冰心传-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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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也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第一篇白话小说。他的卓越的杂文《我之节烈观》和《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以及他的许多随感录，都是彻底反封建的檄文，深刻地揭露了封建礼教和封建制度的罪恶，也是在《新青年》上发表的。

“五四”时期最响亮的口号“德赛二先生”，最早从《新青年》杂志提出，陈独秀执笔的《本志罪案之答辩书》，可以代表这个杂志坚决拥护民主与科学，彻底反对封建主义的坚韧不拔的态度：“西洋人因为拥护德赛两先生，闹了多少事，流了多少血，德赛两先生才渐渐从黑暗中把他们救出，引到光明世界。我们现在认定只有这两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若因为拥护这两位先生，一切政府的迫压，社会的攻击笑骂，就是断头流血，都不推辞。”

《新潮》是由一些年轻人在1918年的冬天创办的，他们当时都是北京大学的学生。指导他们办刊的，是他们的教授陈独秀、李大钊、胡适、鲁迅等，所以这个刊物在当时，就自然而然地成了《新青年》与另一本由陈独秀、李大钊合编的刊物——《每周评论》的积极支持者。《新潮》在自己的《发刊旨趣书》中表示：要“去遗传的科举思想，进于现世的科学思想；去主观的武断思想，进于客观的怀疑思想；为未来社会之人，不为现在社会之人；造成战胜社会之人格，不为社会所战胜之人格。”他们反对封建礼教，主张伦理革命，认为封建伦理道德只不过是封建君主为了愚弄民众而制造出来的玩艺儿。他们提倡个性解放，提倡婚姻自由与男女平等，因而在青年男女中拥有广大的读者。在文学方面，他们拥护文学革命的主张，尤其是响应周作人提出的《人的文学》的口号。周作人本人曾短期出任过《新潮》的主编，所以《新潮》主张，要用“人化的文学”来代替腐朽的士大夫文学。基于这样的看法，他们对欧洲的进步文化非常推崇。办刊的年轻人中不乏创作家和翻译家，所以，他们在刊登新创作的同时，也大量地翻译介绍了欧美的哲学、历史、社会学、心理学和文学方面的著作。为了更集中地介绍欧美文化，他们甚至专辟一期，出版了《世界名著介绍特号》。

《改造》是1920年9月由《解放与改造》改组而成的杂志。刚从欧洲回来的梁启超与蒋百里，成了它的编辑和主要撰稿人。梁启超在《发刊词》中提出了这个刊物的方针，首先是要实行“思想革命”，因为“不良制度”是由“不良思想”维持的，只有实行了思想革命，才能做到“颠覆制度”。其次，他还提出了要确保个性的自由，“确信谋人类之福利当由群性与个性互相助长，务使群性能保持平等，务使个性能确得自由，务使群性与个性之交融能启发向上”。第三，他反对“思想统一”，主张对于世界上有力的学说，都采取“无限制输入主义”，允许国人做出自己的选择。这个主张，是与他的第一点主张互为补充的。但同时，他又反对“浅薄笼统的文化输入”，而提倡“忠实深刻的研究”。第四，与他本人的有些观点互相矛盾的是，他一方面主张颠覆制度，主张无限制的输入主义，一方面又同时主张整顿和发扬中国的固有文明。这个刊物既介绍过列宁的著作和十月革命后苏联颁布的一些法律条文，又介绍过德国式的社会主义革命；既介绍过二十世纪一、二十年代欧洲资本主义国家的状况，又介绍过罗泰等欧美哲学家的学说。尤其是因为梁启超本人并不只是一位单纯的学者，所以，《改造》还出版了许多研究中国问题的特辑，如《废兵问题研究》、《自治问题研究》、《联邦研究》、《社会主义研究》、《教育问题研究》、《军事问题研究》、《制定省宪问题》，等等。

