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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外名家精品文集-第1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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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又告诉我们四条下手的方法，其中第四条最可注意。他说：
要认定了政治是我们唯一的目的，改良政治是我们唯一的义务。不要再上人家当，说改良政治要从实业教育着手。
这是在君的政治信念。他相信，政治不良，一切实业教育都办不好。所以他要我们少数人挑起改良政治的担子来。
然而在君究竟是英国自由教育的产儿，他的科学训练使他不能相信一切破坏的革命的方式。他曾说：
我们是救火的，不是趁火打劫的
其实他的意思是要说，
我们是来救火的，不是来放火的。
照他的教育训练看来，用暴力的革命总不免是“放火”，更不免要容纳无数“趁火打劫”的人。所以他只能期待“少数里的少数，优秀里的优秀”起来担负改良政治的责任，而不能提倡那放火式的大革命。
然而*十五六年之间，放火式的革命到底来了，并且风靡了全国。在那个革命大潮流里，改良主义者的丁在君当然成了罪人了。在那个时代，在君曾对我说：“许子将说曹孟德可以做‘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我们这班人恐怕只可以做‘治世之能臣，乱世之饭桶’罢！”
这句自嘲的话，也正是在君自赞的话。他毕竟自信是“治世之能臣”。他不是革命的材料，但他所办的事，无一事不能办的顶好。他办一个地质研究班，就可以造出许多奠定地质学的台柱子；他办一个地质调查所，就能在极困难的环境之下造成一个全世界知名的科学研究中心；他做了不到一年的上海总办，就能建立起一个大上海市的政治，财政，公共卫生的现代式基础；他做了一年半的中央研究院的总干事，就把这个全国最大的科学研究机关重新建立在一个合理而*的基础之上。他这二十多年的建设成绩是不愧负他的科学训练的。
在君的为人是最可敬爱，最可亲爱的。他的奇怪的眼光，他的虬起的德国威廉皇帝式的胡子，都使小孩子和女人见了害怕。他对不喜欢的人，总是斜着头，从眼镜的上边看他，眼睛露出白珠多，黑珠少，怪可嫌的！我曾对他说：“从前史书上说阮籍能作青白眼，我向来不懂得；自从认得了你，我才明白了‘白眼对人’是怎样一回事！”他听了大笑。其实同他熟了，我们都只觉得他是一个最和蔼慈祥的人。他自己没有儿女，所以他最喜欢小孩子，最爱同小孩子玩，有时候他伏在地上作马给他们骑。他对朋友最热心，待朋友如同自己的弟兄儿女一样。他认得我不久之后，有一次他看见我喝醉了酒，他十分不放心，不但劝我戒酒，还从《尝试集》里挑了我的几句戒酒诗，请梁任公先生写在扇子上送给我。（可惜这把扇子丢了！）十多年前，我病了两年，他说我的家庭生活太不舒适，硬逼我们搬家；他自己替我们看定了一所房子，我的夫人嫌每月八十元的房租太贵，那时我不在北京，在君和房主说妥，每月向我的夫人收七十元，他自己代我垫付十元！这样热心爱管闲事的朋友是世间很少见的。他不但这样待我，他待老辈朋友，如梁任公先生，如葛利普先生，都是这样亲切的爱护，把他们当作他最心爱的小孩子看待！
他对于青年学生，也是这样的热心；有过必规劝，有成绩则赞不绝口。*十八年，我回到北平，第一天在一个宴会上遇见在君，他第一句话就说：“你来，你来，我给你介绍赵亚会！这是我们地质学古生物学新出的一个天才，今年得地质奖学金的！”他那时脸上的高兴快乐是使我很感动的。后来赵亚会先生在云南被土匪打死了，在君哭了许多次，到处为他出力征募抚恤金。他自己担任亚会的儿子的教育责任，暑假带他同去歇夏，自己督责他补功课；他南迁后，把他也带到南京转学，使他可以时常督教他。
