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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评传-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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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力提倡程朱理学，清代始自康熙。在皇帝倡导下，涌现出一大批理学名臣，如魏象枢、43魏裔介、44熊赐履、45汤斌、46李光地、47陆陇其、48张伯行49等，君臣孜孜为学，励精图治，开风气之先，揭开了康雍乾盛世的序幕。此后程朱理学一直高踞主流意识形态的地位。提到理学名臣，道听途说者往往为偏见所惑，认为这些人大多是些道貌岸然，满口教条，语言无味，面目可憎的假道学。其实不然，他们大多是学识渊博，个人修养很高，勤政廉洁的人。这些人虽然也是经过科举这道门槛进入仕途的，但八股制艺不过是个工具，得鱼忘筌，用过就丢掉了。皇帝没有教主的地位，帝国也没有统一编定、强制推行的教科书，所以学术仍有自由思想的空间。名臣宿儒的真学问源自研读原著，而非八股教条。譬如理学名臣张伯行所为，就很有代表性，其“方成进士，归构精舍于南郊，陈书数千卷纵观之，及小学、近思录、程朱语类，曰：‘入圣门庭在是矣。’尽发濂、洛、关、闽诸大儒之书，口诵手抄者七年，始赴官。”50这些在科举考试竞争中脱颖而出的尖子，都是头脑极聪明之人，是精英中的精英。程朱没有真思想，真学问，他们会自觉自愿地服膺理学并在实践中卓有建树？不可能嘛！交代了上述背景，读者就可以明白曾国藩为何会有“不学如故”的警语了。八股制艺并非真学问，京师士大夫风气所至，必会将他带入程朱理学。
自道光二十二年起，他开始致力于程朱之学。当时与之往来频繁、相与切磋学问者，主要有陈源兖、冯树堂、吴廷栋、何桂珍、窦垿、邵懿辰、汤海秋、黎吉云、朱琦等人，大多是翰林院的同事。而在问学修身上，对他影响最大者有两人，一为唐鉴，一为倭仁。
唐鉴（1777～1861），字镜海，湖南善化县人。嘉庆十四年进士，改庶吉士，授检讨，累官御史、府、道、臬、藩，后内召为为太常寺卿。鸦片战争时，曾上疏弹劾琦善、耆英等误国，“直声震天下”。51在学问上，唐鉴宗尚程朱之学，躬亲实践，是当时众所公认的大学者。曾国藩认识到自己的毛病在于散漫无恒，在与朋友的闲谈中，听说“静海先生每夜必记‘日省录’数条，虽造次颠沛，亦不闲一天，甚欲学之”。52从日记中看，曾国藩开始向这位前辈问学，始于道光二十一年七月。
至唐镜海先生处，问检身之要，读书之法，先生言当以《朱子全集》为宗。时余新买此书，问及，因道此书最宜熟读，即以为课程，身体力行，不宜视为浏览之书。又言治经宜专一经，一经果能通，则诸经可旁及。若遽求兼精，则万不能通一经。……又问：经济宜何如审端致力？答曰：经济不外看史，古人已然之迹，法戒昭然；历代典章，不外乎此。又言近时河南倭艮峰仁前辈用功最笃实，每日自朝至寝，一言一动，坐作饮食，皆有札记，或心有私欲不克，外有不及检者皆记出。……又言诗、文、词、曲，皆可不必用功，诚能用力于义理之学，彼小技亦非所难。又言第一要戒欺，万不可掩饰云云。听之，昭然若发蒙也。53
