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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渡北归-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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氖痛剩晕歉龇缌鞑抛幽兀 保�29＇正应了那句“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的古训，此人肚子里的学问，可谓如江河湖海，浩瀚无涯，并世罕有其匹。
1877年出生于浙江海宁的王国维，早年立志研究哲学、美学，继而词曲，通过自己的天才加勤奋，精通英文、德文、日文等多种文字，对西方哲学、美学、文学，特别是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及后世的叔本华、尼采等大师的思想理论，有独特的研究和深刻洞见。凭借“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衣带渐宽终不悔”的求学治学精神，王氏经过多年苦心钻研，终成利用西方文学原理批评中国旧文学的第一人，对宋元戏曲史的研究更是独树一帜，达到了“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神奇境界。＇30＇
1906年，王国维所著《教育之宗旨》一文，首次提出“美育”一词，在中国教育史上第一个倡导德、智、美、体四育并举的教育理念，明确提出教育之宗旨为培养“完全之人物”，为中国现代教育理论的创建作出了划时代的贡献。辛亥革命后，王国维随亦师亦友的满清遗老、古文字学家罗振玉避居日本，开始随罗专治经史、古文字学、考古学，先后在历代古器物、甲骨钟鼎、齐鲁封泥、汉魏碑刻、汉晋简牍、敦煌唐写经，以及殷周秦汉古史的考释研究领域取得了惊人成就。最惊世骇俗和令人钦佩的，是对出土甲骨文与传世金文的研究成果。通过对殷墟出土甲骨文研究这一视若生命的追求，使王国维最终以不足50公斤的瘦弱之躯，借助思想学术的浩然锐气，轰然撞开了迷蒙遁隐几千年的殷商王朝大门，中国有文字可考的历史，一下子向前延续了近一千年。王国维也因这一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划时代学术贡献，一举成为甲骨学的鼻祖和“新史学的开山”（郭沫若语）。后世评价王国维学问之博大精深，有“几若无涯岸之可望，辙迹之可寻”（陈寅恪语）的高度赞美。1922年8月28日，胡适在日记中写道：“现今的中国学术界真凋敝零落极了。旧式学者只剩王国维、罗振玉、叶德辉、章炳麟四人。其次则半新半旧的过渡学者，也只有梁启超和我们几个人。内中章炳麟是在学术上已半僵化了，罗与叶没有条理系统，只有王国维最有希望。”＇31＇
此时的胡适虽然有点谦虚地把自己大名列入“半新半旧”的圈子之内，但就他的国学功底与成就而言，与王国维相较，不能说无法望其项背，至少是不能与王国维齐肩并立，更谈不上予以匹敌。就“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这一学术框架和标高论，自两千多年前伟大的史学之祖司马迁与世长辞，过了一百多年才产生了班固；班固死后五十多年产生了荀悦；荀悦死后过了八十多年产生了陈寿。陈寿死后七百年，直到11世纪才产生了欧阳修、司马光及其助手刘恕和范祖禹。12世纪产生了郑樵。郑氏死后六百年，到18世纪才产生了赵翼、钱大昕、王鸣盛、全祖望、章学诚等几位名家。继赵、钱、王、全、章等人死后百余年，才有旷世天才王国维横空出世。而王氏不仅“古史及文字考证之学冠绝一世”（吴宓语），其学问博大精深，是继魏晋时期写出不朽名著《三国志》的大史学家陈寿死后一千六百年来，历代史学名宿所不能匹敌的。正是有了如此伟大的创举，后人遂有“不观王国维之学问，不知大师之大，高山之高”的名言警句。
