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后命运书-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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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经常这样安慰父母的。

一个家庭上下三代人做了整整二十多年的美梦，在我毕业后短短两三年内，转瞬间化为泡影。从学校走出来后，二十年来积蓄的满腔热忱在第一份工作面前遭遇了“滑铁卢”，自此之后，唱着流浪歌，芒鞋破钵在社会上摸爬滚打望门投止，像幽灵一样从这个城市游离到另一个城市，从一个公司跳槽到另外一个公司，在香车美人旁边打打酱油，在炎凉世态之中翻翻咸鱼，辗转碰壁，身心俱疲，感觉自己就像那小城市里“早泄”的公交车，每次刚开得性起要踩油门的时候，终点便到了。在社会上四处碰壁几番周折之后，父母亲戚内心失落的情绪一天天开始在脸上蔓延，周围人的眼光开始发生戏剧性的转变，人们开始更多谈论起村子里谁谁谁高中毕业，现在已经有车有房了。同是大学毕业，学校比我稍微次一点的同学的父母也开始显摆起来：我那孩子在哪里哪里工作，今年又往家里寄回多少多少钱。每每到此，我的母亲总会回以毫不逊色的反击，她是个积极向上的女人，从来都不服输。她的儿子和她一副德性，但却无法掩饰内心的那种深深的忧虑和焦灼。

一个大学上下来，当年的天之骄子，已经变为如今的一地鸡毛。“大学生”这三个字曾经是被人艳羡的角色，今天已经成为了广受揶揄历经嘲讽的对象。尤其是当这种嘲讽当中，夹杂着一种小人得志的味道时（人家想，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我当初比不过你被人鄙视，今天你总算被我比下去了吧），那种滋味是非常难受的。

于是开始反省，我们的教育到底怎么了？为什么曾经亿万人心中的“造梦工厂”——学校，造出的竟是一地的噩梦？

第13节：在中国读大学已经成为“杯具”（2）

无法否认的是，我们国家在恢复高考制度的30多年来，成功培育出的5000多万名大学生为中国有效地进行了国民素质的一次大换血。但是，片面强调经济发展导致的教育投入严重不足，使得我们教育的水平大打折扣。国家每年都在大量扩招，但是我们在教育上的GDP经费投入比连年下降，连欠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都比不上，更别说世界平均水平了。学校相应的师资配套设施跟不上（例如一个导师带二三十个研究生），大学教育仿佛是严重注水的死猪肉，想不贱价都难！同时，政府的教育投资结构比例失衡，对重点院校这样会叫唤的孩子，那就多给你几口奶。其他兄弟看了，嫉妒了，但是嫉妒也没用，自己没底气叫出声，怎么办？那就卖学位，卖地皮，办企业，搞产学结合，把师资都盘出去搞经济效益了，学生怎么办？管他呢，上级不管我，我就不管你们，就权当是圈养的牲口吧，每天给他下一点料，打发下日子也就差不多了。我们这些来自五湖四海的学生们，本来都是各县市的风云人物，天资颖特，结果一个大学过了，怎么看都像是一条流水线上下来的过剩产品，贴一个学校的品牌商标。因为都长了一副模样，库存又严重，至于被哪个企业挑中，那就看各自的造化了。

大学阶段是我们从学校进入社会的过渡期。从高中考上大学，对于我们而言，好比是陶渊明当年说的“久在樊笼内，复得返自然”，是从“圈养”进入到“放养”的一个过程。进入大学后，无论从生活方式、学习方式或者社会实践方式上，对我们而言都是全新的。我们从一个抠着时间过日子的高中生，一下成为了一个“时间暴发户”，大把大把的时间不知道该怎么花。这个时候，非常需要有好的导师从学习、生活，乃至于职业生涯规划上来进行合理的引导，而非任其自生自灭。不幸的是，在我们人生最宝贵的这个阶段，由于种种各方面的原因，我们的青春被浪费得最厉害。社会造出了前因，我们承担了失业的果报。中国的大学教育是否失败其实很好衡量。绝大部分大专和本科生是不想靠做学术研究谋生的，读大学是为了找到白领工作。我们掏了钱上学，但毕业后无法就业，这就说明大学教育没能满足学生的基本愿望，是失败的。例如，中国大学每年培养的的工程人员为60万人，但著名咨询公司麦肯锡对工程师、会计和医生等9种职业进行的一项调查发现，有资格为跨国公司工作的人不足十分之一。其余90％的大学生沟通能力较差，团队合作技巧不足，处事方式也过度理论化且脱离现实，学了很多年英语但英语还不够流利。

