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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外名家精品文集-第1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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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这封信没有什么感想,我觉得一个长篇小说的构思,计划上的变动是常有的事,所以也没有再同他通信。以后我为那个文艺杂志的与的事情忙,所以对江上云的消息也完全不知道了。
许久许久,大概是十几个月以后,有一个朋友请吃饭,他是成都某大学的教授,座中竟碰到了我在重庆教书时的同事张学韬,同一个听过我课的学生余既楠,余既楠是刚从重庆来的,异地遇旧友,我们三个人不免扯到学校与同学的情形,于是我们也谈到江上云,我说:
“江上云怎么样,你同他熟么?”
“我同他很熟。”张学韬说。
“你知道他在写一个巨大的长篇小说么?”
“我知道,”他笑着说:“他一见我就同我讨论,啊,他见谁就谈到他的小说。”
“他一定写得很多了?”
“他写了很多,但不知怎么,忽然又撕了重写。”
“啊,这个我知道,他本来是从一九四〇年写起的,现在提前十年,从一九三〇年写起;本来主角是三十六人,现在改为二十八人,配角也从四百多个人,减到二百个,所以我想他写好的都没有用了。”我说“他对工作真是认真。”
“你的话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张学韬笑着说:“他的主角早从二十八人改到二十人,又改十四人了,配角也减到九十七人。”但这时余既楠忽然说:
“我动身前几天还碰见他,他也同我谈到他的小说,听他说主角只有五个人,配角是四十个人。”
“那么又减少了。”张学韬说。
“我想这样也许容易成功。”我说。
“听他说这篇小说写成功要五百万字。”余既楠说。
“还是五百万字?”我说。
“他以前也说写五百万字。”张学韬说。
“我想他也许就因此不得不将人物减少,否则如果以人物为比例,那么他原先的计划怕要写成几千万字,一辈子也写不成功了。”我说。
“难道他原先写的又毁去了?”张学韬忽然问余既楠。
“这倒不知道他。”余既楠说。
饭桌上还有许多别人,我们就没有再谈下去。局散回家的路上,我心里很想写一封信给江上云,问问他的小说到底怎么样了。但回到家里,并没有立刻就做,一切不是立刻就做的事情,常常会永远不做的,第二天事情一忙,这个*就淡了下去,一直淡到再也不想到了。
此后我又离开成都,东奔西走,后来又到了国外,动石不积苔,一个人对事业固然如此,对朋友亦是一样,一切过去的朋友不但不再见面,连消息也都杳然。
六
这一隔竟是十来年,真想不到会在香港九龙的轮渡上碰见他。而他竟打扮得像一个绅士。
“你到这里多久了?”他忽然问我。
“还不到半年。”我说,“你呢?”
“三年了。”他说。
“日子过得真快。”我说。
“一转眼十来年了。”
这时候我忽然想到今年是一九五〇年,想到这正是他的一九三〇级的小说脱稿的日子,我就很直率的问他:
“你的那部小说呢?脱稿了么?”
“小说?”他虽然蓄着胡髭,而那骄傲而自信的笑容仍使我想到他过去的神情。
“你的一九三〇级。”
“啊,后来我又改为一九四〇级。”
“那么人物呢?听说主角减成五个。”
“啊,”他还是露着骄傲而自信的笑容说:“我后来减成了一个。”
“一个?”我说:“从你三十六个一班学生的主角中减成一个。”
“一个。”
“也是五百万字?”
“我写了几十万字,没有写下去。”
“怎么?我想那一定是非常精炼的作品了。”
“但是我毁掉了。”他说。
“为什么?”
“因为我的命相研究进步了。”他说:“我发觉我对那主角的命运有更正确的推断。”
“那么你的主角是……”我说:“我说那只剩一个的你小说里的主角。”
“不瞒你说,”他仍是在唇上挂着骄傲而自信的笑容说:“因为她已经是我的太太,啊,我替你介绍。”他说着拍在前座的一个穿着藏青丝绒披肩的肩膀。
于是,那个肩膀上的烫发的头颅回了过来,原来是一张丰满的,化妆得面白唇红的脸庞,露出一排稍稍长了一点的前齿。江上云说:
“这位是×先生,我的内人,啊,你也许记得的,我内人的名字叫李翠兰。”
“李翠兰……”我似乎听见过,但有点想不起来,忽然我想到了他小说的大纲:“啊,李翠兰;对不起,江太太,你是不是喜欢唱歌的?”
