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契约论-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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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目标，而无相互矛盾破坏的运动。不可能再想象任何其他机构可以由如此小的努力而完成如此大的效果。对我而言，阿基米德静坐岸边而轻易拉动一条大的浮船，象征着有为的君主依赖他的研究统治着一个大国，驱动一切，而自身不动。

没有其他政府比君主政体更加有活力了，但是，也没有其他政府个人意志比它更主导而轻易地控制了其他意志。一切虽然都朝着一个目标，但这个目标并不是人民的幸福，也正是这种行政力量在不断地成为国家的损害。

国王们都想成为绝对的统治者，百姓向他们遥远地诉求，说百姓的爱是达此目的的最好方法。这格言不错，在某些方面，还相当真实。不幸的是在法庭上这只是一个笑柄。权力如果来自人民的热爱当然是最强大的，但是那是危险而有条件的，国王们不会满足于此。就是最好的国王也想保有随心行恶的可能而不要失去权力。政治说教家只有徒劳地游说主子，说既然他们的力量和人民的力量是一样的，他们的最大利益就是百姓富强、人口兴旺、英勇坚强；国王们知道这不是事实。他们的个人利益主要地是要使人民虚弱贫困，从而永远不能抗拒他们。我相信如果国王的臣民总是完全地服从，臣民的强大，也就是国王的强大，可以使他更能抵抗其邻国；但这是第二位的从属的利益，因为力量和彻底服从不能兼有，国王自然地总是偏好那些对他们最直接而有用的指导原则。撒姆尔对希伯莱人曾有过有力的表达，马基维利【译注１】清楚地证明了它。借口指导国王，马基维利实际上在向人民宣讲这伟大的课题。他的《王国论》是共和主义者的手册【原注１】。

在检验一般原则时我们已经看到，君主制只适用于大国，而检验君主制本身也得到同一结果。公务管理人数越多，在统治者和臣民间的比例就越少而使两者趋向相等，结果在民主制下，此比成为一比一，就是准确相等。这一比例随政府变小而增加，当政府集权于一人时达到最大。统治者和人民间的距离过大，国家缺少附着力，只有用如亲王、督抚、贵族等中间职位的建立来弥补其缺陷。所有这一切都不适合小国，它只会因这层层官僚而毁灭。

但是如果大国难以治理，由一人来治理大国就更困难了，每个人都知道国王一旦指定代理人会发生什么事情。

君主政府有一重要的不可避免的缺陷，这使它总是劣于共和政府。在共和制下，人民的声音几乎总是可以把开明的干才送上最高岗位，给他以荣誉来完成他们的责任，而在君主制下，得势的往往是造事者、恶棍、阴谋家，他们凭小聪明得利于宫庭，而一旦置之高位就会向公众证明自己的无能。国王比人民更容易使高级职位任人不贤，在皇室大臣中真正优秀的人才几乎和共和制首脑中的傻瓜一样少见。所以，一旦有些天才因偶然的幸运而在几乎被投机大臣破坏了君主国里主持公务，每个人都会震惊于他能挖掘出的资源，而他的崛起政坛就是国家历史上划时代的事件。

为了君主国治理良好，治理者的才干就必须比例于人口和幅员的大小。显然，征服易于治理。如果他有足够长的杠杆，任何人都能以一指搅动天下，但要想维持它，他可得有赫尔克利斯的肩膀【译注２】。不论国家多么小，于国家而言国王几乎总是太小了。然而，如果在罕见的情形下国家对国王太小，国家还是会治理不善，因为他为了推行他的伟大理想，往往会忘记人民的利益，结果他会滥用他过分的才智，反而只使他的子民如受治于庸人一般的不幸。可以说，统治者应该按届依君主之所能而扩张或缩小；但对于元老院，它的能力更加恒定，国家可以维持固定的大小而不受行政当局的损害。

