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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雷家书-第2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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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浮荡无着的学子…金梅
有三次生活和学习环境的变换，在傅雷的人生道路和事业的进展中，带有关键性的意义。而每次变换，都是他母亲决断和选择的结果，第一次是上面已经提到过的，全家由落后闭塞的乡村，搬到略为先进开放的周浦镇。第二次，就是接着要讲到的，1920年年仅12岁的傅雷，由母亲从“小上海”把他送到当时中国最繁荣开放、文明程度最高的大上海，考入南洋中学附属小学四年级。（再一次，是以后将要谈到的，傅雷的出国留学。）
现在，离开了管教严厉的母亲，周围又是一群活泼好动的伙伴，傅雷的顽皮劲儿，又有些故态复萌了。交织上孤高和聪颖的性格，傅雷的不安分比起大上海的小鬼来，往往有过之而无不及。他在南洋中学附小一年多，竟被校方指责为“顽劣”而开除了。
第二年——1921年，傅雷以同等学历，考入上海徐汇公学念初中。徐汇公学即现在徐汇中学的前身。那时候，是一所教会学校，校长由意大利神甫担任。在学生中，教友与非教友是分开编班的。时间安排得非常紧张。每一个环节的活动，又都是在监学督促之下进行的。早上起床后，刚漱洗完毕，就列队到自修室去自修。7点多，又一起进食堂用餐。吃饭也有一套规矩。学生们先是静静地站立在餐桌旁边，等到早就端坐在食堂高台上的监学，摇响小铃，大家才能坐下来开吃。早饭必须在规定的时间中吃完。到了时间，监学的小铃一摇，没有吃完的，也得赶紧去排队，上操场。晚上自修到9点钟，熄灯睡觉。一个大房间内，一人一张床，每张配备有一根木棍。监学也跟学生住在一起。上床后，先把帐子挂好，然后把木棍压在帐子外边。早上一醒来，头一件事就是把木棍放到地上。监学一看棍子在地，就知道你已经醒了。这个学校的学生都得住校，一个月只许回家一次。每次回家，要由家长填写卡片，亲自来领，才能离校。上午8点走，下午5点必须返校。学校的种种制度是很严格的。
在这样一所教会学校中，傅雷常常感到有些不适应。他在班上显得很“个别”，和谈得来的人交往时很豪爽，很诚恳；对一般人，他不愿与之交接。即使最亲密的朋友，他也直言不讳，遇有一言不合，往往争吵不休，甚至动手动脚。对老师，他也从不盲从。教会学校中的老师有两类，一是世俗的，一是修女或神甫。不论是谁，傅雷有不同意见，或认为他们讲得不对，就要与之争论，不到对方肯定他的说法有些道理，他就不肯罢休。他的“傅”姓，在法文中拼写为Fou。有一次，胡毓寅等几位同学，将他的姓氏法文拼写，译成一个不太雅观的中文词语（“痴子”）用作他的绰号。傅雷听说后，火冒三丈，几乎要和大家拼命。
法语是徐汇公学的主课，每天上两节。傅雷在这里学了不到三年，打下了法语的基础。他对数学课很是头痛。有一次考试，他演算到一半，就将钢笔尖用力往课桌上一戳，把没有做完的考卷交了上去。在教会学校里都得念圣经，傅雷对此很反感。他用激烈的言辞，公开表示反对宗教信仰。这样，在初中未正式毕业时，他又被学校开除了。