冰心自己说过：“放园表兄觉得我还能写，便不断的寄《新潮》、《新青年》、《改造》等，十几种新出的杂志给我看。这时我看课外书的兴味，又突然浓厚起来。我从书报上，知道了杜威和罗素，也知道了托尔斯泰和泰戈尔。”①

冰心是一位很有福气的女孩子，在她刚刚提笔写作的时候，就得到了一个又是亲戚又是内行的刘放园先生的鼓励和帮助。不仅如此，她同时还得到了自己的双亲的支持和帮助。后来，当冰心写作问题小说与散文诗的时候，她的父亲和母亲，总是一边阅读着女儿的手稿，一边帮助女儿斟酌词句，有时还向女儿提供小说中的人物对话。1932年的春天，冰心在香山的双清别墅，为北新书局整理自己全集的文稿，面对着眼前烂漫的春光和盛开的桃花，她怀着深厚的感情，追忆过母亲读她文稿时的情景：

重温这些旧作，我又是如何的追想当年戴起眼镜，含笑看稿的母亲！我虽然十年来讳莫如深，怕在人前承认，怕人看见我的未发表的稿子。而我每次做完一篇文字，总是先捧到母亲面前。她是我的最忠实最热诚的批评者，常常指出了我文字中许多的牵强与错误。假若这次她也在这里，花香鸟语之中，廊前倚坐，听泉看山，同时守着她唯一爱女的我，低首疾书，整理着十年来的乱稿，不知她要如何的适意，喜欢！②

……………………

①②《冰心全集·自序》

就是在这样的一种家庭背景和社会背景下面，过去一心想当一名医生的十九岁的理预科女大学生冰心，开始拿起笔来。

不过，从现在我们看得到的材料中得知，冰心最早发表的文章，并不是后来引她走上文坛的“问题小说”，而是一篇记叙文性质的杂感，这篇杂感的名字叫做《二十一日听审的感想》。

这件事情的背景是这样：

1919年先6月28日，参加巴黎和会的中国代表团，迫于国内爱国同胞的压力，终于拒绝在和约上签字，并向当时的北洋军阀政府总统提出了全体辞职书。以“五四”游行示威为开头的爱国学生运动，终于以这样的结局告一段落了。因此，学生联合会便宣布学潮停止，可以开始复课了。7月，蔡元培也答应了重新返回北京大学，重任北京大学校长。表面上看来，五四运动是以爱国学生的胜利告终了。但是，斗争并没有结束。当蔡元培答应回到北大重任校长的消息传出来之后，政府中的反动分子便又重新制造阴谋了。

当时掌握着北洋军阀政府大权的段祺瑞，是一个顽固不化的封建军阀。他为了对抗以孙中山先生为首的南方革命势力，一直把象蔡元培这样开明的学者，和拥护共和，拥护孙中山，拥护民主与科学的爱国青年学生，当作心腹大患。他操纵的安福系反动政客，一直想要借机打击那些曾经积极地领导和参加五四运动的学生和教授。7月16晚上，他们举行了一个宴会，想方设法地收买拉拢了几个学生，准备第二天也举行一个由他们操纵的集会，目的就是要打击那些积极参加“五四”活动的学生和教授。安福系早在宴会之前就事先拟定好了各项决议案，他们诬蔑“五四”事件的骨干分子是少数好闹事的、自私自利的、沽名钓誉的人物，胡说正是这少数几个人强迫大批懦弱的学生拥护他们，才发生了“五四”事件。安福系无耻地强奸民意，假冒一千个学生的名义宣布说，多数学生都反对五四运动，并且反对蔡元培回校。

当天深夜，参加这个宴会的两个学生，就把安福系的阴谋告诉了他们的同学——五四运动中的活跃分子。第二天，当安福系的阴谋者正在北京大学的法政大楼开密会时，一百多名支持“五四”运动的学生冲进了会场，把被安福系收买了的五名学生抓了起来，审问了他们，取得了他们承认与安福系勾结的书面口供，然后把他们锁在了北大理科的房子里。后来，这五个学生和他们的同谋，在安福系的策动之下，投诉警察局，直到晚上，才被警察从被锁的房子里解救出来。第二天，那些反对安福系的阴谋活动，冲击了他们密会会场的学生首领，反被警察所逮捕。之后，北洋军阀政府的地方法庭，就判决他们犯了执行非法审判罪。

