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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评传-第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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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秀全与其信徒，既失意于科举，又出于独尊天主，反对一切偶像崇拜的信念，故无论是民间供奉的诸多神祇，还是士大夫信仰的孔夫子，在他们那里一概在排斥之列。孔子为历代读书人心目中的“至圣先师”，是传统“师道”的集中体现者，上自太学国子监，下至遍布各地的村塾、家塾，有老师与学生的地方，无不供奉孔夫子的牌位。洪秀全等人不敬孔子，甚至将他们所在学馆的孔子牌位除去，在学生家长们看来，这种惊世骇俗的举动无疑是离经叛道，为防孩子们学坏，自然不会再用这样的先生授读。于是，他们都失了业。道光二十四年春，迫于生计，洪、冯等人不得不远走他乡，一为谋生，一为偏远落后的地方远比开化地区更易于他们传教。
起初，他们选择了本省连山县八排、南江排等猺人聚居区，似乎怀有明确的政治目的。十多年前（道光十二年），八排猺曾经起事响应湖南江华、广西贺县的猺人起义，与官府对抗了八九个月，在广东是轰动一时的大事，当时的两广总督李瑞宾也因镇压不力被朝廷革职治罪，最后还是靠招抚才平息了叛乱。26其时，秀全已经20岁，对此事当能记忆犹新。猺人有对抗官府之传统，洪秀全既有造反之心，当然会选择他认为最有可能响应自己的地方。但到了那里之后他才发现，在言语不通的猺区，别说传教，连日常对话都难以沟通。27无奈之下，洪、冯改投已迁居到广西桂平府贵县赐谷村的外家王氏（即洪秀全母亲的娘家）。王家很欢迎亲戚们的到来，可并不富裕的家境，难以长期负担他们的食宿，于是洪秀全决定回乡另谋发展。当时其表侄王为正被人诬陷，羁押于县衙，王家托其代为营救。洪遂要冯云山等先行回粤，自己留下来帮王家打官司。洪代王家写的申辩诉状递上去不久，王为正即于中秋被释回家，王家人感于他的帮助，遂加入其新教。其间，他还写诗痛骂了当地人为一对殉情男女建造的神庙，引起了当地人的反对，于是在十月初离开王家，经桂平还乡。28
而先行一步的冯云山却并未回乡，他遇到了几个在紫荆山烧炭的旧相识，遂随之一同进山，起先为人打短工，后来在一富户曾玉珍家谋得一份塾师的职业。生活安定下来后，冯在烧炭工人中从事传教，孜孜不倦，几年下来，从教者甚多，连他居停的主人家也入了教。拜上帝教这才真正打开了局面，在扩大影响，发展信徒上，冯云山成就最大，洪秀全于此可说是因人成事者。洪回家后才知道冯云山并未返乡，也不知道他去了哪里，只得重操旧业，坐馆课徒以维持生活。闲暇时，他苦思冥想，进一步完善他的教义。两年内，他写了若干篇传教用的小册子，如《原道救世歌》、《原道醒世训》、《原道觉世训》等。其内容则摭拾一些基督教的皮毛，随意发挥而成，主旨无非是宣传天父上帝是唯一真神，反对上帝以外的一切偶像崇拜，而世人均是上帝之子，互为兄弟姊妹，拜上帝者升天堂，不拜上帝者下地狱之类。洪秀全此时并未读过《圣经》，更没有基督徒的基本训练，他的理论，全来自于对一本二手小册子（即《劝世良言》）的附会揣摩。29而且他偏好用韵语形式表述自己的思想，譬如：
