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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苍当代中国教育的拷问-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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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隆平就是这样在自由散漫和无拘无束的生命状态中完成了他那震惊世界之科学发明的。今天我们要庆贺的是，袁隆平幸亏没有象上文所提到的这样有“文化”的父母，否则当美国经济学家布朗提出“21世纪谁来养活中国人”的世纪责问时，我们今天很有可能无人来应答。
一百棵大树离开山岗
带着森林辽阔飞翔
………邹静之
然而，我们如今每一个即将成为大树的孩子们几乎从来都是在山岗的山洞内被浇灌而生的，他们几乎从未体验过“带着森林辽阔飞翔”的心灵自由感。如今的教育，不管是学校教育还是家庭教育，已经把人视为了一种实现某种即定目标的读书工具。受教育者本身的主体性被严重地剥夺了。于是教育在很大程度上成了一种对灵魂的围剿和拷打。孙云晓，这位因十年前写了《夏令营中的较量》而闻名的教育工作者，如今已是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的研究员了。这位只有初中文凭的研究员，其对目前中国青少年教育的见解丝毫不亚于很多所谓的专家学者。他在一篇文章中写到：“中国的父母正在辛辛苦苦地酝酿孩子的悲剧命运，争分夺秒地制造着孩子的成长苦难。实际上我们的父母在和自己作战，用自己的奋斗来击毁自己的目标。”
的确，中国的很多父母活得真的太窝囊了。毫不夸张地说，自从他们制造出一个新的生命之后，他们的全部劳作几乎都是围绕着这个生命的成长来展开的。然而在一个自谕为具有几千年教育传统的国家里，我们现在却不知道如何去教育自己的孩子，我们更不知道如何去与一个幼小的生命去进行有效的沟通并一同成长。我们整个社会都在为脱贫致富而忙得不可开交。我们从上到下都没有把如何对青少年进行有效的教育真正放在眼里；我们只顾成年人的各种交易和权力争斗，而根本无视那一颗颗幼小的心灵究竟需要什么样的抚慰；我们有无数个高档酒店豪华舞厅卡拉OK桑拿浴房脚底按摩，而真正为青少年准备的场所却廖廖无几；我们的家长在自己的孩子幼小的时候只顾逗乐玩耍，然而到大了以后又用溺爱和专制的双重刀剑把一个个本应自由茁壮成长的生命裹成了现代的“三寸金裢”。
“爱心”导演出的悲剧
在我心中曾经有一个梦
但愿人人都有爱的影踪
灿烂星空谁是真的英雄
平凡的人最能让人感动
这是李宗盛的《真心英雄》。这首歌之所以被广为传唱，是因为它符合了每一个生命对自我前景的快乐梦想，无论是英雄还是凡人，只要活得真真切切就足以让生命灿烂而美丽。然而，现在的孩子似乎已经没有了选择成为平凡人的可能，他们似乎从小就被刀驾在脖子上并被指定必须以英勇就义般地气概去成为哈佛、牛津或是北大、清华的英雄。如果成不了这样的英雄，仿佛一个人的生命就失去了意义。很多仇恨和生命就是在这样的路途中被扭曲或者消失的。然而这一切悲剧的导演者，居然都是由“爱心”所致，这不能不说是一种荒诞了。像本章所叙述的故事实际上经常发生在我们的周围。爱到尽头，覆水难收，终成怨仇却血浓于水。现在就让我们来看一看下面这篇文章吧，作者是河南扶沟中学一位叫刘彦杰的高中生写给《中国青年报》的，全文如下：