一方面，很多年轻人在绝望地寻找工作，他们快要维持不了自己的温饱；另一方面，各企业几乎带着同样的绝望，也在开出高薪寻觅合适的人手，来填补数以百万计的职位空缺。《潇湘晨报》曾做过一项社会调查，发现湖南有很大比例的应届大学生期望月薪在800元，低于农民工工资水平；而根据美国人口统计局的数据，2004年美国大学毕业生的年平均收入为51554美元，比高中毕业生平均年收入多了40％多，也就是说在美国，教育是最好的投资。

这是中国高等失败的两大铁证。

第14节：不利于大学生就业的中国GDP（1）

不利于大学生就业的中国GDP

教育专家马树超表示，我国目前城镇每年新增就业岗位1000万个，其中白领岗位250万个左右，而高校毕业生有630万人，将有380万左右不能进入白领岗位。

大学生的主要就业方向是服务业（第三产业），服务业提供大量的白领岗位，

而中国今天仍然是以第一、第二产业占主导地位的国家，这是大学生就业难的主要经济原因。西德1965年到1970年大学扩招，扩招并没有带来大学生失业问题，因为同期西德的服务业在急剧增长，到1970年其服务业占G　D　P的55。1％。

医疗、教育、研究机构、广告业、电影、电视剧、平面媒体、网络媒体、服装设计、建筑设计、花园设计等等都属于服务业，都是为大学生提供就业岗位的产业，需要大力发展。

第15节：不利于大学生就业的中国GDP（2）

文化创意产业是21世纪的朝阳产业。韩国政府从2000年开始就设立了创意产业办公室，出台创意文化产业扶持政策，其成效集中体现在电影电视剧的风靡亚洲。香港也已经成立了创意产业协调促进办公室，要把香港的电影、服装设计、建筑设计、流行歌曲等协调起来，以更好地发展。

著名学者丁学良认为，中国有13亿人口，韩国才4000多万人，按照全世界人口的平均智商，中国的文化产业也应该比韩国厉害。现在的主要问题是从事文化产业的审批环节太多，缺乏让人才自由发挥的体制、法律和社会环境。如果政府去掉这些束缚，并加强国际交流，中国文化产业会有一个大发展，中国大学生的就业难也将大大缓解。

目前文化创意中小企业和其它产业的中小企业都生存不易。学者薛涌说“民间小企业在资金上缺乏支持，在政治上缺乏保护，经常受到地方恶霸的欺凌”。来看一个数据，从1996年底到2008年底，中小企业贷款余额在全国贷款总量中的比例从7。5％下降到3。8％。经营的艰难使得中国的很多民营企业家将资金投向了来钱更快的房市和股市。这对80后90后的就业显然不利，因为中小企业正是提供工作岗位的主力军。例如截止2009年，在日本的制造业中，75％左右的产值为中小企业所创造，将近90％的劳动力为中小企业所雇佣。在美国，中小企业创造了52％的GDP；而在经济比较落后的印度，中小企业在GDP中的份额在2012年才有望达到22％。

银行觉得给中小企业贷款风险比较大，因此不大乐意拿钱出来。慧聪网总裁郭凡生提出以税定贷，就是银行根据纳税数据给予中小企业不同的评级，如果一个中小企业经营超过三年，纳税额连年增加，则应该获得一定的信贷评级，银行对其发放贷款既扶持了优秀企业，也扩大了优质客户。

中小企业生存环境的改善，有利于80后90后大学生和农民工的就业，也有利于我们这两代人的创业。因此拯救中国中小企业关系着80后90后的前途命运！

第16节：要么在苦难中沉沦，要么在苦难中崛起（1）

要么在苦难中沉沦，要么在苦难中崛起

恶劣的客观条件我们短时间内无力改变，那么只能寄希望于自身主观能动性的发挥了，具体地说就是我们要改变自己的就业观念。

美国大学生在这方面做得很好。金融危机期间，大学生们争相为农民当实习生。这些学生中不乏纽约大学这样的名校毕业生，学什么专业的都有，如英国文学、生物，他们下了农村就是种地、挤奶，农民干什么他们就干什么。他们中有的人希望了解农业，为日后进商学院、法学院或政府部门积累相关经验；有的人是为了维持目前生活，思考自己的发展方向；有的人就是喜欢贴近自然的乡村劳动与生活。他们都在积极地迎接生活的挑战。