手持三尺定山河，四海为家共饮和；擒尽妖邪投地网，收残奸宄落天罗。
东南西北敦皇极，日月星辰奏凯歌；虎啸龙吟光世界，太平一统乐如何。30
这些看上去像诗，不如说更像是顺口溜的东西，言辞鄙俚不堪，甚至不知所云。不知这是否是大病后遗症所造成的思维混乱所致，如此文笔修辞，也难怪他屡试不第了。
道光二十七年春，洪秀全与洪仁肮阒荩矫梦蠲拦窕峤淌柯扌⑷�31在此时，他们才真正读到了基督教的经典——旧约与新约，由此才对基督教之教理、内容、组织、仪式及所从事的活动有了初步的了解。两人寄宿于礼拜堂中一个月，因旅费告罄，告辞还乡。罗孝全负有传教任务，自然不会放过这个机会，他派两位教徒随之还乡，以考察其品行。不久，两人又偕秀全重回广州教堂，继续教理的研究，而洪仁蛞蝗ゲ环怠Ｕ獯危闳朴幸馐芟矗尤虢袒幔菟岛槲奘系闹只剖闲值芩始桑抵兴羰顾蚵扌⑷缶】焓┫床⒏陨畈固樾闳帕说溃幌蚵尢岢隽艘螅弈潦ξ蠡崴歉鎏袄剑∠蟠蠡担唤龅泵婢芫怂页俪俨挥枋┫矗牌朔⒄顾掏降南敕ā�32洪秀全讨了个没趣，又没钱维持城市生活，再待下去已没有意义，故于六月离开广州，再赴广西去找冯云山。其实，以秀全之个性及其对基督教的理解，他不可能做个安分守己的普通教徒，他的那套以天父次子自居和造反打江山的理念也不可能为正规教会所接受，分道扬镳是早晚的事情。
七月，洪秀全历经艰险，重返贵县赐谷村王家，得知冯云山在紫荆山传教，马上赶了过去，在黄泥冲曾玉珍家，见到了暌违两年的冯云山。洪秀全没有想到的是，两年多时间，这位表亲竟然使拜上帝在这一带成了气候。
紫荆山拜上帝之教徒未久即有逾二千之多，其数且日增。其中有卢某、卢六、曾亚顺、石达开、杨秀清、萧朝贵等等。萧妻名杨云娇，自丁酉年（道光十七年）间，彼曾患大病，卧床如死去，其灵魂升天，闻一老人对其言曰：“十年以后将有一人来自东方，教汝如何拜上帝，汝当真心顺从。”彼在女教徒中至为著名。当时各教友有成语云：“男学冯云山，女学杨云娇。”此时真理由紫荆山传出，传播甚远，及于广西数县地方，如象州、浔州（即桂平县）、郁州及平南、武宣、贵县、博白等等县属。有势力及有秀才举人之功名之人及其家族多人均入会。有势力者如韦正（即韦昌辉）及其多数族人，举人胡某带其徒一体加入。33
洪秀全此时一定大喜过望，他在曾家住了一个多月，每日与冯云山等一起会见那些当地的信徒，将他两年来研究教义的心得抄送给他们，发展更多的人入教。但他们也心生警惕，树大招风，拜上帝教的声势越来越大，必会引起官府的注意。因此，他们决定选择更为隐秘与险固的地点藏身。于是在九月初，从黄泥冲曾家转移至高坑冲卢六家居住。此时，洪秀全听说象州有座甘王庙，甚为当地人敬畏，于是率冯云山等人赶到那里，撕毁了州官所献的锦袍，题诗于壁，历数甘王十大罪状，捣毁了庙中供奉的偶像。“观者如堵，州官不敢与较。自是后，秀全名声传闻愈远，信徒愈众。”
此时，拜上帝活动虽然蓬勃发展，但其真实性质只有极少数骨干知晓，存在着公开与隐秘两种运作。据李秀成后来回忆，在公开场合，洪只是“劝世人敬拜上帝，劝人修善，云若世人肯敬拜上帝者，无灾无难；不敬拜上帝者，蛇虎伤人。敬上帝者不得拜别神，拜别神者有罪。故世人拜上帝之后，具（俱）不敢拜别神。为世民者具（俱）是怕死之人，云蛇虎咬人，何人不怕？故而从之”。而洪秀全之外，“所知事者，欲立国者，深远图为者，皆东王杨秀清、西王萧朝贵、南王冯云山、北王韦昌辉、翼王石达开、天官丞相秦日昌六人深知。除此六人之外，并未有人知到（道）天王欲立江山之事。”35但在当时，并无这些封号，洪秀全也尚未称王，远近信徒只知道有个天父派到人间来的洪先生而已。我们再来看其入教与祭拜仪式。
