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评传-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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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生，自李文安“始以科甲奋起，遂为庐郡望族”。李国杰编：《合肥李氏三世遗集》，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台北）影印版，第543页。
139李鸿章：《二十自述》，《李鸿章全集》第九册，海南出版社1997年9月版，第4790页。
140帅远燡（1820～1860），字仲谦，又字逸斋，号蕴辉，湖北黄梅县人。道光二十七年进士，选庶吉士，散馆授编修。后以候补道在江西筹饷，死于同太平军的战事。
141陈鼐，字作梅，号竹湄，道光二十七年进士，后官至直隶清河道。
142《曾国藩全集·书信一》，岳麓书社版，第315页。
143李鸿章：《曾文正公神道碑文》，《合肥李氏三世遗集》，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台北）版，第763页。
144参见刘学照：《李鸿章家书辨伪》，《历史研究》1996年第2期。
145李元度：《天岳山馆文钞》，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台北）版，第345页。
146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下册），商务印书馆版，第656页。又参见曾国藩：《罗忠节公神道碑铭》，《曾国藩全集·诗文》，岳麓书社版，第305页。

　
147郭嵩焘：《罗忠节公墓志铭》，《郭嵩焘诗文集》，岳麓书社版，第388页。
148同注146，第656、658页。
149参见罗正钧、王诗正编《王壮武公年谱》卷一，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台北）影印版。
150《曾国藩全集·家书一》，岳麓书社版，第71页。
151上述引语，分别见于《曾氏三代家书》，岳麓书社版，第155、162、167页。
152参见《曾国藩全集·书信一》，岳麓书社版，第61页。
153“我出京时将一切家事面托毛寄云年伯，均蒙慨许。此时遭此大变，尔往叩求寄云年伯筹划一切，必能俯允。”“京寓所欠之账，……可求寄云年伯及黎、黄、王、袁诸君内择其尤相熟者，前往为我展缓。……外间若有奠金来者，我当概存寄云、午桥两处。”曾国藩：《谕纪泽》，《曾国藩全集·家书一》，岳麓书社版，第231~232页。
154李元度：《与孙琴西方伯书》，《天岳山馆文钞》卷三十六，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台北）影印版，第2139页。
155上述引语，均见之于朱孔彰：《中兴将帅别传》卷二十五中，岳麓书社版1989年1月版，第284页。
156黎庶昌：《莫征君别传》，《拙尊园丛稿》卷四，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台北）影印本，第310页。
157苍，三苍；雅，尔雅。均为有关文字名物训诂的古书。六艺，即儒家六经。
158同注154，第310页。