一人政府的最可怕的缺陷是继承的连续性，其他两种政府形式对此有着不破的纽带。一旦国王去世，新主就得产生；选举会留下危险的间隔；除非公民能够比君主制下通常产生的子民们对此更公正或更正直，阴谋和腐败会使这一间隔充满了风暴。当国家被出卖给个人，极可能他还会把国家再次出卖，用对弱者的收刮来弥补他不得不出支给强者的钱财。或早或晚，在此行政当局的治下一切都成了唯利是图，国王治下的和平还不如权力真空时的动荡。

如何才能防止这样的邪恶？把王位在某几个家族间变成世袭，建立好继承的次序以阻止王位的争夺。也就是说，用摄政王的缺陷来代替选举的缺陷，表面的安定比贤明的治理优先，哪怕是孩子怪物智障来当政，也不要选择贤王的冲突。当我接受了这种方案，被忽视的是，运气总是绝对于我们不利。小迪昂尼休斯【译注３】聪明地回答其父对他恶行的责备“我为你做过如此榜样吗？”“没有呀，”儿子回答，“但你的父亲不是国王呀！”【原注２】

当一个人被抚育长大以为人君时，所有因素加和起来使得他失去正义和理性。有人告诉我们，曾花了大力来教导年轻的王子以统治的艺术；这种训练好象并不奏效。教他们如何臣服会更有效一些。历史上的名君并不是被养大了来称王的，统治是一种艺术，教得太多反而学不到手，去臣服而非命令才是学习它的手段。“决定什么是好坏的最好最快的方法是把自己放在别人而非自己为国王的情境中来决定自己最需要或不需要什么。”【原注２】

皇室政府缺乏连续性的一个结果就是不稳定性。朝令昔改，取决于统治君主或其手下的脾性，政府不能长期坚持一个固定的目标，或自恰的政策。这种浮动，使得国家总是从一个政策移到另一个政策，一个项目到另一项目，这在其他政府形式下因其统治者总是不变而不会发生。于是，我们看到，一般而言，在宫廷中多的是狡诈，在元老院多的是智慧，共和政体用更稳定不变的计划达到它的目标，而皇室每一次变更都带来国家的变化，因为所有的臣子和大部分的国王都一如规矩地把其前任的所有一切翻转过来。

这种同样的缺乏连续驳斥了保皇派政治理论家的常用诡辩。它不仅包括那个我们已反驳过的谬误，即把公民政府比拟于家庭政府，把国王比拟于一家之主，还包括认为所有国王都理所当然地拥有他们所应该具备的美德，并假定他总是他应该的那个模样。在此假定下，君主政府显然要比其他政府形式都好，因为它不可否认的是最强大的政府，只要使其团体意志更吻合一般意志，它还是最好的制度。

但是，如果象帕拉图在《国家公务员》中说的，天生的国王非常罕见，自然和命运要多久才能结合起来造就出此等明君？如果皇室的教育只会腐化受教育者，我们又能从那些世袭的君主那里期待些什么呢？因此，把君主政府和一个明君下的政府相混淆是一种自欺欺人而已。要观察君主政府到底如何，我们一定要把它放在最无能最邪恶的君主手里，就是他们在登基时还没有如此，他们也会在位上变得无能而邪恶。