离开徐汇公学后，傅雷于1924年，仍以同等学历考入上海大同大学附属中学，在学制上进入了高中阶段。以后两三年间，中国发生了一系列重大的历史事件。自幼刚直不阿、并能独立思考的傅雷，随着见闻的丰富、认识的发展，越发表现出了不安分的个性。尤其到上海后的几年中，少年傅雷的心灵，经受了五四运动流风余波的冲撞，他在政治思想上，开始表现出了反帝反封建的鲜明色彩。到大同大学附属中学的第二年——1925年，傅雷从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中，目睹了帝国主义者屠杀中国同胞，同学和友人遭到巡捕毒打的情景。他和同学们一起走上街头，示威游行，演讲呐喊，控诉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的血腥暴行，激发民众的爱国热情。转年——1926年春天，在北伐战争不断取得胜利的鼓舞下，大同大学附中的学生们，开展了反对学问的斗争，被称之为“大同风潮”。傅雷和他的同学姚之训，是掀起这一风潮的带头人。大同校董吴稚晖，为了压制风潮，串通租界巡捕房，下令逮捕学生。当时甚至有传说，傅雷是共产党，这就更增加了他被捕的危险性。傅雷母亲闻讯后，为了儿子的安全，立即赶到学校，硬是把他拉回了乡下。以后，傅雷再没有返回大同附中继续上学。
在大同大学附中时，傅雷结交了第一个终生相交的知心好友——雷垣。俩人的结交，开始是很偶然的。傅雷学的是文科，雷垣则是理科的学生，他们本来并不相识。雷垣也喜欢国文，作文写得不错。一次，他写了自己的身世，文章贴到了墙报上。傅雷看到雷垣的文章后，由于所叙的身世与自己的遭遇太相同了，——雷垣自幼父母双亡，孤儿的生活度日如年，傅雷深受触动，潜然泪下。他找到雷垣宿舍握着他的手说：“‘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我愿意与你结为知心的朋友。”雷垣欣然允诺。文理科学生的宿舍本来是分开的，傅雷为了能与雷垣有更多交心的机会，便从文科搬到了理科，与雷垣住在一起。傅雷去世后，雷垣在回忆他们中学时期的交往时说；“我们很合得来。不过，有时彼此对一些问题见解不同，也会吵起来。傅雷脾气急躁，常会脸红耳赤。吵过之后，第二天，他会来道歉，说自己脾气不好。我很喜欢他的直率，也从不计较他的脾气。”雷垣中学毕业后学的是音乐和数学，后来又成了傅雷长子傅聪学习钢琴的启蒙老师。人之相交，贵在知心。人们都说，傅雷孤高桀骜，难以交往。但从他与雷垣的交往中可以看出，他盼望的是心灵上的真正相倾相契，谁做到了这一点，就能得到他的信赖。傅雷也并非是一味自赏的人，他知道自己的弱点；对知心者，他从不原谅自己的缺点。
在求学巴黎…金梅
傅雷的目标是进入巴黎大学文科。报考之前，需要语言上的准备。过去虽在上海学过一段法语，此次在赴法途中，也请旅客教师讲授过，但现有的水平，远不能应付报考这一关。因此，他在郑振锋那里住了一个星期，办完了有关手续，做了几件必要的衣服，看了看医生，赶紧前往法国西部的贝底埃去补习法语。
贝底埃，是法国13世纪修建的一座古城。几个世纪遗留下来的古色古香的街道，北欧莪特式的建筑，众多的教堂、桥梁等等，到处充满着古老文化的气息。清晨，黄昏，深夜，在城内徘徊，或去近郊散步，令人产生一种旷达幽远的感触，足以作为诗情画意的材料。
