冰心传-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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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着几千年封建历史的古老中国，一直保持着小农经济，这样的经济状态经历了漫长的历史时期，而不曾变动，这就使中国长期呈现出一种死气沉沉的、停滞的、静止的状态。也正是这种经济制度，才使封建主义的专制政治制度延续下来。在封建专制制度统治下的思想界和学术界，也必然就是一潭死水。在封建统治者的眼里，除了孔丘的学说之外，其他的一切学说都是异端邪说，都是不能允许存在的。

到了近代，鸦片战争以后，欧洲资本主义的工业经济和科学技术，渐渐地侵入了中国，种种不平等的条约陆续地强加在了中国人民的头上。中国人民一方面反抗外国帝国主义势力的侵略，同时也深深地感到了中国封建政治制度的腐败。先进知识分子认识到，不对国家的经济制度、政治制度和伦理道德进行重大的改革，中国就不会有能力抗衡帝国主义的侵略。而中国的思想界，也必须改变一潭死水的状况。这正如在五四运动发生后不久，李大钊在《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一文中所说的那样：“中国的农业经济挡不住国外的工业经济的压迫，中国的家庭产业挡不住国外的工厂产业的压迫，中国的手工产业挡不住国外的机械产业的压迫。”

鸦片战争可以说是揭开了中国人民反抗外国侵略，同时也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的序幕。爆发于1851年的太平天国运动，可以算是外国资本主义侵入中国以后的第一个革命高潮。它是以反对腐败的清朝统治和地主阶级的压迫为号召，而得到了广大农民群众的拥护的。太平天国农民革命的领袖洪秀全，向中国的农民群众介绍了流传于西方的基督教原始教义，把西方基督教原始教义中有关平等和博爱的思想，与中国农民的朴素的对民主和自由的要求结合了起来，在我国的土地上，宣传了带有民主主义色彩的革命主张。

1898年，康有为和他的学生梁启超，企图按照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面貌，来改革中国的封建政治制度，以他们为首的资产阶级改良派，发动了变法维新运动。他们提出了要求摆脱外国侵略，实现民族独立，发展资本主义，改变君主专政制度，走资产阶级君主立宪道路的主张。他们还组织学会，创办报纸，宣传变法维新，介绍西方的文化，展开了新学与旧学之争，在社会上引起了广泛的注意。

严复，一位留学英国的知识分子，我国近代史上最早的翻译家之一，冰心祖父谢子修老先生的朋友兼同乡，在上世纪末和本世纪初，就将英国科学家赫胥黎在《天演论》中阐述的进化论思想，及法国哲学家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一书里阐述的有关民主与法治的思想，第一次从西方引进到中国。同时，他还向中国的知识界介绍了欧洲文学名著。

本世纪初，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学习了法国和美国进行资产阶级政治革命的经验，第一次提出了要在老大封建帝国的中国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主张。他组织了同盟会，他的同志们在全国各地创办了许多报刊，积极地鼓吹革命，宣传民族、民权、民生这样的三民主义。他们一方面揭露满清政府的腐败无能，一方面又与改良派展开了激烈的论战。许多革命党人积极活动，联络会党，争取新军，发动了多次的武装起义。他们抛头颅，洒热血，为了反对封建专制，建立民主与法制，奋不顾身地进行了英勇的斗争。在他们的带领之下，终于在1911年爆发了辛亥革命。