某作家说父亲和儿子前世是仇人。这话，我信，而且，毫不怀疑。
我和他就是这样，见面就吵。他嫌我不争气，我怨他没本事。我真很怀念小时候，那时自我意识没觉醒，傻啦吧叽的，谁的话都相信，看父亲更像仰望一座高山，崇敬之极。父亲呢，更是把全部心血都浇在儿子身上，儿子是他理想的转化与再生。父慈子孝，其乐融融。可再大些，大约七八岁吧，就不行了，我顽劣刁横的本性渐渐显露，对父亲不再惟命是从，顶嘴抬杠成了家常便饭。有一次他气极了，抓起一根做柜子用的木棍便向我抡过来，我用手臂一挡，“咔”的一声木棍断为两半，随之，鲜血也顺着衣袖淌下来……我没动，也没哭，只是直直地站在那儿，瞪着他，他没吭声，往旁边一坐，抽烟去了。我依然站在那儿，死盯着他，直到母亲跑过来，紧紧地抱住我……那时候，我觉得，和他是仇人。小时候做梦，和他打架，不，是和他打仗，我带一班人马，他领一支队伍，你死我活地拼杀，醒来时，却是泪流满面……
幸好他在家的时间不长，一年到头只有俩仨月。他会做木工活儿，一开春儿，便带着锯子、斧子，拎着装在塑料袋里的被子，出发了。收麦、收秋时再回来收拾庄稼。也许我真的没良心，从来不想他回来，他一回来我便要挨罚，或站，或跪，或打，最多的是罚跪，一跪一天……
他对上学有着特别的情结。小时他上学，偷了家里两个鸡蛋去报名，竟又被奶奶赶了回来，为这事，他遗憾了几十年。所以，他便把所有希望的颜料涂在我身上，希望有一天我能照亮他的生命。
他依旧一年年地出去，只是不再年轻，身体也大不如以前灵便。我上初中时，他为了方便管教我，便在本地谋了一份事做。那活儿很苦，也很脏，饮食更不好，我很担心，担心出事。
那天晚上，我和母亲正看电视，听见有人咚咚地敲门，开门看时，是他的一个同行，说他得了阑尾炎，要住院开刀。母亲二话没说，立刻拿了家里所有的钱去医院。那时是春节前的一个月，风很大，雪很大，冰很厚，路很滑……
春节前几天，他和妈妈回来了。他明显地瘦了许多，脸很黑，头发跟蒿草似的，又脏又乱，他虚弱得很，走路时一摇三晃，说话也很吃力。我为了庆贺他回来，便做了一只塑料孔雀，他看也没看，抓过来一把扔了，说我不好好看书，尽弄些乌七八糟的玩意儿……那时候下着雪，院子里一片灰白，我呆在那儿，头扭向窗外，他坐在床上叹气，母亲在堂屋里低声抽泣——那时已是晚上，没人做饭，没人烧水——那时别人家已在脆脆的爆竹声里迎接新年的到来了，我望着飞舞的雪花，望着灰暗的天空，泪流满面……
升高中时，我失败了，他气得捶胸顿足，见了我就骂。他吃饭时往往是扒上一两口便把碗扔了，吓得啄食的鸡呼地跳了起来。那个夏天的太阳很毒，他却蹲在烈日下，一蹲几个钟头，留下一堆冒着火星的烟头……第二年我又考了一次，而且考了一个很高很高很高的分数。他乐坏了，整天笑哈哈的，那一个月，他真的很幸福。
然而快乐是短暂的。
我也许真的是他的仇人，我一上高中便把他气坏了。因为我把大部分生活费都扔进了书店老板的抽屉里。
他那时身体已大不如从前，可为了我，还是没日没夜地干，有时直干到天明。冬天的夜很冷，可他还得抄起斧头去敲那些高高低低的柜子、椅子。有一阵子他病了，可仍不歇着，结果不小心给电刨削去了半截大拇指……