王国维到校后，鉴于他如雷贯耳的显赫声名，曹云祥校长请其出任国学研究院院长一职，王氏却以“院长须总理院中大小事宜，坚辞不就，执意专任教授。曹云祥校长复请吴宓任之，吴乃允就主任之职。”＇32＇
与王国维处事风格不同的是，时年53岁的梁启超一见吴宓送达的聘书，极其痛快地欣然接受。
梁启超此举，不是一时兴起，而是有其深厚的历史渊源。当时北平学界几乎尽人皆知，梁氏与清华学校有着相当长的密切关系与感情，而梁家的三位公子又先后求学于清华学校。梁启超长子梁思成，1915年入学，1923年毕业，次年留学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次子梁思永，1916年入学，1924年毕业后留学美国哈佛大学；三子梁思忠，1918年入学，1926年毕业后留学美国，步入著名的西点军校。梁启超本人于1914年前后，曾数次来清华学校作“名人演讲”，开始与清华建立起真挚的感情与友谊。晚清至民国初年的梁启超不仅是名满天下的国学大师，还是一位具有世界声誉的“言论界的骄子”和“舆论界的权威”，他那宏阔深邃的思想、词锋如剑的演说，如一道道耀眼刺目的闪电，在昏沉沉的中国放射出灼人的光芒，无论是他主办《时务报》时期、《新民丛报》早期、反对袁世凯称帝，还是反对张勋复辟时期，其思想锋芒皆具有气贯长虹，移山填海的浩浩威势，袁世凯的“太子”、曾野心勃勃想当皇帝接班人的袁克定，曾公开坦承梁启超是一位罕见的领袖名流，并有“得渠一言，贤于十万毛瑟也”
＇33＇的赞许。许多年后，已成为文学家、名教授的梁实秋在回忆清华求学时代聆听梁启超某次演讲时说：“在一个风和日丽的下午，高等科楼上大教堂里坐满了听众，随后走进了一位短小精悍秃头顶宽下巴的人物，穿着肥大的长袍，步履稳健，风神潇洒，左右顾盼，光芒四射，这就是梁任公先生。他走上讲台，打开他的讲稿，眼光向下面一扫，然后是他的极简短的开场白，一共只有两句，头一句是：‘启超没有什么学问——，’眼睛向上一翻，轻轻点一下头：‘可是也有一点喽！’这样谦逊同时又这样自负的话是很难得听到的。”又说：“那时候的青年学子，对梁任公先生怀着无限的景仰，倒不是因为他是戊戌政变的主角，也不是因为他是云南起义的策划者，实在是因为他的学术文章对于青年确有启迪领导的作用。过去也有不少显宦，以及叱咤风云的人物，莅校讲话，但是他们没有能留下深刻的印象。”＇34＇
对这一历史因缘，梁启超曾自言“我与清华学校，因屡次讲演的关系，对于学生及学校情感皆日益深挚。”＇35＇除了演讲，梁氏还不时来清华休假“小住”，著书立说，并对国学的前途有所关注。他在一次校方组织的教授座谈会上直言不讳地说：“清华学生除研究西学外，当研究国学。盖国学为立国之本，建功之业，尤非国学不为功。”＇36＇因有了这样的感情与私谊，梁启超常在清华兼课和讲演。1914年，即清华建校三周年之际，梁氏亲赴清华演讲，讲题名为《君子》，他用《周易》中两句关于“君子”中乾坤二卦的卦辞作发挥，以此激励清华学子发愤图强：“乾象言，君子自励，犹天之运行不息，不得有一暴十寒之弊。且学者立志，尤须坚忍强毅，虽遇颠沛流离，不屈不挠。……坤象言，君子接物，度量宽厚，犹大地之博，无所不载，君子责己甚厚，责人甚轻……。”在阐发“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的君子“大道”后，梁启超明确提出：“他年遨游海外，吸收新文明，改良我社会，促进我政治，所谓君子人者，非清华学子，行将谁属？深愿及此时机，崇德修学，勉为君子，异日出膺大任，足以挽既倒之狂澜，作中流之砥柱。”