我们的理论家是知道这些困难的，但他们并不在意。他们告诉我们，解决的方法就是默默地服从。上帝在牵怒于我们才降下了恶君，他们定要作为神的惩罚被我们忍受。无疑，这是相当有启发性的说教，但我相信，把它放在教堂里而不是政治理论论文里好象更加合适。如果医生总是信誓他的奇迹，而其全部本领就是说服病人耐心，我们又能说些什么呢？每个人都知道如果我们已有一个坏政府我们只得忍受它，问题是如何找到一个好的政府。－－－－－－－－【原注１】马基维利是个正直的人和良好的公民；但因其从属Ｍｅｄｉｃｉ宫廷，他被迫在他的祖国深受压迫时掩饰他对自由的爱。他对其可憎恨的英雄的选择，ＣａｅｓａｒＢｏｒｇｉａ清楚地显示了他的内心：他在《王国论》中的教导和其他著作《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ｓｏｎＬｉｖｙ》、《佛罗伦萨历史》的自相矛盾显示这个深刻的政治思想家至今都只拥有肤浅堕落的读者。罗马宫庭严格地禁止了他的作品。我对此非常理解，因为其作品是对这个宫庭最清晰的描述。【原注２】Ｔａｃｉｔｕｓ，《历史》第一册。【译注１】ＮｉｃｃｏｌｏＭａｃｈｉａｖｅｌｌｉ（１４６９－１５２７），意大利政治理论家，著有《Ｐｒｉｎｃｅ》（１５１３）。马基维利认为政治没有道德，为了维护权力，艺术或欺骗都是可行的。【译注２】Ｈｅｒｃｕｌｅｓ，希腊神话中的半人半神的英雄，宙斯之子。曾以一臂替人扛天。【译注３】ＤｉｏｎｙｓｉｕｓｔｈｅＹｏｕｎｇｅｒ（公元前３９５－３４３），撒拉科尤斯暴君，因其君主专制统治被放逐。

《社会契约论》第三册第七章

混合政府形式

严格的讲，政府不会以单一的形式存在。一个单一的统治者一定会有从属的官僚；民主也要有一个领袖。因此，在行政权力的分配下，就有一个从大到小的级别，有时大的要依赖小的，有时小的会依赖大的。

有时，权力分配是均等的，或者因为有关两者互助依赖，如英国政府，或每一部门的权力虽独立但不完善，如在波兰。后一种情形是不好的，因为在政府里没有统一，而国家缺乏亲和力。

混合还是单一的政府形式，哪个好？政治理论家们常常热烈争论这个问题，我的回答和我早些时论述所有政府形式时的答案是相同的。

就本身讲，单一的政府形式比较好，因其简单。但当行政权力不完全依赖立法权力，也就是说，当统治者和主权者的比例大于人民和统治者的比例，这种失衡的比例必须由政府的分割来弥补。所有部门这样一来就都对臣民拥有了同样的权力，但这样的分割使他们总体上不如主权者强大。

这种失衡的比例还可以由设立中间官员来修正，这种中间官员可以平衡两个权力并维持两者的各自权利，从而使政府不被分割。此时的政府不是混合的形式，而是协同的形式。

同样的方法还可被用来修正相反的失衡比例：当政府太松散，可以建立机构来把权力集中。所有民主制都有这一机构。在前一情形下，政府被分割使其消弱；在第二种情形下，权力被加强。最大的力量和最大的弱点在单一形式的政府里同时存在，而混合形式的政府导致比较平均的力量。

《社会契约论》第三册第八章

任何政府形式都不能适合所有国家

自由不是一个所有气候下都能长成的果实，它并不是任何人民都可以获得的。孟德斯鸠建立了这一准则，对它越是深究，其真理也就越明显；对它越是反驳，就有更多的机会以新的证据证明它的准确。

世界上任一政府，其公务人员都是只消耗而不能生产。那么这些消耗的来源是什么？是成员的劳动。公众需求是由个人的过剩来支持的。从这一点看，只有当人们生产多于他们的所需时，才能够维持公民国家。

这种过剩在世界各地并不一样。有些地方多一些，有些地方少些，而在另一些地方生产刚好对等消耗，有时甚至是不足以消耗。这一因素决定于地方的肥沃，土壤所需的劳作，出产的种类，居民的体力，他们需要消耗的数量，和总的关系所包含的其他同样的因素。

另一方面，每一个政府并不都是同一特性的；有些比其他的要更加贪得无厌，其差异是基于另一个原则，就是，税收离其来源越远，它的负担越大。这里，负担不应用税收量来度量，而是税收从来源收取又回到来源所要覆盖的距离。当此循环进行迅速而建制良好时，赋税多少都是没有关系的：人民会总是富有而国家财政总是处于成熟状态。相反的情况下，不管人民拿出多少都没有什么回馈，其源泉终归要在不断的榨取下干涸；此时国家永远不富而人民总是贫困。