凡有人皈依教道而愿入会为教徒者，即施以洗礼，不问其预备或学道日期之长短也。洗礼仪式如下：在神台上置明灯二盏，清茶三杯，大概所以适于中国人之观感也。有一张忏悔状，上写明求洗礼者之姓名，至行礼时，由各人朗声诵读，乃以火焚化使达上帝神鉴。乃问求洗者“愿不拜邪神否？愿不行恶事否？愿恪守天条否？”各人悔罪立愿毕，即下跪。主任人于是由一大盆清水中取水一杯灌于每个受洗者顶上，且灌且喃：“洗净从前罪恶，除旧生新。”行礼毕，新教徒起立，将清茶饮了，并以盆中水自洗心胸，所以表示洗净内心也。彼等又常到河中自行沐浴，同时认罪祈祷求上帝赦宥。受洗礼之教徒即领受各种祈祷文，于早晚进膳时念之。……遇有喜庆日期，如婚姻、新年或丧葬之时，则以兽类作牲品献祭，祭毕，与祭者同食之。……祈祷时，教友共向一方下跪，均面朝阳光入室之处，众闭目，一人代众祈祷。36
显然，洪秀全把他在广州教堂中观察到的基督教洗礼及礼拜仪式，加以改造，制定了自己的仪轨。但他诱人敬拜上帝的说辞，可说是荒诞不经，幼稚可笑。如此荒诞之教义，何以竟能迷惑万千信徒呢？
这就不能不提及中国人实用主义的信仰观了。远古蒙昧时期之人，对自己所不了解的自然界抱有深深的敬畏，普遍持有万物有灵的观念。古代中国人也是如此，天地山川无不有神祇存在，整个社会中充斥着对天地神灵的迷信。这种状态到春秋末期开始有了变化，随着王纲解纽，礼崩乐坏，许多破落贵族流为庶族，而一直为贵族所垄断的知识，也经由他们传播到民间。伟大的儒学思想家、教育家孔子，最先倡导一种理性的、实用主义的认识论。所谓“子不语怪力乱神”，就是孔子理性主义态度的表现。及至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学说被长期尊奉为主流意识形态，遂在中国历史文化中造成了一种持久、深远的传统。即这个社会的精英阶层、知识阶层，以儒家之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人生追求，而宗教信仰则从属于个人的精神需求，不再能拥有往古的统治地位。一个士大夫阶层的人，可以学道，谈禅，甚至佞佛，可他的人生志向不在于此，而是理性主义、实用主义的“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是“致君尧舜，解民倒悬”的政治抱负，是显扬父母，光宗耀祖的实际追求。儒学颠覆了古代的信仰，将中国文化引入一条温和的理性主义、实用主义、保守主义的道路，中国文化史上没有出现基督教、佛教和伊斯兰教世界中政教合一的状态，而始终保持着一种世俗社会状态，原因主要在于此。
“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37精英阶层历来为开风气者，其所为必会影响到民间，因而其他社会阶层也形不成坚定的宗教信仰，而是对所有外来与本土的神祇，都抱有一种开放的、实用主义的态度。譬如山神、土地、灶王爷，上帝、阎罗、小鬼，三百六十行，行行有被奉为神灵的祖师爷，延及动物，鬼怪、狐仙、黄仙（黄鼠狼），乃至历史人物（如关公）、神话人物（如玉皇大帝、王母娘娘）与故去的死人，只要听说显灵，无论何方神圣，普通民众的心态是开放的，一概来者不拒。可其态度又是实用主义的。