可我终究让他伤透了心。当他发现我把几千块钱换成了一堆一堆的小说和散文时，他气得要命，而我不服，他气得要死，要去跳井，妈妈把他硬拉了回来。我明知自己错了，可依然嘴硬，还没良心地说他把钱看得比我重要。他一听这话，就再也不吭声了，抓起桌上一瓶白酒便猛灌下去，然后一抹嘴，红着脸倒头便睡。半夜里，他难受得很，便吭哧吭哧地下了床，踉踉跄跄地向院子走去，我看到他一歪一歪地，没走几步，便蹲下来，难受地吐了起来！那时候下着雪，雪花在昏黄的灯光下轻轻地飞舞，它们轻轻盈盈地落在他身上，他只穿着薄薄的秋衣和秋裤，一只拖鞋被甩到了远处，他长一声短一声地呻吟，嗡嗡嘤嘤地不知说些什么。然后他开始哭，先是轻轻抽泣，后来便放声大哭———那是冬天的深夜里，那是春节前的一个夜里啊！我看到远处爆竹放出的亮光，听到那些悠远而浑厚的声响，再看看他，我不知该做什么，只是流泪……
后来我读到贝克莱的剧本，其中有一段：
“儿子：混账，你为什么要生下我？”
“父亲：我不知道！”
“儿子：你不知道，你不知道什么？”
“父亲：我不知道我什么会生下你！”
读这些文字时，我心里开始隐隐作痛。父亲与儿子的关系是永远无法改变的，就像地球绕太阳转一样真实。我想我知道父亲为什么会生下我？也许，前世我们是仇人，所以，才会有我们今世的争吵与伤心！可是，今世，我是他儿子，他是我父亲。
我的出生，是为了爱他；他的存在，是为了爱我。如果真的还有来世，那么下一世我还要做他的仇人。最后，我想说，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现在是春天，我不能错过，因为，一旦错过，就再也没有鲜花盛开的季节。
我想让他知道，我爱他，胜过爱我自己。
我们有没有传播真爱的能力？
我相信，所有读到上述文字的父亲都会感动的，当我们的孩子心中有如此深厚之爱的时候，你难道还能无动于衷么？难道你不想重新去认识一下你的可爱的孩子么？当本章开始写的那位黄文静的父亲泪流满面地呼唤着其女归来的时候，你是否想到过，其实你的女儿一定也是很爱你们的。只不过你或许是太不理解她了，你们一定是太缺乏彼此真诚地沟通了。你一定没有认识到你和你女儿的悲剧实际上是由于你们之间的代沟所引起的。
“代沟”，这是一个社会发展所必定出现的现象，尤其是在如今中国发生急聚变化的今天，往日的价值观念已经日薄西山，或者至少已经不被如今的新生一代所认同。不可阻挡的全球化潮流已经让你无法逃离当下的社会生存环境。代沟意味着孤独，代沟意味着我们的精神漂泊，代沟意味着昨日草帽的丢失，代沟也意味着老一代人的权威丧失。我在十年前出版的一本书中曾经写到：“老实说，当代中国的老年人和年轻人都是同样孤独的，但这种孤独感的精神内涵则是完全不同的。如果说老年人的孤独在于他们已经失去了往日那种长辈的荣耀和尊严，并继续固守在传统的道德规范中悲天悯人，那么年轻人的孤独则在于他们已经从父辈的家规中走出来，并昂首阔步在寻找自由的道路上踽踽独行。”
那么；既然两代人都逃脱不了孤独命运的话，那么彼此真诚的沟通就应该成为两代人互相理解的心灵钥匙。