然而，辛亥革命只是从表面上结束了帝制。封建主义的思想，还牢固地控制着绝大多数中国人的头脑。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的事件，都是在辛亥革命之后不久发生的，它们十分形象地证明了：要清除人们头脑中的封建主义的思想意识，比推倒封建主义的专制制度还要困难。而且，中国近代历史上的两位著名人物康有为和严复，他们曾经大量地向中国知识分子传播过西方资产阶级的思想和学说，给了腐朽的封建制度以巨大的冲击，不愧被称为十九世纪末期的先进的中国人。但是，由于种种历史的与个人的原因，他们又与封建统治阶级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具有非常浓厚的软弱性和妥协性，以至于到了五四运动前后，竟然又狂热地鼓吹起尊孔和崇儒来，堕落成为典型的保皇派和复辟派。这一切，都说明了：要想彻底地摧垮封建主义，把一个腐朽的、落后的、贫穷的、人和人之间不平等的旧中国，变成一个民主的、科学的、独立的、富强的新中国，还需要一段相当长的历史进程。

五四运动时期的有识之士，都充分地认识到了这一点。正是基于这种认识，他们才从启蒙思想入手，发动了这场声势浩大的思想解放运动。

不过，具体地说，发生“五四”事件的近因，却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巴黎和会上对山东问题的处理，使中国的知识分子感到极度的失望和愤怒。最先把这种愤怒化为行动的，是北京的学生。

五四运动前夕，北京学生的思想，就非常活跃了。在先进的教授们的努力之下，大学生们开始接触了西方先进的思潮，过去闻所未闻的一些名字，如卢梭、孟德斯鸠、海涅、巴枯宁、克鲁泡特金、列夫·托尔斯泰、易卜生、莫泊桑、萧伯纳、狄更斯，等等，强烈地吸引着他们，这些人物的新鲜的、别具一格的思想和见解，都使刚刚冲破了八股文罗网的中国青年们着迷。

除去外国人的著作以外，中国历史上一些爱国的、立志于改革的志士仁人的著作，如康有为的《大同书》，谭嗣同的《仁学》，以及记载外族侵略者屠杀汉人的《扬州十日记》等，以及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思想，也在大学生们中间，普遍地流传着。

对传统的封建专制制度及腐朽的政府早就不满的大学生们，内心里一直充满着改革的激情。巴黎和会上中国代表团的惨败，直接地刺激了他们爱国的热情。于是，他们立刻就积极地行动起来了。

从5月1日至3日，他们热烈地讨论了三天，目的是想要找到一种合适的方法，来痛快淋漓地表达一下他们对腐败的中国政府及外国列强的不满，最后，他们取得了一致的意见：立即召集北京所有的大学生，举行一次示威大游行。

5月3日晚上，由北京大学发起，在沙滩附近北河沿的北大法科，召开了北京大专学生代表的临时紧急会议。到会的竟有一千多人。会上决定，在第二天，也就是5月4日的中午十二时半，举行群众大会，游行示威，抗议政府的外交政策。同时选派代表到除日本以外的各国公使馆，陈述对青岛问题的态度。会议的气氛极为热烈，北大法律系的一个学生，当场撕下来一块衣襟，用手咬破中指，写下了“还我青岛”四个鲜红的大字。有一个十六七岁的学生，痛哭流涕地表示：如果不举行示威游行，他就当场自杀。

5月4日，是星期日。这一天的上午十点钟，十三所大专学校的学生代表又在法政专门学校开会，陆军学校也派了学生代表列席。这个会议开了一个半小时，通过了五项决定：（1）通电国内外各团体，呼吁他们抗议巴黎和会的山东决议案；（2）设法唤醒全国各地国民；（3）准备5月7日（这一天是国耻纪念日，是四年前日本政府向袁世凯政府提出二十一条后最后通牒的日子）在各地召开国民大会；（4）联合北京所有的学生，组织一个永久的机构，负责学生活动以及与其他社团联络关系；（5）决定本日下午游行示威的路线，由天安门出发，经过东交民巷入崇文门大街等地。下午一时半左右，天安门广场已经聚集了三千多名学生，他们分别来自十三所大专学校：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北京师范大学前身）和汇文大学两校的学生来得最早，接着是北京法政专门学校、工业专门学校、农业专门学校、医学专门学校、警官学校、铁路管理学校、税务学校、中国大学、民国大学、朝阳大学等校的学生。北京大学的学生到得最晚。因为上午十一时左右，忽然有几个政府的军警长官及教育部的一个职员驾临北大，劝告学生不要参加游行，为此双方展开了辩论，致使北大的学生队伍最晚到达天安门广场。

