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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特勒传-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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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即使是这个年龄的希特勒，其说服力也是异乎寻常的。讲究实际的父亲于是便答应让儿子到首都去试一个时期。说服了他的论点之一是，库斯特尔将与一个真诚学艺术的学生住在一起。
为了将去维也纳后永不再回来的决定告诉他的监护人，希特勒再次去了里昂丁。这次，没有一点儿争论。梅洛福先生虽然有点勉强，却也满口答应——他对女儿说，这样做是他的责任。此后几星期，阿道夫与安吉拉和约翰娜婶婶住在一起，将家事作了最后的安排。至此时，所有债务均已清算完毕，包括丧葬费３７０克朗在内。阿道夫也谢过了各位邻居，感谢他们在他母亲病中所给予的帮助。他尤其感激邮电局长夫妇，还赠给他们一张自己画的画。一切债务还清后，由于克拉拉生前省吃俭用，其遗产尚能结余３０００多克朗。由于安吉拉承担了照料１１岁的保拉的责任，她所得到的有可能超过三分之二。后来，小阿洛伊斯·希特勒告诉他的儿子，他曾说服阿道夫“将他们应得的遗产转给女孩子们”因为拉波尔一家缺乏资金，阿道夫立即将他那份给了安吉拉，阿洛伊斯则将他的给了保拉。这如果属实，那末，阿道夫在维也纳开始其生涯的钱就很少了：孤儿津贴加他继承的遗产的剩余部分。
２月初，维也纳出乎意料传来消息说，有个邻居已说服了皇家剧院的舞台设计阿尔弗里德·罗勒教授，他已同意看看阿道夫的画，并为他的职业提出咨询。这大大鼓舞了希特勒。
也有助于他将家人的反对意见压下去。希特勒作出了去维也纳的计划。１９０８年２月１０日，他填写了自己和保拉领取孤儿津贴的表格。三天后，表格被退了回来，还附来一份通知，说表格还应由他们的监护人签署。阿道夫把表格转给了梅洛福先生，但他未等津贴办公室的答复，便迫不及待地打点行装（包括衣裳、书籍和绘画材料）告别了家人，永远离开了布鲁登加斯９号。
库斯特尔到火车站为他送行——大概是２月１７日。候车时，希特勒谈到了斯特芬妮。他说，他还未向她自我介绍，但可能会给她写信。火车开动后，阿道夫将头伸出窗外，喊道：“快点跟我来呀，库斯特尔。”
这个年轻人不知是否读过荷拉西奥·阿尔杰的激动人心的作品，如果读过，这虽然值得怀疑，他肯定会觉得阿尔杰的主人公与他相似。他坐的是三等车厢，票价是五个半克朗。５小时后，１８岁的阿道夫·希特勒第三次来到了维也纳这个魔术般的城市。从维斯巴诺夫至斯通帕大街２９号查克雷斯太太家只需步行５分钟，但由于他带着大件行李，这段路肯定是很难走的。那年１月，天气虽然沉闷，阿道夫却神采奕奕。２月１８日，他给库比席克寄了一封热情洋溢的明信片：“亲爱”的朋友：焦急地等待着你前来的消息。你一定要来，并快点写信告诉我，以便我作好准备，好好地迎接你。全维也纳都在等待……正如我们说过的，你先与我住在一起，以后再看情况如何。在所谓的政府当铺里，只要花５０—６０弗罗令便可买到钢琴。特向你和你的双亲致意。我再次请你快来！
