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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纪实三部曲之一江城-第2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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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河谷上的雾气，飞机经常晚点。长江的便捷依然是摆在那儿的，而且，它将一直如此，以这种或那种的形式。
今天，中华号，那艘六点钟的慢船，准备离开重庆，而它的乘客们已经有点不耐烦了。这是一个令人窒息的六月天，空气潮湿，灰霾后的阳光非常炎热，而乘客们都疲倦不堪了。他们中多数是游客；他们从中国四面八方而来，坐着拥挤的火车，或者叫人欲哭无泪的老旧汽车而来。他们的脾气都快被四川的酷热给融掉了。出发前十分钟，一个乘客与一个工人在顶层甲板上爆发了一阵争吵。
乘客是个大个子，公牛般的脖子，根根竖立的头发，以及厚重的手掌。一张闪着汗光的圆脸上，他的黑眼睛逼着怒光。他是被钱武装着的——这很容易看出来，从他身上那晶亮的鞋子和丝绸衬衣上，而主要还是来自他那游客的地位。在过去的十年里，国内游在中国开始兴盛，但一般的中国人还不会仅仅为了找乐去旅游。像这男人一类的游客属于一个新的阶层，而他们的钱简直就围绕在身上：在他们穿的好衣服上，在bp机上，挂住腰带的手机上，而且，经常就在他们吃得很饱的身子上。
今天的问题就出在钱上；这乘客对他三等舱的质量不满意。他从朝天门的一个票贩手中买了票，说是给他一艘好船，而这中华号——还能用，然而破旧了，甲板上满是江流的污垢——不是艘好船。这乘客跑了老远来看三峡，他说，而且他的票也不便宜。他很怒，一只多肉的手抓住了工人的肩章，把那男人拽近过来，对着他的脸大叫。
那工人个头小点，一个接近三十的年轻人，他太弱了，无法将自己拉开。他穿着一件脏兮兮的蓝白条制服衬衫，话说得很快，想要维护自己：票不是他卖的，他跟票贩子没有关系，而乘客的态度不应该那么激动。但这时一群人已经围了上来，他们也一起抱怨起来，直到那个工人的上司过来救他。
那个乘客依然拽着那工人，而对他的上司说话，而后者的解释也是一样，但他的态度中更多自信。有几分钟，冲突持续着，但人群移动起来了，察觉到争吵快要结束。
最后那大个子说，“你们有没有二等舱？”问题解决了，就这么简单。钱付了；旅客与上司握了手。大个子给每个人派烟。人群散开了。那小个子的骄傲受到了伤害，他抚平肩章，退回到甲板的护栏旁，手里拿着烟，那是他受伤的补偿。没有人去留意他——然后中华号鸣笛，从码头出发了，争吵被忘在脑后，乘客们都在看城市在后方滑走，而轮船游入了大江的心脏。
重庆往北三英里，江流突然东转，这个拐角处的标志是一座佛教神龛，还有一座风吹日晒的宝塔，高踞于水面上。山岭开始升高了，葱绿崎岖的山岭让位于一排排留着去年水渍的石灰岩。许多山坡都太陡，无法建房，而随着船往东行，小块的农田越来越多见。农民们的房子是简单的：泥或砖的墙上是灰色的瓦顶。它们经常都在芭蕉树荫之下。沿着江的两岸，总有梯田，在工厂不能驻足的地方嵌入山坡。
