就不大好懂了。如果研究工程史、战争史，这几篇却都是极可珍贵的原始材料。因为这一部分著作（现存的11篇）和墨子的思想没有直接关系，本书从略。不过必须指出，这一部分在当时有它的实践的意义。墨家所以被当时各国诸侯重视，和他们这一套专门技术是很有关系的。
今天我们研究墨子和早期墨家的思想，以《尚贤》、《兼爱》等24篇为主要材料。
此外还有和墨子学派的思想不合的，像《亲士》、《修身》各篇，分明是儒家的学说而混入的。《经上》、《经下》、《经说上》、《经说下》、《大取》、《小取》这六篇，据梁启超、郭沫若等人的考证，认为是后期墨家的思想。这六篇（当时称为《墨经》）中包括了中国最早的关于几何学、光学、力学以及一般物理学方面的知识，其中包含了素朴的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和相当完整的逻辑学。因为这六篇的内容有些是针对公孙龙和惠施的错误学说所提出的批判，所以我们今天可以断定这是后期墨家的作品。这六篇中像注重实践的效果、保护私有财产的权利等等，是继承了前期墨家的思想。同时，这六篇中也抛弃了前期墨家“尊天”、“明鬼”的宗教迷信的成分。这六篇虽然篇幅很少，可是它的学术价值极高。
《墨子》书中《耕柱》、《贵义》、《公孟》、《鲁问》、《公输》五篇是记载墨子和他的弟子们的言行的，体裁有些像《论语》，是今天研究墨子的活动的直接材料。其中也有一些事件分明是墨子死后几十年到一百年才发生的，如《鲁问》有见齐太公田和的记载，《非乐上》有关于齐康公的记载，《亲士》提到吴起之死等，这显然是墨家的后学增补的。清代研究《墨子》最著名的专家孙诒让，就是完全尊信《墨子》书中的一切记载，并根据它来考订墨子的年代的，因而不得不把墨子的年龄延长到90岁以上。这是不合乎事实的。我们今天除了根据《墨子》进行研究外，还要根据《墨子》以外的书和先秦的重大事件联系起来考察，才可以求得比较接近事实的真相。
《墨子》书保存下来，有残缺，2000年来还没有人对它做过全部的详尽的注解，只有孙诒让的《墨子间诂》算是比较可用的注解，有些疑难问题尚未解决。曾经成为最大学术流派的墨学，弟子中有姓名可考的不到40人。
第三章 止楚攻宋的故事
墨子是一位十分注重实行的卓越的思想家、政治活动家。他的智慧、坚定和见义勇为的行动获得了历代人民的尊敬。鲁迅先生根据《墨子》书中《公输》一篇写成著名小说《非攻》。为了使墨子的光辉形象再现于读者面前，不妨把这个故事重新介绍一下：
公输般替楚国制造了攻城的器械——云梯，打算用来进攻宋国。墨子听到这个消息，急忙从鲁国赶往楚国，力图制止战争的爆发。他忘记了疲劳，顾不得休息，两脚在旧茧磨破后又磨出了新茧，终于以十天十夜的时间，克服了平常人所不能忍受的困难，赶到了楚国的京城——郢，并见到了公输般。
公输般看到墨子，就问道：“先生这么远来有什么见教？”
“北方有人侮辱了我，”墨子说，“我想托你去杀掉他……”
公输般不高兴了。
“我送你十两黄金！”墨子又接着说。
“我是义不杀人的！”公输般说。
墨子很感动地直起身来，拜了两拜，说道：“我有几句话说。我在北方听说你造了云梯，要去攻宋国。宋国有什么罪过呢？楚国有余的是地，缺少的是百姓。杀缺少的来争有余的，不能说是智；宋国没有罪，却要攻他，不能说是仁；你明明知道，却不向楚王力争，不能说是忠；你即使向楚王争辩过，争了而没有达到目的，不能说是强；照道理，连少数人也不应该去杀害，反而去杀害多数人，这不能说是知类。”
公输般没有话回答。
“那么，不是可以歇手了吗？”墨子说。
“这可不成，”公输般说，“我已经对楚王说过了。”
“为什么不带我去见楚王？”墨子说。
“可以。”公输般说。
“现在有一个人，”墨子见了楚王说，“不要轿车，却想偷邻家的破车子；不要锦绣，却想偷邻家的短毡袄；不要米、肉，却想偷邻家的糠屑饭，这是怎样的人呢？”
“那一定是生了偷摸病了。”楚王说。