2002年12月，有一本叫做《父亲：对生命的最后倾诉》的书悄然上市。这本书的作者张小木只是一个普通人。这本书所记录的是作者与其在临终前的父亲真诚沟通的思想交流。张小木发现，尽管她与父亲相依为命几十年，但是只到父亲临终前，在通过了父女俩从未有过的心灵交谈之后，她才真正了解了她的父亲，作为一位老军人的父亲。张小木说：一开始，“我只是想通过父亲的人生片段和我们在最后时刻的交流，进行思考，来寄托我的哀思。写的过程中也有过怀疑，由一个普通的女儿去写普通的父亲，有什么人能关注呢？但是越写越意识到，我的父亲不仅属于我的，他更是现实生活中的一个人。因此父亲对我的人生忠告和他对人生的思考，已经不仅仅停留在父女私人化的关系上，而是真正意义上的人对生命的反思”。
张小木之所以想写这本书，是因为她发现她原本对父亲在本质上缺乏深刻的了解。我认为正是因为缺乏这种深刻的了解，所以代沟才会以一种本不应该如此的隔岸观火而成为如今两代人沟通的障碍。
2002年10月的一天，我的好朋友，歌手陈琳约我到北京三里屯的一家茶室喝茶。她告诉我，前不久她的父亲在重庆去世了。在他老人家去世前的最后一段时间里，陈琳与其父终日相伴。就在这段时间里，父女俩聊了很多很多。陈琳对我说：以前我和我父亲从来就没有这样推心置腹的交谈过，我突然发现我们之间其实很不了解。他是如此的爱我，但他从来就没有表示过。我发现我们和上一代人的沟通实在是太少了，我们彼此都缺乏真正的了解。
爱源于孤独，无爱的人不会孤独
…………周国平
确实，由于两代人缺乏有效的沟通，因此，彼此间的互相隔阂就常常导致了爱在孤独中沉默。而原本在“爱”的原动力下所产生出了的恰恰是彼此的漠视甚至相仇。然而，当“爱”与“仇”当这两种原本不共戴天的情感却为了同一个目标而又互相交织在一起的时候，我们是否应该冷静下来想想，这是为什么？
一天，有一位家长突然跑到学校找到老师，只见她惊恐万状地告诉老师：昨天晚上，我的儿子对我说：妈妈，我现在还小，打不过你，等我长大了我会打你的。我会把你杀了，剁成肉馅，包成饺子吃！
这是从一个仅有10岁的孩子嘴中说出来的让所有家长都毛骨悚然的话，据这位家长说，孩子说这话的时候，眼睛里露出了一种可怕的凶光。面对这样一个10岁的孩子，面对这样一句足以让所有人不寒而栗的恶语，这位惊恐万状的母亲怎么也想不明白，一位生活在如此优越和溺爱环境中的孩子，怎么会对自己的母亲如此充满仇恨和杀气腾腾。
为什么？为什么爱会在如此的仇恨中刀光剑影？对此，我们每一位父母都应该好好想一想了：我们有没有一种传播真爱的能力？我们作为家长在对自己孩子施爱的时候有没有上岗证？我们有没有资格做父母？我们有多少家长能读懂自己的孩子？我们身为家长的有多少人能够以平等的姿态去与你的孩子对话？我们到底知道多少有关青少年教育的正确方法？假如我们对上述问题无法回答的话，那么我们就没有资格为人父母，我们就没有理由让孩子来成为我们自己思想残疾的殉葬品。如果我们认识到了这一点的话，那好，下一步我们就应该而且必须知道，为了不再让一幕幕悲剧的发生，为了让爱能够在明艳的阳光下不再成为冷漠的鞭子，我们究竟迷失在哪里？
第二章 溺爱，中国家庭灭杀生灵的头号刽子手
形形色色的“家庭三陪”
蒙太奇一：
在买当劳和肯德鸡餐厅的一隅，一个男孩或女孩正在贪梦地吃着汉堡包或者啃着鸡大腿，其口嚼声与餐厅里的背景音乐互为协奏，在吵杂的环境中颇像是一种行为艺术。小孩子聚精汇神旁若无人。就在一旁，一位母亲或者父亲在默默的坐着，两只眼睛目不转睛的看着自己的孩子，面带疲惫的幸福，沉浸着孩子快快长大的梦想之中。尽管口水早已在嘴中翻江倒海，但他或她的角色却经常只是个陪客。在这儿我把这种现象称之为：陪吃。
蒙太奇二：