＇37＇梁氏江河狂泻，中流破柱般的演讲，在清华师生心灵深处打下了深深的烙印，并对清华学校优良学风和校风的养成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后来，清华大学校委会决定把“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定为校训并镌刻在校徽上，以励师生。自此，内含真正“强大”、“不息”玄机奥秘的八字校训，如同一座高耸的路标，昭示着清华师生前行的方向。
正因为有了如此深厚的历史渊源和情感交结，梁启超接到聘书之后立即萌动了应聘之心。当然，除了梁氏与清华在感情上的瓜葛，还有另外一个插曲。这便是，出于对国学的挚爱和对国学发扬光大的目的，此时梁启超正准备在天津筹办一个专门用来培养国学人才的“文化学院”，正在他苦其宏愿而总不得实现之际，清华国学研究院鸣锣开张且适时来聘，于是便有了梁启超放弃旧构，欣然前往的抉择。
王、梁二位大师应聘后，按当初胡适的提议，清华方面欲聘另一位名盖当世，为天下士子服膺的大师、外号“章疯子”的章太炎前来聚会，但自视甚高，目空天下士，且素与梁启超不睦的章氏，不愿与王、梁二人共事。因为章氏在日本时，常和梁启超为“革新改良”还是“革命共和”等社会政治问题打过笔墨官司；另外，章太炎公开反对世间有甲骨文之说，他认为无论是社会上流传的还是安阳殷墟出土的甲骨文，都是奸商们鼓捣的假冒伪劣产品，信它就是替骗子张目的妄人，而王国维恰是以研究甲骨文并从中发现了殷商先公先王名号而闻名于世的。鉴于这众多的瓜葛，章疯子得此礼聘，“疯”劲顿起，拒聘不就，当场把聘书摔到地上并踩了几脚，表示决绝之态度。自此，章太炎失去了在清华园一试身手的机会，清华园失去了一位儒林宗师。＇38＇
国学研究院既开，仅王、梁二位导师显然不足以应付各科学业，于是，清华教务长张彭春积极荐举与他同期留美，时年34岁，才华超群，号称“汉语言学之父”的哈佛博士赵元任前来任教。曹校长闻知，欣然同意，立即发电聘请。身为国学研究院主任的吴宓，一看张彭春荐了自己的同学，也不失时机地向校长曹云祥强力推荐自己在哈佛读书时的同学、时正在德国柏林大学研究院攻读的史学奇才、37岁的陈寅恪前来清华担当导师之职。经过吴宓的力荐与梁启超、王国维共同用力，曹校长在反复权衡之后，终于同意，并由吴宓电请陈寅恪归国就聘。——这就是当年令天下学界为之震动，被后世广为流传并影响深远的清华国学研究院“四大导师”。
清华校方为聘请“四大导师”任教，可谓不遗余力，其中一个被后世广为称道的鲜明特点是，重视真才实学，不慕虚名，不轻信文凭。在“四大”之中，只有赵元任一人怀揣美国哈佛大学博士学位证书，而王、梁、陈等三位，均无博士、硕士头衔，较为年轻的陈寅恪连个学士学位也未拿到。梁启超的“文学博士”称号，则是他到清华国研究学院任教之后由美国耶鲁大学赠予的。尽管头上没有金光闪闪的博士帽子，但三位却学贯中西，堪称当之无愧的学术大师。陈寅恪放洋十几载，于哈佛、柏林等美国、欧洲名校转过一遍，终未能揣一张博士文凭回来，完全是为求知而读书。＇39＇当年在哈佛大学读书的中国学子，陈寅恪、吴宓、汤用彤等三人被誉为“哈佛三杰”，＇40＇风头强健，为同辈所瞩目。而陈寅恪更是人中之龙，其学问之广博精深，已达到了出神入化的奇境，为学术界推崇备至。至于清华园内新来的“四大教授”或“四大导师”称号最先由谁呼起，研究者已难考证，据赵元任夫人杨步伟回忆：“‘四大教授’这个称呼，不是我们自诌的，这实在是张仲述找元任时信上如此说，第一次见面也是如此说。而校长曹云祥开会时也是如此称呼的。……其实正式名称是‘四位导师’”＇41＇