为了便于学习，傅雷膳宿在一位法国老太太家里。她既是傅雷的房东，又是他的法语教师。老太太出身于上流社会，受过良好的教育。丈夫是个中级军官，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阵亡了。她非常慈祥善良，对中国人热诚友好。膝下没有儿女，对傅雷格外喜爱，视同自己的儿子一般，周到地照料着他的生活和学习。她教傅雷发音和会话，不用正式上课的方式，只是整天和傅雷谈话，随时讲解和纠正。傅雷还另外请了一位法语教师，专教课本和文法。天资聪明的傅雷，虚心勤奋，加上两位老师灵活科学的教授方法，学习效果十分显著。房东老太太给洪永川写信说：“你的朋友傅雷是个好青年，既聪明又好学，很懂礼貌，求知心强，好像一只饥渴的蜜蜂，一刻不停地吮吸着各种鲜花中的甘露，来酿成自己的甜蜜。他的进步之快，使我和另一位教师大为惊奇，赞叹不已。”一段时间以来，可能由于傅雷太用功了，老太太担心他会搞垮了身体，所以她在信中又对洪永川说：“我考虑到这个可爱青年人的体质，不是很好，过于用功，怕会影响他的健康，因此请你写信给你的朋友，劝劝他，让他在紧张的学习中，首先要注意身体。”老太太说的完全是一片肺腑之言。
过不久，天气越来越热。房东老太太看到傅雷因用功过度，身体比较虚弱，精神有些不振，她便提议傅雷与她到外地去疗养休息一段时间。开始，傅雷怕耽误学习进程，很是犹豫，经过多次动员，又见老太太那样地真诚热切，终于同意和她一起去了法国瑞士交界处法国一侧的小镇爱维扬。
爱维扬位于莱芒湖畔，是一处著名的避暑胜地。莱芒湖更是举世闻名的湖泊。瑞士22个州，围处于万山之中。雪水、雨水聚积成八大湖泊，莱芒湖是其中最大、也最著名的一个。关于它，不少文人墨客在这里流连忘返间，每每吟诗赋章，写下了众多著名的诗文。法国大思想家卢梭的《新爱洛伊丝》、《仟悔录》，英国大诗人拜伦，法国浪漫主义作家雨果等人的诗文中，就有不少篇幅描写过它那迷人的水光山色。
傅雷来到爱维扬，只见莱芒湖湖面烟波渺渺，扁舟点点，往来穿梭，沿湖树木相连，浓荫匝地，在明媚的阳光下，绿树碧水，相互掩映，远处，蒙白朗山上白雪皑皑，岚气氤氲。秀丽的风景，宜人的气候，确是旅游休假的好所在。
这次休假期间，傅雷第一次环湖观览了一遍，所得的印象是终生难忘的，以致30多年后，在给傅聪的信件中，他还在念念不忘地赞叹着莱芒湖、爱维扬的恩赐：“天天看到白蜂上的皑皑白雪，使人在盛暑也感到一股凉意。”
从爱维扬回来，傅雷以饱满的精神又投入了法语的学习。
在贝底埃学习了半年多时间，以傅雷的水平，在法国知识分子家庭中生活已经没有问题，听几门功课也不太困难了。不久，他就以优异成绩，考入了巴黎大学文科。
国立巴黎大学位于第5区即拉丁区（文化区），分文学、理学、法学、医学四个学院。学校离卢佛尔美术馆、卢森堡公园、先贤词（名人墓）不远。这是一所老式的宫殿式建筑，以巨大的石块砌成。教室都是阶梯形的，前面安有火炉。一到冬天，谁都可以在那里取暖。外面来的一些老太太，俨然坐在第一排，一边结着绒线或做其他手工活儿，一边静静地在那里取暖，与正在上课的师生们可以相安无事。
巴黎大学的留学生各式各样，不单肤色多样，年龄层次也相差很大，有生气勃勃的年轻人，也有白发苍苍的老头儿。有些学生交了学费根本不来上课，只到考试时才过来一趟，混一张文凭，弄一个资格。中国学生的成份也很复杂。那些官僚子弟，依持其政治背景，蛮横拔扈，荒于学业，热衷于社会活动，穷困的、进步的学生，大都比较刻苦用功。
二十三平生一大知己：与黄宾虹的忘年交…金梅
1931年秋，23岁的傅雷，到上海美专出任办公室主任时，早在那里任教的国画大师黄宾虹，已近古稀之年，他们俩却很快成了情谊深厚的忘年交。
