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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纪实三部曲之一江城-第2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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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里发现这个新动向只是个时间问题，乔治·贝克·弗罗斯特在一天课间把我拉到一旁，作为党员，他跟上边显然有些联系。
“英语系不让我们教你那些词。”他说。
“那些龟儿子，”我用中文说，“他们真牙刷。”
乔治笑了，朝身后扫了一眼。重庆方言里，说某人牙刷是很尖刻的骂人话。在四川其它地方，这个词完全没什么含义，可不知为什么，在东部江岸这个词当作形容词使用，有着很强烈的暗喻。它或多或少是你没用的意思。“我们得小心点，”乔治说。
我本想说：没有不透风的墙。不过我还是笑了笑，点头同意。
“也许你离学校太近的时候可以不说那些词儿，”他说，“不然他们会找我们的麻烦。”
我们商量好在教学楼附近搞个停火区，不说方言，不过这种限制不可避免地失败了。这是个危险区——…叫人牙刷比唱圣诞赞美诗更大逆不道——很快，对上边共同的看不惯让我们和学生们更接近了。这时，两种语言的往来交流已经彻底失控了。自打第一学期我们学了乔纳森·斯威夫特之后，学生们就迷上了“yahoo”这个词。它发音像中文，实际上还有点像“牙刷”，yashua。不管什么原因吧，学生们经常说“yahoo”，更可爱的是，他们中许多人的四川口音容易混淆f和h的发音，结果发音成了“yafoo”。黄凯（音译）也是这么发音的，这算是他第一堂英语课。经常，我到学生之家来吃午饭时，他抬头看见我，严肃地喊道：“yafoo！”作为文学教师，我觉得这也许是我最骄傲的成就，我知道斯威夫特要是能看到这个两岁的中国娃娃穿着开裆裤跌跌撞撞地走路、管老外叫yahoo，一定会激动得不得了。
到秋天，亚当开了西班牙语课，导致事态更为复杂。很快，tonto（傻瓜）这个词和牙刷、“yahoo”一样变得无处不在，从教学楼顶讲到学生之家。我都有点为系里的干部感到难过了——他们被这些胡话搞得有多困惑，坏干部们怎样加班加点企图评估乔纳森·斯威夫特和西班牙傻话的政治风险，我只能凭想象了。他们很可能盼望我们赶紧带着这些古怪的词走人，不过那还得要好几个月呢，三门语言、一门方言还有巨大的潜力被滥用。
作为教师，我不再像第一个春天那样觉得不舒服了——那种孤独地站在全班面前的外国人的感觉，今年学生们也不会因为和我一样感到羞耻而低着头了。我很高兴地看到，终于可以和他们在课外聊天了，我们之间的关系既严肃又诙谐，一种中国式的完美。第一次，学校生活有了人情味，而原来时常让我觉得是既聪明又不幸的人质的学生们，现在在我眼中的形象也越来越完整。
我最喜欢的一个学生是琳达，她不觉得自己需要个英文的姓。她也许是三年级学生中最聪明的，前一年，她曾经被提名为候选人，转学去位于重庆的四川外语学院。那可是比涪陵进了一大步，每年少数几个优秀学生被选拔出来转学到那里，意味着他们从此不会再被锁定在成为乡村教师的轨道上。不过，选拔的过程既讲政治，又任人唯亲，琳达没能通过走过场的体育测试，因为一名体育老师从大一就讨厌她。实际上，琳达是女生里体育最好的之一，这种不公平在英语系颇引起了些愤怒，不过大家都无可奈何——那名体育老师说了算。这是校园里肆无忌惮的恃强凌弱被屡屡容忍的一个典型例子，体育系的尤其过分。