譬如人们最熟悉的灶王爷，传说是古炎帝的化身，主火；民间认为他每年腊月二十四日要升天，向天帝陈说人间善恶，所以都赶在这一天祭拜灶王爷，即所谓过小年。以为好吃好喝贿赂他老人家一回，他会在天帝面前为自己隐恶扬善，即所谓“上天言好事，下界保平安”是也。这种对待神祇的亦庄亦谐态度，在中国民间随处可见。再举一例，龙，是帝王之象征，崇高之至；可中国民间赛会及喜庆场合，无不舞龙，龙由天子之化身，一变而为芸芸众生嬉戏之对象。在用得着的时候，人们对神是虔敬的，所谓“祭神如神在”，但在平时，神大都被置诸脑后，直到下一个祭日的到来。此外，只要传说什么东西显了灵，为了趋利避害，中国老百姓都会为之建祠，以香火祭拜他，即所谓“淫祠”。闭塞落后、文教不兴的山区，尤容易发生这种事情。洪秀全在广西亲自参与捣毁的，即这种淫祠中的偶像。如赐谷村附近的六乌庙，供奉的就是一对殉情男女；象州的甘王庙，祭拜的是当地一个杀母的浪荡子，传说谁得罪了他，会肚子痛；武宣的九仙庙，也是这一类的淫祠。洪秀全敢砸偶像，又自称是自上帝身边下凡来拯救众生者，专能除灾免病教化世人，岂不是活神仙下凡，对百姓之诱惑力尤大。“是以一人传十，以十传百，百传千，千传万。数县之人，亦有从之者，亦有不从；或十家八家肯从，亦有读书明白之士子不从；从者具（俱）是农夫之家，寒苦之家。”38可见文化开放程度决定了人们对拜上帝的接受程度，从前洪在花县乡下传教，人们多视其为疯子，可在这山深林密的紫荆山中，闭塞愚昧为其提供了发展信徒的丰厚土壤。时至今日，在广大农村乡野地带，百姓为避祸攘灾而建的“山神庙”，仍然比比皆是。笔者在一中等城市市郊的亲戚处，曾亲眼目睹他们依照巫医指示，建造山神庙以祛除灾病的全过程。20世纪90年代兴盛一时的所谓祛病健身的几大气功门派，如法轮功、中功等，都是这类邪教的现代翻版。可见，国人祛除迷信，昌明科学的道路依旧漫长。
有了适宜的土壤，是成功的必要条件，但非充分条件。大清帝国的衰败腐朽，才是洪秀全等所以能够逞雄一时的最根本条件。大清在康雍乾三朝达到鼎盛，在接下来的嘉庆、道光两朝就走了下坡路。乾隆禅位伊始，鄂豫川陕就相继发生了白莲教之乱，朝廷以举国之力，足足用了九年才扑灭了这次动乱。而南方各省之天地会、北方之天理教与捻子都已开始露头。外患方面则有西北张格尔的叛乱，以及持续一年多的中英鸦片战争。连年不靖的内忧外患暴露了帝国体制与国力的衰落，这种衰落，不在于经济，而在于专制集权所导致的风气败坏，以及由此而致的吏治的腐败、政治的腐败。
满清以少数统治中国，除去以高度集权镇压汉人的反抗外，更多地采用怀柔政策羁縻汉人，如以大兴科举，轻徭薄赋，蠲免钱粮等种种手段收揽人心。康熙五十年，下诏永不加赋，后来又实行摊丁入亩，逢水旱灾年，朝廷除赈济平粜外，还会蠲免受灾地区的赋税。无论这些措施在执行上如何，平心而论，清廷主观上是想要减轻百姓负担，维持一个太平繁荣的局面的。但钳制言论，皇权独尊的体制必然会导致阿谀奉承，歌功颂德的风气盛行，“出一言而盈廷称圣，发一令而四海讴歌。”39为投上所好，官员们报喜不报忧，层层将问题掩盖起来，营造出一派歌舞升平的景象。对于当时的士习吏治，有冷眼旁观极清楚者。有个叫管同的人，是桐城姚鼐的弟子，他认为吏治之败坏，在于士风，因为官员都出自士大夫阶层，士风不正，官风自然难正。
今之士不外三等：上者为诗文，次者取科第，下者营货财。为诗文者，猎古人之辞华，而学圣贤无其志；取科第者，志一身之富贵，而尊主庇民，建功立业无其心；至若营货财，则轻者兼商，重者兼吏，甚者导争讼，事欺诈，挟制官府，武断乡曲，民之畏之若虎狼毒螯。历观史传以来，士习之衰，未有甚于今日者。