景色静谧美丽——不会让人屏住呼吸，然而值得回味，略显粗糙的山丘，不太规则的梯田。重庆静静地留在我们身后了，突然，一切都看得很明白了，这片风景里的一切，都是由长江厚重的力量所塑形。
因为江流在这里显出了力量。有时它宽为几百英尺，有时它被挤在窄窄的峭壁中，但水流总是强而有力。长江从西部的大山中融雪而下，在这儿它那七百多条支流已大部分融入了，就这样，它迅疾地掠过山岭。在世界上的大河中，唯有亚马逊河带入海中的水量超过它。
太阳下沉了，一阵凉风扫过江面。大多数的游客都在甲板上，看着山岭掠过。一群广东生意人拿起手机在耳边，用粤语大声说话。一个年轻女子独自靠着栏杆，她长长的黑发与粉色的短裙在风中飘舞。
空气如今干净了，只有几片云摩挲着渐暗的蓝色天空。小渔船开始泊岸过夜了，而中华号掠过了一群在潜流中赤足玩耍的小孩。玉米在山上长得高高的。玉米有两个月大了，刚刚开始进入成熟期；它的根茎带着春天的新绿，而顶上开始转为金黄。
在河岸边没有稻谷；山岭太陡了。有些多石的斜坡对玉米来说也很困难，但即便在最粗砺的坡上，也有耕耘的痕迹——至少，有一处单独的玉米地长于岩石的缝隙中。这些作物乃是垂直往下，一路从坡上排列下来的，而那些山坡都尽可能的耕平过。
在这个地方，谋生不易。那些最成功的农家往往有一栋两层的小楼，一个大猪圈，一个不小的水泥打谷场，十几处嵌入山丘的玉米地，然而即便它们也在述说着在此种植的艰辛。每片梯田都由人类的努力打造而成，背后是同一族的人，许多个十年，甚至百年的工作。所有的这些都是依靠手脚，以及基本的工具。这些梯田变化得十分缓慢，看起来仿佛是自然力量所形成的——一种跟大江一般坚决而有力的东西。人类的历史沉重地压在这片土地上，在中国经常都是如此。
太阳西沉中。天空耀出橙色，山岭渐暗，太阳的圆盘发出一道明亮的光带，在轮船身后的水面上。然后，在西面的山岭后，它落了。
在一个三等船舱，一对年轻男女在地板上整理他们的行李。他们可能是十八岁，也可能三十岁，就像许多中国年轻人，他们看上去就是年轻。船舱内有八个铺位，作上下铺布置。一个老妇人坐在一个下铺，问那一对最后两个床位是否他们的。
“我们用一个铺，”那年轻女子说。“我们刚刚结婚。”
乘客们共用床位没什么稀奇的，但那年轻女子的丈夫红了脸。那女子，形貌标致，留着短发，笑着碰碰他的肩膀。
两个女人礼貌地交谈了一阵。她们问彼此刚才吃了什么，去哪儿，在重庆干什么。新婚的夫妻要回宜昌的家，那老妇人去武汉，而两个人对重庆都没什么好话。
“很落后，”那老妇人说，摇着头。“人们的收入太低，生活费用太高。”
那年青女子表示赞同，她说重庆的交通很不方便，它不如宜昌好。
她丈夫什么也没说。他帮妻子脱去了鞋子，然后爬上床靠在她身边。借着舱内的灯光，他读起一本杂志，而她打着盹。铺位不到一米宽，而他们却躺得舒服。
夜里的江上很平静。夏日的星星今晚出来了；北斗七星在轻柔摇晃的轮船上空发着光，四分一个月亮在南面天空上悬挂着，亮亮的。江水漆黑，除了一道道的光带。现在岸边很少有房子了，而灯光则更少。大多数的光线都从江上来——河滩上的砂岩石在夜里微弱反着光，还有充气橡皮艇；江的南岸有红灯闪烁，北岸是绿灯；夜船在其间经过，它们的探照灯沉默地掠过江水。
在夜里没有水翼船，没有渔船，没有两人的小舢舨。偶尔，中华号会经过一条长长平坦的河岸，那儿有过夜的小船停靠，在岸边的竹房窗户透出温暖的光——临时的餐馆，旅店，麻将馆。货物交通都停了。
江上的其他船只多数都是大客轮，经过时，犹如亮着光的浮动小岛。有些是从上海一路逆流而上，穿越了安徽的平原，经过了湖北的湖泊，武汉的工厂，三峡的峭壁，现在，离重庆还有几个小时，它们快到家了。