在君是个科学家，但他很有文学天才；他写古文白话文都是很好的。他写的英文可算是中国人之中的一把高手，比许多学英国文学的人高明的多多。他也爱读英法文学书；凡是罗素，威尔士，J。M。Keynes的新著作，他都全购读。他早年喜欢写中国律诗，近年听了我的劝告，他不仅作律诗人，有时还作绝句小诗，也都清丽可喜。朱经农先生的纪念文里有在君得病前一日的《衡山纪游诗》四首，其中至少有两首是很好的。他去年在莫干山做了一首骂竹子的五言诗，被林语堂先生登在《宇宙风》上，是大家知道的。*二十年，他在秦皇岛避暑，有一天去游北戴河，做了两首怀我的诗，其中一首云：
峰头各采山花戴，海上同看明月生：
此乐如今七寒暑，问君何日践新盟。
后来我去秦皇岛住了十天，临别时在君用元微之送白乐天的诗韵做了两首诗送我：
留君至再君休怪，十日留连别更难。
从此听涛深夜生，海天漠漠不成欢！
逢君每觉青来眼，顾我而今白到须。
此别原知旬日事，小儿女态未能无。
这三首诗都可以表现他待朋友的情谊之厚。今年他死后，我重翻我的旧日记，重读这几首诗，真有不堪回忆之感，我也用无微之的原韵，写了这两首诗纪念他：
明知一死了百愿，无奈余哀欲绝难！
高谈看月听涛坐，从此终生无此欢！
爱憎能作青白眼，妩媚不嫌虬怒须。
捧出心肝待朋友，如此风流一代无。
这样一个朋友，这样一个人，是不会死的。他的工作，他的影响，他的流风遗韵，是永远留在许多后死的朋友的心里的。
一九三六年二月九日
………【第五十七章 一九四〇级】………
徐訏
一
香港九龙间隔着一个海峡，往返必须轮渡，那里很容易碰到许多你想不到的熟人，掀起你古旧的记忆，我碰到过过去还是抱在手里的孩子，现在已经长成很漂亮的少女；我碰到过过去喧赫一时的官僚，现在变成零落憔悴的旅客；我碰到过过去爱摆架子的商人，现在谦恭地对谁都在打躬作揖；我碰到过过去红极一时的小姐，现在流落为枯萎自卑的老姬；我还碰到过过去贫困无依的朋友，如今变成了骄气凌人的豪客；我还碰到过过去低首下心钻谋名位的女伶，现在安详地做富绅的外妾；我还碰到过过去豪语惊人的政客，现在缄默低叹像一条刚从水里捉上了的鱼；我还碰到过过去我招呼他而不理我的人，现在很亲切地对我称兄道弟，问我借一点钱，说是为付饭钱或房金；当然，我还常见过过去平淡，现在也还是平淡的人……这一切，虽都曾使我惊讶，但见多了也就觉得这原是人生的变幻，而我所见的也许正是你所见的。
然而昨天我在渡轮上竟碰见了江上云。
我正低着头在看报，突然有人在我身边叫我：
“你是不是×先生。”我抬头一看，不认识，我只得“啊……唔……”地用客气的声音同他招呼了一下。心里在想他到底是谁。他穿一套很讲究的西装，头发很整洁，上唇蓄着很漂亮的胡髭，眼睛发着自尊与自信的光芒。他在我的旁边坐下，于是露着骄傲而自信的笑容，说：
“你不认识我了，我是江上云。”
“啊，江先生，你在这里？”我心里想：“他怎么变了这许多？”
二
江上云是一个我生平最不了解的人。抗战开始的时候，我在重庆一个大学里担任小说研究与习作的课程时，在讲堂上碰到一个衣裳不讲究，头发很乱，胡髭常常不刮，年纪看来比我还大的学生，下课以后，他到我的地方来，他告诉我他叫江上云。这是一个我在哲学季刊里常见到的名字，他在那里发表的关于中国古代哲学研究的文章，很有成绩，不用说，我在中国古代哲学上的修养是远不如他的，我当时就致我对他的敬意；他告诉我他是哲学研究所的研究员，但是他觉得中国没有研究哲学的环境，他要写小说。他要在文艺里表现他所获得的哲理与所信仰的人生，所以来选我的课。他又告诉我他已经写了好些小说，写的时候很得意，但过后拿上看看越看越不喜欢，所以他希望我替他看看，究竟毛病在什么地方。他既是选了我的课，这当然是我的职责，我当时就叫他拿来，答应他一定仔细拜读。他于第二天就交我一包稿子，我费了几天工夫，才把它读完。我发觉他实在不是一个该写小说的人。他的文字也许很好，但不是写小说的文字；他的故事也许很好，但不是小说的故事；他的布局组织也是有条有理，但不是小说的结构，我感到这一切，但竟说不出一个理由。我对他还不熟，不愿太扫他的兴，我当时想也许关于小说技术与作法一类的书对他是有用的，我就指几本给他去阅读，我劝他看了以后再写别的。