在每天早、中、晚的三个时辰，在中国的几乎每一个城市里，都在上演着像当年八路军进出城时的热烈相迎和相送的盛大场面。无论是寒风肆虐的冬天还是酷暑难当的夏天，这一处处戏是常演不衰的。这用不着像当年上山下乡时的全民动员，每个人都是自告奋勇的，一个个掉了门牙的老人拉着一个个还没长出门牙的小孩之手；一个个步匆匆尚未睡醒的男人或女人驼着自己一个个依然睡眼惺悚的孩子；一个个小心翼翼的现代远征军（保姆）紧抓着一个个小主人衣服的一角。无论他们是谁，他们都在做着同一件事，那就是护送和相迎这些小祖宗们光荣而去凯旋而归。尽管这种征程往往只有几十米最多几百米。但是，这已经成为中国现代都市的一大景观了。大约十年前的一个中午，我和美国《美女与野兽》演唱组的经纪人，一个美国人路过北京三元桥附近的一所小学，只见该校门口乌压压的站着很多人，年纪从二十来岁的到七老八十的都有。这位老外见状有些惊讶，于是就问我：
“他们都在干什么？”
“他们是在接孩子。”我不假思索的说。
没想到这句话说得这位老外一头雾水。
“接孩子？”老外的眼睛突然放大了几倍，一脸困惑的神情像似在解读一种千年之迷。
“是啊，接孩子”。我依然如故。
“这些孩子住在那里？”
“就住在附近”。
“那为什么要接？”
“我们这儿就是这样的，不仅要接，呆会儿吃完中午饭以后还要再送呢”。
“怎么会这样，美国的小孩上学从来没人接送的。”
“那是你们美国，我们中国就这样。”
老外哑然。但我看得出，他那双碧蓝的眼睛里充满了迷惑。当我们快走到长城饭店的时候他依然一步一回头的。我知道，在他眼里，中国什么都是神秘的，包括小孩上学接送这么一件在我们看来早就习以为常的事，可在他眼里却是件怎么也想不明白的事。这叫什么？用学者的话来说这就是东西方文化的碰撞。那么就这件本身来说，我姑且把它叫做“陪行”吧。
蒙太奇三：
夜晚，窗门紧闭。台灯下孩子们匍匐在写字台前“奋笔疾书”，父母在一旁坐着，或是举头望明月（监视），或是低头思故乡（瞌睡）。但无论如何，他们都在兢兢业业的扮演着“三陪”的另一角色：陪读。时光穿越一天的辛劳，继续着爱的缠绵。这又是一幅幅人类难得的艺术画珍品，但却是无价的。当生命随着时间的流逝而进入迟暮之际，画中的每一位角色都不会忘却他们曾经拥有过的这段时光，不管是痛苦的还是欢乐的。
蒙太奇四：
周末，是人类发明的一种放松身心的法定时段，是人类留给自己生命难得的自然喘息。西方人把周末视为神圣而不可侵犯的天赐良机，在郊外的金色池塘边，在大自然壮丽的景色中彻底的把精神放逐：
我光着膀子我迎着风雪
跑在那逃出医院的道路上
别拦着我我也不要衣裳
因为我的病就是没有感觉
这是崔健一首歌中的歌词。只有精神被彻底的放逐，人的生命才会有长久的博然生机，而一切有创造性的思维闪现，都须以精神的自由勃发为前提的。而一个没有感觉的人是不可能有任何创造力的。然而我们又是一个什么状况呢？每个周末，你都可以看到无数的父母驮着自己的孩子奔赴各种战场：钢琴班、提琴班、舞蹈班、书法班、围棋班、英语班、作文班等等等等。教室里，孩子们继续着精神和身体的双重劳作，本应放松的精神在被逼无奈的劳作中感觉全无，每一个机械的动作后面飘荡着孩子们天性中对大自然的梦游。而父母们呢，却在学校门口吮吸着污浊空气的同时，幻想着从孩子的琴声中飘出帕尔曼式的悠扬与激情。这就叫做：陪练。
蒙太奇五：