无可否认，在大学毕业生的身价已经一落千丈的时候，中国的80后90后大学生还有相当一部分人的就业心态却还在高处徘徊，觉得毕业时就该进好单位拿高薪。

有人质问道：“与农民工相比，你初出茅庐的大学生，要经验没经验，要力气没力气，凭什么非得一毕业就拿高薪？”其实大学生有这种心态我们觉得也正常。道理非常简单，大学生也是人，作为一个普通的人，拥有者正常的人性，从一个偶像的位置沦落为人家的笑柄，这种心态的落差又有多少个人受得了？关键的原因还在于，不管读书到底是有用还是无用，一个家庭十几二十年的教育成本已经投资进去了，如何收回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当大学毕业生的心理价位从3000跌到2000再跌到1000乃至于零底薪的时候，每一次的溃败都有着一场心理上的负隅顽抗，每一次的自降身价都带着心灵上的泣血。这样的泣血，有时候并不是因为他们如何的自命清高或者如世人所言难以纡尊降贵，实在是因为当他们拿着一份连养活自己都还磕磕巴巴的工资的时候，他们不知道该如何去面对为他们穷尽毕生心血与财力的父母，如何去回报那些曾经给予过他们帮助的亲戚朋友和邻里乡亲。他们很愧疚，因为他们让父母输得血本无归，而这直接影响到他们父母下半生的养老问题和生活质量。他们的不甘心难道不可以理解吗？

第17节：要么在苦难中沉沦，要么在苦难中崛起（2）

更关键的是，不少大学生其实并不歧视劳动，也愿意放下身段去从事掏粪，从事殡葬。据招聘网站前程无忧的调查数据，为了能够尽快就业，6成大学生均表示愿意去做“高薪民工”。　南京的一位应届毕业生对记者说：“别说月薪4000元，现在谁要是给我1500元，只要包吃包住，我立马去！”

但是他们害怕这个社会投来的种种鄙夷和耻笑的目光，他们害怕别人的不理解，甚至把这种目光投向他们的父母。他们愿意放下身段，但世人是否又愿意抬升他们的目光呢？今天大学毕业生的社会适应能力不可谓不强，仅仅是三四年的就业挫折，已经让很多的毕业生在择业观上有了新的突破，大学生回家养猪、种植蔬菜、卖蛋饼、当村官的已经不乏其人，新时代的“知青下乡”运动正在形成一种趋势。社会上很多舆论都在评议大学生的择业观，其实，他们何尝不想改变自己的择业观，从主观上他们并不难做到，但是，社会是否能够给予他们必要的舆论支持？社会是否能够排除职业歧视，为他们营建一个健康的职场生态氛围？所以，舆论不应该苛责大学生来改变他们的择业观，因为择业观的改变不仅仅在于大学生，也在于我们每个人。

作为80后90后的我们也要明白，从底层奋斗并不是什么坏事。著名企业高盛集团的招聘观念是重点招募从下层奋斗上来、吃过许多苦的员工。中共中央组织部也强调要重点提拔有基层工作经验的干部。没在基层干过的领导者很可能瞎指挥，这对企业和国家都是一种灾难。我知道有个图书公司的老总因为底层工作经验不足，被人领导的时间不够长，学到的东西不够多，于是领导别人的时候经常判断失误，不仅害了下属，其言行传出去后还使自己沦为了笑柄。一个有志气的人最好不要让自己成为这种人，而应该踏踏实实从基层一步步向上走。

80后90后的一生是苦难重重的一生，从底层开始奋斗也是磨练我们生存能力和意志力的一大途径。正如梁启超所说：“种种烦恼；皆为我炼心之助；种种危险；皆有我炼胆之助。随处皆我学校也！”生于忧患，方能死于安乐，谨以著名学者薛涌写给80后90后的一段话结束本章：

二十年后，中国劳动力供应减少，被抚养人口增加，一对夫妇经常要抚养两边的四位退休父母；且根据正常的经济周期，各种衰退甚至萧条都可能打击他们的生活。人生的路长着呢，意想不到的打击也许会很多。他们是否有足够的人生智慧应付这些考验？这是我所担心的。所以我才说，现在的大学生，如果有淘粪和打高尔夫作为选择的话，还是淘粪去为好。