你的朋友阿道夫·希特勒５天后，那是个大雾弥漫的星期天，库斯特尔身背一个“盛满了食物”的棕色帆布袋，来到了维斯巴诺夫。正当他站在候车室被车站的繁忙景象弄得不知所措时，他瞧见业已成为维也纳市民的阿道夫向他走来。“他身穿高级黑大衣，头戴黑帽，手中拿着那根象牙柄手杖。看上去，他真是风度翩翩。”
阿道夫见朋友前来，高兴极了，连忙亲吻朋友的面颊。两人各执口袋一耳，消失在沸腾的闹市中。那时天色已黑，但弧光灯将车站广场照得“如同白昼。”
他们跨进威武雄壮的斯通帕加斯２９号的宽敞的大门，走过一个小小的院落，来到了一座较破旧的楼前。他们艰苦地沿着黑暗的楼梯走上二楼。房内，到处是画稿。阿道夫在桌上铺好一张报纸，将自己仅有的食物——牛奶、香肠和面包——放在桌上。库比席克将这些食品推在一旁，像魔术师似的从帆布口袋里将烤肉、刚烤好的面包、奶酪、果酱、咖啡等一件一件取出来。“是呀”据说阿道夫曾喊过，“这才叫有母亲哪！”
吃完饭后，希特勒坚持要带已经疲倦不堪的朋友出去逛市容。“不看看马戏场，库比席克你怎么能睡得着呢？”
首先，阿道夫带他参观了辉煌的“歌剧院”——“我只觉得，自己好像置身于另一个行星，印象真是深刻，简直使我倾倒”——然后去了雅致的圣·斯特藩塔楼。之后，阿道夫又坚持让他见识见识“特别的东西”——小巧玲珑的圣·玛丽亚·格斯特拉德教堂。但是，由于雾色迷茫，库比席克看不见多少东西，巴不得早点回去，但一直到深夜过后他们才回到家。库比席克连忙爬进房东老太太给他收拾好的地铺。
因为房间太小，住不下两个人和放一架大钢琴，善于言辞的阿道夫说服了查克雷斯太太，将她的大屋换给他们。他们同意增加一倍的租金，即每月２０克朗。没想到钢琴占地太大，而踱步又是阿道夫之必需，所以，室内的家具便又重新安排了一番，给阿道夫腾出了三步长的空地。
不到两天，库斯特尔便在音乐学院登记上了，还通过了入学考试。“我没想到我的朋友这样聪明”希特勒简短地评论说。对此后几星期内库比席克所取得的进步他也不感兴趣。
一天，库斯特尔的一个年轻漂亮的女同学来访，他竟大闹了一通。她走后，希特勒一边踱步，一边大放厥词，说：“女人求学，那是胡闹。”
库比席克觉得，“阿道夫神经错乱。因为一点点小事，竟大发雷霆。”
无论库比席克做什么，总不合希特勒的口味。“使我们很难在一起生活……他与世不合，在挣扎。在他看来，处处都存在不义、仇恨和敌对情绪。”
其实，希特勒自己的落第才是根本的原因。一天，他突然大声痛斥美术学院。这样，他仇世的原因便昭然若揭了。
“……都是些头脑硬化的老顽固，官僚！都是些不通情达理的蠢货！整个学院都该炸掉！”
他脸色铁青，双眼（“有些凶恶”放射着仇恨的光芒。后来，他终于泄露了真情，原来他被赶出来了，落选了。“现在怎么办？”
库比席克关心地问。希特勒在桌旁坐下，开始看书。“没有关系”他平静地回答说。
尽管他侈谈有决心取得成功，他仍不得不依靠罗勒教授的帮助。几次，他手中提着皮包，前往这位名扬四海的舞台设计师的画室，却没有胆量去敲门。最后，他把介绍信撕得粉碎，“省得日后再受它的引诱”他这一举动，可能是怕自己的作品不够水准所致，也可能是内心之失败感使然，或者完全是因为罗勒名望过高而不敢去求见。
在希特勒离开林嗣后约一星期，梅洛福先生得到津贴办公室的通知，得知保拉和阿道夫·希特勒每人每年将得到３００克朗，一直领到年满２４岁。津贴办公室授权梅洛福先生全权处理每年应领的６００克朗，而他则决定每月分给每个孤儿２５个克朗。