傅雷离开上海美专后，仍与美术界的朋友们保持着密切的关系。欣赏和研究美术，始终是他探索艺术奥秘的一个主要方面。他对友人们的艺术成就，总是报以热烈、兴奋的反应；并不辞辛劳，不避琐细，欲将友人的艺术之果供奉于大众之前，使他们在美的享受中净化和提高心灵境界。他自己，则在与美术界友人们一起或观画、或探胜中，进一步增长着对美的鉴赏力。
1935年夏天，傅雷与画家刘抗同登黄山。峭壁、石笋、瀑布、奇松、云海，一景一胜，令人叹为观止。观日出，漱飞泉，听松涛，在奇峰之巅抱膝长吟，在升仙台上对云凝思，顿觉胸襟开阔，意气奋发。回来后，傅雷对刘海粟说：“只有登上了黄山，才能达到萧然意远，恬静旷达，不滞于物，不碍于心的境界。中国画家向大自然寻求灵感，获得了成功，这种意境，西方画家很难梦想得到！”
中国画创作，向来讲究“师法自然”、“功齐造化”，那么，无论是作画者，还是观画者，要得中国艺术之真谛，就得徜徉于自然的胜景氛围之中。傅雷是深知这一点的，所以，他常在译事之暇，走出家门，投身于大自然的怀抱。
与黄宾虹先生开始交往后，傅雷常去大师那里观赏其新作印他所收藏的历代名家名作，探讨画理，交流体会。对大师在创作上的成就尤为看重，并尽力宣扬推许。
黄宾虹先生创作宏富，且能不断地革故鼎新。但在六十多年的创作生涯中，从未举办过一次个人画展。傅雷和裘柱常（其妻顾飞，乃宾虹大师之弟子、傅雷之表妹）等有感于此，1942年联合发出倡议，拟于来年黄宾虹80大寿时，为其举办一次“八秩纪念画展”。这一倡议，得到黄先生的老友陈叔通、张元济、王秋湄、秦更年、邓秋枚、吴仲洞等人的热烈支持。当时，黄宾虹正困居北平，行动受阻，得到这一信息后，很是欣慰，并予以积极响应。这就开始了画展的筹备事宜。
筹备中的日常工作，主要由傅雷及裘柱常夫妇负责。黄宾虹对傅、裘二人信任有加，把具体事务委托于他们。从1942年8月起，黄先生将先后为画展创作的作品寄来上海。为了节约开支，他主张全部作品，衬托以后，粘贴在牛皮纸上，首尾两端以芦梗代木轴，以便悬挂。他在给上海友人作此交代后，又有信说：“再者：拙画拟少裱；或用纸卷粘贴，易于收展携带。近来裱工奇昂，鄙意希研究画学者参观，不限售出之多寡。令亲傅先生为知音，拙作之至交，一切可与就商，以不标榜为要，是否有合？”黄宾虹对傅雷的信赖与赞赏，溢于言表。
1943年11月间，“黄宾虹八秩诞辰书画展览会”在上海西藏路宁波旅沪同乡会开幕。展品除画家近年画作山水、花卉及金石楹联等外，历年为友人所作画件，作为非卖品陈列，以作观赏。这是黄宾虹生平第一次举办个人书画展，显示了大师创作的主要风貌。展览会前，由傅雷、裘柱常等建议，黄宾虹撰写一篇自传，朋友们写些诗文，以引导观众。
画展期间，傅雷几乎天天来到会场，除处理一些事务性工作，他很注意观众们的反应。有时，还与他们一起读画，一起探讨研究。观众对黄公画作每有疑问，他就热忱地加以解答。
有人提出：“为什么黄宾虹的山水，山不似山，树不似树，纵横散乱，无物可寻似的？”“何谓中国画中的笔墨？怎样评价一个画家在笔墨上的功夫？”……等等问题，傅雷都—一作了回答。除了帮助观众掌握普通的绘画理论和鉴赏知识，傅雷尤其注意引导他们准确地理解黄宾虹的书画艺术。
在谈到中国画笔墨问题时，有人问：“黄宾虹的山水画看来很草率，与时下的作风大异，难道草率中也能见出笔墨功夫吗？”
傅雷说：“你说的‘草率’是指什么呢？如果是指工整与不工整而言，须知画之工拙，与形之整齐无涉；如果是指够不够形似的问题，那末，又须知绘画并非写实。”