如今中国有一个奇观，那就是每年各大学开学的时候，你会看到一群比自己父母都长得高大的“大男孩”“小姑娘”们象残废一样伫立在一边，而他们的父母却上串下跳的为其办理着各种入学手续。这些父母就象仆人一样伺候着他们的主人，而这些主人们却还不时的板着脸，嫌弃着他们动作已经不太利索的父母们。天哪！，这是一种什么情景啊？身强力壮的人象废物一样却以主人的姿态傲视其母，而已经操劳一生的父母却象仆人一样继续为其早已成人的子女疲于奔命。我不知道应该把这种现象称之为什么，这种“中国特色”实在是让人厌恶。如果从进化论来看的话，那么我宁可把这种现象称之为：人类物性功能的全线委顿。
蒙太奇六：
不久前在上海卫视中看到，儿子在外面杀了人，做父母的不仅不劝其自首，相反竭力为其掩盖罪行销毁罪证并为其开脱，千方百计地阻饶公安机关的侦破工作。当然结果是人仰马翻，被公安机关双双抓进监狱。当这位母亲痛哭流涕的进行忏悔时，一切都已经为时过晚了。或许是当一个人生命行将结束时，其恶亦善。然而人为什么一定要到生命辞世的时候才幡然醒悟呢？有一个流传很广的故事是这样说的：从前有一个杀人犯，在他即将走向刑场的时候，他向法官提出了一个要求：他想见他母亲最后一面，法官同意了他的请求。于是他的母亲被带到了儿子面前。面对悲痛欲绝的母亲，儿子向其母提出了最后的请求：妈妈，我能不能再吃您最后一口奶？欲哭无泪的老母默然地点点头。随后是一声惨叫，只见这位母亲的奶头被其儿子咬了下来。接着儿子说道：妈，你为什么从小不好好地教育我，为什么你对我如此溺爱导致我今天无法无天而走上了犯罪的道路？你要对我的死负责！母亲鄂然地看着自己的儿子，欲辩无词。
这又叫什么呢？就把它称之为“陪葬”吧。
好了，够了吧！从“陪吃”到“陪读”到“陪练”直至最后的“陪葬”。这一切的产生都是由我们的父母所引发出来的现代悲喜剧。而这全部的起因居然都是因为“爱”。
自然生存法则
我现在已经越来越坚信这一点了，即人类正随着所谓文明的昌盛以及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而越来越失去了人原本作为一种动物的“原物性”即“天性”。而人的思维能力也随着消费时代的日益繁荣而越来越变得从众而迟钝。大学毕业在很大程度上只能证明他是否比别人多掌握了一些技能而全然不代表他的思维水平有多高。我们这个社会已经被一种莫名的力量引向了一种“痴呆化”的生存状态。不信你看：我们每一个家庭都在为子女的教育而烦恼；我们绝大多数父母对孩子的“爱”都是筋疲力尽的；我们几乎每一个家庭的生活核心都是以孩子为中心的；我们没有几个父母会去想一想用什么样的方式去培养孩子才能使其健康而快乐的成长；我们有多少父母真正懂得人在“原物性”中的“大爱”应该是以什么方式来体现的？说真的，我们只知道“小爱”，我们只懂得用很多辛劳甚至苦难来营造一种实际上的“假爱”。我们从小就把一个生命人为的关在笼子里而不让其羽翼丰满，十几年后又将一个缺乏真正生存能力的人残暴地推向社会。可悲的是，我们心中却始终充满了爱。
记的二十多年前看过日本的一部电影叫做《狐狸的故事》，其内容我至今记忆犹新。当时看的时候我似乎不太理解，为什么那些老狐狸对小狐狸如此不近情理。当那些小狐狸还娇嫡嫡的在老狐狸身边撒娇的时候，那些身为父母的老狐狸却无情地把它们从家中赶走。至今我还记得：那些被老狐狸咬伤并被赶走的小狐狸眼中充满着忧伤和委屈，然而老狐狸则是义无返顾般的坚决和果断。
后来我才慢慢懂得：这就是自然界的生存法则。如果你不知道如何去生存，那么你就将被大自然无情的淘汰。如果你在父母身边永远有所依靠，那么当你有朝一日独立去面对这个世界的时候，你就将无所适从。