紧随这“四大”之后进入国学院的另一位导师，就是后来被誉为中国人类学和考古学之父的年轻“海龟”李济。
1896年6月2日生于湖北钟祥县的李济（字济之），4岁即入书房，从一个表叔开始念“盘古首出，天地初分”之类的古书。1907年，李济随时为清朝内务府的小京官父亲进入北京两个著名中学之一——南城的五城中学（北师大附中前身）读书，14岁考入清华学堂，1918年毕业后留美。
李济留美的这一年，与他同船离开上海浦江码头的一批官费、自费留学生与考察人员中，有后来成为教育部长的朱家骅、清华大学理学院长叶企孙、著名学者董时、张道宏、查良钊、刘叔和、诗人徐志摩，还有一个同船赴美筹备造反事宜的一代美男兼职业革命家汪兆铭（精卫）。船抵旧金山，李济与诸友分手，同徐志摩等几人进入马萨诸塞州乌斯特的克拉克大学就读。李与徐同居一幢公寓，后同居一室，二人由此结下了深厚友谊。李主攻心理学，徐读财政、银行学专业。一年之后，徐志摩转赴纽约哥伦比亚大学攻读政治经济学（1920年暑期后转赴伦敦），李继续留在克拉克大学作为研究生攻读社会学，并于1920年获硕士学位，同年转入哈佛大学攻读人类学专业，成为当时哈佛大学人类学研究院唯一的外国留学生，同时也是哈佛创建以来这个专业中最早到校的唯一的研究生。哈佛三年，李济随具有国际威望的人类学大师虎藤（E。A。Hooton）、罗兰？B？狄克森（RolandB。Dixon）等教授，“利用民族学的一个观点，也就是中国历史上所指的中国与夷狄的说法，把中国的历史材料作一种分析”，进一步弄清整个中国民族是怎么形成和移动的，“这个最突出的现象”。＇42＇
1923年，李济以他那凝聚了三年心血的《中国民族的形成》论文获得哈佛大学哲学（人类学）博士学位，此为第一位中国人获此殊荣。这一年，李济27岁。
获得博士学位的李济旋即收拾行装，告别了风景秀丽的查尔斯河畔和浸润着自己三年青春汗水的哈佛校园，踏上了归国的途程。一只意气风发的“海龟”，怀揣满腔热血，穿过波涌浪滚的浩瀚大洋，携西学文化的新风与锐气，精神抖擞，豪气飞扬地爬上了黄土凝成、板结干裂的远东大陆，回到了赋予他青春和梦想的故都北京。此时的“海龟”与若干年后作为新生代的“海龟”或者“假洋鬼子”皆有较大不同，在李济的梦想里，有成就一位学术界大师的心愿，却没有捞个大官或弄个百万富翁或千万大亨的追求。从徐志摩于哥伦比亚大学致李济的信中可以看出，这个被徐称作“刚毅木纳，强力努行，凡学者所需之品德，兄皆有之”的“老兄”，＇43＇心中装填的是“新文化，科学救国，振兴民族”等一类理想与抱负。这一鲜明的时代特征，正如若干年后李济所说：“
那时的留学生，没有一个人想在美国长久地呆下去，也根本没有人想做这样的梦。那时的留学生，都是在毕业之后就回国的。他们在回国之后，选择职业的时候，也没有人考虑到赚多少钱和养家糊口的问题。我就是在当年这种留学风气之下，选择了我所喜爱的学科——人类学。”＇44＇
回国后的李济在一位名叫凌冰的美国克拉克大学时期结识的学长举荐下（南按：时凌担任南开大学部主任，一说教务长），接受天津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之聘，先是担任人类学、社会学兼及矿科教授，第二年兼任文科主任。其间，由于矿科专业的关系，结识了当时中国著名的矿物学家、地质学家翁文灏，并通过翁再度结识了在李济人生旅途上具有重要转折意义的国际级地质学大师丁文江（字在君），二人成为终生挚友。