琳达平静地接受了结果。她已经习惯了这种无助与坚强的结合——她母亲不久前去世了，那年春天，她父亲正在和癌症病魔搏斗。琳达和她妹妹春天都去看过手相，两次的命相都一样：你父亲很快就会去世。我和亚当认为这正说明人不应该去算命，我们也这么劝琳达。不过，琳达觉得她命中注定，所以平静地接受下来。那学期，她几次周末回家，但仍然保持了常态。即便她父亲病重的时候，她仍是班里成绩最好的学生。
一天晚上，在图书馆，她让我看她的相册。看学生的相册总感觉很奇怪，因为中国人认为照片里如果没有自己就失去了意义。观看一本也许有50多张本人大头照的相册，就像是自恋癖突然大爆发，对于一个以谦逊闻名的民族，我总觉得这好比坚固铠甲上有个古怪的裂缝。我也不知道该如何做出回应：看了50张年轻女士容貌的照片后你该说什么呢？
亚当的策略是看到每张照片都停一下，然后问道：“这是谁？”
“是我！”相册的主人回答。
亚当再翻一张。“这是谁？”
“是我！”
亚当发现这种例行公事好玩得不得了。他一来这招我就不得不离开办公室，以免我听到他第二十次提问后忍不住揍他。我没有他那种耐心，所以我客客气气地尽可能快速翻看了相册。照片都是标准的小姐姿态——经常是在公园里，很少笑；有时戴着帽子、化了浓妆、镜头用了柔化滤光片；拿着花，下巴朦胧地上挑，后背微微弯着。我用五分钟看完两本相册，看完后还给她，说，“很漂亮！”
“不，不算很漂亮”，她说，随后她笑了，“不过够漂亮了。”
我意识到她说的很准确——她是个漂亮姑娘，但没有漂亮到让人分神或是掩盖了她其它方面才能的地步。这是我在涪陵经常发现的那种实用主义的又一个例子，跟美国人相比，这里的人们更有能力冷静评估自己。通常，涪陵的人们会准确地知道自己手中有什么牌。琳达确实运气不算好，但她有她自己的天赋，她会尽自己所能用好它。
另一天晚上，我、亚当、她、莫·莫尼四个人一起吃饭，几瓶啤酒过后，我们开始用中文严肃地交谈。对话转到了天安门广场的民主示威，这在涪陵是个少见的话题。大部分人对1989年发生的事情没什么概念；涪陵有过小规模抗议，学生游行到了南山门，人们还听说了成都和北京发生暴力的模糊传言。不过，几乎没人了解屠杀的规模。少数例外之一是我的摄影师朋友柯先龙（音译），他认真收听了美国之音，知道外国媒体报道死亡人数至少有几百人。
他是我在涪陵认识的最不爱国的中国人之一。我在那儿的头一年，学生们对香港回归激动万分，他就表示了鄙视，将学生的激动归咎于他们的无知和不成熟。令我意外的是，他对民主运动也用同样的词评价。
“所有那些都很愚蠢，”我们谈起1989年学生运动时，他曾经对我说，“学生们批评的许多问题当然存在，但他们懂什么呢？他们怎么能领导国家？学生就是学生。他们丝毫不了解真实生活，因为他们还太年轻。他们还不成熟，也没像老百姓那样工作过，这意味着他们经常抱怨他们所不理解的事情。”
思考过后，我能理解他的观点，至少从这个角度看：一个国家由21岁的青年们作为自己的道德呼声，这绝不是什么好征兆。不过，中国的这一代21岁青年，居然对不到10年前发生的事情缺乏清楚的了解，这看上去很可怕。
莫·莫尼是党员，不过他并不抗拒这个话题，他没有否认发生过的事情，这也是政府的立场。他知道我的信息很可能比官方消息所说的更准确，争辩镇压的规模也没有什么意义。