唐鉴于他的点拨作用，用曾国藩自己的话来说，是“昭然若发蒙也”。蒙者，幼稚无知也。旧时称学前儿童为童蒙，教儿童识字读书称为发蒙。曾国藩以此作譬喻，可见这番谈话对他震动之大。此后一段时间内，他之读书修身，处处以唐鉴所言为法，可说是亦步亦趋。譬如唐鉴自称最喜读《易》，曾国藩也开始读《易》；唐鉴每日省身自检，写入日记，曾国藩也开始于日记中自省；唐鉴讲要戒欺，曾国藩亦将每日不善之念，不良之行，一一录入日记，作为警诫。对于不良的生活习惯，则痛加戒除，譬如砸掉水烟袋，从此戒了烟。
由唐鉴之指引，曾国藩又向倭仁求教修身的功夫。倭仁（1804～1871），姓乌里齐格氏，字艮峰，号艮斋，蒙古正红旗人。道光九年乙丑科进士，改庶吉士，散馆授编修。累官大理寺卿、光禄寺卿、工部尚书、大学士，为咸丰同治年间著名的理学大师。曾国藩向其请益时，倭仁任詹事府詹事。他指授的途径是：研几。研者，研磨，引申为穷究事理；几（幾，音机）者，乃《易经》中的术语，指事物发端之隐微。宋儒则用为理学和伦理的概念，指称人心中的善恶之念。54倭仁告诉他，人心善恶之几，与国家治乱之几相通，并指示他要马上作日课，不宜因循，55并允诺检视其日记兼作批语。
所谓日课，其实就是每日反躬自省的日记。一言，一行，一念，无不要以善恶之良知来衡量，也就是先儒曾子所言，吾日三省吾身的意思。下面我们从国藩的日记中摘录若干条，见识一下当时风行于士大夫之中的修身砥砺功夫，也看看曾国藩从中获得了哪些教益。
教益之一，为人勿为刻薄。道光二十二年十月初三日日记：“岱云来，久谈，彼此相劝以善。予言皆己所未能而责人者。岱云言余第一要戒‘慢’字，谓我无处不著怠慢之气，真切中膏肓也。又言予于朋友，每相恃过深，不知量而后入，随处不留分寸，卒至小者龃龉，大者凶隙，不可不慎。又言我处事患不精明，患太刻薄，须步步留心。此三者皆药石也。”56日记中所说的岱云，即陈源兖，湖南荼陵人，戊戌科进士，改庶吉士，散馆授编修。同乡、同年且同事的关系，使二人极为亲近，几乎无日不相过从。陈源兖为人耿直，有一则轶事记载了他的方正不阿。据说某科会试，首辅穆彰阿之子与试，时任分校57的十八个人（包括陈氏）全都是穆彰阿的门生，十七人均想借机帮衬，可卷子恰恰分到了陈源兖手中，阅卷后“以艺劣未呈荐。同事物色之，且以（实）情告，先生加批抹焉，时相无如何也”。58
谈话中陈批评他争强好胜，待人刻薄，实有所指，见于曾国藩初九日的自省之中：“小珊前与予有隙，细思皆我之不是。苟我素以忠信待人，何至人不见信？苟我素能礼人以敬，何至人有慢言？且即令人有不是，何至肆口谩骂，忿戾不顾，几于忘身及亲若此！此事余有三大过：平日不信不敬，相恃太深，一也；此时一语不合，忿恨无礼，二也；龃龉之后，人反平易，我反悍然不近人情，三也。恶言不出于口，忿言不反于身，此之不知，遑问其他？谨记于此，以为切戒。”59倭仁的批语，于陈大加赞赏：“直哉，岱云可敦友谊。”于国藩亦予以肯定：“自反极是。”60
与之龃龉者名郑敦谨，字叔厚，号小珊，湖南长沙人。道光十五年进士，改庶常，散馆授刑部主事。小珊通医术，常为曾国藩家人诊病，因一言不合，两人竟恶言相向，虽说由湖南人的火爆脾气使然，但小珊年长曾国藩近十岁，又是同乡而兼前辈，曾国藩所为实在有违厚道。竹亭公得知此事后，亦于家信中责备他，要他尽速改过，到小珊家当面自认不是。61之后，曾国藩借小珊前来拜寿之机，主动谢罪，并与陈岱云请小珊吃饭，“从此欢笑如初，前隙尽释矣”。62