丁氏作为曾在欧洲剑桥、葛拉斯哥等大学求学七载，并于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时归国的老字号“海龟”，此时已取得了中国地质界的领袖地位，担任中国地质学会秘书长，对田野考古发掘和野外收集资料颇为热心。正在这个时候，河南新郑古墓出土一批青铜器的消息传到北平，引起了学术界注意，丁文江得知，立即鼓励李济亲自到那里做些发掘工作，并筹了200块钱作为发掘经费，另外派了地质调查所谭锡畴作为李的助手协助工作。
李济接受了丁文江的好意，于1923年秋赴河南新郑做了第一次试探性小规模考古发掘，由于土匪捣乱与当地土著们不合作，加上墓葬几乎被盗墓贼盗掘一空，发掘收获不尽人意。李济自觉有“失败”之感。正是这次“失败”，使年轻的李济从具体实践探索中积累了可贵的田野工作经验，并有简短的英文报告《新郑的骨》一文问世。按李济的说法“由这些无数的宝贵经验中，我们可以深切地体会到丁文江先生对我们的一番苦心。”自此，李济迈出了由人类学家向考古学家转变的第一步。这一步在中国考古学史上的意义，正如许多年后美国宇航员阿姆斯特朗在走下飞船舷梯，迈向月球加里加特梯死海之时对地球人类说出的那句永垂不朽的名言：“这是我的一小步，却是人类的一大步。”正因了李济在新郑发掘的第一步，具有科学性质的考古学大幕在中国辽阔的大地上轰然开启，神秘的东方古代文明之门再度洞开，整个地球人类将随着中国田野考古发掘一步步推进和丰硕成果的展示，为远东大陆如此不可思议的高度发达的古代文明而惊叹。
1924年，美国华盛顿史密森学会弗利尔艺术馆（TheFreerGalleryof
Art），派毕士博（C。W。Bishop）率领一个代表团到中国进行考古发掘和研究，鉴于李济在学术界日渐兴隆的名声，以及他在中国近现代考古学史上迈出了关键性一步的机缘，毕士博代表团驻北京团部写信至天津南开大学，邀请李济加入他们的工作队，共同进行田野考古发掘工作。李济接信后，颇为踌躇，最后在丁文江支持下，决定与对方合作，他在给毕士博的回信中首先提出了当时并没有多少人意识到，但却关乎国家与民族大义的两个至关重要的条件：
一、在中国做田野考古工作，必须与中国的学术团体合作。
二、在中国掘出的古物，必须留在中国。
毕士博接信后，立即回华盛顿向他的上司——弗利尔艺术馆馆长洛奇汇报，并将李济赞扬一番，终于达成一致意见。不久，李济收到毕士博的回信，称：“我们可以答应你一件事，那就是我们决不会让一个爱国的人，做他所不愿做的事”。＇45＇李济对这个答复很满意，于是辞去南开大学教职，于1925年初，加入毕士博等人的行列。李济所提的两个合作条件，开创了“既维护主权，又公平合作”，利用外资搞科研的先河，直接的收益不仅为后来著名的“殷墟第二、三次发掘的资金问题的解决”打下了基础，更重要的是，为后来中国学者与外国学者的国际性合作树立了坚实稳定的坐标。
李济加入毕士博考古工作队不久，清华国学研究院招聘天下一流人才的行动开启，作为筹备处顾问的丁文江建议李济去研究院，一边任教一边做研究工作，并把情况介绍给老朋友梁启超。梁启超深以为然，二人共同出面向清华校长曹云祥推荐，曹一听李是哈佛博士，且正与美国人合作田野考古发掘项目，当场表示这样的人才实在难得，赶快请进清华园。于是，时年29岁的李济，以讲师的身份出任国学研究院导师。
1925年6月15日，清华校长曹云祥正式宣布国学研究院教职员名单：