过了一阵那年青女子醒了。她在床铺上转转身，跟丈夫靠近点。“你是谁？”她的声音轻柔，调皮。“你是谁？”
她丈夫咕噜着回答了，而她静静笑起来。船舱的门开着，能听到外面马达平稳的声音，还有江水拍击船底的温柔回响。“你是谁？”那女子再次低语。
很少乘客在涪陵下船。多数人都要再坐两天，穿过三峡到宜昌，或者，三夜去到武汉。涪陵好似一个停顿，在梦中——静静的大江，满舱朦胧欲睡的游客，城市的灯光从长江的幽暗中升起。
重庆出发后已过了四小时了。灯光群聚在岸边：有家，工厂，汽车。一座新建成的桥跨在头顶。轮船的扩音器响了，宣布涪陵是下一站，然后大江的梦停了，城市进入视野。
涪陵的心脏地带围绕于江上的一个小湾而建成。从这个小湾的弧线开始，城市立于陡峭的山丘上，好像窗帘透着光——有小商铺灯泡的微光，有的士车头灯的光束，有四方形窗户的黄光——而这个点亮的窗帘，落在长江的黑水之上。中华号向江滩驶去，汽笛长鸣，码头渐近。轮船一直往南，直到脱离的江水的主流，直到那长江的巨大力量被留在身后，然后，轮船泊上了码头。
12 逆流而上
在最后一个学期的文学课上，我们学习了华盛顿欧文，爱伦坡，马克吐温，凯特卓别林，杰克伦敦，罗伯特弗罗斯特，还有蓝斯顿休斯，之后，作为最后的单元，我布置了谭恩美，和一些美籍华裔的诗人。这些文学对我的学生们来说那么遥远——李普范文可，蹦跳的青蛙，以及休斯那遥远的河流——而突然我们看到了电影“喜福会”的结局，当那华裔美籍的叙述者来到了中国，跟她的姐姐们重逢了。这是中国头一次真正进入我的文学课；学生们曾经以中国特色演绎了莎士比亚，他们写过罗宾汉来中国，但这些只是将外国文学放入熟悉的背景中。现在，我们真的到了这里：叙述者在拥抱她久未谋面的姐姐，班上所有的女孩都哭了，而男孩们忍着泪水。
之后，我让他们写写他们的家庭，描述他们父母与祖父母的生活。一个叫蒂娜的女孩，写了首诗：
回头看我的祖先
一个羸弱的女子
坐于一间陋室
一遍遍摇着纺车
她不能出去
她的脚被封建主义深深困死
在1921年
中国共产党成立
我的祖母出去革命
去上海，去重庆
她的足迹踏遍了大半个中国
我的母亲，一个年轻的女子
在文化大革命
当了红卫兵
她否定一切先进的事物
叫着毛主席万岁
许多人和琳达一样，写到了乡下的生活：
我的外曾祖母出生在一个贫穷的家庭。她得为地主当佣人。她受了很多苦。她没有足够的食物吃，没有足够的衣服来御寒。她的主人待她很不公平。
同样，我外祖母的情况也没有多少好转。她的脚被束了，非常疼痛。她生了五个孩子。不幸的是，其中三个都死于饥饿。这让我的外祖母非常悲伤。她哭了整整三天。最糟糕的是，她的丈夫死于疾病。她做了三十年的寡妇，受尽了艰难困苦。
我母亲的生活比她们要好一点，因为她正好在新中国成立时出生。我的母亲不太高，但她非常和蔼，美丽。她对我们十分温柔。当然，她的生活也并不很如意。她必须艰苦工作以维持生计。她在寒冷的日子里出去割草喂猪；从很远的地方运煤来取暖；她一直为我们缝补衣服。她为她的家庭奉献了自己的一生。
几乎所有的卷子都是那么写的，我发觉我没法给它们打分——甚至在角落里作一个收讫的记号也不行。它们中没有什么是我能碰的，而其中一些我甚至不忍读，因为它们都太心酸。在最后，我无法把这些故事还给他们，我把它们保留下来，只是跟同学们说他们写得不错。