这笔定期款子（相当于现时的６块美元）毫无疑问，给希特勒带来了新的希望。但是，假定遗产中的６５０个克朗仍大部归他所有，生活仍是相当艰苦的。他的同室后来说，希特勒常常挨饿。“一连５天，他都靠牛奶、面包和黄油度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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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比席克从不知道希特勒究竟有多少钱。他猜想，“希特勒一定为钱少而暗暗含辱。有时候，他一生气便高声怒喊‘真是牛马不如的生活！’”希特勒一星期要去伯格戏院或歌剧院几次，所需费用都是靠省吃俭用得来的——例如，裤子是放在席子底下“熨”的。
希特勒也不愿与女孩子们坐在一起，因为“她们所追求的不外乎是打情骂俏”在不准女人进去的舞场里，他花两克朗的高价，硬要库比席克与他同行。较长的歌剧，他们是从未看完便离场的，因为他们必须于晚上９时４５分离开，赶在斯通帕加斯９号关门前到家，否则就要给看门人小费。回房后，希特勒便强迫库比席克将未看完的部分用钢琴弹出来给他听。
瓦格纳的作品希特勒是百听不厌的。即使古斯特尔要去看威尔弟（１８１３—１９０１，意大利歌剧作曲家——译注）作品的首轮演出，希特勒也要拉他去皇家剧院看瓦格纳作品的第二轮演出。瓦格纳的音乐使他心旷神怡，“使他遁进他所需要的神秘世界，以忍受他那狂乱的天性所带来的紧张。“阿道夫最喜欢的《罗安格林》他们就在一起看了１０次。”
诗歌会”（１４—１６世纪时在德国主要城市兴起，其成员多为劳工阶层——译注）也同样使他入迷，他常常援引第二幕里的几行诗：我仍不能成功。
感觉到了，但我不能明了，不能留住，亦不能忘怀，若执之，又不能衡量。
有几次，库比席克诱他去看了威尔第的歌剧，但希特勒只赞同“阿伊达”他对虚假的舞台效果大加反对。“如果没有刀，这些意大利人该怎么办？”
一天，他听见街头手风琴手在演奏《贵妇与庶民》便喊道：“那就是你的威尔第！你想想，罗安格林的故事能用手风琴演奏吗？”
多少个夜晚，两个年轻人都一起参加音乐会——因为库比席克是音乐学院的，他能搞到免费票。阿道夫居然也开始“嗜好交响乐”这使库比席克感到惊奇。希特勒特别喜欢浪漫主义作曲家——韦伯、舒伯特、门德尔松和舒曼。他所喜欢的作曲家还有布鲁克纳、贝多芬和格里格——他们的Ａ小调钢琴协奏曲常常使他感动。
缺乏金钱，这并未使他们的维也纳的光辉变得暗淡。那时正是歌剧和音乐的黄金时代。古斯塔夫·马勒刚退出皇家剧院，并加盟纽约市的“大都市乐团”但留下了许多辉煌之作，其中许多是罗勒设计的。尤其著名的是他们合作的作品《黎恩济》以及《戒指》的第一、二部分。新任导演费力克斯·文加纳，由于删去了马勒的某部作品里的某些情节，招来了某些愤怒。但他仍在完成他的前任未完成的《戒指》由罗勒重新进行舞台设计。顺便提一句，两位导演都是犹太人。在维也纳文学艺术界有成就的人物中，许多都是犹太人，例如，雨果、冯·霍夫曼斯达尔、阿瑟·施尼茨勒、理查德·比尔·霍夫曼，以及赫尔曼·巴尔都是犹太人。
那时的维也纳，正是奥匈帝国全盛时代末期的首府，是个语言混杂、没有统一语言的城市；人口来自奥匈帝国的四面八方，是个光辉夺目的大都会；在那里，生活的乐趣与城市的没落并存。从传统上说，哈斯堡王朝是德国式的，但其城市却是独特的。维也纳不仅是财政金融的首府，也是时装和文化的首府。与德国不同，它是彼此不相协调的民族的熔炉。“由于多少世纪以来，斯拉夫人、马札儿人和意大利人都涌向这里”有个同时代的记者评论道，“他们说，这个城市已没有一滴德国血液了。”