关于这件事，北京《晨报》（刘放园先生所在的报纸）1919年7月29月第二版上，曾经刊登过这样的一条新闻，标题是：

《北大学生竟被捕矣，已有三名被逮，此外尚有八人》：前因安福系欲破坏大学，利用许有益、俞忠奎等在法科大学秘密开会，商议实行破坏之手段。事为该校干事会所闻，群起质问，许等佯为悔过，自具悔过书而退。翌日复受人鼓动，遂恼羞成怒，通电各处并诉诸警厅，皆以被打伤为词，此前数日事也。乃昨早忽有北京大学生鲁士毅、王文彬、朱耀西等三人被法庭拘捕之事，此外尚有孟寿椿等八人亦在票拘之列。

5月4日的怒潮刚刚平息，北洋军阀政府就又导演出了这样的丑剧，广大学生和知识界对此表现出了极大的愤怒。一位著名律师刘崇佑挺身而出，自愿在法庭审判时当场出庭，为爱国学生作正义的辩护。

这场由段祺瑞政府一手导演的，让几名被军阀收买了的走狗充当原告的丑剧，前后只上演了八个小时。

冰心在她所写的这篇文章《二十一日听审的感想》里，记述的就是她在二十一日到审判厅听审的情况，以及她当时的心情和感受。

她一方面如实地记述了这场法庭斗争的始末，另一方面也是用事实向社会呼吁，要求公众主持正义和公道。

残酷而冷峻的现实，刺痛了这位温文尔雅的十九岁的女大学生的心。她在法庭里旁听的时候，“耳中心中目中一片都是激昂悲惨的光景”，使她的身心“充满了感慨抑郁的感情”。直到返回温暖的家中之后，她还不能摆脱这场法庭斗争给她留下的深刻的印象和强烈的震动，一个人坐在廊子上，怔怔地回想。家里雇用的张妈，看到她这样，就问她是怎么回事，她告诉了张妈，没想到这位普普通通的乡下妇女，竟然说出了如此明智的话语：“学生打吵，也是常事。为什么不归先生判断，却去惊动法庭呢！”冰心直觉得这位劳动妇女的智慧和品德，实在比那些制造事端的反动政客要高明得多。但是公道和人心，有时却要受到强权的压制。冰心想到这里，觉得郁闷而又悲愤。直到她写下了这一切，才算是吐露出了郁积的感想和不满。

除去写作之外，冰心还参加了女学界联合会的演剧筹款活动。

有一次，女学界的各个女子大学的演剧队，到青年会里来排演，协和女大上台演出的剧目是莎士比亚的《威尼斯商人》，年轻的冰心也兴致勃勃地扮演了一个角色，走上了舞台。

这时候，台下的观众席里，坐着一位姑娘——冰心在福州女子师范学校预科读书时的同学、同乡，现在已是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文学系的大学生，也是女学界的活跃分子的王世瑛，她认出了台上那位小个子的女演员，就是她的老同学谢婉莹。当幕间休息的时候，冰心“独自走到楼上去，坐在黑暗里，凭栏下视，忽然听见后面有轻轻的脚步，一只温暖的手，按着我的肩膀，我回头一看，一个温柔的笑脸，”①——于是，这对中间有八九年没有通过音讯的老同学，这一次，在五四运动的高潮里，在北京，在女学界联合会的活动里，意外地重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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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冰心：《我的良友——悼王世瑛女士》

五四运动的浪潮，文化革新运动的浪潮，终于把冰心卷出了狭小的家庭和学校的门槛，使冰心接触了社会，使这个思想纯洁的女青年，渐渐地看到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的社会生活里，处处都存在着令人窒息的社会问题。她有一颗正直的心，她不能不把她所看到的，听到的，和她本人的所思，所想，所感，用笔记录下来。于是，这位过去一心想作医生的年轻姑娘，就被时代的浪潮推上了写作的道路。

