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评传-第3部分

快捷操作: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 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 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如果本书没有阅读完，想下次继续接着阅读，可使用上方 "收藏到我的浏览器" 功能 和 "加入书签" 功能！


�即出于《仪礼》、《周官》。
48曾国藩：《台洲墓表》，《曾国藩全集·诗文》，岳麓书社版，第332~333页。
49《曾国藩全集·家书二》，岳麓书社版，第934页。
50呰（音子）窳，苟且、懒惰之意。
51班固：《汉书·地理志》。
52卞宝第、李瀚章修，曾国荃、郭嵩焘等纂：《光绪湖南通志·地理志四十·风俗》，上海古籍出版社版《续修四库全书·史部·地理类》第662册第353页。
53欧阳修：《送廖倚归衡山序》，见郭预衡主编：《唐宋八大家文集·欧阳修文上》，人民日报出版社1997年3月版，第367页。杞、梓均为木名，文中用以譬喻人才。
54曾国藩：《湘乡县宾兴堂记》，《曾国藩全集·诗文》，岳麓书社版，第240页。
55曾麟书家书，《曾氏三代家书》，岳麓书社版，第13页。曾纪芬：《崇德老人自订年谱》，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台北）版，第308页。
56《曾国藩故居荷叶塘》。
57咸丰二年二月十二日，曾国潢致国藩家信中有“现在白玉堂、黄金堂（即下腰里）两宅门面均非寻常”之语，透露了一点消息。《曾氏三代家书》，岳麓书社版，第102页。
58曾国藩：《题海Ч^谷图》，《曾国藩全集·诗文》，岳麓书社版，第66页。
59曾国藩故居一文。
60《曾国藩全集·诗文》，岳麓书社版，第76页。
61《曾国藩全集·家书二》，岳麓书社版，第1244页。
62曾纪芬：《崇德老人自订年谱》云：“黄金堂之宅相传不吉。贺夫人既卒于是，其母亦卒于是。”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台北）版，第308页。
63《曾国藩全集·家书二》，岳麓书社版，第1212页。
64同上，第1213页。
65同上，第1325页。
66同治六年二月初九日日记，《曾国藩全集·日记三》，岳麓书社1989年6月版，第1349页。
67八本是：“读书以训诂为本，诗文以声调为本，事亲以欢心为本，养生以少恼怒为本，立身以不妄语为本，居家以不晏起为本，居官以不要钱为本，行军以不扰民为本。”参见《曾国藩全集·日记一》，岳麓书社版，第485页。
68郭嵩焘：《陕西巡抚刘公墓志铭》，《郭嵩焘诗文集》卷十九，岳麓书社1984年10月版，第389~390页。
69刘蓉有《寄怀曾涤生侍郎》诗云：“忆昔识面初，维时岁癸巳。虎观夜谈诗，龙城春校士。”是知二人相识比黎庶昌《曾文正公年谱》所说早一年。参见刘蓉《养晦堂诗集》卷一。
70郭嵩焘：《玉池老人自叙》，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十一辑之107种，光绪十九年刻本影印本，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台北）版，第104页。

　
71黎庶昌：《曾国藩年谱》，岳麓书社版，第5页。