下午两点钟左右，学生队伍开始从天安门广场出发，向东交民巷各国公使馆前进。在队伍的最前面走着的是两位山东大汉，他们举着两面当时的五色大国旗。在他们后面，又有人举着一幅赠给三个卖国贼的輓联，这条輓联上写着：

卖国贼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遗臭千古

卖国求荣，早知曹瞒遗种碑无字；

倾心媚外，不期章惇余孽死有头。

这里是以曹操和章惇的姓来指喻曹汝霖和章宗祥。参加游行的学生都举着用白布或用白纸做成的小旗子，上面用中文、英文和法文写着“打倒卖国贼”、“还我青岛”、“取消二十一条款”、“拒绝签字巴黎和约”、“抵制日货”、“中国是中国人的中国”、“反对强权政治”等标语。

也有的小旗上，画着讽刺漫画。

学生们一边举着小旗呼喊着口号，一边向围观的群众递送他们事先印好的传单。这传单名为《北京学界全体宣言》，上面印有恳切而又激昂慷慨的文字：

现在日本在万国和会上要求併吞青岛，管理山东一切权利，就要成功了！他们的外交大胜利了！我们的外交大失败了！山东大势一去，就是破坏中国的领土！中国的领土破坏，中国就亡了！所以我们学界今天排队游行，到各公使馆去，要求各国出来维持公理。务望全国工商各界，一律起来设法开国民大会，外争主权，内除国贼。中国存亡，就在此举了！

今与全国同胞立两条信条：

中国的土地可以征服不可以断送！

中国的人民可以杀戮不可以低头！

国亡了，同胞起来呀！

大学生们排着整齐的队伍，有秩序地走着。围观的群众静静地站在街上，看着从学生们手中接下来的传单，听着学生们呼喊出来的口号，有的感动得流下了眼泪。有些放学回家的小学生们，在路上遇见了这些素不相识的示威游行的大哥哥大姐姐们，就自动地加入了游行的队伍，有的还帮助大哥哥大姐姐散发传单。有些外国人也向大学生们脱帽，喝采，有的还挥动着帽子，向大学生们表示同情和敬意。

浩浩荡荡的学生队伍走到了东交民巷西口，要进入东交民巷使馆区的时候，警察挡住了去路，声称这个地区享有治外法权，中国人不得擅自入内。中国人不得走入属于中国的一块领土，真是岂有此理！大学生们派出了四名代表，先到美国公使馆去见芮恩施。大学生们想要问问他，巴黎和会将要承认二十一条这事是否属实，他本人是怎样看法。因为这天正逢星期日，芮恩施到门头沟那边的寺庙旅游去了，不在公使馆。用芮恩施本人在以后回忆五四运动时所讲的话来说，就是：他逃掉了一次严重的考验。离开美国公使馆之后，学生们又派了六名代表先后到英国使馆、法国使馆和意大利使馆，同样是因为正逢星期日，各公使都不在馆内，只由馆员接见了代表，对他们表示同情。

学生们的大队在东交民巷外等候了两个小时左右，使馆区的外国警察坚决不准中国的学生队伍通过东交民巷，开来的中国军队与警察的队伍也已经包围住了东交民巷的入口，强迫学生后退。

这时候，忍无可忍的大学生们愤怒起来了，他们除了要爱自己的祖国之外，别无他求，在自己国家的土地上，本国的军警却用这样的态度对待自己的同胞，于是他们高呼：“大家往外交部去，大家往曹汝霖家里去！”