159《曾国藩全集·家书一》，岳麓书社版，第57页。
160《曾国藩全集·奏稿一》，岳麓出版社1987年4月版，第24页。
161同上，第25页。
162同上，第26页。
163同上，第27页。
164同上，第27页。
165徐凌霄、徐一士：《曾胡谭荟》，山西古籍出版社版，第24页。
166黎庶昌：《曾国藩年谱》，岳麓书社版，第17~18页。
167徐凌霄、徐一士：《曾胡谭荟》，山西古籍出版社版，第25页。
168曹振镛（1754～1835），字俪笙，安徽歙县人。乾隆四十六年进士，选庶吉士，散馆授编修，累迁侍讲、侍读学士，詹事府少詹事、内阁学士、工部、吏部侍郎、尚书，翰林院掌院学士、大学士、军机大臣诸职。
169潘世恩，字芝轩，江苏吴县人。乾隆五十八年一甲一名进士，授修撰，后官至大学士、军机大臣，参见《清史稿》本传。
170疲疲�，老朽疲沓。
171罗尔纲、王庆成主编：《中国近代史料丛刊续编·太平天国》（第七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6月版，第143页。
172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下册），商务印书馆1997年8月版，第618~619页。
173黎庶昌：《曾国藩年谱》，岳麓书社版，第13页。
174《曾国藩全集·家书一》，岳麓书社版，第197页。
175参见《清史稿·列传一百五十》穆彰阿本传。
176同上。
177同上。
178《曾国藩全集·书信一》，岳麓书社版，第76页。　
179《曾国藩全集·家书一》，岳麓书社版，第212页。
180赵蕤：《长短经·臣行》。
181《曾国藩全集·家书一》，岳麓书社版，第227~228页。
182《曾国藩全集·书信一》，岳麓书社版，第80页。　


治乱世的前提是除暴安良，这是曾国藩一贯的理念。所谓积玩之后，振之以猛；但愿良民有安生之日，即身得残忍严酷之名亦不敢辞……曾国藩的严酷，为他博得了“曾剃头”的绰号，但也稳住了湖南的局面。
曾国藩于七月二十五日在安徽太和县小池驿闻讣，二十八日即赶到九江，准备雇船溯江而上，走水路返乡。在九江，他收到江西方面的奠银千两，救了他的急。三十日起航，却遇到了顶头风，到湖北黄州三百里的水路，足足用了十一天。于是改走旱路，八月十二日抵达省城武昌，“始知湖南消息。长沙被围危急，道路梗阻，行旅不通，不胜悲痛焦灼之至。”1尽管如此，他还是决定尽快返乡。十四日自武昌启程，十八日到岳州，之后绕道湘阴、宁乡，终于在八月二十三日回到了湘乡的老家。
到家当日，“在腰里新屋痛哭吾母。二十五日至白杨坪老屋，敬谒吾祖星冈公坟墓。”2其时，长沙攻防战已经开始，就在他到家的前一日，太平天国的西王萧朝贵，在扑击长沙南门的作战中中炮受伤。太平军如跑荒的野火，席卷湖湘，所过之处，不可向迩。好在湘乡不是太平军进军的必经之路，躲过了这一劫。俗话说小乱住城，大乱住乡，国藩回到乡下，反倒多了几分安全感。在给滞留京城家人的信中，可以看出他颇为自信：“我曾家人人皆习武艺，外姓亦多善打者，土匪决可无虞。粤匪之氛虽恶，我境僻处万山之中，不当孔道，亦断不受其蹂躏。”3对于地方官绅请他出山主持湘乡的团练，他态度消极：“始克释缟素而更墨纟志（黑色丧服。古代礼制：在家守制应服白色丧服，夺情出征则服黑），若遽趋县城，既不可以缟素而入公门，又岂可竟更墨纟志，显干大戾。”4但出于保卫桑梓的道义，他答应参与，但也仅止于参与末议而已。