可以说，“五四”改变了冰心的志向，改变了冰心以后的职业，也改变了冰心的生活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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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问题小说

我只想把我所看到听到的种种问题，

用小说的形式写了出来。

——冰心：《从“五四”到“四五”》

五四运动，这个奔腾澎湃的运动，给中国带来了先进的思潮。正如冰心在三十几年之后回忆的那样：“五四运动的前后，新思潮空前高涨，新出的报刊杂志，象雨后春笋一样，目不暇给。我们都贪婪地争着买，争着借，彼此传阅。其中我最喜欢的是《新青年》里鲁迅先生写的小说，象《狂人日记》等篇，尖刻地抨击吃人的礼教，揭露着旧社会的黑暗与悲惨，读了使人同情而震动。”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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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冰心：《回忆“五四”》，写于1958年4月18日。

正是这种令人耳目一新的新思想，把一代敏感的、正直的青年知识分子，卷出了家门和校门，使他们走进了社会。

而当他们走进了社会活动的旋涡，他们就必然会用年轻的头脑，来观察、审视社会的痼疾和问题，并开始思考着、探索着改变社会现状的途径和方法。

十九岁的女大学生冰心，这时已经长成为一个温柔、沉静的大姑娘，她有着小巧玲珑的身材，一张丰满的鹅蛋脸，一双细长的、明亮的丹凤眼里，射出聪慧的、探究的光芒。在年龄相仿的年轻姑娘群里，她的模样儿也许并不格外出众，她格外出众的地方是：生就一颗极为善良、易感的，而又极其正直的心。当她也象她的许许多多的同时代人那样，走出家门和校门，开始观察着社会，观察着人生，并开始思索着、找寻着解决社会问题的途径和方法的时候，她同时也就拿起了自己的笔，奉献出了她的独具特色的“问题小说”，来提醒人们的注意了。

有多少问题摆在这位女大学生的面前，困惑着她的心，又引动着她的思索，诱发着她的感慨啊：

外国列强的侵略；军阀混战；贫富悬殊；封建制度、封建家庭对青年的压迫和摧残；妇女问题；家庭问题；知识分子的出路问题；等等，等等。真是内忧外患，无所不包。

她的瘦小的身体里，她的软弱的女性的心灵里，承受得了吗？

作为一个女性青年知识分子，一开始，很自然的，她对家庭问题、妇女问题和知识分子的出路问题，就首先表现出了格外的敏感与关注。

有着几千年漫长封建历史的中国家庭，表面模式都很相近，但是内容却千差万别，有的家庭很幸福，而有的家庭很不幸，不幸的家庭又有形形色色造成不幸的原因，正如一位俄国文豪在他的一部长篇小说的开头所写的那样：“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却各有各的不幸。”

冰心自幼生长在幸福的家庭里，她十分珍爱自己的家庭。那种思想开明的父亲，加上有教养的母亲，再加上亲密无间的兄弟姐妹结构而成的和谐的小家庭，正是冰心家庭的写照，也是冰心的心目中理想家庭的模式。但是，世界上的家庭并非都是如此理想的。她也耳闻目睹了许多不幸家庭的惨剧。这样的家庭，使她感到痛心，尤其是当这类悲剧发生在知识分子身上，又影响了他（或她）的事业和前途的时候，更使冰心痛心。有的学有专长的知识分子，所以未能发挥自己的特长，报效社会和祖国，除了社会痼疾所制造的障碍之外，家庭不睦倒往往是更为直接的原因。这种现象使冰心很难过，所以她的第一篇“问题小说”，写的就是两个家庭的对照。