与小珊同住的金藻（竺虔），是曾国藩甲午乡试的同年兼同乡，亦与之“有面善心非之隙”。63癸卯正月初二金等来曾国藩寓所拜年，饭后，两人因小事口角，曾国藩“大发忿不可遏，……虽经友人理谕，犹复肆口谩骂，比时绝无忌惮”。事后自省：“我自蓄此忿，仅自反数次，余则但知尤人。本年立志重新换一个人，才过两天，便决裂至此，虽痛哭而悔，岂有及乎！真所谓与禽兽奚择者矣。”64自省归自省，心中的怨恨却难以化解。两个月后，金藻外放福建，在酒席中听到有人贬评金，曾国藩“口虽不言，心窃欣之”。65此种心态，也是普遍存在的一种人性缺陷，很难克治。
教益之二，待人以诚，不可言不由衷，流于作伪。十月初四日，“吴竹如来，长谈，彼此考验身心，真畏友也。”吴廷栋，字竹如，安徽六安人，道光五年乙酉科拔贡，通医术，时任小京官。道光二十年六七月间，曾国藩病困于京师客店，全仗吴廷栋的诊治与同乡欧阳小岑的护理，方逃得一条性命，三人从此结为挚友。吴廷栋嗜好宋儒义理之学，两人一度过从甚密，“来则作竟日之谈，所言皆身心国家大道理。”66此番两人大谈做人之道。事后反省，曾国藩认为自己夸夸其谈，却一条都没有做到，“而言之不怍，岂不愧煞！”
吴廷栋走后，黎吉云又来，“示以近作诗。赞叹有不由衷语，谈诗妄作深语，己所不逮者万万。”黎吉云，字云征，号月乔，湖南湘潭人。道光十三年癸巳科进士，改庶吉士，散馆授编修。与曾国藩是同乡兼前辈的关系。“妄作深语”，意为故作高深；而赞叹之辞并非发自内心，言不由衷，则待人不诚，犯了虚伪的毛病。
晚间访何绍基，“酒后，与子贞谈字，亦言之不怍”。怍，脸红惭愧的意思。谈字（即书法）何至于要惭愧？在于朋友是书法大家，自己有班门弄斧之嫌。何绍基，字子贞，湖南道州人。道光十五年乙未科举人，联捷成进士，改庶常，散馆授编修。历典福建、贵州、广东乡试。何绍基学识渊博，“于经史、说文考订尤研审，旁及金石图刻律算，实事求是，识解精超文字。……性夷白，与人无町畦。见不善必面斥；改，复如初。故人咸亲其和而惮其峻。”67面对这样一位同乡兼前辈，曾国藩虽收摄少言，可仍不免于言不由衷。故于当日反省曰：“一日之间，三犯此病，改过之意安在？”68
十四日，他于日课中再做反省：“客来，示以时艺，赞叹语不由衷。予此病甚深。孔子之所谓巧令，孟子之所谓，69其我之谓乎？一为人情好誉，非是不足以悦其心，试思此求悦于人之念，君子乎？女子小人乎？”结论是：“我诚能言必忠信，不欺人，不妄语，积久人自知之。不赞，人亦不怪。……苟有试而誉人，人且引以为重。若日日誉人，人必不重我言矣！欺人自欺，灭忠信，丧廉耻，皆在于此。切戒！切戒！”70
曾国藩还有位畏友，名邵懿辰，字蕙西（又字位西），浙江仁和人，出身举人，时任军机章京。邵氏“性故憨直，往往面折人短，……无问新故、疏戚、贵贱、时否，一切蹙额相，人不能堪”。71道光二十三年正月，在曾国藩家吃过早饭后，邵懿辰不客气地给曾国藩指出了几条毛病：“蕙西面责予数事：一曰慢，谓交友不能久而敬也；二曰自是，谓看诗文多执己见也；三曰伪，谓对人能作几副面孔也。直哉吾友！吾日蹈大恶而不知矣！”72