九十月间，太平军数次穴地攻长沙城不克，粮秣给养渐渐匮乏，遂于十月十九日撤围北上。太平军在益阳一带掳获了数千只民船，于是泛舟直下岳州，清军不战弃守，太平军遂由水旱两路进入湖北，并于十二月四日攻克武昌。湖北巡抚常大淳、提督双福、布政使梁星源等大批军政官员死难。由于战场转移，湖南一下子松快了许多。但曾国藩却在这个当口，接到了皇帝下达给他的新任务。咸丰二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军机处寄发给当时的湖南巡抚张亮基一道上谕：“前任丁忧侍郎曾国藩，隶籍湘乡，闻其在籍，其于湖南地方人情自必熟悉，着该抚传旨，令其帮同办理本省团练乡民、搜查土匪诸事务。伊必尽力，不负委任。”5曾国藩接到张亮基发来的咨文，已经在半个月后，当即准备上疏推辞。国难当头，朝廷急需用人之际，他为何如此呢？这就不能不由儒家的孝道说起了。
孝道，是中国传统社会中一种基本的社会伦理准则，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就是所谓养生送死。在儒家看来，父母之丧是大丧，得知父母亡故的消息，儿子们无论在哪里，无论在做什么，都要马上放下手里的事情，赶回家中治丧，也就是所谓“丁忧”。这个传统，现代中国人已经不甚了了，而在本书中还会不断碰到这个问题，所以有必要在这里向今天的读者略作交代。

　
父母亡故是大丧，在依亲疏远近而划分的五等服制中属于最高一等，称作斩衰。衰音催，指孝服的下摆。传统中国人为死去的亲人服丧，要披麻戴孝，斩衰，指的就是用粗麻布缝制的、下摆不锁边的孝服，以此标示哀伤的程度与服丧的等级，丧服越粗砺，丧制的等级越高。传统的中国是一个男权社会，若母亲死在父亲后面，则母亲也可以享有这最高等级的丧制。若母亲死时，父亲尚在人世，为了凸显父权的尊严，母丧会减等为齐衰。斩衰按传统要服丧三年，服丧的实际时间是二十五或二十七个月，分为三期。周年之祭称为小祥，二周年之祭称为大祥，大祥过后不久为禫（音淡），淡然而平安的意思，三年之丧到这里便结束了，丧服也可以脱掉了。齐衰（音资催）指的是锁了边的麻布丧服，标志次一等的服制，服丧的时间也会缩短为一年。所以，父在为母服丧，又称为期年之丧。在丁忧守制期间，服丧者应“不听乐，不婚嫁，不赴举（不参加科举考试），不服官（不任官职），此所谓心丧，固万世不可改矣”。6
作为躬行实践的儒者，曾国藩于孝道看得很重，更何况对一别十二年，临死也未能见上一面的母亲，他心存愧疚。母亲下葬不过数月，热孝期间出山做事，既违背礼制，也有违孝道，他是绝不愿意的。
还有个很重要的原因。咸丰元年，曾国藩的好友江忠源丁母忧回籍守制，恰逢朝廷派任大学士赛尚阿赴广西督师，“湘阴左宗植方官内阁中书，素悉公（即江忠源），为言于大学士祁寯藻：江某可倚以办贼。祁公荐之。赛尚阿公遂奏调军前差遣。”7曾国藩得知这个消息，很不以为然，曾去信责之以大节，劝江不要轻易出山。8进退出处，为朋友谋如此；现在轮到他，若尊朝命夺情出山，自己岂不成了口是心非的小人了吗？故在得知武汉失守的消息后，曾守制之心仍未动摇。在接到张亮基咨文两日后（十二月十五日），他上折辞谢，并准备将折稿寄给留在京师照看其家小的妻舅欧阳秉铨，要他将自己的意思晓喻在京师做官的朋友们，如袁甲三、毛鸿宾、黎吉云、邵懿辰、李鸿章、吕贤基等人，要他们不要向朝廷举荐他出来做事，陷他于不孝。9奏疏与书信写就，正待发出，郭嵩焘的到来与父亲竹亭公的训诫，却使他一改初衷，墨纟志从戎了。
曾文正公典试江西，奉太夫人讳南归。时贼方围长沙，文正公旋奉旨帮办团练。解围后，嵩焘驰弔文正公家。至湘乡县城，朱石翘（孙诒）方为县宰，为（我）发官（轿）伕两班，凡百二十里，用夜半抵文正公宅。则已具疏力辞，并缄致张石卿（即张亮基，石卿为其字）中丞，力陈不能出之义，专使赴省，束装将行矣。嵩焘力止之，不可。乃以力保桑梓之谊言之太翁（即曾父竹亭公），召语文正公，以嵩焘之言为正。（文正）即时收回所具疏，定计赴省。10