“楚的地方，方圆5000里，”墨子说，“宋国却只有500里，这就像轿车和破车子；楚国有云梦，满是犀兕〔si四〕、麋鹿，长江、汉水的鱼鳖、龟鼋〔yuan元〕之多，哪里都赛不过，宋国却是连雉、兔、鲫鱼也没有的，这就像米、肉和糠屑饭；楚国有长松、文梓、楠木、豫章，宋国却没有大树，这就像锦绣和短毡袄。所以据臣看来，大王派兵攻打宋国，和这是同类的问题。我看大王如果发动战争，道理上既说不过去，而事实上也达不到目的。”
“确也不错，”楚王说，“不过公输般已经在给我制造云梯，总得去攻的了。”
墨子为了打消楚王攻宋之意，便和公输般在楚王面前试演云梯攻城和防御的办法。墨子解下自己的腰带来，弯作弧形，算是城，用些木片作为攻守的器械。公输般用了九种方法，进攻了九次，都被墨子击退。公输般攻城的器械用尽了，而墨子防守的办法却还有余。
公输般失败了，他却说：“我知道用什么法子赢你的，但是我不说。”
“我也知道你用什么法子赢我，但是我也不说。”墨子说。
楚王问他们说的什么。墨子说：“公输子的意思，不过是想杀掉我，以为杀掉我，宋国就没有人能守，可以攻了。可是我的学生禽滑厘等300人，已经拿了我的守御的器械在宋国城上，等着楚国来的敌人。就是杀掉我，也还是攻不下的。”
“真是好法子！”楚王感动地说，“那么我就不去攻宋国吧。”
从以上的故事，我们可以认识到墨子这个具有智慧和勇敢的哲学家的不朽形象。墨子并不是向侵略者乞求和平。他除了用正义的言词跟侵略者抗辩以外，还充分认识到，要有保卫和平的力量。事实证明，在强有力的保卫和平的力量支持下，宋国才免于遭受侵略。墨子为实现自己的理想，不辞艰辛，长途跋涉，甚至冒着生命危险去扑灭即将燃起的侵略战争的火焰。墨子这一伟大的行动，充分体现了中华民族一贯具有反对侵略战争的优良传统。直到今天，它对我们还有现实的教育意义，值得我们每一个爱祖国、爱和平的人记取。
第四章 非攻和兼爱
春秋无义战。当时贵族之间不断地进行残酷的掠夺战争。墨子接近劳动者，同情小生产者、小私有者，对他们在战争中所遭受的痛苦有深刻的认识，因而他反对侵略战争的思想感情也非常强烈。他坚决地、无情地揭发了当时侵略战争给广大人民群众带来的灾难。《墨子》书中写道：
以攻伐无罪之国，入其边境，刈〔yi义〕其禾稼，斩其树木，残其城郭，以抑（填平）其沟池，焚烧其祖庙，攘杀其牺牲。 民之格者（抵抗的），则劲拔之（杀死）；不格者，则系累而归（用绳子一串串牵回）。丈夫以为仆、圉〔yu雨〕、胥、靡，妇人以为舂、酋（仆、圉、胥、靡、舂、酋是指做不同工作的奴隶）。（《天志下》）
《墨子》书中详尽描述了那些被围困在城内的人民痛苦的遭遇：男女老幼皆参加守城，民间粮食、布帛、金钱、牛马畜产等一切可用的物品，都被公家征用。自围城之日起，百姓便食不果腹，平均每天只吃三升多粮食，约合现在大半升。既有作战死伤，又要忍饿破产。沉重的力役负担和不可估计的财产损失已很惊人，如果战争长期不结束，围城中的人民就要遭受到更多的苦难。由于和侵略者的军队长期相持，有时甚至弄到“易子而食，析骨而爨〔cuan窜〕”（《左传·宣公十五年》）。至于城池被攻破后，百姓的命运将会更加悲惨。总之，在战争中，不管胜利或失败，受苦受难的永远是双方百姓。
被侵略的战败国人民的命运不消说是很悲惨的，那些强大的侵略国的人民又是过着什么样的生活呢？他们的命运和遭遇并不比被侵略的弱小国家的人民好多少，疾病、创伤、破产、死亡的命运也在等待着他们。发胜利财的是那些王公大人；倒霉的却还是人民群众、小生产者。墨子也无情地揭露战争给侵略国人民带来的灾难：
春则废民耕稼树艺，秋则废民获敛。今唯毋废一时，则百姓饥寒冻馁而死者，不可胜数。今尝计军上（据孙诒让校，“上”字应是“出”字），竹箭、羽旄、幄幕、甲盾、拨劼〔jie杰〕 （据吴毓江《墨子校注》改“劫”为“劼”），往而靡弊腑冷（据毕沅说，“腑冷”即“腐烂”），不反者，不可胜数；又与矛戟戈剑乘车其列往（整整齐齐地出发），碎折靡弊而不反者，不可胜数；与其牛马，肥而往，瘠而反，往死亡而不反者，不可胜数；与其涂道之修远，粮食辍绝而不继，百姓死者，不可胜数也；与其居处之不安，食饭之不时，饥饱之不节，百姓之道疾病而死者，不可胜数；丧师多不可胜数，丧师尽不可胜计……国家发（废）政，夺民之用，废民之利，若此甚众，然而何为为之？ （《非攻中》）