72刘蓉：《与曾伯涵郭伯琛书》，《养晦堂文集》卷三，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书》第三十九辑之482种，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台北）据光绪四年（丁丑）刻本影印本，第185页。
73清代的会试共考三场，每场三日。中式者称贡士，继续参加殿试，殿试试策论，取中者方称进士，以成绩分为三甲，由皇帝宣布名次，称为传胪。传胪后三日，新科进士再试论、疏、诗各一道，由皇帝亲自命题，当日交卷，称为朝考。朝考名列前茅者，选入翰林院庶常馆深造三年，散馆成绩优秀者，才能真正成为翰林学士。
74黎庶昌：《曾国藩年谱》，岳麓书社版，第5页。
75满妹，小妹，湘乡方言称小为满，犹如东北方言称小女儿为老闺女，小妹妹为老妹子。

　


京宦十二年，进学修业大有所成，官居二品的侍郎曾国藩，还乡之际，一身旧债，两袖清风而已，曾国藩可称清官矣。
曾国藩于道光十九年十一月离家北返，次年正月廿八日抵京，初寓长沙会馆，二月初一日转寓南横街千佛庵，赁屋四间，每月租金四千文（约合当时银价二两）。四月散馆，曾氏名列二等第十九名，引见后授职为翰林院检讨。位列翰苑，虽清而不要，但前程远大，由此开始了他十数年的京宦生涯。此时的曾国藩，踌躇满志，可“长安居大不易”的感觉，也肯定是有的。
翰林院检讨为从七品官，岁俸不过四十五两银子，外加月费银（又称公费银）一两半，全年的收入不过六十三两，只比在馆学习时的廪饩1略多。此时他只是个刚刚肄业的新人，资望全无，京官们年节三敬的外快，他根本指望不上。只能靠着微薄的俸禄和全年四十五斛的俸米度日。2清代一斛合五十升，每升约折合一千毫升，俸粮应该是够吃的，可用钱上要紧得多。就按初到京城时的房租计算，月租四千文约合纹银二两，全年二十四两。开去房租，曾国藩手头可用的银钱只有三十九两，平均每月不过三两多。当年十月，父亲竹亭公携曾国藩妻欧阳氏、子纪泽，弟国荃入都，一下子添了四口人，居家用度，手头之拮据，日子之清苦，可想而知。
从曾氏家书中，其经济上的拮据可以略窥一斑。曾氏授职翰林院检讨后，有了份固定的俸禄，可转过年来，在给祖父星冈公的家信中，已流露了危机感：“孙等在京别无生计，大约冬初即须借账”，“孙此刻在京光景渐窘。然当京官者，大半皆东扯西支，从无充裕之时，亦从无冻饿之时。家中不必系怀。”3在给父亲的信中则云：“男目下光景渐窘，恰有俸银接续，冬下有望外官例寄炭资，今年尚可勉强支持，至明年则更难筹划。借钱之难，京城与家乡相仿，但不勒追强逼耳。”4
翰林院是朝廷储备人才的所在，清而不要，俸禄虽低，可前程看好。日后一旦起用，外放为府道，内用为京卿，往往不几年即可擢至方面或京堂大员。债权人不担心收不回钱来，自然不会逼债。俸禄、借贷而外，京官们的额外收入尚有年节三敬，是地方官员用以拉关系，联络感情的赠银，多少取决于双方的地位与关系。曾国藩此时乃官场新人，资望全无，所以他所寄予希望的“炭资”（即炭敬），不啻为画饼充饥。
六月，曾氏有了一项可供挹注的财源。身为乡党的他，接手了长沙府会馆的财务。会馆每月有大钱十五千文的房租收入，而“此项例听经管人支用，俟交卸时算出，不算利钱。”5有了这笔可以暂时挪借的钱，他的境况大有改善。到了八月，曾国藩迁居绳匠胡同（今宣武门外菜市口胡同），居所宽敞了许多，可房租也增至月二十千（相当于十两）。所以到了年关，他还是得借贷五十两，加上挪借会馆的六十千钱，当年还是背了八十两银子的债务。