十二月十七日，曾国藩起行赴省，于二十一日抵达长沙，从此开始了他的军旅生涯。此时在长沙，张亮基而外，尚有江忠源、左宗棠（时任张氏幕府）、罗泽南、王錱、刘蓉、郭嵩焘、郭崑焘等，旧雨新知，汇聚一堂，都是些志趣相投、谈得来的朋友。所以初到长沙的曾国藩，心情畅快，觉得很可以做一番事业，故家信中有“张抚台至明快，勇于任事，乡绅亦多信吾之言，或可办理得宜”11的乐观情绪。但转过年来，就收到朝廷派任张亮基收拾湖北残局的旨令。正月十一日，张亮基赴湖广总督任，江忠源所部随往，国藩的顺心日子只过了二十天就结束了。
　
曾国藩墨纟志出山，后半生大半时间都陷于与太平军的苦斗之中，所以，笔者有必要为读者补叙一下曾国藩的对手——太平天国及其领袖洪秀全，对其来龙去脉做一个扼要的介绍。笔者所选用的史料，主要是瑞典籍传教士韩山文（原名TheodoreHamburg，音译为：西奥多·汉伯格）所著《太平天国起义记》（原名为：《洪秀全之异梦及广西乱事之始原》，译者简又文改为《起义记》）。这部小册子中讲述的，多是洪秀全的从弟、后任太平天国干王的洪仁�亲历亲闻的事情。洪秀全金田起事后，他为了逃避清军的缉捕，逃往香港，匿居于韩山文处，此书即韩根据他的亲口讲述记录下来的。是书1854年出版于香港，距金田起义爆发不过四年，距太平天国建都于南京不过一年，时间既早，又出自当事人口述，既权威又可靠。据译者兼著名太平天国史专家简又文先生称：“历来欧美人士之研究太平天国者，咸以为此书为最真确可靠之史料。尝考吾国官书或私人著作关于洪秀全身世及太平军初期历史之种种记载，其详实可靠，无能出其右者。”12
再一种可信史料则是张德坚所编纂的《贼情汇纂》。张德坚原是湖北巡抚衙门的一名巡捕，出于职业敏感，每每将有关太平军的资料详细记载，汇编成册以供当时的军政上司参考。但上司们于此多不甚措意，直到遇到曾国藩，才真正受到重视。曾国藩将缴获的太平军大批文书与他的资料比对后，发现其资料相当准确，遂给以薪资和经费，于武昌设立采编所，搜集整理太平军方面的情报。以张德坚为总纂，集中了一批有志于此的书生从事这件事，其中多数人曾与太平军有过实际接触。太平军再陷武昌后，这批人转移至长沙。从咸丰三年至六年，他们通过审讯俘虏，询问被裹胁后逃脱的民众与太平军活动地区的百姓，分析缴获的大量敌方文献，编辑整理出了这部几十万字的情报总汇，详细记录了太平天国的领袖、将领、人员构成、官制、军制、宗教礼仪、文书制度、给养来源与行军作战方式等系统资料。由于是供给湘军作战的情报，所以与一般炫耀武功、贬低诬蔑敌手的清方官书不同，其可信程度极高。简又文先生称之为“清军官书中之最有科学精神及科学方法者”。13可惜此书资料截止于天京事变之前，缺少太平天国中后期史料。
另一部可资凭信的史料就是著名近代史大家郭廷以先生的《太平天国史事日志》，郭先生广搜史料，选材精当，参订互证，钩玄提要，为太平天国作了一部日志体的长编纪事，极大地方便了学者的研究工作，嘉惠学林，功莫大哉。罗家伦先生称此书是“研究太平天国的第一部大书，是将来写太平天国信史不可少的一部根据书”。14简又文亦称其书为“极便利极有用之研究工具书”，甚至以之为可以直接引用的“权威之作”。15