他们退出了东交民巷，掉头朝北，然后朝东，沿着户部街、东长安街、东单牌楼，一直朝前走。他们一边走，一边高呼：“卖国贼曹汝霖！”“卖国贼陆宗舆！”“卖国贼章宗祥！”一边继续散发他们的传单。

下午四点钟左右，学生大队来到了曹汝霖家的大门口，曹家的大门紧闭着，门前是持枪把守的军警。这个曹汝霖是个大滑头，他是东京法学院的留学生，曾经在北大法律系的前身京师大学堂附设的进士馆作过法律助教。后来他从政了，他的一切言行都以沽名钓誉、谋取私利为目的，曾经积极地支持袁世凯复辟帝制，因此受到了这个窃国大盗的重用及大力提拔，当上了袁世凯手下的外交总长，专管袁世凯的对日外交，二十一条的谈判以及以后中日所签的条约，都是由他领导处理的。袁世凯死后，他又拍上了内阁总理段祺瑞的马屁，先当交通银行总理，后任交通总长。他当官有术，虽然北洋军阀政府的总理接二连三地更换，他却一直安稳地坐在交通总长的宝座上，后来还兼任了油水很大的代理财政总长。他参加处理了所有的向日本银行的借款，并利用职权盗窃国库，大大地饱了私囊。据五四运动后不久一位记者确凿的调查，曹汝霖的私产，最起码也在二千万元以上。在巴黎和会期间，他做为一个中国人，竟然代替日本政府向中国的北洋军阀政府施加经济压力。而昏庸的北洋军阀政府，竟在五四运动后的第二年，授给了他一枚三级勋章。就是这样的一个卖国贼，在抗日战争期间又为日本军国主义效力。1949年全国解放前，他逃到了台湾，次年又从台湾到日本，受到了过去与他有过各种往来的日本帝国主义分子的照顾。1957年又移居到美国，成了一个美籍华人。

当时，学生们要求曹汝霖出来，解释他与日本秘密订约的原因。守卫的警察不但不理睬学生们的要求，反而强迫学生后退。

这时候，学生们的愤怒情绪已经达到了极点。他们高声喊叫着：“卖国贼！卖国贼！”的口号，许多学生把手里拿着的小白旗扔进曹家的院墙内，有的学生还捡起了石头，向着曹家的院子里抛去。有五个勇敢的学生，跃上曹家的院墙，跳进了曹家的院子里，搬开了堵住大门的石头和木块，把曹家的大门打开。于是，大队的学生就涌了进去。

学生们以为，这时候，曹、章、陆三个亲日分子，一定正在曹家的客厅里开秘密会议，于是就先径直地朝客厅跑去。但是，客厅里却一个人也没有，书房里也一个人都没有。愤怒的学生们气极了，一边激动地高呼：“曹汝霖在哪里？”“拖出曹汝霖来，揍他一顿！”一边就把客厅和书房里的瓷器当成了发泄怒气的对象，噼里啪啦地摔碎在地上。之后，学生们又跑到曹汝霖两个女儿的卧室，也没有人，就把铁床的柱子和零件拆了下来。然后转到曹汝霖妻子的卧室，曹妻锁住了房门，学生们就用刚刚到手的铁柱子把房门撞开，见曹妻一个人在内，就问她曹汝霖在什么地方，曹妻说他在总统府吃饭未回来。

其实，当学生们来到赵家楼曹宅门外的时候，曹汝霖确实正与章宗祥以及当时的交通部航政司司长丁士源，还有一个日本记者中江丑吉（他是曹汝霖的好友）在家里商量事情。狡猾的曹汝霖一看见学生们丢进院子里的石头，就立刻换上了佣人的服装，打扮成佣人的样子，从窗口跳了出去，从家里的后门逃出，穿过一条小胡同，叫了一辆汽车，急驰到东交民巷，躲进了外国人开的六国饭店里。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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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冰心：《童年杂忆》

