素质教育在美国-第1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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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这里讲的“公平”观念，指的是“机会均等”。这种“机会均等”的公平竞争，在否定结果均等、强调个人主观的努力、解放强者的同时，忽略了人的客观条件的差异，在一些情况下，'澳者“个人的主观努力也可能得不到与之相应的结果。

所谓强者，一指智力，二指经济。所谓弱者亦是一指智力，二指经济。根据这个分类，我们就可以把学生分成下列九类：

一、本人智力高十家庭经济条件好

二、本人智力一般十家庭经济条件好

三、本人智力低十家庭经济条件好

四、本人智力高十家庭经济条件一般

五、本人智力一般十家庭经济条件一般

六、本人智力低十家庭经济条件一般

七、本人智力高十家庭经济条件差

八、本人智力一般十家庭经济条件差

九、本人智力低十家庭经济条件差

有一点必须说明，学生智力的高低并不代表他们的主观努力的强弱。如果我们再把主观努力与否加到上述九种分类中，将会出现几十种类别。为什么不这么做，是因为我们分析的重点是：在”机会均等“的公平竞争中，在一些情况下，”弱者“个人的主观努力也可能得不到与之相应的结果。因此，我们假设上述九类学生都是努力学习的，看看是否其中有些类别的学生的主观努力可能得不到与之相应的结果。主观不努力的，暂不在同情和分析之列。

我在前面曾提及，美国公立中小学的经费主要来自本学区的房地产税。美国的富人区和穷人区是分得很清楚的。虽然法律上并不规定穷人不能住到富人区，也没有规定富人不能住到穷人区，但是穷人都住在穷人区，富人基本上都住在富人区。这种”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的现象是很微妙的，也是很自然的。

首先，房地产商在卖地的时候，就把一些好的地段的价钱定得很高，另一些差的地段的价钱定得相对较低。这种价格的差别有时很大。比如，在某地买一块地的价钱可以在另一地段买地并建房子。穷人出不起这个钱，自然到出得起钱的地段买地建房。

其次，房地产商在建造房子的时候，是按照地段的价值来建房的。比如说，某地段的房价约20万美元，那么周围的房子一般都按20万美元上下的造价来建造，你可以建30万美元的房子，但你若想在这个地段建20万或几万美元的房子，一般来说，你就是买了地，也没有建筑商愿帮你建造。当然，如果你自己动手，你恐怕也会成为”众矢之的“的，谁又愿住在不友好的氛围中呢？

再次，同样的房子，在不同的地段或学区，价钱大不一样。同样质量的房子，如果在较穷的区卖10万美元，在较富的区可能要卖到13万一18万美元。

最后，同样是20万美元的房子，在不同的地段或学区，会缴纳不同的房地产税。

有了这几条，”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就自自然然地形成了。

穷人住到富人区的，我没见过。其实，穷人就是想住也住不起的。富人住到穷人区的，倒是有的，不多见。我有一位单身的犹太人朋友，常喜欢到拍卖点买古董，家里有点”东西“。他住在穷人区的边上，与富人区一街之隔。他对我说，”有人要偷要抢的话，会到街那边的富人区去，不会想到来我这里的……“后来，他的隔壁邻居因失业交不起房租，声言要自杀而与警察对峙了十多个小时。最后，警察是从我那个朋友的房子爬过去”解决问题“的。从此，我的朋友产生了搬走的念头。

辛辛那提市最出名的富人区叫”印第安山“，有许多造价超过100万美元的豪宅。但是如果你到辛辛那提市区的穷人聚集地去看，几千美元的房子也是买得到的。学区办学的经费主要来自房地产税，因此富人区的学校经费和穷人区的就有天渊之别，学校的教学设备和师资力量也是根本不能相提并论的。

这就是说，根据上面的分类，有三种学生不得不在不良甚至恶劣的教学环境中学习：

七、本人智力高十家庭经济条件差

八、本人智力一般十家庭经济条件差

九、本人智力差十家庭经济条件差

当他们站在”机会均等“的起跑线上时，他们是处于不利的竞争地位的。因此，他们的主观努力可能得不到与之相应的结果。

如果说商品的”按质论价“——付一美元得一美元的货，付一美分得一美分的货——是公平的，那么，多缴纳教育经费的，就理应获得更好的教育，这也是公平的。但由于不可选择的原因而出身在穷人家庭里，就要在恶劣的教学环境中学习，这又是不公正的。