再有就是太平军后期主帅李秀成及其他诸王被俘后的供辞，这些人都是太平天国运动的参与者与领导者，所言为第一手史料。再就是敌对双方大量文献档案、战争亲历者的各种笔记、回忆等等，辅之以后人较为严肃之著作。总之，以当事人之言证当时之事，尽可能揭示人物与事件的真实面貌，是本书撰写之宗旨，故无论于曾国藩方面，还是太平军方面，都要以第一手材料说话立论，这是笔者采撷史料的基本原则。
　
接下来介绍曾国藩与大清国的对头、太平天国的天王洪秀全其人。洪秀全（1814～1864），原名洪仁坤，小名火秀，秀全是其“得道”后的自号。“全”字拆分后为“人王”，加上他小名中的“秀”字，合为新名，寓天命在身之义。洪氏是宋代自中原迁居于广东的客家人，洪父名洪镜扬，世业农，居于广东花县的官禄村，与元配王氏，继配李氏共生有三子二女。长子洪仁发、次子洪仁达，长女名洪辛英，季子便是洪仁坤（秀全），行四。次女名洪宣娇，即后来嫁给西王萧朝贵者。一说洪秀全为李氏所生，与两兄为异母兄弟。16洪父在当地声望甚高，是村中长老，洪秀全幼时，则“品行躁暴易怒，且好自尊自大。每与群儿嬉戏，必以领袖自居发号施令，莫敢不遵。稍有拂逆其意者，辄挥拳击之，以故全村儿童均甚畏其严厉之性。”17
洪火秀7岁开蒙，入村塾读书，据说五六年间，已能熟诵四书五经。自13岁起，开始应童子试，据说县试时成绩不错，唯独过不了府试这一关。这期间发生过一件事，后来对他的人生道路产生了极大之影响。道光十六年春，他在广州（花县隶于广州府）参加府试时，曾遇到过两个在路边传教之人，其中一个名梁发（又名梁阿发）者，塞给他一本宣传基督教的小册子《劝世良言》，他当时一心扑在科举上，略微翻阅便置诸脑后了。
道光十七年、二十三年再试，又都名落孙山。屡试屡挫，洪秀全从13岁考到31岁，一生中最好的时光虚耗殆尽，却仍未能获取秀才的功名，他也由此步入了老童生行列。应试而外，洪火秀所能做的就是坐馆当塾师，挣些糊口之资。以他自幼争强好胜的个性，屡试不售，肯定对其精神与自尊是重大的打击。在道光十七年那次失败后，急火攻心的他，病倒了。他的病，从幻视幻听、狂躁不安与谵语等症状看，应该是中医所说的癫狂，即因情志郁结而导致的神思错乱。
在此卧病期间，彼连续入奇梦，见异象多次。最初，见多人对彼欢迎招致。初以为此乃死亡之征兆，于是召其父母及家人等至病榻前而告知曰：“我的日子短了，我命不久了。父母啊！我不能报答大恩，不能一举成名以显扬父母了。”其时彼之长兄二人扶其坐于榻上，秀全言毕即闭目，全身无气力，不能自主。在场各人均以其不久即去世，两兄乃安放彼于床上。秀全一时间竟失去知觉，不知身外各人言动如何，五官失去作用，其身宛如死人。但其灵魂似为一种特别能力所附丽，以故彼不特有一种奇异的经验，而且事后尚可记忆清楚。
其始，当秀全闭目时，忽见一龙一虎一鸡走入室内。未几又见有多人奏乐近前，共舁（音与，抬）一美丽肩舆至，并请其乘坐，乃共舁之而去。秀全骤受此荣宠不胜惊异，不知如何是好。
彼等未几即到一华丽而光明之地。两旁聚集有无数高贵的男女敬礼而欢迎秀全。下轿后，有一老妇导其至一河边，谓之曰：“污秽的人啊！何以自暴自弃与那些人亲近，以致惹得满身肮脏呢？如今我必得要把你洗净了。”洗毕。秀全进一大宫殿，同行者有一班年高德劭之人，其中有许多古先圣贤。在宫中，彼等以刀剖开秀全之身，取出心肝五脏，而另以鲜红簇新者放入，伤口即时复合，全无痂痕可见。
　