学生们找不着曹汝霖，就把他的卧室里的镜框家具等物打了个粉碎。又把他的抽屉打开，想要搜出一些卖国的秘密文件，但是一无所获。只得翻箱倒柜，把首饰等等抛在地上，用脚踏碎，以泄心头的怒火。

之后，学生们又来到了曹汝霖父亲的房间里，在这里，也未找到曹汝霖。他们又找到了曹汝霖的儿子，和曹汝霖的一个年轻的小老婆。学生们对曹汝霖的父母、儿子、小妾都未惊动，只是吩咐卫兵们把这四个人通通带走，只把他们房间里的燕窝银耳等物品，摔在地上。

到处都找不到曹汝霖，使得学生们无法排解心中的怒火，就捣毁家俱，放火烧屋。这时候，有的学生忽然发现，有三个人躲在地下室的锅炉房里，这三个人就是章宗祥、丁土源和中江丑吉。学生们冲进去，误认为章宗祥就是曹汝霖，于是立刻把章打倒在地，章躺在地上装死。等学生们走了之后，中江丑吉才把章扶起来，两人逃到了曹宅附近的一家卖油盐的小铺子里。不久，章又被学生们认了出来，把他拖到小铺子的大门口，问他到底是谁，他不肯说出自己的姓名，学生们便把他打得失去了知觉，又抓起店里出售的松花蛋，把它们抛掷在章宗祥的身上。

当这场声势浩大的五四运动席卷着中国知识界的时候，冰心已经长成为一位十九岁的年轻姑娘。在此之前，她绝对不曾想到：这场运动会改变她的生活道路，把她推上文坛，使她成为中外知名的女作家。

她当时正在协和女子大学理预科读书，是个一心想当医生的大学一年级学生。5月初，大学生们正酝酿着要举行示威游行的时候，她正住在东交民巷东口的德国医院里，陪着她动了手术的二弟，在精神上安慰他，在生活上照顾他。她是事先向学校请了事假的，所以学校里和社会上发生的事情，她一概不知道。

非常凑巧的是，5月4日那一天的下午，她父母家里雇用的女工，到德国医院给冰心姐弟送东西。这一带，是大学生们游行示威的必经之路。从铁狮子胡同到东单，再从东单至东交民巷东口，这位女工一路上看见了好几百个学生，他们的手上举着纸旗，嘴里喊着口号，向沿街围观的群众递送传单。马路两旁挤满了看热闹的人群，这位女工费了很大的力气，才从人群中挤到医院。她一走进冰心姐弟的房间，就把路上所见的新闻，如此这般地告诉了冰心姐弟。

这是冰心在5月4日的当天，第一次听到关于这个运动的新闻，她觉得非常新鲜。但是因为这位女工，对当时的政治形势、学生运动并不了解，所以冰心听了之后，并没有弄明白这个运动的真实情况。女工刚走，黄昏时候，就有一位探视的亲戚，又走进了冰心姐弟的房间。这位是个知识分子，对巴黎和会，二十一条，曹、陆、章三个卖国贼，以及学生运动等等，都很清楚，就把当天所发生的事情的来龙去脉，原原本本地描述给冰心姐弟听。

当冰心得知详细情况后，感到十分兴奋。她想起了自己在贝满女中读书时，到中山公园社稷坛参加反日讨袁爱国集会的情景，想起了童年时代在烟台的大海边，父亲向她讲述过的他青年时代参加甲午海战的经历，以及他对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中国沿海港口的悲愤，使得她对今天的卖国贼——亲日派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等人，感到无限的轻蔑与愤慨。

这时候，她虽然身在清洁宁静的病房里，心却随着新来的信息，飞向了屋外那广阔的世界。她望着外面的夜色，兴奋得睡不着觉。父亲自幼灌输给她的爱国思想的种子，在她的心底里萌动。她多么想仍象在中学时代那样，和同学们一起，投身到这场轰轰烈烈的运动中去啊！她的心怦怦地跳着，一夜不曾合眼。第二天一早，她就劝说好了二弟，一起出了医院，回家去了。