第18节：前三十年把蛋糕做大，后三十年把蛋糕分好

前三十年把蛋糕做大，后三十年把蛋糕分好

2009年，一辆错误的车在一个错误的时间里撞上了一个错误的人——这就是引发举国关注的杭州“5。7”交通肇事案。说“错误的车”，是因为这辆跑车代表了车主的“富人”身份；而“错误的时间”，则是指案发时间恰好处在了广大民众普遍“仇富”、社会矛盾激化的时期；“错误的人”则是说，受害者恰好是有高学历背景的、足以引发社会关注的、而不至于卑微到让人忽略不计的浙大学生。于是这个血案成了全国民众不满情绪的又一个发泄口。

像“杭州飙车案”这样的“群众泄愤事件”近些年来如雨后春笋，冒了一茬又一茬。从云南“躲猫猫”、上海杨佳袭警、贵州瓮安事件，到云南孟连事件、湖北石首事件和“邓玉娇杀人案”……民众不分青红皂白，清一色倒向弱势一方。在这一浪盖过一浪的支持者身上，我们看到的是一颗颗被“社会不公”这把利刃割得支离破碎的心灵。

即使在官方的统计数据中，我们也可以发现，“群众性突发事件”正伴随着经济的飞速发展与日俱增，从1993年的8709宗，到2006年的90000宗，十来年间，激增十来倍。到底是什么样的现实把中国千百年来被驯化得逆来顺受的这一群“良民”们逼到了这个份上？

第19节：中国社会问题的根源在于财富分配（1）

中国社会问题的根源在于财富分配

作为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小平同志在将中国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的时候，提出了一个强国富民的大战略：让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以先富带动后富，整个社会走向共同富裕。

三十年弹指一挥间，回头看看我们的社会，一部分人和一部分地区确实已经成功地走向了富裕，遗憾的是，“孩子大了不由娘”，他们只记住了当初那条路线的前半部分，“以先富带动后富”则已经拋之脑后。“60后有钱有势，70后有房有车，80后有个老婆还被60后抢”，贫富的两极分化让中国成为了一个断裂的社会：一方面是有钱人豪宅、美媛、名车、古玩，无往不胜；另一方面是小百姓买房、吃饭、上学、看病，一壶难提。一方面是偷着玩、明着养、藏着富、合着抢，另一方面是生不起、养不起、学不起、住不起、病不起、老不起、死不起。

《2010胡润财富报告》显示：全国有875；000个千万富豪和55；000个亿万富豪，分别比上一年增长6。1％和7。8％。2010年，有中国富豪拿出5000万美元去纽约曼哈顿买一栋豪宅；还有澳大利亚楼盘来北京卖房，对中国的购买力惊叹不已。这说明中国人不差钱，差的是“不公正”，“夫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这是孔夫子当年的告诫，社会的相对公正和社会财富的均衡分配，对于一个国家而言，至关重要。但今天的中国，充当了一个反面的教材。2007年下半年，亚洲开发银行发表了研究报告《亚洲的分配不均》，在22个纳入亚行研究范围的国家中，中国勇夺贫富差距之冠。同年5月，美国波士顿咨询公司发布的《2006全球财富报告》指出，在中国，0。4％的家庭占有70％的国民财富；而在日本、澳大利亚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一般是5％的家庭控制50％—60％的国民财富。且专家指出，中国财富向富人的集中度正在以年均12。3％的加速度在增长，是全球平均增速的2倍。

一方面是拿钱拿到手软的国企高管和腐败官员，另一方面是吃泡面稀饭吃到腿软的下岗职工和底层民工。有钱人翻云覆雨地玩着房子，日进斗金的同时，巴不得着房价日进千里，没钱人有气无力地盼着房子，恨不能来世投身做一只蜗牛，从娘胎里带一座房子出来。一个中国的泡沫房价，把一户普通家庭几十年努力从社会劳动中积攒的那么一点财富又全都给收回去了，只为了给银行撑库房，给地产商撑腰包，给地方政府撑门面，整个中国中低收入者几十年都白忙乎了。80后这一代尤甚，“书中自有黄金屋”的那个时代早已如昨日黄花，书中岂止是没有“黄金屋”，连“茅房”都没有！没有房子，我们工作不稳定，连婚也不敢结（现在的丈母娘往往看不上没房子的80后），即便侥幸借窝生蛋给娶了过来，最后还是因为房子问题而矛盾重重。2009年《中国青年报》搞了一次社会调查，结果显示，在被调查的2000多人中，74。2％的人表示自己身边的“80后”夫妻因为房子问题产生矛盾的人较多。上一代的血汗钱、这一代婚姻的不幸、下一代抚养的困难，一个破房子，上下三代人受罪。