其实，言不由衷，滥加溢美，不懂装懂，故作高深，妄发议论，待人虚以委蛇，等等，实在是人类的通病，不足深责。稍稍注意我们四周的人群，这类行为比比皆是，以至于大家都习焉不察。其实，生活于现实中之人，不可能做到表里如一，明净如水。儒家所说的诚，无非是一种理想境界，可望而不可即，是伦理世界中的自在之物，只能通过刻自反省，向这种境界努力，以有效地减削人性中的伪。此风于今尤烈，小有所成，即沾沾自喜，唯恐他人不知。更有所谓包装、炒作之说，当今媒体中，自我表扬者，大言不惭者，四出作秀者，阿谀奉承者，无时不有，无处不在，几乎成了当代人的存在方式。曾国藩等地下有知，怕是会更加郁闷吧。
又十月初五日，“走冯树堂处，看树堂日课，因与语收摄之方，无诸己而责诸人，可耻！且谈时心有骄气，总由心不虚故。”73冯卓怀，字树堂，湖南长沙人。道光十九年己亥科举人，会试屡试不中，滞留京师，坐馆为生。后曾任四川万县县令。其“为人古执，不通世情，好面折人过”。74冯树堂与曾国藩同在十月初一开始日课，对于身为翰林的曾氏，他抱有极大的敬意。“树堂极为虚心，爱我如兄，敬我如师。”75所谓收摄，收拢，保持也，讲的是心无外骛，静心自省的功夫。在对他礼敬有加的冯树堂面前，曾国藩不觉犯了好为人师的毛病，大谈收摄的方法，事后自省，自己恰恰在收摄身心上做得很差。自己做不到，却仿佛行家里手般指授与别人，是为不诚。之所以会如此，无非冯是举人，曾是翰林，在出身低于自己的人面前，人往往会不虚心，以是不免“心有骄气”。76这也是有点地位、学问的人的通病。而在做人上，以自己做不到的事情，要求别人，非但有违恕道，而且大有“作伪”的味道，长此以往，会堕于下流，确实值得他警惕。
教益之三，毁誉名利当头，不可患得患失。十月初八日，曾国藩为何子贞的画作题诗。晚间自省，“我作诗之时，只是要压倒他人，要取名誉。”“何丹溪77来，久谈，语多不诚。午正，会客一次，语失之佞。……灯后，何子贞来，急欲谈诗，闻誉，心忡忡，几不自持，何可鄙一至于是！此岂复得为载道之器乎？……与子贞久谈，而言之不怍，又议（论）人短，顷刻之间，过恶丛生，皆自好誉之念发出。”早间题诗，晚间急于知道朋友对题诗的评价，本属人之常情。可听到称誉，竟心忡忡不能自持，则好誉之心深矣。又议论他人短处，凸现了自以为高明的心理。故国藩总结道：“凡喜誉恶毁之心，即鄙夫患得患失之心也。予此关打不破，则一切学问才智，适足以欺世盗名为已矣。谨记于此，使良友皆知吾病根所在。”78
十月二十日之日课中，再反省自己好名之心：“又每日游思，多半是要人说好。为人好名，可耻！而好名之意，又自谓比他人高一层，此名心之症结于隐微者深也，何时能拔此根株？”79
非但毁誉，名利也是如此。十月初十日，曾国藩赴翰林院同事汤鹏80家女儿的订婚宴，“座间，闻人得别敬，心为之动。昨夜，梦人得利，甚觉艳羡。醒后痛自惩责，谓好利之心至形诸梦寐，何以卑鄙若此！方欲痛自湔洗，而本日闻言尚怦然欲动，真可谓下流矣！”81我们知道，曾国藩羁旅京师之初，薪俸微薄，生活拮据，所以也很希望能有年节三敬补贴家用。别人得别敬，他觉得羡慕，是很正常的心理。然而日日反省自警，有助于克制名利欲望，养成一种平常心，曾国藩一生廉洁奉公，多少得益于这种日常的心身修养。
教益之四，学问事功，要持之以恒，方能有所成就。翰林院是朝廷储才养望的地方，平时公事很少，大部分时间可以用来读书深造。研经读史，作诗练字……曾国藩原本也给自己的日程安排得满满的。可京师朋友多，交际应酬多，稍一松懈，一天的时间就过去了。道光二十二年十一月十一日，曾国藩年届32。次日，他感叹岁月流逝，做了首《三十二初度次日抒怀》。
男儿三十殊非少，眼中云物知何兆，