罪恶的战争，对多数国家，对多数人民都是有害的。墨子曾用一个生动的比喻来说明战争的害处。他把战争比作医病，说比如有一种药，一万人吃了，只好了四五个人，这种药就是无效而有害的。战争的结果如果只便宜了荆吴之王、齐晋之君，这就肯定战争是极端有害的，所以应当反对（《非攻中》）。墨子在《非攻上》曾生动详尽地论证了战争是亏人而自利的：
今有一人，入人园圃，窃其桃李，众闻则非之，上为政者得则罚之。此何也？以亏人自利也。至攘人犬豕鸡豚〔tun屯〕者，其不义又甚入人园圃窃桃李。是何故也？以亏人愈多，其不仁兹（滋）甚，罪益厚。至入人栏厩，取人马牛者，其不仁义又甚攘人犬豕鸡豚。此何故也？以其亏人愈多。苟亏人愈多，其不仁兹（滋）甚，罪益厚。至杀不辜人也，扡〔tuo拖〕其衣裘，取戈剑者，其不义又甚入人栏厩取人马牛，此何故也？以其亏人愈多。苟亏人愈多，其不仁兹（滋）甚矣，罪益厚。当此，天下之君子皆知而非之，谓之不义。
今至大为攻国，则弗知非，从而誉之，谓之义。此可谓知义与不义之别乎？
我们可以看出，墨子之所以反对战争，完全是为了反对统治阶级的侵略和掠夺，是为了劳动者、小生产者的利益着想的。事实再清楚不过，只要有战争，无论是大国或小国，无论是战胜国或战败国，首先遭到损失的总是出钱出力的老百姓。所以墨子希望实现和平，希望“饥者得食，寒者得衣，劳者得息”，劳动者能获得起码的生活条件。他的主张是正义的，所以是正确的。这种憎恨侵略战争、向往和平的优良传统，直到今天也还鼓舞着我们。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墨子哲学的全部精华，那就是他热爱和平、反抗侵略的思想。墨子体现了中国古代劳动人民朴质、善良、坚贞不渝的性格。
墨子的“非攻”的主张不是无条件地反对一切战争，而是反对“强凌弱，众暴寡”的非正义的战争。他并不反对抵抗暴力、保卫和平的战争。不但不反对，而且用实际行动来支持抵抗暴力、保卫和平的一方。他认为汤伐桀、武王伐纣的战争是代表人民除残去暴的正义行为。汤对于桀，武王对于纣，虽然用兵，但不能算是侵略（攻），应该算是讨伐（诛）。讨伐人民的敌人，其性质和侵略战争根本不同，如果混淆了这两者的根本区别，那就是不知“类”。
如果结合墨子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来看墨子的反对侵略战争的思想，就会发现他的主观愿望和历史发展的道路是存在着矛盾的。历史发展要求从分散割据的局面走向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局面。也只有迅速地结束了分散割据的局面以后，才会真正减少战争，而结束分散割据的唯一方式就是通过兼并战争。古代的历史就是从许多表面上看来似乎盲目的行动中，体现了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的。历史总是沿着必然的规律，向既定的方向前进着。墨子的主观愿望是好的，他不愧为一个同情人民、有高度善良愿望的思想家和政治活动家。但他无法科学地认识历史发展的必然方向，因而他反对战争的理想固然反映了一部分现实情况（像战争给人民带来的痛苦），却对消灭或避免战争提出了极不现实的办法，这一点集中表现在墨子的“兼爱”学说中。
墨子“非攻”的主张的理论基础就是“兼爱”的学说。
墨子不但反对一切侵略战争，并且企图消除一切侵略战争发生的根源。他认为：
圣人以治天下为事者也，必知乱之所自起，焉（乃）能治之，不知乱之所自起，则不能治……当察乱何自起？起不相爱。臣子之不孝君父，所谓乱也。子自爱不爱父，故亏父而自利；弟自爱不爱兄，故亏兄而自利；臣自爱不爱君，故亏君而自利，此所谓乱也。虽父之不慈子，兄之不慈弟，君之不慈臣，此亦天下之所谓乱也。父自爱也，不爱子，故亏子而自利；兄自爱也，不爱弟，故亏弟而自利；君自爱也，不爱臣，故亏臣而自利。是何也？皆起不相爱。（《兼爱上》）