“是,是,你的记忆力真好。”江上云抢着代说:“她唱女高音,非常成功,下星期香港酒店二楼有她一个音乐会,你来好不好?”他忽然对他太太说:“票子。”
“啊,不客气,不客气。”我说:“我也许不见得有空。”
“你一定来,一定来,我们谈谈,谈谈。啊,你一定还没有听过她唱。”
他的太太低头打开了手皮包,拿出一礼套着牛皮筋的票子,回过她丰胖的面庞,这次可失去了笑容,似乎很严肃的问她丈夫:
“几张?”
“一张够了,我只有一个人。”我笑着说。
江太太于是抽出一张鲜红色的票子给江上云,我这时候看见江太太的手指甲比票子还红。江上云接过了票子看了看,他一面交给我一面说:
“她现在改了这个名字?”
我接过票子一看,上面写着;
“……VocalRecital……Mrs。ChatherineL。Kiang……”
我正要看其他的字时,江上云忽然递给我一张名片,他说:
“你大概不知道我也改了名字。”
我接过一看上面印着三号仿宋:
“江底秋云命相”,我不觉吃了一惊,我说:
“江底秋云原来是你?”
他露出骄傲而自信的微笑,点点头。忽然指着名片上的小字说:
“那是我的地址。”
船突然一震,我看到乘客们都预备走出去,江太太先站起来,反过身等我们,我把他们给我的票子同名片纳入袋里,我说:
“谢谢你的票子。”一面也站了起来。江上云没有理我,他眼睛望着他的太太,江太太忽然又露出她稍稍太长的前齿对我笑着说:
“对不起,×先生,要你破钞,这票子价钱是二十元港币。”
………【第五十八章 五四那天】………
杨晦
五四运动的直接原因,就是巴黎和会上的山东问题。
当时的北京政府是*的。日本帝国主义通过他们,进行掠夺和压制中国人民的反抗。人民中*情绪一直没有消退。五四前一年,留日学生曾罢学回国,震动一时,后来就有不少人参加了五四运动。中国人民常常发动*,不过,常常都是在*媚外的政府强制下解除了抑制,或用其他方法加以破坏。抵制运动在当时是很有力量的斗争武器。就像日本帝国主义在北京办的《顺天时报》,专门造谣,终于被我们抵制掉了,谁也不看,报贩也不给发卖,最后,只好在日本侨民的范围内流通了。
当时北京政府的曹汝霖、章宗祥和陆宗舆,都是安福系有名的卖*。曹汝霖是交通总长,章宗祥是驻日公使,陆宗舆是币制局总裁,也是中华汇业银行的老板。
五四前不久,在驻日公使章宗祥带着日本小老婆回来商量如何*时,留日学生跟送丧似地送他,白旗丢了一车厢,他的小老婆都被吓哭了。
北大学生的示威*队伍
中国在巴黎和会上交涉失败的消息,不断传来。北京大学和北京各专门以上学校的学生,预计要在5月7日,就是袁世凯跟日本签订二十一条*条约的国耻纪念日,举行*示威,表示抗议。但是,这几天的消息太紧张了,已经等不到5月7日了。5月3日,各校代表和北大学生在北大的三院礼堂开大会,当时情绪激昂,发言踊跃,有一位同学咬破了手指,血书“还我青岛”四个字,表示决心。
在会上,有人提议:留日学生可以那么对付章宗祥,我们为什么不可以对他们3个(曹章陆)来一下?就是说,要把旗子送到他们的家里去。大家一致同意,准备行动。决定提前于明天5月4日,举行*示威,并给卖*送白旗。当夜,住西斋的同学一夜没睡,用竹竿做旗子:长竹竿上大旗子,短竹竿上小旗子。第二天,北大学生每个人手里都有旗子了。找到卖*怎么样呢?也有人想到那里跟卖*干一场的;但是大多数人,都没有斗争经验,想的很单纯,只打算把旗送去,像留日学生对章宗祥那样,搞他们一下就算完事。
1919年的5月4日,是个星期天。
那时候,北大的红楼后面还没有灰楼,是一片空场,大家就在那里集合排队。临出发时,蔡先生在出口那里挡了一下,说有什么问题,他可以代表同学们向政府提出要求。不过,同学们不肯,他也就让开。同学们的队伍全走出了学校,沿北池子大街向*行进。队伍前面,举着一副白布对联,跟挽联一样:
“*求荣,早知曹瞒遗种碑无字;倾心媚外,不期章余孽死有头。”
到达*前,在那里停了好久,有人演说,喊口号。事前,还准备了一份英文说帖,派代表到英美的公使馆去投递,请他们支持我们的正义要求。当时对于英美,特别是对美国还存有一种幻想。谁知道,那天是星期天,他们不办公,也找不到人,只好把说帖丢在那里,就回来了。
这时候,队伍排在路的西边,眼睁睁看着东交民巷的口上,有一个手持木棒的巡捕,来回走着,就是不准我们的队伍通过。青年们的热血沸腾,但是摆在眼前的,却是一个铁一般冷酷的事实:使馆界,不准队伍通过!气炸了肺,也是无济于事的呀!为什么我们自己的国土,不准我们的队伍通过?使馆界!什么是使馆界?是我们的耻辱!