“山水画不是以天地为本吗？黄宾虹的画作相距天地不是太遥远吗？诚然，绘画并非写实，可是，难道都得空中楼阁吗？”
“山水画绘写的是自然之性，并非要去剽窃其外貌。绘画的任务不在描写万物之貌，而在传达其内在的神韵。如果以形似为贵，那么可以这样说：名山大川，真本俱在，还不够你观赏吗？何劳画师再去图写呢？摄影以外，又有电影，这些图写外界的新型媒介，非但巨纤无遗，且能连绵不断。就逼真而言，已经达到了极致程度。为什么还要特别看重丹青的点染呢？须知：以写实为依归，只不过是初民时代的事。那个时候，人类以生存为要，实用为先。文字图书的出现，为的是记事备忘，或者祭天祀神。文明渐进，智慧日增，行有余力之后，人们才去崇尚抒情写意、寄情咏怀等一类事。所以说，绘画的由写实而抒情，是人类进化到了一个新阶段。所谓抒情，就是写貌抒情，就是摇发人思的意思。然而，非有烟霞啸傲之志，渔樵隐逸之怀，难以言胸怀；不读万卷书，不行万里路，也难以言境界。襟胸鄙陋，境界逼仄，更难以言画了。作画如此，观画未尝不如此！你以‘草率’二字来评价黄公的山水，还是圃于形迹，未具慧眼的缘故。倘能悉心揣摩，细加体会，必能见出形若草草，实则规矩森严，物形也许未能尽肖，物理却始终在握。所以说，看似草率，实际上是工整的表现。如果形式上很工整，而生机灭绝，外貌很逼真，而意趣索然，这样的整齐，只能说是一种刻板和死气。现在一些学画的人，一味地拘困于迹象外貌，唯以细密精致为能事。竭尽巧思，转工转远，取貌遗神，心劳日细，这能说是艺术创作吗？艺术家该去写什么呢？写意境。实物等等，只不过是引子而已，寄托而已。古人说，掇景于烟霞之表，发兴于深山之巅。摄景呀，发兴呀，表呀，巅呀，懂得了这些，才能说是懂得了绘画，悟得了画家不以写实为目的的道理。”
有人又问：“诚然，真如傅先生所说，作画之道，在于志旷怀高，但又为何要看重技巧呢？又何须师法古人，师法造化呢？黄公又何苦漫游川桂，遍历大江南北，孜孜，搜罗画稿呢？”
傅雷回答说：“真正的艺术，都是天然外加人工的结果，犹如大块铁经过熔炼方能成材成器。人工熔炼，技术为尚；摄景发兴，胸意为高，二者相齐，方臻完满。我先是说了技术，后又说了精神，实际上，它们是一物二体，即不矛盾，也难分离。况且，唯有真正悟得了技术的用处，才能识得性情境界的重要。而无论是技术，还是精神，都有赖于长期的修积和磨炼。师法古人，也是修养的一个阶段，不可缺少，但尤其不可过于执着。便是接受古法，也仅仅是为了学者的便利，为了免去暗中摸索，决不是学习的最终目的。拘于古法，必自斩灵机；将楷模当成偶像，必堕入画师魔境，非庸即陋，非甜即俗。再说，对‘师法造化’一语，也不可以词害意，误以为就是写实。它原本的含义，就不是指艺术在自然面前，要去貌其蟑峦开合、状其迂回曲折的意思。虽然说，学习初期，状物写形，经营位置等等，免不了要以自然为粉本，但‘师法造化’的真义，还须更进～层。那就是：画家要能览宇宙之宝藏，穷天地之常理，窥自然之和谐，悟万物之生机；饱游沃看，冥思遐想，穷年累月，胸中自具神奇，造化自为我有。这就是说，‘师法造化’，不单单是技术方面的事，更是一门修养人格的终生课业。修养到一定功夫，就能不求气韵而气韵自至，不求成法而法在其中。概括地说，写实可，摹古可，师法造化，更无不可。但决须牢记，那只不过是初学的一个阶段，决不是艺术的峰巅。先须有法，终须无法。用这样的观念习画观画，才能真正步入正道。”
又有人问：“看黄宾虹先生的画，纵然笔清墨妙，但仍不免给人以艰涩之感，也就是不能令人一见爱悦，这又是为什么呢？与此相连的问题是：那些一见悦人之作，如北宗青绿，又该如何欣赏和评价呢？”