又曰：
国家承平百七十年矣，长吏之于民，不富不教，而听其饥寒，使其冤抑。天下幸无事，畏懦而隐忍，无敢先动者；一旦有变，则乐祸而或乘（机）以起。而议者皆曰：“必无是事。”彼无他，恐触忌讳而已。天下以忌讳而酿成今日之祸，而犹为是言。40
这段话揭示了嘉道以来，政治腐败的最根本表现——官吏的不作为。所谓“不富不教”，指的是孔子与弟子冉有之间关于人口问题的一段对话。冉有问人口多了怎么办？孔子答曰：富裕他们。冉有再问百姓富起来后又怎么办，孔子答曰：教化他们。41古代称府县两级为亲民之官，俗称父母官，这称呼隐含着一种责任，即为官者要向父母对待子女一样，为他们谋幸福。让他们致富，富裕之后则要施以教化，即所谓衣食足而知荣辱，仓廪实而知礼节。而官员一旦只知谋自身之私利，而置治下的百姓于不顾，任其饥寒交迫，自生自灭，甚至有冤屈者无处说理，这个社会底层的人民，势必与统治者离心离德，甚至巴不得通过一场大乱改变自己贫寒无助的地位，人心思乱；社会之不公发展到这个程度，政权也就危在旦夕了。而官员们仍会层层欺瞒，粉饰太平，甚至不承认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
下面我们举一些实际的例子，看小乱是如何酿成大乱的。朝廷之风气如此，地方上就更甚。丁忧在籍，曾在家乡帮办团练的龙启瑞42曾如此描述过道光末年的几位广西巡抚：“金田会匪，芽孽于道光十四五年。某（龙自称）做秀才时，已微知之。彼时巡抚某公，方日以游山赋诗饮酒为乐。继之者，犹不肯办盗。又继之者，则所谓窥时相意旨者是也。”43信中所言“巡抚某公”、“继之者”、“又继之者”，指的是自道光十六年至三十年出任广西巡抚的梁章钜、周之琦和郑祖琛，时相指的是当时的大学士、军机首辅穆彰阿。穆彰阿如前所述，是靠揣摩皇帝心思，先意承旨以保禄位的佞臣，那么郑祖琛既是同类之人，上行下效也就不奇怪了。而且这位巡抚佞佛，讲求慈悲心肠，所以报经他审结的案子，宁宽毋严，许多人犯轻易逃脱了惩罚。44上峰如此，各级官衙自然上行下效，而官府的宽纵，必然助长地方恶势力的气焰与扩张。而老百姓在难以得到官府保护的局面下，只有两条道路好走，一是屈服与依附于恶势力，以避免自家受害；一是在当地士绅阶层倡导下武装起来，建立团练，守望相助，保家卫乡。团练是官府可以依靠的力量，可它若为劣绅或恶势力控制，则会成为横霸一方，与官府相抗衡的独立王国。接替郑祖琛署理广西巡抚的周天爵，也曾在家书中论及广西民乱的成因：
其地土广，民惰且愚，客民寄食其地，良少莠多。莠者结土匪，而土匪资其凶焰以害土著之良。土著之良不堪其扰，且欲大逐客民，于是仇结互杀，而桀黠者乘间啸聚，以千计以万计者多矣，劫掠左右江千里之间。其始激于州县不为理其曲直，而民嗟怨，邪教乘民怨抑而蛊惑招诱，以俗好鬼，设为鬼神之说。而大吏郑祖琛又笃信佛教，以不杀一人为功德。于是一省鼎沸，鱼烂日馁。盖自丁未（道光二十七年）至今，无月不损兵折将，而俱为讳饰之。……而李石梧继之。其为人力袒梦白（即郑祖琛，梦白是其字），一切查问失事之人，皆出其手，于是一省之贪劣皆喜，一省之士民皆惧，而我成一赘疣，而反冒巡抚之名。45