根据以上的推论，墨子认为当时国与国之间的战争都是由于“不相爱”。如果要天下治而不乱，那只有做到“兼相爱、交相利”，以“兼”来代替“别”。“兼”，在墨子看来是大公无私、不分彼此、关心别人如同关心自己一样的高尚品质。具有这种高尚品质的士，墨子称他做“兼士”；具有这种高尚品质的国君，墨子称他做“兼君”。和“兼”相对立的是只顾自己、不为旁人设想的自私自利的恶劣品质，墨子把这种品质叫做“别”。具有这种坏品质的士，墨子称他“别士”；具有这种坏品质的国君，墨子称他“别君”。甚至后来墨家分化为好几派，他们互相称呼其他派别的墨家叫做“别墨”。
但是，墨子把战争的起源、社会的不合理现象，都归结为道德品质问题，却完全是以主观臆测对待客观存在的实际问题。
墨子从善良的愿望出发，反对不义的战争，把反对战争的理论基础安放在“兼爱”的学说上，却没有能够找寻侵略战争和互相争夺的社会根源，认为人间之所以有战争，是由于人们不明白“兼爱”的道理。墨子把社会混乱的根源归结为人类的认识错误，这显然是不符合事实的。
墨子把当时父子、兄弟之间的关系和国君、人民之间的关系看作同类性质的关系，这是原则上的错误。因为当时的国君和百姓根本不可能“兼相爱、交相利”，事实上他们之间的关系除了有相互依存的一面外，还有对抗的一面。这种对抗关系在某种情况下还可能大大激化，演变成大规模的剧烈冲突。墨子的“兼爱”的道理并不难懂，可是以墨子的锲而不舍的精神，以墨学几百年来的广泛传播，却没有遇到一个“兼君”，倒是教育出了一些为国君忠心服务的敢死之士，其中的道理是值得深思的。
墨子“兼爱”的主张企图使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相安无事，和平共处，尽量做到“强不劫弱，众不暴寡，诈不谋愚，贵不傲贱”，可是按照墨子的办法，上下贵贱之分和旧秩序是实际存在而不能改变的。
当然我们也不应该仅仅根据墨子的思想方法的失误，连墨子的反映广大人民的求生存、爱和平、反侵略的合理的愿望也一笔勾销，这对于墨子和墨学的评价是不公平的，和当时的实际情况也是不符合的。
正因为反对侵略战争是反映了广大人民的正义的愿望，所以墨子的“非攻”的主张，构成了他的学说中强有力的核心部分。墨子对于侵略战争的认识是深刻的，他完全理解战争给当时的小生产者、劳动者带来的痛苦。正因为如此，在“非攻”这一问题上，他接触到了真理。无论如何，用千百万人民的生命，用广大人民创造出来的财富，去进行残酷的侵略战争，人民是有权利提出质问的。用千百万人民的生命争夺一个城市，毁掉当时最缺少的——人，以换取当时不缺少的——地，人民是有权利提出抗议的。
墨子反对侵略战争的理论根据，就是“兼爱”的学说。根据上文的分析，墨子所说的“兼爱”，是从精神方面、心理状态方面出发来对待人与人的社会关系的。墨子把千百万人民群众的正义的呼声——反对侵略战争——安放在一个善良愿望的基础上，造成了理论上致命的弱点。这一点是墨子自己不可能认识到的，反而把“兼爱”当做他和他的学派的积极主张，把“非攻”当作实现他的“兼爱”和“天志”（墨子“天志”的主张，见下文专章论述）的理想的手段，显然头脚倒立了。孟子发现了这个问题，全力攻击“兼爱”学说。孟子为了世袭贵族的利益，也提出了一些反对战争的口号。他也反对“争城”、“争地”的战争，也反对贵族过分地剥削人民。但孟子是因为担心贵族这样搞下去会垮台，认为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良心上过不去，所以应当不要杀人。这和墨子所主张的为了百姓人民的大利，在基本立场上是不同的。