在这篇小说里，冰心描绘了两对青年夫妇的两种不同的生活方式，着重刻画了两位作风不同的家庭主妇，带给丈夫和孩子的迥然不同的影响。冰心理想中的家庭主妇是象亚伞�那样的女性青年知识分子，在婚前要接受完美的教育，在婚后则是能体贴丈夫、会教育孩子的贤妻良母。冰心极不喜欢那种娇慵，懒惰，不理家务，没有受过教育的女人。要么睡眼惺忪，拖着鞋子，要么打扮得珠围翠绕，出去打牌，结果弄得夫妻龃龉，经济拮据，孩子也缺乏应有的教育，最后竟把受过良好教育的丈夫逼上了死路。而模范妻子亚伞�的丈夫“三哥”，虽然也对时事有些灰心，但是因为夫妻和谐，家庭美满，居然还能保持住“大英雄当以赤手挽时势”的劲头。

冰心这种对于家庭、女性和婚姻的见解，有她以后所写的小说、散文甚至于诗歌里，还得到了继续的表现；她的这种见解，与当时的以至于以后的其他女作家的见解相比较，可以说，还是相当平稳的。

新型的夫妻关系究竟应该怎样构成？妇女究竟应该解放到什么程度？——这类问题，直至今日，仍然是人们感到兴趣的问题。也许是，只要世界上存在着男人和女人，这类问题，就会永远受到人们的关注。

冰心在《两个家庭》这篇小说中作出的回答，对于今天的所有女性说来，也许已经使其中的不少人，感到不能满足了；然而，她在“五四”时期提出的答案，在当时，就引起了人们的注意，以后，也许还会引起人们议论的兴致。这篇题为《两个家庭》的问题小说，连载于1919年9月18日至22日的《晨报》上。这位名叫谢婉莹的女大学生，给自己取了一个十分好听而且好认、好记的笔名——冰心。

关于为什么要取这两个字作笔名，十三年后，她写了如下一段话作解释：“一来是因为冰心两字，笔画简单好写，而且是莹字的含义。二来是我太胆小，怕人家笑话批评；冰心这两个字，是新的，人家看到的时候，不会想到这两字和谢婉莹有什么关系。”①而当小说正式发表的时候，在“冰心”后面，又加上了“女士”二字，从此之后，年轻的女作家冰心，就正式登上了文坛。这一年，她十九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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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冰心全集·自序》

家庭问题一直是年轻的女作家冰心关注的问题。但是，家庭悲剧并不只是限于夫妻之间，它有时也发生在父与子这两代人中间，而当家庭矛盾是以两代人的冲突表现出来的时候，

家庭问题就与青年问题交织在一起了。冰心有个非常开明而且非常爱她的父亲，在她自己的家庭里，借用一个当代的名词，决不存在着“代沟”。但是，“五四”时代的青年，能够生活在这样家庭里的幸运儿，是很少的，大部分的青年爱国学生，都会受到封建家庭的限制和压迫。

冰心十分同情和理解家庭处境不佳的同时代人，她想代替这些人说几句心里话，所以，她在写完了《两个家庭》之后，又写了一篇名为《斯人独憔悴》的小说，发表在1919年10月7日至11日的《晨报》上。她在这篇小说里，写了两个爱国、进步的青年学生颖铭和颖石兄弟，与他们的专横暴虐的汉奸父亲之间的冲突，这个代表着封建保守势力的父亲太凶狠专制了，颖铭、颖石兄弟只与他交锋了一个回合就败下阵来，从热血的青年无可奈何地后退到了封建军阀的顺民，虽然苦闷、“憔悴”，但也无法可想了。这种青年一代向老年一代妥协的悲剧，如果是发生在女儿和父亲之间，结果恐怕就要更惨了。