“不过你得理解，”他说，“我对那时发生的事情无能为力。并不是因为我不在乎——我希望对那件事能有个交待。但那根本不可能，所以我能做的只是当个好学生，毕业后当个好老师。我想这是我唯一能做的。”
很多方面，他让我想起了孔老师，他也是党员，有点理想主义色彩。他们俩都对体制最终能自己解决问题抱有信心，他们相信，这需要他们这样的人给予一定的宽容、耐心和忠诚。跟党的理论相比，他们对这种想法的信心更明确：他们这样的人可以——也应该——为社会做贡献，哪怕社会存在缺点。某种程度上，这是一种民主的思路，或者，至少是对从现行腐败体制下发掘出尘封的民主的憧憬向往。他们无法接受彻底拒绝合作的想法。
琳达不是党员，尽管我相信像她这么有才华的人如果自己愿意的话早就入党了。我问她为什么不申请。
“我对入党没兴趣，”她说，“我从没想要入党，现在也不想入。我觉得我们在讨论的是重要的问题，也许有一天我能做点什么。但现在，这太复杂了。”
她平静地说着，我能看出她的回答和莫·莫尼的同样真诚。他们都置身事外，和我在涪陵认识的每一个人一样，但琳达和莫·莫尼的理由不同。莫·莫尼觉得，通过在最低层面参与一点政治，他能克服对更大问题的无力感。而琳达只是有其它事情要操心。她手里的牌已经够多了，其它事情都可以等等。涪陵的许多人都是这样生活的，两年后，我终于理解了原因。
这是个干燥，多尘的三月，到了最后一个周末，我去了乌江上游，一次远足。这和去年那次远足同一时间，同一路线。我一直喜欢乡村的四季变换，那是我个人的忠实惯例，到绿意盎然的春日河边野营，在三月的尾声。
我越过头两个山谷，到了涪陵梁堂铁厂。在过去一年里，那儿没有任何变化，只是现在我可以认出宣传牌上的汉字了：
勤奋——友好——服从
为遵守纪律而光荣
为破坏纪律而羞耻
三车矿石沿着山坡飞驰而下，工人们驾着一堆堆白色石头，又笑又嚷。我经过了去年的标语：
高高兴兴上班来
平平安安回家去
我想，那应该是我今天的圣歌：高高兴兴，平平安安。我对自己重复着那些话，走过了崎岖的山丘，然后下到了深绿色的河谷，那儿的溪流朝西向着乌江而去。
河谷中春天无处不在——开着花儿的泡桐树，金色的油菜地，在轻风里抖动，胡萝卜，生菜，洋葱，扁豆，都在急切生长。水稻苗在竹子搭的塑料温棚下色彩明亮。
我到了第四个山谷，那儿有个农民引着头水牛在耕地。他走在泥地里，裤子卷过了膝盖。空气甜甜的，有附近油菜地传来的浓重香味。老人的妻子与孙子坐在田边，我停下来跟他们打招呼。
那女人看着我。“我去年见过你，是吗？”她问。
“是，我去年来过。我住在涪陵。”
男人停下了活儿，笑了。“我记得，”他说。“你有张地图，还问我该往哪儿走。但你并不理解我们说的话，你走错了方向。我们想要帮你的！”
我保证说，这次我肯定要搞对。他们问我在涪陵干嘛，我说我是个教师。
“他也是个教师！”那女人道，指向她的丈夫。“他在小学教书，星期一到星期五，但星期六与星期天他在这里干活。”
他解开了水牛，让它向油菜跑去。那男人五十四岁，小而瘦，然而跟他的牛一般结实。他的黑发剪成整齐的平头，我能看出，如果他收拾整洁的话，看着就像个老师。但今天是一个属于农夫的周末；他的腿上满是泥巴，而小泥点从他衣服到头发上都是。
他递给我根烟，自己也点上一根，坐在了石头上。我放下背包，在阳光下休息一阵。男人问我是不是德国人。
“不，”我说。“我是美国人。”
“这里最近有个德国人来过。”
“是吗？他做什么的？”
“不太清楚。他在这里研究些什么。他走得很快——在山里，他走得比当地人还快！他有个翻译，他很有钱，自己掏钱来中国的。你的收入多少？”