城内有一波希米亚剧场，一家意大利歌剧院；有法国的歌星，也有波兰人的俱乐部；在某些咖啡馆里，你会读到捷克文、斯拉夫文、波兰文和匈牙利文的报纸——就是没有德文的。你可能“是个纯血统的德国人，但你的妻子可能是加里西亚人或波兰人，厨师是波希米亚人，保姆是伊士特里亚人或达尔马西亚人，男仆是塞尔维亚人，车夫是斯拉夫人，理发师是马札儿人，老师是法国人……不是的，维也纳不是德国城市。”
那些像阿道夫一样，离开了奥地利其它城市和乡村来到维也纳的人们，尽管，也许是因为，它有着令人不安的矛盾，竟也拜倒在它的魔力之下。维也纳是个魅力和平民窟混杂的城市；既具有铁一般的传统习惯，又有知识分子们激进的试验；既有思想自由，又有强烈的民族偏见。阿道夫虽然被吸进了闪闪发光的维也纳，但是，随着时光的流逝和成功希望的破灭，“这个值得怀疑的、魔术般的民族熔炉”（他后来这样描述它）也开始使他反感了。
他和库比席克常常空着肚子走出斯通帕加斯那间房子，穿过居住着中产阶级的昏暗的街道，走向“辉煌的大楼和华丽的旅馆林立、门前还站着衣着炫眼的仆人的”市中心。阿道夫变得越来越叛逆，常常没完没了地诅咒由不劳而获的财富所表现出来的缺乏正义的社会。比饥饿更令他讨厌的是到处爬满臭虫的斯通帕加斯那间房子。库比席克回忆说，希特勒“对与身体疾病有关的东西尤其敏感。”
他对维也纳的这种感情并不是独一无二的。“维也纳既给人们提供取得最高成就的巨大潜力，同时又具有阻碍实现这些成就的最顽固的反抗力。在这种奇特理智环境下成长的杰出人物，一旦成名，也就在对维也纳爱恨交织的辩证的混合体中生活。”
这段话是布鲁诺·华尔特在自己的自传中写到马勒时说的。在此后５年内，希特勒几乎每月都要看一次马勒的鼓舞人心的作品《崔斯坦》这部作名由罗勒配上鲜明的彩色布景——橙色的、紫色的和灰色的。总而言之，在维也纳居住的都是些爱鸣不平者，他们有专门攻击杰出公民的传统。
他们嘲笑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学，嘲笑阿诺尔德·施恩伯格的声学太现代化，嘲笑奥斯卡·科科契卡的色彩太鲜艳，对霍夫曼斯达尔和施尼茨勒的作品，他们也觉得该批评的东西太多。
年轻的希特勒，时而如痴如醉，时而愤俗疾世，常常想方设法打探这座表面华丽的城市的罪恶。库比席克把希特勒看成是有社会良知的病态伤感者。据他说，希特勒自我教育的计划是极不稳定的。他会跑到梅德林区去“研究”工人的住宅；也会去林格大街和邻近地区考察，一去就是几小时。回到又脏又小的房内后，他便为首都重新设计。这个青年既是市政计划者，又是建筑师。他一边在门与大钢琴间的过道上来回踱步，一边又强迫库比席克听他没完没了地讲解“谨慎的计划”有一回，他一连失踪３天。回来后，他宣布“住宅区应该铲除”并连夜设计工人模范村。
晚间，唯一的光源是一盏煤油灯。他常在桌旁坐至深夜，在摇曳不定的灯光下写东西。出于好奇，库比席克问他在干什么，希特勒便把书写潦草的几页纸递给他：后景是“圣山”；前景是一块巨大的祭祀石板，四周长满了橡树；两名身强力壮的武士同执一头黑牛，将庞大的牛头按倒在石板的空处。笔直地站立在他们身后的是身穿黑袍的技师。他手执大刀，并将用此刀斩牛头。周围站着许多长着大胡子的人，他们手执长矛，依着盾牌，全神贯注地看着。