傅雷说：“古人有这样的话：‘看画如看美人’。这是说，美人当中，其风神骨相，有在肌体之外者，所以不能单从她的肌体上着眼判断。看人是这样，看画也是这样。一见即佳，渐看渐倦的，可以称之为能品。一见平平，渐看渐佳的，可以说是妙品。初看艰涩，格格不入，久而渐领，愈久而愈爱的，那是神品、逸品了。美在皮表，一览无余，情致浅而意味淡，所以初喜而终厌。美在其中，蕴藉多致，耐人寻味，画尽意在，这类作品，初看平平，却能终见妙境。它们或者像高僧隐士，风骨磷峋，森森然，巍巍然，骤见之下，拒人于千里之外一般；或者像木讷之士，平淡天然，空若无物，寻常人必掉首勿顾；面对这类山形物貌，唯有神志专一，虚心静气，严肃深思，方能于磷峋中见出壮美，于平淡中辨得隽永。正因为它隐藏得深沉，所以不是浅尝辄止者所能发现；正因为它蓄积厚实，才能探之无尽，叩之不竭。至于说到北宗之作，它的宜于仙山楼观，海外瑶台，非写实者可知。后世一般人却往往被它表面上的金碧色彩所眩惑迷恋，一见称善，实际上，它那云山缥缈的景色，如梦如幻的情调，常人未必能梦见于万一。所以说，对北宗之作，俗人的称誉赞赏，正与贬毁不屑一样的不当。”
有人这样问：“都说黄氏之作得力于宋元者多，这一点，从何处可以见出呢？”
傅雷的回答是：“不外神韵二字。你注意过那幅《层叠冈峦》吧，它的气清质实，骨苍神腴，不就是一种元人风度吗？而它的豪迈活泼，又出元人蹊径之外。这是由于黄公用笔纵逸，自造法度的缘故。我们再来看《墨浓》一帧，这高山巍峨，郁郁苍苍，不又俨然是一种荆、关气派吗？但要注意，就繁简而言，它又与以往作品显然有别。这是因为前人写实，黄公重在写意。他的笔墨圆浑，华滋苍润，能说他仅仅是在重复北宋的规范吗？在黄公的作品中，处处都表现着截长补短的作风。特别需要注意的是《白云山苍苍》这幅作品，它的笔致凝练如金石，活泼如龙蛇，设色娇而不艳，丽而不媚，轮廓粲然，又无害于气韵弥漫，从中尤可见出黄公的面目。”
又有人问：“世之名手，用笔设色，大都有一固定面目，令人一望而知。黄先生的这些作品，浓淡悬殊，扩纤迥异，似出两手。这又怎么去看呢？”
傅雷说：“这正是黄公作为大师的不一般了。常人专宗一家，兔不了形貌常同。黄公则兼采众长，已入化境，因而能够家数无穷。常人足不出百里，日夕与古人一派一家相守。在他们的笔下，一丘一壑，纯属七宝楼台，堆砌而成；或者像益智图戏那样，东拣一山，西取一水，只能拼凑成幅。黄公则游山访古，历经数十载寒暑；烟云雾霭，缭绕胸际，造化神奇，纳于腕底。这样，他才能做到：放笔为之，或收千里于飓尺，或图一隅为巨幛；或写暮霭，或状雨景，或泳春潮之明媚，或吟西山之秋爽，各各不同。总而言之，在黄公的笔下，阴晴昼晦，随时而异；冲淡恬适，沉郁慨慷，因情而变。在黄公而言，画面之不同，结构之多变，实在是不得不至的必然结果。《环流仙馆》与《虚白山街壁月明》，《宋画多晦冥》与《三百八滩》，《鳞鳞低蹙》与《绝涧寒流》，莫不一轻一重，一浓一淡，一犷一纤，遥遥相对，宛如两极。从中，我们可以具体地看到黄公画作的面目，何等地变化多端、丰富多彩啊！”