总之，墨子的“非攻”的主张，是有事实根据的，是墨子学说中的精华部分。但墨子把“非攻”这一正义主张，安放在“兼爱”和“天志”这样的主观愿望的基础上却是错误的。墨子“非攻”的主张，诚然表达了当时人民群众的主观要求，但由于墨子受当时历史条件的限制，还远说不上从社会发展的整体利益来认识战争的意义。墨子固然也曾用“攻”和“诛”来划分正义和非正义的战争，但他把正义的标准安放在“天”的意志上，认为只有不敬鬼神的暴君，触犯了“天”的意志，才成了被讨伐的对象。这样，就把战争的正义或非正义的标准归结到不可捉摸的“上帝”或“鬼神”的意志方面去，人类也就不能掌握了。这种不正确的观点是必须加以指出的。
第五章 非乐、非命、节用、节葬
墨子从“国家人民之大利”的立场提出了节用的原则，至于非乐、非命和节葬的主张，实质上是“节用”原则的应用，是防止贵族浪费的具体措施。墨子认为最大的浪费是战争，因此主张“非攻”，宣传“兼爱”。但是当时的王公大人、贵族们给人们增加的痛苦，绝不止侵略战争这一项。战争虽然常常发生，但毕竟有停歇的日子，而贵族压榨劳动者和小生产者却是无止境的，也是百姓所受痛苦的最大原因。
墨子为了减轻小生产者和劳动者的经济负担，为了改善他们的起码的物质生活，一方面要求增加生产，提高生产能力，另一方面要求贵族限制一下奢侈的生活。这就是墨子非乐、非命、节用、节葬的实际意义。
墨子自己曾说过：
凡入国，必择务（“务”就是当前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而从事焉。国家昏乱，则语之“尚贤”、“尚同”；国家贫，则语之“节用”、“节葬”；国家憙（喜）音湛湎〔mian免〕 （沉醉在酒中），则语之“非乐”、“非命”；国家淫僻无礼，则语之“尊天”、“事鬼”；国家务夺侵凌，则语之“兼爱”、“非攻”。（《鲁问》）
墨子的主张虽然分为十项，但这十项主张并不是孤立的，而是有联系的。墨子的基本思想，是“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什么是“天下之害”呢？就是墨子所说的“饥者不得食，寒者不得衣，劳者不得息”（《非乐上》），墨子有时还补上一条就是“乱者不得治”。合起来看，那就是要求天下人民都能过饱食暖衣、和平幸福的生活，实现“国家之治，人民之众，刑政之治”（《尚贤上》）。他的十项主张，所说的还是一件事。
墨子主张“非乐”，为什么主张废除音乐艺术的享受呢？墨子说，动人的音乐好听，但不能解决广大人民最迫切的生活问题，听音乐不能当饭吃，不能当衣穿，所以应当反对：
民有三患：饥者不得食，寒者不得衣，劳者不得息，三者民之巨患也。然即当为之撞巨钟、击鸣鼓、弹琴瑟、吹竽笙而扬干戚，民衣食之财将安可得乎？ （《非乐上》）
墨子指出了王公大人欣赏音乐的害处。为了奏音乐，要一套设备，设备费是要由老百姓负担的。有了设备，没有人演奏还是不行，比如一口大钟如果没有人去敲它，和一只扣着的锅子没有什么两样。而演奏还是要乐人去效力。老弱都不能胜任乐人的工作，必定要年轻力壮的男女才行，男的耽误了种田，女的耽误了纺绩，这又浪费了劳动力。仅仅从演奏音乐这一点来说，已经使生产遭到了损失。但还不止此，演奏者、歌舞者决不能穿粗布短袄，歌舞的人决不能吃粗劣的粮食，否则营养不良，面黄饥瘦，看起来不免寒伧。这些本来可以从事生产的人，现在反而要靠别人来养活他们。所以墨子认为王公大人欣赏音乐歌舞就是“亏夺民衣食之财”。
墨子更进一步分析音乐艺术的享乐对国家政治和生产所带来的损失：王公大人喜听音乐，就会不理朝政，致使国家昏乱；士君子喜听音乐，就不能尽大臣的职责；农夫好听音乐，则不能早出暮归，好好耕作，致使菽〔shu书〕粟不足；妇女好听音乐，则不能夙兴夜寐，勤于纺织，致使布帛短缺（见《非乐上》）。最后，墨子得出了这样的结论：
故上者天鬼弗戒，下者万民弗利。是故子墨子曰：“今天下士君子，请将欲求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当在乐之为物，将不可不禁而止也。”（《非乐上》）