库比席克摸不着头脑。希特勒解释说这是话剧。他激动地将基督教传至巴伐利亚时的情景描述了一番——山里人不愿接受新的信仰，决心要杀掉传教士。这出话剧恐怕压根儿就没写完，而其它呢——例如写画家穆利洛品舞剧——有的只有构思，有的刚刚刚开始，情节也多数取自日耳曼人的神话或历史。阿道夫有时会写到黎明，把写好的稿子扔到库斯特尔的床上，或朗读一两页。演出这些戏需要花费巨金，因为它们的场景从天堂排到地狱。库斯特尔建议他写些简单点的东西——例如，写一部不矫饰的喜剧。这个形容词激怒了希特勒，于是，他便把心思转到一项更雄心勃勃的项目上去。
这件事是库比席克无意中提到另一件事后引起的。库比席克说，瓦格纳死后，在整理他的文件时，发现了他写的关于维兰和史密斯的音乐剧的提纲。
次日中午，库比席克吃完午饭回来，发现希特勒坐在钢琴旁。“我要把维兰写成一部音乐剧。”
他说。阿道夫计划将音乐剧写成后，用钢琴弹给库斯特尔听，让他把“写成的曲谱，作必要的修改，再写出总评。”
数晚后，希特勒把前奏曲弹出来，焦急地等待着库斯特尔的意见。库比席克觉得，这是瓦格纳的二等货，但基本的主题是好的，并主动提出将它写成诗的格式。希特勒对他的朋友所作的修改不满，便日以继夜地继续谱曲，还设计场景和服装，甚至还用木炭将主人公画了出来。晚间阿道夫一边写歌词，一边注意库比席克，一发现他在作曲时打瞌睡，便把他弄醒，小声地——因为是在深夜——朗读他的手稿。然而，过了几星期，希特勒把歌剧一事束之高阁，这也许是因为有某些事情要他去处理，或者是因为创作的烈焰业已熄灭。对此未竟之事业，他初时很少谈到，后来便索性闭口不提了。
那年春天，库比席克回家度复活节。他写信回来说，他患了角膜炎，大概是因为在煤油灯下用功过度之故，他还说，回到维斯巴诺夫后，他也许要戴眼镜了。对阿道夫说来，复活节那个星期天，既乏味又孤单。那年（１９０８）的复活节是４月１９日，即他１９岁生日的前一天。在给库斯特尔的复信中，希特勒显得心情沉重，但又有幽默感：“听到你双眼要失明的消息，本人满腹哀愁，使弹错的音键会越来越多，你也会读错音符，最终变成瞎子，而我则变成聋子。呸！”
在林嗣的农村住了些日子后，库斯特尔觉得，斯通帕加斯的那间屋子，好像变得越来越黯淡无光了。他劝说希特勒到乡间去旅行。在温和的春光中，他们在“维也纳森林”里度过了几个星期天，还坐着汽轮沿多瑙河顺水而下。一般人认为，在这样的季节里，年轻人往往会思情怀春，但在他们的生活中，性却起着很小的作用。在散步时，姑娘们常狡猾地向他们递送秋波。起初，库比席克还以为秋波是递给他的，后来他很快发现，她们的目标是阿道夫，他冷冷地置她们的目邀于不顾。他们没有与女人发生性行为，但晚间却谈论女人，爱情和婚姻，一谈就是几小时。当然，与通常一样，谈话总被阿道夫垄断。他一再坚持说，他必须保持“生命的火焰”的纯洁性，就是说，他认为——根据他之天主教的教养——不论是男人还是女人，在结婚前都得保持肉体和灵魂的贞洁，只有这样才能为民族繁殖健康的后代。
然而，性的黑暗面却也常常萦绕在他心头。他会“一小时一小时地”谈论“堕落的（性）风俗”他猛烈攻击娼妓，不但谴责妓女和她们的“顾客”而且也谴责社会。对此，他几乎着了迷。一天晚上，在看完常迭金特的《春天的觉醒》后，他抓住库斯特尔的胳膊说：“咱们一定要去看一次‘罪恶的阴沟’。”