我说了，他点点头。“那比大多数人好了。乡下这里，教师的收入要低得多。但我想那德国人要比你挣的多多了。”
他的孙子五岁，在我身后冲来冲去，笑着抓我的衬衣。男人咧着嘴，轻轻责骂他。“他很调皮，”他自豪地说。我点点头，摩挲着那小孩的脑袋。我在想着那德国人——另一个外国人也来到这偏远的地方，让我惊异。老实说，我觉得不爽；我总爱想着自己是唯一一个穿山越岭，来到这片乡下的外国人。
在去年秋天，我想我在涪陵见过另一个外国人，虽然我不很肯定——那只是瞟到一个男人进了餐馆，而我不能确定他是个外国人。两年中，我唯一肯定见到的外国人，乃是在今年一月，当时两个丹麦游客困在了涪陵，她们回重庆的船在做维修。我在加州牛肉面大王馆子里撞到了她们，那是涪陵最近似于连锁快餐的店面。馆子里有很辣的面条，我一个星期去那里一两次，老板娘经常问我她做的面是否合乎正确的加州风格。我总是肯定她，说这的确跟我期待的一样，如果我去到加州的牛肉面大王的话，这让她很开心。他们甚至在餐馆上还挂了英文牌子，这大概就是那两个丹麦人进来的原因。
当我进门时，她们的目光如针芒般扫过来，然后，又挪开，好像她们没注意到我。从我自己过去的旅行体验中，我知道这是个规律——你到了一个偏远的地方，不希望看到有别的游客在。但在涪陵，我不是个游客，而让别的外国人这样对待我，也不会让我高兴。我什么也没说，坐在离两个丹麦人不远的桌子上。
她们不会说中文，来这个国家也没多久。她们往墙上挂着的图片指着点菜，而服务员问他们要不要红辣椒。她们两人不能明白，但从服务员的语调中，知道这是个重要的选项，于是她们疯狂地往词汇册里找。我决定不去帮手，直到他们跟我打招呼。
她们一直在词汇册里找个不停，直到那认识我的服务生问我能不能翻译。丹麦人好像吃了一惊，才看到我在似的，然后她们说不要红辣椒。我有点想使坏，想跟服务生说她们不单想要红辣椒，而且对四川的辣椒很看不上，觉得在丹麦这种玩意只是给小孩吃的甜品。但我还是跟她说了实话；我意识到，她们只是跟任何游客的表现一样，就像我在其他时候，其他地方做的。
我们聊了一会儿，她们难以相信我在这样的地方住，因为涪陵人对外国人的那种围观注目叫她们受不了。
“这些人，”其中一个说，“他们就会一直盯着看。我们去到哪里，他们就老是盯着我们。他们也会那样盯着你吗？”
“是的，”我说，“不过没像盯你们那样厉害。”
我说这话，并没有嘲笑的意思，但那两女人似乎那样去理解了。我懒得去解释说，我的意思是，这里的人对我已经看惯了。但我还是给了丹麦人我的号码，出于礼貌，如果她们有需要的话，然后我就把她们留给棒棒军了。
这里，在乌江的乡下，我想着那个德国人，我想这地方有可能发展到外国人很常见的地步吗。那老妇人见我看着风景，问道我家乡有没有类似的山丘。
“有些地方有的，”我说。“但我的家乡比这里要平坦。”
“农业怎么样？”
“那里没有多少农民，而他们的土地更多些。一个农夫可以有上百亩地。在我的家乡的农场，用的是机械。”
那男人点点头。“那就像新疆，”他说，“还有中国的北方，那里有更多地，也比较平坦。他们也用机械。但我们这里不行。”
我们聊了一会农业，他问我美国农民用飞机播种，是不是真的。涪陵乡下有不少农民都听说过这个；这是我在田间走时常听到的问题。我总是说，的确，加州的稻谷有时会用飞机播种，而且我经常能看出，他们的脑子在飞转，这些四川农民看着他们周围的环境——犁，水牛，原始的粪肥——而想着如何把飞机的元素加入进去。