今我过之讵足欢！镜里心情只独看。
龌龊挈瓶嗟器小，饱食甘眠无用处，
酣歌鼓缶已春阑。多惭名字侣鹓鸾。82
古人讲三十而立，曾国藩此时已跻身翰苑数年，在一般士人看来已经是了不得的成功，但正在刻苦自励的他却并不这样看。器小易盈，虚度光阴，第三四句意在自我警醒。顾镜自怜，自己饱食终日，简直一无是处。鹓、鸾，都是传说中凤凰一类的鸟类，在此譬喻自己不配翰林的称号。当日反躬自省，曾国藩把自己迄无所成，归结为做事不能持之以恒。“余病根在无恒，故家内琐事，今日立条例，明日仍散漫，下人无常规可循，将来莅众，必不能信，作事必不能成，戒之！”83
其实，因循拖沓，做事无恒也是人类之通病。人们或因心有旁骛，不能专精一业，沦为志大才疏，一事无成；或因懒惰因循，将本该今天做的事情推到明天，结果“明日复明日，明日何其多”，直到老之将至，方知道光阴虚掷的可怕与可悲。十五而有志于学，三十而立。孔子所言极有道理，是万古不易的箴言。早立志，早成功，人只有早立志，沿着既定目标持之以恒地奋斗，才能有所成就。就如今日考上大学或博士的学子，总会松懈一阵子一样，曾国藩进入了翰林院，跃上枝头做凤凰，一时间反而迷失了方向。幸而京师文人间这股相互砥砺的风气，使之警醒，并给以他完善自新的动力。
教益之五，为人处事，宜端重自守。曾国藩赴朋友处饮宴，“席间，面谀人，有要誉的意思，语多谐谑，便涉轻佻，所谓君子不重则不威也。”84后世人眼中的曾国藩，是被偶像化了的文正公。读他早年的日记，其活泼泼的人性跃然纸上，呼之欲出。他脾气火爆，好交友，喜游谈，善谐谑，常常耐不下性子读书。“有俗事来扰，心亦随之而驰”，“见人围棋，跃跃欲试”，“说话又多戏谑”，“应酬稍繁之际，便漫无纪律”，“心浮不能读书”，“自定课程，以读《易》为正业，不能遵守，无恒”，“学中无所得，而以掠影之言欺人”，“读书悠忽”，“自究所病只是好动不好静”，“醒早，沾恋”，“又说话太多，且议人短”，“日日有腼面目，与人酬酢而已”，“晏起，则一无所作，又虚度一日，浩叹而已”，“友人纳姬，欲强之见，狎亵大不敬”，“因下人侵蚀钱项，忿怒不能释”，“归，房闼大不敬”，85凡此种种，日记中随处可见。所谓“沾恋”，指耽于某种习惯，而不去做该做的事情。如睡醒本该起床，却蜷于热被窝中迟迟不肯起身，是为沾恋之一例。而房闼不敬，则暗指夫妻间调笑戏谑之事。从日记中，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活生生的曾国藩，常人所犯的毛病他也会犯，常人所有的缺点他也都有，读来亲切有味，好像他就生活在我们当中。
曾国藩之善谑是有名的。李鸿章与曾氏有师生之谊，咸丰九、十年间，李在湘军宿松、祁门大营做幕僚，对老师的风趣幽默印象深刻，他曾对曾国藩之孙女婿吴永讲过自己的观感。
在营中时，我老师总要等我辈大家同时吃饭；饭罢后，即围坐谈论，证经论史，娓娓不倦，都是于学问经济有益实用的话。吃一顿饭，胜过上一回课。他老人家又最爱讲笑话，讲得大家肚子都笑疼了，个个东歪西倒的。他自家偏一些不笑，以五个指头作耙，只管捋须，穆然端坐，若无其事，教人笑又不敢笑，止又不能止，这真被他摆布苦了。86
当时曾国藩已是50多岁的年纪，却仍好谐谑，可见天性难违。