这样声势浩大的运动，当然对冰心就读的学校——协和女大，也发生了巨大的影响。所以，当冰心陪着二弟返回家中，安排就绪，然后再到学校一看，情形已经与过去大不相同了。

协和女大本来是所教会学校，一向与政治运动相距甚远。过去对于什么社会问题，政治形势，思想潮流，等等，一向采取不闻不问的态度。然而到了五四运动的时候，教会学校的院墙，似乎再也无法抵挡得住汹涌澎湃的时代潮流了。爱国思想的浪潮，终于也冲进了协和女大的校门。本来象修道院一样的校园，也变成了集会活动的场所。在时代浪潮的推动之下，她们的爱国热情也被激发起来了。她们象北京的其他大学生们一样，也痛恨北洋军阀政府的腐败和无能，痛恨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的侵略和掠夺。她们密切地注视着时局的发展，积极地参加了社会活动。

为了镇压学生运动，在5月4日的当天下午，北洋军阀政府总理钱能训，就亲自派出了警察总监吴炳湘和步兵统领李长泰，让他们自己出马，带领着警察、军队、宪兵，来到了赵家楼胡同。在吴、李当场督战的情况下，那些本来对学生们的行动保持着一种宽厚的中立态度的普通警察和士兵，也忽然改变了态度，开始在赵家楼胡同以及东单附近搜捕爱国学生。被捕学生的双手，被用粗绳子绑缚到身后，稍有不服，就用枪柄、短棍或拳头打他们，军警们把这些被捕的学生们关押在侦缉队的木栅栏里，有的甚至与刑事罪犯关押在一起。晚上，钱能训又在他的官邸举行会议，通过了关于严厉镇压学生运动、处置被捕学生、封闭北京大学、撤换北大校长蔡元培等决议。

但是，北洋军阀政府的这些倒行逆施，反而从反面推进了五四运动浪潮的进一步高涨。

5月6日，北京中等以上学校召开了学生代表会，成立了“以尽学生天职谋国家之福利为宗旨”的学生联合会。接着，北京的女子大学和女校又联合成立了女学界联合会。一向平静的协和女大也组织了自己的学生会，并且参加了北京女学界联合会。过去对教会学校的校规及生活方式安之若素的女大学生们，现在都一反常态，个个表现出了情绪亢奋，紧张异常的模样。他们一听见学生会里传出来什么最新消息或紧急消息，就都立即放下书本，涌出教室，到学生会里打听消息，或到走廊上，校园里，交换意见。这些女青年们都一反过去的温柔敦厚的女儿态，经常聚集在校园里，慷慨激昂地议论国家大事，有时甚至面红耳赤地争论不休。

冰心当时虽然只是预科一年级的学生，在协和女大的校园里算不上是一个骨干分子，但她却因为擅长作文，被选作了协和女大自治会的“文书”。既然协和女大的学生会参加了北京女学界联合会，是女学界中活跃的一员，自然而然的，冰心也就成了联合会宣传股里的一名成员。去女学界联合会和北京学联参加会议的，都是高年级女生，冰心虽然不出去参加会议，却有许多文字宣传的工作，需要她做。

她们宣传的内容很广泛。比如：为了抵制二十一条，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就从抵制日货开始。这些年轻的姑娘们，就三五成群地举着写有抵制日货的小旗，向市民和商人发表演说，挨门挨户地走到商店里，劝说店家和顾客不要买卖日货。正是因为这些爱国学生的宣传，才使得愈来愈多的商人们激发起了民族感情和爱国热情。到了6月初，发生了北洋军阀政府大批逮捕学生的事件之后，更多的商人公然地站到了学生运动一边，用罢市和抵制日货的行动，来支持学生们的爱国行动。