既然税收负担正比于人民和政府间的距离，在民主制下人民的税收负担最轻，贵族制下重一些，在君主制下最重。君主制因此只适用于富足的国家，贵族制适合于中等富庶和大小的国家，而民主制于贫穷的小国。

在这一方面我们越是思考这个问题，我们就会在自由国家和君主国家之间发现更多的不同：前者一切都用于公共事业；而后者公共资源和私人资源成反比，一个增加另一个就得减少。最后，君主专制政府不会为了臣民的幸福而统治，相反，它是要迫使其人民贫苦以便统治。

在每个地区，我们可以根据自然条件来决定最适宜于其气候的政府形式，甚至于它应有的居民特点。

贫瘠的地区土地出产需要比出产所值更多的劳动，它应该或者不被开垦居住或者由未开化的野蛮人占有。劳动所获不多于民生需要的地区应由野蛮人居住；这种地方不可能有政治社会。劳动出产比生活必需有相当超出过剩的地区，适宜于自由的人民；那些拥有富饶肥沃的土地，因其不需太多劳动就所得丰硕，应该由君主制统治，使臣民的过剩为统治者的奢侈所消耗，因为由个人来消费不如由政府吸收。我知道这有例外，但它们恰恰证明了这一法则，迟早他们会引起动荡而使一切回复自然的安排。

我们一定要区分一般法则和特殊原因造成的影响。即便整个南方都是共和国的天下而整个北方都是君主专制政府，仅仅考虑气候的因素，还会有这样的事实：君主专制制度适宜于热带，野蛮人适宜于寒带，而良好的政治属于温带。我知道这一原则虽会为人接受但它的应用会为人诟病：有人会说寒带有肥沃的土地而热带也有贫瘠的国家。但这只是那些未通盘考察的人才会有的困难。如我所说，一定要考察诸如劳动、力量、消费各个因素。

假定同样大小的两块疆土，一个出产有五个单位，而另一个十个单位。前者消耗四个单位而后者九个单位，前者的过剩就是五分之一，而后者是十分之一。两者的过剩既然是反比于出产，只出产五个单位的疆土的过剩就多出于出产十单位的疆土一倍。

但这里并没有双倍产量的问题，我不认为一般而言任何人会把寒带国家的出产等同于热带国家的产量。无论如何，我们不妨假定这种相等，比方说，英国等于西西里，波兰等于埃及。再南边一点，我们有非洲和印度；再北边一点，我们一无所有。农业生产方式会对生产的产量造成什么影响？在西西里，只要刮刮地皮就行了，而英国就得花气力耕作！当需要更多的人力以出产等量的产品，它的过剩必然要小。

我们还要考虑在热带国家给定人口消耗相对很少的事实。因为气候，人必须少吃以保持健康。欧洲人如果在热带国家要象在家一样的饮食，就会死于痢疾和不消化。查丁（Ｃｈａｒｄｉｎ）写到，“相比于亚洲人，我们是食肉兽和狼。有人认为波斯人的节省是因为其垦殖不良，但我相信他们土地之出产不丰是因为其人口所需不多。如果他们的节约是由于稀有，只有穷人才会吃得少，但一般而言，每个人都少吃；从一省到另一省，人们的食量依土地肥沃而变化，结果，整个王国人们都非常节约。他们安于自己的生活方式，说只要看一看他们的肤色就可以知道他们的生活方式比基督徒的方式好多少。波斯人确实拥有平滑的皮肤；他们皮肤诱人精致而富于光泽，他们的领地属民依欧洲人方式生活的亚美尼亚人，却有着粗糙斑斑的皮肤和肥粗的身躯。”