他们的写作，在让我想到过去时，也想到了未来。我看到了那持久无声的挣扎，把同学们带出了今天的样子，而对下一代来说，情形或许也大致如是。我想象着琳达的女儿，一个年轻的女子——也许是一个大学生，生活比她母亲好一点。我想象她写道，“我的母亲不是很高，但她非常和蔼，美丽…”
下课后，我常走到校园后的乡村去。我已经停止跑步，走路的感觉愉快——一切都慢下来了；我可以跟农民们聊天，看他们干活。他们常问我是否认识那个在山上跑步的外国人，而我告诉他们我已经不再干那个了，这看起来让他们松了口气。在插旗山上乱跑毫无意义。
在夜晚和周末时分，我遵从着我的城市路线。星期天上午已经安排得很完美了——教堂，神甫，铁匠，茶室，然后我会去南门山公园对面的餐馆里吃饺子。那饺子乃是涪陵最棒的，通常我会在十一时准点开吃，这时会有个十二人的铜管乐队在公园演出。这乐队几乎每个星期天上午都来，被结婚的新人所雇，因为一场好的婚礼要吸引尽可能多的注意——这里头面子大了。乐队会演奏“友谊地久天长”，以及“虔诚的人们啊”；而棒棒军肯定会忠实到访，直勾勾盯着新娘看，她上着明艳的妆，盛服出场。
在餐馆里，我通常会选择一个特别的位置，靠在墙上，望向街道与公园。一旦天气转暖，人行道上的每日生活秀比乐队更佳——带着篮子的农民，带着孩子的家庭，年轻夫妻出来逛街，老妇人举着雨伞遮阳。
在周中，我经常去拜访高明与马福来，两个春节时我在公园里认识的朋友。高明是个艺术家；他二十六岁，几年前从四川美术学院毕业。他很有天赋——他的寓所里满是他自己的油画，多数都是欧洲风格。他自己在涪陵有生意做，他的公司主要业务就是字大块的霜玻璃上作画，蚀刻上花卉，竹子，大熊猫，以及其他中国人喜欢的图案。一般说来，这些玻璃会被裁开，用作餐厅或者公寓的装饰。高明对这项工作特别在行，这就是说，他做的玻璃特别的俗气。这不是他的错；他只是按照客人告诉他的去做，通常，客人们会叫他能用多少颜色就用多少颜色，能画多少形状上去就画多少。
他的客户们乃是涪陵的富人，有些时候，我会陪伴他去客人们的家，去运货或者收订单。每个城里的富人似乎都有一致的装饰方式，以某些物事为富裕的标志：高明的玻璃作品，华丽的吊灯，围绕着巴洛克式的天鹅绒与石膏像，怪异的木质格子棚，挂着塑料的葡萄与藤蔓。另一个普遍的装饰，乃是一个巨大的木质表，挂在墙上作为钟用。当然，他们也都有顶级的电视机，vcd，卡拉ok机。这些人，在其他的国家里，会被称为新富，新钱，但在涪陵，这个词汇没有意义，除非你以分钟为时间单位来衡量。那里没有旧钱，所有人的财富都是在他们那一代所积累的，而我也不能责怪他们夸耀自己所终于获得的。
我喜欢跟着高明到处走，似乎没有一个富人介意，因为有一个外国人在你的家里，比拥有一个挂满了塑料葡萄的木棚更有档次。但富人们本身其实乃是最好的装饰。无一例外，男人们的头发全大大地喷了发胶，尽往后梳，穿着炫亮的丝绸衬衫，而女人们，脸上的妆尽显妖娆，穿着透视的衣裙，躺在堆得满满的沙发上。我想不出他们整天都在做些什么，尤其是那些女人；她们的模样看上去，要么是刚刚抵达，要么是就快离开。然而她们总是坐在沙发上。＇1＇
高明有个七个月大的女儿，跟他妻子一起住，她是一个以重庆为基地的艺术家，而高明利用这种工作导致的分居关系，找了个涪陵的女朋友。当他的妻子最终听说了此事，她带着小孩去了河南，在那儿另外找了份工作。她威胁说要离婚，这没有吓到高明；他很有信心她会回来的，虽然同时他也没想甩掉他的女朋友，她是个经典的嗓音刺耳的四川小姐，非常精明。高明就是一个不会去为将来担忧的人；他的目标就是享受时光，是以他赌钱，去卡拉ok吧，而且我怀疑，还去嫖妓——他经常谈到她们。有些日子，他玩麻将会亏八百块钱。他麻将玩得很烂。