女大学生们还亲手制造出文具、绣花手绢之类的日用品，到街上去出卖，因为这是地地道道的中国货。

为了慰问、援救被捕的同学，冰心和她的女同伴们，还到处去募捐，有时跑到长安街上，有时跑到天安门前，拦住来往的过客或人力车，请求大家慷慨解囊，捐些铜子。

当反动政府公然审讯爱国学生的时候，冰心就与她的同学们一起，组织起一大队一大队的人马，堂而皇之地开进法庭去听审。

除去上述这些活动之外，这些年轻的女大学生们，也开始用白话文作武器，写作反帝反封建的宣传文章。想要通过这些文章，来表达自己关心时局、过问国事的一些见解。尤其是作为“文书”和宣传股成员的冰心，更是写得起劲。文章一经写出，就想拿到报刊上去发表。但是，拿到什么地方去呢？说来，事有凑巧：冰心的一位表兄，名叫刘放园的，当时正在北京《晨报》当编辑。他的年龄比冰心大得多，冰心对他，一直以长辈之礼相待，不大敢与他说话。但是，写作过宣传文字的冰心，这时候为了发表自己的见解，就勇敢地把自己的文章，拿给这位表兄看。小表妹冰心的这个举动，使刘放园先生大为惊奇，读过文章之后，又异常欣喜。这样，女大学生们的宣传文字，就陆陆续续地在《晨报》上发表了。

那时候，各种新思潮，开始涌进中国的大门。民主，科学，自由，平等，博爱，无政府主义，乌托邦，空想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等等，随着这些思潮的涌入，各种各样的刊物，也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新青年》，《每周评论》，《新潮》，《晨报副鐫》，《少年中国》，《解放与改造》，《觉悟》，《语丝》等等刊物和报纸，先后创办和流传，给中国的文化界带来了新的气息。

刘放园先生不断地把新出版的《新潮》、《新青年》、《改造》等等杂志，拿给冰心，鼓励她多多阅读这些杂志和报纸，看看那些有思想的教授和大学生们，是怎样看待和分析社会问题的，尤其是让她多多阅读大学生们的新作，以便让冰心自己也鼓起勇气，努力写作。

《新青年》的主编陈独秀，是一位激进的民主主义者，他办刊的主旨非常明确，就是要批判腐朽的封建传统，唤醒一代中国青年，把建设一个民主的、科学的新中国的希望，寄托在青年一代的身上。他在第一期的发刊词《敬告青年》中，就充满热情地发表了自己对青年一代的看法：“青年如初春。如朝日。如百卉之萌动。如利刃之发于硎。人生最可宝贵之时期也。青年之于社会。犹新鲜活泼细胞之在人身。新陈代谢陈腐朽败者无时不在天然淘汰之途。与新鲜活泼者以空间之位置及时间之生命。人身遵新陈代谢之道则健康。陈腐朽败之细胞充塞人身则人身死。社会遵新陈代谢之道则隆盛。陈腐朽败之分子充塞社会则社会亡。”他并向青年提出了六点希望，即：“自主的而非奴隶的”，“进步的而非保守的”，“进取的而非退隐的”，“世界的而非锁国的”，“实利的而非虚文的’，“科学的而非想象的”。

《新青年》杂志也是文学革命的发难者。陈独秀从1917年开始张起文学革命的大旗，先后编发了一系列倡导文学改良与文学革命的重要文章，象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与《建设的文学革命论》，陈独秀本人的《文学革命论》，钱玄同的《寄陈独秀》的公开信，刘半农的《我之文学改良观》，新文学派导演的双簧信事件——《王敬轩君来信》及《复王敬轩书》，等等，都是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的。鲁迅在“五四”时期的主要著作（包括小说和杂文），绝大多数是在《新青年》上发表的。他的《狂人日记》是《新青年》杂志发表的第一篇白话小说，也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第一篇白话小说。他的卓越的杂文《我之节烈观》和《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