于是，他们转身沿着一条又窄又黑的小街走去——那是施皮特尔伯格街。街道两旁是一排排小屋，室内灯火通明，连里面的姑娘都可以看得清清楚楚。“姑娘们坐在屋里，衣着不整，并且穿得很少”库比席克回忆说，“有的在涂脂抹粉，有的在梳头，有的在照镜子，但她们无时不在注意街上走过的男人。”
偶尔也会有个把男人在房前止步，与姑娘说上一两句话——然后，灯火便灭了。当他俩走到小街的尽头时，转过脸来又久久地看着这一可怕的情景。回房后，阿道夫又对娼妓问题大发议论，“冷漠而客观，似乎与肺痨作斗争与否，将之焚毁与否，是他个人的态度问题。”
在竞试中，库斯特尔成绩优异，期终音乐会还由他指挥。
他作的歌有三首得到演唱，弦乐六重奏作品有两乐章得到演奏。在演员休息室里，阿道夫骄傲地站在他身旁。向他道贺的不但有指挥学校的校长，还有音乐学院的院长。
７月上旬，库斯特尔该回林嗣去了。他要回去与父母一起消夏，待秋天再回来，但他坚持要付一半房租。关于自己的计划，希特勒只字未提；而当库斯特尔立誓要当维也纳交响乐团的一名提琴手以便支付高于一半的房租时，希特勒勃然大怒。善于忍让的库斯特尔，因为早已习惯了阿道夫的坏脾气，且仍陶醉在自己的成功中，对此也未表现不悦。在维斯巴诺夫车站，阿道夫“一百次”告诉他，自己孤零零地住在斯通帕加斯将会多么无聊，未明显地动情（“他越受感动，便变得越冷静沉着”之后，他突然表现特殊：他使劲地抓住库比席克的双手，然后头也不回地匆匆走了。
在林嗣，库斯特尔给希特勒写了一张明信片和一封信。他也收到一封回信，说希特勒”工作一直很努力，经常干到凌晨两三点钟。”
阿道夫答应，在去希皮塔耳度假前再给他写信，还试探着说：“如我姐姐前来，我就不去了。”
他大概是指安吉拉，因为她与她丈夫在他的生活中占有极重要的地位。两星期过去了，但阿道夫一个字也没写。到了７月２０日左右，信终于到了。从信里说的和没说的来看，希特勒的生活是很奇特而孤单的：亲爱的朋友：你也许已经猜到我许久没给你写信的原因。回答很简单：我想不出有什么可告诉你的，也想不出你对什么会有兴趣。我仍在维也纳，不打算走了。这里只有我一人，因为查克雷斯在她兄弟家。我过的是隐居者的生活，但过得相当不错。我所担心的只有一件事：我早晨起床，历来都是靠查克雷斯太太叫的。为了工作，我早已习惯早起，现在呢，我得自己管自己了。林嗣没有什么消息吗？
他要库斯特尔给他寄一份林嗣指南和多瑙河轮船时刻表来。……否则，我便什么消息也听不到了，今天早晨，我抓到一长串臭虫，它们在“我的”血中游泳淹死了。现在呢，我的牙齿“热”得打颤。我觉得，像今年夏天这样冷的天气是罕见的。
当月，他就住在那间空气沉闷、满是臭虫的房子里。８月，他再次给库比席克写信说，他的生活依然乏味。信中，与通常一样，充满了自怜。尽管满是语法和平写错误，在不爱挑剔的库比席克看来，这封信“写得很漂亮”——“也许是他写给我的所有信中最有内容的一封。”
确实有内容，也富于感情，一开头便称“好友！”
首先，他请求库比席克原谅，因为最近没给他写信。没写信，“是有正当，或者说，不正当的理由的。我想不出有什么消息可写的。现在，我突然给你写信，这本身恰恰说明，为了找几件消息来向你报告，我花了很长的时间去找。现在，我写了。”
他将房东老太太收到房租后的感谢转达给了他。希特勒粗枝大叶地将她称为“查凯斯”和“查克莱斯”虽然在前一封信里他未将她的名字拼错。他透露说，他“患了支气管炎”刚刚康复；还拿天气开心——“眼下天气良好，就是说，大雨滂沱。在天气酷热的今年，这真是谢天谢地了。”
他注意到，林嗣的当局不是去重建剧场（是他喜欢的工程项目之一）而是决定“将破烂的房子重新修补，”