今天，那农民摇摇头，咧嘴一笑，看着他的双腿，泥巴已经干成黄棕色了。在这层土下，他腿上的的肌腱强壮紧绷。
“你去年这个时候来过，对不对？”他问。
“是的，去年，我也是三月来的。”
“你有没有注意过今年不同？去年你看到我们有许多的水田，但今年，雨水还没来，一切都比往常迟了。太干了。”
有一阵子，他轻声抱怨雨水的缺乏，说这会拖延整个春天的计划。但所有农民能做的就只是等待，希望熬过这个双五月年份春季的干旱。
天气温暖，背包下，我在出汗。我在去年来过的同一个地方停下来吃午饭，在乌江上方的峭壁上。我望着下面远处的河流，想着：高高兴兴，平平安安。雾已退去，阳光在江面上闪出金带。
这些山上的人都记得我去年来过。他们也都问到了德国人，他显然在这儿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在一户农民家里停下休息，人们告诉我他穿的破靴子跟我一样。
“他是个专家，”一个老人说。“他在这里研究树木。他来这儿，是因为这儿穷。”
老人姓杨。他给我喝加了糖的开水，我跟他一起坐在家里的晒谷场上。这儿住着老人与他的儿子，儿媳，以及四个月大的孙子。他们干得不错；这里通电已经有十年了。他们的稻谷在塑料棚上长得很浓密。他们有六头猪。他们有一只猫被栓在百事可乐的塑料瓶上。那瓶子部分装了水，让猫没法走得很快。我从来不太喜欢猫，那百事的瓶子真是个好点子。
老人的妻子从房子里出来了。她七十三岁，激烈地抱怨着他们家的田地，那是在我今天所经过的一块美丽的河谷当中。“好几个月没下雨了！”她说。“去年这个时候，田里都是水——看看现在！真可怕！这地方太穷了！”
他们就像所有的农夫那样——悲观，愤怒，因为这气候。我经常在相对富裕的涪陵郊区听到类似的评论，在那儿，我感觉这种抱怨下面掩藏着得意。也许这是一种迷信，一种自我保护，免受骄傲之害。传统上，中国人对小孩都是如此，不想给他们太多夸奖，因为那或许会带来恶运。
老妇人邀请我去吃饭，就和那个教师农民对我一样，我解释说，我得继续步行。在乡下，这是很普遍的邀请——几乎每一次我在乡间远足，总有人叫我去吃饭。似乎你可以在四川乡下随便旅行，不带一文钱，因为这里的人都那么慷慨，他们大概觉得不提供一顿饭，或者住宿的话，就是不礼貌。
一会儿后，我碰到了个二十出头的年轻男人，跟他十二岁的弟弟在一起。那个小孩穿着他的校服，他马上认出我来。
“你就是去年在涪陵的长跑冠军吗？”
“是的。”
“我在学校附近见过你。我在江东中学上学。”
在这片乡下，没有中学，而如果孩子们要继续学业的话，就得去涪陵寄宿。这男孩一个月得付170块钱住宿费，而他哥哥估计，这个地区大约90％的孩子都继续读上了中学。他们坐船而下涪陵，通常每隔一个星期回一次家。
一群小孩围过来了，盯着我看。十二岁的男孩告诉他们我是赢得涪陵长跑的外国人，他说得绘声绘色，特别强调我领先了多么多。听他说这故事让我尴尬，虽然如今我已习惯了；即便在一年多时间后，这还是许多涪陵人认识我的原因。
这偏远地区，有那么多学生远行到涪陵求学，叫我钦佩，而且我意识到，这些就将是我的学生毕业后去教的孩子。在这里，我看到了我工作的意义——不只是那些我教的文学，也因为这个单纯的事实，在两年里，我在这个教育系统里参与了一个角色，与这些孩子产生了联系。
每当我步行到学校后的田地里，看到那些打谷场上做功课的孩子们，也都有这样的感觉。在晴朗的下午，几乎每个平台上都有一个孩子——涪陵的学校布置了超大量的作业，而学生们极其勤奋，即便他们是来自没受过教育的农民家庭。我开始发现，这大概乃是我对当地人最佩服的一点：他们对教育非常尊敬，而在这种地方教书，感觉很好。