湖光塔影两星期以后，他把他的新作交我，说是他读了我所介绍的书以后的作品；奇怪，还是不像小说；我发现他缺少一点我所不能说明白的基本条件；他所取的故事也有好的，但是他写得不好，似乎不必描写的地方，他写得很多，而应当描写的地方他又忽略。他布置得很好的场面，竟没有气氛；他设想得很好的人物，偏是毫无生气；他的笔墨清楚有理，但没有情感；他的素材，很合逻辑，但似乎他只能对它们了解，没有对它们同情。
他在小说主题中寄托他的哲理，但读者很难把握到他的主题；他在对白中安顿他的怀疑与信仰，但与说话的人物缺少个性的统一，无法唤起读者的共鸣；他为完成他的主题，不借创造古怪的人物；他的故事只是他发挥他的哲理的间架，架起架子，发表了他的哲理，就此结束，所以没有一个故事是发展得完美的。小说不能脱离人生，因此小说可容纳的哲理也应当有关于人生，但是他借小说所发挥的有许多竟是非常古怪的哲学上问题，几乎读者很不容易知道他所要说的是什么。
我诚恳地把我的印象同他谈，我说与其这样写小说，不如写论文，或者索兴写尼采，巴斯克所写一类的思想录，以文艺论文艺，以小说论小说，他的三四千字的小说都好像是长篇小说的说明书，我举出我记得清楚的几篇，同他讨论到故事主题人物对白一类的问题。
他似乎很接受我的意见，马上把我说到的几篇作品重新改写，改写后又拿给我看，我还是说它不能称为完整的小说；如此一改二改，他似乎非常有耐心非常努力的做。过了很久，我觉得他实在是一个不宜于写小说的人，他太理智，太科学，他的才力一定是在别一方面，于是有一次，我估计我们的交情也够得上让我说实话了，我在一个还给他作品的场合对他说：
“假如你以为我够得上称为是你的朋友，我想老老实实说几句话。”
“怎么？”他笑了，他的笑容常含着沉思，他说：“你明知道我是喜欢说老实话的。”
“我很奇怪你会不喜欢研究你的哲学。”
“你以为我写创作是无望吗？”
“不是这个意思。”我说：“我只觉得每个人有他的一种倾向，逆着他自己的倾向的，常常费力大而成功少。”
“你是说我没有文艺天才？”他直率地问我。
“天才只是一种倾向，*的与心理的倾向。”我说：“你的天才也许是属于哲学的，也许属于科学的。那么研究哲学或科学不是费事少而成功多么？”
他不响。
“写创作的人常常是一种弄通了文字以后，而不适宜做任何事情的人。”
他还是不响。我又说：
“我们读到许多毫无意义毫无价值的小说，浅薄的甚至无聊的小说，但总是小说，是不是？能在小说里面表达深刻的哲理与崇高的理想，当然高于普通的小说。但成功还在要是小说，如不成为小说，则不必用小说的形式，是不是？这等于酒，任何药酒，必须是酒，否则不妨叫做药。”
他不响，也没有什么表情，但是我注视着他，等他的反应，他于是不得不开口了，他说：
“我以为我的缺点都因为我表现的习惯是论理的，不是美学的。”
“那么你应当是一个批评家。”我说：“我可以告诉你，没有作家肯像你一样的承认自己作品的缺点，他们都以为自己的作品是杰作。”
“这难道也……”
“这就是说你太会鉴别，”我说：“太会鉴别的人往往缺少创作力。”
“我觉得你只是一个天才论者。”他说着又笑了，他的笑容是骄傲的。
我当时就没有再把这问题说下去。
自从那次以后，他虽然还来上我的课，但不再把他的作品给我看了。
学年终了以后，悠长的暑假我住在乡下，自然没有机会碰见江上云；第二学期我没有再去教书，天已经凉下来了，有一天，在路上忽然碰到了他，他很热情的跑来叫我：
“×先生！”