根据以上的材料，我们可以看出墨子为了减轻小生产者和劳动者的负担，对王公大人的腐朽享乐生活提出抗议，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事实上王公大人少一些音乐艺术活动，也确实可以减轻一些劳动者的负担。但墨子未把批评的矛头指向王公贵族利用音乐艺术加重了人民的负担上面，而是责怪音乐艺术本身，这就本末倒置了。照墨子的推论，王公大人们如果放弃他们对音乐艺术的享受，就会留出更多的时间来，把国家治理好，这是没有根据的。
由于墨子不懂得音乐艺术的价值和作用，不懂得音乐艺术的产生和创造是由于劳动和生活体验，所以他对音乐艺术的观点是片面的。他为了反对王公大人过分奢侈的生活，连老百姓正当的艺术生活也要一并取消，这未免因噎废食了。荀子曾说过：“墨子蔽于用而不知文”（《荀子·解蔽》），确实说中了墨子的片面性，即他只看到眼前的实利，而没有看到文化艺术对人民生活所起的巨大作用。
但是必须指出，墨子反对当时贵族奢侈腐化的享乐生活，指出他们的享乐是建筑在广大劳动者的饥寒痛苦之上的，这是正确的。墨子提出既然广大劳动者不能享受，那么贵族也不该享受。在这一意义上，墨子指出音乐艺术并不是不美，只是眼前迫切需要解决的是人民饥寒交迫的生计问题。他这种抗议，反映了人民的愿望，喊出了人民的不平的呼声。他对于王公大人的抨击，其进步性是应当得到肯定的。
墨子提出“非命”的主张，主要用意在于教人不要坐等命运的支配。“非命”说也反对儒家所宣称的“生死有命，富贵在天”的命定论。
墨子认为一个人富贵贫贱不是天生的，而是由于努力或不努力的结果；国家的治乱，不是命定的，而是君主努力或不努力的结果。所以墨子认为真正能够决定国家命运或个人命运的，是主观的“力”。在当时，在一定程度上，这种观点是值得肯定的。他首先指出，相信有命的说法是错误的：
执有命者之言曰：命富则富，命贫则贫；命众则众，命寡则寡；命治则治，命乱则乱；命寿则寿，命夭则夭。（《非命上》）
反对那些相信有命的人把一切后果完全归到命，自己则不负任何责任的做法。墨子说：
昔上世之穷民，贪于饮食，惰于从事，是以衣食之财不足，而饥寒冻馁之忧至。不知曰：我罢（“罢”读“疲”，无能的意思）不肖，从事不疾（“疾”是努力的意思），必曰：我命固且贫。
昔上世暴王，不忍其耳目之淫、心涂（心志）之辟（僻），不顺其亲戚，遂以亡失国家，倾覆社稷。不知曰：我罢不肖，为政不善，必曰：吾命固失之。（《非命上》）
从墨子的“非命”主张可以看出春秋末期的小生产者初步形成一种社会力量时，他们对自己的力量已有了一定认识，尽管这些认识是很模糊的。对于世界的起源和社会的构成，他们是不能理解的，因而他们把“上帝”和“鬼神”看做最后的决定力量，但在一定程度上，也开始认识了人类劳动所产生的巨大力量，因而他们认为国家的兴亡、个人的富贵贫贱不完全是命运的安排，而主要靠主观的努力。墨子说：
昔桀之所乱，汤治之；纣之所乱，武王治之。当此之时，世不渝（“渝”是变的意思）而民不易，上变政而民改俗。存乎桀、纣而天下乱，存乎汤、武而天下治。天下之治也，汤、武之力也；天下之乱也，桀、纣之罪也。若以此观之，夫安危治乱存乎上之为政也，则夫岂可谓有命哉？ （《非命下》）
这里墨子提出统治者的主观努力对天下的治乱起着决定作用，给那些命定论者以沉重打击。但是墨子的历史观和古代其他的哲学家一样，仍有很大的主观性。他把推动社会向前发展的力量，从不可知的“命”搬到少数天才的圣人手中。认为桀、纣可以乱天下，而“天下之治”也是“汤、武之力”。但是我们不能因此而抹杀墨子“非命”说在当时的进步意义。
墨子认为，不但天下的治乱系于治天下的王者的主观努力，个人的富贵贫贱也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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