教授：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陈寅恪；
讲师：李济；
助教：陆维钊（同年9月辞职，由赵万里接任）、梁廷灿、章明煌；
主任：吴宓；
事务员：卫士生；助理员：周光午。
如此精简干练的教职员阵营，颇为校内外同仁称赞，向来以木讷寡言著称的王国维更感欣喜，认为此举正合他早年关于治校之论述：“一校之中实行教授之人多，而名为管理之人少，则一校之成绩必可观矣！”＇46＇可惜的是，王氏此言，在日后的清华与全国教育界被视为蹩履和歪理邪说被无情地扔到垃圾堆中，代之而起的是一个庞大的官僚体制和管理队伍控制的大学，其办学成绩自可想见。
从清华国学研究院整个聘任过程中可以看到，由于当时中国学术界人数，特别是有名望的“海龟”不可多得，学者间的相互推荐和学者出身的校方负责人之认同，发挥了交叠影响和作用。就整个导师队伍论，此时的李济虽有大师的身价，并且是研究院的五位导师之一，但后世士林却没有把他与王、梁、陈、赵“四大导师”并列而成为“五大”，究其原因，表面上看是他没有前“四大”的教授头衔，其实内中还有更多复杂的原因与详情，而这些详情随着岁月的流逝逐渐模糊淡远，成为后来剪不断，理还乱的一桩历史公案。＇47＇
◎梁启超与李济的友谊
李济以大师的身价、讲师的头衔做了清华国学研究院导师，担任的课程先后有普通人类学、人体测量学、古器物学、考古学等，其间还主持了一个考古学陈列室并兼任历史系教授。令人稍感遗憾的是，在清华任教期间，李济重点指导的研究生只有一个半。一个是后来中国龙山文化和南诏文化的发现者、著名考古学家吴金鼎；另半个是后来成为著名古文字学家的徐中舒。因徐氏主要从王国维研读古文字学与殷周民族史，故在李济的名下只能算半个。
在清华的日子，李济与各位教授关系融洽，但走得最近的则是比自己大23岁的梁启超，不仅缘于梁对李进清华有推荐保举之恩，主要是二人对待近现代田野考古这门新兴学科具有相同的眼光和热情。梁启超是最早介绍西方考古学理论、方法，并系统总结中国传统金石学成果，极富远见卓识的史学大师，也是一位非常重视遗址搜寻和田野发掘的热心倡导者。此时的梁启超正担任着中国考古学会会长。而李济则是一位血气方刚，朝气蓬勃，满身透着西方文明浸染的富有科学知识与理念的青年才俊，用他自己的话说，像“刚出笼的包子”，热气腾腾，许多想法与梁启超一拍即合，二人遂成亦师亦友的莫逆之交。由于梁、李都极为重视田野考古发掘所取得的第一手材料，李济进入研究院后，在梁启超的鼓动和弗利尔艺术馆毕士博支持下，即着手让考古人类学这门新兴学问突破厚重的清华园围墙，把教研课堂搬到田野中间，放开手脚做一番实实在在的现代学术事业。于是，便有了李济在中国考古史上具有里程碑性质和决定未来田野考古学这门学问路径走向的山西考古之旅。
1926年2月5日，李济与地质学家——曾随瑞典著名学者安特生发掘闻名于世的仰韶文化的袁复礼同赴山西，沿汾河流域到晋南作考古调查。＇48＇其间发现了几处新石器时代的彩陶遗址，取得了一些标本。在初步确定几个可供发掘地点后，二人于3月底返回清华园。同年10月，由李济直接协调洽谈，清华校长曹云祥出面，清华国学研究院和美国弗利尔艺术馆共同组织，并由对方出大部分经费，李济、袁复礼主持的山西夏县西阴村田野考古发掘协议达成。按照协议规定，发掘古物永久留在中国，论文用中英文撰写并在中美两国学术刊物上发表。＇49＇——这是中国人自己主持的第一次正式的近代科学考古发掘尝试，也是李济在清华任教的几年间做成的唯一一次田野考古发掘事业。对于这次发掘的意义和评价，许多年后，李济的学生、哈佛大学人类学系主任、著名考古学家张光直曾言：“这第一个中外考古合作计划所采取的立场是明确的：学术是天下之公器，中外合作是可以的，而且在当时条件下还是必需的，但古物是公有的，而且是国有的。李济先生的国际地位与国际眼光并没有使他在爱国、在维护国家权益上作任何的让步。这种眼光远大的爱国精神是李济先生一生从事学问从事事业的特色。”＇50＇此次发掘，由于其在中国考古史上具有开创性意义与奠基性地位而载入史册。