在冰心的另一篇小说《是谁断送了你》之中，她写了女学生怡萱被父亲的封建偏见活活逼死的故事。怡萱的父亲认为女儿根本不必上学，就是勉强上了学，也是“姑娘家只要会写信，会算账，就足用了。最要紧的千万不要学那些浮嚣的女学生们，高谈‘自由’‘解放’，以致道德堕落，名誉扫地，我眼里实在看不惯这种轻狂样儿！”怡萱是个苦命的孩子，虽然在叔叔的支持下终于上了学，却受到了一个不知姓名的流氓的骚扰，她父母亲看到了这流氓写给她的关于约会的莫须有的信，双亲根本不体贴，不理解，也不信任女儿，竟然不问青红皂白，就粗暴地阻止女儿求学。一个年轻的生命，就这样不明不白地断送了，夭逝了。

象怡萱一样夭逝的女孩子，还有《庄鸿的姐姐》中的未曾出场的女主角，也就是“我”的弟弟的同学庄鸿的姐姐。这篇小说开始的时候，她已经去世了。去世的原因完全是由庄鸿倒叙出来的，一个小学教员的家庭，供不起姐、弟两人都上学，虽然庄鸿的姐姐有着优异的才质，只因是个女孩子，自然要给弟弟让路了，失去了希望，心情抑郁，终日劳碌，没有几年就死了。

冰心对这些有才能，有志气，但是因为家境贫寒不能深造的女孩子，充满了同情，但也没有什么解决问题的办法，她只能通过庄鸿的嘴，无可奈何地喊出了：“我不明白为什么中交票要跌落？教育费为什么要拖欠？女子为什么就不必受教育？”

被封建家庭摧残的青年，除去象颖石颖铭兄弟及怡萱那样被禁锢于家庭牢宠之中的情况以外，绝大多数女青年，倒是更面临着被封建婚姻迫害的命运。这是摆在五四时代女性青年知识分子面前的，最为切身也是最为尖锐的问题。

有多少有理想、有抱负、有聪明才智的年轻姑娘，被封建家庭，用包办婚姻这条绳索，毁灭了前途，甚至毁灭了生命。只要有年轻姑娘的地方，就会发生这样的悲剧。冰心生活在一个尊重女儿、爱护女儿的民主化的家庭里，不会遇见这类问题，但是，许多发生在同辈女孩儿身上的类似的悲剧，却使冰心触目惊心。她很同情遭到这种命运袭击的女性，在她写的短篇小说《秋风秋雨愁煞人》里，就写了三个年轻的女性，她们是同窗好友，都有相似的理想和抱负，但是一个过早地病逝，另一个名叫英云的，本是一个道德、学问都极其卓越的姑娘，志向很远大，性格很清高，接受了“五四”时期的新思潮的影响，很想在青年时代为国为民做一点事情。她又长得极美，有一种超群旷世的风度，所以深得女同学们的喜爱。但是，在她高中毕业的前一年，正当她幻想着要继续深造，好好研究一些高深的学问，以便将来更好地试试身手，为社会服务，并用此正大光明的手段，来赢得人们的敬重的时候，她的见识浅薄的父母，却执意地把她许配给了她的表兄作妻室，因为她的姨父——她未来的公公，是个司令，家里极其阔绰，英云的父母便以为女儿的终身有托，将来有享不尽的荣华富贵，所以根本不征求她本人的意见，就把她许配出去了。不料英云却是一位很有见识的女性，她对那种官僚家庭很看不起，对那种成天用打牌、听戏、赴宴会等等打发光阴的生活方式十分反感，对那种婢媪成群，车马呼拥的气派，一点儿也不羡慕，觉得过这样的日子比囚徒生活还要难受。

尤其是对于那位即将成为她的丈夫的表兄，他身上那种高等游民、绔袴公子的习气，丝毫不求上进的劣根性，更是难以忍耐。然而，面对着两个顽固的封建家庭，一个弱女子又有什么办法可想呢？本来极有理想、极有才干的英云，最终还是顺从了封建家长的安排，她只能写信给她的同窗好友——作品中的第三个女孩子“冰心”，凄惨地告诉她：“我心中满了悲痛，也不能多说什么话。淑平是死了，我也可以算是死了。”