第20节：中国社会问题的根源在于财富分配（2）

医疗呢？“白衣天使”堕落化成为潮流，求医还不如求己。这是个有病都不敢生的年头，医院和门诊部是天使的乐园，患者的失乐园，是个“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的地方，一个小小的感冒，人家可以给你开出几百元的药来。如果你再进到哈医大二院，遇到个于范玲，住院67天，给你折腾出550万天价医药费来，你就是全家祖孙三代像许三观一样喝冷水卖血也看不起这病了。据卫生部的统计，1980年到2005年25年间居民到医院就诊的平均门诊费用和平均住院费用增长了77倍和116倍，而同期居民可支配收入仅仅增长了16倍。与此同时，居民个人支出占卫生总费用的比重由20％左右提高到60％。看病难啊，难于上青天！一个重庆的低保户听到能够报销部分医疗费用，竟至于激动到猝死。老百姓的悲哀，由此可见一斑。

至于今天的养老，一如当年孔子说的“养猪养狗”，能够给口饭吃就不错了。尤其是对于80后这一代的小夫妻而言，社会养老保障的缺失，让他们身兼着双方父母的家庭赡养责任，三对鸳鸯六张嘴，还有一个小孩要奶水。在父母的心中，他们的孩子能够自力更生，摆脱“啃老族”的帽子，已经是阿弥陀佛天大造化了，哪里还奢望着他们来养老呢？作为一个未富先老的国家，中国未来的养老问题是社会的一大难题。“社会养老”成为了中国老百姓的“鸳鸯蝴蝶梦”。

建国60年来，几代中国人流血流汗，把我们的共和国建成了世界第二经济大国，蛋糕做大了，但却发现大部分蛋糕自己没拿到。１９９７年至２００７年，我国ＧＤＰ比重中，政府财政收入从１０．９５％升至２０．５７％，企业盈余从２１．２３％升至３１．２９％，而劳动者报酬却从５３．４％降至３９．７４％。国家有钱本身不是坏事，中国的问题是老百姓从中受益不多。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姚先国说：“现在谈基础设施，都只知道经济性基础设施，就是‘铁公基’，而不重视社会性基础设施，比如公共卫生、教育、社会服务。而后者才是真正改善民生的。”还有，社会保障在福利国家一般要占到财政的50％左右，在新兴工业化国家也起码要三分之一以上，中国为12％多，差距很大。

第21节：中国社会问题的根源在于财富分配（3）

再来看工行、中国石油和中国移动这三大国企的例子，它们一年净赚3000多亿，却只有200多亿上缴国库，余下的2800来亿，都被纳入了各自的腰包当中，名义上是国企，使用的是国家的资源，但是90％的利润都归企业本身来分配。民营企业的问题恰好相反，是工资太低。国际上普遍统计，最低工资相当于平均工资的40％到50％，中国目前的是20％，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势在必行。三十年来，巨大的社会财富把部分人养得膘肥体壮、油光满面的同时，老百姓自身则日渐成为21世纪的“包身工”，“房奴、孩奴、卡奴”们面黄肌瘦，形销骨立。

在贫富分化的大背景下，“报复社会”成为流行病。福建南平特大杀人案、湖北随州特大杀人案、呼和浩特市清水河特大杀人案、昆明禄劝县特大杀人案、陕西省汉阴县杀人案、南京汤山投毒案、四川成都公交纵火杀人案、湖南益阳纵火杀人案、天津驾车撞人案、北京农民工驾车撞人案……近年来报复社会案层出不穷，杀人者多是被边缘化的、被人漠视的、经济窘迫的“失败者”。福建南平特大杀人案的制造者郑民生被制伏后，高声嘶喊：“你们不让我活，我也不让你们活。”在王府井制造杀人案的艾绪强说，“因为那里是富人聚集地，只能选择在那里与那些富人同归于尽。”

一切的一切，汇聚成温家宝总理2010年的一句话：“收入分配问题已经到了必须下大力气解决的时候。”国家大事就两件：创造财富和分配财富。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人做大了财富蛋糕（中国超过日本成为了世界第二经济大国），接下来的三十年，中国的改革重心是“治富”，把财富蛋糕分配好！

第22节：中国老百姓“仇富”吗？（1）

中国老百姓“仇富”吗？

面对这样一个纠结的社会现状，既得利益集团有些如坐针毡，开始出来摆事了。他们说，我才刚刚宽裕一点而已，你凭什么就眼红了？小平同志不都说了吗，要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这是国策。分明是你自己的问题嘛！不仅仅是你一个人的问题，还是你祖宗十八代以上的问题，这是“根”源的问题，因为从古到今，中国人就有着“仇富”的劣根性。