他攻击说，他们“要是有修剧场的想法，河马都会拉小提琴了。”
希特勒透露，他将离开维也纳去希皮塔耳，“可能星期六或星期天就走。”
到８月底，他已在乡间呼吸该村的新鲜空气了。除此之外，可供欣赏的东西就没什么了。不断增加的压力气使他改变在维也纳的生活方式；这次呢，压力来自约翰娜婶婶。但是，保拉回忆说，”
最后一次劝他当官的尝试也归徒然。”
甚至连保拉也显示出生大哥的气的迹象。此时，保拉已１２岁，对大哥的劝告反感，包括他给她开列的书单（其中包括《唐·吉诃德》是他从维也纳寄给她的）“自然，他是我大哥，我只是内心反抗他，外表上还要服从于他。事实上，我们是兄妹，虽然常常吵架，但还是互敬互爱的，不过，生活在一起时，互相都把对方的乐趣破坏了。”
兄弟姐妹之情是有的，但彼此间了解肤浅，也没有多少共同爱好。先前与安吉拉和小阿洛伊斯是这样，现在与保拉也是如此。那年夏天发生在希皮塔耳的不愉快的事情标志着希特勒的青春期的结束。家人劝他考虑一个比较实际的职业，遭到他的拒绝，这就使他断绝了与家人的关系。此后，给他的童年带来诸多欢乐的希皮塔耳，便不再是他的安全所了。他第四次去了维也纳，这一次是真正按自己的意志行事。
９月中，希特勒再次申请进艺术学院。然而，他所呈交的画，这一年来孤军奋战的劳动成果，却被人不屑一顾，连考试都不准他参加。第二次遭拒绝所带来的打击，使他面临着能否生存下去的问题。他所居住的斯通帕加斯的那间房子，很可能已耗尽了他所继承的财产。即使他也分得了一份母亲的遗产——这是值得怀疑的——那也不够维持他在维也纳再住一年的费用。他的第一个选择是另租一间较便宜的房子。１１月中旬，他通知查克雷斯退房，付清了当月他应付的一份房租。尽管他等候了库比席克片刻，但最后连一张条子也没留便搬进了座落在维斯巴诺夫另一端的一座阴暗的大楼内——地点在费尔伯大街，大楼俯瞰铁路场。
１１月１８日，他到警察局登记了新住址（这是奥地利和德国的规矩，搬家需登记）所填职业是“学生”而不是“画家”几天后，库比席克来到维也纳。在希皮塔耳时，希特勒曾寄明信片一张给库比席克，上边只有一句话：“为你之命名日特致最良好的祝愿。”
虽然此后库比席克未曾收到信，由于他已习惯了希特勒的长时间沉默，抵达维也纳时，他还以为希特勒会到月台上来接他。但月台上根本就没有什么希特勒，在检查了自己的沉重的箱子后，他便匆忙赶到斯通帕加斯２９号。他不明白，希特勒搬了家为何连一张条子也不留。他将自己的新地址交给了查克雷斯太太。时间一星期一星期地过去，但希特勒仍只字不来。库比席克不解。是否得罪了他，而自己又一无所知，分别时，他们是好朋友呀，而后来的信也没有冷淡之感。
再次去林嗣时，库比席克见了阿道夫的姐姐，他向安吉拉要希特勒在维也纳的新地址，她粗暴地说她不知道，他没给她写信。接着，她便批评库比席克，说她弟弟逃离现实也有他一份责任。他“强硬地”为他的朋友辩护，认为她只不过是鹦鹉学舌，重复里奥的意思而已。两人话不投机，库比席克转身便走。
阿道夫与库比席克割断了关系，连一切会引起他想起林嗣和家乡的事物也一概不理。他对库比席克的感情并不像库比席克对他的那样强烈；就希特勒而言，他们的关系已告一段落——至少是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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