中国在实行市场经济以后，”机会均等“的公平竞争观念已经否定了”结果均等“的平等观念，并成为指导和推动中国教育的主导观念。这是中国的发展和进步。然而，我们在领略”机会均等“的公平观念带来的种种发展和进步时，也会面临美国教育面临的类似问题。当然，两者之间又略有不同，简单分析如下：

美国的公立中、小学不分什么重点学校不重点学校。有钱人如果不满意本学区的学校，可以将孩子送到私立学校读书；但是对穷人来说，无论他们对本学区的学校满意与否，他们的孩子只能上这些条件差的学校，别无选择。

中国的各级学校都设有重点，经济条件差但成绩好的孩子，也有可能上重点学校，这是比美国好的地方。但中国实行的是九年义务教育制度，到了高中阶段，经济条件差但成绩好的孩子则将面临困难。

到了高等教育阶段，由于美国的贷款制度比较健全，学习用功、成绩非常好的穷孩子有可能获得奖学金；学习很努力。成绩较好的穷孩子也可以通过贷款读大学，因为借贷方相信他们能完成学业并找到工作；学习很努力、但成绩一般的穷孩子，如果贷款有困难，也可以通过打工付学费的方式读大学。

在中国，成绩特别优异但家庭贫困的孩子，如能考上北大、清华等名校，也能靠奖学金等等方式，在较宽裕的环境中完成学业。但是，由于贷款制度尚未健全，不少贫困家庭的孩子是在极其困难的状况下读大学的。我读了何建明先生发表在（新闻周刊）的文章（天之骄子的”灰色档案“，里面提到了乞讨学费的现象，我相信，这种情况可能是相当个别的。但何先生发表在1999年2月12日的（羊城晚报）的文章（校族悬殊的”贫富差异“），相信是有一定代表性的，节录一段如下：

“你的学费是怎么解决的？”

“向亲戚朋友借的。”他说。

“交完学费后还剩多少？”

“没有了。”这位同学顿了一会儿，说，“后来学

校减免了一部分。我这一年就靠返回的600元钱生活……”

“你平时学习上的花费怎么解决呢？”

“学习上没有要花钱的。”他前南地说。

“哪你总要用些书呀、本呀，还有草稿纸什么的？”

“草稿纸我都是拣别人用过的。学校啥都可以废物利用。何先生你不知道，我进大学后连上课的课本都没出钱买过……”

“什么？你上大学连自己的课本都从来没买过？”我无法相信这样的事实。

“你也是？”我转头问身边另一位女学生。

她抬起溢满泪水的眼睛，默默地点点头。

天哪！一个大学生竟然连课本都没有还上什么大学？虽然后来我知道这些出不起课本钱的贫困生依靠到高年级的同学那儿借书以维持上课，但我仍然无法从内心原谅这种学生读书没课本的现象存在。在我看来，一个大学生如果连上课的课本都没有，不等于上了战场的战士没有枪一样吗？

“下学期无论如何把课本买了，就是不吃不穿也要先把课本买了！”我当时没有半点犹豫，从口袋里拿出几百元钱塞给了这两位学生。等他们走后，很长时间里我的心头仍像堵了一团棉絮，问得喘不过气来……

在国内的人读来，可能会觉得很心酸，甚至震撼心灵。但是，比起许多中国的留美学生来，这实在不算什么，甚至可以说是小巫见大巫。不买课本的留学生多着呢。借的、复印的。今年买明年卖的，不同样也比不少美国学生优秀吗？当年的八路军游击队，许多人上战场不是也没有枪吗？抗战同样胜利了。在美国，中国留学生根本无资格贷款，而很多留学生又都是拖家带口的，有的还有了一定年纪，要养家糊口，要过文化关和语言关，在课堂上要和用母语的美国学生竞争，下了课要忍受人格上的折磨到餐馆打那种“半乞讨”的工……

中国历来对“天之骄子”都是“包”下来的，现在不“包”了，一下有点不太习惯。我并不是不同情他们向人借课本的处境，我觉得，如果有钱的买课本，无钱的借课本或者甚至抄课本，这是公平的话；孔乙己似的“拿”书（不付款）对书店亦不公平。这些无钱买书的孩子的推一“过错”是生在贫困家庭里。既然贼的儿子不一定是贼，而贫困家庭的孩子却必须生活在贫困之中，并由他们承担父辈造就的“贫困”，这是不公正的。当他们站在“机会均等”的起跑线上时，他们是处于不利的地位的。