下一年（道光二十二年）的光景仍不乐观。四月，债务已增加到二百两，而九弟曾国荃返乡的数十两川资，自然要由他筹借。冬天虽有了五十两炭敬收入，可收不抵支，饥荒越拉越大，曾国藩在年终家信中不由感叹：“寒士出身，不知何日是了也！我在京该账尚不过四百金，然苟不得差，则日渐紧矣。”6曾国藩这里所说的“得差”，指的是外放学差。近人何刚德《春明梦录》中对此有一则说明：

　

从前京官，以翰林为最清苦。编检（即翰林院的编修、检讨）俸银，每季不过四十五金，所盼者，三年一放差耳。差有三等，最优者为学差（即外放为各省学政）。学差三年满，大省分可余三四万金，小亦不过万余金而已。次则主考，主考一次可得数千金，最苦如广西，只有九百金。若得乡、会（试）房差，则专恃门生贽敬，其丰啬以门生之贫富为转移，大率不过三百金上下，亦慰情胜无耳。7
次年，曾国藩迎来了仕途上的转折。三月大考詹翰，一百二十七人中，他名列二等第一名（一等仅五人，故曾国藩实是第六名），授任翰林院侍讲，连升四级。此番大考名列前茅，是其仕途转折的一大关键，引见时皇帝对他印象深刻。到了五月，他终于得到了为所有翰林期盼的外差，出任当年四川乡试的主考。这也就意味着，四川本届正副两榜七十四名举人都是他的门生，门生于座主，例有馈送，所以这一趟外差下来，曾国藩得银千两，大大纾缓了他的窘困。“四川差竣，得俸千金寄家，为馈遗族姻之用。”8六百两为家中完债零用，四百两馈赠亲戚。居官四年，难得接济家用，奉老人甘旨。9国荃还乡时，他只能捎回区区十两银子，作为“堂上六位老人吃肉之资”。10这一千两银子，终于成就了他孝敬父祖，周济亲友的夙愿。“男自四川归后，身体发胖，精神甚好。”11其心情之快乐与舒畅，可以想见。
翰林院侍讲为从五品，岁俸增加了十几两，可曾家吃饭的人也添了许多。入京以来，添了三个女儿；儿子纪泽到了进学的年纪，要立家塾，请先生；亲友外加男女仆妇，“寓中用度浩繁，共二十口吃饭，实为可怕。”12添丁进口，房子也不够住，于是搬到前门内碾儿胡同，住房二十八间，月租三十串京钱（约合十五两银子）。身份高了，出门以马车代步，起初雇车，自七月起，自养车马，每年须花费上百两银子。年底补转侍读，但品级相同，还是从五品。次年，两个兄弟国潢、国华联袂进京求学，衣食住行及学习考试的费用，作为大哥的他，自然要全力负担。这样，曾国藩的家累仍很重。
转过年来（道光二十五年），曾国藩在仕途上仍是顺风顺水。三月派任会试同考官，五月升任詹事府右春坊右庶子，六月即转补为左春坊左庶子。詹事府自古为辅佐储君的衙门，清代自雍正以后不立太子，所以詹事府的职任成了闲曹。“诸官毫无所事，不过如翰林院为储才养望之地而已。”13左右庶子均为正五品，年俸增加不到六两银子，可却是仕途中极为关键的升转站，到了这个位置，意味着高层的大门就要对他敞开了。年底，他被补任为日讲起居注官，同时直文渊阁事，成为皇帝身边的文学侍从之臣。
但疾病却伴随升迁而来。道光二十五年春天，他忽然罹患了一种顽症，“自头面以达身体皆见癣斑，靡之有痒，搔之见灰。医人阅数十，银钱靡数百，洎无成效。”14此症时愈时犯，时轻时重，伴随了他后半生，从症状判断，应该是牛皮癣。疾病最能消磨人的锐气，以致好长一阵子，折磨得他“颓散万状，搁笔不为一字，束书不观一页”。15
道光二十七年三月，又是三年一次的大考，曾国藩仍居上游，名列二等第四名。“词馆人员，不数年骤擢卿贰者，类皆大考前列所致。”16果然，到六月，曾国藩便一跃升任二品大员，以内阁学士兼任礼部侍郎。对此，他惊喜之外亦颇感自豪：“湖南三十七岁至二品者，本朝尚无一人。”17随后他又被派任为教习考试的总裁，成为该闱百余名中式者的座师，18仅门生们的贽敬银，就收入了二百余两。19