1996年的时候，我住在北京国际展览中心附近的一幢楼里，当是房东临走这时给我留下了一对鹦鹉。从未养过鸟的我自然感觉很新奇。此后我每天给这两只鹦鹉喂食，关系一直维持的不错。我让它们在那间10平米的阳台里自由的飞翔，而每到喂食或天色黯淡的时候，鸟夫妻俩就会乖乖地飞回它们的小窝。然而不久，我发现它们竟然孵出了四个小鹦鹉，这下让我兴奋不已。此后每天，我看着那只雌性的老鹦鹉进进出出于那个小窝，精心喂养着那四个小生命。那种温情与呵护；那种无微不至的关怀是丝毫不亚于人类的。渐渐的，小鹦鹉长大了，那个面积不大的小窝显然是显得有些拥挤了。这时我突然发现，那个雌性的老鹦鹉每天似乎都在赶那几只小鹦鹉出窝，而那些鸟孩子们显然是不愿意出来。就这样，这种局面大约维持了一星期，后来情况就出现了急剧的变化，只见那只老鹦鹉急了，它开始发疯式的把那几只小鹦鹉从窝里赶了出来，而且不许它们再进去。在随后的几天里，状况更是糟糕，老鹦鹉开始不停的咬着小鹦鹉，似乎是要把它们赶出笼子。我见状没有办法，只能在笼子里插进一块板以把它们原本其乐融融的一家分开。可是那只老鹦鹉仿佛依然不干，它只要逮着机会就会狠命的咬住小鹦鹉的任何部位而不放，只到鲜血淋淋。当是我实在是看不下去，就拿了一根筷子去打那只老鹦鹉。只见老鹦鹉满嘴鸟毛怒视着我，仿佛一脸的不服气。
眼看它们鸟胞们这种矛盾是无法缓和了。于是我终于做出了让我于心不忍的一个决定：把它们放归大自然。在一个阳光明媚的早晨，我打开了窗，俯身望去，三环路上川流不息的车流把天空染成了灰色，太阳在浓重的灰色中顽强地射向大地，我打开了鸟笼并把它伸向窗外。许久，笼内的鹦鹉们没有反应，它们似乎已经不愿意回到那个已经被污染得不成样子的天空。十分钟过去了依然如此。无奈之下，我拿起了一根筷子，轻轻地触动着它们的翅膀，并把它们推向笼外。就在它们飞走的一瞬间，我仿佛看到了它们眼神中的依依不舍。尤其是那两只老鹦鹉，在窗前盘旋了好长一段时间才慢慢地飞走了。虽然很多年过去了，但我至今依然十分怀念它们。
狐狸和鹦鹉，它们让我懂得了动物生命存在的一种必须的方式。动物是靠本能中的天性来实现它对下一代的爱的，尽管有些残酷，但这就是动物为了族类持续生存的天然法则。就像达尔文所说的那样：物竞天择，适者生存。
据说小老鹰长到一定程度以后，它们的父母会选择一天让那些小老鹰们在悬崖峭壁上一字排开，然后被其父母一个个的推下悬崖。会飞的适者生存，不会飞的物竞天择，纵然摔向谷底粉身碎骨，威严的老鹰父母却不会有一丝一毫的动摇。我想，这就是自然界的生存法则吧。
很多年以后，我才意识到，为什么像《狐狸的故事》这样的影片只会出现在日本，而根本不可能出现在中国。这不仅因为日本有黑泽明这样极赋思想深度的大导演，更重要的是，日本人对孩子的教育理念是完全不同于中国的。众所周知，作为战败国，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潜心发展经济，并很快成为当今世界的经济大国。其综合国力仅次于美国而位居世界第二。然而日本人从来就是一个忧患意识很强的民族。在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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