因此，我们不能仅仅简单地用公平——“机会均等”来否定平等——“结果均等”，而应该在此基础上对公平作再否定，即“否定之否定”。公正概念对教育的诱惑

我们这里说的“诱惑”是褒义的，意即：吸引，招引。如“窗外是一片诱惑人的景色”的“诱惑”。

我们对公平作“否定之否定”后，就应该能达到更高的公正的境界。

在上面提及的六种处理人的差异的办法中，我认为第二和第四种可以成为“公正”观念的最佳组合：

2．解放强者，但同时推助弱者去缩小差异。

4．保底不封顶（不设上限，设下限）。

差异是永恒的，无法消除的，人没有差异就成了M＆M巧克力豆，成了机器。即使M＆M巧克力豆或者机器也是有差异的。世界上不存在一模一样的东西。人的差异就像令人厌恶的疾病一样缠着人类。没有人类当然就没有与人类有关的疾病，但没有疾病的人类是不存在的。关键是如何对待差异？如何处理人的差异？

“公正”的观念摒弃了“平等”和“公平”两观念的短处，吸取了“平等”和“公平”两者的长处，使得这种“公正”的处理人的差异的办法，不但重视人先天条件的不同，而且正视人后天的主观努力，最后还强调一个公平合理的结果。

不承认差异，就无法帮助和保护弱者，也无法解放强者。关键是不能因为客观的差异而排除某一部分人的主观努力。作为教育工作者，如果我们看不到或不承认学生中的差异，我们就无法帮助和促进后进，也无法保护先进。关键是解放强者的同时，不能因为弱者的先天差异而排除他们后天的主观努力。

因此，我认为上述第二和第四种处理人的差异的办法可以成为最佳的组合。

要达到“否定之否定”的更高的“公正”境界，就我国的情况而言，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是解决怎样看待“共同富裕”的问题。

历史已经证明，由于人的差异的存在，“一样富裕”是不可取的。因为“一样富裕”不但存在懒惰之人剥削勤奋之人的现象，而且因为人的需要不一样（如健康的雇员与患癌症的雇员），“一样富裕”反映到具体的人的身上，其结果又是不“一样”的；因此，也是不公平的。

“共同富裕”是一个非常美好的理念。但是，平均主义的传统观念使得许多人对“共同富裕”的理解有偏差。大家收入都不高，几十块钱一个月，差距很小，这种情况是“共同富裕”呢？还是多数人拿五六百块钱，但一些人拿成千甚至上万块钱是“共同富裕”？多少才是“富裕”？这是个无定概念，因此也是个相对概念。60块钱收入与二三十块钱收入的差距小，有人就把它看成“共同富裕”。而多数人拿五六百块钱，但一些人拿成千甚至上万块钱，因为差距大，有人就认为不是“共同富裕”。

关键是界定“共同富裕”的角度不同。应该是作人与人之间的横向比较，还是作历史性的纵向比较？

显然，“共同”富裕不等于“一样”富裕。从这个意义上说，大多数人拿五六百块钱与一些人拿成千甚至上万块钱，虽然差距大些，但其下限五六百块钱是前者二三十块钱的十多二十倍（虽然物价上涨的指数本计算在内，但肯定不到十多二十倍），因此更接近相对意义上的“共同富裕”。

人的差异是客观存在的，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怎样对待这种差异，是教育研究的一个重大课题。

“结果均等”迷惑过我们的教育，“机会均等”在强调人的主观努力的同时，往往又忽略了人的先天或客观条件的差异，也会困惑我们的教育。只有达到“否定之否定”的更高阶段，才是我们教育的出路。

因此，在市场经济大环境中的素质教育改革，需要培养出勇于面对差异、善于竞争、富有公正精神的现代化人才。

八、要不要惩罚孩子？

儿子经历的惩罚教育ABC

在中国，家访是老师的一大法宝。小时候，一听说老师来家访了，那准没好事。有人敢到门边窗外去偷听。我是不敢的，但有时也派弟弟妹妹去偷听，以便心里有“底”。其实，有“底”又能怎么样？辩解是不可能的。挨不挨打，那得取决于父亲此时此地的心情了。那时孩子们自编了一首打油诗：天不怕，地不怕，就怕老师找我爸。