“啊，江先生，好久不见。”他马上同我拉拉手。
“我现在比较忙一点，我还在一个中学教书。”他说。
“你还在哲学研究所？”
“是的。”
“我想你一定很有收获。”
“我没有什么兴趣，”他露出似乎很自信的笑容说：“我在写一个长篇小说。”
“真的？”我不相信他自己竟会满意他所写的，我顺便说一句：“写了很多了？”
“我只写出一个纲要。”他说：“就预备开始写。”
“预备写多少字？”
“大概要写五百万字。”
“五百万字？”我吃惊了。
“所以刚刚开头。”
“是不是同法国江河小说一样……”
“不，不，”他自信地笑着说：“完全是一个故事。”
“我希望你会完成。”
“这个主题……”他忽然说：“隔天我来拜访你，我是想同你谈谈，我的材料是非常现实的……这是以……。”
“隔天我们细谈。”我想马路上总是谈不完的，所以就打断了他的话，我说：“星期日早晨我总在家，你来吃中饭。”
我于是又同他拉拉手，就走开了
三
星期日，他果然带着一包稿子来了。我招待他坐下以后，他就很快的提到他的长篇小说。他告诉我他现在在一个女子中学校教书，一班里有三十六个女生，她们要在一九四〇年毕业，那里面有好看的，有难看的；有富家出身的小姐，有贫困家庭的女孩；有的聪敏，有的愚笨；有的活泼，有的痴呆；有的骄傲，有的谦逊；有的脾气大，有的性情好；有的健康，有的病弱……他的小说就是以这三十六个女孩子为主角，从一九四〇年写到一九六〇年，看每个人的变迁，各人有不同的命运与机遇，造成了各种的综错。有的一毕业就嫁人，有的进了大学，有的到别处流浪，有的爱好歌唱，有的做了明星，有的沦落为娼，有的成为要人的太太，有的终身嫁不出去，在大学里教书到老……
我听着他讲，但是我心里对他的话竟不十分感到兴趣。他好像也感觉到似的，忽然不说了，打开了他带来的一包稿子，拿出一张图表。翻过去又是一张图表，几张图表以后，是他的详尽纲要，这，使我吃惊了。
原来他的三十六个主角的籍贯、年龄、面貌、家庭情况、个性、际遇，一一都已规定。我再翻下去，发觉那纲要竟是一本计划书，凡二十年所发生的事件与变迁，他也完全想好。厚厚一本稿子，小小的字，竟全部是那部小说写作的计划。
我对于他的工作开始发生了好奇的兴趣，我随便翻阅几张，我看他像编年史似的计划书，觉得非常可笑，我读着他的原稿说：
“一九四六年，李翠兰的独唱会在上海举行，军政各界的要人都送花篮，报纸上都有她的名字。她想到一生的努力始终默默无闻，而同××部长同居以后，方有今日，究竟她的成功是她的歌唱，还是她不正当的身份……你写的是将来，但大部份小说是写过去，写将来的小说决不能这样现实……你怎么知道一九四六年的上海是怎么样？人口有多少，大楼有多少，也许早不是你现在所想象的都市了……”
“不，不”我的话还没有完，他已经接着说：“你知道我要用二十年的时间来写这部书，所以现在说起来虽是将来，我写到一九四六年的时候，已是过去了。”
“但是这大纲在那时就有许多都不能用了。”
“我写的时候自然要随时改的。”
“那为什么不写过去，比方你把一九四〇年，改到一九二〇年，那不是比较便当么？”我说。
“一九二〇年的情形，我太不熟识，我对它没有想象；我要写我切身所观察的所体验的，我一开头就是那群女孩子在抗战中各种心理，随着家庭的际遇有不同的想法，有的父亲是发国难财的，有的是官僚，有的是穷教员，有的家庭被战火毁了，一个人被亲戚扶养的……”
“那么你预备每年写每年的故事。”
“我想是的。”他说：“二十年以后，如果我可以完成这部著作，那也不错了。”
我对于他这种忠于工作的热诚非常感动，我说：
“这当然是一个了不得的计划，这二十年我想正是抗战从艰难到胜利，国家从疲惫到复兴，世界从贫穷到繁荣的时代，你的作品恰好代表了这个时代；你的这部著作完成的时候，怕中国也已是一个第一流的工业国家；如果我们可以碰到，我一定要庆祝你的成功。”
“你以为抗战胜利后，中国会马上变成富庶太平的乐土吗？”
“我希望如此。”