在这个方面，我的观点跟头一年的春季时的想法有了些改变，当时我对于教育系统里的政治宣传感到非常悲观。在某些方面，走出教室颇有帮助——当我走在山上，见到孩子们做功课，让我想到我自己的学生，还有他们所来，将来所去教书的地方。我开始意识到，虽然宣传中的许多内容依然叫我恶心，它却不是最重要的问题了。这些标语不会永远持续下去——在中国没什么会是永远——但这些接受了教育的孩子会从教育中受益，不管国家如何改变。
每当我不确定该走哪条路时，我就去问人们去年我走向哪儿。每个人都知道——似乎没有一个人不记得我。而他们也谈论那个德国人；我希望我见过他，因为现在我对他研究什么感到好奇。这就好像跟随库兹探索刚果；我总是听到一些信息片段，关于他如何走路的细节，以及他多有钱，穿的靴子是怎样。然后，我意识到，他肯定也听说了我，而他也许也觉得他在跟随某个不知名的外国人，穿过乌江河谷的崎岖山丘。
到了迟午，我开始往下走向江流。我穿过了一处明朗的山谷，它的出口，乃是一块宽阔的方形田地，四周坐落着房子。我停下来休息，有一组农村妇女聚集过来。她们多数都在六十多，身着蓝衣，我对她们说这地方很美。
“这地方没什么好，”其中一人说。“这是个穷山区。经济很糟糕。”
我总是恭维农民，然后听她们去损她们所住的地方。她们站在阳光中，在盛开的油菜花，麦田，稻苗中间，抱怨着她们的家乡多么糟糕，模样看上去却是再快乐没有了。
一个小女孩走过来。“你是那个在涪陵赢了长跑的外国人吗？”
“是。”
她转向那些老妇人。“他们在涪陵举行了长跑，他是冠军。”
“所以他可以走那么远，”一个女人说。“他多健康。看看他穿的衣服多么少！”
“看看他的包多么大！”另一个说。“多重！”
“他的脚那么大——看看那双大鞋子！”
她们把我研究了一阵，我等着某个人来问我的薪水。但一个女人转向我，问了另一个问题，“在你的国家，你们有计划生育吗？”
“没有。你想要多少，就可以有多少个。”
她们摇着头，惊叹不已。我告诉她们在美国没有人口问题，所以管理规则跟中国不同。
“你家有多少个孩子？”一个女人问。
“四个。三个姐妹，和我。”
“在这里不行，”她说。“只有一个——如果你再生一个，得付罚款。”
“要一万多块。”另一个女人插话道。
有一些孩子跑来看我，我注意到两个站在一起的小男孩。
“那么他们呢？”我问。“他们看起来像兄弟。”
“是的，”那老妇人说。“他们的父母得付罚款。”
一个男孩大约四岁；他的哥哥大约六七岁。他们都很脏，在我们头顶的一处麦地上，犹犹豫豫站着，对外国人有点害怕。一个大约五岁的小女孩过来了——一个小家伙，头发乌黑，脸庞脏脏。大张着眼睛，那孩子盯着我看。她有双巨大的乌黑眼睛，像我最小的妹妹贝吉塔，在她小的时候。我笑了笑，那女孩向我还了一笑。
“她是他们家第三个！”一个女人说。
“哦，”我说。“他们肯定罚了很多钱。”
“不，”那女人说。“他们的房子给推了！”
“什么？”
“他们的房子给推了！”
“推了？”
“是！”
我不能置信，我在笔记本上写下那个字眼。“这个推了？”
“对的。”
那个词儿有很多意思：去推，转，切，移动，延迟，举荐。但说到推房子时，只是说你把它给推倒掉。当地的计划生育官员把这女孩的家给推倒了，因为她是第三个孩子。
我在外国的媒体上读到过类似的故事，但我总是想它们只发生在很偏远的地区。但我察觉到，我走了一天，而这个美丽的小河谷一点也不偏远。