从我做儿子的那个年代，到矿矿做我儿子的这个年代，从中国到美国，老师“告状”一事却是一点没变。只不过，由于高度发达的电话通讯设备，给老师的“告状”增添了更多的便利。事情刚刚发生，电话就到家了。在美国，那首旧式打油诗恐怕应新编为：大不怕，地不怕，就怕老师打电话。

就拿矿矿最近的一次被罚作为开头吧！

1998年秋，矿矿上了八年级（相当于中国的初二）。一天，我下班回家，电话录音机里存了七条信息之多。一听，其中有三条是矿矿的自然科学课老师留的。第一条是上午10点20分时留的。从录音中可以听出她的火气。她说矿矿在上课时玩纸条，故意扰乱课堂。她已勒令矿矿离开教室10分钟，以示惩罚。

一个小时后，她又留了个录音。这回她可真是气极了，声音尖而快，几乎是冲着我的录音电话叫嚷的。因为矿矿不服她的惩罚，回到教室后又接着旧戏重演。这回她给矿矿的惩罚更加严厉，即放学后留校30分钟。这就意味着矿矿不能坐校车回家，我们必须开车去学校把儿子接回来。

这位老师的最后一个录音约在下午三点。她的语调平静了些，说是她和矿矿一起去了校长助理办公室，他们之间有了一个坦诚的交谈。现在矿矿已经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了。

我看了看表，正是平常校车送儿子回家的时候。要不要开车去接矿矿，我犹豫了一下。因为她的最后一个录音，没有说明是否仍要儿子留校受罚。正在这时，门一响，是儿子回来了。他推开扑上来企图与他亲热一番的大黑狗，径直走进我的办公室，开门见山地问道：

“爸，你听了老师打来的录音电话了吗？”

我知道这一整天孩子也一定是不平静的，便竭力压下火头，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尽可能正常些。

“你也知道这些电话吗？”

“知道。老师是当着我的面打的。”儿子一副有理走遍天下的样子。

也真有这位老师的，别看她似乎气急败坏地打电话，心里还是很有点鬼点子的。因为电话的这一头是没有七情六欲的录音机，那一头有矿矿在旁边，冲着这个假想的家长嚷，能给儿子最大限度地施加压力。如果我真在这边听电话，她能这样嚷吗？！她敢这样嚷吗？！难怪她又心平气和地打来第三个电话，并且也没再提罚矿矿留校一事。心里一定有想法！

我不动声色地询问原由。

那天，这位老师的班上很乱。在矿矿被老师点名之前，已经有几个孩子被罚。老师在讲课，矿矿心不在焉地听着，手中玩着铅笔。他把铅笔穿过一张活页纸上的小洞，不停地转动那张纸。那张有节奏地晃动的纸，引起老师的不快。

“矿，停止晃动那张纸。扰乱课堂，请你到走廊去坐10分钟！”

矿矿坐在教室外面，越想越不服气：整个课堂上大家都在说话，就我在听你讲课。为什么罚我，不罚他们呢？就算我玩铅笔不对，根据校规，你也应该事先给个警告，再惩罚嘛。哪有这么不公平，不讲道理的。老师不公平，凭什么我要听你的？矿矿心一横，回到教室后，又拿起笔和纸玩了起来。这回是有意气老师的，玩起来的姿势夸张了许多。这么一来，他立刻就成了全班注意的中心。这一下，老师抓到了典型。她给矿矿的惩罚这下子提到她的权限的最高一级——放学后留校半小时。下课后，她带着矿矿到办公室给我打了第二个电话。谁知，孩子认准了死理，认为老师的惩罚不公允，竟同她辩论了起来。四五个同时被罚的孩子结伴到她的办公室，下决心要找回公平……

这些半大不小的中学生，刚刚开始进入他们那“怀疑一切，否定一切”的成长阶段。美国的学校又从来没有“师道尊严”一说。相反，美国前卫的教学方法非常鼓励孩子们的批判性思维。矿矿从四年级开始，就参加了学校为高智商的孩子设立的特殊的教育计划。这个计划往往由学校里最高水平的教师担纲。主要目的是提高孩子的创造性思维、批判性思维和独立思考的能力。孩子们在这个特设的教育计划培养下，大多都能言善辩，善于发现辩论中的漏洞，特别喜欢挑剔，思想敏锐，眼光独到，喜欢独辟蹊径。当然，淘气起来也是够讨厌的。如果，用中国传统的眼光来定义这些孩子，那都是些攻击性特强的“刺儿头人物”。（有关这个特殊的教育计划，请阅读有关章节。）