人民离赤道越近就吃得越少。他们几乎不吃肉；而好食大米、玉米、ｃｏｕｓｃｏｕｓ、小米和ｍａｎｉｏｃ。在印度成百万的人每天所耗不到一索。就是在欧洲的人胃口也是南北迥异。德国人的一顿晚饭可以让西班牙人吃上一星期。在人民狼吞虎咽的国家，奢侈是由他们消耗的东西来表现。在英国是一桌肉食，在意大利是糖和花朵的款待。

衣着上的奢侈也有着同样的倾向。在季节变化突然的地区人民有简单耐用的长袍；在衣服只是装饰的地区，他们更介意外表而不是实用，衣裳本身就是奢侈。在拿波里的泊西里泊地方每天都有人穿着镶金的西装而赤足。建筑也是如此：当人们不用担心气候时，辉煌就是他们唯一的讲究。在巴黎和伦敦，人们想的是如何温暖而舒适。在马德里他们有着豪华的画室，但窗户大开，卧室类似鼠巢。

食品在热带国家更美味营养；这是第三种因素，它也必然影响上述第二种因素。为什么意大利大量消费蔬菜？因其营养滋味兼佳。在法国这些蔬菜有的大多是水分而无多少营养，在餐桌上几乎没什么价值。但它们还是要占有同样的土地至少是同样的劳动力来种植。可证的一个事实是，不太好的野麦可以比法国小麦出产更多的面粉，而法国小麦又比更北一些的小麦出得多一些。从这我们可以导出，一般而言，从赤道到极地有一个逐渐的过渡。从同样的出产中却拿到较少的食品，这一不利不是太明显了嘛？

不止于所有这些差别，我还可以加上另一条，它来自上述各项而反过来强化了它们：比之于寒带国家，热带国家不需要太多居民而能够供养更多的人口；这产生了一个双倍的过剩，而有利于专制政府。给定人口的人民占据的地方越大，他们的反抗就越发困难，因为他们不能迅速地秘密筹划，政府总是可以轻易地发现其密谋而切断其通信。人民人口越是集中，政府越难以侵夺主权者；人民领袖可以如官员身处内阁中一样安全地在家中策划；人群也可以如士兵在军营中一样在广场快速地集中。于是乎长程距离于暴君有相当的好处。每个政府为自己提供的这样的强势就如杠杆的支点【原注１】，使它的统治力量随距离增加而强化。然而，人民的力量只有集中时才有效，一旦分散它就烟消云散了，如同散在地上火药一粒粒地燃烧。人口最稀疏的国度也最适合暴政的独裁；残暴的野兽只能在荒野中称王。－－－－－－－－【原注１】这并不和我前面说的（第二册第九章）大国不利相矛盾，我在那里论述了政府对其成员的权威，而在此我在考察政府对臣民的力量。其政府分散的成员如同一个杠杆支点，通过它作用于边远的百姓，但它并没有一个对其成员自身的杠杆支点。杠杆的长度在一种情形下是弱点而在另一种情形下是优点。

《社会契约论》第三册第九章

德政的标志

如果在绝对的意义上问“什么是最好的政府？”，或者它难以决定，或者随着人民绝对和相对的处境它有许多种答案，这个问题是没有答案的。

但如果我们问我们如何判别人民治理的好坏，那是另外的问题；它是可以依事实回答的。

然而，这个问题的答案是因人而异的。有的臣民要求公共安全，就会有公民要个人自由；有人要财产安全，就会有人要人身安全；有人认为政府要尽量地严厉，就会有人要政府尽量地宽容；有人要提倡惩罚犯罪，就会有人提倡防止犯罪；有人喜欢自己的国家被邻国惧怕，就有人喜欢自己的国家被邻国冷淡；有人高兴于资金周转，其他人就会要求人民丰衣足食。但就算我们在上述和其他同样的问题上都有共识，问题就真的接近答案了吗？就算我们都接受了一个共同的尺度，我们又如何能接受其应用呢？道德是不能精确度量的。