停了许久后来说是可以通过了,可是一进东交民巷就往北拐,从利通饭店的后面,悄悄地穿行过去,到了东长安街,停了一下。大家都十分气愤,也十分泄气,说:难道就这样回学校吗?警察宪兵来回跟着我们跑,但不敢动手。
停了一会儿之后,又走动了。大家知道还去赵家楼,情绪就又振奋了一下,不过也还是默默地穿过了东单、东四,到了赵家楼。曹汝霖的住宅在路北,临街的窗口都是铁丝网。门是紧紧地关上了,怎么交涉曹汝霖也不肯出来。其实,他当时出来了,也许大家就骂他一顿卖*之类,丢下旗子走开,也难说。门却始终紧紧地关着。大家有气无处发泄,就用旗竿把沿街一排房屋上前坡的瓦,都给揭了下来,摔了一地,却没留下一片碎瓦,全被我们隔着临街房屋抛进院里去了。
后来,有人从窗口爬进去了,从里面打开大门,大家一哄而入。找不到人,就砸东西,抡起一支椅子腿到处砸,有的砸破了自己的手指,流着血。有的人在撕床上的绸被子,大家的情绪是十分激愤的。
打了一会儿,有许多人都从一个月洞门,拥到东边的院子,是一个花园的样子,正面有一座厅房,前面是个花池。这边的临街墙很低,要早发现,早都进来了。章宗祥从里面出来,大家以为是曹汝霖,都上去打。没有别的东西,就捡砖头瓦片砸,把他砸得头脸出血,倒在地上。有的记载,说他装死,不过那一顿乱砸也够他半死了。有细心的同学,先切断了曹家的电话线。这时也有人取下客厅里挂的曹汝霖的放大像一对:原来不是曹汝霖!人就散开了。
不久,起了火。火怎么起的,始终没有弄清楚。有人说是北大学生黄坚点的火。据匡互生的《五四运动纪实》说是他放的火。也还有人认为是曹家自己放的,这些无耻政客,国都可以卖,还有什么事做不出来?一放火,造成学生的刑事犯罪,岂不就可以逮捕法办了吗?
果然,在起火之后,警察总监就下命令捕人!但这时,学生已经一批一批地走了,留下的已经不多,结果捕走了32人。
当天晚上,学生在北大三院礼堂开大会。三院礼堂并不大,在当时却觉得大得很。这天晚上礼堂里外都挤满了人,蔡校长也到了会。他当场说:发生这种事,他当校长的要引咎辞职,不过一定负责把32个学生保释出来。
这次大会表现了青年学生们的爱国主义的情绪,已经集中在对*政府的痛恨上。议决:各校同盟罢课。
蔡校长联合各专门学校校长去保释被捕的学生。但北洋军阀政府找寻借口不肯释放。这时。外界提议纷纷,空气十分紧张。三天后,5月7日的那一天,北京政府害怕再闹别的事,就把学生释放出来。
同学们被释放出来,各校就都复课了。第三天,蔡校长离开了北京。这以后,就在爱国运动里加上一个挽留蔡校长的问题。
这中间,显得有些涣散的样子,但是,这时候,“北京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已经组织起来。教职员会也为挽留蔡校长曾赴教育部请愿,参加了斗争。
大概在15号以后的一天,因为一位姓郭的同学,在参加五四运动以后,不幸死了,在为他开的追悼会上,议决长期罢课,提出*,要求罢免曹、章、陆三个卖*,拒绝在巴黎和会上签字,并挽留蔡校长回校等项。我还记得:在提出*时,大家戴的日本造的台湾草帽满天飞,都撕烂了。
这样,从19日起,北京中等以上的26个学校的学生全体总罢课:表示政府不罢免卖*,决不上课。