中国人民真的有“仇富”基因吗？中国老百姓难道就因为几千年来搞了若干次农民起义，出了几个陈胜、吴广，便被不分青红皂白地扣上“仇富劣根性”这样一个屎盆子？待富阶层们难道仅仅是因为发泄了一下不满，便成了“民粹主义”的代表？

用“仇”字来形容中国老百姓的心态其实是很欠水准的一种说法。中国的老百姓其实最具备一种感恩的心态，他们被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孝道教化了几千年，而中国传统的孝道大到国家，小到家庭都是一以贯之的，“其为人也孝悌，而好犯上者，鲜矣”这是孔子的原话。

但我们要看到的是，孝道讲究的是“父慈子孝，兄友弟恭”，这是一个双边的关系，而非单边的伦理信条，它讲究的还是一种人人平等的关系。如果做父亲的慈祥，那么做儿子的就孝顺，如果做哥哥的能爱护弟弟，做弟弟的自然也学会尊敬哥哥。先富的人好比是哥哥，待富的百姓则是弟弟，哥哥对弟弟好，弟弟自然会亲近你，先富的人既然没有做好自己的本分，自然也就没有资格来要求待富阶层对你恭敬有加。

中国老百姓确实有“仇富”的基因，只不过我们仇的是“小人富”，而非“君子富”。“小人富”和“君子富”本来是司马迁总结出来的两种典型的财富模式，所谓的“小人富”就是不择手段只顾着自己闷声发财的，秉承的是儒家哲学中“小人”的德性：自私自利。而“君子富”强调的是自己发财了，也广济博施了，秉承的是“君子”的境界：自立立他。

需要强调的是，中国的老百姓所要求的是“均衡”，而非“平均”。和追求人人平等的现代西方人相比，中国的老百姓，其实是最能忍辱负重的。自古以来，老百姓揭竿而起，没有一个是因为想主动追求山珍海味、酒池肉林和绫罗绸缎的奢华生活的，而是因为被社会现实压力逼得无路可退，在残酷的生存环境下已经忍无可忍了。老百姓所追的是相对的公正，也就是说社会上的贫富差距不能太大，富人吃肉，穷人好歹吃点小葱拌豆腐，而不是喝刷锅水，很多老百姓一辈子的追求不过是“农妇、山泉、有点田”。老百姓的要求很简单：“不求大锅饭，只要混口饭”　！

第23节：中国老百姓“仇富”吗？（2）

从齐国的故事中我们可以读懂中国老百姓的这种心理。春秋时候，齐国的管仲是一个很注重个人生活享受的中央级高官，非常奢侈，私邸豪宅建了一座又一座，但管仲治国有方，日渐富足的齐国人对他不仅没有怨言，反而称誉有加，连后来的孔子也感慨道：“微管仲，吾其披发左衽矣！”

这个故事在今天又上演了。最近一段时间，深圳30亿元村官成为了新闻的焦点，闹得沸沸扬扬。一位记者在事发当地采访了一位正在小区内散步的60多岁的阿婆，征求她对这一事件的看法。阿婆说了如下一段话：“20多年前，我还要耕田种地开蚝，每天早上四五点就起来了，下田耕地更是没日每夜。而今，我一个月领着4500元的分红，家中5口人，有几万元固定收入，谁给我好日子，我就支持谁！”

“谁给我好日子，我就支持谁”，这一句话说出了多少老百姓的心声！毛主席说：“一切空话都是无用的，必须给人民以看得见的物质福利。”为官者和富豪们记住这些话，就是中国之福。

“左右之争”：福利社会是天使还是魔鬼？

今天中国社会福利的严重缺失和贫富两个阶层的日趋对立，让左、右两派的斗争再一次成为了焦点。左派要求重新分配财富以实现社会公正，呼吁建立福利国家，而右派则依然坚持“效率优先”那套理论，崇尚自由竞争，认为发展市场经济，赢家过好日子输家过穷日子才是最公正的。一场“福利之战”拉开了序幕。

处于强势地位的右派发动了利益保卫战。开发商一方面开始哭穷，说房价涨幅还比不过大白菜，另一方面口口声声称，开发商只为富人盖房子，而企业家只给投资人赚钱（窃以为，这样的企业家好比“小姐”：谁给我钱，我就让谁上。他们应该没读过管理学大师德鲁克关于企业使命的论述）；学者称富人得不到保障，穷人就要遭殃（现代经济学鼻祖亚当。斯密则认为古代中国可能因穷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