　
在湖南籍的京官中，随着曾氏的资望渐高，“同乡有危急事，多有就男商量者，男效祖大人之法，银钱则量力佽助，办事则竭力经营。”20挚友刘传莹，还乡后病死，曾国藩收检校刻其遗著，买石刻碑托送墓地。又有同乡举人邹兴愚，会试不售，贫病而死，全靠朋友料理后事；曾国藩撰写墓志，并代为买石勒铭。朝廷因水旱灾害蠲免地方钱粮，发放赈济的恩旨，所涉及省份的京官，例当具折谢恩。曾国藩仕途光明而又急公好义，大受同乡的推重，故自道光二十六年起，凡湖南籍京官的谢恩折，都由曾氏领衔。此时的曾国藩，官居二品，负一乡之望。从当年那个初涉京师，一身土气的青年，走到这一步，不过十年，仕途之顺，出人意表。侍郎，相当于今天的副部长，位列京堂，曾氏从此的身份就是朝廷的大臣了。每年的俸银加饭银，共计四百两银子，家境纾缓了不少。“公官京师十年，俸薄不给于用，取资称贷；及官侍郎，每岁以其所得俸银数十两为高堂甘旨之奉，兼以周济族戚之贫者。”21可升官后，“应酬较多，用费较广”，还旧账，借新债，仍是摆脱不了寅吃卯粮的局面。年终岁尾，积欠的债务仍接近一千两银子。居京八年，曾国藩早有归乡省亲的打算，无奈手头拮据，竟不能成行。祖父病重，他只能要兄弟们返乡看顾。在家信中，他透露的想法是，若能外放为一任学政最好，三年任满，即可归家省亲。退而求其次，或派任为外省主考，能解决旅费问题，也可就便归省。22
一个官居二品的大员，年年要靠借债度日，甚至没钱还乡省亲，今天的人怕是觉得不可思议。其实不难理解，那会儿没有公车私用、公费报销这类待遇。朝廷的俸禄偏低，地方官员在俸禄之外，有养廉银的收入，京官只有干俸，若是存了做清官的心，欠债那是必不可免的。而曾国藩就是这样一个人。
予自三十岁以来，即以做官发财为可耻，以宦囊积金遗子孙为可恨可羞，故私心立誓，总不靠做官发财以遗后人。神明鉴临，予不食言。……将来若作外官，禄入较丰，自誓廉俸之外，不取一钱。廉俸若日多，则周济亲戚族党者日广，断不畜积银钱为儿子衣食之需。盖儿子若贤，则不靠宦囊，亦能自觅衣饭；儿子若不肖，则多积一钱，渠将多造一孽，后来淫佚作恶，必且大玷家声。故立定此志，决不肯以做官发财，决不肯留银钱与后人。若禄入较丰，除堂上甘旨之外，尽以周济亲戚族党之穷者。此我之素志也。23
而曾国藩之所以励志做清官，除去其家风与农家子弟本有的质朴之外，更在于他通过读书，领悟了盈缩有数，天道好还的道理。由此看事看人便有了一种别样的眼光，进入到哲学的境界。所谓富贵繁华，终成过眼烟云，绚烂而归于平淡，才是人生常态。
吾细思凡天下官宦之家，多只一代享用便尽。其子孙始而骄佚，继而流荡，终而沟壑，能庆延一二代者鲜矣。商贾之家，勤俭者能延三四代；耕读之家，谨朴者能延五六代；孝友之家，则可以绵延十代八代。我今赖祖宗之积累，少年早达，深恐其以一身享用殆尽，故教诸弟及儿辈，但愿其为耕读孝友之家，不愿其为仕宦之家。……予自问学浅识薄，谬膺高位，然所刻刻留心者，此时虽在宦海之中，却时作上岸之计。要令罢官家居之日，己身可以淡泊，妻子可以服劳，可以对祖父兄弟，可以对宗族乡党。如是而已。24

　
话语平实，卑之无甚高论，只停留于独善其身的层面上。可古今官场上绝大多数人，于炙手可热的当口，难得有这样的平常心。俗话说千里做官只为财，故名利当头之际，为官者大多患得患失，勘不破这看似平常的道理。因为平常心不是想有就能有的，是要靠读书、修身、参悟、实践而来的。升官发财，光宗耀祖，封妻荫子，是那个时代的人生追求，曾国藩起初自然也会有这种想头，否则不会奋力于科举。但于八股之外的博览群书，志同道合朋友间的砥砺切磋，潜移默化地改变着他，把他塑造成为一个真正的儒者。这个过程我们放到后面去谈，现在还是回到本题上来。