日课之初，曾国藩觉得自己大有进境，兴奋得不得了，在家书中大谈心得。“吾辈读书，只有两事：一者进德之事，讲求乎诚正修齐之道，以图无忝所生；一者修业之事，操习乎记诵词章之术，以图自卫其身。”这番话表现出，他已认识到科举与学问判然不同。科举记诵词章，为的是“卫身”，而“卫身莫大于谋食。农工商劳力以求食者也，士（读书人）劳心以求食者也。……科名者，食禄之阶也。”87他以自己为例，劝兄弟们博览群书，不要把精力耗费在墨卷上而“汩没性灵”。
余当日实见不到此，幸而早得科名，未受其害。向使至今未尝入泮，则数十年从事于吊渡映带之间，仍然一无所得，岂不腼颜也哉！此中误人终身多矣。……总之，吾所望于诸弟者，不在科名之有无，第一则孝弟为端，其次则文章不朽。诸弟若果能自立，当务其大者远者，毋徒汲汲于进学也。88
进德修业使曾国藩“聪明大开”，明白了什么才是真学问，对从前引以自傲的科名之看法，有了本质性的改变。其实今日之应试教育也是如此，读书上大学为的是求得谋生的资质，离学问之道还远着呢。
至于“进德”，初入理学门户的曾国藩，胸怀抱负一下子宽阔了许多。“君子之立志也，有民胞物与之量，有内圣外王之业，而后不忝于父母之生，不愧为天地之完人。故其为忧也，以不如舜不如周公为忧也，以德不修学不讲为忧也。是故顽民梗化则忧之，蛮夷华夏则忧之，小人在位贤才否闭则忧之，匹夫匹妇不被己泽则忧之，所谓悲天命而悯人穷，此君子之所忧也。若夫一身之屈伸，一家之饥饱，世俗之荣辱得失、贵贱毁誉，君子固不暇忧及此也。”89民胞物与，内圣外王，天地完人云云，都是宋儒倡导的理想境界，气象宏大，但实践起来很难。曾国藩此时沉迷于理学气象，以此告诫诸弟不要汲汲于科考失利这类小事，而要胸怀大志。要用《大学》之纲领指导读书，否则“若以明德、新民为分外事，则虽能文能诗，而于修己治人之道实茫然不讲，朝廷用此等人做官，与用牧猪奴做官何以异哉？”90
在大谈了一番格物致知，正心诚意的方法之后，曾国藩向兄弟们介绍了自己进德修业中的良师益友，从中可以略窥京师士大夫砥砺修身之一斑。
吾友吴竹如格物工夫颇深，一事一物，皆求其理。倭艮峰先生则诚意工夫极严，每日有日课册，一日之中一念之差、一事之失、一言一默皆笔之于书。书皆楷字，三月则订一本。自乙未年起，今三十本矣。盖其慎独之严，虽妄念偶动，必即时克治，而著之于书。故所读之书，句句皆切身之要药。兹将艮峰先生日课抄三叶付归，与诸弟看。余自十月初一起亦照艮峰样，每日一念一事，皆写之于册，以便触目克治，亦写楷书。冯树堂与余同日记起，亦有日课册。树堂极为虚心，爱我如兄，敬我如师，将来必有所成。余向来有无恒之弊，自此次写日课本子起，可保终身有恒矣。盖明师益友。重重夹持，能进不能退也……
余之益友，如倭艮峰之瑟，91令人对之肃然；吴竹如、窦兰泉92之精义，一言一事，必求至是；吴子序，93邵蕙西94之谈经，深思明辨；何子贞之谈字，其精妙处，无一不合，其谈诗尤最符契。……冯树堂、陈岱云之立志，汲汲不遑，亦良友也。镜海先生，吾虽未尝执贽请业，而心已师之矣。95
但曾国藩很快就发现，日课固然能使他认识到自己的毛病，但在改过上并无很大助益。诸如溺情于围棋，好动不好静，对人言不由衷，好名好作诗，读经精力不集中，心有旁骛种种毛病，日日自查日日有，近一个月下来，戒掉的只有抽水烟这一项。他向倭仁请教，得到的答复是，要有耐心，以今日之我战胜昨日之我绝非易事。孔子之“大德不逾闲”，即便是圣人也难以完全做到。孔门高第颜回可以三个月不违仁，这是不可学的。即使“日月之至”的境界，亦非圣贤不能，“我辈但宜断断续续求其时习而说。”唐鉴则告诉他，“最是‘静’字功夫要紧，大程夫子是三代后圣人，亦是‘静’字功夫足。王文成亦是‘静’字有功夫，所以他能不动心，若不静，省身也不密，见礼也不明，都是浮的。总是要静。又曰：凡人皆有切身之病，刚恶柔恶，各有所偏，溺焉既深，动辄发现，须自己体察所溺之病，终身在此处克治。”