孩子们与自然科学老师的争论，最终引来了校长助理。校长助理是一个中年男子，在女老师占多数的中学里，男性颇引人注意。当然作为校长助理，也更具权威。事后，矿矿曾这样描述他们的校长助理：他是一个很不同于一般的家伙（请原谅这些从来没有受到师道尊严的教育的孩子。他们在说到老师时，不大注重选词）。每天他的工作除了坐在电脑前“表示”忙碌外，就是把手插在口袋里，耸着肩，在学校的走廊里、教室里走来走去。他老是一副随时准备教训人的样子。他的办公室里总是有那些犯事的孩子。每一个小孩都怕他。

面对着这么一个校长助理，不但孩子收敛了许多，老师的态度也变了。她立刻换上了一副宽厚的态度，一口气摆出矿矿的十大优点。有了高帽子戴，台阶也好下些，承认一点点缺点也就不太艰难了。矿矿自认为找到了公道，也就认了错。

然而，这位老师的形象在孩子的心目中则有点问题了。

“为什么她会说两种不同的话。当着我们没说一句好话，还说我们是她从未见过的坏学生。可是当着校长助理的面，又老说我们好。”

矿矿同这个老师闹矛盾已不是一天两天的事了。这所中学的自然科学老师上个学期才退休，开学前学校匆匆忙忙雇用了这位年轻的老师。开学的头几个星期，孩子们同她还能相安无事。但时间稍长一点，新老师的底子一“露”，是驴不是马的，就不容易被孩子接受。但有能耐的老师很快就能“收服”孩子们。这所中学里有那么几个老师，能让我那个目空一切的儿子佩服得五体投地。当然，儿子也从没在他们的课堂上制造麻烦。

妻子和我喜欢在吃晚饭时，同孩子讨论学校的事。可是矿矿最不喜欢谈学校。

问：“今天在学校怎样？”

答：“Fine（好呀）！”

再问：“老师教的东西都懂了吗？”

答：“Dub！”（意思是“小意思，我还有不懂的吗？！”）

再问：“还有作业吗？”

答：“NOthing。”

再问：“同小朋友玩得怎样？”

答．“OK'”

再问：“作业得了几分？”

答：“Idon'trernerner．（记不得了）”

同这种年纪的孩子谈话需要点技巧。问题问得小，孩子总是一副不屑交谈的样子。问题问很大，得到的回答往往也最简单。只有找到他们的兴趣切点，才能调动他们的情绪。

于是，我问他：新的自然科学课老师今天都讲了些什么新内容？这一问算是挠到痒处，点到穴位。

儿子边说边摇着头：“这个老师不怎么样！”

有一次，这位老师要在班上进行一次小测验。事先，她告诉大家要作好复习。临考试之前，她给了学生们两个选择：第一开卷考，全答对的可得90分（90分相当于B，93分相当于A）；第二，闭卷考，全答对的可得100分。

本来，老师的这两个选择也无可厚非。她可能是要让那些偷懒没复习的孩子也可以通过这个考试。因为，大多数美国孩子都不会很认真地去复习功课的。谁知，孩子们并不就此善罢甘休。他们七嘴八舌地提出抗议，认为90分太低了。全答对了才得90分，太不公平了！老师与孩子们讨价还价：91分，92分，93分……最后涨到了93分。双方达成了协议：开卷考，全答对的可得对分。就在多数派为胜利欢呼时，班里的少数派却不高兴了。少数派不过五六个人，都是平常学习认真的学生。他们都事先复习了功课，如若闭卷考，只有这几个孩子可以得高分。眼看着复习是白费了，他们大喊不平。

美国的学校是以A、B、C．D、F为评分等级。A是最高一等，相当于100分一93分。这样一来，开卷考试也同样可以得D。

矿矿愤愤不平地说：“我用了自习课的一个小时来复习，这有什么用？和不复习还不是一样？我不明白，为什么这个老师的决断能力这么差？”

在对这位自然科学老师的决断能力产生怀疑以后，矿矿和他的几位同学开始对这位新老师的知识水平进行抨击：“她在大学学的是化学，对物理一点都不懂！”

天晓得这些孩子从哪里找来了老师的档案材料。

“她给我们讲物理，讲了快半个学期，还在讲第一章。”

“她叫我们做实验时，一点科学性都不讲。做自由落体实验时，有的同学随便拿两张纸来一丢，就乱填个时间交给老师。可是老师还说他们做得好。”