对我而言，我总是惊讶，为何一个那么简单的尺度或者没人认同或者被不认真地拒绝。政治集团的目的是什么？其成员的存在和兴旺。他们存在和兴旺的最确定的标志是什么？他们的人口和生长率。我们不必再寻找其他有争议的尺度了。当所有其他方面相同，最好的政府无疑是那个在其治下不需归化和殖民等外来手段而公民增加最多最快的政府。最坏的政府是其治下使人民减少的政府。计算师们，现在是你们的任务了，计数、测量、比较。【原注１】－－－－－－－－【原注１】依同样的原则，可以判断哪个世纪最有利于人类的兴旺发达。人们倾向过分地尊崇艺术文学的繁荣世纪，而非洞察其文化的秘密对象或考察其有害的结果。“无知者把奴隶制的东西称为‘人道’。”（塔西图：《Ａｇｒｉｃｏｌａ》）难道我们不应该在书中的格言里看到使书的作者开口说话的粗糙的自私自利吗？不应该，不论他们说的是什么，当一个世纪徒有辉煌而丧失其人口，一切完好就只会是神话；诗人纵有十多（残缺一行）考虑整个民族的特别是人口最为稠密的国家的兴旺。冰雹可能毁灭几个地区，但它很难造成饥荒。叛乱和内战可以让统治者惊慌，但它们不会造成人民真正的不幸，人们反而享受着领袖们争权夺利无暇他顾而造成的喘息机会。是他们永久的条件导致了他们的兴旺或灾难；当一切都在枷锁下粉碎时，那一切都要成为徒然浪费，此时领袖们才能轻易将他们破坏。“在他们造就废墟的地方，他们称之为和平。”（塔西图：《Ａｇｒｉｃｏｌａ》）当高官的争执冲击着法兰西王国，巴黎的副主教怀揣匕首走向议会的时候，这并没有阻止人民幸福、人口繁盛、生活自由和诚实富庶。在古代，希腊在最残酷的战争中发展起来；血流成河，国家反而人丁遍地。马基维利说，“看起来，在谋杀内战公权掠夺中，我们的共和国却变得更为强大；其公民的品德、道德和独立对国家的加强比所有纠纷对国家的消弱也更为有效。”些许动荡给灵魂以弹性，使物种真正繁茂的更多的是自由而不是和平。

《社会契约论》第三册第十章

政府滥权和腐败趋势

正如特殊意志总是不断的对抗一般意志，政府也总是会尽力违背主权。这样的努力越大，国家结构就越衰败，因为这里没有其他对立于统治者的团体意志来制衡它，迟迟早早统治者会不可避免地压迫主权者而破坏社会契约。从政体诞生起，这一内在的必然缺陷就在不断地使之走向消亡，诚如老龄和死亡在破坏人的机体。

政府腐败有两个一般方式：收缩或国家解体。

当政府从多数人过渡到少数人，这是收缩，如从民主制到贵族制，从贵族制到君主制。这是一个自然趋势【原注１】。如果它从少数人到多数人过渡，可以说它是扩展，但这一方向上的发展是不可能的。

除非政府能量耗尽使它弱到不能保持现状，政府永远不会采取新的形式。扩展只能使它更形虚弱，它的力量会减少为零，从而更难保障自身。它一定得上紧发条来保证它不再衰落；否则它支持的国家就会没落消亡。

国家的解体可以用两种方式发生。

首先，它可以是统治者不再依法对国家进行行政管理，而是篡夺了主权权力。它伴随着明显的变化：不是政府在收缩，而是国家在收缩；我的意思是，国家作为整体解体了，而另一个国家在原有基础上形成，它只包含政府的成员。对余下的人民，新的国家只是一个彻头彻尾的主人或暴君。于是，一旦政府颠覆了主权，社会公约立刻破灭，所有原有的公民也就理所当然地拿回了他们的天然权利，他们只是出于被迫，而无服从的义务。