他喜欢跟我谈论他的这些问题，因为在他以为我会理解他的生活风格，在他看来，那是很美国化的。“在我们中国，人们的思想不够开放，”有一次他说。“在你们国家，你可以有一个女孩做朋友，但在这里总是会惹麻烦。我的妻子就是那样，她不够开放。”我不知道如何回应他——婚外情可不能算是我心目中改革开放的益处。通常我什么也不说；作为一个外国人，当我聆听时通常是最舒服的。
在温暖的夜里，高明会跟我讲述他的问题，往往在吃火锅的时候，那是四川东部的一个特色。说火锅辣毫无意义——四川人吃的所有东西都是辣的，从早餐时蘸着辣酱的春卷，到宫保鸡丁。有些和平队员得上了溃疡，因为这食物的辛辣。
但即便在这样的菜系里，火锅还是显得特别辛辣：蔬菜，肉类，粉丝，都在一锅热油中，而开放的火焰就在面前的桌上。人们成年都吃这个，但在夏天里特别受欢迎，理论依据是，火锅让人出汗，而出汗则让人凉快。
火锅档在夏夜里出现在涪陵的人行道上，它既是吃饭，也是一次社交活动——你坐在冒气泡的锅前，看着行人们走过。高明和我会慢慢吃着，观察小姐们，如果他心情好的话，会说说他想买的东西。在糟糕的日子里，他有一两次提到可能的离婚。但通常，他总去看事物的光明一面，有好几次，他谈到了他要跟妻子办的结婚典礼，如果他们不离婚的话。他们已经结婚五年了，但就像许多涪陵人一样，他们把婚礼延迟了，一直等到他们有了足够的钱，来办一次风光大典。现在，高明有了钱，却没了妻子；幸运的是，他足够乐观，可以忽略掉这个令人尴尬的事实，他带着快意谈论着他脑子中的辉煌婚礼。“我要租很多的车，”有一晚他告诉我。“十辆，至少要有十辆车。我们会开到南门山，然后，去高笋塘，然而到江东区，然后我们开回来。街上的每个人都会停下来看。”
在某些方面，高明的朋友马福来也很相似：他有个小女婴，一个妻子，一个女朋友。但他犯下的错误是，他把这三样都汇集在涪陵了，他的灵魂深受折磨，毫无一点高明的爽朗活泼。马福来经常来我这儿寻求建议，部分原因是他以为美国人会懂得如何处理这种复杂情况。但我也察觉到，他跟我讲，是因为作为一个外国人，我不在当地的圈子内。城里有几个朋友都以这种眼光来看我；他们知道我跟本地的八卦网络没有联系，是以他们告诉我他们的秘密，寻求我的建议。
四月末的一个晚上，马福来到了我的寓所，坐在客厅里抽烟。我能看出他很不爽，但他不愿意说。我们聊了一会儿，然后我单刀直入了。
“你跟你的妻子有些问题？”
他点头，吹出一阵烟。但他还是不说什么。
“她有了别的男朋友？”我知道这不大可能，但这看起来是个打开话匣子的办法。他摇头。“不是那样”，他说。“问题是我们相处不好。我们毫无共同点——爱好，兴趣，什么都没有。我们总是吵架。从我们一开始结婚就是这样了。”
“你们为什么结婚？”
“因为她的父母。她的父母给我压力。”
“他们怎么做的？”
“也许你不明白。在我们中国，和你们国家不同。在这里，如果你开始跟某人有了关系，跟一个女孩，你就得结婚。”他叹口气，接着抽烟。“我的意思是，如果你们有了性关系，就得结婚。我的妻子跟我就是这样的。我那时二十四，她二十二。所以我娶了她，即便我知道我们并不合适。”
我什么也没说。这是一个温暖的夜晚，七点钟，我让他想了一会儿，外面天色渐暗。
“我不知道该怎么做，”他说。“你有什么建议？”
“这很复杂。也许没有简单的解决办法。”
“我成天想着这问题。它让我头疼。一整天，我就想着它。”