那些老妇人摇着头，看着那小女孩。听到这番谈论，她显得很不自在，她的表情好似说：我很抱歉。毫无疑问，若你知道你的出生导致了家里的房子被推到，这个小孩的成长将受多少困扰。但在她的眼里还有别的东西；它的意味不清晰，无法定义，而它基本上就是说：有些事情比钱和房子更重要。那些老妇人也看到了它。其中一人轻轻抚摸那女孩的头发，然后她跑去跟别的小朋友玩去了。
我没能到去年的露营点。我花了太多时间跟人们聊天，最后缩短了路程。但我在乌江上的山上找到了一个好的地点，在那儿，我吃了晚饭，读了托德威廉姆斯的自传。我下了决定，在我人生余下的每个春天，都要重读一遍这本书。他每次去红袜子那儿工作时，都不是特别高高兴兴，而我对此表示敬意。在他的声音里还有一种鲜明的美国味儿——那种张扬姿态，粗俗的俚语，文章的节奏。我尤其喜欢这本书如此开始：
“我想要成为历史上最伟大的击球手……”
在上午，我早早起来，找到了一艘往下游去的船。水位低低的，河岸两旁的砂岩山崖白而干净，突出在粉绿色的乌江水面上。在水线上方十五英尺处，我能见到岩石上的暗黑的水迹，那将是夏天河流要上涨的地方。今天是星期天，船上满是返回学校的农村孩子。我站在船尾，看着白色的山崖滑入雾气之，我知道我再也见不到这地方了。那是我在涪陵的最后一个春天。
（以上蓝色部分文字由“hi！pda”论坛starship补译）
＇1＇ 译注：很多上了年纪的美国人不敢来中国，这是普遍现象。或许可说是美国媒体妖魔化的后果，也反证出中国政府的国际公关还有多少功课没做。希望奥运会能起到这个公关作用。
＇2＇ 译注：何伟似乎对那段中国历史还不算很清楚。自从中苏关系在1960年代初破裂后，很多的“备战”都是针对苏联的，而非美国核弹威胁。
＇3＇ 译注：我想起高中时候的两次死亡。一个是同班的男生，他来自乡下，突然退学，大约半年后，听说他死了，不明死因，大家都回避谈论，包括老师；另一个，是三十来岁的体育老师，听说他得了淋巴瘤，也是大约半年后，就死了。
＇4＇ 译注：这个情况现在也发生了变化。我的两岁侄女已经在深圳的幼儿园里学唱圣诞歌了。中国的变化，从现在看过去，即便只十年，也那么巨大。
甚至，网上还流传说法，共产党内部文件建议给党员以信教自由。但以我的理解，继承邓小平的传统，现在中共政府，采取的策略，往往是，先做，不说，降低影响。
＇5＇ 译注：同样的，我的想法是，中国在发生变化。在私营商业部门，这种管理指令肯定不会发生，而随着中国社会趋于私营化，中国人的自由在增多，以及政府部门的管辖权力，范围，在缩小。
＇6＇ 译注：猜疑症，恐慌症，paranoia，在当今中国，还普遍存在，不仅是政府层面，在网络上也有很多来自民众的声音。近期的经典案例，就是西藏事件。一般说来，孤立的社会，孤立的人，和外界缺乏交流的，比较容易陷入这种症状。
11。1 长江
要离开重庆，从江上走是最快捷的方式。这城市建了一个新机场，一条新的高速公路，它的铁路，虽然现在很旧了，在它完成时的1952年，乃算是一个技术上的突破——那是邓小平在战争后的第一个伟大的成就，当时他在西南，作为毛泽东的助理。但它们都没有对长江有什么影响。火车很慢，公路交通很拥堵，而且，因为空气污染，以及河谷上的雾气，飞机经常晚点。长江的便捷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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