“她给我们放有关物质的重量和质量在月球上的表现的录像带后，接着想解释一番。她不说还好，一说就露馅儿啦，她根本就搞不清楚重量和质量的关系，说的正好与录像带相反，全班同学都叫了起来……”

有一段时间，我们家的晚饭变成了对这位老师的教学工作的讨论会。我们的处境常常十分尴尬。一方面，我们有时不得不适当地对孩子来一点“师道尊严”的教育；另一方面，我们又必须承认孩子的一些见解不无道理，对孩子的独立思考能力又必须加以支持。于是，我建议儿子和同学们商量一下，最好一起去找学生顾问谈谈。

美国的中学通常设几个学生顾问，根据学生姓氏的第一个字母的排列，每一个学生顾问分管一部分学生工作。这些工作包括处理学生的日常事务，与孩子的家庭联系，等等。

谁知，矿矿却有自己的看法。他认为：把这位老师的问题告诉学生顾问，这是不道德的。因为这可能会使她失掉工作。

尽管孩子不想把老师的“问题”反映到学校，使她失掉工作，但他们也并没想到要让她的工作更顺利些。这样，这位能力实在有限的老师的课堂乱成一锅粥。

为了保持课堂纪律，她使出了不少惩罚孩子的方法。轻则罚学生到教室外的走廊上去坐，重则送到校长办公室，或打电话给家长，或放学后留校半小时。

据说，到了后来罚不胜罚，她发明了“选择惩罚”的方法。当孩子有了过错时，她给孩子两个选择：一是接受常规的惩罚；二是面对全班小朋友大声说出自己的过错，然后发誓以后不再犯。后一种方法，给那些调皮的孩子提供一个充分表演的机会。有些孩子借着自我表白之机，尽情发挥表演天才，让自我充分宣泄。

这位老师确实是低估了这些孩子。学生与老师间的斗智就这样一天天地延续着……这才发生了前面说到的故事。

说起美国中小学的惩罚教育，其历史也曾很“辉煌”过。在美国，家长打孩子是不合法的，孩子可以打电话给警察，警察可视情况决定是否带走家长。但是在美国的不少州，学校体罚学生却是合法的，老师“适当”地打学生，也是允许的。美国有的私立学校曾以惩罚学生之严厉而出名。其体罚之酷并不亚于中国的私塾。公立学校当然要比私立学校宽松些。然而，公立学校的惩罚教育也是五花八门，林林总总的。前面提及的老师打电话给家长即为惩罚的一种。这才有“天不怕，地不怕，就怕老师打电话”一说。

矿矿在小学四年级时，学校规定，凡是学生在学校一天内连续三次挨批评，老师就必须给孩子的家长打一次电话。有段时间，矿矿同一个实习老师较上了劲儿。结果，家里几乎天天接到老师的电话。学校这一招是用来对付那些任意放纵自己孩子的美国父母亲的。碰到我们这些以“尊师爱校”为美德的中国家长，我们常常就“Overreat”了。中文叫做“过度反应”。为此，矿矿没少挨责骂。直到我深感问题严重，找到学校，同老师一交谈，才发现这不过是学校的一个新规定。其实，孩子也没什么大错，不过是见来了个年轻的新老师，故意搞出点小名堂来气一气她。你不让讲话，我偏要上课说话，老师也被这个新规定支得团团转，每天下了课就忙着给学生家长打电话。

说起惩罚的形式来，最有意思的莫过于“罚站”啦。“罚站”可能是一种具有世界性的惩罚手段。记得，在我们小的时候，犯了错误，罚站一会儿是常事。在教室里罚站，与在老师办公室罚站性质不大一样。要能站到老师办公室的墙角里，定得犯点大错，像打架、破坏公物什么的。当然，站在那个被人遗忘的角落，时间不大好打发。在教室里罚站，那是小事一桩，这样受到的注目礼要多些，不过时间也好过些。

比起中国的学校来，美国学校里的罚站恐怕要来很容易些，量也更多些。对许多孩子来说，上课的时间挨罚站，关系不是太大。孩子们最怕的是课外活动的时候挨罚站，不仅不能玩，还要站着看别人玩，而且站的姿势是有规定的。

有一次，因孩子生病，我提前去学校接他。到学校时正碰上课外活动的时间。停下车来，从停车场向教学楼后面的运动场望去，看见孩子们都在玩，打球的、蹦的、跳的、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