宫内四壁均有木牌，上刻劝善教德之言，秀全一一读之。彼等旋复进一大殿，其美丽与华贵，不可言喻。上有一老人，披金发，衣皂袍，巍然坐于最高之宝座上。一覩秀全，老人即双目流泪云：“世界人类皆我所生，我所养。人食我粮，服我衣，但无一人具有心肝来纪念我和尊敬我，其尤恶者则以我之所赐品物去拜事鬼魔。人有意忤逆我而令我恼怒，你勿要效法他们。”言毕，老人即授秀全宝剑一柄，用以铲除魔鬼，但令其慎勿妄杀兄弟姊妹；又给印绶一个，用以治服邪神；再赐以金黄色的美果一枚，秀全食之，其味甜美。秀全既受此帝皇的徽讠志，即时开始劝告同在各人敬拜高坐宝座之老人。有人听罢即回答云：“我们对老人确未尽本份了。”另有人说：“为什么要尊敬他呢？我们且与朋友们饮酒寻乐罢。”秀全见各人心肠如此冷硬，乃继续劝导，以致下泪。老人复对彼言：“奋勇放胆去干着工作啊！如遇有种种困难，我必扶助你。”言竟未久，老人即转向座中年长有德之辈言：“秀全真堪任此职。”随即带引秀全出殿，命其自上俯视云：“看看世上的人啊！都是心邪行乖的。”秀全俯览全世，芸芸众生，一切苦痛与罪孽，皆现目前，其情状之恶劣，眼不忍睹，口不忍言。秀全神游既醒，仍受奇梦之影响，自觉头发直竖。忽然间，怒从心起，自忘身体软弱，穿衣起床，走出卧室，诣其父处，鞠躬长揖云：“天上至尊的老人，已令全世之人归向我了，世间万宝皆归我有的了。”其父见其自卧室出来，又闻其言如此，以喜以惧，不知如何是好。
秀全连续卧病四十日。在异象中又常见一中年人，秀全呼之曰长兄。此人教其如何勖作（勉力工作），并带其遨游遐迩以追寻邪神，并扶助其杀死及灭除之。秀全又闻皂袍之老人斥责孔子，谓其于经书中不曾清楚发挥真理。孔子似自愧而自认其罪。
秀全病时，神游四方，常在其室内走动跳跃，或如兵士战斗状，常大声疾呼：“铲妖，铲妖，铲呀！铲呀！这里有一只，那里有一只，没有一只可以当我的宝剑一斫的。”其父甚以其病状为可虑，以为其咎乃在于堪舆师（风水先生）误择不吉利的坟地以葬其先人所致也。于是延请巫道法师回家作法逐鬼。但秀全言：“这些妖魔怎能反对我呢？我必要杀死他们！多多妖魔都不能反抗我。”在幻想中，彼追赶鬼妖。鬼妖形影似是变化无穷，有时如飞鸟，有时如猛狮。为操必胜之权计，彼每操老人所赐之印绶以抵挡之。一见此印，妖魔即尽行飞遁，彼之幻想又觉追奔逐北直至天涯海角，所到之处必与群妖战而无不毁灭之。每有成功，即便欢笑曰：“他们挡不住我。”
彼又常常自唱旧歌一段，其辞云：“有德青年浪游河海，救其朋友杀其仇人。”劝告人之时，彼辄涕泪而言：“你们没有心肝敬拜父老，你们同妖魔交相好。真的，真的，你们没有心肝，没有良心。”秀全之两兄，更常紧闭其室门而严密防守，免其逸出屋外。及其战斗跳动，唱歌，教人至疲困之时，则复卧床上。俟彼入睡时，多人乃来看视之，未几全邑人皆知其为疯子。彼常自言已被封为中国之皇帝。人有称之为皇帝者则色然喜。但如有人呼其为疯子者，彼则笑而答云：“你才是真的疯狂了，还叫我疯子吗？”凡品行不端之人来看彼者，彼均申斥之，并呼之为鬼魔。彼镇日惟唱歌、教人、斥责，均诚恳之至。在卧病中彼作了一首诗，原文曰：
　
手握乾坤杀伐权，斩邪留正解民悬；眼过西北江山外，声震东南日月边。展爪似嫌云路小，腾身何怕汉程偏，风雷鼓舞三千浪，易象飞龙定在天。
……秀全之亲属以其病状请教于几位医生，医生开方投药以治之，但均无效。一日，其父发现有一小纸塞在门柱之缝隙中，纸上有朱色字云：“天王大道君王全。”彼持此纸遍示家人，均不解此七字之意义。自此之后，秀全身体即日渐康健。许多友人及亲戚等均来探视之，欲亲聆其自述卧病时之经验。秀全将所记得之特殊梦境一一为之详述，毫不隐匿。亲友等只能答，全事真是奇异，但其时人皆以为并非实际经验也。18