6月初,传说巴黎和约就要签字了,外交上已经惨败,北京政府又不肯罢免卖*曹汝霖等,蔡先生也在南方不回北京来,事情全没有结果。这时候,大家分组出动向群众讲演。一组10个人,有一个人留在组外,这一组被捕时,他好回校报信。北京市民对国事向来不很关心,这时也不同了,学生出街讲演,有鼓掌的,有当场丢掉台湾草帽(日本货)的,表示不用日货。
6月2日那天捕了很多人,没处放了,把北大三院作了临时监狱。大家更加愤慨,到了6月3日,就全体出动,大家先到前门那一带,在那里讲演,喊口号。下午,就拥到北河沿北大三院的对面,去慰问被拘在三院里的同学。北河沿那时有一条小河,在三院门口,河上有桥,水并不深。我们都在河的对岸,军警端起刺刀拦在桥上,我们几次要冲都没能冲过去。北大附近以及三院门前都搭上临时帐篷,驻了兵,被捕的同学们爬在墙上和我们这边搭话。
以后,兵忽然撤了。传来消息说:上海、汉口……都罢市了。这表示五四运动已成为全国范围内工商*合的革命运动。这就是六三运动。
兵是撤了,三院里的同学们不肯出来,质问反动当局为什么随意捕人。“警察总监”派人道了歉,这才由各校派人接同学回校。
这以后,南方、北方,各地罢工、罢市、罢课的消息不断传来,反动政府对这种蔓延全国的政治抗争,不能不在人民的愤怒面前低头。6月10日的报纸登载出罢免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3个卖*的新闻。
另外,在巴黎的留学生和工人代表包围了出席和会的中国代表,结果:中国没有在和约上签字。
………【第五十九章 回忆“五四”】………
杨振声
一
一条东西长街上站满了男男女女,老老少少,嚷嚷着要看“娶贤良女”。
“什么叫娶贤良女?”我正放午学回家,仰面问一个有山羊胡子的人。
“等会你就看见了,小孩子急什么!”他那山羊胡子随话掀动。
不久,耳边飘来一阵凄凄凉凉的喇叭声。迎面来了全副执事,吹鼓手,引着一乘蓝轿,轿内抬的是一个牌位,牌位上披着一幅青纱。接着又是一乘蓝轿,轿内却坐了个十七、八岁的少女,惨凄的面容中只见她一双茫然失神的大眼睛,视而不见地呆呆向前望着。头上也披了一幅青纱。这整个的情景像出殡,连那当午的太阳都显得白惨惨的了。
跑回家问我的祖母。
“贤良女就是贤良女呗。”祖母一点也不感稀奇,不紧不慢地说,“你问娶媳妇,新郎在哪里?他死了,牌位就是新郎,嫁给牌位,就是贤良女……你张着嘴尽看我做什么?瞧你那个傻样子!”
“也难怪!”她停一会叹口气说,“年轻轻的姑娘,嫁了个牌位!说不定从来没见面呢。她得同那个牌位拜天地,还得一块入洞房,还得晚上陪着那个牌位……坐着……”
我感到脑后阴风习习了。从此就有一个面容惨淡的少女,深夜里坐在一个牌位旁边,闪着一双茫然失神的大眼睛,常常在我心里出现。
又一次,黄昏时候我出城,刚走近城门楼,耳边嘣的一声爆响,吓了我一跳。定神一看,一个撅着八字小胡,穿水手衣服的日本人正在打城楼上的鸽子。一枪不中,他又要放第二枪,那群鸽子已扑楞楞地飞开了。他叽哩呱啦骂些我不懂的话,把枪往肩上一横,大踏步闯进城去,如入无人之境!我喘了一口粗气走出城来。“哦!那不是一只日本兵船?”它正耀武扬威地逼临着我们的海岸,像一个无赖骑在你脖了上,他还在你头上得意地呲着牙狞笑!