曾国藩外放的期望，很快就化为泡影。道光二十九年六月，他所期望的江西乡试主考的外差落了空，“南望家山，远怀堂上，真不知仕宦之略有何味（道）也！”25八月以后，他又先后兼任了兵部右侍郎、宗室举人复试阅卷大臣，顺天乡试复试阅卷大臣、顺天乡试武举人复试阅卷大臣诸职，公事之繁忙，刻无暇晷。心情抑郁的他，甚至废然思退：“吾近于宦场，颇厌其繁俗而无补于国计民生，惟势之所处，求退不能。但愿得诸弟稍有进步，家中略有仰事之资，即思决志归养，以行吾素（愿）。”26十月，祖父星冈公去世，曾国藩请假两月，在寓所守制。孰料年底，皇太后去世，转年正月十四日，道光皇帝也薨逝了。治丧典礼，乃礼部职责所在，假期未满，曾国藩也只能入宫参与办理丧事。直到咸丰二年三月，大行皇帝的梓宫奉安下葬，丧事方告结束。其间，新皇帝登基后，曾国藩又先后兼署了工部、兵部、刑部、吏部侍郎之职。尤其是刑部的公事，忙冗异常，“竟日颠倒于簿书尘埃之中”。他办事认真，任劳任怨，皇帝派他兼职是鞭打快牛，并无真正的实惠。故曾国藩虽一身兼任五部侍郎，可薪俸仍然只是一份，以至于年终腊月，还要借二百两银子才能过得去年。27
咸丰二年六月，曾国藩终于得到了江西乡试正考官的外差。七月，行次安徽太和县境内的小池驿，曾国藩接到了母亲已于一个多月前去世的讣闻，当即换装回乡奔丧，至此结束了他十四年的京宦生涯。
从嘱咐儿子纪泽料理京师善后，安排家眷还乡的信中看，这十四年的京宦生涯，曾国藩非但没有分文积蓄，反而欠下了数百两新旧债务。以至于家眷还乡的川资，要靠收取赙仪凑集。曾国藩自奉清廉，本不欲借红白喜事敛财。从前祖父过世时，他就拒收前来吊唁的同事朋友的银钱。可此番一大家子人还乡，要四五百两银子，无奈之下只能违背初衷，收取奠金，而内心“愧恨极矣”。28
好在几日后，江西省城送来的千两奠银救了他的急。三百两寄京还债，其余七百两，在长沙还账二百多，回乡治丧四百多。29其实，他欠朋友的，朋友也欠他的，总数亦将近千金。可欠他钱的多是些穷朋友，曾国藩将心比心，心存恕道，嘱咐儿子切莫催要。这些钱后来还了没有，只有天知道。
……凡有借我钱者，皆光景甚窘之人。此时我虽窘迫，亦不必向人索取。如袁亲家、黎樾翁、汤世兄、周荇农、邹云阶，此时皆甚不宽裕。至留京公车，如复生同年、吴镜云、李子彦、刘裕轩、曾爱堂诸人，尤为清苦异常，皆万不可向其索取，即送来亦可退还。盖我欠别人之账，既不能还清出京，人欠我之账而欲其还，是不恕也。30


　
俗谚，破家值万贯。京宦十四年，尤其做了大官之后，曾国藩自然会有些积蓄。可绝不是乡人乃至亲友们所想象的银钱。在给诸弟的家信中，曾国藩自况道：
我仕宦十余年，现在京寓所有惟书籍、衣服二者。衣服则当差者必不可少，书籍则我生平嗜好在此，是以二物略多。将来我罢官归家，我夫妇所有之衣服，则与五兄弟拈阄均分。我所办之书籍，则存贮利见斋中，31兄弟及后辈皆不得私取一本。除此二者，予断不别存一物以为宦囊，一丝一粟不以自私。32
果然，还乡之际，一身旧债，33两袖清风而已，曾国藩可称清官矣。
显宦高官做了十几年，到头来身背积欠，两手空空地还乡，在许多人看来，他这个官做得没味道。但今天商业社会所崇尚的金钱，却远不是那个时代衡量个人事业成功与否的尺度。传统社会的主流文化是儒家文化，而儒家文化为知识分子（当时称作士）树立的人生理念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丁忧回乡那一年，曾国藩42岁，已经过了他人生的中午。以仕途衡量，以一农家子做到二品大员，他算得上是成功者。以事业衡量，十几年循资升迁，庸碌无为，少有建树，他又是失败者。但以儒家所重的道德文章衡量，他却是厚积薄发，有着长足的进步，为其后半生的事业，奠立了深厚的基础。