“八秩书画展”之后，黄宾虹在给吴仲炯的信中提到，此次画展，“惟傅君与秋斋、柱常伉俪之力，兼荷尊处与秦曼老、陈叔老德爱有加以成之。尤可纪念……”他对傅雷是十分感激的，也增进了对他的器重。黄宾虹对画展收入的用途有所安排，并请傅雷帮助实施。他曾致函傅雷，请其将收入的三分之二存入金城银行，以一份作为在上海筹办一个文艺联欢所的资金。那三分之二的收入，黄宾虹拟用于出版几种著作，此事也委托给了傅雷。为此，傅雷与大东、开明书店订立了合资印刷黄著的合同。黄宾虹虽深知上海各书局及推销法的难以成事，但由于“不欲拂傅君盛意”，仍拟将书稿《明季三高僧（石帮、石涛、渐江）佚事》请人抄清后寄到上海。后来，黄宾虹有意出版另一著作《画学分期法》，该著原稿用的是旧式句读法，为便于后学阅读，他又请傅雷采用新法句读，加以圈点润色。再后，黄宾虹又拟将所藏古铜印文考释，在上海分类印行。他准备在北平收购印书所需的连四纸（一种国产手工纸）。这就需要解决纸张的堆栈问题。为此，他又和傅雷进行了商量。不只在黄宾虹书画展之前，在此之后，傅雷始终追踪着黄宾虹的创作轨迹，并逐步深入地进行着研究。他也从黄宾虹那里，学习和领受了不少。
1954年9月间，华东美协为黄宾虹举办个人画展，并召开了座谈会。会前，黄老先生专门到家拜访，看望傅雷夫妇。画展展出的一百多件新作，傅雷觉得，虽然色调浓厚，但却浑厚深沉得很，而且很多作品远看很细致，近看则笔头仍很粗扩。这种技术才是上品！座谈时，发言的人大半是在颂扬作者。傅雷“觉得这不是座谈的意义！”，“颂扬话太多了，听来真讨厌”。他本不想说话了，华东美协主席赖少其却一再催逼，他也只好说了些意见。结合黄宾虹的艺术成就，傅雷谈到了中国画发展途径中的一些问题。他认为：（一）及至近代，中画与西画，已发展到了同一条路上；（二）中国画家在技术根基上，应该向西画家学习；（三）中西画家应该互相观摩、学习；（四）任何部门的艺术家，都不能坐井观天，固守一隅，应该对旁的艺术感到兴趣，以收触类旁通之效。
11月间，秋高气爽，花木诱人，正是游览西湖的最好季节。月初，傅雷与朱梅馥“忍不住到杭州去溜了三天”。这三天中，在黄宾虹家看了两整天他收藏的元、明、清三代珍品。边看边与黄老探究着画艺。傅雷夫妇临走，黄宾虹在湖畔酒楼设宴送行。待他们返回上海后，黄宾虹在11月17日复信中，将他们夫妇俩能去杭州品赏他的珍藏，视为一大快事。他告诉傅雷：“吴门四家，前三百年论者已谓文沈易得，唐仇难求，敝筐所有俱未敢信为真，虽无中郎而见虎贲，以为尚有典型，存之备考。……近叠经兵燹，散佚几尽，片缣寸楮聊供研究，当大雅所不弃也。容遇合观精品，即图补报。抵领顿觉逾量，非可言谢。”黄宾虹还称赞傅雷：“评驾旧画，卓识高超”。一个月后（12月20日），黄宾虹在给傅雷的信中，又一次对他的“勤文艺研究，于古今变迁尤加邃密”，表示“诚感诚佩”。
想不到的是，那次杭州欢会，竟成永诀。仅仅过了四个多月，黄宾虹因患胃癌于1955年3月25日去世。傅雷得此消息，非常难过，“哀恸之余，竟夕不能成寐”。他觉得，“非但在个人失一敬爱之师友，在吾国艺术界尤为重大损失”。（1955年3月26日傅雷致黄宾虹夫人宋若婴信）
从30年代初结识起，二十多年间，傅雷与黄宾虹始终保持着亲密的关系。探讨画史，交流读画心得，俩人书信不断。（可惜笔者写此传记时，傅雷致黄宾虹的大量书简尚未公布，因而未能更多地看到他在中国画史研究和作品鉴赏方面的精湛见解。）黄宾虹常在国画界的朋友们面前，提及和夸奖着傅雷，认为傅是他平生一大知己。每有得意之作，他即题赠这位忘年交。傅雷收藏的黄宾虹后期精品，多达五六十件。不料这些作品，在“文革”中傅家被抄时，大都散失了！
黄宾虹去世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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