以上是“五四”以前我在家乡山东蓬莱小学,中学念书时碰到的事。当然,怪事还多得很,不过这两件我总忘不了。
二
旧日的北京大学,确是个古气沉沉的老大学。只是在1916年后,蔡元培先生来作校长,才带进了清新的空气。来自全国各地旧家庭的青年们,多少是受过老封建的压迫的,特别是在婚姻问题上。在学校接触到欧洲资产阶级的文化和思想,在蔡先生所倡导的自由学风下,对旧道德、旧文学嗅到了那股陈腐的气味!更重要的是:像春雷初动一般,《新青年》杂志惊醒了整个时代的青年。他们首先发现了自己是青年,又粗略地认识了自己的时代,再来看旧道德、旧文学,心中就生出了叛逆的种子。逐渐地以至于突然地,一些青年打碎了身上的枷锁,歌唱着冲出了封建的堡垒,确实感到自己是那时代的新青年了。当时在北大学生中曾了《新潮》《国民》两个杂志,作为青年进军的旗帜,来与《新青年》相呼应。
新事物的生长是必然要经过与旧事物的斗争而后壮大起来的。五四运动前夕的北大,一面是新思想、新文学的苗圃,一面也是旧思想、旧文学的荒园。当时不独校内与校外有斗争,校内自身也有斗争;不独先生之间有斗争,学生之间也有斗争,先生与学生之间也还是有斗争。比较表示的最幼稚而露骨的倒是学生之间的斗争。有人在灯窗下把鼻子贴在《文选》上看李善的小字注,同时就有人在窗外高歌拜伦的诗。在屋子的一角上,有人在摇头晃脑,抑扬顿挫地念着桐城派古文,在另一角上是几个人在讨论着娜拉走出“傀儡之家”以后,她的生活怎么办?念古文的人讨论者表示憎恶的神色,讨论者对念古文的人投以鄙视的眼光。前面说过学生中曾《新潮》与《国民》,但同时也了与之相对立的《国故》。这三种杂志的重要人都出在我们“五四”那年毕业班的中文系。大家除了唇舌相讥,笔锋相对外,上班时冤家相见,分外眼明,大有不能两立之势。甚至有的怀里还揣着小刀子。
当时大多数的先生是站在旧的一面,尤其在中文系。在新文*动前,黄侃先生教骈文,上班就骂散文;姚永朴老先生教散文,上班就骂骈文。新文*动时,他们彼此不骂了,上班都骂白话文。俞平伯先生同我参加《新潮》杂志社,先生骂我们是叛徒。可是我们不怕作叛徒了,旧道德变成那个骗娶少女的死鬼牌位了!时代给我们一股新的劲儿,什么都不怕。辜鸿铭拖着辫子给我们上欧洲文学史。可是他哪里是讲文学史,上班就宣传他那保皇党的一套!他在上面讲,我们就在下面咬耳朵:
“他的皇帝同他的辫子一样,早就该斩草除根了!”
“把他的辫子同他的皇帝一块儿给送进古物陈列所去!”
在新旧的相激相荡中,一部分搞新文学的人们无批判地接受欧洲资产阶级的思想与文化,更无分别地排斥自家的旧的一切,这偏向产生了不良的后果,但在当时,这种矫枉过正,也使他们敢于自信,更有力地打击了敌人。新文学终于在斗争中成长起来,为五四运动奠定了基础,同时五四运动更充实了新文学的内容,给它以真正的生命。
三
在“五四”时,我们还认识不到帝国主义与封建统治的内在联系性。但我们粗略地从历史看出:没有内奸是引不进外寇的。袁世凯想作皇帝,才签了*的二十一条,北洋军阀又都是*派,事实教导我们,把内奸与敌国联系起来了。当时的心情,恨内奸更甚于恨敌国,因为他们是中国人!