少年时代的曾国藩，生活在一个闭塞的山村之中，尽管祖父与父亲鼓励他读书，但在家塾与乡塾中，除八股制艺外，没有条件博览群书，更难得接触学识优长的师长与朋友。独学无友，则孤陋寡闻，曾国藩于此刻骨铭心，后来曾在致诸弟的家信中谈及自己的感受：“乡间无朋友，实是第一恨事。不惟无益，且大有损。习俗染人，所谓与鲍鱼处，亦与之俱化也。”34“兄少时天分不甚低，厥后日与庸鄙者处，全无所闻，窍被茅塞久矣。及乙未（即道光十五年，是年曾国藩会试落第，在京读书）到京后，始有志学诗古文并作字之法，亦洎无良友。近年得一二良友，知有所谓经学者、经济者，有所谓躬行实践者，始知范、韩可学而至也，马迁、35韩愈亦可学而至也。慨然思尽涤前日之污，以为更生之人，以为父母之肖子，以为诸弟之先导。”36
京师乃人文荟萃之地，每逢会试之年，全国各省成千上万经过层层考试筛选上来的优秀学子汇集于此，有幸成为进士者，不过百余名，而能留在翰林院者更少。这些人，可称是尖子中的尖子，精英中的精英。与这些人为伍，国藩自然境界大开。37谈到交友，他兴奋地说：“京师为人文渊薮，不求则无之，愈求则愈出。”38硕学鸿儒，青年才俊，有志之士，比比皆是，如行山阴道上，令人有目不暇接的感觉。
在传统科举制度下，中式的士子，会结下两种重要的社会关系。一是门生与座主的关系。无论乡、会试，都有主考官与同考（阅卷）官，一旦中式，士子与考官之间就有了师生之谊，其中主考被称为座师，同考被称作房师，士子们则自称门生。二是乡、会试同年的关系。即同榜考中的士子，互称同年，彼此互通声气，有着特殊的情谊。师生与同年之谊，会伴随他们终生，是种重要的政治资源。座主往往会对门生施以援手，同年之间也会互相照应汲引，在传统社会中，这是仕途上的极大助力。

　
曾国藩也不例外。他登第的那一科会试考官名位显赫，座师是大学士、领班军机大臣穆彰阿、兵部尚书朱士彦、礼部侍郎吴文镕、左都御史廖鸿荃，房师是刚刚卸任的山东学政季芝昌。有不少人揣测，曾国藩官运亨通，全在其座师提携。但从他留下的日记看，国藩于这些人，并无特殊的关系，除与同年们一起贺寿拜年而外，平时几乎不走动，也没钱走动。况且道光皇帝是个师心自用的君主，在用人上绝不可能被大臣左右。而戊戌科进士、翰林数十名，同样的门生座主关系，仕途蹭蹬，沉沦下僚者大有人在。所以，与其说曾氏以夤缘升官，莫不如用他自己的话说，是运气好。两次大考翰詹，他都名列前茅，从而受到了皇帝的注意，所谓简在帝心者是也。故一遇到优缺，道光很自然就想到了他。
至于同年间的关系，则大为不同。此时的曾国藩，可谓是“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或同乡，或同年，或同事，往来过从者，皆跻身翰苑，极一时之选者。除定期会课39外，曾国藩每日里与朋友谈诗论文，酒食征逐，几乎日不暇接。“留馆后，本要用功，而日日玩愒，不觉过了四十余天。”40静下心来后，他痛自反省：“忆自辛卯年，改号涤生。涤者，取涤其旧染之污也；生者，取明袁了凡41之言：‘从前种种，譬如昨日死；从后种种，譬如今日生也。’改号至今九年，而不学如故，岂不可叹！”42
曾国藩是个酷爱读书之人，何以会痛贬自己“不学如故”呢？在这里，先要简单介绍一下当时在京师士大夫当中流行的程朱之学。清代学术，有汉学与宋学之分，所谓宋学，指的就是宋儒程朱之学。乾嘉以降，汉学大兴，但程朱之学作为朝廷树立的正统，仍然高踞主流意识形态的地位。在20世纪的哲学教科书中，程朱理学被定位于维护封建统治的反动学说，尤其在人性论上，更被认为是扼杀人性的毒药。故而在这个问题上，须略加辨析。