梁启超对于此项中外合作发掘事宜极感兴趣，主动给予大力关怀与支持，李济后来曾深情地回忆道：“梁启超教授是非常热心于田野考古的人，他主动地把我推荐给山西省模范省长阎锡山。”＇51＇因有了阎老西政府的撑腰和关照，使得这次考古发掘非常顺利。
当此之时，梁启超的次子梁思永正在大洋彼岸美国哈佛大学就读，主攻考古人类学专业。这一专业的选择来自于梁启超的精心策划与安排。具有博大学术眼光和强烈民族责任感的梁任公，眼望世界范围的考古学迅猛发展，而号称有五千年文明史的中国境内，从事考古工作的人都是以各种名义来华的外国学者，如瑞典人安特生（J。G。Andersson）、加拿大人步达生（Davidson
Black）、德国人魏敦瑞（J。F。Weidereich）、法国人德日进（Pierre
。Teilhardde。Chardin）、日本人鸟居龙藏、水野清一等等。对这种现状颇为不满和不服气的梁启超，很希望有中国人自己出面做这一工作，认为“以中国地方这样大，历史这样久，蕴藏的古物这样丰富，努力往下作去，一定能于全世界的考古学上占有极高的位置”。＇52＇
正是有了这样一种眼光和信心，决心以学术薪火传家立业的“饮冰室主人”，才让长子梁思成赴美国学习建筑，次子梁思永学习考古。这一安排，皆是为了让当时不受中国学术界重视的冷僻专业，能够在中国大地上生根、发芽、成长、壮大，“为中华民族在这一专业学问领域争一世界性名誉。”他在致子女的信中说：“思成和思永同走一条路，将来互得联络观摩之益，真是最好没有了。”＇53＇后来的事实证明，梁启超的目的达到了，梁思成与梁思永学成归国后，分别成为自己专业学科中领一代风骚的宗师，只是天不假年，梁启超没能亲眼看到这一天的到来。
1926年12月10日，梁启超在写给次子梁思永的家信中，多次提到李济的田野考古发掘：“李济之现在山西乡下（非陕西）正采掘得兴高采烈，我已经写信给他，告诉以你的志愿及条件，大约十日内可有回信。我想他们没有不愿意的，只要能派作实在职务，得有实习机会，盘费、食住费等等都算不了什么大问题。”＇54＇此前，梁思永在美国学习期间，曾参加了印第安人遗址的发掘，他写信给父亲梁启超，表示想回国实习并搜集一些中国田野考古资料。为此，梁启超向这位远在异国他乡的儿子提供了有关统计资料，还为其回国后的实习机会和条件作了精心安排。从信中可以看出，梁思永一旦回国，则可跟随李济到田野去一试身手。
李济和袁复礼在山西工作了两个多月，直到12月30日方结束。此次发掘收获颇丰，共采集了七十六箱出土器物，分装九大车，于次年元月初，历尽数次艰险磨难和几个昼夜的风餐露宿，总算把古物安全无损地押运到清华国学研究院。山西夏县西阴村遗址的成功发掘，揭开了中国现代考古学的序幕，标志着现代考古技术在远东这块古老大地上作出了突破性示范。作为人类学家的李济也由这次发掘而正式转到了考古学领域探索与实践中，从而奠定了其在中国现代考古学发展史上开一代先河的大师地位。
1927年1月10日，清华国学研究院欢迎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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