日本的二十一条像压在人民心上的一块大石头,总想掀掉它,青年们比谁都难忍受。1919年1月召开巴黎和会,中国提出取消二十一条及从战败国德国收回山东权利,这是中国人民的呼声也是正义的要求。4月底传来了巴黎和会拒绝我们的要求的消息,在青年心中烧起了怒火。5月3日晚间在北大第三院大礼堂召开各校代表大会,决定5月4日上午在*开大会。
5月4日是个无风的晴天,却总觉得头上是一天风云。各校的队伍向*汇成五千多人的示威洪流,在青年们还是生平第一次参加这样声势浩荡的群众运动。这洪流首先卷向东交民巷,向帝国主义者示威。队伍中响起愤怒的口号,飘扬着各种的标语:“中国是中国人的中国!”“废除二十一条”,“惩办卖*”,“拒绝签字和约”,“收回山东权利”……这口号,这标语,都像从火山口里喷出的烈火,燃烧着每个青年的心。
大队*东交民巷西口,帝国主义者在我们自己的土地上拒绝我们通过。洪流的怒潮就转向赵家楼卷进,卷向在二十一条上面签字的卖*曹汝霖的住宅。进了巷子,队伍挤了个水泄不透。
从我们的队伍自*出发,警察是始终跟在我们周围的。到了赵家楼,一些警察就集合起来,保护着曹家紧闭的大门。而重要的卖*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又恰好都在里面。群众的怒火是挡不住的,我们终于冲破了警察的包围,打进了大门。失算在于忘记堵住他的后门,学生前门进去,曹、陆二贼后门溜掉了。章宗祥逃跑不及,群众打了他个半死。搜索到下房,有人发现半桶煤油,就起了“烧这些杂种”的念头。
火发后大队就渐渐散去了。留在后面的被他们捕去了三十二人。当时还是无经验,若大家整队而入,整队而出,警察是捕不了人的。
四
5月7日被捕学生出狱,北京学生联合会,为便于继续奋斗起见,出了个《五七周刊》(五七也是日本在1915年为二十一条要求提出最后通牒的那一天)。它是一种小报形式,学生们在街头讲演时,可以随时分送给人的。记不清出到第二期还是第三期,就被警察扣留了。学生联合会派了四个人去警察总署办交涉,要求他们还我们的报。
警察总监吴炳湘又长又臭,夹软带硬地训了我们一顿,我们还是要他还我们的报。
“你们煽动军警造反!”我们知道这是因为学生在街头讲演时,也有军警站在人群中听,而且在最近周刊上有一篇《告军警书》。他们有些惴惴不安起来。我们还是要他还我们的报。
“怎么?”他的脸红涨得像灌肠。大叫:“给我扣下!”我们就被押送到一间阴湿发霉的小屋子里去了。
苦闷的是与外面隔绝。要报看,他们不给;要谈话,他们不准。我们盼望能有同学来通个消息也好。后来知道同学确曾来过,他们不让见。我们放心不下的是外面的运动,要知道的是外面的消息。但我们被隔绝了!成天躺着,两眼望着那小小的纸窗,它透进了外面的光明,可是遮住了外面的一切!
望倦了,我闭上眼,“五四”前夜各校代表大会上发言的热烈,*前胜利的会师,大队卷向赵家楼的壮举……一幕幕在我眼前出现了。我翻了个身,放枪的日本水手,娶少女为妻的死鬼牌位,隐约中还有那警察总监涨怒的肿眼泡子,在我将入睡的朦胧中,都迷迷离离,成为模糊一片了。
一个星期以后,我们被释放出来。运动在发展着,扩大着,街头上讲演的学生更多,听讲演的人群也更大了。我们当时,还不知道反帝反封建这个正确口号。可是“外争国权,内除*”的目标,实质上是反帝反封建的,也就表现了全国人民的要求。所以到“六三”运动时,上海各厂工人罢工,唐山、长辛店、沪宁路的铁路工人罢工,与学生运动汇成了洪流。上海及其他商埠商人也举行罢市。运动的队伍壮大了,已发展成为全国范围的革命运动了。“一二·一六。”
………【第六十章 小曼日记】………
陆小曼
现在我一个人静悄悄的独坐在书桌前,耳边只听见街上一声两声的打更声,院子里静得连风吹树叶的声音都没有,什么都睡了,为什么我放着软绵绵的床不去睡,别人都一个个正浓浓的做着不同的梦,我一个人倒肯冷清清的呆坐着呢?为谁,怨谁?摩,只怕只有你明白吧!我现在一切急,恨,哀,痛,都不放在心里,我只是放心不下你,我闭着眼好像看见你一个人和衣耽在车厢里,手里拿了一本书,可是我敢说你是一句也没有看进去,皱着眉闭着眼的苦想,车声风声大的也分不出你我,窗外是黑得一样也看不出,车里虽有暗暗的一支小灯,可也照不出什么来。在这样惨淡的情形下,叫你一个人去受,叫我哪能不想着就要发疯:摩!我害了你,事到如今我也明知没有办法的了,只好劝你忍着些吧?你快不要独自惆怅,你快不要让眼前风光飞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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