古代之儒学，做人与学问并重，所谓行己有耻，博学于文是也。宋儒是以继承孔子道统为己任的，故其治学自然也贯彻了这一宗旨。其口号“存天理，灭人欲”，大为后世所诟病，如清儒戴震抨击其为“以理杀人”。其实“以理杀人”者，与程朱无涉，而是后人的一种误读。这个口号强调的是个人的修身（也就是做人），为的是培养起一个良好的人格后，再推及其他，如家庭、宗族乃至国家事务，即所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至于后来的统治者认为理学有利于其统治，拿来为己所用，纳入国家意识形态，这个责任是不能算在学者身上的。宋儒选定“四书五经”，作为修齐治平的门径，是因为它们是儒学的原始经典，荟萃了儒家的基本理论，舍此无所谓儒学，没有了四书五经的儒学只能是零篇碎简，不可能构成完整的学术体系。至于四书五经后来流于形式与教条，变为科举的敲门砖，则是与学术无关的另一个问题了。
程朱提出“理”的概念，认为理是存在于天地万物乃至于人生之中的准则。推及到个人，若想消解欲念与烦恼，走一条正确的人生道路，就必须认识、把握这个准则，也就是要“穷理”，而后躬亲实践，方能达到“不逾矩”的圣贤境界。正如西哲斯宾诺莎所言，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认识了必然，遵循于必然，人生才会自由。同样，认识并遵循于理，方能真正实践儒家修齐治平的理念。
　
那么如何认识与把握这个“理”呢？大程（程颢）主静，强调摒除杂念，“正心诚意”；小程（程颐）主敬，强调循序渐进，“格物致知”。两人都主张知行合一，穷理与实践密不可分，所谓“存天理，灭人欲”，即遵循天理，排除不合于理（准则）的欲念，沿着正确的人生道路前进。朱熹学识渊博，他从注解儒学经典入手，是宋儒理学的集大成者。他扬弃了二程的学说，又从易学太极理论中推导出一种理气学说：太极之理为至上之准则，是判断是非善恶的标准。反映在人性上，则有“天命之性”与“气质之性”之分；前者为至善，后者则有清浊善恶之分。因此要通过“居敬”，“穷理”，以提升人自身之气质，激浊扬清，光大善念，摒除恶念，养成高尚的人格，并躬亲实践于修齐治平之中，致君尧舜，造福万民。此即“存天理，灭人欲”之真义所在。程朱理学是儒学发展过程中的一个必然阶段，也是中国思想史上不可或缺的一环，不是靠断章取义或武断的批判所能打倒的。
儒学自始至终倡导一种世俗的理性主义，使中国社会的发展没有走入政教合一的黑暗道路，统治者本身并无教主的地位，从而为人们的思想留下了自由的空间。如此，处于学术正宗地位的儒学，又成为政权合法性的意识形态来源。欲统治中华，必先尊崇孔子与儒学，非如此不足以号召士大夫，并通过士大夫获得整个社会的认同与服从。儒学体现着一种久远的、根深蒂固的力量——文化的力量。程朱理学上承孔子的道统，推动了传统儒学的复兴，并逐渐成为新时代儒学的主流。由此就不难理解，元明清三代的统治者，为何均取程朱理学为己用。程朱理学在学术上的至高地位，明清尤甚。朱明起家于草莽，满清则以区区百余万人入主中华，如何使天下人承认其合法性，对于维持统治具有生死攸关的意义。要使民心归附，统治者除去实行德政，镇压反对派而外，一大关键就是要认同传统的主流文化，以获取意识形态上的合法性，以此笼络住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