但是最使冰心同情的，恐怕还是那些学有专长却报国无门的青年知识分子们。他们到英美等国去留学，学成后都兴冲冲地回到祖国，想干一番事业。但是，他们发展实业的种种计划，都不约而同地被官僚机构碾成了粉末。上面的总长不停地更换，技术干部如果在人事上没有后台，就会变成宗派倾轧的牺牲品。国家的这种现状，好比一瓢瓢冷水，相继泼洒到他们赤热的心头，使得他们的心逐渐地变为死灰。这种现象引起了冰心的注意和深思，她为此而写出了《去国》这篇小说，发表在1919年11月22日至26日的《晨报》上。

小说的主人公英士，是个学习成绩优秀的留美学生，有真才实学。回国以后，想干一番事业：“中国已经改成民国了，虽然共和的程度还是幼稚，但是从报纸上看见说袁世凯想做皇帝，失败了一次，宣统复辟，又失败了一次，可见民气是很有希望的。以我这样的少年，目前少年时代大有作为的中国，正合了‘英雄造时势，时势造英雄’那两句话。我何幸是一个少年，又何幸生在少年的中国。”

但是，社会的现状与他的希望之间存在着太大的距离，他虽然怀抱着科学救国的雄心壮志，但却不愿意奴颜婢膝，不愿意卷入社会上那种污浊的漩涡。他又没有改变现状的能力，最后只有“去国”这一条道路可走，又回到美国去了。当他下了这个决心的时候，痛苦地说到：“可怜啊！我的初志，决不是如此的，祖国啊！不是我英士弃绝了你，乃是你弃绝了我英士啊！”

这些充满了理想，奋发有为的一代青年人，他们正值青春勃发的美好时刻，展现在他们眼前的社会现实，却是充满了问题的，纷繁复杂的人生，这里有的是新与旧的冲突，革新与保守的矛盾，民主与封建的斗争。

那么，应该怎样解决这些问题、矛盾、冲突和斗争呢？

在短篇小说《世界上有的是快乐……光明》里，那个十九岁的青年主人公凌瑜，就面临着这样一种严肃的抉择。

这是一个被五四运动的新思潮唤醒了的年轻人，他愿意抛弃过去的“独善其身”的志趣，而担当起“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重任。他鼓起了勇气，满怀着热情，努力地奔走，想要唤起国魂，抵御外侮，拯救苦难的众生，好好地干一番为国为民的事业。

然而，学生们的爱国行动，总是受到反动当局的镇压。国事是一天比一天更糟，外侮是一天比一天更烈。凌瑜既不愿意袖手旁观，又确实是无能为力，这使每一个关心国事的热血青年，都会感到十分的烦闷和苦恼，凌瑜当然也不会例外。但是，怎么办呢？

凌瑜思前想后，最后，终于找到了一条摆脱苦闷的道路，也是无可奈何的方法，这就是——自杀。

但当他佇立海边，准备跳进蔚蓝的大海的时候，忽然听到了身后响起的娇美的童声——有两个美丽的孩子，正在沙滩上玩耍，他们唱着优美动听的歌儿，并送给凌瑜甜蜜的微笑。

这两个孩子的形象，立刻软化了凌瑜的心灵，当他们看到了凌瑜的痛苦的面容时，就用两颗纯洁童贞的心灵来安慰他说：“先生！世界上有的是光明，有的是快乐，请你自己去找吧！不要走那一条黑暗悲惨的道路。”

冰心解决凌瑜生死问题的法宝是“童心”，她把孩子当作天使来膜拜。——童心不仅驱散了凌瑜心中的阴翳，把他从死亡的边缘拯救了出来，童心还使他的内心发生了剧变，升腾起了庄严华美的感情。

但是，难道童心就能解决社会上的问题、矛盾、冲突、斗争吗？

读者可能这样自问，也可能询问开出这一治疗社会痼疾药方的冰心。

然而，冰心对于童心的爱慕和崇拜，不仅表现在这篇小说中，以后还要反复地表现、阐述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