“我知道高明有个女朋友，”我说。“你也有吗？”
有一阵停顿，然后他点了头。
“她是谁？”
“她是这里的一个学生。记得我有时会来看的那个女孩吗？她不是我的表妹，不像我告诉你的那样。我们相处得非常好。在所有方面，我都喜欢她超过我妻子。”
我已经猜到了她是他的女朋友；这一点不让我惊奇。亚当也有城里的男性朋友与此类似的——离了婚或者快要离婚，有年幼的孩子，更换的女朋友。在校园里的工作人员完全不是这样，也许在其他传统的单位里也如此。但许多做生意的年轻人好像都有外遇。他们有了钱，而且他们没有被旧式的工作单位所捆住，单位是可以影响，甚至管束人们的行为的；然而同时，他们依然沿袭了涪陵的模式，结婚，尽可能早要小孩。我问马福来他妻子知不知道他这个女朋友。
“不，”他说。“她不知道。”
“你肯定吗？高明的妻子在那么远的重庆，但她还是发现了他的女朋友。”
“我的妻子不知道；我敢肯定。如果我跟那个女孩要去哪儿的话，我们会去一个没有别人在的地方。”
我怀疑在涪陵哪儿有这样的地方，要有的话，我也许自己也会去一去。马福来又叹口气。
“我的婚姻很糟糕，”他说。“唯一的好事是我的女儿——除了她，我们没一点交集。我们从不说话，也不一起吃饭。我们分开来睡了。你见过我的房子——我们各有一间屋，我睡在小床上。她的父母跟兄弟对我就像陌生人一样。他们知道我不爱她。”
“她想要怎么办呢？”
“她什么也不想。”
“为什么？”
“因为她爱我。也许她以为婚姻就是这样的。”
“你想要怎么办？”
“我不知道，”他说。“你有什么主意吗？你们国家的人怎么办的？”
“这问题在我的国家也是一样的。如果有个小孩，离婚会很难。但是，如果没有小孩的话，当然他们会很快离婚。”
“在这里不同，”他说。“离婚并不容易，即便你没有孩子。因为这里的想法还很传统，很封闭。这大概就像你们国家1940，50年代的时候。问题是女人跟男人还是不一样——他们并不平等。所以离婚对她们的影响很大。一个离婚的女人没面子。”
“那么对男人来说呢？”
“情况也不是很好；有些人会说你不是个好男人。但相比女人的情况还是好得多。所有这些观念都非常落后，好像对性的态度——要是你跟她发生了性关系，你就得娶她。在你们的国家要好些。我对你们国家的其他方面不太感兴趣，但在这方面，我希望中国跟美国一样。”
“在美国有太多离婚了，”我说。“人们觉得太容易。所以，在这两个地方都不怎么好。”
我们沉默坐了一阵。天快黑了，而我没什么建议给他。我说着那些我总是说的话——慢慢来，耐心点，想想孩子。他早已听过了，现在他坐在那里摇头。
“每个人都有这问题，”他说。“青年人，老年人——他们都有同样的问题。这是因为他们结婚太快，因为没有性的自由。也许百分之八十的人都像我一样不开心。我所有的朋友都对他们的婚姻不满意，但他们也知道离婚是困难的。也许你不能理解这个，但这是很严肃的问题。”
他问我他能不能在我屋里坐一阵，我说没问题。我迟些时候有文学评论课要上，是以我准备着我的材料，想着马福来以及像高明那样的朋友。说这问题只是源于缺乏性自由，我感到怀疑；不如说，有充分的自由，才导致麻烦的产生。过些日子，这里会有更多的性自由，但这也许不会给涪陵的人们带来奇迹。经常的，我发觉很难向人们解释，不管生活在那里，有些问题总是那么复杂。