“至少还要经过很多的变化。”他露出非常自信与骄傲的笑容说：“我们这辈子以及我小说里人物的那辈子都不会有幸福的日子。”
“那么你的大纲里的人物都是在痛苦悲惨的局面下展开着了？”
“自然，”他说：“她门有些是苟延残喘的活着，有些抱着一个理想在奋斗，有些被人利用，有些被人出卖，有些发了财而不幸福，有些看破一切，有些执迷名利，有些自杀，有些被杀……总之，在这二十年的时期中，她们那辈子在摸索探求中过着黑暗的日子。”
“同我们一辈子一样？”
“比我们这一辈还贫穷渺茫悲惨。”
“这是你的主题？”
“也许是的。”他说：“但是我主要的是写这些人在这个时代中的心理，根据她们的环境与传统，以及遗传，从少女到中年。我特别写每个人都是向上的良善的人物，但结果竟都在黑暗中做自己不想做的事。”
“我想这一定是一部了不得的作品！”我说：“你的主角三十六个人，其他的人物一定还要多。”
“主角三十六人，重要的人物一百九十七个，不重要的两百四十八个。”他不假思索说。
“我想这将是一部世界上空前的伟大的作品了。”我说。
“所以请你先看看我这部大纲，”他说：“希望你给我一点意见。”
“我很高兴。”我说：“我希望我可以有意见贡献给你。”
这时候，有人来看我，他就站起来说：
“谢谢你，那么这本大纲留在这里，我隔天来拿。”
我送他出门，在路上，他忽然说：
“这三十六个主角，我在大纲里用的都是真名字。”
“什么叫真名字？”
“都是我班上学生的名字。”他说：“这样我不会混淆，不会搅错，我对于这些人的个性面貌有一个直接的印象。”
“这很有趣。”我说：“将来你也不预备改么？”
“你以为呢？”
“我想写的时候还是改去好，因为你的时候，她们看了多不好。”
他点点头，就同我拉拉手走了。
四
“一九四〇级”的大纲真是使我惊奇了。我抱着没有十分信任心的态度翻阅了一遍，但不得不使我读第二遍，第三遍。我发现他所用的功夫实在有点惊人，他把每一个的家世出身环境都写得仔仔细细，再写她们的个性，用这个个性与以后的际遇互相推移，使一切悲剧喜剧的形成都有根源，他布置好许多场合，对这些场合的反应，人物的行为都可以寻出根源，他在这里运用了佛洛依德的原理，行为主义以及完形学派的心理学根据，在许多场合上，他循着社会心理学的法则以及历史的观点……这真是一个了不得的计划。
大纲里有一切小说里的场面，战争，革命，罢工，罢课，流血，杀人，放火，自杀，*，流浪，打猎，投机，赌博，政治上的勾心斗角，商业上的各种伎俩，奢侈的生活，圣洁的恋爱，清风明月的归隐，小桥流水的农庄。私订终身后花园，月黑风高的夜劫；人物更是包罗万象，小贩，尼姑，大官，富豪，学生，农民，妓女，工人，志士，侠客……，地区纵横整个的中国，蒙古*新疆东北河南广东……没有一省不伸展到的。总之，一切一切都是应有尽有，与其说是一部小说的大纲，不如说是小说的百科全书。
我细读三遍以后，我还是觉得他对于未来的事情怎么可以这样肯定的在布局，他写到抗战胜利，写到官僚贪污，写到人民不满，写到农民暴动，学生紊乱，写到国际纠纷，冲突，甚至写到许多细节……如果这些都要随时改动，那么这大纲等于没有用。而他的人物，所谓主角三十六人，每人都有她的发展，成了三十六条主线，这些主线虽也有点纠葛，但并无总结的归宿，那么大可以写成三十六部小说，用不着合作一部来写。至于他所策划的庞大复杂的故事间，竟也缺乏一种联系，这样的写法，一个故事继续一个故事，不用说五百万字，只要有时间，一两千万字也是写得下去，这等于笑话里所讲的曹*兵马八百万过独木小桥，一个又一个可以一辈子也过不完，我想如果用他的大纲，大可以约五六十个人集体来写，那么不到一年就可以完成了。但无论如何，这大纲的精密的设计与宏大的规模是可敬佩的。
三天以后，他来看我，我把我的意见同他说了，但是他的答复是很奇怪的。他说对于未来国际与国内政治经济的变迁，他的臆设是决不会错的，他使那些人物通过那些年代就是所有人物的归宿，于是他说他将忠于写实主义，所谓故事的联系性与统一性是平庸的小说技巧，而实际人生就是这样散漫。