所以到了道光末季，地方官员的姑息养奸，导致广西各类非政府组织与武装蜂起。“窜扰无定，击散复聚”者，为流贼；“招纳亡命负隅抗拒”者，为土贼；“创立堂号，阳若乡团，而阴为贼盗”者，为堂匪；46此外还有天地会等会党、横行于江河水道劫掠财物的“艇贼”；等等。总的可以归纳为三大势力：团练、土匪与会党。拜上帝会亦可以归入会党一类，不同的是，它以宗教迷信作为信仰基础，更具邪教色彩。
清代在南方各省流传最广的会党要数天地会。其创立时间为乾隆二十六年，创始人是福建漳浦（清代为云霄县）高溪的僧人，俗名郑开，僧名万提喜，又号洪二和尚。47会党对百姓的吸引力在于，“入会之后，遇事互相帮助，免人欺凌，在家可保身家性命，出外可得同会照应。”48这对于社会上的弱势群体尤其具有吸引力，官府既然不能除暴安良，给人民一个安居乐业的环境，百姓为了自保，必然会寻求有组织的保护。会党的创立者的目的则大不相同，这些人多是些野心家与勇敢分子，其中，借机敛财者有之，愚弄会众自我神化者有之，聚众生事、作奸犯科者亦有之，会党往往成为他们追求财富、地位与权势的工具，其下流者，往往凭借会党的力量，从事偷盗、抢劫、走私、窝娼聚赌、绑票勒赎等违法勾当，堕落成为社会中的黑恶势力。“许多秘密社会的首领，虽然在教内、会内拥有很大的权威和大量的财富。但是，他们在社会上却没有地位，平日，只能作为一名普通的平民百姓。所以，当秘密社会组织逐渐发展，其势力日益壮大后，首领们便不再满足于平民百姓的地位，而希望跻身于上层社会，有的甚至萌发了登基称帝的野心。他们往往利用手下教徒、会众的虔诚与无知，蒙蔽他们去为实现自己的政治野心而卖命。许多教首、会首在农村的小土屋里登基称帝，大封‘文武百官’与‘三宫六院’。为此，使大批教徒、会众付出了血的代价。”49譬如天地会的创始人万提喜，就是个想做皇帝的野心家。
秦宝琦先生对秘密会党首领的归纳，也十分切合拜上帝会的实际。它起初也行事诡秘，在拜上帝、反偶像的活动后面，其真实的政治意图——造反打天下是密而不宣的；它也同样通过各种方式向会众敛财；它以禁欲主义约束会众，其领袖却广置妾媵以满足自身的淫欲。还在金田大山中时，据被清军俘获的拜上帝教徒的招供，会首们（当时洪杨等尚未建号称王，故被会众称为“头子”）“俱着黄衣，每人妻妾三十六口，出门打黄伞执事，夜间设有更役巡查。”
嘉道以降，天地会已发展成为一个组织严密，拥有丰富复杂的仪式与暗号系统，分支遍及中南各省的黑社会组织，成为社会动乱的渊薮。广西的天地会组织，多由客家人建立传播，它的可怕之处即在于，任何一个天地会党徒，都可以凭借其独有的仪式与暗语，在其居留处发展新成员，建立分支，如同癌组织，在整个肌体中随机转移，四处繁殖。
广西之乱，起于道光二十七年湖南新宁会党雷再浩之乱及继之而起的李沅发之乱。新宁密迩广西，故得到广西各地会党的响应，战火在湘桂边界蔓延了数年。会党之乱甫平，匪患又起，而当地的土客之争进一步加剧了动乱的形势，后来竟发展到邀集土匪参与土客族群械斗，数年之间，处处烽烟，官府穷于应付。大批客家人为求自保，纷纷加入拜上帝会，当时官府的注意力在会党、土匪身上，故其活动起初并未引起重视，拜上帝会遂得以在动乱中悄然发展。即使有当地的士绅向官府举报，也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