显然，天性不可克制，即使后天养成的陋习，也绝非短时间内可以祛除，急功近利不可行，修身要求的是终身的实践。行有不得，反求诸己，日课两月之际，曾国藩再作反省：“自立志自新以来，至今五十余日，未曾改得一过，所谓‘三戒’、‘两如’及静坐之法，养气之方，都只能知，不能行，写记此策，欲谁欺乎？此后直须彻底涤荡，一丝不放松。从前种种，譬如昨日死；以后种种，譬如今日生。务求息息极静，使此生意不息，庶可补救万一。慎之，勉之！”倭仁加上的批语是：“力践斯言，方是实学。”97
但说归说，做归做，只过了一夜，他又故态复萌。先是晏起，而后“赴何子贞饮约。……酒后，观人围棋，几欲攘臂代谋，屡惩屡忘，直不是人！……至岱云处，与之谈诗，倾筐倒篋，言无不尽，至子初方归。比时自谓与人甚忠，殊不知已认贼做子矣。日日耽著诗文，不从戒惧谨独上切实用功，已自误矣，更以之误人乎？”是日，倭仁批语的分量也加重了：“我辈既知此学，便须努力向前，完养精神，将一切闲思维、闲应酬、闲言语扫除尽净，专心一意，钻进里面安身立命。务要另换一个人出来，方是功夫进步，愿共勉之！”98
到了十二月初七，冯卓怀重立功课，而曾国藩“自十月朔立志自新以来，两月余渐渐疏散，不严肃，不谨言，不改过，仍故我矣”。于是向好友看齐，再立课程如下：
敬整齐严肃，无时不惧。无事时心在腔子里，应事时专一不杂，如日之升。
静坐每日不拘何时，静坐半时。体验来复之仁心。正位凝命，如鼎之镇。
早起黎明即起，醒后勿沾恋。
读书不二一书未点完，断不看他书。东翻西阅，徒徇外为人。每日以十页为率。
读史丙申购廿三史，大人曰：尔借钱买书，吾不惮极力为尔弥缝。尔能圈点一遍，则不负我矣。嗣后每日点十页，间断不孝。
谨言刻刻留心，是功夫第一。
养气气藏丹田，无不可对人言之事。
保身十月廿二奉大人手谕曰：节劳，节欲，节饮食。时时当作养病。
日知所亡每日记《茶余偶谈》二则，有求深意是徇人。
月无忘所能每月作诗文数首，以验积理之多寡，养气之盛否。不可一味耽着，最易溺心丧志。
作字早饭后作字半时，凡笔墨应酬，当作自己课程。凡事不可待明日，愈积愈难清。
夜不出门旷功疲神，切戒切戒。99
课程虽立，可从日记中看，曾国藩依然故我，“每日悠悠忽忽，一事未作。”甚至到了十六日，听说菜市口行刑，即欣然随人前往观看，“仁心丧尽，比时悔之而不速返。徘徊良久，始归。旷日荒谬至此，尚得为人乎？……复走子贞处，无事夜行，心贪嬉游，尚说甚学！又围棋一局，要日课册何用？”100转过年来，甚至日课也坚持不下去了。正月初九方补记初五以后之事，“所以须日课册者，以时时省过，立即克去耳。今五日一记，则所谓省察者安在？吾谁欺乎！真甘为小人，而绝无羞恶之心者矣。”101次日早起，他忽然吐血数口，联系到不时出现的耳鸣、眼蒙等症状，102曾国藩归因于气血素亏，思虑过度，不能静养。决定遵从父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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