我能想到的唯一诚实的建议是：不要结婚。但这不是很现实，而在我说来很容易；作为外国人，另有一个方面我是超脱的，因为我不会在涪陵结婚。这些话题没一个直接触及到我，而我总是隔着距离观看，对许多其他事情我也是这样。就像逛着富人们的家，或者读着我的学生所写的故事，或者站在我的阳台上，看着江上的船只驶往不知的目的地。这里有一种权力，因为许多事情都不触及到我，而隔着距离，会有那么一些时候——一次江上的旅行，乡村里的一天——会一直陪着我，带着它们的鲜活，美丽。但经常那儿也有无助，有时是悲伤。跟马福来坐在那儿，我知道，把我的这部分生活关上，结束，也不无益处。我看着他又抽了根烟，然后他走了。
那个春天乃是北京大学的一百周年，跟五四运动的七十九周年结合起来，有全国性的庆典。电视上有一个特别节目，而大山，那个说中文的加拿大人，说着笑话，介绍带出了北京校园里的舞台秀。
五四运动发生在1919年，源于对凡尔赛条约的回应。这条约给予中国的奖赏是，把德国前殖民地如青岛给日本——这不公平事件自然让中国人民愤怒不已。运动以学生运动开始，扩大开来，包括了一个非常广泛的具有改革意识的中国知识分子群体。这是一个民族主义的抗议，同时它也向西方伸出手去学习；“科学”与“民主”是它的关键词。
共产党宣称五四运动乃是它自身崛起的序曲，这是一个特别无耻的修改历史的例子。的确，五四运动的一些领袖是共产党员，或者后来转向了共产主义，但把他们的理想跟当今共产党的态度联系到一起，是一个歪曲。其结果是，电视特别节目成了一个超现实主义的矛盾混合体：共产党的官员对当年学生运动者的回忆表示赞赏；演说鼓吹“科学”与“民主”；而北京大学骄傲地纪念1919年的事件，而同时却有技巧地回避谈到1989年的事件。大山说着他的老笑话。以其自身奇怪的方式，这事件占据了电视节目。
涪陵师专也参与了这次庆典，组织了一次话剧比赛来庆周年。预演在各个系举行，而胜出者会在学校的礼堂再演出一次。我的一个文学班准备了“罗密欧与朱丽叶”中的几场戏，而另一个班则改编了凯特卓别林的“德塞利的宝宝”。琳达饰演德塞利，而莫金钱出演冷血无情的阿曼达；我帮助他们联系，跟“罗密欧与朱丽叶”的组一起。
亚当的西班牙班则选了“唐吉珂德”。那是个小班——总共不到十二个学生——而它里面包括了最为活跃的三年级的男孩。他们就塞万提斯的小说创作了自己版本的故事，把地点设在涪陵。唐吉珂德成了江东区的一家米粉店老板，他把他的业余时间用来阅读雷锋的故事，那个工人烈士，他对毛主席的无私奉献精神让他成了一位宣传英雄，从1963年至今。雷锋精神是一种共产主义式的对平凡人的礼赞：他曾经是一名普通的士兵，对名声或其他世俗的欲望从不表示兴趣，他倾向于默默无名地劳动，直到有一天，一名同志不小心倒车时撞到一根晒衣杆，砸到雷锋的头上，砸死了他（那个司机又花了二十五年才入了党）。
改革开放减弱了雷锋精神，虽然还有一些旧日回音。在涪陵的证券营业厅旁，有一栋建筑，上面原来的宣传口号，虽然早已不见了，然而日久天长的痕迹还能清楚显示：“学习雷锋精神。”三月乃是官方的雷锋月，虽然多数当地人只会笑笑，如果你向他们提到这已经过时的传统。但学校依然对此态度认真，给学生们布置强制性的工作，为了纪念雷锋同志。在我的第二年里，三月的事件之一，就是由干部带领清洁江东区的活动，有电视台的人员来拍摄，内容是学校官员和学生把灰尘扫到街的另一边。
江东区的清洁工作花了十分钟，而亚当与我从学生之家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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