他的话自然有他的道理，但是我总觉得他这种哲学的头脑似乎始终踏不进艺术的境界，不过，要这方面使他同我有相同的感觉实在很难，而也许小说也的确可以有这样一派，我不想多说，但关于他对于未来事情的预约，我觉得即使他所料大致不错，时间变化综错当然不会全对。而这点他竟也不愿接受。他说这些他当然预备随写随改，他要用一生的时间与精力专写这一部小说。
此后我就谈到他大纲可敬佩的地方，夸赞他所用的功夫与学理根据的精密，他说，“为这部小说，我还研究了地理，研究各地的风俗人情，我还研究了心理学社会学民俗学；我还研究了命相学。”
“命相学？”我奇怪了。
“是的”，他说：“我根据命相学研究我三十六个学生的个性与命运，出身与际遇。”
“这难道也有哲学上的根据么？”
“当然，”他自信地笑着说：“命相学原是前人从个别的实际情形归纳起来的原理，我们从这些原理去发现个别的际遇与命运。”
“发现个性或者可能。”我说：“但发现命运我总不能相信，比方说一个人现在被汽车撞了，这是多么偶然的事情，怎么可以在命相里看到。”
“但是我觉个性与环境结合就是命运。”他说：“比方一个人被汽车撞了，他的个性一定是注意力不集中，平常就恍恍惚惚的，再加上那天也许同情人吵架，也许喝醉酒，也许受了什么刺激；也很可能他下意识里一直想自杀。总之，我从命相学里的确得到许多启示。”
“这很有趣味。”我说：“人生有时很神秘，你的三十六个学生，都有不同的命运，将来如果将你所写命运同她们实在发展的比较比较，一定更有趣，如果她们都是我的朋友，一直同我通着信或者保住什么联系，使我知道她们每一个人的前途，再同你想出来的小说比较比较，我想这会是非常神秘的，但我相信这一定同你的小说里的设想是不同的。你虽说你的小说采取写实的态度，而实际完全是浪漫主义的故事。这倒是我自己常常说的，伟大的小说一定是具有浪漫主义的气魄与写实主义的手法，你的作品我想会实现我的理想。我觉得你的时代与环境必须根据历史的事实，但人物则不必拘于她们自然的发展，如果像你现在这样，连名字都会影响你的想象，那么你一定会被她们的生活所拘泥，而我相信她们大部分的演变，是嫁一个男人，无论是贫是富，过着家庭生活，养几个小孩，跳跳舞，打打牌，度一辈子吧了。”
“但是我并不是要把这三十六个人写成个个是英雄，我不过是觉得她们在时代中一定有挣扎，奋斗，熬受。一定有成败，得失，升降。”
“但这些大都是心理的，决不是在行为上穿过一切你小说的场合在表现。”
我们谈话并没有什么结果，他忽然问我愿不愿意会见他小说里三十六个的主角，他可以请我去演讲，为我介绍这三十六个人，使我有一个印象，那么他可以根据命相学告诉我每个人的命运。
我谢绝了他的好意，我告诉他如果我见了这三十六个人，我能够经常知道她们日后的演变，这也许是有趣的，但这也是一件伟大的工作，而且是不可能的；要是只见一次，那也许反妨碍我对于他小说意见。
在这一次谈话中，我发觉了他对于时代的演变完全是作为故事的场合，而对于人的演变又拘于现实的对象，而这些对象竟是他的学生，我觉得他的小说如果写出来一定是一个很怪的作品。
五
那次以后，我跑到了成都，我好久不再知道江上云巨著进行的情形，一直到天气又冷下来，西风扫着落叶的时节，我接受一个书局的聘约，编一本文艺刊物，我又想到了江上云，我写信给他，请他写点短稿。我的信很短，但结尾处我询及了他的巨著的进行。
一星期后，我接到他的回信，没有寄我稿子，他在信里先感谢我想到他，接着告诉我他现在什么短稿都不写，专心致志在写那部巨大的小说，于是他用很大的篇幅同我谈他的小说。他第一先说，在他工作进行之中，他已经发现我对于年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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