同样的情形还发生在当政府成员分别地篡夺了他们本应作为一体实现的权力。这同样是违法的，但会产生更大的动乱。不妨说，统治者的数目是和官僚的数目一样多，如此解体了的国家或是消亡或是改变形式。

当国家解体，不论政府滥权出于何种形式，可以用无政府统称之。更精确的说，民主制消失成暴民统治（ｍｏｂｒｕｌｅ），贵族制成为寡头政治（ｏｌｉｇａｒｃｈｙ），我还可以加上一条，君主制褪化为暴政（ｔｙｒａｎｎｙ），只是这个词的语意需要解释清楚。

在普通的意义上，暴君是指统治残暴无视正义法律的国王。在精确的含义上，暴君是一个本无任何权利而攫取了君主权威的个人。这是希腊人的暴君含义。他们不加区分地把它用于非法登基的国王，而不论其善恶【原注２】。因此，暴君和篡位者是同义词。

为用不同的名称称呼不同的事物，我用“暴君”一词称呼君主权威的篡位者，而用“专制君主”（ｄｅｓｐｏｔ）称呼主权权力的篡权者。暴君虽非法登位但依法而治，专制君主可是把自己放在法律之上。因此，暴君不一定是专制君主，但专制的君主一定是暴君。－－－－－－－－【原注１】水城威尼斯共和国的缓慢形成和发展为这一过程提供了著名的例证；惊人的是，以一千二百年的历史，威尼斯人好象依然处于由１１９８年的ＳｅｒｒａｒｄｉＣｏｎｓｉｇｌｉｏ开始的第二阶段。至于那些他们谴责的古代大公们，不论《ＳｑｕｉｔｉｎｉｏｄｅｌｌａＬｉｂｅｒｔａＶｅｎｅｔａ》怎么说，可以证明他们不是主权者。

肯定有人会提出罗马共和国作为对我的反驳，说他们经历了相反的过程，从君主制过渡到贵族制，从贵族制过渡到民主制。我看事情远非如此。

罗慕洛建立的第一个政府是混合政府，它很快堕落成为专制政府。因为某种特殊原因，国家幼年夭折。塔克文的放逐标志着罗马共和国的真正再生。但一开始，它没有采取稳定的形式，废除贵族等级的失败意味着工程只进行了一半。因为合法行政机构中最糟糕的世袭贵族制与民主制时时冲突，如马基维利所证明的，政府形式也不确定而多多变化，直到保民官制度的建立；从那时起，才有了真正的政府，真正的民主制，因为人民不仅是主权者，还是官员和法官，元老院只是一个从属的机构，来制约或集中政府的权力，执政官虽然身为贵族、主管官员、战争中的绝对指挥官，在罗马他只是人民领袖。

正是在这一时期，政府开始依其自然趋势走向贵族制。当贵族们自己废除了自身等级，贵族制不再象日内瓦和威尼斯那样局限在贵族等级的实体中，而是在包括了贵族和平民的元老院实体里，甚至是在篡夺了实际权力时的保民官实体里；因为文字并不能对事情有何作用，当人民有了统治他们的领袖，他们形成了贵族制政体，不论他们有着什么样的名称。

贵族制的滥权导致了三方内战。苏拉、凯撒和奥古斯塔成为事实上的君主制，最后，国家终于在Ｔｉｂｅｒｉｕｓ专制政府下解体。罗马历史因此没有否定我的原则，而是证明了它。【原注２】“在习惯了自由的国家中，所有那些保有永久权力的人都被叫做和认为是暴君。”（Ｃｏｒｎｅｌｉｕｓｎｅｐｏｓ：《Ｍｉｔｉａｄｅｓ》）亚里斯多德在他的《ＮｉｃｈｏｍａｃｈｅａｎＥｔｈｉｃｓ》第八册第十章中曾把分辨暴君和国王的关键定为前者统治是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后者是为了其臣民的利益；除了一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