第一次冲突发生于道光二十七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桂平县生员王作新“以冯云山等迷惑乡民，结盟拜会，践踏社稷神明”，率本地团练抓了冯，交保正押解赴官，途中为拜上帝会成员曾亚孙、卢六等聚众抢回。十二月，王作新等具状呈控于县，却遭知县王烈的批驳，不予受理。王作新遂于当月十二日再捕冯云山、洪秀全、曾玉珍、卢六，转送大黄江巡检司，由巡检司押送冯、卢赴县，洪秀全、曾玉珍被释。这一次，王作新提供了证据——传教的妖书，说他们“阳为拜教，阴谋图叛”。51据说王还向县官行了贿，冯、卢遂被收监羁押，而卢六不久瘐死狱中。洪秀全记起两广总督耆英曾奏准许可中国人信仰及传播基督教，于是返回广东，打算向总督衙门申诉，请求释放因信教而入狱的冯、卢二人。不巧的是，他赶到广州时，耆英已于十日前离任赴京了。52这期间，拜上帝会亦积极开展营救，除筹集数百串钱用以运动官府外，还向浔州府上诉呈递了该会十诫文书，以证明其为信教劝善之组织。而王作新等亦向府台衙门呈控，知府顾元恺将案子批回县里重审，新任县令贾柱遂以无业游荡为名，将冯云山递解回原籍管束。冯云山在递解途中，说动了两名解差，不仅释放了他，而且跟随他赴紫荆山入伙。回去后，冯得知洪秀全为营救他去了广东，于是也匆匆赶往广东，其时洪已自广东折回，两人于途中错过。洪秀全回到紫荆山，得知冯云山获释后赶去广东找他，于是再返花县与冯会合。适值洪父去世，洪居丧至来年五月，两人才相偕返回广西。这一去一来，两人足足有一年半时间未能主持会务，群龙无首，人心动摇之际，紫荆山发生了许多怪事，有两位骨干乘时崛起，成为拜上帝会的中流砥柱。
杨秀清（1823～1856），也是从广东花县迁徙到广西的客家人，“生长深山之中，五岁失怙，九岁失恃，伶仃孤苦，困厄难堪。”53又据地方志记载，杨为人“夙有异志，贫甚，以烧炭为生，而庐中常款接侠徒，以卖炭钱负竹筒入市沽酒，归而飨客。道上，时引声而浩歌，有掉臂天门之慨。……秀清性机警，喜用权智，自谓梦中能知未来事。一日语人曰：‘吾昨梦见某地有金。’闻者如言往，果得金，惊为神异，其实秀清预藏也。又尝诇人阴私，摘发之，自云从梦中窥见，其谲如此。”54如果志书所言不虚，则杨从一开始就应该对洪秀全所谓梦游天堂，受命下凡传教之事心知肚明，拜上帝的作用在于诳骗百姓，为己所用。之所以这么说，因为杨本人也是个中高手，唯惜他见不及此，落了后手，教主与创始人的地位已被洪、冯占据，他只能隐忍一时，伺机而动。
而危机同时也就是机会，秀全二月末赴广东，十日之后，“天父皇上帝”便忽然下凡，托体于杨秀清。据说附体时杨的表现是一下子成了聋哑人，近两个月内不能言语，此后便能源源不断地传达上帝的旨意。据太平天国后来的官书《天情道理书》记载，天父下凡的原因是，世人不听天王（指洪秀全）的话，仍不知敬拜天父，叛逆天父（似指王秀才向官府控告拜上帝会为邪教一事），天父本拟大降瘟疫以惩罚世人，可一念慈悲，不忍凡间人民遭难，“故特差东王下凡，代世人赎之。东王赎病之时，寝不安枕，食不甘味，不辞劳瘁，艰苦备尝，甚至口哑耳聋，以一己之身，赎众人之病，以一身之苦，代世人之命，总欲救得天下万郭人民永远得生。故我兄弟姊妹，今日之救得生，得享天福者，皆赖东王赎病之大功劳也。当其时真道兄弟姊妹多被妖人恐吓，若非天父下凡，教导作主，恐伊等心无定见，安得不忘却真道，差入鬼路乎？”55后来太平天国专门将天父初次下凡的三月三日，定为“爷降节”，可见这次天父附体，对于稳固危机中的会众之重要性。
无独有偶，另一个有心人不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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