其时，洪秀全对基督教的认识，连皮毛都谈不上。是一个偶然的机缘，使他认真研读了那本宣传基督教的小册子《劝世良言》。1843年，病愈后的洪秀全到莲花村的亲戚李家坐馆，其中表兄弟李某偶然在他的书笥中发现了此书，借去一阅，还书时称此书内容奇特，大异于中国经书。“秀全乃潜心读之，遂大觉大悟，于此书中寻得解释其六年前病中梦兆之关键，觉书中所言与其梦中所见所闻相符之处甚多。此时彼乃明白高坐宝座之至尊的老人而为人人所当敬拜者非他，即天父上帝是也；而彼中年人而教彼助彼诛灭妖魔者，即救主耶稣是也。妖魔即偶像，而兄弟姊妹即世间人类也。有此觉悟，秀全如梦才醒，彼觉已获得上天堂之真路，以及永生快乐之希望，甚为欢喜。”19于是，洪秀全与那个李某，依照小册子所言，自行洗礼，皈依上帝，成为最初拜上帝教之信徒。莲花村村塾散馆后，洪氏回到家，即开始在亲戚中宣传其新的宗教觉悟，最先被发展入教的两人，一为其表弟冯云山，一为其从弟洪仁�。
曾有很长时期，洪秀全被列入近代中国向西方寻求真理的先驱人物，是不是这样呢？读者看了上述史料，不难自己做出判断。科举制度下面，能够脱颖而出，置身于仕途者终究是少数，多数落第者大都以教书坐馆度过一生，这在过去是件很寻常的事情。譬如曾国藩之父赴考十七次才考上秀才；又如与洪秀全同县的骆秉章，也是40岁上，才考中进士；之前都与洪一样是坐馆为生的老童生。洪秀全自幼便有领袖欲，向往做人上人，不过四次府试不售，竟积郁成疾，只能说明其志大才疏，个性敏感脆弱。至于他将其疯癫时的梦境，附会于基督教义，搞出一个非驴非马的拜上帝教，怕也绝不能看做是寻求到了什么真理。
历史上，小知识分子因抱负不伸，积郁成恨，一变而为反社会分子者屡见不鲜。如唐末之黄巢，家世贩私盐，富于赀。“巢善骑射，喜任侠，粗涉书传，屡举进士不第，遂为盗。与（王）仙芝攻剽州县，横行山东。”20又如宋代之张元、吴昊，“张累举进士，不第。吴亦久困屋场，无以自伸。”21后二人投奔西夏李元昊，为之出谋划策，草创制度，致西夏强盛，遂成北宋之大患。再如明末河南杞县举人李信、卢氏县举人牛金星，均为不得志之人，适值李自成进军河南，遂投奔之，为之出谋划策，收揽民心，积久而成大业。22显然，洪秀全也是这一流人物，其出人头地的努力一再碰壁，引起了他的憎恨并将这种憎恨投向摈其于门外的体制。譬如他第三次府试落第后，病幻中所见孔子受罚于天父的梦境，他后来极端的反孔行径，都可以映射出他因失意于科举而滋生的愤懑心理。但此时他对由科举而置身显扬，犹未死心，遂于六年后再赴府试，再落第，由此激起他与现制度不共戴天之仇恨。其从弟洪仁�后来供述：“彼自十二三岁至三十一岁，每场（县考）榜名高列，惟道试不售，多有抱恨。……殊此科（道光二十三年第四次赴考，笔者从简又文说）揭榜不售，心中忧愤，在归舟中吟诗云：‘龙潜海角恐惊天，暂且偷闲跃在渊；等待风云齐聚会，飞腾六合定乾坤。’”23洪秀全在诗中用了《易经》乾卦中的典故。乾卦九四：或跃在渊；乾卦九五：飞龙在天。后一卦象，比喻成就帝业，故做皇帝被称作龙飞九五，或称帝王为九五之尊。诗中寓意至为明显：我虽暂时潜伏于深潭之中，可一旦风云际会，我会一飞冲天，底定乾坤。无独有偶，当年的黄巢也有一首《不第后赋菊》诗：“待到秋来九月八，我花开后百花杀；冲天香阵透长安，满城尽戴黄金甲。”两相比较，同样透着一种杀气与霸气。

　
又据其族人洪显初医生说：“彼自第四次落第回家后，气愤填膺，怨恨谩骂，尽将书籍弃掷地上，悻悻然，愤愤然，破唇大叫道：‘等我自己来开科取天下士罢！’”24对出人头地的极度渴望，躁急与神经质的个性，报复这个埋没了他的社会的心理，最终促使他走上了一条不归路——造反。后来据洪仁�回忆，洪秀全也就是从那时起开始批判满清政权的：“（天王）时论时势，则慷慨激昂，独恨中国无人，尽为鞑妖奴隶所惑矣。予问其故，则答以难言；再三问之，则谓弟生中土，十八省之大受制于满洲狗之三省，以五万万兆之花（华）人受制于数百万之鞑妖，诚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